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摘要]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领导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党的执政方略的实现程度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因此，党员干部的领导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基础和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推动力，提升干部领导能力是新常态下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当前领导干部对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比较客观，切身体会到新常态带来的转换领导方式和提升领导能力的紧迫性。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新媒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媒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1：

新媒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2：

新常态下提升领导干部领导力研究

[摘要]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领导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党的执政方略的实现程度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因此，党员干部的领导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基础和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推动力，提升干部领导能力是新常态下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当前领导干部对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比较客观，切身体会到新常态带来的转换领导方式和提升领导能力的紧迫性。提升新常态下领导干部领导力，需要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理论思维能力和水平，领导干部也要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升领导能力，加强自身修养提高人格与领导魅力。

[关键词]新常态；领导干部；领导力；干部队伍建设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速度和模式，对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领导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党的执政方略的实现程度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因此，提升新常态下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党的执政行为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来实现的，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和执行效果。因此，提升党的领导能力，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提高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带领全体党员和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团结奋斗。

（一）党员干部的领导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

党的执政和领导要通过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的有效性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能力是提升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着力点。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领导能力的高低，一方面决定了党能否制定出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对上级制定的政策决策的理解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对党员干部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这既体现在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现实问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实现一定建设任务和管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因此，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是对于党的整体来说，它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对于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它是干部做出符合党和人民利益业绩的基础，也是领导干部推动工作的重要支撑。

（二）干部领导能力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推动力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之后，需要党员干部指导和带领各级群众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党员领导干部担负着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美丽中国的多种任务，要协调推进各项工作，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导干部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对政策的阐释说明，起到宣传群众的作用，也体现在因地制宜地将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同时要体现出感召力和凝聚力以组织群众，吸引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和党员干部周围，让广大群众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政策去开展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领导干部还要根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各级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反映，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愿对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并将实际情况向上级和有关部门进行反馈，以便于其进一步完善修缮政策。通过这种上传下达的职责定位，决定着领导干部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要经常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提高自身的决策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实现党和群众制定的社会发展各项目标。

（三）提升干部领导能力是顺应形势发展新常态的要求

党的事业发展需要提高领导干部领导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新要求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再以GDP论英雄，要求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对领导干部综合各阶层群众的共同利益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在更多的领域找到群众的最大公约数；随着群众素质的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网络化时代对领导干部适应和使用新媒体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推动发展、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如此等等，都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建功立业，必须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勇立潮头，引领群众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不懈奋斗。

二、新常态下领导干部对自身领导能力的认同调查

为了了解当前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是否适应新常态下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以南京为样本，对领导干部做了相关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导干部共172人，年龄在40岁以上占86%，处级及以上干部占97%，一半以上具有地方或政府部门一把手任职经历。因此，调查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有助于参照了解当前领导干部领导力的整体状况。

（一）当前领导干部对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

对于新常态的内涵的理解，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认为包括社会治理、作风建设、发展思路等多方面的新常态，只有极少数干部认为新常态仅指经济的新常态。这说明，十八大以来党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论断得到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认可和理解，这是贯彻党在新时期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新形势考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带领广大党员群众为两个百年目标奋斗的关键少数，其对新形势的把握和理解决定着其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项建设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路径。因此，39.8%的受访干部认为新常态对当下干部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法影响很大，思想观念有根本性的认识与转变，42.1%的受访者认为影响较大，引发诸多转变，两者占到绝大多数。这说明对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决定了新常态下领导干部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当然，少数人也认为有影响但不明显或影响不大。这些干部对传统路径还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我们并不否定传统路径的有效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路径也必须结合新的形势进行改善才能适应形势要求并继续发挥效用。

