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是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实践经验，区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充实丰富协商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协商民主政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1：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意识

摘 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是结合我国的实际与国情而建立起来的，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多种因素共同支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发扬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公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识。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意识

协商民主的概念最早源自西方，指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和团体，通过协商参与立法与决策等政治过程，以对话、讨论、辩论、审议等具体形式而达成的政治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1]。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的一个重要成果，代表人物包括：羅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协商民主是针对代议制民主或远程民主的缺陷而设计的，认为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远程民主，都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公民与官员直接对话是民主政治最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内部各方面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平等、广泛协商的规则和程序等的总称[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协商民主的建设，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3]等。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刻；处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在决策上要慎之又慎，各项事务的处理需要大家充分参与，多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不断完善并发展相应制度。而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又需要相应的文化支撑，因此必须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识。

一、完善并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最经典的表述之一即我们所说的两个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不止步的。科技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因而经济处于最重要地位，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关系在各类社会关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政治关系作为一种与阶级相连的特殊社会关系，在根本上也取决于经济关系[4]。但是政治上层建筑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政治的能动作用。同时，政治上层建筑并不完全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一定的思想文化对于政治的前途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并规范政治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说，看待政治问题，不能就政治论政治，更要注意到政治背后的各种经济、文化等因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光受其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更要受到经济、文化等诸多外部条件的限制。完善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除了注重完善协商主体、政协会议、政协职能之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

在文化体制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能够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角度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与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核相吻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宣传符合协商民主价值的精神，协助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化人们自由、平等、协商的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政治不仅仅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的事，更是公民个人的事。当整个社会建立起协商民主文化，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政治中来，做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时，协商民主制度也能得以逐步完善与发展。

二、建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需要人民群众提高协商民主意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即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主体，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等的主观反映，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4]，能够有效地指导政治行为、变革政治体系、影响政治过程、维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

从政治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讲，政治心理可分为政治感知、政治意识、政治态度三个部分或三个阶段。政治感知是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等的不系统的初始认识阶段。而政治意识是政治人运用自己的记忆和思考等心理功能，借助自身经验，对其内在心理因素进行调适，对政治客体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判断[4]。政治意识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而后者是政治人在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政治客体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反映倾向。它是政治心理的最后构成要素，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标志着整个政治心理过程的完结，政治态度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中介，是政治心理到政治行为的临界点[4]。可以说，政治态度的形成，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系列基于协商意识的政治行为之上的，而政治心理能够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协商民主意识和态度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十分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的是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这也就是说，协商民主需要对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人民群众才了解，因此在涉及这些问题时，只有人们产生了协商的意识，积极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协商民主才能获得有效开展。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协商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有些事情小到不必商量，有些事情大到没办法商量。但是，凡是涉及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问题，即政治问题时，都应该纳入到协商的范畴中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参与到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中，才会有助于他们获得并发展协商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达到协商的目的。

三、协商民主意识的建立需要诸多影响因素共同参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协商民主意识，而协商意识的形成和完善也需要诸多因素的参与。

首先，是优化我们党的领导。协商民主要求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政协是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的代表等构成的，政协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无可非议。而协商民主意识的发展，需要各民主党派大胆讲出自身要求，敢于表达自身利益，切实履行其民主监督的职能。这也就提醒我们党，在对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时，要保持宽容的心态和接受建议的态度。

其次，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基础和根源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经济关系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实际运行，根本上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4]，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远远超出其经济范围，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化，从而能够促进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壮大，而政党和社团等政治组织是协商民主的主体。当人们参与到政治组织中来时，他们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有组织的团体，与国家对话的能力也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避免政治冲突。

再次，是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和载体，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5]。只有在一定的机构中，公民才能了解相应的程序和机制，树立并践行协商民主意识。

又次，是提高政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强化这两种职能，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到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3]。而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也是我们党和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的课题。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是对党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组织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和不作为等政治行为。

