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在稳步发展，使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激发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于是社会大众开始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瑰宝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人们所知，其保护和传承问题受到各界热议，并且国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政策，明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1：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路径选择研究

作者简介：黄彬，女，贵州贵阳人，法学硕士，贵阳中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珍贵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文化多样性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模式。构建科学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无论从宏观的国家文化多样性发展层面还是从微观的源生民族群体利益获取的层面而言，都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私法；法律体系

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资源的国家，56个民族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国也因拥有这些绚烂的民族文化资源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国度。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然而，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状况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选择和制定行之有效的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模式越发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直接反映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对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术语的选择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从最初的民间文学艺术，到非物质遗产，再到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最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1]“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术语，首次出现在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国际法律文件中。我国是最早批准加入该公约的成员国之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在国内相关法律文件、地方性法规及单行条例中出现也属必然。尽管国际法、国内法层面上均使用具有同一语法构成的法律术语，但各自对该术语的内涵界定却出现分歧，且这样的分歧将会导致实践保护中的缺陷。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资格的误认、归属确定的争议等。在我国一贯秉承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原则下，我们应在理解和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法律术语内涵时，尽量结合我国的情况缩小与国际法的分歧，让这一法律术语的所囊括的内涵更精准。因此，要立足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并吸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这个概念的经验，以利于我国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工作，而不能照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2]

综上，笔者十分认同韩小兵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指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借助物质载体所表现的该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3]

具体到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国内法律术语，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但目前为止这一术语尚未出现立法定义和司法解释。本文中，笔者仍旧借用韩小兵教授对其所下的定义进行论述，即“被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借助物质载体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4]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性质及权利对象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性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具有权利的“二元性”这一观念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存在一个复杂的权利（权力）构造，有私法性质的权利，也有公法性质的权力。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公法与私法二分的理论研究也不绝于耳。本文涉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由于其具有明显的民族地域及群体的源生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存在及延续的濒危性，因而其除了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公权、私权“二元性”外，在私权的保护诉求中更具突出地位，因为只有突出其私权保护的诉求，民族地区的源生民众才能真正从其世代延续、赖以生存的文化资源中获得利益，实现秩序与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对象

少数民族文化样态存在的方式是非常绚烂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样态都能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对象。我们应该全面阐释应当进入法律保护范畴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态，以避免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无意识缩小或扩大。[5]综合国际及国内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对象大概可分为以下种类：（1）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具体包括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如2006年6月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堪称为苗族古代神话汇总的《苗族古歌》。同时，由于苗族没有自己特有的文字，因此，各个苗族支系略有差异的语言也应纳入保护的视野。[6]（2）少数民族表演艺术，具体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戏与杂技。如黔东南地区拥有东方迪斯科之称的苗族反排木鼓舞。（3）少数民族社会实践、礼仪、节庆。如黔东南苗族姊妹节、鼓藏节、活路头，[7]从江少数民族“稻鱼共生”的农业生产模式（该作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4）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如苗寨吊脚楼、刺绣、银饰锻造、芦笙制作等技艺。（5）少数民族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如苗族医药知识、苗族对自然的崇拜等。（6）其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分类实际上是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做一个“兜底性”规定。

三、知识产权制度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效力

自上世纪50、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就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发展中国家主张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以对抗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士至今仍然以此作为研究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切入点，希望以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8]然而，在西方社会经济条件下孕育的知识产权制度在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却无法将效力发挥到极致。具体而言，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源生性、群体性、广泛性等特点，很难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中找到归宿。但是，从上文提到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新型民事权利的角度出发，知识产权制度却又能以私法的面目选择性的发挥其保护作用。

四、知识产权制度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境

知识产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新生事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不同认识，这又会影响人们对知识产权范围的认识。[9]无论知识产权所保护的范围如何扩张，其所具有的时间性、创造性（独创性）、创新性、新颖性、显著性、专有性等特征已然成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拦路石。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版权也好，工业产权也罢，均规定了明确的保护期间，除了著作人身权、经批准续展的商标权不受期间的限制外，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都逃不过经过法定期间便进入公共领域的境遇。这一规定，天然的将以历史久远传承为其世人称颂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排除在其庇护之外（如先秦以前一直延续至今的苗族鼓藏节）。知识产权制度所要求的创造性（独创性）、新颖性、创新性，均是以现有的作品、技术和商标作为参照物，并成为以上对象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质条件。然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价值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传承，尽管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发生细微的变异但原真性是其根本要求，这显然也不符合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实质要求（因为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要求具有稳定性，客体的变化会导致权利的无效或再生新权利）。另外，尽管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除了个人以外也包括组织、单位，但其所指的是特定的组织或单位，而不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群体性或地域性主体。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遗产权利的过程中是存在一定障碍的。

