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发生于西方，在实践上中国却早已有之。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着价值、理念和功能上的共通性。在群众基础、价值定位、制度特色和主导力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西方协商民主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1：

中国协商民主的三个辩证认识

摘 要：近年来，中国的协商民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如何对待协商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等问题上，认识并不怎么清晰，必须辩证地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传统资源；选举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基层协商和社会协商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制度和样式创新，从而使协商民主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涌现出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观念层面，还隐隐地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不利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需要辩证地予以厘清。

一、辩证认识中国协商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

中国民主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者们深入挖掘了协商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有“和”文化的思想资源，而且有言官协商的“民本”政治传统，但这却是一个必须辩证对待的问题。

首先，必须辩证对待传统的“和”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并且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不仅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之间和谐共存，共荣共生，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和谐相处，这样就能够达致“中和”之道，使天地各得其所、万物繁荣兴旺，实现“天地人同参”（《中庸》第二十二章）的“天人合一”状态。这种“和”“合”思想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重群体、重秩序、重和谐，非常有利于建构协商民主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和公民美德。[1]林尚立认为，“和”文化虽然不是立基于人人平等的政治伦理，但却肯定了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共同存在与和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民主的基本精神，为协商民主“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 [2]陈剩勇也指出，在价值层面上，“以‘和’为依归的政治文化基础为协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 [3]此后，关于中国协商民主存在着丰厚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果抛开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仅从抽象的价值意义来看，中国传统的“和”文化精神提倡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对于肯定多元差异，包容差别，化解矛盾，达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无疑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与当今多元化条件下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确实有一定的契合性。但是，中国的“和”文化传统与“礼”教及君主专制制度紧密勾连，它所追求的是专制主义等级秩序中的和谐，强调王权至上和君臣之间及臣民之间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否认政治平等，重视群体利益而忽视个体权利，与现代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参与者政治地位平等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等等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必须辩证对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很早就有“民本”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之说，它认为，“王”作为最高政治统治者，凌驾于全民之上，但“王”又必须听命于“天”，而“天”作为人格化的最高道德主体，则又必须顺从“民”意，这样，“天”、“王”、“民”便处于相互作用的连环中，而“民”是最终的根本，如果“王”不能顺天应人，则“民”可以进行革命，将其推翻。这种“民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涵孕出先秦“以道论政”的政治思想，其中最具历史影响的，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之论、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和荀子的“民水君舟”之喻。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的本质在于强调“民”是权力的根本，权力是为民服务的，这与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来源的现代民主理念是基本契合的。故而，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民本”思想内蕴着西方民主理念之后，钱穆、张君劢等人也都盛赞过传统的“民本”思想，尤其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说，甚至将其誉为世界民主理论的先驱。①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热潮兴起之后，学界又将其传统渊源上溯至“民本”思想，如马奔认为：“‘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资源，源远流长，上可以追溯到三代，下可以发现于当今。” [4]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始终只是政治哲学本体论的抽象伦理范畴，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民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架构和政治实践，“民本”思想甚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政治的道德价值理念。“民”作为“本”，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上，是实的，但在专制统治的现实政治生活层面，则是“君”实“民”虚，“民”基本与国家政治生活绝缘，这种“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存在着天壤之别。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纷乱时代，“民本”思想尚能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一定影响，自董仲舒为汉武帝上“天人三策”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之下，“民本”思想仅在唐太宗等个别君主身上及朝代更迭中有所闪现。所以，萧公权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民权有别，未可混同。”[5]刘泽华也认为：“无论从思想体系上看，还是政治实践上看，民本思想都属于专制主义范畴。” [6]

