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论文范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主政治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取得的许多成果不仅对于我们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其中之一,就是“协商民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一篇:民主政治论文范文

网络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的作用

[摘 要]民主是人类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互联网的出现,为网络民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网络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它是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以网络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为平台,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网络民主具有虚拟性、平等性,直接性和快捷性的特点。网络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两个方面上,关于网络民主的研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网络民主;政治参与;政治监督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互联网在我国迅速普及,由于网络的直接性、虚拟性、快捷性等特点,网络吸引了大量民众的眼球,作为一种的新型的社会传播媒介,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政治上,网络突破了传统政治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网络民主。网络民主的形成,是当前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作为诸多民主形式中的一种民主状态,网络民主的形成无疑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虽然民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网络民主的研究,无疑会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网络民主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网络民主的含义

王浦劬教授在《政治学原理》一书中提到“民主是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利益为基础,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它以特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为核心原则。”〔1〕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认为,网络民主是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以网络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为平台,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网络民主是一种参与式民主,它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但是在这里值得提到是这种网络民主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直接民主或者间接民主,“网络空间”只是为网民朋友提供平台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关于网络民主的性质和地位,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就当前我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主要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网络民主是在这一传统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它首先立足与传统民主,又是对传统民主的创新与发展。网络民主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基础是上的,参与网络民主的人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这样就扩大了参与的主体与范围,就这点上传统民主是无法与其相比拟的,随着网络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未来公民参与社会民主政治必定是传统民主与网络民主相结合的形式,其中网络民主很有可能突破传统民主成为主导的民主形式。

(二)网络民主的特征

网络民主是以互联网为平台而发展形成的一种民主形式,互联网是一个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阻碍,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作为一种新型的大众传媒之一,互联网具有隐蔽、方便、快捷等特点,因此,在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网络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虚拟性。网络民主有一个平台以供网民发表意见,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社区”,正好为网络民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平台,是虚拟化的,不是具体有形的固定活动空间和场所,在这个社区中,人们相互交流主要靠微博、微信、论坛等之类的“虚拟社区”,发表意见的形式主要是文字。

第二,平等性。“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网络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枷锁”,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财富、性别、地位等如何,广大民众均可参与其中,主体的广泛性赋予了网络民主平等性的特点。古代传统的民主形式主要是国民大会等,它带着很大的等级色彩,参与的人会受到种族、性别、身份等各种条件的限制,现代社会的民主形式是从古代传统的民主中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在参与的主体方面,它多多少少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网络这个平台上,不论你是国家元首、富人或者平民,都可以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评头论足,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出谋划策,真正的体现网络民主的平等性。

第三,直接性。在网络中人们可以更直接、更迅速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决定中,打破了精英的优势。人们可以直接登录这些网站来获取政府信息、国家政策,与国家领导人网上交流,发表对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意见。“在网络时代,人们只要在家中点一下鼠标,就能马上对各种公共事务参与讨论,发表见解,使公众和政府实现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平等沟通。”〔3〕

第四,互动性。在传统的新闻媒体中我们只能获取各种信息而不能进行双方的互动,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看法基本都是官方的观点,传统的新闻媒体只是单方面向社会发布新闻信息,而民众也只能机械的被接受各种新闻信息。网络的出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网络互动是双向的、动态的,人们在新闻网站或者公共论坛上获得相关信息,并就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或新闻事件发表意见,提出批评。从而体现网络民主的互动性。

二、网络民主在中国产生的背景

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形成发展首先得益于大量的网民,据有关统计截止201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4.64亿,农民网民规模达1.65亿。中国网民规模不断壮大,并渗入社会各个阶层,网络成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大规模的网民为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形成提供了群众基础。

其次,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形成是民众对民主要求的呼声。网络民主形成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民众的民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社会转型期,腐败问题、民生问题等愈演愈烈,在社会中可能形成了一个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改革的既得利益,可能会阻碍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妨碍民主发展的进程。尽管如此,民主发展不会停滞不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主会为自己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基层民主——网络民主悄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民主要求。

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形成,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三、网络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 网络民主的形成,对于丰富我国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就目前来看,网络民主的实现形式并没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网络平台上很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进而可能会破坏民主政治生活。尽管如此我认为随着网络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民主的一些弊端也会被客服,它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现代化

