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

摘要：防腐是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防腐的问题表面看来是限制或制约权力运行的过程。其实不然，防腐是清除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阻碍、保持权力运行合法性的过程。在权力运行的环节防腐只是防腐的治标之策，其实授权环节的民主才是防腐的治本之策。授权环节是防腐的关键阶段，授权民主才是防腐的治本之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 篇1：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下的政治竞争

摘要：政治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的政治竞争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条件下的政治竞争。我们的政治竞争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制内的适度的政治竞争，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客观上需要政治竞争。中国的政治竞争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为根本原则，并且要为政治竞争在中国的发展打造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各种条件。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竞争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竞争的理念引入党的文件中，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探索，并丰富和发展了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当然我们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条件下的政治竞争，我们的政治竞争是以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目标的政治竞争。

一、政治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政治竞争理论源于西方，政治竞争产生于近代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代议民主制的建立及政党政治的成熟。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民主文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等诸多因素是西方政治竞争产生的根本条件。

从理论上对政治竞争加以系统论证是现代社会的事情，其中以熊彼特的竞争式民主理论为主要代表。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论述了他关于民主的新表述。熊彼特进行了民主也就是民主方法的“规定”的思考：“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它包含了两层意思：民主是一种方法或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就是选举。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民主方式被认为是有关政治决策的制度性安排。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有关于政治竞争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论述：“民主不论是被定义为权威的来源或是目的，都会出现含糊不清、不精确等严重问题，因此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程序性定义。在其他政府体系中，人们可以根据出身、抽签、财富、暴力、选任、学识、任命或考试成为领袖。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尽管亨廷顿对政治竞争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的观点却是十分确切的。他把政治竞争视为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认为在民主政治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竞争领导权。

那么什么是政治竞争呢?我们认为政治竞争主要是指在两方或两方以上个人或组织之间采取竞争性的手段，为了达到政治目标所进行的活动。它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有的学者对政治竞争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推进民主政治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概括：“政治竞争是特定形式的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以维持现有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至于以破坏现存制度为前提的争夺统治的斗争则不包括在政治竞争之内。政治竞争在政治舞台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正常的政治竞争机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政治精英的政治竞争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紧密结合，并让民众充当政治竞争的裁判者，为执政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竞争规则明确，具有公开性，竞争各方相互严密监督，可以有效减少政治腐败，从而为公共权力行使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外，正常的政治竞争还具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推动政策创新等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竞争是体制内的竞争，竞争各方并不存在直接对抗或敌对的关系。并且，竞争各方都不愿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政治竞争这一特性无疑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政治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西方政治竞争理论是从西方多党竞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展开的，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西方社会的标准。因此，对于西方政治竞争的理论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政治竞争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尽管人们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民主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模式，但其中一点政治家们达成了共识：通过政治竞争的方式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如计划和市场，是手段和方法，本身沒有阶级性，也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政治领域，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东西也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第一，政治竞争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在西方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还只是刚刚开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行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下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我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好的经济模式。

为什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政治竞争?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而自由竞争反映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政治竞争。不论什么性质的社会，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政治上都要求政治竞争。所不同的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决定了政治竞争的性质和范围不同。所以，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要拓宽政治竞争在我国的实现形式，以适应社会的政治诉求，这正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转变。

第二，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然而，如果没有政治竞争，或者政治竞争流于形式，人民当家作主都将失去实现的平台而成为一个空洞口号。实践证明，亿万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既不可能，也有悖于行政管理规律。1871年巴黎公社的出现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尝试。公社由普选的代表组成，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

以被罢免、撤换。公社还废除了旧官吏和警察，把公职人员变成人民的公仆。公社实行的普选制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并由主人自己挑选公仆的伟大创举。公社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没有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选举制度，但它的普选原则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核心内容。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最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来管理国家，人民群众要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把政治竞争看作是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管理国家事务、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必要途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政治竞争。

