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文

2022-04-25

[摘要]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大成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70年的努力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条民主之路是由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文篇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进行了长期探索，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加快政府体制改革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充分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性和发展道路，对于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主动性、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对民主政治的历史求索和现实状况

近代以来，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做过多种尝试和努力，其中包括向西方学习，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来救国救民，但都因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剿中归于失败。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发动和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实行人民民主，就不能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国强民富的目标。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解放、实现民主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民族解放、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建国之初，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面临的任务，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其间实行的所谓“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街头民主，说得更重一点是冲动的“多数人暴政”，是无政府状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削弱了党的领导，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纠正了“文革”的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针对“文革”的经验教训郑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高度来认识，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他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探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基本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城乡基层民主得到巩固和充实，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政府民主和司法民主全面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立法速度加快、质量提高、过程公开，人大代表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加强，促进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得到进一步落实。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党中央发挥表率作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中央的重大决策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等党内民主的改革试点，这一系列举措为党内民主建设积累了新鲜经验。加强民主监督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建立健全了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机制。

党的十七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了新的规划，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自此，政治体制改革由“积极稳妥推进”进入“深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要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本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基本规律和总的要求是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基本制度框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体要求是“四个坚持”，即：“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得以提高，既实现了广泛的民主参与，又有利于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基层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它是群众身边的民主，能够最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直接和最具体的体现。

这些制度内含着“人民的统治”、“主权在民”、“自由公正”等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体现着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这些制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选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奋斗，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之上，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党内民主的状况决定和制约着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人民民主的发展有赖于党内民主要素的生长及向周边的拓展。没有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人民民主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党内民主观念的强弱、党内民主架构的科学与否，都会直接影响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正因如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以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更对这一路径作了详细而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按照这些要求扎实推进。

二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自治等民主制度，采取政务公开、决策透明、决策听证、程序民主等办法，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发展基层民主，逐步扩大自治范围和直接选举范围，以权为民所授来保证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调动积极性。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四要坚持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各级党政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务人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推进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五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实现十七大所要求的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积极探索建立决策权、执行权、司法权、监督权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机制和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其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65.

［2］乔翔.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J］.唯实，2008（4）：29－3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

责任编辑：王清明

作者：周长胜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文篇2：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摘要]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大成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70年的努力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条民主之路是由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任何发展，都要适于本国的国情;任何选择，都是源于既有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发展奇迹，已经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大成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向全社会呼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新的时代，新的征程，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继续前进。

一、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意义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其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实现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谐为目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必须要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倘若不具备民主的政治特征，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

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视为基本的政治诉求。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发刊词指出：“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边区中央局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在政权建设上规定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政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2]1945年，毛泽东在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就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谈话时，再次提到了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规定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九大，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都凸显了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将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各种民主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点，并在实践层面着重加强扩大和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法治国家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使民主政治实践在制度层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发展民主政治的动力源泉。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当代民主政治是以实现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主题的政治进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同样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一历史目标为主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把民主与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

当前，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我国已经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还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靠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还要靠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配合。人民群众除了对物质文化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外，还会对精神文化生活，例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别是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曾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4]

改革开放40年來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今后依然如此。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政治体制方面的就有三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60多项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部署，提出190项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就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研究部署。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取得重大进展，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美好生活的要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可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措施

国家长治久安就是指国家长期处在没有危险的安定状态，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略，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四大考验”最后一个是“外部环境的考验”，“四大危险”最后一个就是“消极腐败的危险”。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我们的外部是存在威胁的，我们的内部是存在疾患的。

外部威胁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制度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正在遭受着各种干扰和威胁。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西方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另类”国家，时刻不忘利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推销其“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肆意抹黑。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并将所谓“威权主义”定义为：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在西方舆论的影响下，中国国内不少人甚至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就认为我们就是一专制国家。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如何看待民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各国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民主是不是就一定得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全民大选，除此之外协商民主是不是民主？参与民主是不是民主？自治民主是不是民主？对民主体制的判断应当看实质，还是看程序？

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的认真思考。需要我们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加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对策研究，论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需要我们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谋划我国民主政治道路的未来走向，建立更加广泛、更加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展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广阔前景，从而掌握国际民主话语的主动权，发出最强中国声音，讲好更美中国故事。