首先,网络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信息支持。知情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公民只有事先知道相关政务信息,才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近年来,政府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征集民意越来越普遍,政府政务公开使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政府工作状况以及财政支出状况等,使公民能够通过网络参与到政治中,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其次,网络民主提高了公民的参与能力。网络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广大网民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相互参与讨论,相互批评,相互指责,就某种观点进行争论,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交流中,网民“学会了倾听和尊重不同意见,学会了保持理性和克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的民主素养,”〔5〕随着民主素养的提高,公民也就会积极主动的用合理的合法的方式参与到政治中,最终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推动政治参与的发展。

最后,网络民主满足了人们的参与愿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政治参与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局限性,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政治中,因此,网络民主的出现正好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参与的机会,满足了人们的参与愿望。另外,网络民主具有虚拟性的特征,隐藏了网民的身份和性别,消除了政治参与的疑惑,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安全感,网络政治参与迅速普及。

(二)加强政治监督,实现高效政府

首先,网络民主营造了一个广泛的民主监督力量。网络政治监督是“公众通过互联网发表意见和建议,对政治权力进行检查、督促和评价的政治参与活动”。〔6〕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网络政治监督的主体是网民,数量巨大,分布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领域,有专家学者、平民百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私营企业主等等,他们能够对政府的方方面面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表达民意,影响政府决策。

其次,网络民主深化了政治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看,一是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由于网络自身的优点,吸引了大量网民参与到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中;二是监督方式的多样性,人们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来举报官员,也可以通过发帖子、博客、图片等方式向公众爆料,提供证据和线索。从深度上来看,网络政治监督是全方位的,克服了时空的局限,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监视之下,一旦有不当或失职行为,就会被网民所抓住,上传到网络中,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网络民主增强政府的透明度,提高监督的效力。网络政治监督开辟了监督的新形式,网民发现官员或政府部门的贪腐行为,通过视频、图像、文字等形式上传到网络中,引起网民的关注,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

四、结语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促进网络民主健康发展。网络民主开辟了民主发展的新时代,拓展了民主的范围,深化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上,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以网络民主推动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参 考 文 献〕

〔1〕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2〕 卢梭.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04.

〔3〕 郭小安.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功能及限度〔J〕.中南大学学报,2008,(05).

〔4〕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人民日报,2012,(01).

〔5〕 李昕.网络技术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04).

〔6〕张海,蒋建新.网络民主视域中的舆论监督〔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1,(01).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常彩芳

第二篇:民主政治、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

[摘 要]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取得的许多成果不仅对于我们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其中之一,就是“协商民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民主政治;协商民主;人民政协

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时,还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应如何考察民主政治、协商民主和人民政协之间的关系呢?

一、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把人民政协放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首先要认识到,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是社会内部矛盾和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自秦始皇实行帝制以来,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政治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文化,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地理环境等多种原因决定的。这一政治制度,不仅在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具有进步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上也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发展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发展到它的巅峰时期,由于封建社会自身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所描写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讲,就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登上巅峰后往下走了。特别是这个时候,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紧接着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工业革命起来了。而中国却因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错失了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机遇,落伍于时代进步潮流。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其结果对于中国来讲必定是一场悲剧。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过程中,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即救亡和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为了救亡和发展,中国的志士仁人先是认为中国的危机是物质文明危机,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结果还是在1894年至1895年中国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这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认为中国的危机是政治制度的危机,转向学习西方的代议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发动戊戌变法,结果在封建势力的扼杀下这场变法也遭到彻底失败。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们的思想困惑也不断加深,于是“革命”成了时代的新潮流。特别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实行多党制、内阁制、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刚使国人兴奋起来,政权就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又陷入了连年内战和动乱之中。人们曾经以为可以救亡、并能够使中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措施,经过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人们的困惑进一步加深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科学技术的危机,也是政治制度的危机,但更为深刻的是文化的危机,中国的救亡和发展仅仅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还不行,还要有一个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人权”、“民主”、“科学”这些发源于西方的概念,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文化危机引进中国的。同时,由于这些先进的理念传入中国以后,要面对的不仅是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有外国资本主义,就在其内涵中增加了民族独立、集体人权、人民民主等新要求。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封建主义文化被民主主义大潮冲击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尽管民主的理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中国之所以要引进这一理念,是由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第一,这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大众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第二,这也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认识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