民主政治是以竞争为重要特色的，无竞争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但竞争能不能够引人中国政治体系?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竞争会引起派别斗争，因而反对竞争；二是认为中国也可以有政治竞争，没有政治竞争就没有活力，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则防止形成派别斗争。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竞争性民主实践来看，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存在真正选举的地方，肯定会有竞争，只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在不允许竞争的情况下，竞争往往在背后运作，反而形成无规则的竞争，有时会产生不公正、扭曲民意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是可以规范的，即通过规则的制定，既体现出竞争精神，又有利于整合党内意志。这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第三，政治竞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域出现许多竞争性民主现象，如：基层的村民海选式选举，乡镇的“公推直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引入竞争择优机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的规范化、制度化，这些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视政治竞争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否认政治竞争行为，因而在实践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竞争机制。由于竞争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不少公民正常的利益要求难以得到表达，上访乃至非法抗争行为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围绕政治职务展开了无原则的政治角逐，跑官要官之风盛行，买官卖官时有发生，腐败现象难以根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无从落实。”

总的看来，我国虽然制定了有关政治竞争的基本制度性规定，如选举法规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我国的竞争陛民主政治发展缓慢，地方党组织及行政机构中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执政意识不强，驾驭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执政能力和水平不高，公民对竞争性选举的要求日益强烈与竞争性民主制度化水平低下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竞争机制。

三、在中国发展政治竞争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

发展政治竞争的意义在于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是以政治竞争为重要特色的。发展政治竞争要符合中国国情，要遵循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江泽民指出：“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嘲锦涛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要积极借鉴，但不能照搬别国政治体制的模式。”“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因此，在我国发展政治竞争必须坚持以下政治原则：

第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民主建设，发展政治竞争，首先有一个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的问题。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长期以来，在民主与党的领导关系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在所谓“-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相当严重，无从开展政治竞争；另一种是一些人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民主，追求所谓没有领导、不受任何法律和纪律约束的“绝对民主”，甚至企图利用民主来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实践已经证明，搞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争得民主，就无法开展政治竞争；脱离党的领导，就不能正确地坚持民主。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实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政治竞争必须首先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竞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发展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发展政治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展政治竞争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当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要大胆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与市场竞争没有阶级性一样，政治竞争也没有阶级性，它仅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前提下，发展适度的政治竞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此，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积极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竞争。

第三，发展政治竞争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建设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发展政治竞争，不仅要遵循民主的一般规律，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规律。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在中国发展政治竞争，必须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稳步地推进和发展中国的政治竞争，使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四，开展积极的适度的政治竞争，坚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在开展政治竞争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政治竞争要求执政者必须重视广大社会成员对其制度的内心认同，这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当前，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全稳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增多。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开展政治竞争一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构建民主、平等的政治机制，促进社会公正，减少利害冲突，降低摩擦成本，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富强。

四、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竞争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在中国开展政治竞争，建立竞争性政治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开展政治竞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要使中国竞争性政治健康发展，就必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第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政治竞争创造坚实

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一般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制约着政治竞争发展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为政治竞争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上已基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开始步人小康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说，我国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条件还很不充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如充裕的时间、便捷的交通、发达的传媒和必要的设施等，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

第二，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发展政治竞争提供文化支撑。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民众心理中积淀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政治意识，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严重影响着政治竞争的发展。

开展对公民的政治文化教育是实行政治竞争的重要文化条件。公民的政治知识、意识、道德水平如何，直接影响政治竞争发展的程度。凡是公民政治民主素质普遍高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也高。为此，必须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文化教育。政治文化教育应当把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政治运作的规则等作为重要内容，使公民掌握国家政治管理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形成一种关心国家政治民主发展的良好氛围，这样政治竞争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在对公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全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民主知识广泛普及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才能逐步提高和增强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参政、议政的水平与能力。

第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政治竞争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说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可以预料，到本世纪中叶时，大多数领导职位都将由直接选举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竞争开始引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虽然我国的政治竞争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我国的政治竞争发展仍面临许多体制性矛盾，这就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就是说，发展政治竞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之一。充分实现上述目标，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为发展政治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加强公民社会建设，为政治竞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公民社会的成长。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变迁和社会转型，开辟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广阔道路。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发展政治竞争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民社会是一个规则化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契约关系作为维系自身存在的纽带。虽然公民社会本身是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国家的领域，但它也同时成为国家和政府与社会和公民直接对立的一种缓冲器和调节器。另一方面，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可以巩固加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推动政治竞争发展。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主政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为公民社会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正义，争取和维护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使命，所以公民社会能够直接地推动政治竞争在中国的进程。要使中国政治系统逐渐走向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大力培育中国公民社会是必要的前提。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其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我们应该注重培育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并将公民社会建设作为推动政治竞争发展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溃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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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31.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2005.146.