五、知识产权制度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性

诚然，知识产权在保护源生性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障碍，然而，为了切实保障源生民族对其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有利益，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个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选择。只是不能完全借助于现有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框架，而是“应借鉴和利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中有关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是一项新的民事权利。”[10]如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医药文化资源丰富，贵州已经发展成为以中药、苗药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2000年至2005年，贵州以中药、民族药为主体的医药工业产值从33亿元增至85.8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21%，已成为支撑全省工业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中药产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为其注入了核心力量。[11]再如，传承于贵州黔东南剑河、雷山两地的苗族刺绣技艺，曾大批量的流传到国外，以致在《文化遗产流失让人泣血，百年后研究苗服到国外》一文中，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馆长对我国有关民族文化研究专家这样表述：“百年后，中国人要研究民族服饰，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因此，只有充分的利用知识产权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有限效能，才能更好得将其传承。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对源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必须协调好源生群体以外的开发、利用与源生民族利益获得的关系。通过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群体权利代表主体的确定等一系列制度的创设，让源生群体能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获得实际的利益。而不是很多学者所担心的，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益者仅仅是群体以外的开发利用者。

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路径选择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既然作为一种具有公法性质的新型民事权利，在保护路径上选择公法的庇护，也是应有之意。相对于私法保护而言，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的公法保护却在更短的时间内（从上世纪70年代起）达成了共识。

如果说可以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宏观保护与微观保护的话，前文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属于微观层面的，而公法保护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对其的保护攻略。

知识产权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侧重点在于对有商业价值的文化资源的私权保护。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以及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这一文化资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果完全让其按市场选择，必然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失。[12]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因此，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选择公法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观保护也是一个必然。

在国际层面上，国际社会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该公约正式生效；2005年，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该公约正式生效。这两个国际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各地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达成基本共识。公约中都同时特别承认“少数民族或原住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其“得到充分保护和促进的重要性”，并明文规定成员国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义务。

在国内层面，我国应切实通过国内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履行好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义务。通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适格权利主体的确定、权利内容的明确化、权利救济方式的有效性等制度的构建，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弘扬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拥有众多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泱泱大国，切实有效的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环境，是全面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维护源生民族群体人权利益、增强国家经济软实力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墨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制研究[M].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2.

[2]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J].学习与实践，2006（09）.

[3]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1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08：42.

[4]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1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08：59.

[5]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1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08：73.

[6]笔者2007年探访了贵州黔东南地区部分苗寨，由于支系的不同，不同的苗族地区语言出现一定的差异。苗族语言翻译也很难完全听懂每一个苗寨的语言[Z]。

[7]周相卿，<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一书中就记载了黔东南苗族的社会实践。其中，“鼓藏节”就是苗族群众祭祖的节日；“活路头”就是由有经验的人选择吉祥的日子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业丰收[J].甘肃政法学院报.

[8]李墨丝.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J].河北法学，2011.02（02）.

[9]张玉敏，李雨峰，张耕.知识产权法学[M].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01：5.

[10]李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披知产保护铠甲[J].法制日报，2008.11.26.

[11]http：//www.gzsipo.gov.cn/ztxx/display.asp？id=39[EB/OL]

[12]李墨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制研究[M].1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164.

作者：黄彬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2：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在稳步发展，使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激发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于是社会大众开始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瑰宝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人们所知，其保护和传承问题受到各界热议，并且国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政策，明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但是，由于城市化的演进、生活压力的增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容乐观。因此，本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给予分析，并对相关保护措施提出了可行性意见与建议，希望能够有所助益。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息息相关，并且世代传承，它是民族精神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寄托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与信仰，能够反映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性和传承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智慧结晶，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域所产生的精神文明，甚至对本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行为规划有着启示作用。然而，这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惨痛局面。因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得到永续传承，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有着重大意义。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不同群体或者不同社区，随着其生存、生活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得到传承与创新，同时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它被人们称为“无形的黄金”，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也是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断认识中而产生的一种新概念；它以人为载体，利用其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在这个群体中存活着；它反映着一个民族或者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或者可以说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有着一定的指引作用，并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底蕴，使这个民族的人民具备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民族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以及精神意识的体现，也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主要体现在这个少数民族的歌曲、舞蹈、艺术、技能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并且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该民族的手工工艺品以及传统节日等文化形式中予以展现[1]。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以及问题

在我国，相关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仍然处于起步状态，许多保护工作不够完善，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仍然存在许多漏洞。

