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1：

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的结合: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向

［摘 要］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民主形式，在政治生活运行中有各自的优缺点。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的结合为切入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我国民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协商民主；票选民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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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涉及到国家制度、人民权利和观念意识等内容，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客观上也要求我国民主不断发展，以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趋向，才能体现我国“人民的统治”、“主权归人民所有”、“一切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标准”等民主要求。

一、协商民主与票选民主的理论概述

（一）协商民主的产生及其发展

协商民主也称为慎议民主或直接民主，１９８０年美国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赛特首次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提到协商民主，但赋予其理论意义的是科恩，科恩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事务受其成员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上世纪９０年代后，一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全面研究并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

罗尔斯根据正义规则建立了理想的对话模式，认为“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应该“被理解成协商民主”，集中了各种不同偏好以使其接受公开的检视［１］；哈贝马斯从自己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通过言语相互理解建构个体充分自由和无强制共同生活的激进民主理想，概括为“话语民主”，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话语论证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过程［２］；吉登斯认为协商民主是“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政策一致或试图取得政策一致的途径”［３］；博曼强调协商民主所必需的公民能力要求实现政治平等。不过，人们一般赞同的还是政治学家古特曼和汤普逊的观点，即协商民主是“公民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的过程，各方的意见在公共论坛中互相交流，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４］；我国学者陈家刚将协商民主特征总结为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八个方面［５］。

各学者的观点在分歧中日益磨合，也使协商民主的理论在矫正自由主义缺陷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即满足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公民参与需求，注重公民主体地位，强调公民普遍参与途径，目标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具有集体理性、公开性、责任性、政治合法性等显著特点［６］，该表述体现出以下精神：一要注重让全体社会公民在共同契约的基础上参与政治生活讨论和公共决策，最大化地满足全体社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需要；二是强调协商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平等性，杜绝特殊成员超越其他社会公民利益的现象。三是突出政治决策的公开性和责任性，使社会公民主动接受正当和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可见，协商民主强调实现人民主权和公共利益、公民平等参与机制等。

（二）票选民主的产生及其发展

票选民主也称为代议民主或间接民主，是一种从保障个人自由出发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以直接选举、全民公决以及听证会等票决方式实现个人利益，并主要建立在经济利益对立基础上的民主形式。

现代票选民主是社会公民以直接投票方式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由于全体公民参与需耗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且不切合实际，因此，多数情况下的票选民主采用代议民主制，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举行全民公决，各国目前通常采用的是多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代表制三种方法来计算选票［７］。

有学者将票选民主细分为选举民主和公投民主，熊彼特等人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民主的实际情况，提出“民主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８］，使选举民主成为最直接反映“民意”的民主形式。公投民主从广义上又分为纯粹公投、创制与复议三种形式，公投是对领土主权有争议的国家或地区，由全体人民以投票方式决定其前途，也称为公民自决；创制是由公民直接创造并制定法律或公共政策，然后交给行政机关去执行；复决是公民直接对立法机关拟通过的法律或提案进行投票赞成或否决［９］，然而，代议制的发展日益受到政党政治崛起和官僚体系扩张的双重压力，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接参与治理的理想已经越离越远。美国前任政治学会会长阿伦特·李帕特认为：“公投民主能准确反映民意，其运作在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采用公投民主不但可以强化人民对政治、政策的控制，也可以使公民更直接地决定法与公共事务的运作，使公民可以更好地监督行政与立法机关”［１０］，可见，票选民主需要监督与制衡，否则无法选出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的代表，现在多数国家采用任期制、分权制加强政治和法律监督以及弹劾和罢免等方式保证票选民主的公正。

二、协商民主与票选民主的比较

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都要求参与主体依法开展工作，但还存在一些差异：协商民主是主体主持下广泛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平等协商、集思广益、消除歧见、达成共识，注重过程公开和程序合法；票选是主体通过投票表达意愿、要求，进行选举、立法和议事，注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参与的平等、理性和自由，要求各政治主体遵循特定规则，票选民主则在公民自由、平等参与基础上强调竞争性的定期选举；协商民主追求结果共识性，票选民主以争取竞选影响国家权力，再对两种民主做进一步地比较：