作者：丁 咚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 篇2：

授权民主:防腐之本

摘要：防腐是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防腐的问题表面看来是限制或制约权力运行的过程。其实不然，防腐是清除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阻碍、保持权力运行合法性的过程。在权力运行的环节防腐只是防腐的治标之策，其实授权环节的民主才是防腐的治本之策。授权环节是防腐的关键阶段，授权民主才是防腐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授权；民主；防腐

权力的运行会带来负效应。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能够对其进行制约，但是不能从根源上对权力的运行带来的负效应进行治理。同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只是治标之策。如果我们把分析问题的重点放在权力运行的前一个阶段——授权阶段，那么解决防腐问题的思路就明朗了：防腐的关键阶段——授权与防腐的阳光之剂——民主相结合而形成的授权民主才是防腐之本。

一、授权环节是防腐的关键阶段

授权即权力的授受，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即指认一定人员，担任某些职位。其实质是一种内定，是集中的一种体现；二是下级对上级的选举，即民众通过选举把权力授予代表。其实质是一种放权，是民主的一种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在计划经济时代任命的授权方式较为突出，在市场经济时代选举授权方式较为明显。特别是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力度的提升，在权力的授受中民众归向选举，而对于任命则较失之认同。我们知道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所以民众选举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这样授权民主作为授权环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就得到了体现。又由于授权是权力运行的前提，所以授权环节是防腐的关键阶段。

1　授权是权力运行的前提。首先，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以国家为依托的。行使权力是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存在价值。国家权力包括主权和治权，即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在人民与政府之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执行者。治权来源于主权的授权。没有人民主权的授权。即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就没有国家(政府)的权力运行，即执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职责。所以授权是执行权力的开始。其次，从权力的合法性看，授权是权力运行的前提。迪韦尔热认为“合法性指的是一个集体的大多数人认为一种权力、一种权威和一种等级制是合情合理的，即符合价值体系的。”琪实合法性就是一种社会认同，也就是权力要得到民众的认可，也即民众的授权。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使得民众相信政府永远在忠诚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的理由只能是人民主权原则。詹姆斯·W·西瑟指出：“真正的自由需要社会中一种实际的权力来反对国家，需要一种公民意志来限制政府和保护权利。”人民主权原则是权力运行良好的前提和保障。也可以表述为民主原则(即授权)作为一种维护权力合法化的社会安排，是权力运行的前提。

2　授权是防腐的前沿。我们知道权力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在权力产生之前就把腐败产生的条件清除的话，那么就能防止腐败。要清除腐败产生的条件，防止腐败的产生，必然经过授权环境的过滤，在授权环节形成防腐的坚固前沿。首先，相对于权力的运行而言，授权处在前沿始点。权力的存在是一个从形成、运行到回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权力的形成是始点，权力的运行是经过，权力的回收是终点。没有权力的形成，也就无所谓权力的运行和回收；没有权力的运行，也就没有权力的回收和对权力合法性的检测；没有权力的回收，也就无法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良性互动。授权是权力存在的起点之一，因为权力的开端除了授权外还有僭取，授权是适应当代权力合法性的最佳方式。其次，相对于腐败的形成而言，授权是防腐的前沿。阿克顿说过：“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由此可以多少看出权力很容易使治权者滋生腐败。腐败是与权力相关的词汇，为什么治权者容易滋生腐败呢? “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的社会里，在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还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下，谋取个人利益始终是掌权者行为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掌权者的意志是不可能完全超脱现实的，它随时都会受到社会上各种复杂因素以及个人情感欲望的纠缠，随时都面临着超越法律和道德界限的诱惑，并以特有的方式在权力运行中表现出来。”这种特有的方式就是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腐败就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严重脱离。所以，在权力形成之前设防，比权力运行时进行监督作用更大。这样权力运行前的授权就成了设防的前沿阵地，成为了防腐的必然选择。