(二)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中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讲历史的必然,不仅指的是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必定会从专制主义走上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指的是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必定会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回顾中国探索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怎样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过程。这首先是因为,辛亥革命虽然为中国的民主和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进程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开始的;其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同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不一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只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总结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特别是阶级结构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必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必定从新民主主义政治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第三,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段历史说明,人类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但不能主观随意地选择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决非主观可以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三)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体现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由四大制度板块组成的。

1.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国家机构。中国的国家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军事统帅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五大国家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我们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结构的组织原则,是强调各个国家机关之间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约和配合。因为,民主集中制可以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都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向全体公民负责,并接受全体公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包括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等。这样,可以确保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来立法,决定重大事情,任免国家主席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也就是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一院制,而不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两院制。为了使得人民代表具有更大的广泛性,现在我们又按照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则,修订了《选举法》。总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中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正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参政党,就是他们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而且,我们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这一政党制度。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开展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人民政协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

3.单一制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结构。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把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写进党章。按照这一原则,在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结构上应该实行联邦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曾经对中国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决定不实行苏联和美国那样的联邦制,而是实行单一制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汉族人口最多,其他民族人口较少,不到总人口的10%,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而且他们主要居住在边境地区,有的还是许多民族共居于一个地区。因此,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以民族自治原则取代民族自决原则,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我们还通过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其实施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中国蒙古族聚居地区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同时,中国还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还拥有自治权。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三是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四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还有权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主安排、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可以倾全国之力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一制度既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又能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历史造成的落后状态。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4.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的实现形式日益丰富。为扩大基层民主,中国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比如在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农村,已经建立了60多万个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90%以上的农村还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这一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这一基本框架,需要注意两点:一点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为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前提和政治基础。另一点是,我们现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不是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取代型”改革,而是“完善型”改革,因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1954年建立的。当时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些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多元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它们的优越性由于后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现在可以通过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把它们的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在学习十八大报告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这次党代会取得的许多成果不仅对于我们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其中之一,就是“协商民主”。

(一)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民主的实现形式问题。

我曾经多次提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的实现形式不仅有选举(票决)民主,还有协商民主、谈判民主等多种形式。选举(票决)民主实行的多数决定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协商民主实行的是对话——共识原则,即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形成共识;谈判民主实行的是利益分割原则,即通过谈判实现利益上的妥协。

2009年9月,我在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创建十年学术研讨会上曾经讲过一个观点: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形式才能把民主变为现实。我说到,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谈人民当家作主,而只谈选举、协商、谈判等形式问题。我说,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等等,我们谈得还少吗?那么,这些大原则怎么实现呢?这就要研究民主的实现形式问题。我还说,这样的探索,可以在哲学上得到佐证。辩证法讲范畴,现象与本质是一对范畴,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本质那样深刻的东西怎么实现呢?就引出了可能与现实这对范畴,因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就指出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只有转化为现实性的东西,才能使本质得到实现。那么,可能性又怎么转化为现实性呢?于是就引出了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只要反映事物本质的内容找到合适的形式,就能够使它成为一种现实的东西。因此,我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形式问题的研究,不要看不起民主形式的研究。你真喜欢民主,真干民主,就少说大话,多干实事,多研究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形式,前一种一般称为“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后一种可称为“协商民主”,都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它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之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有协商民主的丰富经验

实事求是地讲,“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从西方借鉴过来的。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选举(票决)民主不足的基础上兴起的民主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在西方,协商民主还处在研究和讨论阶段,而中国则早已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和成功经验。特别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问题上有过长期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称为“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这三大法宝中,“党的建设”是驾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法宝;“武装斗争”是对付敌人反革命武装的法宝;而“统一战线”是团结最大多数革命力量同敌人斗争的法宝,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就会立即转化为执政建国和兴国的法宝。这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点。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注意到,这一中国政治的鲜明特点,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及其政治发展特点的反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就“简单化”了,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结构始终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元化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深入细致地分析过这个问题。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分析各个时期阶级变动的状况及其他们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变动状况,包括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变动状况,建立起能够最大多数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那么,在统一战线中怎么样把各个党派的力量联合起来呢?靠的就是协商民主。我们在研究党的历史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中主要用的是选举民主,而在统一战线中主要用的是协商民主。

2.新中国建立时,我们党在民主建政过程中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回顾新中国建立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是在1947年秋冬。其标志,就是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口号。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这个条件,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分析过“政治方面,人心变动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说,这个问题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心向背问题,是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取缔民主党派活动、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出现的社会动向。

