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摘要]甘肃要抢抓历史机遇，根据本省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分布状况，在充分考虑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地域性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口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口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及其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摘 要：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规范、确认到界定，其内涵真正意义在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要重视提高本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图书馆参与。

关键词：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思考

1.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认[1]

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演变、规范、确认是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其存在形态的复杂性。根据有关资料记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使用“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是一个与物质遗产相对称的术语。20世纪60年代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才开始出现。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的保护对象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还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做了相应的界定，但主要保护的是物质遗产。为了弥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遗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崭新概念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1月在巴黎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正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中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这个建议案是以“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来指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谓。对“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的界定，与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件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基本一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多样性宣言》，强调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对于维护人类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呼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文件。至此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基本得到规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文件中曾经使用过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民间传统文化”、“无形文化遗产”等提法基本不再用。在中文语境中，直到新世纪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仍是个使用频率极低、完全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词语。我国也曾经使用过“无形文化遗产”、“传统民族民间文化” “民间传统文化”、“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开始比较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01年，我国积极参与向联合国申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以后，国务院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文件中都使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说明这一称谓逐步走向规范。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我国政府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社会的有机接轨，以及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工作的广泛而深入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已经在我国被广泛接受和确认。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则》中做了如下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所包括的内容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涵包含了人类民族文化呈现的多样性。多样性是指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创造性迥异于其他民族的特有价值，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独立生成的体系，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独特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规范、确认到界定，其内涵真正意义在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正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的那样：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它要求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用对话代替敌视、冲突，在彼此之间的同情、理解中积极寻求认同和共识，共同维护多元共存、共生的格局，以维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宣言》的意义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尊重多元文化格局，尊重各个文明成就已经成为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共识；表明了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和谐、协调的氛围，表明了人类的和谐应当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3]社会和谐首先是文化的和谐，是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和谐。人们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深厚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优秀传统，加强文化自觉，促进文化创新，振奋民族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文化力，是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全球化，地球上过去那些相对边远和冷落的少数族群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获得人们更多的关注。自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南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西部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最悠久、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拥有广袤的地域，贫困的人口，50多个民族杂居。民族的多样化，宗教的多元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多形态化，风俗习惯的迥异性，是西部文化自身的特点。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表现形态彼此交织、相互碰撞，影响着西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文化现代化、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造成了文化资源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开发协调性的难以实现。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正走向衰落和灭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表明了人们期待着民族文化交融与人类和谐与共的实现。

要重视提高本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地处西部的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人口占国水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余的水族主要散居于贵州省的荔波、都匀、独山、榕江、丹寨、雷山、从江、福泉、凯里、黎平等县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河池地区，以及云南东部的富源县古敢乡一带。三都是水族聚居区，民族文化资源得天独厚。水族有自己的文字“水书”。水书，水语称“勒睢/泐睢（音le sui），是水族对文字、书籍的通称。水书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种古老文字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2003年3月，“贵州省水书文献”入选首批公布的48项中国国家级“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2006年6月“水书习俗”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关于水书文化研究历史悠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水书抢救保护与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和政府各级部门对抢救水书予以高度的重视，水书抢救领导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水书迎来了抢救保护及其研究的辉煌时期。[4]水书文化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开发任重道远。对于本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图书馆员更要提高保护与传承意识，应当为传承研究以及开发利用做出共同努力。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接第106页）与传承，需要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图书馆参与，因为图书馆的职能需要拓展、需要延伸。从宏观上看，民族地区图书馆正处在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与传承发展的新的环境中。民族地区县级公共图书馆有责任积极投入到参与保护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环境中。县级图书馆也要重视提高对本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意识,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优秀民间文化的活动中,在地区为水书研究打造图书馆特色服务品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作为地处水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三都县图书馆，应该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积极参与开展宣传和传播活动,在收集、开发和利用水族文化资源问题上多思考如何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如与县档案馆合作，对本地区水书文献的收集、整理，参与田野调查；与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举办本民族地区的特色讲座，如举办中国水书文化讲座、艺术节、民间艺术博览会，展示民间文艺，传播民间文化研究成果，普及民间文化知识；聘请“水书先生”、“水书研究专家”讲解水书，通过口授和行为传承水书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水书。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多样性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多样性文化的宝贵财富。抢救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提升每个人的“文化自觉”。图书馆要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与传承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45.