二、民主是防腐之策

从古希腊到当代，从西方民主到东方民主，民主始终作为一种理想，构成不断前进的标准。民主作为共性而存在具有普遍的价值，其核心是人民主权原则，即人民是最终的政治权威。其本质是大众权力，即权力和权威依赖于人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由于国情所限，广大人民不能直接从事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而只能通过间接民主，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直接行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这样就造成了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与代表作为权力的管理者的分离。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国家权力的运行属于人民所管只是理论上的合理的解读，实践中两者是分离的。又由于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的管理者容易被权力所腐蚀。所以，对权力进行监督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而能够有效实施制约监督的关键手段就是民主。

1　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要坚持民主制度。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这里多数人的意志就是阳光，也就是说权力是在民众中产生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就是让权力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这就使民主必须遵循几条原则。首先，主权原则。即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民主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的基石和灵魂，也是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的关键。其次，自由平等原则。即人民能够适当地参与民主政治，发表意见，进行投票选举。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的前提条件。再次，公开竞争的原则。公开竞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和显著标志，也是联系民众的重要渠道，这是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的重要内容。最后，协商原则。协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民主程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情况下，协商就是在最终表决之前依照民主的原则，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并对不同意见进行广泛而深

入的交流探讨，以求得共识。同时，协商可以化解矛盾，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是让权力在阳光下产生的助推剂。

2　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的运行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公仆直接行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正确行使。即公仆们时刻牢记权为民所授，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另一种是公仆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个人牟利的工具，被权力所腐蚀，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安排，预防不法分子的出现。在所有制度安排之中，民主居上。首先，完善民主决策。包括决策原则的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策参与的民主，扩大群众的决策参与度；决策程序的民主，使民主公开的要求体现在其过程中。其次，完善民主行政。一是信息公开是民主行政的前提。权力运行的过程包含诸多信息，如果人民对政府有哪些权力、权力如何行使不知情或一知半解，不仅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会成为空话，而且也极易为某些人搞暗箱操作或贪污腐败提供便利。要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要增强公职人员的公开意识、要重视民众信息需求和参与、要细化内容和明确标准、要依法公开和加强问责。二是思想转变是民主行政的关键。民主行政的关键是公仆们在思想上要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主人。然而情况往往相反，公仆为虚，主人为实，公仆主动与人民群众拉开差距，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模样。这种思想与民主意识相悖，严重影响到民主行政。所以要转变公仆的思想，使其认识到权为民所授，才能使公仆做到情为民所系，才能使公仆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避免公仆将个人利益置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再次，完善民主监督。在我国，一是完善党内监督，包括组织监督和党员监督。二是党外监督，主要指民主党派的监督。三是群众监督，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体现，是确保权力阳光运行的基础和根本。当前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遍及全球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具有便捷的交互功能。网络监督已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多腐败分子的落网，就是网络监督的功劳。网络监督已成为群众监督的重要部分。

三、授权民主才是防腐的治本之策

民主在权力所处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与权力相关的概念中民主可以分为授权民主、运行民主。授权民主侧重于权力运行前的民主，即权力产生时的民主，比如选举等。运行民主侧重于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民主，比如监督等。由前述分析可知，权力产生时的授权环节是防止腐败的关键阶段。民主又是防腐的良剂。如果把授权与民主结合一起而加以分析，那么授权民主就是防腐根本措施。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授权环节注重民主，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也表明在防腐问题上授权民主与一般运行民主的不同之处在于授权民主突出治本。

