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理解分析论文

摘要：从解释论的角度看，我国《物权法》第136条并没有承认所谓的“空间权”或“空间利用权”。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其设立和转让须符合《物权法》等法律的规定。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严格限制国家设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扩大和鼓励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交易。在我国未来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立法中，应规定土地空间的登记技术规则。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物权法理解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物权法理解分析论文 篇1：

《物权法》对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影响的分析

摘要：《物权法》从起草到颁布实施，历时14年。作为调整、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权法》的实施，将对商业银行业务尤其是授信业务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准确理解和运用《物权法》，保障银行债权安全成为商业银行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分析了《物权法》给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物权法；授信业务；影响；分析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并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物权立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物权法》作为调整、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不仅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给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正确理解和运用《物权法》，依法规范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商业银行新的重要议题。

一、深刻领会《物权法》的“两大原则”，为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环境

(一)平等保护物权，有利于银行拓展业务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物权立法十分零散，一直没有形成完整、严谨的物权法律体系，致使金融资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在我国担保实践中，90％以上的担保物权与银行授信业务直接相关。因此，出台一部统一的《物权法》，依法规范担保物权制度，保护金融资产显得极其重要。《物权法》遵循“平等保护物权”原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为商业银行公平竞争和业务拓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降低金融风险和中小企业融资。

(二)保护国有资产，有利于银行防止企业逃废金融债务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企业改制不规范，银行债权往往成为“唐僧肉”被大股东侵占或被非法转移，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Ⅲ《物权法》规定，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通过企业改制、关联交易等，低价转让、集体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物权法》这一明确规定，对于今后商业银行防止企业逃废金融债务和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债权的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充分运用《物权法》“五项制度”，促进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发展

(一)确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节约当事人经营成本

物权的特性要求向社会昭示物权的存在，以对抗第三人。由于“占有”这种公示方式，不能使担保物的用益权能和担保权能同时实现，其适用空间日渐缩小，因此，“登记”公示方式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由于我国现行物权登记制度存在着登记部门多、公示性差、登记内容复杂、登记成本高以及部分物权无法办理登记等问题，不利于当事人办理登记。因此，《物权法》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这为当事人办理物权登记提供了便利，减轻了担保人和银行的负担，同时，还方便了银行查询、复制有关不动产的登记资料。《物权法》又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明确了登记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银行进行此类索赔诉讼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解决了银行向登记机构索赔难的问题。《物权法》还规定，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这就大大降低了贷款企业筹资成本，也为银行业务发展拓展了空间。

(二)实行预告登记制度，降低银行抵押操作风险

物权公示是确认所有权属的一项重要原则。《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的公示形式为交付，不动产物权则以登记为公示方式。但现行法律规定。不动产必须在不动产实际存在后才能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这就导致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房多卖”、“多重抵押”等现象，给银行贷款带来了诸多麻烦。针对这些问题，《物权法》设立了预告登记制度，规定当事人约定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的效力。预告登记具有排它效力，以确保将来只发生该请求权所期待的法律效果，从而解决了“一房多卖”和“多重抵押”问题，也切实保护了银行的合法权益。

(三)扩大担保财产范围，使银行授信业务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担保物权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物权法》在现行《担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等规定，其中对银行最为有利的是，扩大了可用于担保的财产。现行《担保法》只规定了机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现实存在的财产，《物权法》则突破了这一规定，明确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列入抵押财产范围。在质权标的方面，《物权法》明确将“基金份额、应收账款”等列入可以出质的权利。《物权法》这些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经营者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扩大了银行办理信贷业务的范围，使银行的信贷资产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四)增加了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方便企业办理贷款

现行《担保法》规定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方式，其优点在于不必每次交易都设定抵押权，手续简化，可以满足快速、安全办理业务的需要，所以在实践中，很多银行希望在办理授信业务时也能够采取最高额质押方式。《物权法》规定，出质人可以协议设立最高额质权，这就以法律形式赋予了最高额质押的合法地位，使一直困扰银行界“最高额质押”无法可依的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从而简化了质押担保手续，节约了成本，更好地发挥质押担保的功能，促进金融市场交易的发生、发展。

