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论文

一、可持续发展观与文化遗产保护融合的困境可持续发展并非21世纪的新命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论文 篇1：

追忆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

曹兵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学部毕业，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工作，现任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曾参加多处考古发掘及环境考古田野调查，主持多项国家级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课题研究。译、著、主编多部学术文集，如《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与文化》、《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博物馆观察》等。近期出版学术随笔《踏古寻幽：一个考古人的穿越之旅》。

博物馆正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传承与利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以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遗址现场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新博物馆运动使得博物馆正在突破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及展览的局限，和遗产的现场保护、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有形与无形遗产的共同保护及展示传播利用，乃至地区的旅游、经济、文化发展更加充分地结合起来。

工业遗产距离我们时间相对较近，而对一些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和展示的必要性也开始得到重视。废弃的工厂厂房经过改造既能满足相关遗产的保护、展示及其他的文化功能，本身也是遗产和工业文明现场，具有综合性的优势。如果与地方转型、社区复兴结合起来，长远规划，科学实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创造性利用必将对所在城市与地区产业转型和文化复兴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在国家文物局和广西文化厅等的倡导和指导下，柳州正在规划建设综合性的工业博物馆。2011年1月12日，笔者有幸参加该工业博物馆规划方案论证会并到现场参观学习，并在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重访正在建设中的该博物馆，收获良多，兹将有关感想整理成文并就教于相关专家，以期对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工业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渐渐受到重视。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先兴起了工业考古学，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的工业革命的摇篮、因建造第一座全部用铁浇铸、横跨塞文河的巨型铁桥而闻名于世的英国铁桥峡谷地区通过对原有的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恢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和建造主题博物馆等形式来发展旅游业，形成一个占地达10平方公里，由7个工业纪念地和博物馆、285个保护性工业建筑组成的旅游目的地，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实现华丽转身。1973年在铁桥峡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工业纪念物大会，此后还进一步成立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通过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中国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以超前的眼光奋起直追，2006年在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会上诞生了中国首部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宪章性文件——《无锡建议》，并将工业遗产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柳州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现在柳州在工业化进程加速过程中即决定建设工业博物馆，在发展中就注意和积累相关的资源，是明智和有远见的选择，当然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已有的与工业遗产有关的保护、展示及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必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建设中发挥宝贵作用。目前与工业遗产有关的博物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很多工矿型城市在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困境时，想到了利用工业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来发展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对原来的工矿设施与建筑等进行遗产化转变和创造性转换。比如前述的英国铁桥峡谷地区，还有德国的鲁尔地区也比较成功。鲁尔区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煤和钢铁生产基地，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540万，几乎支撑了德国长达150年的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尔区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不得不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和减少钢产量，如今，鲁尔区90%的煤矿和炼钢厂都已经关闭，这块在工业大发展时期吸引过大批来自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客籍工人的土地，几乎从此告别了大工业时代。然而，令人欣喜的是，由于具有超前的眼光与规划，废弃的厂区并没有因此成为城市铁锈斑斑的伤疤，而是被政府和当地人民成功地与文化产业结合在一起，被改造成景观公园或是休闲娱乐场所，或利用废弃的建筑改造成工业博物馆或新的设计与艺术中心……迄今，该地区共有超过200座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以及很多在整个欧洲也名列前茅的文化设施，每年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甚至还形成了一条连接了19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国家级博物馆和12个典型工业城镇的“工业文化之路”的旅游线路。“工业文化之路”如同一部反映煤矿、炼焦、钢铁工业发展的“教科书”，带领人们游历鲁尔地区150年的工业发展历史。2010年，鲁尔成功当选欧洲的文化之都，表明这一转型的大功告成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国国内也有一些地区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区，还有上海的一些老厂区，等等，但是多是对老厂房的创造性利用，形成新的艺术、酒吧等消费社区，遗产与博物馆的内涵还相对较少，规模上也无法与鲁尔等相比，持久的生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二是专题性的工业博物馆。比如铁道博物馆、邮电博物馆、航空博物馆等等。它们有的是产业性的行业博物馆，也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建设自己的博物馆，保护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产，记录和展示自身的发展历史，并将其作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与教育、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服务社会和宣传、营销等的手段，比如大家反复提及的青岛啤酒博物馆，就是一座由青岛啤酒厂利用老厂房结合自己的发展史与酿酒工艺、原料、设施等建成的啤酒专题博物馆。