（一）两种民主之优势

协商民主强调公共协商，使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并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要求既不是精英间的幕后交易，也不是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而是所有公民自由参与协商的政治活动，从而形成集体责任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范围，使民意的表达、汇聚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１１］，公民在参与协商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和政治意愿的充分交流，达到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和支持。协商越充分，公民的个别观点越能实现整合。另外，公共协商考虑社会所有公民的意见是一种集体理性反思的结果，具体协商过程建立在每一位公民平等参与的基础上，是一种包容性协商过程，而不是狭隘地将政治自治看成是包含孤立个体的决策过程，既重视自治的个体，也重视自治的集体社会，保证所有公民所提的意见得以充分解释，方便其倾听并回应其他人的观点，促进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抑制行政权的膨胀。

票选民主以投票方式选择代表，代表一定阶层社会成员行使权力，其权力依然具有合法性，优越于少数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专制行为，由于票选民主是建立在参与主体合法性的基础上，每位参加竞选的主体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避免了相互内讧和攻击，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人民代表经过票选后由选民态度决定其任职与更换，凸显了主权在民的实质。另外，票选民主限制了普遍性权力，解决了“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中到一起”的弊端，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普遍性问题，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随着国家事务的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和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全体人民都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也是不现实的，采用票选民主更切合实际情况。

（二）两种民主之劣势

协商民主的运行包括公民、各利益团体、各党派和各类社会组织，众多主体在协商过程中由于掌握信息资源的多少，导致其地位略有差异，可能造成协商结果的利益倾斜、协商主体地位失衡的情况，必然会排除力量较弱、掌握资源较少的主体，使他们不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增加协商的矛盾。而且，协商民主繁琐的程序会影响公共决策效率，公民发言权越多，决策过程越久，越会降低公民参与的热情，全体公民都在公共事务上行使权力，还可能延误解决问题的有效时间，影响决策效率。简单的公共事务可由公民凭借其经验和知识构成作出判断，但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各种专业化政治问题是普通公民无法掌控的，也暴露了协商民主的弱点。

票选民主运行过程中，有些公民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考虑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会为取得多数选票而拉关系或以贿赂获取支持，投票表决选出的代表在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实现更换，可能引发民主危机。公民在自由选择投票表决过程中，每一个参加投票的决策者由于利益和个人偏好不同，各个有资格的选举人就会从自己的“私域”出发，通过投票决定“公域”事务，希望自己票选的代表为自己谋取私利，俗称投票悖论；另外，人口多、范围大的地区和人口少、范围小的地区资源分配不均衡，代表的人数多，代表程度就低，民主间接程度越高，代表性越差，特别是代表的人数多，投票选举环节就多，随着代表层次的增加，最高层决策使公民无法参与，公民主权体现就弱，投票表决选举代表的过程可能存在剥夺人民主权的问题。

三、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结合的路径思考

（一）协商民主框架下引入票选民主机制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政治协商已步入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不可能在各项公共事务中行使权力，只能通过票选机制实现，将属于人民的公共权力委托给人民代表来行使，人民通过票选实现对代表监督，在保证协商民主有序运行的大前提下发挥票选民主的作用，关键要让每个合法公民在选票面前平等，都有竞争候选人提名和推荐的机会，保证优秀的人民代表脱颖而出，为此，可在各单位内部以无记名方式推行领导提名、群众提名、自我推荐和公平竞争的机制，采取差额选举方式建立考核档案，避免任人唯亲、用人腐败，使人民代表运用好公共权力并服务于决策科学化。

票选民主能够保证政治决策在短期内迎合大部分人民群众的需要，以票选民主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就要扩大票选范围，为人民提供制度化渠道，这种坚持普遍性、平等性的票选原则保证了民主真实、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平，实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有效协商，可以说，合理构建票选民主机制，以票选民主为切入点实现人大制度改革，抑制腐败和监督不善的问题，将有效的票选民主机制引入协商民主框架内，才能激发广大人民利益诉求表达需要，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二）票选民主实施以协商民主作保障

