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理论下韩国政治发展论文

[摘要]2009年5月，卢武铉跳崖自杀引起了世人极大关注。卢武铉悲剧再次表现出韩国政坛无法逃脱的贪腐怪圈和总统弊案。尽管韩国的民主化转型有着较快的发展过程，但是伴随着光鲜的立宪主义光环，韩国立宪主义也存在着分权制衡不足、市民社会发育不良、政党建构制度不全等实质性缺陷。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主化理论下韩国政治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主化理论下韩国政治发展论文 篇1：

试论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收稿日期：2012?12?26；修回日期：2013?06?14

作者简介：彭升（1964?），男，湖南汨罗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猤（1990?），男，福建福安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由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动的韩国政治转型，其在政治变革前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应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健康、平稳地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韩国；政治转型；市民社会；中国民主政治

韩国的政治转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引人注目，其在政治变迁中面临的二元国内政治环境与当代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社会背景较为相似，在韩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成熟等因素推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这些都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市民社会兴起对韩国政治转型的

影响

（一） 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大韩民国建国初期，拥有美国教育背景，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试图在韩国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鲜半岛以往是受君王专制统治，行政权力凌驾于其它权力的痕迹明显，建国之初的韩国延续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惯性，因而美式的宪政体制在韩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也并没有遏制住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蜕变为威权政治模式。其后上台的朴正熙、全斗焕的军人政府也继续维持着威权统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韩国经济文化精英缺失，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尽管威权政治模式创造了“汉江奇迹”，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维度——政治自由方面，威权政府却绩效不佳。随着经济的腾飞，人们逐渐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争取民主的呼声日益壮大，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

们逐渐高涨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韩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业已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韩国社会，出现了颇具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这为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向威权政府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诉求，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与此同时，部分中产阶级作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又主张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内，不赞成暴力斗争。作为市民社会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使韩国的政治转型更趋向于以平稳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政治诉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得民选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基石得以巩固。当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时，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来谋求政治上的共识。总而言之，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政治阶层的兴起，在一方面促进韩国人民政治启蒙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斗争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争取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及普通民众的支持，为日后本阶级登上韩国政治舞台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基础。

（二）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作用与市民社会争取民主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大韩民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的不发达和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对缺少，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临的政治权力竞争不那么激烈，而容易形成由单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政治。但是，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韩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兴起，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这三种力量结成同盟，共同争取民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当属韩国的三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对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威权政治体制的内忧外患，卢泰愚发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经全民投票被写入了宪法。之前，韩国的宪法也几经修改，但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威权统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宪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卢泰愚恰逢其时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总统全民直选中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泰愚政府在促进韩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军人政权的延续。作为第一位经全民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金泳三在参加民主化运动时曾受到过威权政府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上台后的金泳三除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进一步巩固市民社会在韩国政治中的地位外，还在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军队保持中立，防止军人干政，此举为韩国的文官政府稳定而持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维护宪政权威，金泳三对前军人政府首脑全斗焕、卢泰愚进行了“世纪审判”，藉此向韩国民众表明了其建立廉洁政府的决心。对于政党之间的竞争，金泳三则采取开放的姿态，加强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运作，并促使政党间良性竞争的开展。另一位民主化运动的领袖金大中是韩国第一位在野党候选人成为总统的，他与金泳三在反抗威权政府的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政治民主的转型。为整合国家力量恢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韩国经济，金大中在青瓦台宴请前总统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此举消除了韩国政党之间多年的隔阂，加强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系。同时，金大中还创建了新党，从而使韩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政治精英的出现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为表达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不懈努力。其上台后的政治实践使得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 民众基督教斗争精神的弘扬

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63）。而作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对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强调维护现有秩序，这就无法为民众反抗政府威权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的思想为主导，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韩国的迅猛发展恰恰为韩国民众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权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教会主动承担起了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使命，连原先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毕生也是为实现韩国国民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而奋斗。同时，因为基督教的组织性质并不是单纯的国家内部组织，而是跨国的、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时不得不投鼠忌器，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国际性的纷争，从而基督教的教会活动就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争提供了最好的隐蔽。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过这样的论述：“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2]（116） 基督教在韩国政治转型中主要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们接受了基督教中进步的思想，从而使用这些思想对韩国民众进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启蒙的目的，从而为推动韩国民主进程争取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

二、政治环境结构对韩国政治转型的

影响

政治环境结构对政治转型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政治环境结构作为政治转型的环境因素，影响着政治转型的进度。

