政治与民主制度论文

摘要：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范式，在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诸多批评。文中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该理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治与民主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政治与民主制度论文 篇1：

协商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摘　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要新概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战略谋划。协商民主的概念虽然提出于西方，但在涵义上与中国政治协商相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有着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世界经验的价值。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更大优势在协商而不在选举。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系统构造，其深刻性在于将协商民主从社会覆盖、工作向度、普遍要求和运作规范等方面得到提升，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窄渠道、小口径的实践形式，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具有全方位的制度系统和工作机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形式载体，其政治生活的覆盖面、民意吸纳的包容性、参与范围的广泛性，需要得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形成规范运作的机制。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在获得经济腾飞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方面的进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关系到既有的成果巩固，更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开拓。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谋划和布局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突出的亮点，值得关注。

一、“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关于政治发展战略谋划的新提法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阐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专门有一点讲“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他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26。在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明确使用“协商民主”并将它与制度相联系还是首次，意义十分重要。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个词是个舶来品。首先创造“协商民主”概念的是西方学者。20世纪后期，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者针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自由主义理论在价值取向上的缺陷，围绕“对话”、“审议”、“辩论”、“沟通”等话题的讨论，形成了协商民主的观点。第一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概念，始于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发表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接着，法国学者伯纳德·曼宁和美国学者乔舒亚·科恩等人加入协商民主的讨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圣路易大学教授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主编出版了《协商民主》一书。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著名的领军学者，都纷纷加入协商民主问题研究的阵营，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著名哲学家于根·哈贝马斯等一批学者，都成为协商民主研究的积极倡导者。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在21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中央编译局陈家刚研究员是国内最早关注协商民主问题的学者，他出版的译作和研究成果，为推动国内协商民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协商民主也很快被用于中国的政治分析中，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

舶来的协商民主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政治中很早就有民主协商的传统。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意就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商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建设的方案。虽然这次政治协商最后夭折，但以协商进行政治沟通则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仍然采取了民主协商的方式，通过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策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收获了协商民主的成果。所以，中国人很熟悉“政治协商”这个词，而且也始终是将政治协商作为民主实践来认识的。中国的经验表明，尽管政治协商制度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段时间里受到过曲折和破坏，但对它具有的民主意义却从来没有否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得到保留和坚持。

诚然，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已实践的“政治协商”有较大的差别。国内一些学者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协商民主的概念机械地套用到中国政治分析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似乎不必拘泥于概念的词语表述，而主要应注重其内容与涵义。不同民族无疑存在文化以及传统上的差异，话语表达习惯上的不同并不重要，因此，协商民主概念上的语境差异并不构成人们对处置政治关系经验理解的妨碍。换句话说，不管是中国人先采取政治协商的实践，还是西方人先使用“协商民主”的概念，词语的发明权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者在民主实践涵义上的共通性。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概念，这就意味着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也具有普适的共同性，人类用于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民主实践同样如此。从这个意思上说，我们可以忽略“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两个概念的语境差别，在民主实践的涵义上寻找共同性。

改革开放后，在重新恢复政治协商制度的时候，邓小平就将它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加以论述。他指出：“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2］369。以民主形式定位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1991年3月，江泽民在论述我国民主建设时第一次作出了“两种民主形式”的崭新概括，他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2］505。2004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对两种民主形式的表述作了重要修改，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代替了原先“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的表述。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文件和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几乎都没有明确使用“协商民主”的提法。唯一例外的是2007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该白皮书中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这里，采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概括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现状，简洁明了，具有指导性。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就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加深了理解，丰富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党中央报告的形式正式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反映了理论深入研究的成果，而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战略谋划的新思路。从表述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概括，代替了此前限于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表述，虽然意思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更加鲜明，更具有意义。它表明，我国实践的协商民主不仅具有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特性，而且也有着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世界经验的价值。