(五)人保和物保顺序调整，为银行实现债权提供便利

实践中，在已经有保证担保或物的担保时，为尽可能降低贷款风险，银行常常要求借款人再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担保，这种“双重担保”由于增加了责任财产，对于保障银行贷款安全有一定的意义。现行《担保法》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而且还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保证人有权主张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如果这样，“双重担保”不仅达不到减少风险的目的，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物权法》则改变了《担保法》这一强制性规定。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的。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这就赋予了商业银行自由选择实现债权的方式，有利于保障银行贷款的安全和实现贷款债权。

三、正确处理《物权法》“三大关系”。保障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安全

(一)严格遵循“物权法定原则”，确保担保物权合法有效

近年来，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交易的效益性和安全性对担保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意义的担保已难以有效地保证贷款债权的实现。各商业银行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在担保实践中创设了以各类收费权为代表的权利质押，以及方便办理贷款的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在此情况下，这种新型的担保方式是否有效作为一个问题就应运而生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自行创设各类收费权和最高额质押担保这种新的物权制度，否则就属无效合同。而根据“契约自由”原则，这几种担保方式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各商业银行对“物权法定”原则存在侥幸心理。《物权法》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明确了包括担保物权在内的各种物权均应由法律来规定。《物权法》又规定，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这又从法律上进一步肯定了担保物权的法定原则，意味着今后在担保实践中关于物权的设定不再适用“契约自由原则”。这对于今后根据行政法规或金融监管规章确立的担保物权，由于缺乏法律明文规定，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将不为法院所承认，不利于商业银行维护债权的安全。

(二)熟练掌握异议登记程序，努力防止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

异议登记是指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上有关权利主体、内容的正确性提出了不同意见的登记。《物权法》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异议登记的目的在于限制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的权利，以保障提出异议登记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但是实行异议登记后，登记的公示作用将会大大减弱，甚至权利设定和移转的登记也因为异议登记的存在而降低了其应有的价值。如果商业银行登记前的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接受了异议登记期间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一旦登记更正后的权利人不追认，则抵押不发生效力。如果商业银行经办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工作疏忽，致使登记手续存在瑕疵，利害关系人即可通过办理异议登记来削弱银行的担保物权。因此，商业银行在办理抵押贷款时，必须对不动产的权利状态进行深入调查，如发现不动产处于异议登记期间，则应予以拒绝，或待异议登记失效后再办理。

(三)谨慎办理动产抵押，加强对担保物的监督管理

《物权法》在现行《担保法》的基础上，扩大了可用于担保的财产范围，尤其是设立了将来的动产抵押制度，如增加了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船舶、航空器，增设了浮动抵押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商业银行权利保护和信贷市场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中小企业融资。但是，由于国内仓储公司的管理水平和信用水平不高，无法对已经抵押的货物进行有效的管理并监督其去向，甚至对货物的真实所有权往往也无法甑别，容易引发风险，如借款人串通仓储公司出具无实物的仓单或入库凭证向银行贷款；或伪造入库登记单，在未经银行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理质物等。因此，在登记制度和第三人存管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在办理动产抵押时，可能面临着登记公示不足、抵押物监管难以到位、交易不安全等境况。因此，除非商业银行和监管方、仓储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否则在办理动产抵押时必须相当谨慎。

四、认真学习、实施《物权法》，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创新

(一)要组织学习《物权法》

一是商业银行要组织认真学习《物权法》，理解并深刻掌握《物权法》内容及其操作实务，尤其是要掌握《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和“担保物权”有关规定，认真领会《物权法》的变化给银行带来的变革，正确运用《物权法》开展业务和处理法律事务。二是要组织培训，物权制度本来就是民法上的难点，商业银行除了组织学习外，还应对其法律合规人员、授信审查人员和客户经理进行重点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物权法定”观念，提高操作、实施《物权法》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修订和完善现行的规章制度