对于新常态给领导干部带来的转变，最明显的转变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作风改变、依法决策和发展思路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为开端，党中央持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以党风转变推动政风民风的变化，作风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领导干部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也是作风建设的参与者，其对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新常态的感受应该是切实的。自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依法治国方略逐渐深入人心，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更是提上重要日程，要求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解决问题，这都对领导干部的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借鉴，党和国家提出了转型发展、升级发展、跨越发展的发展思路，这对以前传统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的同时，也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思路提出了要求。为了适应发展形势的变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转变发展观念，探索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将形势要求和中央决策落到实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要开放性的治理观念，调动并发挥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地开展工作，并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使发展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新常态要求领导干部在各个方面都要适应形势要求，在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等方面都要有所改变，以新的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也产生了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困惑。其中最大的困惑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占到了57.3%。这既是转型发展对保持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逐渐提高所带来的发展模式的新期待，反映了很多领导干部虽然发展观念有了转变，但适应新的发展理念的发展能力仍然有所欠缺，在其习惯的传统的粗放式低层次发展的发展模式要被时代淘汰的形势下，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却没有找到，领导干部处在上级与民意发展指标考核和环境质量要求的双重压力之下，如果没有一定的处理发展问题的能力，确实会有较大的困惑和压力。因此，难以摆脱发展速度情结，有换挡焦虑，也成为1/3的领导干部的重要困惑。这种情结和焦虑必然会随着发展考核指标和群众发展意愿的增强而予以减轻，因为适应这种要求是作为领导干部的必然选择，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的不断实践，也必然会提高领导干部的发展能力。方向只要对了，路就不怕难走和远近。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界限越来越近，而现实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却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压力也成为当前超过1/4的领导干部的重要困惑或压力之一。这些干部应该是想干事的，但限于地方发展基础、干事环境和个人能力的限制，却感觉到难以成事或者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这就要求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评价目标上应因地制宜，也要创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的环境，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一半（53.2%）的领导干部认为作风建设给公务员群体带来的普遍性压力感。如前所述，作风转变是新常态对领导干部带来的最明显的转变之一。对这种转变，绝大部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支持并不代表自身就能够适应，因为转变太快，让大家缺乏过渡的准备，转变太严，群众的眼睛时刻盯着，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成为负面典型。因此，在这种转变面前一些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一定的压力感。这充分说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严格作风建设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深入公务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这种不适应也必然将随着作风建设常态化而逐渐转变为适应。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的这种不适应，也恰恰说明，作风建设需要永远在路上，决不能让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成果半途而废，需要继续在抓长抓常上下功夫，以维护党的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每一个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新常态面前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不再把作风建设的新要求当成一种压力而当成密切党群关系的粘合剂，我们的作风建设才算成功。当然，时代的发展也将会给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作风建设还是会在路上。

（二）领导干部对自身领导力的认同度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认为新常态下领导干部的领导力与以往的领导力相比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有76.3%受访者认为在于从战略、制度与法治多方面有全新的更高要求，63.3%的受访者认为在于转型、改革以及创新的思路转变，另有47.3%的受访者认为在于要把握全新的方向、驾驭全新的发展局面。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认为与过去没有明显区别。处于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对于其领导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作为具有最终决策权的领导干部而言，其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谋划地方与部门发展的战略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负责某一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则主要提升该领域如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问题，对于一些负责执行政策者则需要跟进政策顺应发展的形势需要。而制度和法治则是领导部门为了规范化推动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环境，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应该说，调查反映出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对其自身领导力的认同和要求不尽相同，就是处于同类岗位的领导干部，由于个人领导能力的基础部同，面对新常态需要提升的领导力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不论如何，调查反映出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认识到了新常态对领导干部领导能力的新要求，并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努力的方向，这对于领导干部在实践过程中努力提升自身领导能力和综合素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具有推动作用。

对于新常态背景下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领导素养，综合受访领导干部的选择，排在前五为的依次是决策力（85.6%）、创新力（85.0%）、执行力（83.2%）、协调力（76.6%）和凝聚力（69.5%）。如前说述，地方领导干部作为地方或部门政策的制定者，其决策能力决定着地方或部门政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水平，而作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其执行力也决定着上级政策包括党的路线方针在地方或部门的贯彻与落实程度。因此，对于身兼决策者和执行者双重角色的地方领导干部，其决策力和执行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新常态下，如何有效贯彻上级政策、如何制定出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政策，则考验着地方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既包括落实上级政策的因地制宜，也包括推动地方发展举措的改革创新，其最终表现是将党中央的宏观政策与基层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充分结合而落实到工作实践中。党的领导过程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过程，而党的领导的最终实现就是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极大增强，能够引领群众为党和人民群众自己的美好事业共同前进。因此，要实现党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提升协调力和凝聚力就成为必然要求，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领导干部个人领导能力的充分体现。当然，在带领群众开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者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各种有利不利因素的判断力和对于建设事业进程的控制力也是不可少的，不能因一时一事一人的主观冲动或群众的盲目要求给党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长期事业造成损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方面的沉重教训，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时刻保持清醒。