二、协商民主资源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优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势是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才开始显示出来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最为挣扎的事情就是政治发展长期处于窘境之中。当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解体崩溃之后，中国政治发展呈现的是一幅不可名状的混乱局面。中华民国初年的议会贿选、北洋军阀统治的权势倾轧、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专制独裁，使从西方搬来的政治制度不断地被军阀混战、政客相争、结党营私所绑架，导致中国政治始终被笼罩在黑暗污浊之下。实践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社会的衰败固然为生产力落后所致，但同时也与政治发展的失败有关。中国政治发展面貌的“焕然一新”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优势的显露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

社会主义赋予政治发展的制度优势集中表现为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实践路轨。尽管由于领导机制不健全、实践经验不丰富以及制度本身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也遭遇了各种曲折，留下了惨痛教训，但这并不能构成否定政治发展总体进步和主流健康的客观事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时代潮流的驱动和国内变化的推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更是显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于政治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立足点。从人民主体地位的角度出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础。通过这两项政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以不同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努力追求实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一致、重大决策与人民意愿相符合的目标。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人民主体地位的强弱、人民利益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取决于这两项政治制度为人民提供民主实践平台的深浅。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资源集中在这两项制度上，充分挖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资源，充分发挥好这两项政治制度的功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优势所在。

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紧密相关，虽然前者以“根本政治制度”定位，后者以“基本政治制度”定位，但它们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是因为它体现人民在国家大政方针决策上的权力（Power）角色；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是因为它体现人民在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上的权利（Right）角色。这两项政治制度的区别只限于形式，就民主价值而言并无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之分。在社会主义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体两翼，协商民主的地位不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因此，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Power的角色还是Right的角色，民主的主体都是人民。由此而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资源。

选举民主的行使方式是表决、投票，协商民主的行使方式是沟通、磋商；选举表现的是刚性民主，协商表现的是柔性民主；选举民主目的是将民意落实到国家大政方针决策之时，协商民主目的是将社情民意表达反映到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之前；选举民主注重政治结果，协商民主注重政治过程；选举民主一般有授权关系，协商民主不存在授权关系。这些特点上的区别是民主实现形式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选举与协商两种形式各自具有的方法、路径和作用，都承载着实现民主的任务。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主的丰富性需要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民主实现形式愈多样民主就愈广泛。这就是“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的道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西方近代民主发展进路确实有偏重选举的单向独径的局限，协商民主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包含弥补选举民主缺憾的价值。国内一些学者研究成果中有两个看法：一是认为西方学者意识到选举民主存在不足，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便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重视公民对话；二是认为西方民主严格地说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范畴，尚未进入实践操作和制度规范的层面。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发展进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选举民主的单一形式，制度界面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敞开了选举民主之外的另一扇大门。由此而言，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优势，不能离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形式积聚着民主的巨大能量，贮藏着民主的丰富资源。

需要指出，协商民主尽管在我国已经有长期的实践，但它的资源挖掘和功能展示还远远不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世界政治发展到今天，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具有普遍共识的经验认知。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选举民主，最早起始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苏维埃区域的实践，正式和全面实行于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载体”［3］224。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和政体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3］26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能在本质上相混淆。这就是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不完全是一回事。然而，就以选举表现的民主形式而言，它们又同属于一种政治类型，即以授权委托的方式推选产生代表行使民主权力，政治类型都是间接民主。因此，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在制度上的差别在本质而不在形式。协商民主不具有授权委托的特点，它在社情民意表达上具有更加便捷、更加灵活、更加直接的优势。胡锦涛在论述人民政协的特点时指出：“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吸收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参与国事。它实行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尊重多数、照顾少数，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它有利于形成融洽和谐、生动活泼的局面”［3］339。这些特点构成了突破选举民主局限的优势，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协商民主是极其丰富的政治资源。

协商民主的中国经验表明，“人民政协这一中国特色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既顺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这两种资源的民主能量，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不断发展所必须。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更大优势在协商而不在选举，因为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包容性、直接性的优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盘活政治资源。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系统构造