三是展示工业时代、工业文明的科技成果与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博物馆。由于工业文明的内容包罗万象，保护与展示相当困难，这种博物馆成功的案例不多见。国外的工业博物馆已有不少，比如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美国俄勒冈科学和工业博物馆等，但囿于见识，对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国内唐山建立的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包括博物馆总馆、水泥博物馆、开滦矿山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和铁路机车博物馆等分馆。另据报道，成都已经建成了工业文明博物馆，沈阳也在规划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我们现在讨论的规划中的柳州工业博物馆应该也属于后者。

柳州工业博物馆：遗产资源保护与博物馆展示

来柳州之前，我一直在想，建设这样一个博物馆对于柳州来说是否有些过大？在现场参观、认真地学习和了解了柳州的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博物馆的规划内容并与诸位专家交流之后，又觉得这个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更应该努力建好，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工业博物馆的成功案例。

规划中的柳州工业博物馆拟利用原柳州第三棉纺织厂和苎麻厂的老厂房并有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仔细分析，现有的规划其实包括了三个部分：老厂房等工业遗产保护展示、博物馆即工业文明展示；新建的包括餐饮、购物、会所等服务配套设施；绿化与户外展示部分。三部分总共将占地500亩左右。500亩是一个不小的园子，其范围与内容也远远超越了建筑加藏品的传统博物馆概念，因此，我认为不妨考虑将整个规划范围称为包括工业博物馆在内或者说以工业博物馆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园区，在内容上会更贴切一些，传达的信息也更丰富一些，将来可以提供的服务也更多样一些。

支撑整个规划的核心资源当然是工业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层面来认识和考虑：

第一个层面是棉纺织厂和苎麻厂的老厂房等工业遗产。目前保留的除了办公与保管大楼，还有5个大型厂房建筑，基本上是完整的。这是这个工业博物馆或者整个园区最重要的资产。其大体量、大跨度、高空间不仅改造成博物馆的展示、办公用房非常合适，而且本身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也极大。工厂尤其是其建筑本身就是工业文明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像教堂、影院、会堂、医院、车站、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一样，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着时代赋予它们的特定功能。原来工厂一类的建筑不向公众开放，公众对它们所知不多，今后作为博物馆内容的开放展示将会使其产生积极的效果。它们不仅是规划中的博物馆建筑，也是需要展示的对象，是工业时代记忆的现场。

第二个层次是博物馆。规划中的工业博物馆的内容及其展览主要有主展馆、企业展馆、世界工业科技成果（即工业文明）展馆、互动展馆、机动展馆五个功能馆，并且在规划中已经和五座不同的厂房工业遗产建筑相对应。应该说博物馆整体的框架既因地制宜，也颇具概括性和前瞻性，总体上是不错的，关键是应该拿什么内容来赋予它、填充它，使其成为真正的既兼顾工业遗产现场又满足博物馆要求的工业文明的展示？首先要分析的是这里要展示的这个“工业”具体指的是什么？是这个老厂房本身所承载的纺织工业？柳州地区的工业？还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工业文明？这既要有整体性考虑，也要在不同的展馆中可能要有所分别，并设法提炼、保存和征集上述各个层次的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与代表性要素。藏品、展品是博物馆的核心，这一方面不仅要充分地予以考虑，而且任重而道远，对此既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战略，更要立即行动起来，因为工业生产更新换代、工业文明消失的速度太快了。

工业文明是有别于农业文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以标准化、大机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从原料到成品的流水线生产作业与贸易销售消费是其最典型的体现。这个厂房所体现的纺织业就是这样的工业文明的重要方面，不仅发生早、影响大，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英国、美国等曾经称霸世界的工业文明强国都是由纺织业起步的，而且其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流水线作业等，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其他工业产业，包括现在计算机设计与组织原理，等等。几个展馆各有侧重，但是总体上应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大体可以让观众领略工业文明的精髓。具体来说：

囿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主展馆可能不容易将工业文明的主题全面铺开，但不妨考虑设计成深度展示。比如利用原址展示柳州地方工业遗产的特色与优势，突出纺织工业，兼顾其他行业，等等。采取切块式展示，深入挖掘主题，丰富呈现内容，从一个一个的亮点让参观者理解工业生产与工业时代的面，理解历史演进的线索与逻辑。因为博物馆展示毕竟主要靠物证来说话，从自身条件出发，进行设计布展与呈现，实现从工业文明的物证到叙事的逻辑性展开，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冲击力。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世界工业科技成果（即工业文明）展馆可能缺乏相应的遗产实物，这更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采取与主题馆配套、更多提供背景性资料和展示的办法，尽管实物性、物证性材料相对少一点，但是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烘托作用与展示效果。

