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中共民主政治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共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1：

论“八大”前后中共领导集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摘要】“八大”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内容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原则方针、目标途径等方面，这些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成果，有鲜明的特色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八大”前后；民主政治；理论成果；特点意义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新民主主义迈入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交汇点，这次会议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革命连续辉煌的顶点，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当时探索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所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与邓小平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有渊源关系，对今天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仍有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理论成果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模式。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34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1]345月，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党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2]192-193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针对党外有些人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1]208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他们主张继续保留民主党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模式应该是：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呢？毛泽东重申：“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206-207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1]35对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235有了民主党派，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二）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作为人民代表大会所贯穿的原则，应该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已经有过记载和论述。而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和强调，则是将其扩大运用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不仅要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解决。因为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3]514-515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091957年4月，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篇报告中发挥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指出：“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4]273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209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仅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将它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23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具体方针，他分别就政治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科学文化工作等方面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211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1]235“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1]235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和主张，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四）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途径。1957年7月，尽管当时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但毛泽东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正确思想，并且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想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5]543毛泽东所希望的这种目标，也是其他领导人所赞同和主张的。除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外，1957年8月，周恩来谈社会改革问题时也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6]266-267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当时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设想的：第一，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民主。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家民主的关键。在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中，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想。文章强调，斯大林在晚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而斯大林的这一错误，又同苏联当时盛行的无原则地歌颂领袖的不正之风有关。执政党内部民主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所领导的整个国家的民主。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途径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这样就能从根本上加强民主。第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周恩来在“八大”前夕明确指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6]207。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2]193在这期间，毛泽东也已察觉到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也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考虑。他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1957年4月，他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再次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这说明在斯大林问题揭露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第三，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民主监督。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代表中央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明确职责，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倾听意见，改进工作；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等。邓小平在1957年4月论述党要接受监督时，分析监督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党对党员的监督、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4]270-271第四，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他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7]253

二、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八大”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总的来说是围绕着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展开的。这些探索和思考既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又有其独创性的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第一，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共领导人是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导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的建设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这个设想既指明了专政的办法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同时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精彩的运用和发挥。第二，独特的创新的政党政治模式理论。所谓独特，主要是指所设想民主政治的政党模式，既不是苏联式，也不是英美式，而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战线性质。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曾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他们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前提下，正确地处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这个制度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在朝和在野的关系，更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比较好地相结合了，同时更突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第三，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中共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以历史为借鉴。他们都是旧中国专制政治的经历者和反抗者，深恶痛绝独裁专制，所以他们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的每一个重要思路，每一个结论，都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质，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还表现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尤其是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应该说，“八大”前后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其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斯大林晚年个人崇拜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受到了震撼，认为这个历史教训要认真吸取。正因为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自己没有切肤之痛，所以，后来在实践中对原先正确的民主政治设想的贯彻，就有时好有时差，甚至最后走向背离的道路。

尽管1957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全面破坏，但是，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政治生活总的来说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思考与设想，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勿庸置疑的。第一，以创造性的理论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使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与适应性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是其在中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一理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指导，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方针、途径、目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独到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财富，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八大”前后，党和毛泽东在探索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方面的重大建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有很多内容是直接来源于这个时期正确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范畴部分，如民主与专政、民主与自由、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民主制度和方法部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发展道路与模式部分的对两党制与三权分立的批判等等，都与“八大”前后党的民主政治思想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定意义上讲，“八大”前后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探索到的一些正确的民主政治思想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内容的形成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刘 滢]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s Thought on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CHEN Guoqi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Yan’an， Shaanxi 716000）

Key words：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democrac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feature and significance

作者：陈国清

中共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2：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民主政权

文献标识码：A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诉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第一，强调进行民主改革的重要性。要抗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阶级的团结，而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关键，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具体地指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针对“强调民主是错误的，应该强调抗日”这种说法，毛泽东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因此，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第二，阐明了民主的科学含义。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够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这是民主的实质。”这是他长期主持政权建设工作，总结人民群众从事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践经验，对边区民主政治作出的科学概括。那时所谓大家，是指抗日人民，除了汉奸、卖国贼，凡是主张抗日的人们，都属人民之列。按照谢觉哉的观点，民主赋予人民两种权利，一是有议国家事务的权利，二是有管国家事务的权利。两种权利都属于人民，两种权利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叫人民当家作主。谢觉哉还多次指出，一个政权，只有把议和管的权利，交给人民，并由人民亲自来议来管，才能叫民主政权或民主政治。这种区分，意义重大，它对于防止干部包办代替人民议、管国家大事，对于防止干部由人民公仆转化为人民的主人，彻底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提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设想。1945年7月，时任国民参政员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毛泽东问黄有什么感想，黄感慨万端地指出，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环境好转以后，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日久天长，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总也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罢，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到的中国式民主之路的集中概括和精确表达，这条民主之路就是人民民主之路，就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当家做主人的民主之路。