（一）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随着人们日益增进的物质文化水平变得愈发完善，各方面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越发重视。在国际上，自1972年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启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开始，我国数十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名录，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2001年中国入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此后，我国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项目更是逐年递增，来自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在不断地走上世界舞台，向世界人民展示来自中国的文化与艺术的魅力[2]。

回到国内，自国务院在1997年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力作也在逐年增强。并且，中国在2004年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中，在此往后，中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更是前所未有。在各个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自治区再次推动下，相继颁布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通过颁布强制的法令，对民间的传统文化进行规范保护，为该地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有效地宣传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越发重视，但是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实践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年轻国民对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程度，以及年轻一代的后辈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是很感兴趣，使许多需要长期学习、言传身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失传的风险。甚至有许多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品流失海外，被转卖到外国。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我国人民都还未真正树立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没有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见证，以及这种文化遗产对该民族的不可再生性。

其次，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组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存在不合理以及过度开发的问题。各地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都异常重视，在申报保护项目中也投入了非常多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是每当项目落成，政府对项目申报之后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等工作缺乏相关的监督，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产生破坏少数民族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过于粗暴的开发、重度的商业行为使原本保护的初衷变成了破坏的事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极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进程。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

（一）树立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许多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被损毁或是遭到破坏，这些文化遗物可以通过修复、搬迁或者重建得以重现。但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与其不同，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剥离原民族，那么它就会失去原本属于它的魅力以及活性。因此，各部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放在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上，保证其可以更好地传承下去。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宣传部门要对一些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仔细调研，对一部分面临失传的要展开大力的宣传工作，让民众认识到这种文化遗产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让全国人民感受来自这些文化遗产所展现的无穷魅力；其次可以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接触、学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可以将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美，利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号召孩子们去学习这些意义非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3]。

（二）发挥政府在保护工作上的引导作用

政府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者，对该地区的各项工作起着统筹协调的作用，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其职能，领导社会各界以及企业共同进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公共事业，这种耗时长且无明显经济利益的工作需要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协调各方共同完成。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公益政策吸引有实力的相关企业进驻该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将其转换成为商品销售出去，可以宣传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收入来源，使当地居民更愿意去接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当地的博物馆中，可以建设相關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并邀请相关的非遗传承者进行定期表演，给青少年们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从而渗透民族文化知识[4]。

四、结束语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瑰宝，它见证了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因此，做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尤为重要，而这项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国家需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建设完备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才能大力推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更好地传承这类珍贵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詹一虹，周雨城，陈瑶.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互动研究——以鄂西土家族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73-179.

[2]刘晖.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3（4）：50-53.

[3]赵玉崟，陈亮，张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研究——以“恭城油茶制作技艺”为例[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6（22）：39-41.

[4]刘婷婷，杨璐，红丽.内蒙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困境及出路研究——以蒙古包文化为例[J].语文学刊，2015（15）：75-76.

作者简介：赵慧可（1993-），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作者：赵慧可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3：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的意义与途径

摘 要：国家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手工制作经久不衰，且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重视，由鱼皮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品种多样，形象栩栩如生，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但由于掌握该项手工技术的传承人由于年老而逐一故去，因此传承和推介赫哲族鱼皮技艺成为紧迫的工作。而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高等职业教育融为一体，无论是对高等职业教育还是对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都将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高职工艺类专业的课堂，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已不再仅仅只是单纯的工艺类专业课程，而是一种对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教育传递的责任。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工艺类;赫哲族;鱼皮技艺

1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的意义

1.1 符合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校教育的优质资源”，“当前，高职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艺术教育作为高等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并可以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技术型人才。而今技能技术型人才的未来需求更加侧重于技能方向的地域性、特色性;技能程度上的精细化、专业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性，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传承、教育倾向，比较容易实现教、学、用一条龙。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技艺，从传承人积极推广教学、展览馆展出作品、科研人员投入开发到市场上作为旅游产品的热销，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且充分解决高职工艺类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因此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等职业相关专业如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符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1.2 符合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要求

从2003年起我国开始对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由于经济水平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已经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这些濒危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处于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且传承方式單一、传承人年龄偏大、传承内容民族性强，故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性。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爱好者来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是不现实的，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此工作中去，而在广大的高职院校进行宣扬、推广和学习就是其有效的方式之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处在永久性破坏，甚至消亡的处境之中，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面临的当务之急。而以往那种由师傅带领徒弟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保护和推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广泛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足。

因此，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不仅是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培养新世纪人才的目标要求，而且也符合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介的目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负有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