选民通过投票决定谁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而不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协商民主作为保障手段，要求参与主体平等参与协商过程，体现平等交流、公开包容、相互尊重的原则，不仅实现参与形式的平等，还要实现地位、机会、信息资源和社会影响方面的平等，投票前针对协商中不同意见探讨和分析其利益偏好，增强全体协商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法律和制度完善人民民主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人民政协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提高政治协商的有效性，建立层次不同的政治协商机构，如政党协商、政党与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协商机构，提高参与协商的比例，协商内容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与人民讨论，协商达成的一致结果要抓紧落实，体现协商的价值。

协商民主运行要充分尊重和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形式和程序，通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创造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环境，真正发挥人民政协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作用，结合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趋势完善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提高参政委员的综合素质，加大委员推选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确保委员有代表性又有协商能力，才能为票选民主提供有效保障。

（三）实现协商民主与票选民主的优势互补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各领域人民投票选举代表，行使国家权力赋予的职能；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职能，党的十七大强调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程序上实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对接，拓展了民主社会基础，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即人大中有票选也有协商，政协中有协商也有票选的交融特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促进两种民主的结合而不是以一种民主形式排斥另一种民主形式，就要赋予人民政协必要的协商权、复议权、监督权，确保协商过程的规范化，协商结果的权威性，实现人大票选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内容的衔接，扩大沟通交流的范围和平台。

运行程序要使投票人的意愿得以充分表达，体现票选基础上的再次协商，保证公共权力真正服务于民。民主实施过程中注意票选过程引进协商的途径，协商过程引进票选的方法，使两种民主成为一个整体，才能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体现我国民主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总之，票选民主顺畅才能保证协商民主真实有效，协商民主公平才能提高票选民主质量，以协商民主和票选民主的结合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趋向，才能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运行。

参考文献：

［１］［英］迈克尔·萨沃德．罗尔斯和协商民主［Ｊ］．何文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６，（３）．

［２］［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Ｍ］．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９１．

［３］［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Ｍ］．李惠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１）．

［５］陈家刚．协商民主的概念、要素和价值［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３）．

［６］刘红凛．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优势与理论价值［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０，（３）．

［７］李云龙、张妮妮．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解读［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Ｍ］．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３９５－３９６．

［９］谢复生．公民投票（创制复决）制度比较研究［Ｃ］．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１９９７．

［１０］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Ｍ］．联经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李永生

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2：

统一战线：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场域

摘要：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领域包括国家制度内协商机构间的宏观协商、基层公民自治性的微观协商和存在于统一战线领域的中观协商三个层次，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场域之一；统一战线应发挥推进民主、社会整合、政治参与、平等对话的作用，从提升协商民主主体的自觉协商意识、促进协商的有效达成，拓宽协商民主领域、促进宏观协商与微观协商互动，夯实协商民主的基础等方面实现自身功能转换。以更好地为我国协商民主建设服务。

关键词：统一战线；协商民主；基本场域；功能转换

一、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复兴的一种民主理论，该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各协商主体的参与，就决策立法达成共识。协商民主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的价值大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协商民主已经成为那些强调个性、竞争和聚合的民主模式的普遍替代”，“能克服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缺陷，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原则的不足”。具体而言，与现实政治中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代议民主政治相比较，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优势：协商民主更关注民主的实质，把对民主的理解从注重形式转到注重内容，从注重手段转到注重程序和结果；协商民主把协商从政治手段上升为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政治运作手段，协商一直存在于各种政治活动中，而协商民主强调的协商主要不是政治手段，而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协商民主把协商主体从政治精英扩展到广大公民，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对共同事务的关注协商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而应扩展到整个社会；协商民主把政治场域从国家立法、决策机构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更适应于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要求。