新常态下领导干部更需要的能力，排在第一位的是逆商（面对变化、突破困境、战胜困难的能力）占47.7%，其后是情商（对自我和环境的认知能力）占30.3%和胆商（大胆创新、勇于担责的能力）占28.4%，智商排在最后占7.1%。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面对新常态的形势和要求，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应对新常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新常态下领导干部能力提升的重点在于突破发展困境战胜发展困难。而这必然需要领导干部能熟悉自身在新常态形势要求下的优势与不足，并根据形势发展与要求做到扬长避短或弥补能力短板，并勇于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和习惯性思维，积极开拓创新并有承担相关责任的心理准备与兑现诺言。思想是行为的先导。领导干部有这种认识，就为积极主动化解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矛盾，开拓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实践中也会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自身领导力去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前进。在此过程中，社会环境和领导干部的评价体系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宽容度，要宽容领导干部在法律职责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作出的开拓创新中出现的局部失败，营造干部敢干事愿干事的社会氛围，建立突出领导干部开拓创新干事业的评价体系。开拓事业发展的探索难以避免不足与失败，如果因这种不足与失败而全部否定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主观努力，那就难以调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造成干部的因循守旧或谨小慎微，就难以面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变化，也就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在有关领导干部的领导方式的调查中，对于新常态下地方发展是否需要强势领导的推动力的回答，41.3%的受访者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因地制宜、因情而定；与此同时，37.4%的受访者对此不认可，认为这种领导方式是一种人治而不是法治。15.5%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这是一种有效、必要的治理方式，5.8%的受访者表示态度中立，表示这与官员的性格有关。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强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意愿在推动发展、解决困难、突破瓶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决策失误和治理粗糙的不良后果与影响。因此，在新常态下推动发展、促进改革、维护稳定，需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需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保证一切执政活动均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这就要求新常态下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但从调查来看，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传统模式下的领导方式，将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新常态下的领导活动中，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适应于突破发展困境的需要，有利于改革事业的开拓创新发展，但必须在法律政策框架内而不能游离现行法律政策太远，也必须是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并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做好宣传群众的工作，随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实际工作进展情况做好调整，以确保强势推进的工作真正符合发展规律和人民需要。对于这些具有惯性思维的领导干部，上级组织与相关部门在考核任用中客观对待其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并对其加强引导和监督，使得其领导方式逐渐完善并适应新常态发展需要。

作为处于中间层次的领导干部，其身兼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重角色，其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应该也是双重体验。与强势领导的推动力相关的是，当问及什么风格的领导类型让您觉得舒适并更能促成执行力时，61.3%的受访者认为是懂得授权并充分信任下属的。这应该包含着受访领导干部的切身体会，也反映了党的领导原则与管理科学的实际运用。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每一名干部都应按照岗位职权做好本职工作，地方领导干部的职责既有决策也有执行，决策要注重科学性民主化，执行则需要调动积极性创造性。而管理学则认为，最好的管理就是放权，就是少管甚至不管，各个阶层与岗位按照职责各司其职，最终推动管理目标的实现。该项调查中，30.3%的受访者认为要懂得尊重下属，且有亲和力；20.6%的受访者认为要对工作严格要求，但私下要温和。这表明领导干部要注意区别公开身份与个人形象，与下属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是同事关系，只有职责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待工作与对待同志要有所区别，将个人人格魅力贯穿到领导活动中。虽然极少数受访者认为严肃不苟言笑但用制度规范并以身作则的领导更能促成执行力，但这其实对领导活动的规范化程序化以及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却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工作的表现形式必然要符合领导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