1.3 符合国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培育要求

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使高职学生直接接触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但能够很好地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爱国主义、建设家乡、服务人民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能够充分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致和爱好，挖掘高职院校学生的艺术性和审美观，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的诠释与升华相结合。

早在2003年，国家教委就曾在部分小学校、中学校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尝试。如“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全国蒲公英行动”，这一系列行动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各种合适的形式走进了中小学课堂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年龄适宜，既具备成熟的审美意识，也确立了明确的职业方向，具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热忱，因此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课堂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实现双赢的目的。

因此，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专业课堂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培养新世纪创新人才的必要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的途径

高等职业院校应遵循专业课程教学规律，将适合教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步骤、有条理地进行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为了保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步骤、更科学地引入高职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应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

2.1 开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高职人才培养的关键之一就是合理设置相关的专业人才。既要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又要实现个人的职业理想和社会效益。因此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要充分体现国家、社会、个人的三者的关系，达到有机结合、科学合理。可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进行推进。精心挑选具有地域性、趣味性、知识性、典型性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内容，分步骤、渐序地穿插在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之中。

2.2 编写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材

赫哲族鱼皮技艺源远流长，其传统的鱼皮技艺包括一整套复杂的加工过程，每一步都需要熟练掌握，即分为剥皮、干燥、熟软、拼剪缝合、艺术修饰等步骤，有必要编写相关的教材加以整理采用。

在旧中国的赫哲族地区由于缺衣少棉，衣服、帽子和装饰品几乎全部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因此当时几乎每家赫哲族的成年妇女都具备鱼皮制作加工的技术。直至20世纪中期的赫哲族社会，随着商业经济繁荣，社会生产力提高，棉布逐渐开始代替鱼皮作为衣帽、饰品的主要材料，致使鱼皮传统技艺也逐渐走向失傳。

鉴于鱼皮技艺传承人多为年岁较长、身体欠佳、普通话稍逊等原因，越来越不适合田野采访的工作，因此应该把这种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艺用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更好地加以传承和推广，而其采用的途径就是编写教材作为课程教学加以推行。

2.3 搭建校园内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信息平台

高职院校结合本校办学特点，遵循教学规律，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内容，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方向相结合，关注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为了更好地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职院校的教学课堂中，应搭建校园内外高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介的信息平台。可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积极开展各种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如在工艺类专业课程教学实践中，可根据鱼皮技艺课程的特点和实训要求，采用鱼皮手工产品个体分析、鱼皮传承人模拟演示、学生分组练习等形式，使学生能够充分熟悉鱼皮加工制作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学生对鱼皮技艺的掌握能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体也逐渐由他媒体转向自媒体，每位公民都可称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为建立高效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造就了新的平台。如鱼皮文化传承人可通过微信、微博、QQ等远程视频来指导鱼皮技艺、传播鱼皮文化、宣传鱼皮手工艺品，吸引学生关注和学习。

高职院校除可利用校园内外高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信息平台进行信息交流、技术管理外，学生也可以利用此平台直接同鱼皮手工技艺传承人进行探讨与交流;尤其在当今社会，“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从文化生活的内容到文化的表达方式，娱乐化已经深深打下了坚实的烙印，而媚俗化、符号化生存是对新媒体时代人类文化泛娱乐化的印证”，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新媒体视角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4 创立相关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为了更好地引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高职课堂，在高职院校内可因地制宜，创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品陈列馆，如建立鱼皮文化陈列馆。在陈列馆内展现的不仅有鱼皮技艺传承人的手工制品如鱼皮上衣、裤子帽子、手套、鞋子、老艺术家的鱼皮画、鱼皮生活日用品等，还展示师生临摹、仿制、创作的鱼皮手工制作佳品。此外，该陈列馆可播放鱼皮手工制作的录影资料，以备学习之用。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陈列馆可向全校师生免费开放，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参观手工艺品受到艺术熏陶，得到艺术感染;另一方面当看到高年级的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够制作出惟妙惟肖的手工艺品的佳作后，无形中增强了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信心和兴趣。

另外，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和购买力，因此陈列馆可对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手工艺品的贸易市场。精美的手工艺品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和投资前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结合，是符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认清当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困境，厘清背后的缘由，寻找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思考解决新形势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走进高职院校的新思路、新方法，就能够依据时代的发展，根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及现实需要而灵活变化，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永恒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6，（16）：110.

[2]赵继学，陈鸿俊.高职艺术院校传承手工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艺术教育，2013，（8）：59.

[3]何华征.新媒体时代的娱乐文化及其生存论警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6，（01）：7.

作者：杨光　宋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