但是,具备了这一条件还不够,还要考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建立新中国?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认为人心向背问题有利于我们,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夺取政权。他说,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他明确提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就是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统一战线内通过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协商来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因此,党中央在1948年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重大的决策表明,人民政协即将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将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3.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195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这样,人民政协就要结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对此,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有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策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不利,担心经过普选人民代表会把民主党派选下去。1953年1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后来在选举人民代表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比例以及对他们的安排。1953年6-7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召开第四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和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选不上人民代表。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也为了让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作用,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这就是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论述人民政协为什么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还要存在的必要性时,曾经说过:“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选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到人民代表大会中去行使民主权利,没有当人民代表的还可以在人民政协行使民主权利。而人民代表大会主要实行的是选举民主,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行的是协商民主。这样就在中国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应该说,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应该认识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两种很好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同时又各有一些局限性。选举民主,特别是竞选性选举,我们许多年轻人很羡慕,因为它有明显的优点,特别是人人都有一票,人人都可投票,而且是公开的、竞争的,体现了民主的基本精神和普遍要求。这确实很吸引人。但是这一套做法有一个游戏规则,即不是每个人投的票即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够实现,而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牺牲49%以下的人的权利,来保障51%以上的人的权利实现的。而且这51%以上的人的权利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当初向这51%以上的人许诺的竞选者一旦当选,其考虑的只是他们小团体的权利。那么,能不能既保留它的优点,又避免它的不足呢?我们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就是在51%以上的人的权利通过选举实现后,再让其他人的权利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的权利都可以实现。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数学分析,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协商民主也有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协商民主这种形式,这和西方不一样,但是这种民主形式最后演化为专制制度。为什么呢?就是协商民主如果缺少公开性,暗箱操作,就会为专制独裁所利用。所以,对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都要很好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把这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有利于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如果客观地分析一下我们党设计的民主形式,应该讲我们的政治设计,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更好地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和发展。

4.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开辟中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主形式。我们还要指出,人民政协尽管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但协商民主并不是只有人民政协一种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应用的领域非常广阔。基层的民主恳谈会、政府的听政会、推选干部候选人时的民主协商等等,都是协商民主的具体做法。这次十八大在明确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的同时,还讲到国家机关、党派团体也是协商民主的渠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协商民主的做法大多不是选举(票决)民主的补充,绝大多数做法也不是选举(票决)民主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主实现形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上的伟大创造。这样的创造,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同时又符合中国的国情。

通过对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历史渊源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协商民主在中国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不是偶然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

(三)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尽管协商民主有其特殊的优越性,尽管我们设计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同时并存、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在政治上也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都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一方面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发挥人民政协这一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作用,加上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格局。

人民政协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都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在结构上,它由界别组成,按照界别编组而且成员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中国共产党是34个界别中的一个界别,中国共产党党员占全体政协委员的人数不能超过40%,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政治协商和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在机制上,它已经形成了由会议(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办公会议等)、提案、大会发言、调研和考察等形式,特别是在最近十年来还创造性地建立和完善了专题协商制度,使得政协委员能够有效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在功能上,既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又维护了团结和谐,把“政治参与”与“有序”结合起来,实现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其突出优点是能够在决策前和决策后都能够保证来自各界的政协委员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

人民政协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党中央在认真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1991年江泽民在“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6年,在中共中央5号文件中,第一次把我国社会主义有两种民主形式的问题,写进了中央文件。2011年中央又把“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写进了中办16号文件中,并且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这次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制度,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的这种独特的作用和贡献。应该讲,找到这两种民主的实现形式,肯定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就证明了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在今天的条件和形势下,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其中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根据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思想,根据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框架内完善人民政协的民主机制,使之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反映这一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政治自觉。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就要围绕“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大要求我们,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总之,要发挥好人民政协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这一重要制度运用好,应该从党委和政协组织两个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从党委来讲,要坚持贯彻“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的原则。决策之后所谓的“协商”,大多数带有“通知你”的特点,这不是真正的协商。而只有决策之前的协商,才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真正发扬民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关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决策程序,做到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的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功能。

从政协组织来讲,应该以改革的精神,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建设,使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章可循。从制度上确保政协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尖锐的不同意见,在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中形成“睿智之言”和“务实之策”,提高建言献策的水平和质量。从制度上推进民主监督,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大决策及其执行成效进行监督,并通过适当形式向决策部门通报或向社会公示。从制度上拓宽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渠道,充分反映民意。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立足中国实际,以崇高的政治自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一定能够在人民政协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为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小莉