第四，提出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阐明了“三三制”政权主张。他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因此，“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它既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于存在于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完全独占现象的扬弃和超越。“三三制”的人员组成的规定，看起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然而，它却具有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意味。

二、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因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处于首席根据地的地位，成为中共建立民主政权的实验基地和模范样板。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权半”的边区政权结构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6日，在形式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自治区。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和民意机关，区、县、乡三级参议会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之权，边区参议会有创制边区单行法规之权。政府由参议会选举产生，接受参议会的监督，同时，对参议会也有一定的制约权。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之决议案，咨送同级政府执行，如政府委员会对决议案认为不当时，应即详具理由，送回原参议会复议”；“如下级参议会议决之案件有不当时，同级政府受上级政府或上级参议会之指示，得停止执行”。这样，它们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制约，结合而成边区的各级政权机构。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一切有关的司法工作均由高等法院负责。1939年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边区高等法院独立行使其司法职权。”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司法机关为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应受政府统一领导，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受各该级政府领导。”这就是说，法院在行使司法职能时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行政上要受政府的领导。司法的这种状况，被时人称为“半独立”。

陕甘宁边区这种“两权半”(即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的“半独立”)的政权结构模式，符合边区的客观实际，在当时是相当民主的。以边区参议会来说，与国民党的“国家级”的国民参政会相比，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参政员的产生是指定的，而非民主选举的，参政员的任期，参政会的会期，都由政府决定。与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拥有的选举产生政府，监察、弹劾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甚至立法的权力相比，国民党的参政会只能望其项背。

(二)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选举

边区的选举制度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首先由边区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全体人民以普遍、平等、自由竞争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然后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改选之前，陕甘宁

边区政府就专门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选举自由不得妨害”，“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

在边区历史上，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直接民主选举。第一次是在1937年，由于当时尚未实行“三三制”原则，在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清一色”现象还比较普遍，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45名议员中，中共党员就有137人，党外人士仅有8人；该届参议会选举的常驻议员9人、边区政府常委15人，全都是共产党员。这样的政权结构不利于调动各抗日阶层的积极性，也是与统一战线原则相悖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民主选举，边区参议会通过的选举条例，虽然无明文规定“三三制”选举原则，但边区政府在临时选举法、选举指示和训令中，都把它列为选举的根本指导思想，规定为选举的基本原则。为贯彻落实“三三制”，边区政府和中共党组织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也采取了许多相应措施。如提候选人时要求既提共产党员，又提党外人士；用反保证的方式，保证党外某些人士当选，即在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过三分之一时，安排一些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而共产党员当选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则不要求党外人士退出由共产党员递补；党外人士当选比例仍偏少时，由政府“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名额可占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选举结果显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在人员构成比例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环县环成八乡的参议会为例，当选参议员者有30人，其中共产党员占10人，其他人士占20人。在乡(市)选举中，18个县的平均数为：共产党员19．8％，国民党员4．9％，无党派人士75．3％。经过“三三制”改造的边区政权真正成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代表了各方利益，容纳了各界精英。到1945年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时，“三三制”更是得到彻底贯彻落实。

限于战争环境和民众文化政治素质不高等现实情况，边区的选举采取了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形式让最广大的人民参加民主选举，比如用画圈、画杠的方法投票。最有趣的是“投豆法”和“背箱法”。“投豆法”是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斗，选民愿意选谁就在谁的斗中放一颗豆，最后通过数豆来计算选票；“背箱法”则是由工作人员背着箱子，亲自到选民中去请他们投票，这样即使在农忙时节也不妨碍选举的进行。边区这种严肃又灵活的选举制度，真正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从选民的参选率来看，陕甘宁边区选举的民主程度是很高的。以1941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直接选举为例，据吴堡第六区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共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这样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无疑起着重要作用，而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正是建立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