商业银行要借《物权法》颁布、实施之机，对与《物权法》有关的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特别是《物权法》与《担保法》规定不一致和新增加的内容，对于不符合《物权法》规定的管理制度和条款进行修订，对于《物权法》新增加的规定，内部管理制度应予以补充完善，防范新法律带来的风险。

(三)要完善相关业务合同

商业银行应组织修订现行的业务合同尤其是担保合同等文本，在业务合同中修改与《物权法》规定相悖的条款，并增加《物权法》新规定的内容，同时，适时推出《最高额质押合同》等新合同文本，方便办理授信业务。对于已经印制的业务合同文本，商业银行应将《物权法》有关规定以“补充条款”形式补充到业务合同中去，维护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安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

商业银行应以《物权法》为依据，重点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特点，积极谨慎地推出浮动质押、最高额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新的担保方式，不断研发出新的金融品种，加快金融创新，以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要，提高商业银行同业竞争能力。

作者：陈必钊

物权法理解分析论文 篇2：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理论问题研究

摘要：从解释论的角度看，我国《物权法》第136条并没有承认所谓的“空间权”或“空间利用权”。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其设立和转让须符合《物权法》等法律的规定。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严格限制国家设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扩大和鼓励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交易。在我国未来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立法中，应规定土地空间的登记技术规则。

关键词：建设用地使用权；物权法；不动产登记

我国《物权法》第13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根据该条规定，就土地的地上或地下空间均可以设立独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条的立法目的在于“适应土地利用由平面趋向立体化发展的趋势，增加土地分层利用的效用”①，那么，该条规定是否意味着我国立法认可了“空间权”或“空间利用权”？与一般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相比，就地表上（下）特定空间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什么特殊性质、适用什么法律规则？实践中应如何正确适用《物权法》第136条的规定，该规定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发展有所裨益。

一、《物权法》第136条的性质

民法学者从土地立体综合利用的角度，大多主张把空间权作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认为“空间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应当成为物权法体系中的一个物权种类，由物权法作出统一的规定，而不应将之分割成不同的权利类型”②。但是，按照我国《物权法》第五条确立的物权法定原则，所谓的“空间权”或“空间利用权”可以纳入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范畴，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这就意味着，空间（地表上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普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不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时，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建筑物、构筑物以及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范围，这样，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其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就能界定清楚。在土地分层出让的情况下，不同层次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之间应当适用相邻关系的规定。如果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方需要利用另一方的建设用地，同样可以通过设定地役权来解决。总之，《物权法》中所有适用于‘横向’不动产之间相邻关系和地役权的规定都适用于‘纵向’不动产之间”③。关于《物权法》第136条，立法解释也明确指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完全可以解决对不同空间土地的利用问题，没有必要引入空间利用权的概念。”④

因此，将《物权法》第136条理解为独立的“空间权”或“空间利用权”的观点⑤是有待商榷的。面对立法机关的保守和学界的激进，笔者认为应首先坚持民法解释学（教义学）的立场，对《物权法》第136条从文义、体系、目的、比较等角度进行解释；只有这些解释手段都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才可以进入立法讨论的阶段，对《物权法》第136条进行政策衡量和价值判断。当前，应遵循立法机关的解释，将《物权法》第136条之规定视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应将之看做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

本文中笔者仍将设立于地表上（下）特定空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称为“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则是为了行文方便，二则凸显了“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与传统物权法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即地上权）的区别，但并不意味着“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