企业馆定位于现代工业企业的集成式展示，需要费些心思，使之成为柳州大型、著名企业的总展台，但是又要和博览会等的展览区别开来，甚至要直接和参观企业能够互动起来。现在企业生产的博物馆化展示很流行，比如内蒙古蒙牛的奶品生产园区，充分注意视觉效果与标牌等设施，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去参观其现代化的车间和生产线以及附近的饲料场、养牛场等，既增长知识，发挥企业的科普等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宣传、营销、和消费者建立互信的市场策略。因为现代化企业的技术、资金门槛比较高，它很乐意向普通公众开放。这个展馆建设好以后，既可增加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又能和柳州现代工业产生良性互动。

观众动手型的互动展馆是个很好的创意。大家担忧的是如此大的面积（9，000平方米）能否有实质性的内容来填充。我想介绍两个成功案例，一个是老的中国科技馆的儿童乐园；一个是美国旧金山的探索馆。前者曾经是中国科技馆最受儿童欢迎的展馆，主题是青少年科学体验中心，成为儿童动手实验和手工操作的科学实践课堂，开发了很多可以动手操作的科技展品，小学生包括学龄前儿童进入之后一天都不愿意出来，不仅对北京的孩子有吸引力，不少外地的学生也专程前来。后者内容更为丰富。它利用世博会遗留的仓储建筑做展馆，面积很大，墙壁和地板也未加任何修饰，与其他专门建设的博物馆相比显得有些破旧，里边的光线也有些暗，展品基本上都是新开发的，而动手参与正是探索馆展品设计的主导思想，充分体现科技和动手精神的精髓，不仅孩子，连大人进入都很喜欢。我国博物馆中科技类馆一直是弱项，更普遍缺乏动手与互动这类内容，但将来应该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它们的内容其实主要也与工业时代的科技有关，和工业博物馆一起规划和开发这样一个展馆，不仅互补，而且将来一定是一个吸引人气的亮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几个有名的工业博物馆都是和科学、科技的内容一起构思的，名称甚至也叫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第三个层次是作为工业文明园区的现代生机，这涉及到一个博物馆的运行活力和持续发展问题。遗产保护下来，博物馆建起来，开门迎客，服务也是很重要的内容。规划中包括服务区的餐饮、工艺品制作销售、商品销售，开展相关活动，以及博物馆区、服务区还有绿化园林区的景观等都属于这些并已经被考虑到了。补充性的建议是，新建的部分比如服务区等，要考虑到在风格上与老厂房为代表的博物馆区的协调性，要充分提炼一些工业文明元素并融入其中，使园区的展示普遍化。园区北部的绿化部分可以考虑设计成真正的园林，成为工业文明园区和更大区域的柳江河边绿化、市政府前城市中心广场绿化的结合与过渡，并可以安插一些工业文明相关的雕塑、景观，甚至宣传展示版，形成和整个园区和谐并有吸引力的休闲地带。而在以老厂区为核心的博物馆区则尽可能不要添加人为因素，以突出工业文明时代记忆现场的环境氛围。

将上述内容综合起来，就会觉得现有的规划方案并不过大，其实再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规划涉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一座单体的博物馆，而是一个集中展示工业遗产、工业文明的园区，既有文化遗产的内容，又有现代服务性、休闲性的内容。需要提示的是要充分考虑参观者的方便。公共场所，尤其是博物馆设计要考虑观众在里边活动的动线，这个线路和展示内容的安排、参观者的收获与体验等是紧密相连的，它客观上规定了观众“读”遗产的方式。在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如何做到既可以分开来参观，也可以整体地慢慢参观；甚至可以不看博物馆，仅仅参加活动或者休闲、消费。应该给予不同观众不同的选择权利。比如大家讨论较多的汽车入口，我认为设计是合理的，让汽车多走一点路没关系，只要设置的下车地点合适就行。关键是要考虑行人，作为一个整体性开放的园区，让四面八方的人都感觉方便，如此大的园区，又能做到进入之后各取所需，即便不参观博物馆而选择其他两个功能区，单纯进行消费、休闲也很方便，能够享受到工业文明的熏陶。