腐败是我们最大的内部疾患。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的汇报时就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腐败问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说应属于干部队伍安全问题。通过推进党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制度，健全党政干部回避、交流以及任期制度，全面推行党政干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考察预告、任期公示、离任审计等干部管理的流程与程序等办法，可以遏制腐败、澄清吏治;通过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全面系统规范政府管理行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完善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可以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规范司法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建立执法过错、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制度，可以降低司法干部腐败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外部的政治制度安全还是内部的干部队伍安全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實现国家长治久安。”[6]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措施。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任何发展，都要适于本国的国情;任何选择，都是源于既有的文化。

1.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发展民主政治已呈大势所趋，世界潮流。但民主制度形式是由一个国家各种因素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结果。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讲述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利于人们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在这篇演讲稿中，他将中国的基本国情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7]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屈辱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正确认识中国的。悠久文明、深重历史苦难、超大人口规模、正处于发展与变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标识，这些独有的标识就是中国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而不去照搬别国模式的根本原因。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民主政治形式上必定选择和构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政治模式。“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8]

2.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制度模式行不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制度模式。”[3]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结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多个，围绕国会选举，各党派展开激烈竞争，国民党最终赢得胜利。当时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民主形式搞得很热闹，但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恢复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热切向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彻底破产，中国走向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丁美洲照抄照搬欧美民主制度模式，结果陷入“拉美陷阱”，军事政变和政权更替频繁。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先后发生军事政变，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巴西等国相继出现政权更替，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生存权与发展权遭受巨大戕害。非洲遭遇了同拉丁美洲同样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被迫接受西式民主，实行多党制，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人民权利的实现，反而带来了严重的动乱、战争和经济大萧条。进入21世纪后，西亚和北非地区，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等被西方国家诉诸武力干涉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因为建立“西式民主”体制使经济、社会、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很多问题反而更严重、更复杂了。例如，伊拉克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说，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悄然兴起。

要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民主体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可以借鉴，但绝不可以照搬。民主之路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那种希望“克隆”他国模式、走捷径，来一步兑现所有权利承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自身独特优势

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被视为是全球民主发展的典范，我们不否认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先行者，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其民主理论的丰富程度、民主制度的完备程度和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都是我们当前的民主形式所不能及的。虽然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不像经济发展那样一枝独秀，但也绝非西方所描绘的那样不堪一击。我们整个民主政治发展还是取得了很多成就，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超越西方，展现了自身优势的。

（1）中国人民的选举民主更广泛

美国的选举民主存在一定的欺骗性。在选举权上，虽然一直宣扬“一人一票”的平等性，看似更公平、更广泛，但在实践操作中却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黑人在美国的部分州，因为宪法的相关规定而不享有投票的资格，选举权形同虚设。在被选举权上，亦是如此。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年满三十五岁，在美国居住满十四年以上的美国公民，都能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从形式上看，似乎人人都能被选为总统。但谁又能支付得起数以上亿甚至十亿美元计的巨额竞选费用？2010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相继取消了公司和个人政治捐款的上限，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哈佛大学专项研究表明，美国91%的选举是由获得资助资金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以金钱为基础的竞选，赢得大选的总统是不可能会维护绝大多数平民的利益的。

而我国的选举民主。以宪法的形式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时确立我国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9]同时，根据选举法相关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保障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落实的层面上，虽然过去不少地方没能落实到位，致使很多公民没能行使到民主权利，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治国、治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中就包括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十八大之后，全国省市县乡人大都严格按照宪法关于人大换届的规定和程序陆续进行了换届。以2016年全国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为例，全国就有9亿多选民参加了这次人大换届选举。这也仅仅是县乡两级人大的选举，除此之外，还有全国、省市人大的选举、党内的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的选举以及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等。可见，中国的选举民主更为广泛。

（2）中国人民的协商民主更管用

由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人之初性本“恶”，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设计格外注重监督与制衡。所以，其两党制或多党制就突出党派的对立和斗争。这种异体监督的体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容易被异化为否决性体制。比如总统行政当局提出的议案、国会否决，参议院的议案、众议院否决，共和党议案、民主党否决。有时候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党反对的目的很明了，就是把对手给搞臭，弄下台，自己上去。但任何一个否决环节客观上都会导致执政者难有作为。政府不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而是“一届对着一届干”，连续性不够、合力不足，执政效率必然低下实属必然。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奥巴马8年执政生涯中难有作为的原因。