作者:李君如

第三篇: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

摘要: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遵循着一条在农村地区优先发展程序民主和在城镇地区逐步推进实体民主的发展路径。然而,程序民主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实体民主,而实体民主的发展也必然会对程序民主的推进提出要求。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程序民主与城镇地区的实体民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

关键词:程序民主;实体民主;民主政治建设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不仅指政治体系中一套完整的以多数原则为决策手段的程序,而且还意味着一套与这一原则相配套的价值理念和态度倾向。换言之,民主政治离不开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的相互配合和共同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个层面出现突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我国当前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逐渐融合,城乡一体化使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从并行不悖走向相互融合,从而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也使一个完整的民主政治建设图景逐渐浮出水面。从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两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路径,并探讨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与不足,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乃至实现政治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优先发展程序民主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路径

程序民主是指为实现民主所必不可少的程序和形式,它具体体现为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以及为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程序民主作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起着从程序规则方面保证民主规范有序运行的作用。”[1]相对于实体民主,程序民主更容易被人们学习、操作和掌控。通常情况下,民主的发展遵循一条先有实体民主、后有程序民主的路径,或者说,遵循着一条由实体民主的增量来提高程序民主的存量的过程。而我国农村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走出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即先建立起民主的村级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让村民有一个比较公平可行的制度框架和参与渠道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抱负,然后在这一环境中灌输民主价值,逐步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素质,树立起民主的价值观念从而引起民主更深层次的发展”[2]。

从发展原因看,这种优先发展程序民主进而通过程序民主推进实体民主的发展路径, 是由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一方面,优先发展程序民主是由我国若干历史因素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冲击下,人民公社制度迅速瓦解,造成了我国农村地区治理主体的缺失。为了适应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推动下,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应运而生,从而大大推进了程序民主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优先发展程序民主也是由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状况决定的。由于农村社区分布面广,与城镇社区行政化的管理相比,农村社区的各项事务难以与政府机构实现直接的对接,通过村民自治的途径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动力源泉看,在我国农村地区,程序民主的发展以政府政策为主导,以社会自身的探索为辅助。村民自治开创了一条通过村民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路径。1980年2月,广西宜州市屏南区合寨村首次通过民主选举组织产生村委会,开创了我国基层民主选举的先河。随后,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正式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一部分。随着民主选举的推进,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广大农村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纷纷为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出谋划策,提出建设性的实施方案和策略,并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村民自治形式。在农村社会力量薄弱的现实状况下,这种以政府主导、社会协作的民主实施路径业已成为我国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从行为主体看,程序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有较大发展,参与和推进程序民主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村民。一方面,基层民主选举为广大普通农民提供了一条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并对村委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基层民主选举为农村精英提供了一个将自身资源(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转化为推动农村发展动力的机会和途径。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部分农村精英得以掌握农村村务的决策权,并积极投身到农村建设中去,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指导下,农村精英能够使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因此,较之上级政府任命的方式,以程序民主为基本内涵的村民选举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从表现形式看,我国农村地区的程序民主要表现为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不乏其他形式的民主程序,但投票选举仍旧是当前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一方面,较之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较之市民也相对淡薄,低下的民主效能感使民主选举的投票积极性不高,或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流动,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状况,村民的核心利益也从农村转向城镇,村民选举对村民利益的影响较小,使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只停留在低水平的投票阶段,难以向纵深拓展。鉴于上述原因,我国农村地区程序民主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程序民主的形式过于单一,且其形式远远大于其实质内容。可以说当前的程序民主是一种形式化的民主,距离实质性的程序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从影响结果看,尽管以程序民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程序民主的不断发展仍旧对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产生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首先,我国通过率先发展程序民主的方式,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一种解决自身问题的路径,使农村地区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并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而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其次,广大农村地区通过程序民主的实践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素养,从而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和经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特别突出合法程序的重要性,体现了以程序保障民主的原则,尽管各地区选举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是民主选择的理念已经初步深入民心”[3]。最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运行,为我国从基层到中央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更高层次的程序民主实践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风险。