最后，必须辩证对待协商治理传统。中国自西周开始，就已经有了“乡校”等成型的协商治理形式，虽然在秦汉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历朝历代依然发展出一些成熟的协商“议政”形式，如君臣之间的“朝议”，言官的“谏议”，朝野之间“咨询”，士人的“清议”，乡绅和宗族的“乡议”等等。协商治理形式集中了民智，形成集体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君主个人专断及行为不检，有利于政治统治决策的理性化调整，在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对民生有一定的助益，起到了维系社会安定和巩固阶级统治秩序的作用。因而陈剩勇指出，中国政治传统中所“涵摄的政治需要协商，需要争论和辩论的思想，无疑构成了协商民主植入中国的一大本土资源。”[7]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君主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协商政治与现代协商民主必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协商主体的地位不同。中国传统政治协商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君权至上，不仅决策权在君主，而且“伴君如伴虎”，臣民尽管谨言慎行，不犯颜进谏，依然可能触怒君威，因言获罪，轻则重责，重则有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而现代协商民主的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可以自由地表达意愿、平等地参与协商讨论和决策。其次，协商的根本目的不同。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泰民安，最终维护君主“家国天下”的统治稳固。而现代协商民主的根本目的是协调多元利益的冲突，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再次，协商的过程不同。中国传统协商政治过程主要取决于君主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权力专断，而现代协商民主过程主要是参与者的民主协商和理性博弈。最后，协商的保证机制不同。中国传统的协商政治处于人治的环境中，在上主要决定于君主的个人品格、见识和一时好恶，在下则取决于臣子的道德素质和个性，虽然也有言官制度等等的规范，但对协商主体尤其是君主不可能形成有效制约，而现代协商民主存在着普遍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所有协商主体都必须遵循。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确实有协商民主的文化资源，但是却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亦与现代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相去甚远。它本质上并不是协商民主直接可用的文化资源，但却可以对西方文化因过度张扬个人权利削弱民主起到矫正作用，因而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必将有利于建构协商民主的公民美德。[1]故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只有进行辩证批判，在继承其抽象价值的基础上剥离其礼教及专制内涵，结合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真正作为优良传统推动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

二、辩证把握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

中国从2003年开始翻译、引介和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并且将中国的政治协商、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统称为协商民主，放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视阈中进行考量。一些学者因此对中西方协商民主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陈家刚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是中西方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则存在显著的差异。”[8]高建也认为，“由于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协商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9] 毫无疑问，这种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全貌，为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对于什么是协商民主，国内外理论界并没有形成定论，主要有“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和“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10]但对于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协商主体的理性、多元性、参与性、责任性，协商过程的程序性、平等性、公开性以及决策的合法性等等。在此方面，中西方协商民主基本相同。但中西方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的“和”“合”文化，西方协商民主的历史传统则可追溯至古代雅典民主政治，正如埃尔斯特所说，“协商民主的观念及其实际应用与民主本身有着同样长的历史。它们都是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产生的。”[11]在制度基础方面，中国协商民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础之上，而西方协商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代议民主制度和多党制基础之上。在以上方面，中国学界有着基本的共识，但对于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却没有明确地揭示，而这恰恰是中西方协商民主比较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舍此，不可能正确认识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关系。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制度基础的不同，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面相。首先，发展道路不同。西方协商民主首先是应对代议制民主危机的一种理论探讨，试图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公民的直接参与恢复其对公民美德和公共利益的重视，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代议制民主起到修补的作用。早期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重点探讨协商民主的规范性问题，后来转向对协商民主理论现实性问题的探讨，现在则致力于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并已经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基本上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的生成路径。而中国协商民主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探索，其雏形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担了协商建国的重任，并在建国后成为基本的国家制度，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和理论创新不断得到完善，最后发展出包括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传入后，中国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协商民主实践也不断发展。因此，中国的协商民主走出了一条由实践到理论，然后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

其次，协商主体不同。我们知道，协商民主理论一般强调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通过充分的、平等的理性协商达成共识，促进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力运作合理化，从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层面坚持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参与公共协商；在实践层面，如“公民陪审团实验”及菲什金的“协商民意调查实验”等一些实践模式，大都是选举代表参与公共协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协商主体都是通过各种方式产生的代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民主参政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协商主体已经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再次，协商目的不同。西方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中，改变代议制民主中选民与决策分离的现状，使民主由偏好的聚合（aggregation）转变到偏好的改变（transformation），从而赋予决策以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协商过程中，具有自身偏好的协商主体会在自由、公开的对话协商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并听取和反驳他人的偏好，从而根据现实环境和他人的偏好来调整自己的偏好，通过持续的合作与妥协，使个人偏好转向公共利益，最终达成共识。当然，西方协商民主的目的目前主要还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中，协商的目的虽然同样是通过公开的协商讨论形成决策共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但其主要诉求并不是公共决策的合法性，而是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或者说科学性，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传统所决定的。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层性，不同层面和不同层次的协商民主的目的指向稍有区别。中国的政治协商主要是将代表公共利益的协商决策作为党和政府重大政治决策的参考，而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所形成的决策直接用于现实治理过程，具体实现公共利益。