（一） 二元的国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二元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先进—落后”的二元国际经济环境；政治上则表现为“民主—威权”的二元国际政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经济复苏进程，许多国家的经济都纷纷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韩国的经济却止步不前，这与李承晚执政时期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先统一，后建设”不无关系。但是，经济落后产生的巨大的国际环境生存压力迫使之后上台的朴正熙政权改变了政策目标，启动了韩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必然具有追赶性、急剧性、全面性的特点，而发展前期的追赶性、急剧性特点要求后发展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便能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成功地启动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这就为韩国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往往是直接借鉴和迁移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技术以便形成更多的现代性因素而缩短现代化进程，因而西方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涌入对韩国国民传统的观念造成了冲击。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必然也会在政治上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两个因素为之后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员和社会力量支持。而全面性特点则要求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是全面的，即不仅仅只追求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全面示范效应迫使后发展国家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也是由于后发展国家国民对现代化进程具有较高的期望值。韩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要求一直遭到威权政府的抵制，它们认为唯有威权政治才能实现政治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席卷欧洲、拉美、东亚、非洲等地，韩国的政治精英和要求在政治上提升自身地位的中产阶级大受鼓舞，此时的威权政治在民主政治浪潮的冲击之下已岌岌可危。综上所述，韩国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凭借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提出本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二） 二元的国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韩国国内环境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韩国国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这是由威权政治的运行机制决定的。在韩国建国之初，通过各种措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同时，继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庞大统治机器的韩国政府，也掌握了国内的绝对话语权。冷战期间韩国军队的快速发展更是为军人政权的威权统治埋下了伏笔。以上三种因素使得韩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更加得到了强化。在韩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之后，这种模式受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挑战。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试图扩大社会在政治决策上的话语权，这就与威权政府所要维持的政府权威产生了冲突，社会与威权政府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二元关系则主要体现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与滞后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矛盾。凭借着出色的经济绩效，威权政府在执政前期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提高，威权政府却试图忽视这种政治利益诉求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背离民主化政治道路的威权政府因此逐渐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又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形中受到了影响，因而其要求变革现

有政治模式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崛起的中产阶级力量主要集中在社会当中，通过其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走向，从而逐渐使市民社会的力量强于国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

三、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

建设的启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其政治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经验，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 加强市民社会建设

市民社会的崛起在韩国的政治转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有利于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与韩国的国内环境同样是二元结构的，即“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形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政权，并且为了巩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必需。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这些利益主体拥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拥有话语权以促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出台。这些利益主体的要求实质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需求的反映。政府对于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应抱有正确的心态，不应该采取敌视甚至是压制的态度，而应该以主动的心态积极培育市民社会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成熟公民所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标志便是是否具有主体意识。中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公民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得到树立，缺乏主体意识的公民会削弱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关键在于教育。政府应通过教育机构开展启蒙教育，向公民宣传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理念，培养公民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意识，从而促成公民主体意识的生成。

（二） 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韩国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体现在原有的政治价值与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政治价值并存。韩国政治文化系统的二元性并没有导致韩国政治运行的紊乱，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韩国的政治文化主流仍保持着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但与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现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二元结构，即数千年来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二元结构。而这两种政治价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面临着政治信仰危机，即原有的政治价值文化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生存价值不大，甚至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而新生成的政治价值文化由于旧有政治价值文化的抵制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一时难以被人们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带就出现空白现象。为缓解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必须重塑一种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其次，对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进行扬弃，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以及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得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为此，寻找传统政治价值文化与现有政治价值文化的共通之处，以人们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教育，促进人们政治信仰的形成与政治文化系统的和谐。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应适应时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经成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须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证，通过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从而辐射到整个政治文化系统，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围。

（三） 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自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良好态势。但是与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却稍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进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这场政治改革的方式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中国现存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模式有关，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由于其力量薄弱，导致其不可能担负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应主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文化层，二是制度层。在文化层方面，一个运行协调的政治文化系统是必备的，但是对于拥有公权力的行政人员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权力的行使者树立“权为民所赋，必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观，才能更好地避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改革的软件层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层方面的改造属于政治系统硬件层面的改革。在制度层方面，政府应建立更多民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如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改变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诉求被“无视化”或“静音化”的政府的不作为现象。

参考文献：

[1] 李相沃. 韩国的政治文化[J]. 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作者：彭升　林猤

民主化理论下韩国政治发展论文 篇2：

韩国立宪主义:实践考察与经验借鉴

[摘 要]2009年5月，卢武铉跳崖自杀引起了世人极大关注。卢武铉悲剧再次表现出韩国政坛无法逃脱的贪腐怪圈和总统弊案。尽管韩国的民主化转型有着较快的发展过程，但是伴随着光鲜的立宪主义光环，韩国立宪主义也存在着分权制衡不足、市民社会发育不良、政党建构制度不全等实质性缺陷。卢武铉悲剧与韩国立宪主义势弱有必然的关联，通过对立宪主义在韩国实践历程的剖析，以期为我国的立宪主义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卢武铉；韩国；立宪主义

[作者简介]马可，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讲师，重庆 400045

2009年7月10日，卢武铉的骨灰在其故乡下葬。这位曾身居高位的韩国前总统，于2009年5月23日跳崖自杀。卢武铉的纵身一跳，在让韩国全体民众震惊之余，也令关注韩国政体的各国人士深思韩国特有的总统弊案怪圈。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6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任总统都经历了不愉快的结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几位离任总统都牵扯到了金钱弊案之中，这已成为韩国民主化后无法逃脱的怪圈和独有的一个特色。