[2] 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59,414-416.

[3] 孙家正.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责任[N].光明日报,2005-8-5.

[4] 潘朝霖.水书文化研究150年概述[J].采风论坛,（7）1-16.

作者：莫建军

人口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2：

甘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初探

[摘要]甘肃要抢抓历史机遇，根据本省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分布状况，在充分考虑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地域性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

[关键词]甘肃；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范围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与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区内文化及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目标而建设的。其具体含义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由于目前仍处试验性阶段，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待日后条件成熟时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探索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尝试，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一项创举，有利于推动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维护区域内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提高区域内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到2017年5月为止，文化部相继批准建立了闽南、热贡、迪庆等21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些保护实验区有选择性的分布在我国东西南北不同的区域及不同的民族之中，通过多地多点的实验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方式，从而达到文化的整体保护及发展，使文化整体保护及发展的成果造福于民，造福于子孙后代。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趋势所在。

甘肃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资源是生活在甘肃各民族历史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甘肃各民族的血脉及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许多传统技艺濒临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被毁弃；传承后继乏人现象极为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残缺不全，保护资金严重缺乏，申请渠道不畅通，经费到位滞后现象严重；重申报，轻保护，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保护意识……因此，要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就必须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至今为止，甘肃仍然没有一个省级及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根据甘肃省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的分布状况，应在充分考虑民族性、文化性、生态性、地域性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持续推动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态势。

一、建设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

陇东有着灿烂的农耕文明，农业生产历史悠久。20万年前人类就在陇东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7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早期的农耕生产，是周祖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陇东先民们事农桑，务耕作，重农务本，民风敦厚，逐渐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农耕文化。

陇东以周祖农耕文化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储藏量十分丰富，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大门类。其中环县道情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庆阳香包绣制、庆阳唢呐艺术、泾川西王母祭祀、华亭曲子戏等8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周祖祭典、公刘祭典、灵台皇甫谧针灸术、崆峒派武术等共57项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庆阳市108项、平凉市18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被列入庆阳市级和平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两个市的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更多。这些已列入四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只能说是陇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大批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与陇东农耕有关的民间传说、农事习俗、农事信仰与崇拜、岁时节令习俗、窑洞民居习俗等，都渗透着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

除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外，陇东还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尤其是周祖在陇东的遗址遗迹颇丰。庆阳市内西周文化遗址66处，其中宁县最多，达39处。除先周的古迹遗存外，陇东还保存有大量的古城遗址。平凉市境内仰韶、齐家、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225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个。

陇东的农耕文化已延续了3000多年，然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农耕生产方式的改变，伴随农耕文化滋生的许多民俗事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有些甚至已彻底消失。尤其是与农耕文化相伴而生的家庭伦理道德，如孝道、尊老爱幼、和谐相处的家庭伦理精神、勤俭持家等傳统美德也随着传统农耕文化的消亡而逐渐淡化。面对日益发达的现代文明，当邻里关系趋向淡化、松散时，这些即将消失的“俗文化”，在长期的传统农耕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怎样都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些不成文的约束，也构筑着陇东人的伦理内涵，无形中支配着人与人及人自身的一切言行举止。许多优秀的农业生产习俗中所蕴含的农耕文化的特质不仅有益于农耕文明本身，更有益于广大的农民、农村及农业生产本身，它们所蕴含的积极意义顽强突破了时空限制而流传到了当代，并将会持续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地传承保护。而保护的最佳方式只有通过陇东农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全面保护陇东农耕文化生态的本质，才能保护祖先给我们留存下的优秀农耕文化的特质，从而造福于当代，进而福荫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建设“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

“花儿”流传历史悠久，流行地域广泛，参与民族众多，其流传区域内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十分丰富，集中体现了花儿流布区域内独特的地域文化及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2009年10月，“花儿”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甘肃首个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这既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也意味着“花儿”文化圈内的民间歌手、专家学者和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都要承担起传承和保护“花儿”的责任。