最后，范围和地位不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代议制民主陷入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主理论，它虽然定位于代议制民主的必要补充，但是在实践领域的运用目前还主要存在于基层治理和社会公共领域，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能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协商民主形式，范围十分广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其协商领域涵盖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协商内容或协商客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问题，举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都已经纳入协商民主的议事日程。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只有结合彼此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我们才能辩证认识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异同，只有剔除传统和制度的基础，我们才能正确把握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才能真正找到西方协商民主中能够为中国协商民主借鉴的因素。

三、辩证对待中西方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2006年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由此，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提出要实现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优势互补和有机统一。但是，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既与西方民主相关，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必须辩证认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及其在中西方的不同表现。

自古希腊以降，选举就和民主紧相关联，但选举民主作为一个概念则始于熊彼特，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或者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12]自此以后，选举成为民主的本质特征和底线原则，有选举则为民主，无选举则无民主。由于这一标准过于简单，自由主义民主派逐渐对其提出了疑义和修正，认为民主的实质不仅仅在于选举，而且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比如拉里·戴蒙德认为选举民主只是“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13]萨托利也认为，选举民主“只是把政治民主的存在所必要的和充分的一组条件授予了描述性理论。”[14]也就是说，选举民主只是一个“最底限度”的定义，选举民主只是代议制民主即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其基本的底线，代议制民主一定包括选举民主，但仅有选举民主还说不上就是代议制民主。

相对而言，选举民主主要解决“主权”问题，即由人民来决定谁来进行治理，而协商民主主要解决“治权”问题，即如何合法地科学决策。由此可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一样，目的也是想更好地实现民主，即实现人民主权。但是，二者也有根本的区别。首先，选举民主认为民主的本质是选举，公民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公民的任务只在于选出代理人，结果由选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而协商民主认为民主的本质在于协商，公民直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其次，选举民主提高了政治活动的效率，但忽视了公民对政治决策的直接参与，政治合法性有所缺失；协商民主虽然满足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要求，保证了决策和政治的合法性，但降低了决策的效率，并且受到规模的制约。最后，选举民主迷信专家治国的精英政治，怀疑普通公民的智慧和政治素质；协商民主刚好相反，相信普通公民的政治智慧，而对精英的政治决策能力和偏好表示怀疑。因为选举民主偏离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本质，也不符合现代人迫切需要参与政治的愿望，而协商民主又不能议而不决，必须要依靠选举和投票作出决策，因此，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落实人民主权。但是，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协商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必要补充”还仅仅处于理论层面，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因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没有现实相关性。

实际上，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及其相互关系都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选举民主方面，中国的选举民主并不是西方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那种选举民主，全体公民只选举人大代表，而不选举最高国家领导人，但所有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都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在协商民主方面，协商参与者也并非所有利益相关者或全体公民，大部分只是通过一定方式选出的公民代表。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才没有西方那么大的区别，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的产生和会议的最终决策上主要是选举民主，但参政议政的决策过程中又主要是协商民主，甚至在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过程中也包括协商民主的成分；中国的人民政协发挥着协商民主主渠道的作用，同样也包含着选举民主的因素；尤其在基层群众自治中，人民不仅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决定领导人，而且可以通过协商民主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但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后政治社会才能实现，并且，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也不是说每个公民都必须直接参与民主，而是必须要有能够直接参与的机制和平台，能够真正将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在共产主义之前的政治社会，只要求有能够适合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民主制度。当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不够完善，离民主的本质要求也还有一定差距，因而，必须进一步健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制度，并使之有机结合和有效运转，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使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得到落实。具体而言，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的民主意识与现实需要，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国家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度，增强人民在各级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任免中的话语权，增强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坚持协商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从而有效限制政府权力，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完善社会层面的民主制度，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使社会协商成为党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以及民众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机统一；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促进基层民主及基层社会的良性发展，培育公民的民主素质和良好的民主环境，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因为人民只有首先管好自己身边的日常事务，才能更好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人们常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先从认识上厘清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相互关系，才能找到协商民主发展的最佳路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存在诸多复杂的关系和问题，需要更多的民主想象力加以处理，考验着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注释：

①康有为说：“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孟子早已发明之。”（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钱穆说：“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2页）张君劢说：“孟子民贵君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政治论之先驱可也。”（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第783页）

参考文献：

[1]王新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N].光明日报，2013-10-29.

[2]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4）.

[3]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4]马奔.协商民主在中国运用的传统资源[J].科学社会主义，2014，（2）.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7.