韩国的民主化及其立宪主义道路是在朝鲜战争后效仿美国而来，然而我们综观美国总统在位和卸任的历史，却和韩国民主化后连连不断的总统腐败事件截然不同。现任总统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44任总统，在奥巴马之前，除4位被暗杀和4位任期内病故的总统外，其他35位总统都是从总统职位上全身退下。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政结构十分发达的国家，尽管遭遇诉讼的总统同样不少，远的有理查德，尼克松，近的也有比尔，克林顿，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总统们在退任后，却没有任何一位因为在任期内收取贿赂和涉事贪腐而受到过法律的制裁。

不能否认，韩国前总统身上无法逃脱的贪腐怪圈屡被揭示，确也体现了韩国民主力量的强大和立宪主义的威力，韩国从与北朝鲜等同贫困，从独裁，统治一下子脱胎换骨成民主政治，摇身变成亚洲经济强体，韩国的发展成就足以让世界对它肃然起敬。但是迥异于美国总统历史的韩国总统贪腐怪圈，也深刻地表露出韩国在效仿西方式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存在着巨大缺陷。

倘若一个总统染指黑金，我们尚且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和个别案例，但如果所有的总统都涉嫌贪腐弊案，那就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韩国的政治生态和立宪主义道路产生疑惑。韩国的民主进程和民主制度设置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权威主义向立宪主义转型的过程中，韩国总统们惹嫌贪腐及其卸任后的悲剧会成为无法逃脱的怪圈和半岛的独有特色?立宪主义在当代韩国面对着怎样的窘境?笔者试图从韩国立宪主义发展的进程人手，回顾历史，解读现实，剖析韩国立宪主义的势弱和问题，以期对我国的立宪主义发展作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一、韩国立宪主义的建构背景和生成路径

立宪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滥觞和成长与西方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时代至中世纪再到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曾经对立宪主义构成过最为严峻的挑战。但在21世纪初的今天，立宪主义的生命力在全球范围内确已是如日中天，十分强大。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因经济奇迹般增长而举世瞩目，特别进入80年代以后，韩国紧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宪主义步伐，经由权威主义向立宪主义的政治转型，更是引起世人对于韩国民主变革的极大关注。

立宪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其国家及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思想，其精髓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及其权力的行使，藉以防止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并进而确保政权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质言之，我们可以认为，立宪主义作为民主的法律表现，是实现宪法理念和精神的政治动态过程。但是，回顾韩国的政治历史，尽管在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之后，韩国宣称其已进入民主国家范畴，但实际上，从1948年成立第一个宪法政府至1980年代末，韩国却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独立并未自动带来自由和宪法理念的精髓。和第三世界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样，独立仅仅是把外国势力强加的政治限制换成了本国政治势力的类似限制。在前几十年中，韩国一直是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前几届政府皆为高度专制的军政府，政治生活和权力更迭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整个社会之中看不到民主的丝毫影子。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韩国威权统治主义的势退与立宪民主化浪潮的发端乃是得益于其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现代化。正如李普赛特所言，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民主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高度相关。所有发达的经济是完全的民主制或至少是半民主制，而所有的独裁专制的经济都不怎么发达。韩国的经济腾飞始于朴正熙主政时期的六七十年代，自进入8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便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经济进步改变了韩国社会各阶级的权力平衡和利益，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剧增，中产阶级力量壮大，并最终导致了多元社会、市民社会的发育。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教育在培养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方面为社会民主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亨廷顿曾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带动了政治发展。可以认为，正是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为韩国立宪主义和民主政治的诞生奠定了最为紧要的前提基础。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开始。进入80年代，民主化运动更是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到1987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244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发；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近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164辆汽车被炸毁。这是时任总统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权威统治势力的一次最大冲突，史称“六月抗争”。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不断高涨和威权统治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执政的民主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在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著名的民主化宣言，这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开启了韩国民主政治转型的阀门。1987年10月全民公投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史称“第六共和国宪法”)，是前述民主化宣言的具体化和制度化，实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军事威权主义的政体，成为韩国民主化政治的最高法律。

根据新宪法，韩国政体采用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公民直选，任期5年并不得连任；国会是立法机关，在全国按选区选出，国会议员任期4年，国会可以动议解除总理和各部部长的职务，可以弹劾总统、总理等行政领导，可以要求行政官员到国会备询；设立独立的宪法裁判所(宪法法院)，由9名审判官组成，所长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任期6年，可连任，主要职责是裁定对总统、总理和法官的弹劾，决定解散政党，审查立法与宪法的一致性等。1987年的这部宪法包含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包括削弱总统的权力、设立宪法裁判所、加强国会权力和进一步保护人权等，实际上采用了由议会原则补充的总统制，为韩国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宪政架构。