认识和把握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思想，必须加深对制度系统构造的理解。研究协商民主有多维的视角，学者理解协商民主也有各种不同的阐述。综合查阅的资料，各种阐述中以陈家刚研究员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协商民主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二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三是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5］。这里，三种形式的协商民主都与公民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由此，将它们提升为一种制度系统就十分必要了。

我国实践已久的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协商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1］26。这就很明确地将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因此，它已经确立了制度界面协商民主的地位。在协商民主制度的系统构造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丰富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将协商民主作为制度加以定位，当然不能只局限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层面的理解。从党的十八大报告论述的思想看，协商民主的精神和范围大大超出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报告指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26。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将协商民主从社会覆盖、工作向度、普遍要求和运作规范等方面加以提升，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单向度和小口径的实践形式，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具有全方位的工作机制。在社会层面上，协商民主不仅内容要广泛、层次须多样，而且必须以制度为基础。广泛是面，层次是点，制度是根，协商民主的发展统一于这三个要求。党的十八大对协商民主思想的认识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从制度的系统构造认识协商民主，其价值在于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其实，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核心都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使公民成为主角，使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权利得到保障。基于公民政治参与角度的理解，协商民主的价值表现在公民介入范围的大小。协商民主愈广泛，覆盖层次愈全面，政治层面表现的民主价值就愈高。在健全的协商民主制度下，公民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表达需要畅通渠道。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区域合作、公共政策、劳资关系、社区生活以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协商。改革开放实践中，除了人民政协在制度界面开展的政治协商外，诸如各种听证会、工资集体协商、民主恳谈会等形式发展起来的协商形式，已经初步显示出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价值。据人民日报刊载的信息，截止2011年底我国25个省份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80%以上，25个省（区、市）出台了集体合同条例或办法，6个省（区、市）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条例［6］。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就是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着力从系统构造上打造协商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和协调性。

从制度的系统构造认识协商民主，必须重视民主的协商是否在各个层面形成相互衔接。作为系统化的制度，协商的民主价值在于使社情民意的表达产生实际的影响。“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是党中央一贯强调的精神。就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言，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是增强民主协商有效性的基本要求。就社会层面的协商而言，包容异见、广泛协商、广纳群言，是增强协商民主有效性的基本要求。衡量协商民主是否有效、是否真实，关键是看协商过程中的社情民意表达是否产生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不仅表现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作用合力，而且也表现为各种形式协商民主的意见共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的协商民主与社会层面进行的协商民主，既应该遵循各自的制度规范，又需要形成相互的联动关系。协商民主的有效不在于一切诉求和意愿都能够得到满足，而在于各种诉求和意愿都可以受到重视；协商民主的真实也不在于公民政治参与表达了什么，而在于社情民意是否原原本本。因此，协商民主在一个完整的制度系统内开展，只有相互之间形成衔接和互动，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形式载体，其政治生活的覆盖面、民意吸纳的包容性、参与范围的广泛性，需要得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形成规范运作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使矛盾的发生呈纷繁复杂情况，而民主发展潮流又不断地增强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诸多事实表明，日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意愿已经构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打造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必须提到工作议程上来。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出发，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还有宽阔的创新空间。首先，政治层面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在这项制度的运作必须随着政治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不断创新，切实提高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的质量，使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命力得到更强劲的体现。其次，社会层面上企业、社区、团体、群众等各种类型的协商民主必须大力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指的就是社会层面的协商民主。相对而言，我国制度界面上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已经比较成熟，而社会层面的协商民主建设还刚刚起步，基层许多领域的协商民主距离制度化的要求还很远，这方面的制度创新工作繁重、任务艰巨。努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健康发展，关乎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只有大力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才能保证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走得更有自信和更加坚定。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8.

［5］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3）：54-55.

［6］潘　跃.25省份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超八成［N］.人民日报，2012-11-30（6）.