而中国的文化主流是人之初性本善。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的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容乃大、和而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党制度设计的理念就是团结、合作，而非对立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一種开放的政党制度。共产党是主体，是执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同时其他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民营企业主等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为了国家发展等重大事务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与协商，彼此之间是一种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这种平台，积极建言献策，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发展奇迹，都能够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找到答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于：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的弊端，这就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有效促进党派团结，大大提高执政效率。所以，中国人民的协商民主更管用。

（3）中国基层民众的参与民主更真实

西方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选举、投票，排斥投票之外的选民政治参与。这种排斥是基于对广大公民参与可能导致多数暴政的本能恐惧。西方国家胜选团队对待选民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就足以证明“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0]西方民主体制的执政者对民意的回应多半是消极的，只听不取的现象有很多。

而中国民主制度是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形式是以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民众的参与民主是作为协商民主在人民政协机构之外的延伸和补充，实质也是协商民主。只有让公众协商、参与，对政府公共服务直接发出声音，政府才能知晓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以便作出及时调整，以便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我们对于民意的回应往往是积极的。

基层民众政治参与的具体途径有很多。例如，公开述职、媒体自由表达、市长热线、人民信访、人民听证会、电视问政等等。参与民主广泛途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百姓有参与，政府要有回应，这才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最大区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11]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所信奉的‘人民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在实质上使人民成为主权者，因而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是一种实质性的民主。所以，中国基层民众的参与民主更真实。

（4）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外交民主更可靠

从国际民主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外交政策上也会有所体现。

美国民主制度纵容对外干涉，推行霸权主义，充当世界警察，并非偶然。这与其美元经济的寄生性有很大关系。先是靠殖民掠夺和扩展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又靠向全世界大量发行美元债券，让全世界来为美元经济体继续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营养。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安分守己、不可能模范遵守国际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0月13日宣布将撕毁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这是他宣布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的又一惊人之举。美国在外交中另起炉灶，破坏国际规则再立国际规则是出了名的。美国国内法中有个著名的“后法优先”[12]原则，也即美国签署的任何国际条约都可以被美国后立的国内法所否决。

而中国的外交正常是一贯的，一贯坚持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别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处处体现了中国外交坚持民主的态度和原则。

中国独特的民主发展模式，它形成的意义不在于取代了西方模式，而在于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民主体制，只有更适合的民主体制。各国民主体制都不是民主的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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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4]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http //news.ifeng.com/special/2020/a/201004/0430_9039_1617211_1.shtml

[7]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1.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10]孟祥峰.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 [N].人民日报，2017-12-22.

[11]胡鞍钢，杨竺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J].红旗文稿，2014，（12）.

[12]苏长和.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9-06.

責任编辑宋桂祝

作者：史争伟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论文篇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路径思考

【摘要】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参与形式，既是普遍存在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现象，又是解决政治分歧与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因此，探析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困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界定其发展路径，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形式发展路径

协商民主是代议制民主政治解决政治分歧与社会矛盾有效的公众参与形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选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①因此，界定并设计协商民主发展新路径，对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与解读

协商民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的补充与支持。中国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西方民主理论合理成分和我国民主实践经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形式。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较为成熟的协商形式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公共政策听证会、民主恳谈会和社区会商会等。

中国协商民主的功能：一是有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在征求不同群体意见的基础上，以谈判或妥协的方式推动公共政策最优，实现利益均衡，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二是有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协商民主作为政府治理的有效形式，对于转变政府运行机制，提高政务水平，增强人民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有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政府决策机构要全面了解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要求，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集团和个人利益进行及时、全面的维护与协调;四是有助于稳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展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汇聚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意见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政府决策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中国协商民主面临的发展困境及成因分析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协商民主区别于西方协商民主独特的优势特征和强大生命活力之所在。但目前，中国协商民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上都面临一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发展。