1987年12月总统选举依照新宪法举行，卢泰愚经全民直选当选总统，韩国宪法史上实现了第一次和平交权。1989年，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导致执政党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的合并。这一事件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的顺利产生。1993年由金泳三领导的第一个文人政府宣誓就职，表明现行宪法已为韩国宪政翻开了新的篇章。自此，韩国实现了由权威主义政治向立宪主义政治的转型，标志着韩国步人现代民主化政治时代。及至到1997年，作为反对党候选人的金大中第四次竞选总统终于成功入主青瓦台。他的成功，使韩国现代史上首次实现了向反对派交权，从而再次表明1980年代末期以来实施的立宪主义转型对于韩国民主政治影响是何等深远。更重要的是，它已改变了韩国公众对宪法、宪法纪律以及总体上对法律的态度。

二、韩国立宪主义的三维检视及其势弱解析

通过对韩国立宪主义和民主化政治进程的梳理和回顾，我们不难看出，确实是只有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消除或减少腐败，才能保护公众利益少受侵害，才能让社会在不断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卢武铉之逝及其之前几任总统或亲属的牢狱之灾，其留给韩国民众的不仅是一种悲哀的情愫，更重要的是他的死让人们不得不去反省此类悲戚延续背后所存在的政治问题，不得不去思考此类独有政治怪圈背后所存在的制度时弊。

笔者认为，卢武铉悲剧的发生，与立宪主义在韩国的特殊际遇是分不开的。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已经实现了权威主义向立宪主义的转型，但是笔者以为这尚称不上是一次完全成功的转型，受限于传统价值观、社会结构、市民社会成熟度等复杂因素影响，立宪主义在韩国的确立是阻碍重重，转型过程中蒙受了立宪主义基础原理和核心价值等多方面的缺失。

第一，分权制衡层面：未能敷立立宪主义的价值。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对分权与制衡的极力倡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好象给一种权力添加重量，使它能够和另一种权力相抗衡”。后世西方学者的不休论说以及西方各国的宪政实践实际上是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回应和拓展他的主张。美国的宪政就“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还意味着权力的分立以避免权力集中和专制的危险。还意指广泛私人领域的保留和每个个人权利的保留”。而在英、法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宪政中，分权与制衡是普遍得到确认的原则。这使我们可以说，在西方，立宪主义的价值便在于通过分权与制衡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但是按照目前的韩国宪法，韩国总统权力还是较大，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制衡。现有韩国宪法规定。韩国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仅能从立法上对其实施影响，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辞职，国会的权力相对缩小。而要弹劾总统，先要有国会议员提出弹劾动议，并必须要有过半数的国会议员赞成。投票必须于动议提出后的24小时之后至72小时以前，以不记名方式投票；若投票时间超过则作无效论。此外，目前的总统制规定总统的任期是5年，并且不可以连任，这是无论在美国总统制中还是在法国式的二元政府制中都不存在的特异形式。韩国总统5年任期也和4年的韩国国会议员的任期不一致，这不仅无助于政策的延续，也难以发挥国会对于总统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功能。为在较短任期内施展政治抱负，韩国总统还惯于依赖权力巨大的政府机构如国家情报局、国家税务局、检察局和警方，来搜集政治对手的秘密情报，以加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有韩国检察官的任命由总统决定，检事总长作为长官级检察官，其任职与总统的更迭有密切关系。同时，韩国检察机关权力过大，可以涉足所有侦查领域。在侦查领域，警察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韩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在侦查方面，警察听从检察官的指挥。警察机关将立案侦查的一切刑事案件，无论起诉或免予起诉，一律移交到检察机关，并在决定拘留或免予拘留之前，必须接受检察官的事前指挥。由此可见，就司法权利而言，韩国是一种检察机关独占侦查的司法生态。由于缺乏对检察权力的制约力量，检察机关往往会成为在职总统攻击反对派的马前卒，以反腐败为名对政治对手进行清算。而讲究司法独立的检方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也拼命地试图通过独立搜查显示自己的存在。

因此，从表面上看，韩国是民主共和制，实质上还是总统中心制，行政权力大大超过立法权力，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真正中心。一方面，议会与政府的权力没有达到平衡；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又成为韩国社会中一股无所不能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威权主义的遗留，使得韩国政体没有形成有效的分权与制衡。

第二，市民社会层面：未能坚实立宪主义的基础。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改变，市场一契约型结构开始浮现。从西方各国立宪主义和宪政发展的历史看，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展，社会结构必然走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两分，以为立宪主义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市民社会区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一部分社会。历史研究表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分诞生于反专制主义的思考”。独立的市民社会对立宪主义的确立是必要的，因为它吁求国家权力受法律限制，并拥有一套使它免遭国家扩侵的制度，包括政党竞争、独立司法、新闻自由等，这使它构成了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基础。达尔曾指出，市民社会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

就目前而言，韩国尚未形成独立、成熟的市民社会。对于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被几千年的专制政权所浸染的国家来说，韩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颇深，政治地缘、血缘主义繁盛，作为立宪主义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还很不发达；相反，

受儒家文化和长期威权主义统治的影响，作为市民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性取向并不稳定。亨廷顿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成为革命力量”。在韩国，由于政府主导和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即使主张改革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在国家体制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韩国社会中存在着紧密的政商关系，官商共治具有浓郁的社会氛围。