责任编辑　任浩明

作者：齐卫平

政治与民主制度论文 篇2：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评述

摘 要：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范式，在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诸多批评。文中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该理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启示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先由德国政治学家布隆赤里提出来的，在经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古德诺系统发展之后，成为了公共行政学的经典范式。该范式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本文将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内涵、评价以及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内涵

为了获得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准确理解，需要认真研读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两部著作。两位学者在其著作中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了较清晰地阐述该理论，现对两位学者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进行比较。

1.在政治与行政分离上，威尔逊认为，行政与政治是有区别的。行政管理专属的领域是置身于政治范围之外的。“政治是在重大而且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治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1]12古德诺的观点与威尔逊的类似。他认为，“在所有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机关都用它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中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分别就是：政治与行政。”[2]12-13换句话说，政治就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就是国家意志的执行。

2.在政治与行政的联系上，威尔逊认为，政治与行政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行政管理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超越纯粹技术细节的，与政治中的基本原则、永恒真理息息相关。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上光辉在于他系统探讨了政治与行政的协调问题。他认为，“政治的功能一方面主要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其次又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因为在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即在法律的制定和贯彻之间，必须存在协调。”[2]21他对政治与行政取得协调的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定制度，二是法外调节，即政党。

3.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上，威尔逊主张，“行政官员在为了完成其任务而选择手段时，应该有而且也的确有他自己的意志，他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一种纯粹被动的工作。”[1]13换言之，行政官员在执行政策时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并非完全听从于政治家的意志。而古德诺认为，“执行表达国家意志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机构活跃的首创精神。”[1]11此观点与威尔逊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4.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原因上，威尔逊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在于使“干净”行政学从肮脏腐败的“政治操纵”中独立出来，以使行政学能够摆脱从属婢女地位，为政府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使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而古德诺反对孟德斯鸠所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在政府功能和机构上的分立，认为把每一种功能分派给一个分立的机构去行使是不可能的，实际的政治运行要求政治与行政取得协调。他主张政治与行政只能在功能上分立而不是在政府机构上分立。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古德诺他们并非主张政治与行政绝对分离，他们在论述政治与行政分离时，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如果说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有人曾宣扬政治与行政绝对的分离，那么这个人当属官僚制理论创始人——马克斯·韦伯。韦伯可以说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行政人员是中立的、匿名的，而且毫无自主性可言，他们只负责执行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无需对政策执行结果承担责任。

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评价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它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评论一种理论的时候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样，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也不例外。

1.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威尔逊等人在当时提出该理论绝非偶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原因。在当时的美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多样，这就要求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然而，政府依然采用简单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处理方式不够科学，这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可以这样说，是时代在呼唤一门行政科学。另外，在西方多党制条件下，各政党为竞选而动用各种手段，在竞选成功之后根据每人在竞选中的功劳大小把政府官职分给贡献者。这种“政党分肥制”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为了保证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需要将政治与行政进行分离。

2.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价值。从理论上看，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廓清了行政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使行政学离开了政治学母亲的怀抱，迈出了独立发展的步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尔逊才被后人誉为行政学的开山鼻祖。从实践上看，该理论有利于国家意志的执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威尔逊提出的“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较，贯彻一部宪法变得愈来愈困难了”[1]的问题。在理论指导下，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这使文官专注于行政事务，这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并有效地减少了政党分肥制对政府管理的危害，进而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3.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很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批判。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批判的是政治与行政二者的绝对分离。之所以后来的学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政治与行政二者的绝对分离，依笔者之观察，原因在于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很容易让人产生理论误解，加之韦伯在其官僚制理论中将该理论贯彻得淋漓尽致。如前所述，威尔逊和古德诺在论述政治与行政分离的时候也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后来的学者产生的理论误解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韦伯。

行政学家彼得斯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有过这样的评论：行政与政策并非是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它们确实是相互关联的。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讲，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行政体系确实在制定政策，尽管这些与立法部门和执行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书面和公开颁布形式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行政人员制定的操作规则，比起那些正式公开颁布的规则来说，对个体的实际影响更大[2]25。像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院长保罗·阿普尔比这样的另一些人甚至更为简要地说：“公共行政就是政策制定。”[3]政治与行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倡导绝对的分离只能是陷入政治浪漫主义的泥潭。国家意志表达出来之后并不必然地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就需要对执行进行适度控制，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只能是相对。