二、优先推进实体民主是我国城镇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路径

与我国农村地区蓬勃发展的程序民主相对应,实体民主在城镇地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城镇地区实体民主的发展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充分继承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间民主政治建设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在程序民主方面,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建设业已取得非凡的成就,并在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体民主方面,如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宪法权威的树立等,不但未能与程序民主的发展相适应,而且还严重制约着程序民主的进一步深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由市场经济延伸出来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公平公正精神等价值倾向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为实体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程序民主所开展的一系列明显的制度化措施不同,实体民主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发挥了更加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发展原因看,城镇地区发展优先推进实体民主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一方面,实体民主的推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职能的分化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根源,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为多元价值观念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着社会成员的高速流动、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由市场经济衍生出来的私有产权、法制保障、平等自由等民主政治文化迅速传播,为实体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实体民主的优先发展是由我国既有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缺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所应有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没有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强力大范围地推进程序民主,有可能迅速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通过其他途径推进实体民主就显得必不可少。

从动力源泉看,城镇地区实体民主的发展以社会自身力量的驱动为主,国家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或主动或被迫做出政策调整。一方面伴随着民主政治文化的传播,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必然日益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公民的组织能力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社会自身的力量;伴随着社会自身力量的提高,社会必然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的运行当中。另一方面,迫于公民越来越强烈的参与压力,政府部门相应地做出政策调整,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公民参与途径,将公共舆论纳入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当中,并通过制度化渠道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政治权益。通过社会自身力量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相应的调整,实体民主在城镇地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从行为主体看,与程序民主在农村地区有较大发展相对应,实体民主在城镇地区有较大进步,实体民主的行为主体以市民为主,由于市民比农民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也拥有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因此也比农民更早、更多地接触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变革,在社会公共事务中也与政府有更多的接触。市民较之农民能够更迅速地接受民主的价值理念,并投入到对这些观念的执行当中,人口高度集中的城镇社会也为市民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广阔空间。伴随着市民民主意识的成长,各种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作为聚合和伸张公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承担着推动实体民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使命。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实体民主的发展实质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博弈,社会力量以市民和社会组织为支撑,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更大范围的权力让渡,国家也在试图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以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从表现形式看,相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程序民主的单一形式而言,城镇地区实体民主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它不仅表现为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而且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当中。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业已成为社会民众的基本共识。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加强了民众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为社会民众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有效途径。在实体民主的压力下,政府积极主动地探索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各种途径。通过物权法等法律途径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通过政务公开、财产公示等形式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通过协商民主的途径来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并使公民的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多领域、多途径的社会手段和政策形式共同构成了实体民主得以快速发展的依托。

从影响结果看,实体民主的不断深化对我国城镇地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首先,实体民主较之程序民主具有渐进性的特征,因此,在实体民主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不易出现剧烈的体制变革。实体民主通过对公共事务中政府行政工作的不断影响,迫使政府做出政策调整,而不是直接对政府的人员更替、决策程序、运行规则构成压力,从而大大降低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风险。其次,实体民主的不断深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各种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有限的政府权力、公开透明的政府信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等现代政府理念的传播,社会互惠、互信和包容意识的增强,为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最后,实体民主的发展也迫使政府在政策领域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建设。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解决社会冲突,调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对社会民生的重视,提倡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到政策的各个方面。实体民主的深化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构成了压力,大大提高了政府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能力,也使我国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能力不断加强。

三、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两条支柱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两个维度,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尽管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地区,程序民主或实体民主的发展各有侧重,但两者并非在各自的领域里单向度地延伸,程序民主的深化必然导致实体民主的发展,而实体民主的发展也必然会要求程序民主相应地做出调整。

(一)程序民主的深化必然导致实体民主

在广大农村地区,程序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实体民主的逐步跟进。一方面,程序民主的不断推进迫使实体民主进一步向前发展。经过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三十余年的发展,以投票选举来选择基层领导人的方式已深入人心,民主决策业已成为村民解决各种问题所遵循的共同准则。伴随着农村社会不断融入现代化的改革浪潮之中,特别是大量农民工将城镇地区的价值观念不断引入农村地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村民的权利观念逐步形成。尽管仍旧存在着配套制度不健全、民主选举参与度不高等现象,但村民日益认识到投票能够对自身的权益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集体产权的农村地区,竞争选举的激烈程度不断提高,通过程序民主遴选出来的农村精英的素质也较之前有质的提升。在农村地区,农村社会也在积极探索各种途径来保障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合法权益。正如徐勇所言,“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予我们的启示”[4]。另一方面,实体民主是程序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程序民主必须有实体民主不断充实其民主内涵,否则程序民主就有沦为单纯的形式民主或空壳民主的危险。通过程序民主的实践,村民不断意识到,有效的基层选举不仅要求拥有程序的民主化,还要求整个选举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程序民主不仅要以实体民主为价值导向,而且选举本身也要体现和遵循实体民主的若干原则。如果没有相配套的措施来保障村民在选举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那么程序民主就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的投票选举领导人阶段,不能在村务决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实体民主发展的滞后必然会制约程序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共同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实体民主的深化必然要求程序民主