“博物馆化”与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柳州工业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同时也会受到很多局限，因为前定性的因素很多，规划与建设中必须很好地尊重和加以利用。但是建设者可以发挥的余地也是很大的。博物馆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工具。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经过“博物馆化”处理，就可以成为文化遗产和我们保留、建构社会公共记忆的空间与材料，在塑造社会身份、价值认同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等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博物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人类会逐渐进入一种展示性生产与生活状态，以自省与省人，达到文化自觉与理性交往的目的；二是对于现成的东西，尤其是遗产内容与要素，要以博物馆理论与方法进行博物馆化处理，保持其原真性并使其升华，发挥展示、信息传播和教育激励等作用。

规划中的工业博物馆整体上的地理位置与基础条件都不错，周围有市政府、广场、园林、江边、古镇等环境与要素，老厂房本身更有相当价值。规划的整体框架也是清晰的。这个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将来博物馆尤其是展览展示的内容和细节。我觉得从现在起，就应该启动博物馆化思维，首先就是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再在厂区内进行拆迁了，建筑里边的内容，比如有些机器设施、墙上的标语、入口处工人上班打卡的设施与内容、各种标牌，包括原来纺织工业的生产流程、产生的痕迹比如树上挂着的厚厚的棉尘等，都应该保护并考虑是否作为工业遗存展示。此外，规划时还要进一步和博物馆建设结合起来，加强相关文物与资料的征集保护及研究阐释工作。据说柳州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经比较充分地注意了工业遗产方面的内容，还应该将普查发现和博物馆规划与未来的展示结合起来。

就园区与博物馆内容来说，无论是遗产本体还是建设性设施，要处理好信息与视觉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规划设计方案可能更强调视觉上的效果，而从遗产保护传承与博物馆语言角度则应该更突出信息，主要是遗产的原真性，因此应该尽可能地拿老厂房、拿工业遗产的实物、拿生产的遗迹来展示和说话。其他的要素则只能起辅助性作用。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历史、科学与审美，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记忆、激发与创新，尤其记忆是一切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记忆应该杜绝扭曲与误导，更不容许掺假。在具体设计细节方面，建筑、动线、展品、装饰、相关辅助性设施与活动，以及运营等等，都应该被放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中，体现科学与文化的时代精神。工业文明及其成果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人。博物馆要传达这个历史信息、这种记忆，从而激发参观者建设未来的创造力。博物馆和博览会、百货公司虽然都充满了人类的物质创造，都有展示，但是它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博物馆里的物品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是历史的物证并凝聚着情感的记忆，因此具有某种神圣性。我很欣赏规划中“追忆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那句话。它不仅是浪漫的情怀，更是充满历史记忆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动力。

总之，作为一个以老厂房为主体、以工业博物馆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园区，希望未来的人们无论从哪一个方位进入园区，都如同进入另一个时空，既可以凭吊柳州乃至整个工业时代的历史记忆，获得对工业文明的本质性把握，又享受到现代化的文化与公共服务，还可以在优美的具有工业时代特色的园林中休息、沉思，反省人类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得与失。同时，也希望这项工作将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及博物馆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全新的探索。

作者：曹兵武

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论文 篇2：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观与文化遗产保护融合的困境

可持续发展并非21世纪的新命题。从全球进程来看，其实践诉求可上溯至1950年代的伦敦光化学烟雾等环境污染事件;学术研究和政策响应则以1960年代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为标志;之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推广。但无论国际、国内层面，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都錯综复杂，因此直到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仍多停留在口号或理想层面”。甚至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发布《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也并未使可持续发展举步维艰的局面得到扭转。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正式接力《千年宣言》，为未来15年的人类发展描绘了共同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是联合国首次将文化的作用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意味着文化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关注、挖掘和提升。

2015年11月，世界遗产缔约国大会第20届会议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遗产从传统意义的保护、管理，进一步扩展到关注遗产所在的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除了保护遗产价值这项“本职工作”，遗产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关联进一步加深，与提升社会的利益相挂钩。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存在，也将持续存在。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越来越强调遗产作为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资源属性，越来越强调得到科学保护的遗产应当作用于社区发展及民众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重视遗产在改善经济、创造就业、提供教育和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性，从较为单纯的专业和技术性的体系拓展为一种通过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促进人类和平安全并与人类生存、生活、发展权益相适应的国际治理方法[6]。比之要求“最大化、最优化”的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更适合当前的中国国情，也更能带动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但也不得不提出，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所需要采取的行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遗产本身的规模，并且需要在广泛的跨学科和跨部门范围内进行联动，对能力建设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以我国目前的文物管理体系来看，存在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困难，跨学科带来的人员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