三、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启示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产生于西方之土壤，虽然它不具有普适性，但是该理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

1.处理好党、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行政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适时跟进。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那么行政体制改革将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在于处理好党、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人大、政府、司法的具体分工，可以概括为：在党的领导下，人大聚合和表达民意，界定正义；政府执行民意，实现正义；司法扶归民意，矫正正义。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而在现实中，在重大决策上，先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然后再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党通过人大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这种体制的好处就是保证了政治的统一与协调，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在国家意志表达的过程中，人大的法定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及其代表参与的程度及发挥的作用是很低的。这与宪政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好地发挥人大在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惜民力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另外，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邓小平曾提出党政分开的问题，他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要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党的作用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它只行使法定的权力，而不能侵犯政府的权力。然而，现实中的党政关系却不能让人满意。典型的表现就是党和政府两者的权力和责任是不对等的。具体说来，政府的权力小于责任，而党的权力却大于责任。我们可以从问责制的实施情况来分析，在重大事故发生后，政府首长引咎辞职，而不追究同级党委的责任，这样的问责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威慑性不强。为扭转上述不合理的局面，应把属于政府的权力还给政府，党只行使其应有的权力，使两者的权责对等，需要通过宪法来明确两者的权责范围，实行法律分权制，以此来厘清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而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威尔逊和古德诺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论述，的确，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中，行政权对公民的影响最大，为了确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就需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控制和监督。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历史的经历给我国行政文化打上了深深地“人治”烙印。可以说，我国行政文化总体上是伦理型的，重人治而轻法治。在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中，不难发现人治的痕迹。我们在马路上时常见到行政执法人员对小商小贩大打出手，而非依法行事。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并严格依法办事，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4日开始实施《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该规定开创了我国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先河。另外，我们需要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使其牢固树立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理念，合理合法有效地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

3.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追求。在威尔逊和古德诺等学者所倡导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追求过于关注经济和效率，而对民主等宪政价值重视不够。而公共行政学的灵魂在于价值追求，在于它的公共性。可以说，传统公共行政学只注重了“行政”方面，而对“公共”方面关注不够。因为行政的价值追求在于效率和经济，而公共的价值追求则是公平和民主。这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在我国公共行政学在建设与发展中，要想摆脱身份认同危机，就要搞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搞好经济与民主的平衡。在当前我国转型时期，在改革攻坚阶段，各种矛盾比较突出，如何处理好公平问题以促进社会和谐值得每一位国人深思。而公共行政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着自身优势，因此，在发展公共行政学时一定要高举民主和公平的旗帜，使公共行政学实至名归，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美]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何霞

政治与民主制度论文 篇3：

议会主权与公共舆论

戴雪（Albert Venn Dicey）是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其著作《英宪精义》已成为论述英国宪法的经典著作。一八三五年戴雪生于英格兰北安普敦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戴雪家族发迹于十八世纪初期，也就是英国光荣革命后宪政秩序逐渐趋于稳定的时期。一七二零年，威廉·戴雪创办《北安普敦报》（Northampton Mercury），这份报纸随着英国政治与报纸舆论界的不断开放而得到发展，也因此奠定了戴雪家族的基业。一八一一年，戴雪的父亲托马斯·戴雪娶了安妮·斯蒂芬（Anne Mary Stephen）为妻。通过这次联姻，戴雪家族遂与英国著名的福音派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联合，这一结合也是戴雪家族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福音派的结合。戴雪便诞生于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知识贵族家庭。十七岁之前，戴雪一直在家接受教育，戴雪的母亲教授他法语与德语，还教授他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古典作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戴雪日后的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戴雪晚年曾写道：“在我的一生以及我所写的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杰出的、了不起的东西；我完全清楚，我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那些曾经吸引过我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必然结果。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善良而理智的人，父亲是热忱的辉格党人，母亲是真挚但并不狂热的福音派。”