理论自身混乱，观点存在分歧。理论自身混乱、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是制约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首要因素。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成熟的民主理论能如实反映一个社会的现实状况，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促进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党和政府针对协商民主展开了一系列有效探索，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的意见》、《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等文件，不仅肯定了协商民主的存在价值，还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理论。但中国协商民主仍然处在发展初期，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存在争议或需要解答，如：欧美国家协商民主理论是否已发展为民主理论的主流，民主实践是否正向协商转型;中国协商民主是否能够发展、壮大，如何与西方协商民主相互区分;中国权力话语体系下，究竟如何定义协商民主及其与选举民主的关系等等。

思想观念滞后，协商主体弱势。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民主观念和力量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协商民主目标和价值能否最终实现，而且关系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历程表明，中国走向现代化屡受挫折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的公民。”②在我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臣民文化、官本位、权利依附等封建思想观念依旧禁锢着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导致民主文化淡薄、民主精神缺失、参与主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协商参与主体自身素质水平与协商要求不匹配;协商参与主体遴选范围受限，涵盖主体不全面;协商主体参与意识滞后，参与动力不强。最终导致部分协商程序和机制混乱、协商结果流于形式，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主动性降低，政治话语权削弱，弱势地位倾向化严重，严重制约了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和内在功能的发挥，阻滞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步伐。

具体协商缺失，面临平等危机。权力格局和协商参与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协商民主结果的重要因素。博曼认为：“对话是一种特定的联合性活动，有着协商必须的独特特征。”③中国协商民主强调协商参与主体的理性、自由和平等，但在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政府部门始终掌握着非制度层面的协商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协商程序有失理性、协商主体依赖政府责任感缺失、部分协商结果流于形式。虽然人民政协的主题强调民主和团结，但在协商民主概念和理论实践过程中，政协协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参与协商、表达利益途径，更多地体现为统治策略和政治工具。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层面最重要实现载体在协商实践中随意性较强，没能发挥其应有作用，部分政党机关、政府部门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参政党、政协各界别无法实现有效的互动协商，各协商界别“等、怕、靠”等消极现象普遍存在，特别实在地方基层协商民主中，大多协商完全是政府主导制定，参与协商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被搁置，协商讨论成为形式，协商程序成为走过场、打幌子，“多数情况下，协商表现为控制、预定的决策或者并不真实的一致同意”④，造成中国协商民主效率低下。

协商机制单一，缺乏法律保障。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增多，多元利益格局尚未稳固，且封建社会历时较长，民主根基较薄弱，作为社会“减震器”和“稳定剂”的协商民主受单一的运行机制制约，难以发挥其功能。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灵活多样的协商形式与单一、计划协商机制之间的矛盾，导致协商民主程序非制度化、规范化、协商效果微弱以及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缺陷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中國协商民主的法律约束力，势必失去中国协商民主的应有效果。虽然在学界协商民主理论已成为探讨民主政治的主流，确保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和保护人民权利的最重要手段依旧是选举民主，但选举民主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协商民主发展。近年来，官方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国家制度层面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原则、形式、内容、程序等，但在非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仍停留在执政党纲领、国家政策层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公平正义脆弱，实际效应失真。现阶段，协商民主机制混乱和参与主体内部力量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构成了羁绊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隐患。罗尔斯认为，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应遵循“最少受惠者保护原则”，即不以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⑤公平正义不仅是中国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基石，而且是推动其运转动力的源泉。但在协商过程中，公平正义屡遭挑战，其权威性受到质疑，发展遭遇瓶颈。具体表现为政协涵盖主体不全面、界别设置不合理、界别间地位不平等等，“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占据主体，“平民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难以参与其中、影响微弱，导致公平正义无法真正落实，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会牺牲或忽视弱势群体利益。在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无论是政治协商制度还是基层和群众自治制度协商群体都只具备协商权和参与权，却没有最终决定权，导致非制度层面协商结果最终都是以政策决策部门为主导。加之上下不一官僚行为和片面追求政绩的观念，都造成了协商结果真实性降低，甚至导致其与协商民众真实意愿相背离。

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我国必须理性对待中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差异和阶段差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合理界定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

普及民主教育，培育公民协商意识。协商意识是协商参与主体对协商行为的道德判断，对协商过程的展开和妥协共融结果的达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发展协商民主的首要之举就是培养协商主体的民主和法制观念、提升其政治判断能力、增强协商责任感。