从“花儿”在甘肃的流布区域来看，主要流行于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另外，在张家川地区及六盘山地区也有所分布。洮河流域流行的为“洮岷花儿”，大夏河流域流行的为“河湟花儿”。“花儿”流传地域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举办的“花儿会”成为“花儿”存在的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定西市的岷县和临洮两地从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开始到农历十月十九结束，各地大大小小的庙会及“花儿会”共有117处，其中岷县的“二郎山花儿会”、康乐县的“莲花山花儿会”、和政县的“松鸣岩花儿会”已被国务院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给予重点保护。各个“花儿”会场除演唱或对唱“花儿”外，还兼有庙会、“浪山”、游玩及商贸活动等，形成“甘肃民歌乃至全国民歌演唱中非常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在花儿流行地域，每逢农历的相关庙会，基本上都有“花儿会”，各地的老百姓都来“花儿会”上表达他们的心声。

每一种民间艺术都有适应其生存发展的土壤，“花儿”的产生、发展及繁荣始终与当地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适合其生长的特定文化氛围紧密相连。城镇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花儿”生存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为了使“花儿”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健康生存并發展下去，在“花儿”流传区域建立“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对“花儿”流传地域文化空间的保护，培育适合“花儿”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防止“花儿”流域内文化植被的被破坏，减缓珍贵文化资源的消失，有利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三、建设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

敦煌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支撑点、东西方文明的结合点、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坐标的地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被誉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入选“2012年度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代河西地区繁荣的经济文化，以及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使得敦煌莫高窟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敦煌石窟的缔造者们将伊斯兰教、佛教文化高度融合，培育出了震撼世界的敦煌文化。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领域。“两关遗迹”“千佛灵岩”“危峰东峙”“党水北流”“月泉晓彻”“古城晚眺”“绣壤春耕”“沙岭晴鸣”被称为“敦煌八景”。

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储藏量十分丰富，目前已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项目共计105项，其中敦煌曲子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敦煌曲子戏、剪纸、敦煌彩塑制作技艺、敦煌民歌4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40人被列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1人、省级10人、市级29人。敦煌的四月八庙会、滑沙节、“晒腰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特色小吃诸如驴肉黄面、泡儿油糕、羊肉粉汤等制作技艺为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手工地毯、彩塑、工艺骆驼、夜光杯、水晶石眼镜、敦煌腊染等制作技艺成为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特色品牌。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得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十分严重，加之现有体制机制的限制，给解决敦煌生态问题造成了许多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以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逐渐缩小，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敦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敦煌市积极行动、多方争取，把建立敦煌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项目作为遏制敦煌盆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举措，以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为载体，通过跨流域、跨区域大范围的生态保护，变农、林、水等要素管理为综合管理，维护敦煌脆弱的自然生态。转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变“工程水利”为“生态水利”。同时，敦煌市在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根据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部署，在编制《敦煌国际文化名城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敦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

通过敦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使一些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古民居等得到修复。结合整体性保护理念及示范区、展示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展示点较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示范区，开发社区旅游产品。充分发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优势，把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开发组合型旅游产品，增加旅游产品的整体吸引力与竞争力；把动态的民俗风情表演、传统艺术表演与静态的文化遗址、古民居、自然风景相结合，使游客既能体验敦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貌，又能欣赏文物古迹与优美的自然风光，增加旅游审美情趣。

四、建设甘南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甘南藏族自治州历史文化遗产众多，文物古迹遍布，文化名人辈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为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州共有甘南藏族民歌、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卓尼洮砚制作技艺等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玛曲弹唱、博峪采花节等3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藏族服饰、插箭节等192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18项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甘南有闻名中外、被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的夏河拉卜楞寺，以及卓尼禅定寺和碌曲郎木寺等122座藏传佛教寺院；有腊子口战役旧址、俄界会议旧址和甘加八角城城址等20多处历史遗存，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牛头城遗址、李家坟墓群。近年来，甘南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初步探索建立了符合甘南州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2015年8月，公布实施了《甘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组建符合甘南州情的甘南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积极探索建立甘南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中心，储备了必要的文化研究专业人才。为“南木特”藏戏等非物质文化综合展演中心建设项目提供硬件支持，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整理和申报工作，为建设甘南州“国家级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稳步、健康、有序地开展。