(三)坚持党的领导，反对以党治国

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始终处于中共的绝对领导之下。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党在人数只占1／3的情况下如何来实现对政权机关的领导?对此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从领导机制来讲，党对政权的领导主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来实现。“党对参议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说服他们接受。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在党与政权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1941年4月15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35期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明确提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指出：“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邓小平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四)建设廉洁政府，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

与以往政权相比，边区政权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规定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决不特殊。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边区政府还进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这对于培养干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精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确保政府的清廉，边区政权把惩治贪官污吏的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早在1938年8月，边区政府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贪污小米500斤，即行处死。1941年颁布施行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时任陕甘宁边区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的肖玉璧，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还非常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各级干部的监督，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间接的方式是通过由群众直接选举的参议员对在职各级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对有违法失职行为者，参议会可以代表人民将其罢免。直接的方式是“人民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1945年10月，边区政府还专门向各级政府发出了《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规定：“凡属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实事求是地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办理经过，必须详细报告我们，对于至今积压未办之案件，应即切实清理，勿再拖延为要。”实

践证明，边区政府由于始终如一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把自身打造成了廉洁、高效的民主政权。

(五)制定专门法律以保障人权

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使他们正确认识民主意义、本质以及民主与非民主的界限，1941年5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题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一文，指出：“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这为制定人权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揭开了革命根据地用法律保障人权的新纪元。

《条例》首先规定了人权的法律概念。人权是指“人民之人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拥护、参加抗日的一切阶级、阶层或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民族败类汉奸、助纣为虐的反动派，属于敌人范畴，边区政府剥夺其人权。其次，《条例》对人权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最后，《条例》还规定了人权的保障措施。如司法公安机关统一行使逮捕审问处罚，逮捕人犯应有充分证据依法定程序执行，尊重犯人的人格，“不准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等。

人权立法的制定，超越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所形成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和隔阂，架起了主人与公仆之间密切合作又互相制约共同保障人权的桥梁。它不仅对于提高干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严于执法的精神，而且对于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捍卫自身权利的自觉性都有重大的意义。

三、“三三制”民主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启示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边区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阶层的积极性，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领导下，为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政权建设必须把实行民主放在首要地位

民主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把民主提高到了是解决阶级或政治集团兴衰周期率有效方法的高度。“三三制”政权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邓小平把它称为“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三三制”民主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用“中国民众文化教育程度低下，没有经过民主的基本训练”等类似的借口一再推迟“宪政”的施行，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扎实具体的工作，引导民众对于民主实践的兴趣，调动他们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入民主运作的热情，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建设打下深厚的基础。民主素质和民主意识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培养、锻炼出来的。谢觉哉同志总结边区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多次讲过，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反动派统治下，领导人民革命，去争取民主和自由，当时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不愧为人民的英雄。但是，一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视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和自由为私有物，吝啬民主，不给人民民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主人，民主的主宰者，而把人民群众看成自己的奴仆和施舍的对象。这种干部，如不认识错误的严重性，痛下决心，认真彻底地改正，就有可能在不民主的环境下，由人民的好干部，变为新恶霸而被人民所唾弃。谢老的这段话可谓是远见卓识，对我们现在搞民主建设仍有极好的警示作用。

(二)“三三制”民主模式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最大可能地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民主化程度最高的民主政体。在“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构成中，包含了除汉奸以外的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代表了各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运行的结果，体现了很高的行政效率，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各抗日根据地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得以巩固和扩大的重要原因。这种民主模式与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我国现阶段社会，阶级作为整体已经不存在，但阶层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维护国家利益，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必然要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更加广泛，是超越一切阶级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三制”民主模式所创造的成功的民主形式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三)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很多措施对我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启发意义

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逐步形成了过于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一体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急风暴雨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改变，不仅被固定化和绝对化了，而且进一步被引申为“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最终歧变为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制约机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秉承其在延安时期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把实现党政分开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认为这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政权对党政关系的本质认识和制度安排为我们坚持并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总之，民主不仅是一种理想和目标，更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完善的过程。在抗日根据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能够成功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实践，在今天党掌握全国政权、拥有广泛政治资源并且自身也更加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在中国民主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出色。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zwsf_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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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军峰