1　授权民主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产生。民主制度的确立是权力健康的形成和运行的必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指出：“把国家收买到手的人到头来而不出卖国家，而不从弱者的身上捞回自己以前被强者所敲去的那笔钱，那是难得有的事。”明确了授权民主对于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的必要性。首先，授权民主形成了一种民主政治健康运转的良好环境。这种良好的环境主要体现在群众的监督方面。群众监督的实质是将权力产生和运行置于群众的视线之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氛围中人民群众是民主的主体，并且是权力运行的决定力量，自然也是一种监督力量。只要群众的监督力量真正的被发挥出来，就能使腐败分子消失在萌芽之中，或者毫无藏身之地，就能形成一种民主政治健康运转的良好环境。其次，授权民主杜绝了腐败形成的条件。民主的多数原则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多数原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意味着大多数人具有决定权，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这就使得多数具有人民的权威，体现出人民主体原则，并且支撑着民主的灵魂。民主的多数原则成为一种制度，并且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民主的多数原则从根源上否定了个人的专制，内在地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运转的监督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筑起了坚固的防腐高墙。如果再从民主的本质分析可知，民主与腐败水火不容，因为民主维护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腐败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所以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本质方面都可以看出授权民主与腐败势不两立，民主绝不允许腐败的出现。

2　授权民主从运行上推进腐败的消除。权力授予上的不民主是导致权力滥用的一个重要诱因。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授权环节上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实质。这就必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授予过程的监督，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消极腐败行为，确保权力正当授予、规范运行。一是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是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最重要的保障。凡是在党内重大事项集中形成共识决定时，书记在班子里只有一票，并不拥有足以否定大多数人的权力。书记的作用就在于集思广益，集中大家的好主意、好看法。或者引导大家形成新见解、新认识，绝不是动辄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时时处处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民主的思想是作为领导者首要必备的素养。二是注重通过民主评议、民意调查来解决问题。这是加大群众参与力度的重要途径和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渠道，是反腐倡廉的阳光之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第九条规定“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这样一来就会迫使领导干部努力平息群众的不满，想办法解决问题。可见，用民主的方式解决这种现象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三是要确保制度的系统性。制度建设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制度建设强调的是制度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系统性。只有确保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才能确保制度的整体性，充分发挥制度的执行力。当前，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贯穿民主政治建设全局的根本举措，也是预防腐败的关键决策。四是确保监督的刚性。监督的过程也就是民众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统一的过程。失去了监督的权力就会使权力偏离人民的意志，从而导致权力运行的不良循环，最终使权力失去其合法性，造成腐败现象的发生。得到监督的权力才能保持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才能保证权力良性运行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监督的过程中要体现民众的权威，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这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需要，也是授权民主的外在体现。为此，要确保监督有刚性。这就需要增强监督的执行力，让监督由“软”变“硬”。同时还需要注重监督结果的运用，充分尊重民意，确保民众的主体地位。

【责任编辑：孙　巍】

作者：牛月永

民主政治基本要素分析论文 篇3：

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2013年11月9日至10日，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各抒己见，相互磋商，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协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意义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协商民主是民主化进程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应当在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定位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什金教授指出，协商民主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由谁协商和怎样协商。前者涉及协商主体，后者涉及协商过程。他认为，协商民主既不同于竞争型民主也不同于精英型民主，其主体是人民，只有人民意志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的体现。他提出，“协商民意调查”是民主协商过程的一个有效方法。这种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雅典，目前它不仅普遍适用于局部问题的协商，而且经过科学改进可以运用于国家层面的决策。

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杰弗里·斯托克斯教授指出，协商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民主化治理问题，现代政治需要治理，但治理不同于政府。自由民主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好的治理”的标准只能由协商民主理论所提供。他认为，约翰·德雷泽克教授提出的“协商能力建构”理念可以为衡量治理效果和民主化发展程度提供一种参考性的评价标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包钢教授指出，必须建构协商民主在协商治理方面的机制、流程和形式，这有助于证明协商民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协商治理制度和能够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方法。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斯蒂芬·艾斯特伯博士分析了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过程中的十个焦点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从协商民主制度化转向政治协商体制的实现，那么协商民主与政治行为、政策影响、不平等、专家意见、多元主义、利益、心理特征、公共领域、参与代表制、小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会成为困扰协商民主的体系能力得以发展的关键。英国华威大学约翰·帕金森教授则认为，在协商制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重要张力，即内在于协商民主中的协商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有赖于对这一张力的自觉意识。