[6]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8-349.

[7]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8]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9]高建.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J].山东社会科学，2014，（2）.

[10]陈家刚. 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J].中共天津市委学校学报，2005，（3）.

[11]〔美〕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周艳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

[12]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7.

[13]拉里·戴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A].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2-393.

[14]〔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1.

作者：郑来春

中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与路径优化

[摘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理论上发生于西方，在实践上中国却早已有之。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有着价值、理念和功能上的共通性。在群众基础、价值定位、制度特色和主导力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西方协商民主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存在聚合民意多于公共理性、精英协商明显、被动协商较多、基层协商易流于形式等缺失。

应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宽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打造融合性多视角媒体平台，以优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路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关键词]

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西方协商民主；比较优势

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增添了新的内涵。全面分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异同，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不足，深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长路径，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全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意义重大。

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比较

（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共通之处

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类型和民主政治的一种模式，中西方协商民主在价值追求、根本理念和社会功能上有着天然的一致性。

1.承认社会的多元性

中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基础一致，即都认可并尊重社会的多元性。在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催生了协商民主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讲，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历史和传统的必然产物。同时，市场经济的利益取向和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又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的加剧；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时代大潮下，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大融合、思想大碰撞促使西方社会在包容和撕裂的悖论中徘徊前行。基于这样的现实，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团体间的合作对话，消除社会分歧，推进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发展[1]。在中国，从革命年代开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不同党派、群体的利益表达和意见融合。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依旧坚持倾听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利益诉求，协商建国协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社会群体分化发生重大变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大潮同样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思想文化激荡加剧、价值观倾向日益多元，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社会需求呈现多样化，逐步动摇了传统的利益基础和体制格局。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及时又恰当地建构公共协商机制，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偏好，使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达致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应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选价值[2]。

2.维护利益的公共性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主旨就是通过广泛而充分的公共协商，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1]。在公共协商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都有机会自由表达并得以被公众充分关注和协商，表达者不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或政治身份的局限，都能够平等参与、充分表达、公开协商，最终能够引导政治参与者在多元化和有分歧的背景下达成一致，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根本目的。公共协商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点。比如，在国家制度层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会者代表社会大众围绕国家决策、大政方针进行的协商；在地方和社会基层领域的协商，围绕关系到社会民生、群众利益的公众问题的协商，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一直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所强调并在实践和行动中遵循，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因此，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的党际协商还是在基层自治领域的民众协商或者是在社会领域的官民协商都是围绕公共利益而展开的。

3.促进决策的合法性

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的合法性体现在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首先，在决策过程中，协商模式为大众平等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机会。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各种不公平、不平等现象。在所有的不平等中，机会的不公平、不平等往往是导致其他不公平的重要根源。因此，为社会大众提供能够平等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这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和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首要前提。其次，在协商的过程中，因为有大众的参与，有公众的表达，有公民的监督，从而保证了决策过程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最后，就决策结果来看，合法的程序催生合法的结果。在民众监督下，严格遵守程序和规范，经过民众集体协商的决策就是公众理性的共同表达。因此，追求公平正义是中西方协商民主鲜明的价值追寻目标，协商民主致力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和影响的公平来实现自身的根本价值。

（二）中西方协商民主的相异之处

由于成长土壤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又天然地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相异之处。

1.文化背景与目标绩效不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仁”、“和”、“合”的思想，“公”的观念以及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处世理念是中国协商民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源头。近代以来，

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在95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探索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多党合作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群众路线构成了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3]。西方协商民主的思想根基来源于西方一直以来秉承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的影响下，滋生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等不同的理论形态。在西方社会和政治领域形成了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私域与公域的对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等。为了削弱这种对立和缓解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西方协商民主应运而生。

在中国，协商民主承担起了聚合民意的价值引导功能。在“民本”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的构建和实践工作中一直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执政党通过各种协商民主制度来听取民众的意见是执政党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关注点[4]。但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约束，尤其在传统的“和合”理念和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协商民主更倾向于聚合民意，在真正意义的公共理性形成方面的预期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西方协商民主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品而出现，自然聚焦于公众个人偏好的转变和公共理性的形成，但是在实践中的绩效表现则值得期待。以经济学的绩效而言，西方协商民主在形成偏好转变和公共理性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参与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既有资源和既得利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就使得西方协商民主可能导致的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零和博弈”[4]。