官商共治是韩国政经生态诸多问题之根结。韩国经济虽然发达，但是大集团垄断现象严重，加之，韩国没有法律保障政客合法筹集资金，财团模式成为了黑金政治的温床。由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起来的韩国经济发展，各领域经济的发展靠政府的扶持，在这些企业由小转大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政府的扶持，不断地向政界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政界人士进行利益输出。长期下来形成了政经不分、官商勾结的畸形政治生态。政治人物需要庞大的政治献金来从事竞选活动，而大企业需要垄断性经营特权来扩大企业规模。综观韩国经济崛起的历程，对大财团的培植始终受到高度重视。现代、大宇、三星等大财团无一不是政府大力培植的结果，而由于这些财团与政党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在产业政策、金融信贷优惠政策、财税减免政策等方面，商业运营中随处可见政府的影子，政商两界总是利益紧密相关、相互影响。

事实上，政治献金这样的情况，在西方社会同样存在，但美国对政治捐款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包括捐款的上限和方式，竞选捐款的财务细目，都必须接受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督。秘密的政治献金一旦发现，作弊者就可能被绳之以法。在这一点上，虽然韩国模仿了美国的选举方式，也颁布了有关政治献金的法律，但是无论在法律的监管方面，还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性取向方面，却并没有跟上立宪主义所要求的调适机制。官商共治型社会结构塑造的社会关系覆盖着整个社会，这无疑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动摇着立宪主义的基础。

第三，政党制度层面：未能留存立宪主义的精髓。现代政党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就是宪政民主国家体制建构的一个重要与关键内容。根据欧美的经验历史与理念发展过程，政党政治观念的精确化提升，就是立宪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精髓所在。经由立宪主义的现代宪政原理出发，公民自由与组织政党的自由都是必须确实保障的基本权力。但是，政党政治组织的民主化法律规范，对其构成与组合及其运作的民主程序化规范管理，则是保证宪法原则和民主制度原理，以及现代政党政治健康实施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制度建构。诚如麦迪逊所言：“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政党原型)，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引导到政府必要的日常活动中去。”“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

相对于欧美成熟的民主政党体制，政党制度也是韩国立宪主义和民主化制度薄弱的一环。韩国在其立宪主义的道路上，更多关注和讨论的是政党政治体系状态与宪政体制的关系层面的议题，如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代议制民主及其政党体系的关联如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等等，包括对宪政体制与政府类型的影响作用；而忽略了政党制度(体制)本身，以及对政党民主属性与运作行为的法律体制的规范与导引的重要意义。所以，韩国政党建构还是处在“政党主导或放任期”情态与民主化转换的阶段。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一立宪主义精髓与政治制度实践方面存在的先天缺失，造成了韩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历史生态状况、现实的不良政党行为与政治风气问题。

首先，政治人物不能避免财阀对政治的干涉，却缺少政党的有力支持。细览韩国总统选举就会发现，韩国的总统选举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的，政党不像西方宪政国家那般发挥的作用大。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时过度依赖人缘、地缘、学缘等因素来谋求政治利益，而本该在民主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却多被抛至身后。其次，政党的执政更替，不是以建设国家为目的，而是以长期一党执政为目的。因此为了能让自己的政党长期执政，不惜以毁灭的方式去打压、挤压甚至摧残在野党。政治家的胸襟还残留着众多封建意识的残渣，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过于残酷的党争，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这表面上有利于当下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政治恶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出者。最后，从现在的韩国政党生态看，韩国的民主政治还停留在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权力斗争的手段，反腐败一直是政党政治中制服对方的撒手锏，腐败与反腐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其所指向不是腐败的真正对象，而是权力的政治对手。而对于立宪主义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机制而言，反腐败的监督机制显然不应是仅针对具体的人，却应是权力所占据的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从韩国立宪主义的现实看，韩国的政治精英们虽然也在践行和实施着立宪主义，却是急于并错误地把立宪主义特殊化、地方化。这个过程的深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变迁，即立宪主义由一种实质性定义转向一种程序性定义。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词来说，在“体”“用”的平衡中(或者实际上没有)，立宪主义被限定为“用”。立宪主义真正关注的分权制衡理念、市民社会发育、政党竞争制度等实质内核则早已蒙尘。因此，笔者认为，从全斗焕、卢泰愚因叛乱罪和受贿罪被法办，到卢武铉被扯出“朴渊次门”受贿被调查最终选择跳崖自杀，这些离任后的韩国前总统们最终都落得悲惨下场，这些在位时风光无限的政治精英们都跌人被调查贪腐的轮回怪圈，无一不是韩国立宪主义之威力与势弱之交叉使然。