我国对文化遗产实施管理的法律框架主要依托《文物保护法》，通过划定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控，超出保护区划之外的范围则依赖于政府决策和多部门合作。从国家层面的部门职能分工上看，与遗产保护最紧密的当属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家文物局。但二者的职责，较之统筹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还是局限得多，所以实施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势必需要多部门、多区域的联动。此外，我国的遗产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并不是所有遗产都具备将理念付诸实践的条件，还需要一定的实践案例作为基础。大运河是可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志的遗产，且较之其他遗产，与经济、环境、社会方面的联系更密切、问题更典型。因此，伴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践，对遗产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合途径进行学术探索尤为必要。

二、大运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融合的实践基础

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申遗过程，不仅让大运河遗产和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更重要的是其规划体系、协调机制和监测体系为后续的可持续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运河作为珍贵文化遗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之河的时代开启，大运河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价值和功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保护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2019年以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相继展开，为我国遗产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合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实践之路。

就规划对象而言，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保护优先、突出保护”作为首要基本原则，并将规划范围扩展到了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域范围，从谋求遗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扩展到遗产地、遗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内容和涉及领域而言，将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将遗产保护与带动整体社会发展、提升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就利益相关者而言，建立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包括了国务院17个部门和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直辖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统一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研究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近期目标和优先实施内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这是我国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战略实践经验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创新应用，是空间规划层面关于文化遗产引领区域发展的首次探索。能否通过细化和落实各类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真正实现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对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关键作用。

（一）主体功能区概念

自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来，主体功能区日益成为我国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当前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底层逻辑。依据主体功能区思想，国土空

间具有多样的地域功能，但多种功能中有一种功能处于主要地位、发挥主要作用，即主体功能。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特有成果，核心是确定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分区管制，配以政策约束，以期达成一个理想的空间开发结构和空间治理模式，优化空间秩序。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依照县级行政单元、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是否适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基准，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前两类是开发型、后两类是保护型。其中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等，具有代表性和特殊价值。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定位与建设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通过人为的规划设计、直接建设、间接引导而形成的具有明确区域边界的功能文化区，以核心遗产为中心，协调和指导整个公园区域的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功能。依据《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将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图1）。与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相比，其功能并非以管控开发强度为核心，而是重点考虑文化资源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引领作用，追求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参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主体功能区的保护和发展定位分别侧重于包容性社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

1.管控保护区

管控保护区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资源空间，基本原则是加强各类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对濒危文物实施封闭管理，切实做好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而言，该区对应的保护和发展定位为提升文化自信、包容性社会发展和促进环境可持续。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控保护区的界划和建设应综合考虑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条件和现存主要问题。首先，应将大运河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地市级遗产保护管理规划的规划对象，以及经过调查研究或考古确认、与大运河存在直接价值关联的遗存都纳入保护对象，弥补大运河“部分申遗”的缺憾。其次，保护对象还应扩展至规划范围内与大运河同时期或保护相关的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主题相关的博物馆和展示馆，以及沿线的代表性生态资源，以建立更广泛、包容的价值认知和保护基础。再次，在《建设方案》区划原则的基础上，应扩展纳入大运河遗产建设控制地带和世界遗产缓冲区，从而解决大运河的沿河景观保护难题。最后，管控保护区内应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协同治理，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的多维度价值。

2.主题展示区

主题展示区包括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三种形态，着重“构建多维展示格局、健全综合展示体系、丰富展示体验方式”，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实体空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的保护和发展定位涉及包容性社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進环境可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文化自信各方面，是四大功能分区的枢纽，其界定和建设都最需深入研究。

主题展示区应基于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的核心遗产特征，从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三种形态的不同功能和相互联系出发，设立展示主题、遴选展示对象、区分建设标准。基于大运河呈线状连续性的特征，有必要严格遴选若干核心展示园构成系列园区，共同支撑国家文化主题，作为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重点，从而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代表。集中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则适合国家和地方层面联合确定，发挥资源集聚的效力，同时鼓励特色展示点不断融入集中展示体系。