一八五四年戴雪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在贝利奥尔学习期间，约翰·穆勒的著作与影响处于鼎盛时期，戴雪也深受其影响，“在牛津，我们囫囵吞枣地啃下了穆勒，直到一八六零年之前，他都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我属于穆勒缔造的思想学派”。但是，对于穆勒思想中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倾向，戴雪丝毫都不赞同，这点也体现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此书中译本《公共舆论的力量—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中对穆勒的批判之上。“穆勒至死都是个功利主义者，但功利主义本身在他手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功利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本身是自利的信条，但在穆勒手中却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概念，并且从功利主义教导的每个人都必须追求自己幸福的原则中竟然推导出如下结论，即任何有英雄主义形象的好人都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完全牺牲自己的幸福。……他易受一切仁慈宽厚的情感的影响，连同他对同情的强烈渴望和欣赏，所有这些使他仅仅通过自己的著作就不仅成为大部分英国人众所周知的作者，而且甚至成为他们的死人朋友一般。”（《法律与公共舆论》，麦克米兰，一九一四年版，430—432页）在大学期间，戴雪就已经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坚定信徒。在大学期间，他还同一帮朋友创建了“经典作家协会”（Old Mortality Society），这个协会的会员包括詹姆斯·布赖斯、T.H.格林、T.E.霍兰等人。协会的成员经常一起阅读、讨论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例如戴雪就曾撰文论述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柏拉图的著作，同时还讨论一些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例如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路易·拿破仑和美国南北战争。对于这些时事，戴雪都是从边沁功利主义以及主权性立法者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十七世纪的政治哲学通过自然状态确立了个人针对政府或确切说是王权政府的独立地位。这种独立的地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它实质的要求是必须保证每一个人在政治上都能获得一份权利。政治统治的权力必须来自个人，个人的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权利都是这种实质要求的基础，尽管在当时这里所谓的“个人”更多地仅仅指拥有大量财产的贵族寡头。无论是否在为辉格党人辩护，洛克的《政府论》都总结并重申了英国人视为常识的一些主张。在政治权力来源这点上，任何关于父权制的社会或历史的叙述除了在雅各宾党人中都找不到任何市场。蒙塔古写道：“十八世纪是在精神上反对正统的原罪教旨，在现实生活中反对政治制度中比比皆是的愚蠢和粗暴的时代。美化自然人是十八世纪流行的谬误。”在这个时代，个人主义是强健有力的，父权制找不到任何通过社会或历史的论证成为一种政治主张。自然人是十八世纪的精神，鲁滨孙是这一精神的典型形象。英国人也确实依靠着鲁滨孙所体现出的独立、勇敢不羁精神征服了世界，并实际上有意无意中缔造了一个帝国。

相对于十七、十八世纪独立勇敢、理性计算的时代而言，十九世纪的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充满了矛盾与反讽。她曾经借着十八世纪精神的力量一举登上历史的顶峰，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但衰落得又是那么迅速与莫名。“第一个工业国家为世界呈上了令人瞩目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公众实验，其成功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这个星期二让实验戛然而止。”（《十九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哈维、马修著，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331页）

十九世纪英国最鼎盛时期就是倡导自由贸易与世界和平的时期。而一旦经济上的原因导致的一系列境况迫使好战的帝国情绪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那么，事实上英国这个所谓的帝国也就如落日般沉下去了。与其说这是评论，不如说是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列颠的和平”从一开始便是以商业贸易为目的而取得的，正如柏克所言，这个帝国似乎是英国人不经意间获得的，开创出这个帝国的是无数勇敢的商人冒险家。这些商人冒险家离开家园走向遥远的异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压迫权力的厌恶，追求自由的激情是他们的主要情感。因而，当由此形成的所谓帝国，一旦需要某种统治时，它在内政上便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战争艺术在商业发展与帝国取得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这种尴尬如果放在十九世纪就更加显眼。