就卢武铉悲剧而言，卢武铉是以一个贫民总统形象当选总统的，执政期间也的确强力打击腐败，破除官僚主义，从而贏得国民好评，是以一个清廉总统形象离任的。然而，尽管卢武铉也许能管得了自己不贪腐，却未必能管得了家人和亲属不贪腐。甚至在遗书中，卢武铉还在努力自证清白。但卢武铉离去之政治色彩，并无法掩饰其在位时贪渎的本质。由于总统拥有的过多权力，商家的银弹进攻几乎无孔不入，卢武铉即便靠个人操守拒腐，却难以觉察并阻止自己的妻子、儿子、兄长等亲属收受金钱贿赂。立宪主义势弱下所生产的政治生态，导致总统在位时位高权重，少有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而一旦在一届任期内匆匆退位，事后的追究又成为党争的法宝和政治对手反击的命门。所以，即便卢武铉悲剧中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朴渊次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之大别，但纵然如此，仍凸显了卢武铉功亏一篑于求廉形象的政治文化土壤和秋后算账的

残酷党争现实。卢武铉的纵身一跳，与其说他坠落进的是韩国式的“民主陷阱”，不如说是撬动出韩国推进立宪主义完善与健全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三、韩国立宪主义于中国之借鉴和启示

卢武铉悲剧告诉我们，选择了立宪主义，就应当选择与立宪主义相适应的民主体系，并遵从政治生态中固有的规律，去设计适应这种生态的制度性产品。经济发展的一骑绝尘，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进步的保证。即使社会、政治制度的成熟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也不必然保证权力不被腐噬。这从前段时间英国“报销门”事件就可看出。从这个角度说，腐败是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必然要面对的共同之敌。

中国和韩国有着相近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今天韩国或多或少还有中国文化传统浸润的痕迹，可以说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后发优势强力主导经济发展，创造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官商共治，确也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借鉴韩国的立宪主义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和完善我国立宪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道路。通过对韩国立宪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立宪主义是具有普适性和本土性的。中国的立宪主义建设应当在遵循和发扬立宪主义普适性价值的基础上结合考虑中国本土性价值因素，诚如金大中所言：“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亚洲各国都会发展适合各国情况的民主。这些民主国家，也只有这些民主国家才能创造出具有全球前景的新亚洲民主的特征。”我国不仅在建国前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号召，而且也在建国后开始践行社会主义宪政。回顾建国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走过了很长一段曲折道路。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认识误区，宪政建设可谓任重道远。结合韩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立宪主义建设的道路，笔者认为，中国立宪主义的建设，关键不在于枝节上的简单借鉴与修补，也不在于全盘照搬所谓的西方先进模式，而在于在考虑本国具体国情和借鉴基础上的立宪主义制度创新，在于全面超越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制度神话，走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新路。由此产生的宪政模式可能会出现不同于西方宪政价值的形态，这是正常的，也是保持中国宪政制度稳定发展的重要。中国应结合本国国情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立宪主义建设，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在宪政体制与共和治理框架内实现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以宪政制度来合理规范人民主权、执政党领导权、政府治权与司法治权，创建中国特色的分权制衡与合作方式，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第二，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不断跟进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前文我们已经知晓，韩国的经济腾飞始于朴正熙主政时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后韩国政府着力推行“发展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短短的18年时间里，推动了韩国经济全面转型，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迅速提高。但这仅仅为向民主政治过渡创造了条件，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去了，社会政治民主就会自然到来。韩国的政治历史恰恰证明，如果政治体制的转型长期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传统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个人高度集权、腐败等弊端将积重难返，再欲消除，则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韩国立宪主义过程中走不出的总统弊案怪圈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所讲的发展，不能只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来实现，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控制方式层面上。如果长期对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注视不够、措施不力，客观上会导致不良政治因素积累越来越多，潜藏的政治不稳倾向也越来越严重，最终会阻碍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早在20多年前，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它指出了中国特色立宪主义的历史方位与历史责任。基于中国当下的基本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中国当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是推进执政党党内民主，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强化执政党建设，有效地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导向作用，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才能于中国特殊之国情下有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必须着力培育和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奇迹是在受压制的市民社会背景下取得的，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市民社会不成熟，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较弱，成为韩国立宪主义势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市民社会的演进对于推进自由民主和摒除官商共治非常重要，它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立宪主义实现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反腐败力量。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引发政治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也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市民社会这一中介，这一切才能有必然的联系和促进，这就是市民社会的价值所在。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突出表现在私营经济突飞猛进，私有财产的总量已经非常庞大。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也日益完备，为了维权或者共同的志趣而组织起来的社团越来越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公民自主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初现端倪。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政府不断放权让利，为搞活经济不断收缩权力触角，不断为个人创造自由空间的历史，这一特殊的进路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自主发展的历程。坚持这一特殊进路，可以走出西方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国家高于社会”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模式，形成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此，笔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应当坚持以政府培育为主、以市场经济拉动和民间力量自然生长为辅，即是自上而下地逐步分散与转移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把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逐步还给社会。笔者也相信，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壮大，有助于我们摆脱以往政治一经济二元论束缚以及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营建出一个适宜民主法治发展的国家与社会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立宪主义稳步和健康地前行。