协商民主在中国有无适用性条件?答案是肯定的。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尽管与我国政治实践中的政治协商在内涵、形式、发展程度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其内在的契合度是很大的。发展协商式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用性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引发的经济社会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为民主政治建设走向协商民主形式奠定了社会生态条件。具体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为协商民主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现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利益分化，使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公民和社会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促使协商民主发展的体制资源日益增长；科技和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其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合”传统，为协商民主被中国借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它具有非常强的历史继承性，由此产生普通中国人在民主的态度上“会更倾心于强化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青睐协商性民主”。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及其统一战线理论为协商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制度依据。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根本原则之一，今天，统一战线业已成为中国采用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必将在发展协商民主中发挥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统一战线实现的主要载体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制度架构，这是保证协商民主健康生成、发展的必备条件。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在广泛借鉴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前提下结合本土的民主实践来有序推进，在中国语境下讨论的协商民主主要为了使民主适应并扎根于中国社会，而西方话语系统中的协商民主为了救治现代西方民主、“使民主变得更民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有必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不走或少走一些弯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内在之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明确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个基本途径，这种定位是很正确的。

二、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三大场域

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总是受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选举民主和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表现的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已初步形成一个广阔的空间，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一个是国家制度内的立法、决策、政协机构间的协商，以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为主要的实现形式，它是协商民主的宏观层次；一个是存在于基层民主实践中的、由广大民众普遍参与的自治性协商形式，它是协商民主的微观层次；还有一个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将政府与公民群体联系起来的统一战线领域，可以看作是协商民主的中观层次。中国未来协商民主的发展将在这三个层次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推向前进。

(一)国家制度中的立法、决策、政协机构间的协商民主。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领域，运行的时间最早，有现成的制度框架。目前，最主要的是需要在保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使其更好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善国家制度中的立法、决策、政协机构间的协商民主的过程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是实现民主法制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过程。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构建和发展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基础。进一步发挥政协的作用，完善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阵地效应。其次，积极推进人大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人大主要体现的是代议民主，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这就需要充分吸收协商民主的优势，积极运用协商的手段，开展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把表决建立在充分磋商的基础上。再次，大力发挥和完善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效应。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经典形式，它体现的多党合作关系，既能使执政党经常听到来自民主党派的意见，又便于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有利于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当前要推进政协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并逐步纳入法律化轨道，使政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意吸纳和提取机制。

(二)基层社会自治中的协商民主。当前，中国已形成了以农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协商

性民主是这些基层民主实践中常用的形式。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等多种形式，且有各自风格和特点。这些协商性民主形式的采用极大调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技能，也有助于地方治理的有效实行和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提升。可以说，基层社会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是构建协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随着协商制度的不断实践，最初的限制可能会被超越，导致结构性变化，为地方民主开辟一条道路”。

(三)统一战线领域中的协商民主。中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及其兼涉的广阔领域是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领域，它的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体现出强大的民主功能。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视角来看，统一战线是我国重新整合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发展民主政治的现实可用的机制框架，是上传下达、沟通政府与公民不同群体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我国对于统战工作的定位已从传统的以民主党派为中心开始向以处理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方面的全方位拓展，宽视野、大领域的大统战格局业已形成。以对话、交流、理解、共识为基本宗旨的统战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协商性特征，它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于推进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

三、完善统一战线功能，使其更好地为发展协商民主服务

健康良好的协商民主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包括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成熟的公民社会，平等、理性的协商个体，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存在等，统一战线本身具备的一些特点优势与协商民主实践的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统一战线应通过实现自身的作用转化和功能提升来更好地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服务。

在这一要求下，统一战线应具有怎样的功能呢?首先，统一战线应具备推进民主的功能。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归根结底是由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在当前阶段的迫切要求。统一战线在存在形式、作用方式上与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统一战线应立足于自身实际，发挥联系面广、实效性强、形式多样的优势更好地为我国民主建设服务。其次，统一战线应具备社会整合的功能。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质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这对统一战线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当前迫切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的现实依据和重要功能。再次，统一战线应具备政治参与的功能。我国的制度设计中为公民提供了多样的政治参与渠道，但现实中各种制度外参与、非法参与大量存在，这说明我们现在对于公民多样化政治参与要求的满足是有限的。统一战线以往就被赋予了引导统战对象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但现在来看是很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化和规范化。最后，统一战线应具备平等对话的功能。统战主体应在与统战对象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倾听、交流、达成共识、影响对方，这一点在统一战线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应坚持并发扬光大。当前，统一战线完成这种功能转化，促进我国协商民主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统战观念，通过统战工作提升协商民主中协商主体的自觉协商意识，促进协商的有效达成。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它更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然和应然，“以人为本”是其价值归宿。统战主体应充分照顾考虑统战对象的利益需求、价值取向，在平等交流中实现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各协商主体在协商的意愿、目的、价值取向上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宗教性、民族性团体与国家间由于历史的、信仰的不同，存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不可通约性，这是限制协商民主发展的一大障碍，解除这一障碍，可以有多种方式，也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统一战线是解除这一障碍的重要途径。为此，统战工作需要真正确立以人为本、求同存异、合作和谐的统战观念。