2.协商主体与实践路径不同

就协商民主的主体而言，有民众之间的协商，民众与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众与政府间的协商。就中国而言，有党际协商、官民协商、大众协商等不同层次和层面的划分，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体系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民众协商的制度化程度还相对不高，是否协商往往受到行政权力和官方意志的制约，因此，民众协商的结果对社会往往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对应，在国家层面或者地方层面的协商往往局限于各行和各领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精英人士参与，且协商的整个过程基本都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他们的决策结果能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在西方，社会各种形式的民间协商以不同的形态和规模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就协商民主的主体身份和社会影响力而言，民众协商是占主导地位，精英协商则处于辅助地位。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模式，成长过程与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紧密相连，经历了一种实践先行——理论总结——优化完善的成长路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为了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弥补代议制的缺陷而生，成长路径则是先后经过了选举民主缺陷反思——理论上的探索与尝试——协商民主的出现与实践的成长路径。

3.程序范式与制度体系不同

中国协商民主是制度化的协商民主[5]。中国协商民主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综合交错设置了一整套保证民众意见表达、达成广泛共识和做出合法决策的体制机制，协商与决策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基层，都被法定地连接在一起，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条状结构。在国家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地方有不同形式的民主听证会和恳谈会；在党际之间，有规范的对话机制和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双轨民主”运行模式：它将协商放在非正式公共领域，而将选举放在正式公共领域，呈现一种多层次块状结构。从相互地位上看，协商民主在实践中还只是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一）群众基础广泛——中国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中国古代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民本思想的确切含义是以民为本，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中国协商民主正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指导思想才得以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群众路线，两者的本质都是保障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建设时代，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人民群众都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6]。如果说选举民主是通过投票、选举等高层次的大雅的方式表达民主意愿，那么协商民主就是通过更通俗、更接地气的方式表达民众政治喜好和理性诉求。因此，中国协商民主在已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更加积极地从党外汲取力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聚合群众力量，凝聚群众共识，实现民主政治程序与实质的统一，达到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结合，在民主程序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最终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二）价值定位明确——中国协商民主始终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政治使命

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在中国古代，先哲们就有了“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大同”、“小康”等对社会形态发展的美好追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增大、阶级阶层分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后现代社会的典型问题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但是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矛盾中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性，在社会整体形态中实现真正的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平正义，也就是要求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存的矛盾和问题中寻求公平正义的结合点和共同点，这与协商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同利益群体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使各个协商主体了解彼此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诉求，在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和多方共赢[7]。因此，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中国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有效性提供合理性和广泛性的政治资源，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稳定服务、为和谐构建服务。

（三）制度特色突出——中国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紧密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产物，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

从民族大义出发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践了“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事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正式确立，但是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因此放弃协商民主，而且开创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的新型民主模式。“文革”前后，尽管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遭遇了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仍从未取消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仍艰难地得以保留。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开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协商民主发展方向，做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将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共同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其次，协商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联系。在革命年代，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实践是蕴含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宝贵思想和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协商民主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完善而进入国家层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中，都包含着对协商民主的高度关注，并对其进行了深刻而大篇幅的重要论述；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丰富新发展，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及理念阐述也进入新的阶段。最后，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从我国政治生活的逻辑发展看，我国的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紧密相联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紧密结合；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紧密融通。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四）主导力量强大——中国协商民主始终由执政党坚定倡导与推动

对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执政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引导和政治制度上的规范是至为重要的关键性因素[8]。中国共产党是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维系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与社会协商相比，政治协商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和比重。政治协商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制度保证的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9]。政治协商的主导者或者推动者都是执政党。即便在非党际领域的民主协商进程中，活动的组织、管理、推动与完善工作最终归于各基层党委的裁决与拍板。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革命伙伴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全面动员，乃至今天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共同奋战“四个全面”战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任何一个时刻都离不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正是因为有了执政党这一巨大力量的主导与引领，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缺失

（一）效果分析：聚合民意多于公共理性，民主程度打折

协商民主的本质就是关注公众利益，表达公众诉求，形成公众理性从而促进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化。在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中国协商民主不是作为选举民主的弥补而产生，但协商民主在实践中还是起到了弥补和优化选举民主的实际功能。由于中国的选举制度建立时间短，发展尚不完善，在聚合民意这一基本功能方面尚不尽如人意。协商民主虽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致力于公共理性的聚合与促成，但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影响，难以实现理想的预期。一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大局的观念容易使协商主体放弃个人的独立思想和意见，忽略少数个人的意志。二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一党执政的执政格局，使其他党派或者非党派群体对权力的崇拜与畏惧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较为严重，有时难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从而限制公共理性的形成。因此，中国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发挥聚合民意的功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协商民主的绩效和本质。