责任编辑　戴庆瑄

作者：马 可

民主化理论下韩国政治发展论文 篇3：

民主化道路的模式：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分析

摘 要：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也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席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亚洲的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无疑是政治转型比较成功的两个国家，但是它们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比分析这种不同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完善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民主化；韩国；印尼

民主，在近代以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无论革命者、改革者，抑或阴谋者，都把它挂在口头上，似乎有了它就能应者云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到了现在，民主更似乎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标准。于是乎，现今的国家，无论专制独裁的，或是权威政治的，都极力标榜自己是民主的、合法的政府。大致算起来，全世界200个左右的国家，有将近2/3是民主政体或半民主政体。

不可否认，与专制独裁的政体相比较，民主政治更能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民主，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制度之前，我们不得不用它。”①因此，无论人们情愿与否，也不论国情的差别有多大，民主——这一主要由西方国家建构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在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也似乎是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国情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选择。于是，在东西方的舞台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主制度。本文试图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发现在权威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特点，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服务。

一、民主化的基本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化的模式和民主的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所说的民主的模式指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的架构样式，它是对具体的民主制度架构这一静态状貌的概括和抽象。②本文所考察的民主化模式指的是民主政治从其肇始初创、到发展变化、再到巩固完善的全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道路演进范式。②民主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的维度，即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民主化；二是时间的维度，即包括威权政体的解体、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与持久这3个阶段。民主化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

历史上，学者们对于民主的研究早已经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无论怎样的学者，都十分强调民主建立的条件。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各邦各部分的人们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愿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主义的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③阿尔蒙德说：“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渺茫的。”④可见，在学者们的眼光中，政治文化是建构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先决的条件。

虽然学者们甚少关注民主化的问题，但是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是我们总结民主化模式的宝贵财富。他们传递的最重要信息就是——政治文化是建立民主政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回顾世界所进行的大约3次民主化浪潮，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大多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民主化的，而东方权威国家则似乎走的是相反的道路。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它经历了威权政体的解体、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与持久这3个阶段。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英国的民主化运动是由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三级会议代表所发起的。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在英国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阶层，当国王为了战争而要求征税时，他们坚决地予以反对，而且勇敢地要求增加自己的权力。应该说他们所倡导的我们现今所称之为政治文化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对于建构民主制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比法国就会发现，这种西方式的民主化轨迹更为明显。法国大革命爆发前，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已经通过著作、演讲等方式培育了法国民众民主、自由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后又建构了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总结早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民主化运动往往是内因的作用大于外因。先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公民社会，而后代表公民社会的中间阶层为取得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权力地位而奋斗，从而完成了民主化的道路。如果要用更规范的表述，我们可以归结为：民主的观念—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巩固。

与西方的发展轨迹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东方在建构现代化政治的过程中，几乎都是以西方的制度为模版的。历史上，传统的东方封建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孕育出具有开拓精神的市场经济，因此，就不可能在庞大的官僚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中间阶层。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彻底宣告了东方国家寻求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整个世界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首先接触的是西方的制度，然后才是观念。虽然在非殖民化运动的感召下，东方国家逐渐独立，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建构模式也几乎是纯西方式的。先是参照西方在国内建立起国会（议会）、法院等具有三权分立性质的民主制度，也不管它是不是与国情相符合，走上了程序民主的道路，但是很可惜，在国内缺乏相应的民主的观念，于是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反复，像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家。直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亚洲的民主化才真正的成为现实。①菲律宾、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民主化的运动，南亚和西亚的一些君主国家像尼泊尔、科威特、沙特等也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了君主立宪制，泰国结束了10年军人专政后也建立了民选政府，冷战结束后，蒙古也走上了西方民主的道路。截至1990年，亚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平民政治，而据统计，世界平均的民主化水平只有45%。②总结东方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东方国家是在外力的影响下遵循着这样一条轨迹实现民主化的，即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制度的巩固。

虽然上文只简单探讨了东西方的民主化模式，但是仔细分析全球的其他国家，就会发现，从本文的分析视角来说，全球各国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用以上两种模式来涵盖的。即，一是由于社会内部自身的发展逐渐引起人民在观念上的“民主”的变化，而后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把这种民主的观念转化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并且不断的巩固，也就是民主的观念—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巩固；二是主要由外来的各种因素促使本国的政治体系发生结构的转变，建立起民主的制度，而后通过各种途径使得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实现观念的“民主化”，转而发展和巩固原来的民主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制度的巩固。东方的国家大多遵循的是第二条模式，但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韩国与印尼的民主化过程比较分析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韩国和印尼都是亚太地区比较重要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都极为人们所关注。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现代民主化的进程，而印尼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极为迅速的政治转型。③虽然从整体进程上看，韩国和印尼在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走的是“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制度的巩固”的道路，但是细究起来，两国的民主化进程也由于种种的原因，有些许的不同。阿尔蒙德说：“比较分析不仅具有理论生产的功能，而且具有产品‘检测’的功能。”④因此，对韩国和印尼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作比较分析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1.经济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作用