在城镇地区,如同程序民主无法脱离实体民主而单独运行,实体民主也无法离开程序民主的保障而自由发展。一方面,实体民主为程序民主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实体民主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市民作为政治人拥有更高的政治素养,比村民更能接受现代民主程序所要求的价值规范,而且还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的认可。实体民主所倡导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等现代公民精神是程序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而拥有上述现代公民精神的社会成员对程序民主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相对于注重制度设计的程序民主,实体民主更具有渐进性质,更容易为决策者所把握和吸收,因此所产生的政治风险也最小。从公民对政府政策选择的知情和简单认同,到公民对政府的多种政策方案予以选择,再到公民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中,我国城镇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了一条从实体民主向程序民主不断迈进的发展路径。通过各种手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优先发展实体民主,进而在发展实体民主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程序民主进一步发展的有效路径,对我国的城镇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程序民主也是实体民主不断向前发展的应有之义。作为实体民主不断向前推进的表现形式,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等现代公民精神的深入人心,势必会加强公民对行政决策程序民主化的要求。相对于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保障实体民主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程序民主为实体民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一定的实体民主问题的处理必须在民主程序框架内进行,无民主程序则无实体之处理。”[5]如果实体民主未能受到程序民主的有利保障,那么实体民主所倡导的各种公民权益就难以得到真正维护,缺乏政治参与的决策环境也就难以形成完善的现代公民精神,实体民主在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也有倒退的危险。当前,我国城镇地区实体民主的发展使国家体制内原有的程序民主进一步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较之以前更能遵循制度化的运行规则,更能体现出民主的价值理念。此外,实体民主也在推动着其他形式的程序民主不断出现和发展。中央巡视制度、听证制度、财产公示制度等新型的制度设计不断地被提出、尝试和深化,并在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在城镇地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完善,仍旧面临着发展滞后的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的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保障,没有程序民主,实体民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实体民主是程序民主的目的,没有实体民主,程序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程序民主的发展必然要求实体民主不断跟进,而实体民主的深化也要求程序民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程序民主为实体民主的培育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实体民主又为程序民主创造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毋庸置疑,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民主架构的两条支柱,并促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在广大农村地区,要进一步深化程序民主,积极探索推进程序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实现当前的程序民主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变。还要不断充实程序民主的形式和内容,积极探索其他形式的民主实现路径,如协商民主、听证制度等,通过程序民主的训练来培养和充实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文化与广大农民的民主法治精神,进而带动和推进实体民主的发展。同时,要不断引进城镇地区实体民主的发展成果,保障村民的基本权利,以弥补实体民主的空白。通过立法等手段,明确个人、集体与政府的产权关系,以保障公民的私有产权,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和财产公示制度,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积极鼓励和主动推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民主程序是依赖于民主实体而存在、运行的,没有实体民主就没有程序民主。程序民主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体民主所追求的公正价值。”[6]因此,在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的共同发展,不断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自由和平等等现代公民精神,才能使我国农村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

在城镇地区,要在实体民主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程序民主的有效实现路径,特别是借鉴广大农村地区推进程序民主的丰富经验。城镇地区程序民主的发展是农村地区程序民主从基层自治组织向中上层政府组织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城镇地区程序民主的不断推进也必然遵循着一条从下一级政府向上一级政府不断延伸的路径。由于城镇地区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因此,较之农村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城镇地区在发展程序民主过程中更具复杂性,其风险也最高。在此过程中,实体民主的进一步推进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地区程序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统一的社会共识。这些政治环境和社会共识不仅包括更完善的法制建设、更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更廉洁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而且包括社会民众对国家体制的高度认同和对民主建设路径的广泛共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被打破,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各自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合流,这种合流也体现着自改革开放以来程序民主建设与实体民主建设的交汇。我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既不可能使农村地区抛开城镇地区的影响单独探索实体民主的发展路径,也不可能使城镇地区在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之外另辟蹊径。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必然迫使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协同发展,共同促进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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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健]

作者:聂应德 郜清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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