二、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国家作为土地所有人，可就城市的土地、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或城市郊区的土地之地表上（下）特定空间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主要采取有偿出让和无偿划拨两种方式，其中有偿出让是主要设立方式，无偿划拨设立方式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依据《物权法》第136条，在国家已将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出让的情况下，其仍可就此土地为第三人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但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将“土地界址、面积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标识清楚，二是新设立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这两个条件可以将土地立体空间的不同用益物权人的权利界定清晰，尽量避免权利纠纷之产生，真正实现土地综合利用之立法目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国家在为第三人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时，是否应征得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同意？《物权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依《物权法》第136条并结合该法第137条、138条之规定，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可以认为一旦满足前述两个条件，国家就无须征得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同意。这就意味着，“如果后物权的设立只是给在先的用益物权造成轻微的妨害或不便，就应当适用相邻关系的规则，相对人应当具有容忍的义务，应当允许后物权人充分行使其物权……如果后物权的设立给在先的用益物权带来的妨害不是轻微的而是已经达到了损害的程度，此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36条‘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之规定”⑥。

笔者认为，应将此处的“损害”作扩张解释。“损害”不仅指权利的行使已经对既存用益物权造成妨害，而且可以指权利的行使有妨害用益物权之虞的情形。因此，当土地所有人（国家）为第三人设定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妨害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可能时，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得依照《物权法》第35条之规定，行使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请求权。当第三人无法将妨害予以排除或无法消除权利被妨害之危险时，第三人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归于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并非原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权利在先，效力在前”的原则获得优先效力，而是第三人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因违犯《物权法》第136条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而归于无效。例如，对于国家将同一块土地的地下10米至地上50米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甲公司建设住宅，地下15米至30米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乙公司建设地下商场的情形，如果甲公司能够证明乙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会给自己权利之行使带来现实的、可预见的危险，则甲公司可行使消除危险请求权；当乙公司无法消除危险时，甲公司得诉至法院，依照《物权法》第136条、33条、35条之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国家对乙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行为无效。

三、原土地使用权人对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

传统民法理论中，土地所有人设定地上权后，其对土地的使用、收益便转由地上权人享有和行使。我国《物权法》出台之前，建设用地使用权（当时叫做“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使用、收益之范围与土地所有人（即国家）的相同，不限于地面而及于土地的空中和地中。⑦那么，《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原土地使用权人能否就自己使用的土地之地表上（下）特定空间为他人设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呢？对此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转让”说，即依据《物权法》第143条，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之地表上（下）特定空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让与他人；二是“设立”说，即依据《物权法》第136条，国家可以作为土地所有人将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之地表上（下）的特定空间设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于他人。依照“设定”说之逻辑，只有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有权为他人设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土地使用权人只能将特定空间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而不能新设土地使用权。这种推理符合传统民法中有关地上权的法理。但笔者认为，“转让”说与“设立”说可以并行不悖，可以既承认国家在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上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力，又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将其土地上特定空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无论是国家的设权行为，还是原土地使用权人的转让行为，都必须符合《物权法》第136条“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之规定。其次，原土地使用权人转让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必须与受让人订立书面合同，使用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最后，原土地使用权人转让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符合土地的用途（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另外，还须符合城市建设规划或建设安全之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不产生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效力。

土地所有人设立空间权在国外立法中是通例，但笔者认为在我国，从立法论和政策考量的层面考虑，应严格限制国家（土地所有人）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鼓励并扩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具体而言：第一，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的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国家可依照《物权法》第136条，就该土地同时设立不同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二，《物权法》颁布实施前已经出让的土地，不管是否属于经营性用地，原则上国家不得就该土地为第三人再行设定空间地上权，以保护民事主体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国家权力对私权的不当侵害。但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情形下（如铺设公共交通设施等），国家可以在原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再行设定空间地上权，而不必征得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同意。第三，对于《物权法》颁布实施前已经出让的土地，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以依照《物权法》第143条，将其地表上（下）之特定空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