（二）维度分析：协商广泛性较难保证，精英协商明显

就分布情况而言，中国协商民主形式和内容丰富。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包括党内和党际两种；社会治理层面的社会协商则包括专家协商、听证会、恳谈会等基层协商方式。然而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基层，协商主体都具有明显的精英协商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协商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中，参与主体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中的重点精英代表；在参政议政中，参与主体则是各民主党派的精英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精英代表，而后者的身份来由和参政资历都有一定的限定，但绝对是社会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精英人士；在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协商中，这些高学历、强专业和新技能的代表人士更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即便在最基层的听证会、恳谈会中，协商参与的主体往往存在一些特殊倾向的安排。因此，这样一些精英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民意，能否真正有能力有资格参政议政，是否能够代表或者表达大众的政策偏好和政治诉求，存在未知。

（三）动力分析：协商主体主动性不足，被动协商较多

就协商主体意愿而言，中国协商民主存在协商主体参与意愿弱化、被动性参与较多的弊端。在政治领域的协商方面，因为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制约和政策要求，协商工作在形式上和过程上是有序的合理的，但是覆盖在政策之下的参与主体意愿是否主动和积极尚不明确；而社会领域的协商，存在较为明显的被动参与协商的情况，参与主体并不具备积极的参与热情，领导态度、政策限制、部门意愿往往成为很多参与主体参加协商的主要因素，这也就使得协商的目的得不到应有的实现。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分化，使得民众的关注焦点多元化。协商主体不关心与经济利益无关的问题或与参与主体无直接关系的社会问题。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向来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程序和政治惯性，使得民众缺乏自下而上主动参与政治的意识。第三，中国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淡化还与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官本位的不良作风有关，使得民众缺少良好的政治参与机会和环境，久而久之，民众选择了远离政治，形成了政治冷漠。

（四）条件分析：基层协商受限因素较多，容易流于形式

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由于其定位较高、制度也相对完善，协商结果的绩效价值较高。而基层的协商民主则受到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最终使政治协商容易流于形式和走过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层部门对协商民主的重视不够。一些基层单位和地区对协商民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广大群众的沟通不够，即便开展协商活动，却缺少实质的安排与必要的重视，协商氛围不够，这大大削弱了协商活动的实际成效，协商氛围需要强化。二是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往往是重形式轻落实，缺乏制度保障和程序规范。一些地区和部门尽管开展了一系列的协商活动，但往往是碍于上级政策的压力和群众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应付上级政策，随意协商、以通报代协商等形式主义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或者乡镇，协商主体的民意表达受限于领导干部的暗示和安排。三是客观条件限制。由于党外人士和基层群众缺乏参与协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参与协商的能力亟待提高。参与主体的职业分化、经济收入和品行道德，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场地的局限性，政策的连续性，机制的规范性等都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执行力和运行效果，使其容易流于形式。

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成长路径优化尝试

（一）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协商民主提供制度性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确认“协商民主”概念，并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胆探索和丰硕成果。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诉求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在继续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继续坚持并更加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在国家层面和执政层面对协商民主的重视与突出，也必将能够推进全社会范围内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二）构建宽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为协商民主提供良性成长土壤

协商民主的最佳绩效结果不仅在于聚合民意，更在于形成公共理性和公共决策。公共理性的形成有赖于倾听协商过程中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诉求，这就要求在协商民主的构建中，要注意保护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表达，避免“一言堂”和盲目的“一致性”，不能只追求共同性而淹没了不同的声音。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一是要提倡、鼓励并保护不同的声音，倾听民众不同利益的表达。二是保护并尊重少数，谨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少数人的声音和表达会对协商结果产生意想不到的补充作用。三是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杜绝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等不良作风对协商过程和协商主体的行政干涉和指令性影响，保障民众平等自由地参与协商、表达诉求。自由的参与主体、健康的参与环境是协商民主良性成长的肥沃土壤。