（三）领导干部对新常态下从政环境的感受

对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从政环境，受访领导干部中37.3%认为工作标准太高、33.3%认为节奏太快、26.7%认为为官不易。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面对新常态对自身素质和要求的提高，显得还不是十分适应，从思想认知和工作能力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提高，以适应新常态以来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与要求。当然，也有16.7%的受访领导干部认为任何标准和要求都是合理的。这虽然表明了这些干部对新常态提出的新标准和新要求从思想上表示接受，但并不一定表明就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和要求，甚至这种表态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无可奈何意味。因此，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常态发展的必然性，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以紧跟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组织部门也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通过各种途径提升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常态要求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当然，发展需要跨越式也需要循序渐进，相关部门对各级干部的工作安排和考核标准均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任何工作和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是，有高达69.4%的受访领导干部认为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不可否认的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并严格执行以后，广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原来的福利待遇等隐形收入大幅下降，这使得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不得不改变原来已经习惯的工作习惯和消费习惯。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种改变让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觉得工作付出还是一样甚至增多，但收入与之前相比却下降，再加上与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的高收入高消费相比，就出现了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的感慨抑或不满。随着作风建设的常态化推进和持久性建设，公务员原有的隐性福利收入已很难被恢复，在经济发展、物价提升的情况下，稳步提升公务员待遇也是形势所需。对于各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特别基层干部，也要改变“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模式，维护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正当合法权益。但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官与发财是两个不可兼得的目标，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立足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落实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党员义务，在工作奉献方面与英雄模范比、在待遇方面与困难群众比，在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

作者：周贤山

新媒体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篇3：

新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新媒体对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这不仅与新媒体的传播特征相互联系，而且与公民对新媒体的运用紧密相关。新媒体助益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困境。本文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个人自律三个方面来谈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新媒体 政治参与 治理对策

一、新媒体的传播特征

1、传播方式：去中心化和交互性

新媒体能够成为改变的力量，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传播方式的改变。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通常是一对多式的传播，这种单向式的传播很难实现与信息发布者之间的互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多对多式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进行信息的发布，并且自由决定信息发布的内容，同时，完整的信息形成过程是在交互式沟通基础上实现的，而非单纯的依赖于一方。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的交互性特征，给公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空间，也给公众和政府之间架构起沟通的桥梁。①

2、传播主体：高度自主化和社群化

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传播主体地位的改变，公众摆脱了被动的地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消费者，人们拥有了高度的自主性。这样有利于人们通过新媒体来自主的进行议程的设置，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并表达意见。

传播的互动性特征直接带来网络主体的社群化，互动本身会聚集起具有共同特点的参与主体，同时这种互动会将最初的聚集变成牢固的人际网络，在社群内部相互支持。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公众常常通过社群化的形式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一旦形成意见，将会构成政治压力，影响事件的发展，甚至是促成事件的解决。

3、传播速度：无空间限制和即时性

传统媒体具有出版和播出制作周期，有截稿和播出时间的限制，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则不受此限制，信息可以随到随发，受众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新媒体传播速度的即时性特点，削弱了某个主体或组织意图控制信息的意愿，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拥有了更强的存活能力，而这，也意味着当政府面对着公众的意见的表达时不会单方面的意图打压，而是需要保持倾听的姿态。

二、新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变化

1、政治参与主体的数量增加

新媒体使用的准入门槛很低，再加之传播方式的无中心的互动性，就会增加公众参与到新媒体的使用人群当中。当前，我国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使用人数很高，并且用户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用户覆盖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近年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②而这也意味着通过新媒体进行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人数也在增加。政治参与主体人数的增加有利于公共意见的形成，也会增强通过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公共意见的影响力。

2、政治参与途径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参与渠道更加多样化、便捷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参与的门槛越来越低，参与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公众只要拥有一部联网的手机或是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去。通过网络，普通公众可以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乃至组织动员，例如通过网络论坛、BBS、博客、微博发表观点，借助QQ群等网络社区组织行动的等等。总之，公民的参与渠道越来越通畅，这无疑将会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3、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政治效能感增强

政治效能感是指普通公民自我感知到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当公民感觉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政府决定有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就高，反之，政治效能感就低。

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无中心的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单一的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途径的便捷化和多样化促使公众主动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去，很多因为公众的参与改变政府的决策，例如厦门的PX事件，经由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公众聚集成共同的利益团体，对当地政府构成压力，从而使PX化工项目最终停建。当个体意见得到尊重，就会增强其表达的欲望，从而带动整个新媒体平台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政治效能感。

三、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

1、新媒体环境提高了无序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无序的政治参与”是指突破现有制度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边缘型政治参与过程。③在新媒体的语境下，我国公民无序性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的非法化、非理性化、过度化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过度的滥用权利，而不履行义务。