这种“限制国家设立，鼓励使用权人转让”的立法考虑，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从我国土地权利制度体系来看，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度，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市场而只有土地使用权市场，所以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只能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而不能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⑧按照这一思路，在我国，不仅土地所有人可以在土地上（下）之特定空间设定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人也可以设定相应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二，从法理上讲，大陆法系物权法的“次地上权”制度为土地使用权人设定空间地上权提供了理论基础。次地上权或称“下级地上权”，指以地上权为本权而再次设立的地上权。在地上权设定之后，地上权人还可以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自己支配的不动产上设立次地上权。⑨次地上权的设立条件与地上权完全一致，次地上权人根据其权利，支配地上权人所支配范围内特定土地的地表或地表的上（下）空间，或者仅仅支配不连结土地地表的上层空间或下层空间。次地上权制度为土地上（下）空间脱离地表而独立成为民法物权的客体提供了新的法律手段。如果将我国《物权法》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看做地上权，那么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允许土地使用权人（即地上权人）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在自己支配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笔者看来，空间是独立的“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在此前提下，土地使用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不仅包括土地之地表，还包括土地地表上（下）之空间。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本身就包括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因此，土地使用权人为第三人设定次地上权，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人将其空间地上权转让给了第三人。

四、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登记

土地空间的立体利用之所以能够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和技术规则发展和完善的结果。“科学合理的登记规则是土地立体使用趋势最至关重要的前提……上有摩天大厦，下至海底公园，土地三维利用之美好景象如此地依赖于不动产登记技术，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感叹是技术（而不是其他任何的理论或哲学）决定了世界的未来。”⑩

我国《物权法》第9—22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并强调在全国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仍未出台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立法。目前的不动产登记法主要有国土资源部2008年制定的《土地登记办法》和建设部2008年制定的《房屋登记办法》。这两部法规尽管都声称“依据《物权法》而制定”，但它们并没有秉承《物权法》中的土地立体综合利用之思想，也没有充分考虑到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存在，反而遵循传统土地平面利用之思维模式，几乎不涉及土地空间立体使用的登记技术规则，这无疑会极大地破坏《物权法》第136条的实践价值，有悖土地立体利用的立法目的。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在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立法中规定土地空间的登记规则。具体而言，空间的面积范围应以土地之面积或对一宗土地设定的空间权所及部分之面积为限；所谓“一定空间范围”，是指不同高度的两个水平面之间的空间。对于空间位置，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采两种方式确定：“一般人民申请案件，由当事人设立一个固定参考点，作为设定空间范围高程之相对基准。如设定空间范围已有建物，得以该建物之某楼层或其上方特定空间之范围标的设定空间地上权。大型公共建设之申请案件，由工程单位提供参考点，作为设定空间范围高程之相对基准。”上述做法，我国未来立法可兹参照。

五、结语

土地的立体发展已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可避免的内容。为响应现代社会人们对土地立体空间使用的需求，我国应构建空间权法律制度，赋予土地立体空间以产权，明确其利用价值和法律地位。我国未来将有许多公共事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开放给民营，土地立体、多目标开发使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由此将衍生出一连串问题，如土地所有权人与开发营运者、政府与开发营运者之间之所有权、用益物权、共有权、社员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已超出了现行民法、土地法的规制范围。在城市市政建设规划的指导下，空间立体开发利用需依靠相应的行政法规得以落实。因此，城市建设规划体系与物权法两大范畴应相辅相成，应将空间权之城市规划法理融入现有法律之中，全面检讨和协调民法、土地法、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制定不动产登记法、地籍测量实施规则等配套法律法规。

注释

①③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256、256页。

②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其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侯水平等：《物权法争点详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71页。

⑤⑥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147页。

⑦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⑧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⑨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⑩R.Jerome Pfister,Airspace:A New Dimension in Property Law,University Illinois Law Forum,1960,p304.