最后，是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积极倡导群众民主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性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让基层群众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能够有效培养基层群众的协商意识，而这对整个社会建立起协商意识、促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十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重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村委会、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在涉及需要群众商量的事务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做好信息公开和程序公开，让人民多参与到公共治理中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至今已有六十余年，坚持并巩固政协，完善并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符合实际的制度。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人们肯商量、想商量、乐商量，协商民主制度才能充分发展成熟。对此，必须要不断提高人们的协商民主意识，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让人们充分参与到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之中，协商民主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学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12）.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李良栋.新编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作者：王中女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2：

健全协商民主制度 发展协商民主政治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是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实践经验，区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充实丰富协商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主政治；发展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是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当前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努力创新各领域、各层面协商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既体现在国家形态层面上，也体现社会形态层面上，并形成运转顺畅的机制，构建起协商民主运行的制度架构。

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初步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区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虽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但是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早存在协商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积极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国情与环境,提出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和长期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理念，并进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这是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雏形。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不仅是抗战时期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采取的政权形式。”[1]

1949年9月，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广泛吸收了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族人民代表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规定了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将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机构。《共同纲领》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是协商合作的产物。各民主党派拥护这一纲领，就表明他们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和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和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奠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协全体会议执行人大职权的任务结束。在谈到关于政协存在的必要性时，毛泽东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的组织和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政协在第三部章程中被定义为“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根据‘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2]这部章程规定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任务和组织原则，为健全政治协商制度，全面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构想，把协商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从国家层面的协商扩展到地方性的、基层群众组织，实践中形成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网络协商等基层协商民主形式。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强调“要将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总体布局加以推进。要研究制定规范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具体意见，细化政协履行职能的内容、形式、程序，明确具体可行、相互衔接配套的操作规范。进一步健全提案、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经常性工作制度，建立综合协调、信息沟通、绩效评估、督察落实等工作机制，努力形成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

2009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并列，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创造，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2011年，中央进一步指出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是“研究规范在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具体运行机制，适时出台实施意见”。可以说，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经过60多年的实践发展，已经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做出全面阐述，不仅标志着我们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3]。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的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与选举民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是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并不是与选举民主一同产生的，本质是学者对西方国家宪政设计的反思与剖析的结果，是“半路出家”。如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大家都是协商民主的推崇者。尤其是哈贝马斯，他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目的是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票决民主模式提出批判和修补建议，而不是创建一种独立的民主模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不同形式的制度设计，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1.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核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协商民主这一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和机制，它可以使公众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有序政治参与，进而博征广询、消弭分歧、采纳高明，达到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的目的。从人民主体地位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础。通过这项政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以不同民主形式参与政治活动，努力追求实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一致、重大决策与人民意愿相符合的目标。因此，充分挖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资源，发挥好这项政治制度的功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优势所在。

2.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有众多的党派，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纲领，从而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的，是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共同抉择。正如周恩来曾指出的：“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4]党派关系的形成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提出最高纲领的同时，把最低纲领作为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关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并发展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突出表现；二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不是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政党关系，也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社会主义多党派之间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与平等共事的合作关系；三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得到了宪法的认可，各民主党派都享有宪法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它们的合作是真诚而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指导，并不包办党派内部的具体事务，依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通过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来实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与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由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共同决定的，同时也充分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西方社会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是完全不同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态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5]