核心展示园是国家层面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应综合考量遗产和环境的价值完整性、功能适合性和可操作性。例如，扬州是漕运及漕粮转输重地，长江流域及南方漕粮都必须经过扬州北上，扬州也是盐的流通要道与集散中心。此外，大运河扬州段对沿线城镇的兴起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创造出独特的运河文化与生活，扬州城更是一直在经济与文化方面都是中国历史城市的典范（图2）。扬州城区内现存的遗产包括扬州古运河、古邗沟、瘦西湖（图3）、天宁寺、盐宗庙（图4）等，都见证了大运河扬州段的价值所在，从核心遗产价值的突出性、完整性来说，扬州城区段满足作为核心展示园的条件。从可操作性来说，虽然扬州城内的遗产分布较为分散，将整个扬州城区划为核心展示园也显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是，由于扬州古运河及古邗沟在扬州城区内形成了连通的水路，并且相关的大运河核心遗产也均位于运河两岸，可以通过水上游船的形式进行连通，所以可以形成以运河为骨架的特殊封闭区域。

需要注意的一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并不以发展现状作为遴选的必要条件，而是更加注重文化资源在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比如，位于山东省的会通河阳谷段（图5），现存节制闸共4处，分别为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阿城上闸和阿城下闸。此段运河和相关水工设施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水利工程设计与高效的水利航运管理系统，代表了大运河高超的科技与制度成就。遗产价值的突出性是毋庸置疑的，但遗产周边多为村庄，现状基础设施的条件较差，环境整治难度较大。但是将会通河阳谷段作为展示梯级船闸的核心展示园进行建设，可以有效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带动经济水平的提升，充分彰显文化资源的引领作用，所以也建议作为核心展示园进行建设。

主题展示区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实体空间，还应考虑整体的区域发展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也不是平均分布），至少应保证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直辖市），每个省级河段至少有一处国家级的主题展示区。充分体现国家层面的宏观把控，降低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

3.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

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都是以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为基础，着力发展文化资源的辐射效益和区域发展引领作用，以“发展型”为主导的功能区。这两类主体功能区对应的保护和发展定位也同样涉及包容性社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文化自信各方面，但与主题展示区相区别的是，此二区并非通过文化遗产自身的能量，而是通过文化整合，尤其是与当代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等特质的整合来发挥作用。与此相应，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的规划建设更适合由地方主导。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区可通过充分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着力推进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优质文创产品开发、优美生态环境打造、相关产业系统整合，彰显地域性文化旅游特色和独特内涵，全面提升文旅融合水平，推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延展空间。而传统利用区则应通过保护传统文化生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规范生产经营活动，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利用区域内集聚的各类生活生产资源要素，有力支撑文物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实现协调发展，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支撑空间。

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位于遗产保护区划之外，各类限制条件相对较为宽松，是体现遗产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主要功能区域。需要注意的是，此二区虽然位于遗产保护区划之外，但仍要紧扣文化资源进行发展，避免变成单纯的经济开发从而丧失了功能区的“灵魂内核”。

以杭州为例，在建设文旅融合区时，可充分利用大运河水道及沿岸资源，将钱塘江—运河游、运河夜游、运河—良渚等经典水上游线和杭州—苏州、杭州—无锡等跨省内河游轮线路作为文旅融合区的骨干，纳入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文艺演出、非遗展示、民俗表演等地方特色活动。在建设传统利用区时，针对大城北老工业区的工业遗产，可通过疏通改造杭钢支河来完善水上交通的联通性，并导入展览、文化、体育、办公等城市功能，重塑大运河在交通、文化和情感方面的沟通作用，为城市注入新活力（图6）。

四、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主体功能区创新研究

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划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空间规划实践。它打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思维与发展模式，对一些地区经济开发和经济增长明确地说出了“不”字。其核心价值，其一体现了以人为本谋发展的根本理念;其二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

主体功能区战略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就包含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此外，文化遗产在实践中也常常被纳入地域单元综合发展状态的“社会”“生态”维度进行考量。但由于主体功能区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性和地域分异规律，其宗旨是解决10年前我国现实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因而对文化的关注有限。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基础的地域功能评价中未包含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如表1所示），更体现在其界定的地域单元综合发展状态限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维度，未明确文化维度。

从国际社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战略定位来看，基于地域功能研究的主體功能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还可进一步充实完善。就此而言，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以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为实践基础而进行的创新还需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反思。根据前文有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研究，我们初步提出“地方功能理论”，与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依托的“地域功能理论”对比，作为探讨的基础。

主体功能区理论上源于地理学与空间经济学，对地域功能的识别是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地域功能识别原理上是在三个维度上综合分析判断形成的，第一个维度是自然维度，第二个维度是自然环境对不同人类活动的适宜程度，第三个维度是地域功能的空间组织效应。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例，涉及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自然灾害危险性、人口聚集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战略选择等十个指标项，作为地域功能识别的指标体系（见表1）。从可操作性出发，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划以行政区划为单元。