西方的实践证明，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有着莫大的作用。为此，李普塞特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越大。”韩国的例子显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治转型中，推动其民主发展的主要是其在过去20多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韩国成立伊始，就参照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建构了现代的民主政治。但是，在国内却缺乏相应的民主观念，李承晚之流的统治阶层名义上建立的是民主政府，实行的却是专政之实。到朴正熙军人政权上台后，为了消除国民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加速推行经济发展计划，使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韩国也被人称之为新兴的工业国——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成就在客观上却培育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即中产阶级，韩国国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开始增强。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全斗焕上台，韩国在民主化方面出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比如吸纳知识界的精英参加国家政策的制定，开放舆论，允许在没有国家安全审查的情况下发送外国报纸。1987年卢泰愚的上台加速了这种民主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缩小了总统的权力，从实质上强化了公民的各项权利，恢复了自1961年以来就被搁置的地方自治制度，实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等等。

反观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的肇始倒不是因为经济的腾飞，而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苏加诺建立共和国起，印尼的统治者只有两个，即苏加诺和苏哈托。在苏加诺时代印尼还有少许民主的程序，到了苏哈托就完全是军人政权了。长期的家族统治造成的经济发展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在1997年之前，像印尼这样的东南亚国家虽然普遍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国家贪污腐败、裙带之风盛行，底层群众根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不满情绪在积累。而且，印尼的外债结构和规模、财政机制、金融体制、公司治理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苏哈托家族和他的亲朋好友控制和垄断了印尼的大多数经济部门，经济垄断注定了相关行业的低效率，贪污腐败腐蚀了印尼经济的根基，同时权利对于利益的攫取又导致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在铁腕手段控制下，表面的政治安定掩盖了潜在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印尼的经济彻底崩溃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 300美元一下子掉到了300美元，贫困人口从原来的15%上升到了50%，新增了1 000万失业者，通货膨胀率达到100%。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只为保护家族利益而牺牲国民利益的做法使得经济危机向纵深化方向发展，逐渐演变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危机。人们开始认识到印尼僵化的政治结构已经无法有效地应付危机，国内外的各种压力要求苏哈托下台，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最终，1999年印尼大选瓦西德的上台表明印尼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转型。

2.示范性民主化与接受性民主化

正如在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韩国和印尼的民主化都属于民主化的第二种路线，受西方和外部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由于外来影响的动机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两国的政治现代化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纵观韩国建立的国际背景以及它在几十年中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示范性的民主化。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为了显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鼓吹民主制度，韩国就是它所要展示的一个标本。此外，对于韩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它最关心的就是半岛的统一问题，民主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对朝鲜的民众产生制度上的吸引力，从而有利于完成统一的大业。从这个方面来说，“外部环境的影响看来对后现代的社会比对先现代化的社会要大的多”。①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在韩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因素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即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与韩国相比，印尼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它的市民社会远没有韩国那么成熟，但是它也毕竟完成了走向民主化的初步转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的压力。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维持发达经济以及稳定政局的民主制度对印尼的民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西方的主流社会也不希望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继续维持着威权统治，希望印尼能够转变得更加民主、更加世俗。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西方国家就用贷款、援助等手段迫使苏哈托改革；在苏哈托拒绝牺牲家族利益的情况下，引发了印尼国内民众的骚乱。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民众对于国家的何去何从显然没有明确的思考，但是对威权、腐败等的厌烦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民主制度的示范性效应，因而在缺乏民主制度所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迅速而激烈的完成了民主化的初步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尼的民主化是接受性的民主化。

3.渐进型民主化和激进型民主化

韩国和印尼虽然都是从权威政体走向民主化，但是两者在民主化的“次序”和“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韩国从建国开始，先是经历了李承晚在1948—1960年的集权统治，然后是张勉在1960—1961年间短暂的民主尝试，接着就进入了朴正熙和全斗焕的威权政治时代，最后到1987年卢泰愚的上台，才顺利进入文官政治。纵观韩国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步步地进步的结果。它的政治民主化的基本逻辑是：集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有一个明显的递进的过程，在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没有发生很激烈的社会动荡。这种民主化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渐进型民主化。而与此相对照，印尼的情况则有显著的不同。

印尼从建国开始到走向民主只经历了两个领导人，而且转变的速度惊人，在经过了苏哈托几十年的威权统治后，仅仅用了6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并且，在少有的几次权力接替中都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在1965年苏哈托从苏加诺手中夺取政权时，印尼就有大约50万到100万人死于各种残杀；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印尼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不计其数的华裔被侮辱，甚至杀害。印尼的这种民主化的转型我们称之为激进型的民主化。

小结

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从英国民主制度的最初建构到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涌现，大多数国家实现民主化的道路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概括，即民主的观念—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巩固，或民主制度—民主观念—民主制度的巩固。但是，世界各国在实现民主化时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就像韩国和印尼一样，虽然遵循的民主化轨迹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又表现的形态各异。因此，民主化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

[责任编辑 王 佳]

作者：王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