（三）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为协商民主提供智力基础保证

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良性运行必须具备社会公众的高度政治参与。因此，首先，需要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改善公众的政治冷漠情绪，让公众关心关注政治，积极主动参与政治。其次，重视对公民参政能力的培训和教育。公众具有了政治参与的热情还需要具备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质，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和素养的培训和提高，为协商民主提供有能力、有素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最后，社会应该为大众政治参与提供机会和制度保证。降低参与门槛、扩大参与范围，让真正能够代表公共政策偏好的代表人士进入协商程序，规范参与秩序，为协商民主的合法性提供制度保证。

（四）打造融合性多视角媒体平台，为协商民主构造健康的社会氛围

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新媒体应运而生。除了传统的书刊、报刊、电视和广播之外，通过新型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搭建的互联网、手机、电脑等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几乎全面覆盖了当下时代公共生活的全部领域。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要积极借助新兴媒体，开辟全新的民主政治传播平台。首先，积极充分利用融合性媒体平台，传播协商民主文化，让公众了解和认知政治参与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人人了解、人人关注、大众参与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借助新媒体开辟协商民主的新渠道。通过新媒体诸如电脑、手机等进行民意测验、意见收集、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等工作，使公众政治参与的方式便利化、简单易行，从而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热情和效率。最后，利用新媒体对协商民主相关程序进行有效监督。在新媒体的网络平台中，将协商民主工作中的具体细节、要求、合法性和规范化进行全面全方位的监督，以保证协商的程序化与合法化，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追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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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J].新视野，2014，（1）.

[6]徐雷.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 [DB/OL].[20140611].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406/11/c_1111093421.htm.

[7]蔺雪山.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DB/OL].[20100901].http：//www.hhhtzx.gov.cn/text.asp？id=563.

[8]徐佩瑛.推进我国政党协商的路径选择探究[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

[9]程竹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理论问题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1，（2）.

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吴卫卫

中西方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3：

协商民主的兴起、内涵和基本要素

摘要：随着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中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研究，而有关协商民主的内涵、基本要素等核心方面问题更是争议颇多。弄清楚这些问题能更好地去理解、把握和实践协商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兴起；内涵；基本要素

协商民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以来逐渐受到世人的关注，并且随着现实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强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分歧的加深和思想文化意识等领域多元主义现象的存在等因素，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代表了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一种新潮流，认为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在我国也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并列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解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将在介绍这些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总结出关于协商民主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

理论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对现实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回应，特别是多元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的资源不均等而导致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加公共决策。譬如，罗尔斯正是在承认公民之间的多元理性分歧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缺陷的弥补。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传统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平等只体现在投票上，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宣扬个人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决策易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导致决策的合法性基础不足；容易形成政治冷淡主义，普通公民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优点恰恰能弥补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它强调协商参与者之间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平等，强调协商主体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强调决策须建立在相关利益人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从而获得其合法性，强调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和参与、交流和互动。譬如，博曼、哈贝马斯等人正是在批判传统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民主的观念。

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都是对现实状况的回应。前一种观点是直接针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思路；后一种观点则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对民主现状的揭示与批判并提出的一种特殊的解决办法。二者立论的背景都是建立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和种族、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以及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一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各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各种主体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矛盾的两面综合到一起就出现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具有深刻分歧的主体之间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解决该问题，把它引申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如何在具有深刻分歧的公民之间就各种立法和公共决策或是政治统治本身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赋予其政治合法性。因此，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从一般的角度，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多元现实冲突作出回应。正是这种角度的区别，导致了不同理论家对协商民主内涵的不同理解。这就是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

关于协商民主的内涵，学者们给出了多种定义。中西方学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主决策体制说。如米勒，他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因此，这种决策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先前的利益和观点，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思考各方观点之后做出的判断，以及应该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和程序。国内学者如李君如教授也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1]

第二种是民主团体、民主政府或民主形态说。乔舒亚·科恩提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这种团体将民主本身看成是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只是将其看作能够根据公正和平等价值来解释的协商理想。梅维·库克认为，协商民主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国内学者如朱勤军教授认为，“协商政治是在吸收各种民主理论共同价值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形态。”[2]

第三种是民主治理形式说。如瓦拉德斯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国内学者如陈家刚也持此种观点，“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到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3]。

这几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内涵。刘蕾认为[4]，它们的分歧就在于是把民主看作手段还是目的，把民主看作手段，协商民主就是一种治理形式；把民主看作目的，协商民主就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她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协商民主。