与地域（Region）不同，地方（Place）是一个具有可变尺度的概念。“地方有不同的规模。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一把受人喜爱的扶手椅是一个地方;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整个地球是一个地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虽然以沿线八个省市的行政边界为界限，但内部的四大功能分区却以不同主体拥有的“地方”为依据。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地方”，其中主题展示区还是面向国际社会的“地方”，文旅融合区是视为全球到访者的“地方”，传统利用区则是当地社区的“地方”。

地方功能并不排斥地域功能，而是在地域功能的基础上、添加人文价值的一种评估模式。因当今的自然已处处被打上人类行为的烙印，并综合地呈现为 “文化景观”。文化遗产作为各种尺度“地方”中最稳定的价值源泉，理应被纳入地域单元综合发展状态中进行考量，这同时也必然会修正地域单元的定义，形成以地方为基础的评价和规划单元。

与地域功能对应，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地方功能亦可在三个维度上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而识别：第一个维度是遗产维度，第二个维度是遗产和其他文化特质的整合程度，第三个维度是遗产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当然，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着力点不只在于地域功能评价，更体现在基于评价结果的空间管治和分类调控。因此，如何在遗产尺度上承接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划，将文化遗产纳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本构成，实现地域功能与地方功能的叠加、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是国家文化公园运营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真正实现文化引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结语

遗产已从传统意义的保护、管理，进一步扩展到关注遗产所在的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关联进一步加深。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开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急需建构。

基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以我国主体功能区实践为切入点，进而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地域功能进行剖析，可以初步提出以地方功能充实完善地域功能的空间评价和规划思路。在遗产尺度上承接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划，对于进一步开拓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孙秀丽）

作者：李雪　赵云

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论文 篇3：

“原真性估值法”是遗产旅游价值评估的有效方法

一、原真性估值法的内涵

原真性源于"Authenticity”，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199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第10版)指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要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是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是进行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及登录与管理的依据。

原真性估值法是指：遗产旅游产品以其原真性大小为基准，在时间和空间、已知和未知等因素影响下，内在的价值量呈曲线变化，以此进行遗产旅游产品的价值估算。

其内涵的实质是指遗产旅游产品价值以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为核心。遗产地内包括遗产在内的设施建设与管理标准必须建立在遗产原真性基础上。只有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集体记忆才能得到真正保存。

比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原则主要有九个方面：

原封不动的保存(冻结保存)：原封不动的保存，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这是联合国提倡的标准。一般对文物古迹应原封不动的保存；

整旧如故、谨慎修复——对于残缺的建筑(古遗迹)修复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威尼斯宪章》提出了世界各国公认的两个修复原则：修复和补缺的部分必须跟原有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上的和谐一致，有助于恢复而不能降低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信息价值；

适当增添——必须与原有部分有所区别，使人能辨别历史和当代增添物，以保持文物建筑的历史性。此外，加固、维护应尽可能地少，即必要性原则；

慎重重建——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建筑物因故被毁。由于它们是地方重要的特征、象征，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必要重建。重建有纪念意义。但是，重建必须慎重，必须经专家论证，因为重建必然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又耗资巨大，还破坏了遗迹。在更多情况下保存残迹更有价值；

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续继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以作为博物馆，作为参观旅游景点要慎重，防止被破坏；

保持历史街区和古城的格局特征——重点保护好历史街区和古城的平面布局、方位轴线、道路骨架、河网水系等；

保护特色建筑风格——保护特色建筑风格，包括建筑的式样、高度、体量、材料、颜色、平面布局、与周围建筑的关系等。控制适当的建筑尺度——高度、体量非常重要，切记今古不同，不要求高、求大；

保护历史环境——事物与其存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不可以脱离环境而存在。历史文化遗产环境的意义更重要，重要的、特色的、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地形、地貌、原野、水体、花木及其特征都要保护；

拿不准的古镇、古村、古街、古建筑应暂不拆除——许多偏远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农村，古镇、古村、古街、古建筑，虽然不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却也是历史文化遗产，有相当高的价值。当地人不知道，有没有财力和机会请专家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暂不拆除，以免留下遗憾。

二、用“历史的原真性”原理确定长沙马王堆汉墓遗产旅游原真性价值

旅游开发过程是对世界遗产原真性的认识过程，其开发初期通常表现为对原真性的破坏上，旅游开发在本质上是一种“原真性”的回归，在未来趋势上是一种“原真性”的发展和延伸。