首先，普及平等价值观念。它是协商意识的基础。扩大协商参与广度，撇开体制限制和社会歧视，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纳入到公共政策的决议之中，加强协商参与深度，在保证协商主体协商地位和协商参与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推动协商参与各方在协商博弈中合理陈述群体利益，从而加固决策信息基础并制定出公正合理公共决策来分配资源，避免政策“一边倒”现象出现。

其次，强调真诚互信。它是协商伦理中心要素。党和政府公开协商信息，不遮掩和夸大信息，协商参与主体在协商过程中消除偏见和自利观念，是协商民主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培养协商参与责任感。它是协商的伦理保障。协商主体理性参与协商，主动承担其被赋予的协商义务，有利于增强其对协商结果的认同、协商参与责任感的培养，还可以推动协商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协商民主良性发展。

发展协商民主，必须符合中国国情。费正清认为，现代化必须与本民族、本地区固有的文化习惯和观念相结合。⑥因此，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发展协商民主，不断推动选举民主发展，从各个方面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增强其制度性和专门性。

首先，发展协商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避免协商民主脱离其所处社会文化和政治实际变为空想。我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合作、说理和公共利益等民主协商思想，为发展中国协商民主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这使得人们较容易接受协商民主而非西方竞争性较强的选举民主。

其次，协商民主理念与我国许多制度相吻合。着眼于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立足于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在基层社会自治领域中村（居）会议、社区论坛、企业职工会议等为公民提供直接参与协商渠道;而民主听证会、民主恳谈会、领导接待制度、市民直通车等为国家、政府与社会公民协商对话提供制度平台。

再次，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佳选择。亨廷顿认为，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政治参与扩大，必然带来不稳定。⑦但我国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参与是公民和平、理性的参与，各民族之间地位相互平等，即便存在隔阂和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吸收受排斥的少数族群参与其中，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让问题在协商实践中解决，从而提高决策质量、增强民主信任度，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

最后，推动协商民主发展是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成熟的重要体现。完善中国协商民主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和基础，按照党纵览全局的原则，把经过协商达成共识的意见融汇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来，通过法定程序提交到人民代表大会中审议，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最后交由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执行督办，从而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逐步转变僵化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探索以合作为基础，党、政府、政协、社团、公民广泛参与的协商民主有效运行模式。

丰富协商民主形式，打造良性运行平台。为有效回应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发挥中国协商民主独特的政治优势，必须在坚持、完善现有协商民主形式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协商民主形式，为中国协商民主打造良性运行平台。

首先，以逐步完善党代会和党委制度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创新党内协商民主形式，扩大党内协商，建立党内协商民主运行机制，以党内协商民主推动全国人民协商民主。增强党员协商素养，提高协商民主能力;完善党内协商民主，保障党员协商权利;创新党内协商形式，拓宽党内协商渠道。

其次，不断丰富和创新与民主党派的协商民主形式。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⑧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协商界别的联系，提高人民政协各界别参与主体的公共理性和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民主资源。

再次，始终坚持民主协商，不断拓宽党群协商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党员的协商民主意识，营造良好的协商民主环境，构建党员联系群众平台，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听取民意、最大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在不断完善各种听证制度基础上，坚持制度创新，法治建设，并为协商民主有效运行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又次，不断发展、完善基层和群众自治协商民主形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发展，创新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规范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推进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发展企事业民主，创新最符合广大人民需要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其运行，推动协商民主形式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发展。

最后，发挥大众传媒功能，构建公民参与网络，拓宽协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要利用现代信息传媒系统，为公民进行民主协商、政治参与提供及时便利信息支持，为协商民主营造良好发展的环境。⑨加强网络有关法制建设，注重规范和引导网络民主，营造良好的网络协商政治文化，加快网络政务平台建设，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创新并促进网络协商平台健康有序发展，为中国协商民主打造丰富多彩的网络运行平台。

（作者分别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B006）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3年第22期。

②王春英：“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公民素质”，《新华文摘》，2010年第12期。

③[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④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⑤[美]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⑥[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⑦[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⑧宋连胜，刘俊杰：“当代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⑨徐珣：“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责编 /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