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项兆伦2017年5月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2017年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合理布局，继续稳步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工作，并争取全部完成2015年前设立的生态区的规划编制及批复。在生态区建设过程中，要牢固树立‘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确立整体性保护的政策框架，防止人为割裂非遗传承与相应环境的联系。要特别重视社区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把保护社区文化纳入整体性保护的工作范畴，推动非遗在社区文化生活中延续和发展。今后传习中心和传习点的建设布点将进一步向生态区倾斜。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帮助各生态区找准自身特点、形成特色，努力使每个生态区真正成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生态区。”甘肃要充分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抢抓历史机遇，根据各地的文化特色，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境内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保护，从而使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甘肃各族人民的福祉。

作者：高莉花

人口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篇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文化权利为其法律基石,相关国际公约亦奠基于文化权利基础之上。基于基本人权的视角,作为客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样态、文化价值和人权意义等方面具有文化权利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主要包括:对自身文化享有权的保护;对文化身份权和文化尊严权的保护;对文化生存与发展权的保护和对文化活动参与权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是国家文化主权特殊表现形态的体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权利保护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文化权利为其法律基石,相关国际公约亦奠基于文化权利基础之上。从基本人权保护对象的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属性。目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保护问题仍困扰着学界与立法机关。笔者基于文化权利的基本人权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有助于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一、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理论基础

文化权利是属于特定文化的人对这些文化所享有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文书所确认,是各族群和社区对其文化的参与、文化身份的保有和文化尊严的尊重方面的权利。“文化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相并列,是一个民族在保有和发展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性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基于发展人权和文化权利实现的高度,在参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于2003年10月制定和通过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文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方承认每个人有权利:(1)参与文化生活;(2)享受科学进步和对其实施所带来的惠益;(3)对其自身创作的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带来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该条款是文化权利的重要国际法渊源。

1950年,T.H.马歇尔把21世纪描述为文化权利的世纪。文化权利被学者称为人权发展史上的第二代人权。与其他基本类型的人权相比,文化权利概念内涵丰富且处于动态的发展中。在相关人权国际文件中,精准的文化概念和文化权利的内涵还难以寻觅,但基于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对文化权利有关列举性规定之内容,笔者赞同吴汉东教授把文化权利厘定为公众参与文化活动并从中享有相关利益之权利[3](P325)。

国际社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项关于人权的科学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人权事业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推进。松浦晃一郎(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和平、发展与人权的基础性工作。20世纪以来形成的人权以及文化权利理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

(一)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

1 文化尊严和文化自由权

尊重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即要求尊重他人文化之尊严和文化选择之自由。文化自由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或群体有自由参与或不参与文化生活之选择;二是个人或群体享有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自由,个人或群体在参与文化生活过程中不受国家或政府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干预之自由。文化自由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科研自由,还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选择个人身份的权利、接受信息权、使用选择的语言的权利和自决权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在存在状态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弱势。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与原住民或发展中国家的族群相联系,而发达国家的文化主要是工业或商业文化,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劣势地位。应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机构和相关组织积极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和保护工作中去。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文化自由权应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社会内部得到实现,相关民族、族群和社区享有文化尊严权。

2 文化认同权

文化认同权是各个国际人权公约关于文化权利首要界定的权利内容,意指每一个文化群体都有权保留并且发展自己特有的文化,不论在更广义的语境中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是如何整合或如何相关联的。为表述思想、创造创作和传播作品,人人都可以通过利用包括自己的母语在内的其选择的语言进行上述活动的权利;接受尊重其文化特质的优良教育和培训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人人都有资格参与其选择的文化活动及从事自身所特具的文化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某一族群和社区的人们对其自身特征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是维持该群体及其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助于维护一个民族、族群和社区的文化权利,可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性和文化一体化过程中的竞争力量,从而更好地巩固处于弱势地位的该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

(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实施所带来的利益

这里的“科学进步”不仅包括自然和生物科学上的进步,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进步。对于这些科学进步,人们可以自由寻求和接受科学所取得的进展的信息,以及由于新的科学远见而付诸应用方面的信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为每个人能够从科学进步及其实施所带来的惠益提供了契机。从现实性来看,并非人人都能参加到推进科学进步及其实施的活动中,但是,其可以从中分享相关的社会福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继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权益和经济权益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的根本与源头,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以文化权利理论为指导,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某一族群和社区文化权利的实现,同时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和发展。