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决策方式，或是一种组织形态，或是一种治理形式，这些都只是协商民主的外在表现方式。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基本内容：它们都注重理性、辩论和商讨的方式；都关注公共利益；都强调参与及参与者之间的平等；都希望在多元分歧的观点之中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因此，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角度所理解的协商民主，既可以将其阐释为一种民主制度、民主类型、民主模式，又可以視其为一种治理方式或决策方式；既可以在政治领域、宪政结构内发挥作用，又可以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中广泛存在；既可以在基层事务、小范围群体内运用，又可以在公共权力机构、国家基本制度中出现；既可以采取传统的直接面对面的协商讨论方式，又可以利用现代的高科技电子技术采取远程民主方式等。总之，只要具有理性、平等、协商、公共利益、共识的内核，其外部的表现方式可以多样化。而这几个内核就是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

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

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主要包括协商参与者、偏好及其转换、讨论与协商、公共利益、共识等基本要素[5]。 张书林则从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分析，认为协商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众多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认识与看法、广泛深入的协商、协商所指向的共同利益、协商最后达成的共识[6]。笔者则从协商民主的内涵出发，认为协商民主是指理性、平等的协商参与者就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进行公开深入的讨论与辩论，并且在深刻反思之后，就公共问题的解决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或者说，协商民主的实质其实就是协商主体就某个协商主题采取某种协商的方式达成某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因此，它包括协商的主体、协商的主题、协商的程序或过程以及协商的结果这四个基本的要素。

（一）协商的主体——协商的参与者

有的学者认为协商的主体是个人，有的学者认为是团体。笔者认为，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人本身的社会性，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她）同时扮演多个角色，往往既是具有独立性的、自主性的个体，又不得不与他人发生着多重联系而成为复杂的社会人，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是后者在承担着责任与发挥着功能。所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其协商参与者不仅必须有个人，还必须有各种社团和集体组织，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包括与此公共利益相关的各位普通民众。虽然他们各自在协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但至少都必须共同参加，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

（二）协商的主题——协商的场域或议题

哪些问题能成为协商的对象呢？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适用于政治领域中那些可以称之为“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政治问题，如谁有权利选举、什么样的宗教应当宽容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是局限于宪政基本结构内。哈贝马斯则认为，协商应该发生在公共领域内，这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民社會之间的特殊领域。还有学者认为，协商应涉及所有宪政结构与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笔者认为，由于协商民主涉及的是公共利益，这样的利益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经济、生态、社会等其他领域。所以，协商的议题应该扩展到所有的公共领域，大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小到村务社务甚至只是某个可能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公共问题都是协商讨论的对象。

（三）协商的程序——协商的过程或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协商的过程就是各参与主体在充分表达自身意愿和认真听取他人意见的基础上，其间可以说服别人，也可以被他人说服，通过实现个体目标策略的转换和个人偏好的转移，最终形成公意和共识。笔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以下步骤：首先，确定议题；其次，各参与者从自己所理解的正义角度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再次，各参与者在听取他人的意见后，分别对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批判；第四，反思之后，观点有所保留或修正或放弃或坚持，接着进行公开的讨论与辩论；第五，辩论后的观点融合或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第三步的理性反思，没有这一步，就不是真正的协商。只有经过理性的反思，各种观点才能找到继续坚持或放弃的理由，才能为最终的共识或妥协找到一个令自己信服的支点。

（四）协商的结果——协商的目标

在亚里士多德等最初的协商民主学者眼中，协商是为了追求“共同的善”。然而在多元分歧的现实生活中，罗尔斯不得不把这种“共同的善”退缩到了“基本正义”的领域，改而追求一种有限的公共理性、一种在基本正义的结构中所达成的“重叠共识”。此后，随着多元化事实的加深，更多学者朝着更实用的方向来思考协商民主的目标，由重叠共识转变为可持续的合作、妥协及可操作的意见或决定等。笔者认为，在理性分歧日益严重的当今社会，公开的讨论和协商不一定能达成共识或妥协，公共问题的解决有时还必须依赖其他形式和方法，但是，经常地进行这种协商和讨论却有助于培养公民的理性意识和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并且唤醒起其内心获得他人支持和赞同的期盼。因此，协商的理想目标是“共同的善”，而其现实结果却往往是妥协、可操作或分歧依然存在。

虽然在现实的复杂生活和多元主义背景下，协商民主的实现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它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反映了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更适合现实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的能力和决心。所以，在强调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间性的现代社会中，协商民主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项促进主体能力发展和主体间交往的有效手段和途径，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N].北京日报,2005-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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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