第二，推进统战机制的社会化转型，通过统战工作拓宽协商民主的领域，促进当前宏观协商与微观协商良性互动。在我国当前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一个问题是国家制度中正式机构间的协商与基层公民自治中的协商分别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中间缺乏互动和联系。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作为协商中观层次的统一战线是联系和促进二者互动的桥梁。为此，当前统战工作应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转型，采用多样化的统战新形式，以处理协调当前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为重点，将对农村统战、社区统战、公民社会组织统战、企业统战、高校统战、互联网统战等纳入到大统战的视野和范围中。通过这种社会化统战格局，促进宏观协商与微观协商的协调互动，造成一个将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联系起来的环境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体系。

第三，加强和改善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通过统战工作夯实协商民主的基础。协商民主是程序民主，更是有序民主，它可以有效化解竞争性、代议制民主的相互倾轧、恶性竞争的不足。它的健康运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一个有效的政治共同体的引导，完全建立在公民个体基础上、无需引导的协商民主只存在于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达到这种高度，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就更是如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保障，也是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共产党通过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可以有效促进协商的顺利进行，提高协商的效率。同时，立足现实，我们看到，共产党要善于领导，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转变领导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构建和谐党际关系，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张艳娥

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篇3：

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比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为进一步贯彻《意见》精神，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好《意见》和《实施意见》，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应当把政协协商民主放到整个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大局中去把握。既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更要厘清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关系，准确理解“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基本定位、内涵特征及其民主优势，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推进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的衔接配合。

一、政协协商的内涵与要义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实施意见》给政协协商下了一个定义，即：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对“政协协商”概念内涵的理解，应当准确把握以下几个关键要义。

1.政协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具有不同一般的地位

《意见》明确，“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实施意见》再次强调“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有各自的优势。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既具有独立的内涵、制度机制和运作方式，又集中体现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国家机构之间的协商民主，并广泛包容社会各界及各个方面代表人士之间的协商民主，从其协商的性质、地位与功能意义上说，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因此，政协协商不是一般性的渠道和一般性的协商机构，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这实际上就决定了政协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不同一般的地位和担当，不仅要发挥好自身的作用，而且要加強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衔接配合，特别是加强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2.政协协商必须紧扣“政治”主题，抓住“政治协商”这一关键和根本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不同协商渠道的协商内容既有交叉，更有侧重。政协协商在这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更应当紧扣主题，抓住协商的关键和根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概念表述明确了协商是政协的根本特征、政治是协商的根本属性，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必须围绕发展民主政治这一主题，以“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重点。从协商民主设置的渠道和主体可见，协商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国家建设，下至群众个体发展、安危冷暖都是协商民主所关注的内容。但政协协商相较于其他协商渠道而言，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应当集聚到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上来，若仅仅是抓住一些具体的甚至是细枝末节性的问题进行协商，就显得有点舍本逐末了，也体现不出其作为重要渠道的作用与意义 。