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困境，主要还是由新媒体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新兴的媒介使用给公众释放出巨大的意见表达的空间；其次，新媒体进入门槛比较低及虚拟性特征，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的进行政治参与，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的无序性；第三，裂变式的传播速度，有时会将意见的表达变成一股强大的情绪化民意。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提高了无序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2、群体极化现象限制了公众的意见表达

群体极化是指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新媒体所带来的匿名性和集体性的信息环境，便捷的情绪表达途径推动着形成更大的群体规模，而其所带来的群体压力也会成倍增长。在新媒体环境中，群体极化常常通过网络围观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网络围观就是利用群体压力的作用来影响和改变参与者本身和政府的选择和判断。一方面，由于在群体性活动中的责任分散，每个成员都会因此而减轻为自己的决策和判断产生的压力感，而这，恰恰会使群体性决策产生不理性、极端化、低智商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在群体活动中会有社会规范的压力。不仅个人在提出意见时会评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为维持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形象，个体被迫屈从群体的压力而提出与群体一致的意见，或不提出反对意见；而且群体的行为会表现出排斥异议的特点。这样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群体极化的过程中，个人的意见表达受到了限制，人们被迫服从于统一的意见。目前，我国的群体极化已初见端倪，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剧了公众的群体化倾向，这将不利于还原公众的多元意见。

3、数字鸿沟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不平等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信息之间的鸿沟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因为受教育程度、地区发达程度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差距。虽然目前新媒体环境下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面向全社会所有公民开放，实现了公民参与的无门滥准入。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国情下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多元并存，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教育科技相对落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不平衡，使得这种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大部分人被隔离到新媒体政治参与之外。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的《 2011-2012年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互联网普及率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分别为72.2% 和68.4% ，而江西、云南等地不及30%，显示出我国不同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目前城乡互联网普及率仍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12年12月底，城镇居民中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约六成，而农村地区目前只有23.7%。④这也就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新媒体建构的公共领域当中，也说明这种政治参与主体仅是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

信息富有者可以有效的进行政治参与，而信息贫困者则被排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之外，不能通过新媒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讨论中，处于政治的边缘，也说明了这种政治参与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公众政治参与将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治理

1、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和保障公民权利。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但由于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的迅速发展，有一些条文已明显滞后，缺乏可操作性。当没有明确的相关立法的情况下，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既会因为其无序性对政治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同时又不能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权利。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有很多因言获罪的案例，也存在着因为政治参与的无序性引发暴动，因此亟需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和保障公民权利。

（2）开展电子政务，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在现实的政治参与中，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都无法切实的发挥其本身应有的作用，公民的意见表达与互动都受到了限制。

电子政务是政府利用电子数字平台为公众提供服务和建言的平台，让公众可以参与到政府公共决策当中，这恰恰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途径，公民先通过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政府建言，政府对公众的意见进行整合，并通过政务平台进行反馈，这就实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

2、公众自觉提高媒介素养与道德自律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治理不仅需要立法式的他律机制，同样需要网络伦理规范式的自律机制，他律机制仅能规避硬性的违法行为，并不能避免公众的非理性参与，还需要依靠道德自律和媒介素养提高的补充，三者的共同作用会使公众在思考和处理公共问题时会更加理性和审慎，也会避免或减轻公众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序且有效的进行。

首先，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道德教育，提高网络道德意识，倡导文明上网；其次，转变政府角色，由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政府只有转变角色，放低姿态，才能真正吸纳公民的意见，才能真正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最后，营造主流的政治文化，只有营造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和判断能力，实现公民理性化的网络政治参与。

3、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1）加快广大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力度和政策倾斜，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来加快广大的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的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使落后地区可以更加低成本、快捷、方便的获取信息资源，从而更加有效的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政治参与。

（2）开展互联网普及教育。新媒体依赖的最重要的平台是互联网络。如何有效的利用互联网，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的物质保障，还需要公众有能力利用互联网。开展互联网络的普及教育，让公众掌握网络知识，提高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参考文献

①石磊：《新媒体概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②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1

③刘雅静，《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1（2）

④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1-2012年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互联网普及率调查》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姚少宝

作者：宋佳庆　王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