(三)文化创作成果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起草过程中,第15条是否应该加入知识产权条款曾引发了激烈的争执。一些代表团建议,应仿制《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的规定,加入对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起初,他们的意见遭到了人权委员会的否定,反对者主要是基于知识产权不是基本人权的理由。但后来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接受了该建议。最后,第15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不仅保护作者的物质利益,而且还保护其精神利益。人们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等知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产品,即知识产品,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和人权的双重属性,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是其私权性。

从条文字面含义来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科学、文学或艺术的作者限定为自然人,如“他”和“作者”等语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起草者由于受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无法认识到族群也有可能成为作品的作者。从法理上讲,只要进行了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创作,无论他是个人或集体,创造者都应成为第15条第1款第(3)项所保护的受益者。基于人权法原理,文化权利是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与之相对应,对人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需仰赖国家义务的履行。因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国为全面实现该条第1款列举的权利所采取的必须的保护措施和办法,应当包括保有、发展及传播科学和文化诸方面。

二、文化权利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属性的揭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注对其涉及的客体的保存,它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传统知识和技巧以及与之有关的器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群体、社区、某些情况下的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某一族群和社区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这对文化多样性的保障和人类创造性的涵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界定的非物质遗产的范围明显地包含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1)包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在内的口头传统和表达形式;(2)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3)传统表演艺术;(4)传统手工艺;(5)与自然界和宇宙相关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规定的范围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族群的文化空间和各种实践,如社会习俗,与自然和宇宙相关的实践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避免了对其严格定义所带来的僵化,因为在不同的原住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样性的形式存在着。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表达形式。对各种族群相关实践的承认有助于全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有的特征及其多样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对象和保护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了视为文化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法律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容易遭受损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化权利保护理念的高度,号召成员国通过采用行政措施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的保护。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对象,其客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身的重要属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样态

文化遗产是由物质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组成。物质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和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无形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文化表达形式不占有任何物理空间但又能被人们所感知。物质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某一族群对其文化认同和精神传承的重要客体与有机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是以传统为基础、由某一族群或者个体所表述并且是符合社区公众的预期,其创作来自于该文化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主要有:文学和艺术、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整体、传统和信仰等。

从其表现形式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活态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无形的观念、信仰和技艺,其非物质形态是以人为依据的,不少是靠人口传身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文化,是指该文化品种的文化内在精神是不能用书面记录且不能被外在化。即使该文化品种能够被一定程度的外化,非物质性是该文化品种的实质要义。以剪纸艺术为例,精巧图案是剪纸人运用剪纸技艺产生的外化载体,剪纸人的信仰和审美观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空间才是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精神。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具有的重要价值,近年来,人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赞誉为“文化的命脉”和“所有文化之母”。精神类型的文化价值,是指客体(社会、精神产品)同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指人们精神生产活动的产物,即精神产品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价值的属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使各族群和社区的人们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一族群、社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作的产物,并具有传承性。不同地域、环境及不同历史经历的族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性及其表达方式亦有差异。由各具样态的民间文化汇集而成人类的文化宝库,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和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1年)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有遗产,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都可以从中享受利益。正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维系生物平衡对人类而言必不可少之道理如出一辙,保护文化多样性及维持文化生态平衡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维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维护文化的生态平衡。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意义

文化权利作为与经济、社会权利并举的基本人权,人们对其关注甚少。挪威人权研究专家A.艾德教授指出,文化权的无足轻重反映在人权理论和实践中:个人的文化权几乎得不到什么关注。但无论如何,文化权利的人权属性是毋庸置疑的。UNESCO在其相关国际文件中,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权价值。《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66年)指出:应当尊重和保持每一种文化的尊严和应有的价值。每一民族享有的文化发展既是一项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指出: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都应当得到保存、提升和向后代人的传递,文化遗产应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载体。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权利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关联,有关族群、社区和个人行使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其尊重、保护和维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国家文化主权特殊表现形态的体现