3.政协协商是专门机构的协商，应充分体现其专业性和有效性

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政协协商是一个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和渠道，而且是唯一的专门机构的协商，承担着经常性的协商任务。这是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最显著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断增强政协协商的专业化程度和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不仅关系到人民政协的工作，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和发展水平。相较于票决民主，协商民主不仅要求各参与主体有平等的发言权，还需要参与者能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同时也需要有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来保障协商实效，形成最大共识，真正体现其实质民主的属性。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协商不决策、监督不强制，发挥作用不是靠‘说了算’，而是靠‘说的对’”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对其协商主体的代表性、协商能力、协商制度建设、协商程序规范性，以及协商后果的实际影响力等应体现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4.政协协商必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切实提高协商实效的重要原则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政协协商民主就是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这个重要平台进行协商，而不是与人民政协协商，它主要是通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来实现的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切实提高协商实效”是《实施意见》明确的政协协商的重要原则之一。“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 因此，“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 开展广泛的真正的协商，必须正确把握人民政协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通过充分发扬民主，促进各协商主体不同思想观点交流交融，逐步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真正实现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目标。

5.政协协商之首要在于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政协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实施意见》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党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领导，建立健全党领导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工作制度，发挥政协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营造全党全社会重视和支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良好氛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政协协商民主的根本原则，也是人民政协始终不渝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显著标志，政协协商之首要在于维护中央权威，这些都是由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决定的。人民政协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活动，全面落实中共中央赋予其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平台的政治职责，寻求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公约数，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推进协商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凝聚各方共识，维护好中共中央的权威。

二、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差异及其独特优势

扎实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要把政协协商放到整个社会主义协商体系建设中去，正确认识和正理好政协协商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厘清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差异，更加有效地发挥好政协协商的独特优势。

1.正确认识和处理协商民主与政协协商的关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实施意见》是中共中央《意见》印发后推出的第一个“实施意见”，它的问世，表明创造了协商民主经验的人民政协，一如既往地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走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前列 。就政协协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而言，首先，二者密不可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 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不仅是对人民政协自身工作的推动，更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或者说，协商民主是对票决民主之外的民主形式的一般性概括，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构，政协协商“协商不决策、监督不强制”，具有协商民主一般性特征，然而其特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相较于“一般性”的协商民主，政协协商的“特殊性”最主要、最直接的体现于协商主体和实施范围两个方面。

2.厘清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关系

《意见》明确了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是由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加上社会组织协商这些渠道构成的，即“6+1”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由此可见，政协协商与其他六种协商渠道是具有同一性的，即他们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他们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唯有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所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如《意见》所提出的，要“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協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意见》指出七种渠道应发挥“自身优势”，即承认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并将七种渠道分为“重点加强”、“积极开展”、“逐步探索”三个层次推进，其中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同属“重点加强”的层次。《意见》还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对政协协商的不同定位。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我国的协商民主，除了在基层具有社会自治的功能外，其主要功能是为权力机关决策服务的，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七种协商渠道形式，实际上可分为权力机关的协商民主和非权力机关的协商民主两大类，二者需要相互配合，而协商的服务目标指向决定了人民政协协商等非权力机关的协商民主需要加强同权力机关的有效衔接 。总体来看，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除上述几方面外，由这几方面衍生的差异，如协商主体的差异、协商内容的差异、协商后果的差异、协商程序和制度规范的差异等都是明显存在的。

3.政协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相对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政协协商在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正是这些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能发挥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1）最具专业性。相对于其他协商渠道，政治协商最具专业性。首先，政协协商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且日趋完备。协商的专业性和专业性的协商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政协协商理论体系的生成创建，一方面源于数十年来政协工作实践需求的倒逼；另一方面源于政协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理论自觉，特别是伴随“人民政协理论”概念的提出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理论的建构创新问题迅速进入了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思考及研究视阈，产生了一批极具社会影响和实践指导价值的成果，直接推动着政协协商民主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其次，政协协商具有相对完备的民主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架构且具有权威性。在人民政协6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政协协商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备，与基本政治制度相联系，由宪法、中央文件、政协章程、规定、会议和经常性工作规则等组成，《实施意见》是《意见》颁布后制定的第一个“实施意见”，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里程碑 。与制度体系建设相适应的是，形成了相对合理健全的组织架构，外部来看，政协与党委、人大、政府共同构成四套班子；内部来看，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组织机构设置日趋合理。第三，政协协商形式载体多层多样且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较强。政协协商既有严格规范的会议协商体系，也有具体经常性的协商平台，还有视察调研、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以及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灵活便捷的协商形式。同时，相对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而言，政协协商民主流程较完备，相对可控的监督、反馈、评价机制逐步健全。