不列颠自由帝国中，自由与帝国统治的内在紧张关系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关于自治殖民地治理、爱尔兰自治等问题的争论上，也体现在《英宪精义》关于议会主权的论述中。戴雪从历史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证了议会主权是英国宪政的主导性原则，这项原则可以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至少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从历史上看，议会至上理论可以说并非源自任何理论架构，它只是对英国既往政治经验的总结。最经典的议会主权原则由布莱克斯通在一七六五年加以阐发。布莱克斯通的议会至上理论综合了爱德华·柯克爵士的普通法理论传统，同时又融合了洛克关于立法议会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十八世纪中叶形成的英国重商主义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的最低限度表达。这种理论适用于不列颠更少遭到抵制，因为无论选举权多么狭隘，下议院在某种程度上都代表了不列颠的人民。个体性权利与议会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融贯一体。但是议会主权理论在英属美洲殖民地问题上遭到了挫折。朗福德简洁明了地概括了美洲人民的权利主张同帝国议会主权之间的冲撞：“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十七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十八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十八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的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十八世纪英国》，朗福德著，刘意青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这是美洲的自由与不列颠帝国统治之间冲突的真实写照，在某种程度上，十八世纪的美洲殖民地仍然沉浸在十七世纪英国反对王权专制时代对自由宗教迷狂式的热爱中，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则已经在逐步完善党派政治，并日渐意识到议会主权在母国对殖民地统治中的作用。《英国法释义》的出版标志着“议会主权”已经成为当时英国的一项“政治常识”，它是对既存秩序的完整表述，而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国富论》与《政府片论》则指出了议会主权受挫后，不列颠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发展方向。对边沁来说，布莱克斯通笔下名不副实的主权者可以通过议会改革进行完善。这就使得议会主权理论至少在法律理论上具有一种内在连续性，改革需要做的是将沟通人民主权和议会主权之间的通道打扫得更加顺畅一些。

戴雪论述的议会主权原则承袭布莱克斯通，但就戴雪对于边沁理论的依赖而言，他更多的是依据边沁与奥斯丁的理论。边沁的主权理论针对的是布莱克斯通的政治理论而发，为革新英国的政治张本；奥斯丁主权理论阐发于改革法案时期，其重点在于，议会主权理论不仅为通过议会立法实施普遍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议会主权为通过议会立法实施政治改革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议会改革并不会对英国宪政带来一场革命，通过议会改革能够实现革命所无法达到的全部效果，革命所要求的一切利益都能够通过安全与稳定的议会改革得到实现。

戴雪的“巴力门主权”承袭奥斯丁的主权理论，但不同于奥斯丁的是，戴雪更加强调议会在法律形式上的至尊地位。戴雪写道：“自理论方面观察，巴力门主权的论旨似乎只是要将倭士丁（即奥斯丁—引者注）的主权理论应用于不列颠宪法本身；但一经比较，学者将不免发觉一件难事，即是，倭士丁对于不列颠宪法下之主权所在自有一结论；此结论适与本将所采用其他法律大师之说相违背。诚以若依后者所主张，主权实寄附于‘巴力门’，即君主，贵族院及众民院的集合体；若依前者所主张，主权却寄附于君主，贵族院及众民院或选民。”进而，戴雪将奥斯丁的主权概念与自己的主权概念差别归纳为法律概念与政治概念之间的差别：“是以选民在政治的主权中虽是最有势力的部分，然而法律的主权，除巴力门外，更无别物足以充当。”奥斯丁的法律主权学说引入了选民，用以限制议会之主权，众民院议员是选民的委托人。戴雪认为，虽然奥斯丁“委托人的比拟固然不合于法律的事实；但巴力门在实行时所遇制限正多，故亦不能否认”。在戴雪的宪政理论中，议会主权虽然在理论上是无所不能的，但实际上经常与议会主权所受到的限制是同时存在的，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外部限制之一就是公共舆论。为论证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戴雪引用了休谟的观点：“政府中人了无所有，惟赖好感以扶助自己。由此可得到政治的一句格言，即是：唯有在好感上，政府得以建筑。这句格言实可适用于任何政府；最自由者及最平等者固然应是如此；最专制者及最军阀化者亦应是如此。譬如，埃及的苏丹，或如，罗马的皇帝，平时尽可驱使善良百姓，如牛如马，他们的情感好恶都可不顺；但无论如何，他至少须以人道待遇他的武士或卫队，务有所以得到他们的好感。”同样的引用也出现在《法律与公共舆论》中，戴雪将其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是《英宪精义》与《法律与公共舆论》这两本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政治上的人民主权通过公共舆论对法律上的议会主权形成制约。也正是由于议会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以及公共舆论对其的制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从一六八八年至十九世纪末的漫长历史中，英国能够避免激进革命的同时不断地改良社会与法律。