中共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考察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先后四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对60多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历史回顾，将有助于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很多媒体和讲话中都出现了“新农村”这个字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接连颁布了五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1982年、1983年和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1987年的中央五号文件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十三届八中全会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归结起来，先后共有四次。现阶段，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是对前三次新农村建设的继承和升华。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满足工业化对农副产品的大量需求，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概念，就农村工作的任务及长远奋斗目标作了一系列的规定，成为指导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纲领。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这个《章程》成为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法规，农业合作化成为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选择。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纲领，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初步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第一，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和“政社合一”的组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的推广，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取代没落的乡绅，广大农民群众参政议政，成为自我管理、当家作主的新型农民，彻底改变了农民被排除在外的农村政治旧格局。

第三，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封建等级观念、家族观念、夫权意识等得以荡涤，农村丑恶的社会现象以及封建陋习基本被消灭或控制，农村社会风气得到净化，爱国家、爱集体、男女平等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农村图书室、夜校、扫盲班、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农民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农民、农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第四，初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农村“五保”和敬老院等简易社会保障组织体系和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队伍。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使农民群众的生、老、病、死等得到了基本保障。

1956年到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推动了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农村发展经验。但是，当时对国情的认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过分强化意识形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期对大寨经验又教条化。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农村的发展一度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些惨痛的教训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依然有警示作用。

二、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使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农村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越来越坚实的情况下，顺应时代要求，在更高起点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

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目标：“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

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新农村建设相比，这一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思路方针、目标和任务上都有重大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开始强调城市对农村的服务，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国家设在农村的一切企事业单位，通过提供当地农民需要的各种服务，与农民共同建设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的贡献。”二是建设目标比改革开放之前更高，且具有明显的小康社会特征，建设内容也更丰富了。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改革开放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由原来的长期短缺变为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三、农村改革深入开展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加剧，“三农”问题变得严重和尖锐起来。在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进程中，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在总结2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做出了具体概括，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文化上，坚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决定》还就新农村经济建设、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详细要求。

与前两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更加丰富、具体，内涵更加深刻。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农民增收和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第二，强调加强新型农民的培养，推进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改善党的建设，等等。由于《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是从1998年到2010年，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对它的进一步升华。

四、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持续拉大，“三农”问题越发尖锐和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综合生产能力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体制不健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素质低，增收困难；等等。长期形成的工农关系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切实解决，就难以构建和谐社会，无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因此，“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列世界第四位，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步入了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了13%，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上升到51%和36%，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达31628亿元，增长5232亿元，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公共财政的条件和一定的反哺农业、带动农村的能力。这一切表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次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此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起点更高。其次，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扶持力度更大。要求统筹城乡发展，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再次，目标更高，内容更丰富。它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最后，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强调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以来，党中央连续下发了7个中央一号文件，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阐述了国家对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取消农业税，完善和强化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农民补贴；着力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能源问题、公路建设和电力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根据《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全部学杂费，中央财政同时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安排公用经费补助资金；2007年免除中、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全部学杂费。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8年全面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各省均成立了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本省实际研究和部署新农村建设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逐年增加资金投入，形成了全国上下广泛参与、大力支持的新农村建设热潮。经过10年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迅速发展，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涌现出一大批示范典型。

但是，新农村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缺乏代表性问题。各省普遍的做法是先搞试点，试点成功后，再以点带面，全面推广。这本是一种比较扎实稳妥的做法，但是在试点村选择上，很多地方忽略了代表性问题，导致打造的样板村无法推广。

第二，新农村建设规划滞后问题。由于一些地方干部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握不准，缺乏一个科学长远的规划，甚至没有规划就急着上马，造成了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的现象严重。

第三，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在新农村建设中，在选点上首先考虑产业基础好、生活比较富裕的“富村”；在建设规划和扶持项目上，不去考虑是否为农民迫切所需，是否受农民欢迎，是否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大搞形象工程。例如，有些乡镇后进村的农民群众饮用水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干部们却在考虑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是党解决“三农”问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不是一项短期任务。“十三五”期间，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将是党的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王艳敏，谢子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回顾与比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4）.

[3]孙耀武.“建设新农村”内涵的历史演进及时代特征[J].经济论坛，2006（5）.

[4]顾卫兵.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研究[J].调研世界，2008（11）.

责任编辑/彭月才

作者：覃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