3.坚持基本制度安排与运作程序法制化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运行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从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采用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到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载入了宪法；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部分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系列进程充分显示了协商民主理念在政党制度层面上的运用就是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机制来确保政党之间的良性合作。在社会协商层面上的运用则要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治国。根据宪法精神，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纳入国家法制整体框架，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制定人民政协组织条例，制定地方政协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把有关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性质、作用、内容、形式、程序等重要规定上升为法律，使政协工作既具有政策依据，又具有法律依据，进一步推进协商制度由“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目前，中国协商政治在基本制度安排和政治运作机制方面的框架体系基本形成，无疑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的内容、形式和程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臻完善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已经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政治优势，对国家的强大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因此，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协商民主的内容、形式和程序，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1.加强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必须做到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有利于依法治国。只有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使协商民主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鲜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机。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和依法治国总体方略，紧紧围绕中心、倾力服务大局、真情服务群众。要着眼于促进党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的社会风险；着眼于增强各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合力；着眼于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利益协调平台，协同民主决策过程，密切党群关系，使党的主张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从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完善制度、畅通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即允许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使公民有足够的机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从制度层面看，全体公民有充分的条件管理自身经济事务和管理国家事务，实现真正意义上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和社会各界人士，就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有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是实实在在的、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协商民主与选举（票决）民主有机结合，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空间大、领域宽、范围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并非一蹴而就，制度的创新、机制的完善、程序的设计、渠道的畅通、公民意识的培育等，都存在着缺陷与不足，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完善制度、畅通渠道上可谓任重而道远。近年来，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已出台许多制度性规定，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协商制度体系。地方党委和政协要按照中央和全国政协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协商制度建设，建立相关的各项配套措施，切实健全符合实际、内容完备、配套齐全、科学管用的协商制度体系，建立相互衔接的协商机制，使协商民主在引导社会各阶层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矛盾冲突，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积极探索和创新在基层群众自治、社会管理等领域符合实际的民主协商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协商制度形式，如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民主听证，发展到现在，已形成了以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体系。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在城市基层政治实践中，社区作为一种平台，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制度架构。新的社区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即以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房产开发商等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权力结构。在这些新的权力关系主体中，如何使协商民主在尊重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地位、充分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促进沟通对话和理解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完善，以此扩大民主的范围，丰富民主的形式，提升民主的层次。

4.重视协商民主在网络平台上的运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多样性、超时空性等特点与协商民主理论所倡导的公共协商精神有着天然的偶合之处。目前，中国网民以网络论坛、网络社区、网络社团和网络博客等为载体，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政治参与中，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的硬件设施建设，扩大互联网络的覆盖面，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政治参与的各项权利，建立公共信息的及时客观发布制度，建立政府和网民的对话协商制度和引导网民理性讨论制度等，促进网络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既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又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地位；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而且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2.

[3]刘佳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N].人民日报，2012-

12-24（16）.

[4]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

作者：吴奋超

协商民主政治论文 篇3：

政党协商：契合中国民主政治需求的制度安排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和维护政党民主的历史，它开创了与西方民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政党民主，团结和带领民主党派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快速发展。在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的当前，我国正不断健全完善民主运行机制，推动中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2015年12月《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既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是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而作出的新的有益探索。它彰显出了中国构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积极努力，是契合中国民主政治实际的制度安排。

协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鲜明特色

历史和实践均表明，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可偏颇，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选举，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只要有了选举就有了民主。这种对民主的误解在一段时间是颇有市场的，有人甚至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政党政治好坏，一大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普选制或多党选举制。只要有了普选制，不论如何都可以说这个国家是民主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没有搞普选或者没有多党竞争，则说明这个国家是不民主的。果真如此吗？看看一些搞普选和多党竞争的国家就能很清楚地发现，无序的选举不仅带来了相互攻讦，造成政局动荡，还会因庞大的现代国家规模无法保证每个人的投票发挥实际作用，以至于其所倡导的选举最终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选举绝非是民主的全部。民主除了选举，还包含协商、合作、参与、监督等重要内涵。将民主狭隘地限定于选举，既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误读，也必将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民主的本质内涵作了明确说明。他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而这种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不仅仅是通过选举体现出来，还包括民主协商等其他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些论断很清晰地说明，民主的本质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规模庞大的现代国家，单纯依靠选举并不能真正带来有效民主。尤其是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必须理性地看到片面强调选举可能存在的缺陷与隐患。