（2）最具包容性。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定位决定了它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奠定了人民政协的民主性，这是其他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而“政治协商”的功能定位也决定了这一协商民主渠道形式的包容性、多样性以及社会性。它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层面协商民主有着密切联系，成为各渠道协商的交汇地：既是政党协商的重要机构，体现政党性质的民主协商；也是党委、政府等国家机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的重要平台，体现政府性质的民主协商；还广泛包容社会各界及各个方面代表人士之间的协商民主，成为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协商和基层协商的重要载体，体现社会性质的民主协商。

（3）最具权威性。相对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政协协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一方面，源自于前文所述的政协协商民主法律制度体系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更决定于自身的专业性及其突出的协商能力与协商的实际效用上。政协委员是发挥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主体，目前全国3000多个政协组织共有政协委员60多万，涵盖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9个政党、8个人民团体、562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别，委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专业性人才优势突出，绝大多数都能认真履职并注重提升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广泛的代表性决定了政协协商中围绕某一议题的探讨是多角度多方位的，有益于理性协商、平等议事，使协商结果更具全局性、系统性和客观性；政协委员的专业性决定了政协协商中围绕某一议题的探讨是深入的、前沿的，协商所形成的共识是具有前瞻性的，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本议题所涉领域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基于平等的、理性的、前瞻性的协商，其结果必然更具可行性，效用和影响力更加凸显，权威性也就自然生成。

（4）最具凝聚力。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实现形式 。发挥好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是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明显、价值取向多元、利益诉求多元，坚持商以求同、协以成事，通过加强协商互动和讨论沟通，能够使各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在交流中交融、增进互信和理解，增强社会各界的向心力。人民政协的政治定位、组织体系、成员构成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政协协商相较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更有利于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兼顾，更有利于联接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关系，更有利于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更容易形成权力运作与公民参与的互动机制和人民民主的发扬 。因此，当代中国，人民政协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其独特的民主形式上。民主协商使民意的充分表达有了更可靠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拓宽了民主形式的途径，丰富了民主形式的资源，创新了民主形式的方法，有助于人民政协凝心聚力作用的更好发挥 。

三、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几个关键问题

当前，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取向中，协商已明确成为决策的重要环节，并越来越成为普遍的民主形式。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协商民主总体上发展还很不平衡。比如：在整个协商民主体系中，七个主要的协商渠道形式中有些渠道已趋于成熟，有些渠道还在积极开展，有些渠道仍处在探索过程中。又如，在协商主体方面：多元格局已呈现，但主体间能力与机会的差异明显；参与者协商动机与协商民主重点关注公共事业发展这一指向不协调；参与过程较多地停留在倾听和表达意见上，且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同时，在公开程度与范围方面，还存在着协商与决策脱节现象，评价监督制度尚不统一健全等问题 。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显现，实际是对人民政协如何更好体现自身优势，进一步发挥好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日臻完善和整体性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新时期，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发挥好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需要全面贯彻《意见》和《实施意见》的精神要旨，准确把握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重要原则和内容范畴，明晰政协协商制度建设的重点和加强協商能力建设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应围绕切实提高政协协商实效这一目标，瞄准五个方面的着力点。

第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首要原则，也是人民政协60多年协商民主实践的宝贵经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重、头绪多，社会期待高。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政协不仅要模范践行中共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任务，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做好协调执政党与参政党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关系，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依法施政。……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自觉把党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领导落到实处，一方面，各级党委应将政协协商纳入协商民主建设的总体布局和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各级人民政协应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下有步骤地开展协商民主活动；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应主动加强与党政的沟通、衔接，及时向党委主动汇报履职实践中取得的进展和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使政协协商更好地服务党的总目标、总任务 。政协协商不仅要关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要关注政治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改革任务越来越艰巨，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逐渐深入，需要人民政协更有效担负起政治监督的历史使命，把监督性提案、监督性调研，作为重要履职任务列入年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为党的建设、政治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做出人民政协的应有贡献 。