《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收集了作者的十二次讲座。前三讲一般性地论述了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就十九世纪英国而言，她的立法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戴雪的讲座明确地限定了时间与空间，并非抽象的理论探讨，毋宁是对一段历史的反思。在戴雪看来只有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个国家的法律才会是其公共舆论的反映：“首先在许多国家中，几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公共舆论概念……这些国家中的民众更多的是被习惯影响而非思想。……其次，很多时候法律与制度的改变或革新确实遵从意见而进行，但直到立法改革的思想却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舆论’……而只是少数人或某个恰巧位高权重之个人的信念。……第三，由于缺乏适时恰当地应对不同时代情感的立法性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代表公共舆论。”这三点可归纳为社会开明、民主政治以及名副其实的议会制。十九世纪，除了英国很难再找出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因此，在十九世纪英国的环境下，“公共舆论是统治国家的主权者的意见，不论该主权者是君主、贵族还是民众”。

第四至第九讲分别论述从一八零零至一九零零年间英国三种主导的舆论潮流对英国立法的影响，分别是旧托利主义、边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戴雪认为，十九世纪英国法律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到这三股思潮的影响。戴雪认为，十九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立法依然受到十八世纪中后期布莱克斯通所阐发的托利保守主义的影响；从一八二五至一八七零年之间，边沁自由主义主导了立法，正是这一时期，英国处于鼎盛时期；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见证了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兴起，它深深地影响了立法。按照《英宪精义》中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法治（rule of law）国家，那么，追溯、反思法律的历史事实上也即反思英国的政治史。从戴雪的论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的英国是如何通过一步步的法律改革逐步登上其历史的顶峰，又如何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陷入混乱，开始衰落。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戴雪对边沁自由主义的论述，作者花费了最多的篇幅论述边沁自由主义以及它对英国立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戴雪是一名忠实的边沁主义信徒；从他对穆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穆勒背离边沁所代表的正统自由主义感到痛心。戴雪通过对法律史的考察，将历史变迁的进程与思想舆论变化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历史的琐碎，而是思想与舆论影响历史的深刻力量。在戴雪的论述中，法律、历史与思想的发展有机地熔炼在一起。

全书最后三讲分别论述了舆论的逆流与支流对立法的影响、法官造法对英国立法的影响以及立法公共舆论与一般的舆论思潮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边沁自由主义灰烬之上兴起的是社会主义、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一九一三年，戴雪还并不了解这些含混的思潮将对历史产生何种影响。但是，今天看来，正是那些情感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从这点来看，戴雪是一名后知后觉的观察者，而不是为未来摇旗呐喊的先知先觉者。

《法律与公共舆论》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一六八八年以来至十九世纪末的英帝国。在古希腊城邦世界衰落之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总结了古希腊的城邦传统以及城邦的公共精神，《政治学》遂成为古希腊城邦永恒的丰碑，并伴随着亚历山大将城邦精神与希腊文明传播向东方。正如《英宪精义》是对英国宪政的最后总结一样，本书既是对十九世纪英国法律，也是对十九世纪英国精神与思想的最后总括。作为一名法学者，戴雪以细腻的笔触从法律与公共舆论的视角勾勒出了十九世纪不列颠的兴衰。诚如《泰晤士报》当年所评论的那样：“这本书融合了史家与法学家的智慧，它向人们展示了法律形式与条文背后的东西。……因此，这本书就是我们时代的《论法的精神》。”

作者：戴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