主要原真性包括：历史事件、位置、建筑格局、环境、功能、管理体制、精神和感受，其管理制度是最有价值的原真性组分。

(一)历史事件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历史事件主要阐述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侯利仓及其家属有关事件。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位置

马王堆汉墓遗址位于长沙市东郊，距市中心四公里。因传为楚王马殷的墓地，故名马王堆。三座汉墓中，二号墓的是汉初长沙丞相畎侯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三号墓是利苍之子。三座墓中以一号墓规模最大，墓坑南北长19.5米，东西宽大17.8米，深16米。现在一、二号墓坑已经填塞，三号墓坑经过整理加固，保存下来，并新建了大跨度的顶棚，供人们参观。

(三)环境

复原墓穴环境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有关专家提出，既然文物能在地底下保存两千年，那么能否人工模拟出一个类似的墓穴内环境，达到既能展示，又能达到有效保存的效果呢?但这涉及到很高难的技术问题。可以动员全国各地的技术力量，将马王堆汉墓的延伸保护工作做好。

(四)技术

马王堆汉墓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的医学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五)文物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禅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出土的帛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帛书等珍品。

(六)功能

马王堆汉墓具有展示功能、作为旅游景点功能、教育功能和文物保存功能，其主要价值目前体现在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尤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是全省最大的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也是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湖南省4A级旅游景点之一。

(七)管理体制

马王堆汉墓原址和马王堆汉墓文物均归口湖南省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有利用开发和保

护。

(八)精神

马王堆汉墓展示了湖湘文化的精髓，表现了湖南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九)感受

参观马王堆汉墓后给人的感受是中华民族很伟大，很具智慧，能让人思索、回味，充分表现旅游珍品的价值。

三、用“演进中的原真性”原理分析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遗产旅游价值

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动态性，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使其原真性呈曲线状态变化，既增值又损值，但外形却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就自然遗产而言，由于受到自然腐蚀、污染、细菌、动植物生长和破坏等客观自然因素以及不科学的发掘与开发、缺乏项目规划、预测与决策失误、公众的忽视、磨损、涂写、走私等主观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原真性的生态延续更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就文化遗产而言，不同地区、国家的文化根基、价值观念、经济基础、制度背景不同，对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与管理就不同。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可能更注重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精神层面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注重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经济层面的作用。就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而言，它包含了人类无限的情感，在数代人的传承中逐步形成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血脉，它不是原封不动的一种延续，而是一种由时空、文化、情感等因素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系统。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000余件西汉文物，受当时的经济条件与遗址保护条件所限，这批闻名中外的文物集中到湖南省博物馆保存。但这些文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在受到自然腐蚀、污染、细菌、动植物生长和破坏等客观自然因素以及主观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随着时间的推延也在升值。

四、用“妥协下的原真性”原理分析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遗产旅游价值

正确引导和规范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对于自然遗产，旅游经营者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避免改造、重建、增加人工建筑，以自然生态为基础，认识到人与环境的持续发展是旅游开发的必然。对文化遗产而言，旅游经营者要处理好修缮与重建的关系。由于自然力、材质、技术和人为破坏等多种原因，修缮是一种必然，但其前提是尊重历史；重建更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等文物已经全部损坏的，不得重新修建；因特殊需要在另地重建或原址复建的，须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报原核定公布机关批准。”

现代旅游者日益成熟，注重亲善自然、追求原真，有较强的环保意识。但有些情况造成“妥协下的原真性”，即为了不失去遗产物体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没有就地保护，包括辛追女尸在内的出土文物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展存，造成“物址分离”状况。近年来，长沙在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后，提出了让马王堆汉墓“物址合一”的构想，实现文物价值完整体现。据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辛追女尸有望于2010年“回家”。马王堆汉墓“物址合一”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专家课题组初步测算，完成这一工程约需投入十三点四八亿元人民币。而对外界担心的辛追女尸移动是否会对其产生破坏和影响的问题，有关技术专家指出，2003年，辛追女尸已有过一次“搬迁”，从有关资料来看，只要保证移动时恒温、恒湿，对文物并不会产生破坏。另一方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马王堆汉墓文化保护中心认为，在现行科技条件、保护条件下，移动女尸到汉墓发掘地遗址没有大的技术问题。

马王堆汉墓由于历史和技术原因造成“物址分离”，体现“妥协下的原真性”；其文物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体现“演进中的原真性”；实施“物址合一”工程，体现“历史的原真性”。在“物址合一”后，长沙有可能将马王堆汉墓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作者：覃业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