就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而言，协商民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生活中，西方代议制民主暴露出内在的困难，而协商民主则具有内在的吸引力和潜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沃伦教授认为，在广阔的、差异化的、后传统的复杂社会背景下，自由民主理论的观念资源和近乎枯竭的制度能力已无法满足人们对民主制度日益增长的期望。协商民主能够产生协商影响力，从而为国家和政府的治理提供了一种基于说服而不是权威和压制的内在合法性。正是因为通过交往影响力而不是货币或强制力来解决政治冲突，所以协商民主在政治上有助于构建一个好政府，在伦理上有助于为协商治理提供道德合法性，在认识论上有助于融合专家决策和大众决策。

南开大学哲学院李淑梅教授阐述和分析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建立新型民主的构想。她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国发展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现实启示意义。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协商民主课题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高春芽副教授指出，代议民主的出现融合了代表制和民主制两种元素，通过将大众吸纳进政治过程而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巩固了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但问题在于，将政治民主等同于选举式民主或竞争性民主的实践处理方式却弱化了民主政治的平等价值和共识性质，因此，代议制民主发展的现实表明，它越来越无法承担民主发展所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博士通过分析法国民主理论家勒弗、汝门斯等人的“代表”思想对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正统协商民主的批评和修正，指出，代表制不同于代议制，正是良好的代表制使得民主协商能够正常有序地运行，不至于沦为生产“虚假共识”的机制。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认真考虑政治代表及与之相联的派别政治在协商过程中不可化约的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和特征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是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论题。围绕这个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在于：首先，中国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政策框架基本前提。其次，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二者不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民主政治的两个互补的基本环节。第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非党派人士的协商，一个是政府与民众的协商。

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从社会治理和社会协商的关系角度论述了中国协商民主的独特结构、逻辑、实践和出路。他指出，中国协商民主是内生的，其内生基础就是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它在结构上有三个层面：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公民协商，社会协商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实现互动提供了界面。从目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看，只有在构建社会管理体系的同时，建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虞崇胜教授则把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协商主体、协商层次、协商渠道和协商内容。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成员、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提出了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的观点。他认为，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在理论上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是推动协商民主的重要理论基础。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在发言中，从集体领导制角度论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他指出，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包括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实践表明，集体领导制具有能够实现高效决策、决策过程更理性、可延续和确保稳定的政策产生的比较优势。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成员南开大学哲学院王新生教授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关联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佳选择。他认为，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既在充分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坚持社会主义实质平等的价值取向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基本理念的实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资源和当今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性之路。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则从全球化视角出发，分析了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他认为，从工具性层面说，有利于缓解和化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从目的性层面说，协商民主更有利于培育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理性的、包容的、合法的公民和造就理性的文化和文明。

三、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

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主渠道，因而人民政协在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以及存在哪些有待完善的问题，就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焦点。

俞可平教授认为，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选举民主的重要场所，而各级人民政协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协商民主的主要场所。因而，应当从国家层面、从制度和法律上，对人民政协的责任给予更多授权，使人民政协肩负起自觉推动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责任，从而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教授认为，作为一项核心制度，人民政协已有长期的成功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使得人民政协制度建设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然而，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民主的平台，在结构体制上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界别主体性不足、代表性不足、各界别的委员数量及相应比例不尽合理等。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扩大人民政协在发挥协商民主的制度平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除人民政协制度建设外，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包心鉴教授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然而，当前我国协商民主还存在着某些制度化不足的问题，对此，应当从党内、党间、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基层、大众网络六个方面构建协商民主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朱勤军教授认为，应当从政党、国家、社会的宏观视野构建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探索和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路径的具体对策。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奔副教授认为，公民会议、协商式民意调查、公民陪审团、愿景工作坊协商制度设计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美国加州大学张宁博士从协商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公众听证会制度在协商方面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她肯定听证制度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形式，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听证会的互动性比较差，政府对话语环境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控制等，因而听证会对危机性政治的倾听功能还相当有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韩福国副教授以中国温岭地区的预算民主恳谈为样本论述了民主恳谈在预算决策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翟 祎

作者：齐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