杨与龄：《论分层地上权》，《法令月刊》1987年第6期。

责任编辑：林墨

作者：王晓明

物权法理解分析论文 篇3：

论物权法定原则

摘要：物权法定原则又称为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构造的重要基柱之一，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在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解释的基础上，阐述了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性及不足之处，对物权法的完善提出了自己建议，以解决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

关键词：物权法；物权法定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

物权法定原则又称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只能依法律规定设立，当事人不得创设或变更物权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就是说，物权的种类及内容等，采用法律限定主义。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从其规定：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则其行为无效。关于物权法定的内容，民法理论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大陆法学者多认为，物权法定包括物权种类和物权内容法定两个方面。我国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二是由法律规定物权的形式；二是由法律具体规定物权的内容或义旁人的：义务内容：三是曲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四是由法律规定物权韵取得方式。我们认为，物牧法定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和物权公示方法法定。物权法定原则是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共同原则。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者外，不得创设。”我国台湾所谓“民法”第757条亦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创设。”《奥地利民法典》第308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德国民法典》虽然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民事判例，理论学说均持肯定态度。2007年3月16日，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其中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例，虽然物权法定原则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这项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二、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成文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而物权法定原则也具有其本身的僵化性，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必然存在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新的物权类型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旧有的物权类型也在不断消亡。世界各国的物权立法都遇到了新的物权与旧的物权相互碰撞的情况，像所有权保留、最高额担保等新的物权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产生，如何处理这些新的物权类型的效力便成了一大问题，如果固守物权法定原则，这一新的物权类型得不到承认和保护，而物权的存在本来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这样就必然产生了矛盾，社会的发展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滞后性的矛盾。所以学者界便出现了许多反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学说。

三、物权法定原则合理性分析

物权法定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对物权的内容和种类进行了明确的设定，构架起了物权的类型体系，充分发挥了物的经济效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允许当事人随意的创设物权，会对物的利用方式繁多，易造成物的利用方式混乱，影响交易的效率和市场的发展。最终会对物的经济效用的发挥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就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言，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的民法学说是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前提，“物权法定确立的一个隐含前提便是物权与债权的可分性与对立性”。物权法定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体系化中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上。物权法定作为与契约自由相对立的一项原则，支持了物权与债权严格区分的理论，使物权与债权成为对财产权的一种基本划分方法，并奠定了民法立法体系的基础。

四、物权法定与私法自治的冲突

罗马法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私法涉及个人的福利。民法的私法性质使私法自治成为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对打破封建枷锁，实行自由竞争以及维护个人自由发挥重要作用。私法自治作为基本原则以个人意思自治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表现便是法律行为的自由原则和契约的自由。而意思自治下的契约关系的总和构成市民社会。但是拉德布鲁赫早就提出“私法”与“公法”的概念不是实证法的概念，而是先验设置的法律概念，因此不意味着每一个法律领域都必须能够明确归入私法或者公法的范畴。职是之故，日本学者大村敦志教授提出过去的市民社会论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仅是指市场，现今市民活动的领域称为“市民社会”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由于“私”的领域并不优先存在，而其中“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国家”的领域都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这样一来，私法自治的统领领域相当广泛，面对经济迅猛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权利在性质上更偏向于物权性质的时候，诸如让与担保、优先权等，坚守物权法定，剥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将会遏制私法自治，损害私法的尊严。如尹田教授所言，物权法定原则强行破坏了关于权利属性的自然归类，在某些情形下，一项财产权利究竟属于物权抑或债权，并非取决于权利本身的属性，而是取决于立法者的选择，但立法者的选择显然取决于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判断能力和认识能力。即物权法定抱持“物权的确定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立法政策对是否将某种权利确定为物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信念，而崇尚自由的市民社会流行的是“自然主义的市场观念”，物权法定与此相背离。

五、结论

我们必须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定本身所涵盖的内容构成了现代物权法的骨架体系。如果我们放弃了物权法定原则，就等于放弃了整个物权体系。将一个已经习惯了的、比较完善合理的制度原则完全推翻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实在是没有必要。

作者简介：周杨，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2015级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生。

作者：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