中国的权力结构不仅是统一的，而且体现了协商一致的精神，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政党政治在制度设计时不拘泥于竞争或选举，而是凸显协商之意蕴，鼓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其他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展开坦诚交流和积极沟通，进而形成共识。应当说，我国所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吸取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优点和长处，更契合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从制度体系的设计还是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的优势都是西方政党政治所不具备和无可比拟的。然而，这种优势总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和轮流执政，这样的政党政治就是“不合乎潮流”的。这种逻辑不仅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也是不成立的。政党政治理论从来就没有将政党制度的评判标准定位于选举之一途，而是提倡多元化、多途径的民主发展道路。诸多事例一再昭告，只注重选举的政党政治很容易滋生政党纷争、社会撕裂、政局动荡。因为，源于自身利益的局部性、单一性和片面性，很多政党之间的竞争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多是你死我活般的零和博弈，而缺乏必要的求同存异和凝聚共识，进而难以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比如通过政党竞争来建构其民主框架的泰国，一度处于政变连连、政权交替频仍的混乱之中，严重制约了泰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便是竞争式政党政治之结构性缺陷的外在体现。

坚持有序化的协商参与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古老话题。在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政治参与的内涵随着国家政治生态和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其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经久不衰的，那就是参与对完善民主政治结构、提升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复杂的政治参与结构中，政党参与至为重要，它对其他类型的参与发挥着风向标的引领作用。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参与必须是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体制外的街头政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言，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搬用多党制来体现民主，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成为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它所带来的无序政治参与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看到一般层面的政治参与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尤为重视政党参与，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特征以及中国庞大的区域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民情，规定政党参与必须坚持有序、规范和制度化，而不是片面地认为参与的范围越广、介入的程度越深、参与的手段越激进，参与的效果就越好。与此同时，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深刻地告诫人们，那种大呼隆式的参与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民主。因而，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促动下，在构建中国政党政治结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鼓励有序化的政治参与。

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来自哪里？它不可能来自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拆台，也不可能来自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指责和攻击，而是蕴涵于党派之间的平等交流、共同协商。这不仅源于参与之本质含义的理论诉求，而且也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实践经验使然。从理论层面看，参与有多种形式，不仅包含选举、投票等基本形式，还包括协商、磋议等重要形态，那种将参与窄化为选举或投票等单一程序，认为不搞“一人一票”式的选投就不是民主参与的看法是荒谬的，是对参与内涵的误解和扭曲。从实践层面看，政党协商发端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发展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之中。建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表明，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处理重要事务，唯有通过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充分协商，才能达成和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当前，在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益开放化、目标追求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民主党派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国家重大政治事务，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现实问题。为了保证政党参与的有序性，中国共产党设计出了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协商形式，并对其主要程序作出了明确规范。这是对政党协商的有序参与作出的清晰界定，为中国政党政治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框架，保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更加健全、规范的渠道里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为促进科学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其最终结果必将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夯实稳固的政治根基。

基于协商凝聚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

寻求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所谓政治共识，简单而言就是政党对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问题能够排除纷争而形成较为一致性的意见。丧失基本的政治共识，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寻求政治共识源于政党自身的固有性质。政党的原初定义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不同性质的政党，其基本指向并不一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何让其他政党形成与自己相一致的政治共识就成了执政党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够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依靠共同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民主党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建设目标、领导核心、发展方向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了重大共识。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通过长期的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来达成和增进共识，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

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定时空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民主政治结构决定了政党共识形成的基本逻辑。西方政党政治固然也有共识，但它不是来自政党之间通过协商而形成的自觉构建，多是源于在野党对执政党形成强大外在压力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显然，这种产生共识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政党政治所应该借鉴的。中国的政党政治经验表明，争论不休、吵闹怀疑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应当来自于坦诚相见的协商之中。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协商既蕴含于各个民主党派表达意见、交流信息之中，也体现于政党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互信合作。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握正确方向，广泛集智聚力，促进意见沟通，推动偏好转换，进而凝聚共识；同时，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相统一，避免了一党独断专行、多党竞争倾轧的弊端，展示了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地注重政党协商，并不断发展政党协商的形式。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识，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架构上。基于对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和改革建设巨大成就的认可，民主党派始终承认并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者是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民主党派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亲密伙伴，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种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和谐政党关系，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协商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说，这是最为基础、也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的最大共识。当前，一个契合新时代需求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共同发展愿景的共识，则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基于协商而凝聚共识的中国政党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必定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制度保证。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尹 霞

作者：陈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