文化权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内容,其本身属于人权,既表现为自决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有时表现为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等个体人权。大多数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的主体主要是社区、族群和个人。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体到个人的,如个人的手艺等。每个民族作为生活的共同体,有其不同的生活地域,其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对于一个特定的族群,其文化权利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内方面,文化认同及民族认可的形成;二是对外方面,争取社会认可诉求的出现。文化身份的尊重、文化权利的享有和文化发展的自由抉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是国家文化主权特殊表现形态的体现。国家文化主权主要包括文化立法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管理权、文化交流权和文化传播权。国家文化主权是一种不容侵犯的神圣权力。任何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自由选择权。国家文化主权是文化权利行使正当公正的法律诉求的对象。在《促进和保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主权原则表现为缔约国采取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保护措施主要有:整理、建档、保有和传承等。

尽管在国际视野下,人权问题仍有争议,但其主要应在主权国家国内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为基础,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主权国家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来进行的。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管机构。政府的其他部门,各司其职,负责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工作。

(一)对自身文化享有权的保护

自身文化享有权,是指对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享有的专有性管领权和控制权。作为文化生存和延续的手段,对其文化载体及文化表达形式,传统部族必须享有的管理和控制的权利。

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形式,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国家有义务支持相关的收集整理及保存活动,以因应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是保存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领域内得到确证且便利于被保护,各缔约国应基于自身的国情起草一份或多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这些清单应定期不断予以更新。”

在美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注册登记从而获得积极性保护。注册登记是对广大民众公开,置于公众监督之下,通过注册登记告知公众相关权利的存在。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文化主管机关主要通过对其认定、整理和建档等方法来实施的。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方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调查职责,同时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调查也有一些制度方面的规范。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档案,调查取得的资料汇集到当地文化部门,最终形成共享的公开信息。

(二)对文化身份权和文化尊严权的尊重与保护

各民族和族群享有的文化身份权和文化尊严权得到了相关国际公约的确认,各民族、族群对自己的语言、传统、宗教和习俗享有表达和信仰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民族性的特点,是对特定民族特性的反应,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是通过相应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象征符号等手段来表达的,其价值理念和伦理要求也不同。WIPO和UNESCO共同主持下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目标,其内容之一为“增进人们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以及通过该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及载体的各族群、社区的文化尊严、完整和精神价值的尊重”。

国家有义务采取法律措施,以维护各民族、部族的文化特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当其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侵害时,缔约国有权采用相应措施对其加以保护。”对于有特殊的文化或精神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人在使用时不得进行歪曲、贬损或有其他不敬的行为。社会公众应当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文化尊严。

(三)对文化传统生存和发展权的保有

国际公约对不同民族和部族于其文化传统享有的权益进行了确认,不同民族和部族有为了维系自身文化的生存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及其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对其文化的多样表达方式和传播的各种手段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民族自决权在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用同样的语言得到了确立。民族自决权的权项主要有政治自决,经济自决、社会自决和文化发展的自决。文化自决权实质上涉及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的自由选择。发展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认为,文化是人类发展与创新的泉源,发展的整体范畴和内涵应把文化发展纳入其中来审视。依据发展权的法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是发展权的本质。文化权利和发展权利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法律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其文化价值的实现及经济利益的获取,仰赖于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对相关社会条件提供的状况。而现实的情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没有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创新之“源”带来的利益进行分享。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成果受到知识产权高标准的保护,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人无法或很难分享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惠益。因此,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制定和实施研究,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应有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的传统族群和原住民有关。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持有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价值给予足够的承认和尊重。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增进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四)对文化活动参与权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序言中指出,承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保有及创造上,各族群,特别是原住民族群、社区和个人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保障创造、保持和传承该遗产的族群、社区,特殊情形下有时是个人的最大可能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加相关的管理。该条规定了缔约国有确保“族群、社区和个人的参与权”实现的义务。

日本法律规定,必须认定重要无形文化财产项目艺术或技术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被称为“人间国宝”,这项保护措施被称为“人间国宝制度”。1964年韩国也启动了“人间国宝工程”。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鉴了人间国宝制度,启动了“存活的人类财产计划”,该计划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予以官方的认可,并鼓励他们传承自己文化的知识和技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的义务。

四、结语

文化权利保护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以文化权利为基本切入点,立足于文化权利理论,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契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属性和蕴含的人权意义。从文化权利视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权利意识,有利于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作者：杨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