第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施意见》指出：“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要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这“三化”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首先，要搞好制度的衔接。其关键点在于要把政治协商作为一项重要程序在党委议事规则、人大立法条例、政府工作规则以及党政干部作用条例等重要制度性文件中加以明确 。其次，要加强机制创新。其关键在于“商前知情”、

“商中沟通”、“商后反馈”。协商就要知情，这是前提和基础。目前来看，应把已有的形式、载体、途径加以有效整合提升，比如，把通报情况与征求意见结合起来，把深入基层调研与视察重点建设项目结合起来，努力拓宽委员知晓情况、明了政策的范围与途径，尽可能让委员多知情、知实情，既知上情、又晓下情，提高协商意见的针对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商中沟通”有益于形成共识，提高协商的效率。强化商中沟通机制，就是要实现 “协商议题由党委、政府、政协共同确定，协商活动由党委、政府、政协共同参与，协商意见由党委、政府、政协共同落实，使协商民主收到互动、多赢的效果” 。建立行之有效的商后反馈机制，有助于实现协商成果的转化，体现协商民主的主旨。这就要求作为协商主体的党委和政府，对协商成果转化情况的反馈要做出明确规定，科学设定对政协意见建议批复的时限，职能部门采纳落实的时限，办理情况反馈的时限，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便遵照执行，从而使协商成果进入党政决策程序，得到较好的采纳和落实 。

第三，进一步提升协商能力。《实施意见》对政协协商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政协委员要提高四种协商能力：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的主体，政协委员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政协协商的效能以至于人民政协的整体形象。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和重要渠道，必须具备相应的协商水准。因此，选拔和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参政议政人才是做好政协协商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各级政协组织要注重引导政协委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学习传统，特别是要重视对协商民主理论和工作方法的学习，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学习，拓宽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议政建议的水平；要引导政协委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把为群众服务贯彻到履行职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进一步细化委员任职资格，改善委员生成机制和遴选办法，建立服务和管理委员履职工作的制度，切实发挥委员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

第四，促进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有效衔接。《意见》指出：“发揮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协商搭建了平台，与其他渠道协商都存在交集，并具一定的主导性。为此，人民政协应率先主动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力求使政协协商在与其他渠道协商形式的衔接配合中形成各种协商形式的整体合力，提高政协协商的实效。在加强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的衔接配合方面，可以以民主党派与政协专门委员会的联合调研、通过政协渠道向党委报送党派的意见建议以及通过举办重要协商会议和活动组织党委同志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进行直接协商等形式来实现和增进，这些实际上也都是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的应有职能；在加强政协协商与政府协商的衔接配合方面，人民政协已探索实践了许多有效的衔接途径，比如，参加政协全会的委员列席人大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听取委员协商议政发言、政协委员协商提案交政府及其部门办理、政协协商的调研视察围绕政府工作的重点开展等等，同时，《意见》中的系列相关规定也为促进政协协商与政府协商的衔接配合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条件；在加强政协协商与人大协商的衔接配合方面，应按照《意见》要求，真正在实践层面把协商纳入决定程序，推进“中共党委动议——政协协商——人大决策——政府执行”的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运行机制落到实处；在加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配合方面，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基层政协委员的作用，积极参与乡镇、街道的协商，积极参与行政村、社区的协商，积极参与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在加强政协协商和社会协商的衔接配合方面，重点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的政协委员作用，推动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协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

第五，优化协商政治文化环境。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它具有民主性、平等性、公共理性、尊重和包容等特征。《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这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良好协商氛围的营造，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协组织和党委宣传部门通过各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深入、广泛地宣传宪法法律和协商民主制度及协商民主实践，培养和提升人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强化公权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协商观念，培育协商政治文化，促进全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氛围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要切实尊重和保障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鼓励委员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愿讲话、敢讲话、讲真话、讲实话，提问题、提建议开诚布公，并探索建立协商民主的激励机制。此外，还应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大力推动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将其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计划。”形成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理论学习、实践、研究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发展的生动局面。

（作者单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

作者：张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