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遗产论文

海龙屯土司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7月4日，中国土司遗址在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土司遗址为中国201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播州海龙屯三处遗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土司文化遗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土司文化遗产论文 篇1：

论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

摘 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方面的土司文化遗产值得学界展开精细化研究。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价值高、数量多、分布广和地方特色浓厚等特点，但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却相对缺乏。我国立法法新修后，个别设区的市已经开始就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通过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等七大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

关键词：忻城土司;土司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4.016

一、问题的提出与展开

土司制度是我国古代针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行的重要政治管理制度。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对其当地人民实施统治，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管理有序的特殊政治制度[1]。土司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文化符号，是在“特定的”民族、地区与时代所有的，包容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社会和历史全部内容形式的符号[2]。土司文化系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类型。土司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遗产代表，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地方发展、演变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分析和评测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是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与有效开发的前提[3]。2015年7月4日，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广泛宣传与认真保护，也代表了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对我国就历史文化多样性保护作出的系列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首肯。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于其原真性以及不可再生性，一旦遭受到损害与破坏将不会再现其原有价值与意义 [4]。

我国目前专门或者特别针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地方立法的样本凤毛麟角。实际上，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土司文化扮演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土司文化资源，举凡土司文献、土司遗址、土司官寨与衙署、土司墓葬、土司文学、土司服饰和土司习俗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及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宝贵资源”[5]。由于我国涉及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较多，且不同地方的土司文化遗产各有特殊性和特色。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土司制度的地方就有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湖北、湖南、广西、重庆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涉及的民族就有壮族、彝族、藏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分布广阔、特色鲜明、存续不平衡等显著特点，要积极落实主题保护与综合保护相结合、文化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相结合、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策略 [6]。在此意义上，需要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加以有针对性的地方立法保护。

我国设区的市正在面临着重大的立法机遇。新修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就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事项进行立法的权限。设区的市在得到立法法的授权下，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试验性、自主性与能动性，善于运用地方智慧来解决地方问题。然而，中央立法甚至是省级地方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对土司文化遗产作出切合实际的安排、整齐划一的规范、全国通行的标准。对此，设区的市立法恰好能够弥补中央立法和省级地方立法的些许缺憾。设区的市以立足现实、贴近实际以及服务本地为出发点，能够集中一切有利资源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进行最大程度和最佳范围的规范性调整与综合性保护。故此，为了全面发掘、科学利用与合理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通过设区的市立法这一途径给予了积极回应与现实诠释。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北大法宝网以“土司文化遗产”为标题进行精确检索，仅查到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这一部致力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在遵循诸多上位法的前提下，在充分反映来宾市人民的诉求与愿望的基础上，《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得以应运而生。该条例是来宾市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作为该条例保护的核心对象，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且规模宏大、特色鲜明、保存完整，既有建筑学价值，又有美学意蕴，还有哲學意涵等。及时有效地通过地方立法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能够全面彰显、不断激发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亦为学界研习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壮族文化、壮族民俗、壮族宗教、壮族哲学、壮族建筑以及壮族艺术等领域提供宝贵而又具有唯一性的实物及其系列衍生物与附随物。

自20世纪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不断地追求文化的可参观性[7]。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反映了忻城县悠久的土司治理历史。“广西忻城建县至今已近1 400年，其中有长达五百年的土司施政时期，即1496—1906年。广西忻城莫氏土官，始于莫保，终于莫绳武，历明清两朝”[8]。它保留了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和馆藏文物等具有高级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灿烂遗产，亦承载着具有多样性的壮族传统文化。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土司建筑——莫土司衙署建筑群为典型代表的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有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其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单独立法保护文化遗产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条例》的出台。另外，要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定要经过诸多专业的考察和科学的评定，这也是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大力支持与有力保障的。被誉为“壮乡故宫”的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在地方立法的规范性、专业性、整体性保护基础上，可以全方位、不间断、多面向地向海内外展示其宏伟的建筑规模、精湛的建筑艺术、优秀的建筑传承、和谐的建筑哲学等等。

二、《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土司文化遗产的七大维度

从立法体例与结构来看，《条例》分为五章三十九条。第一章总则（第一至第十二条）;第二章文物保护（第十三至第二十八条）;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二十九至第三十四条）;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五至第三十八条）;第五章附则为第三十九条。其整体上遵循了“总则—分则—罚则—附则”的立法体例与结构。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文物保护所占比重很大，这在侧面说明来宾市对总则与文物保护类条文的现实倚重、热切关心。

就立法文本内容而言，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相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折射到地方立法当中亦是如此。故而，我们应当对立法文本内容作善意的全面理解，而不能完美苛求进而陷入法律条文机械主义的怪圈中去。通过仔细研读诸多条文，归纳总结发现《条例》的文本内容主要从以下七大维度来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分述如下。

（一）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

《条例》第四条规定：“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鉴于“实施土司制度地区的各民族在长达600年之久的朝贡、贸易、征调、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一方面，该条例坚持浓缩精炼的原则，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其中蕴含了比较丰富的法学意涵，分别从政府、社会两大层面出发，明确第一宗旨为保护，并在保护的大框架之下应当展开规划、管理、利用三大具有系统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正确處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亦为非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分则内容予以具体落实和体现。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同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有哲学价值，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来宾市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能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及时厘清二者之间的哲学关系，并且力争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同时发挥二者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

（二）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

规划是我国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规划都是系统性的工作，并非单枪匹马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需要及时吸纳、不断凝聚集体智慧。《条例》第八条正是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的现实写照。其不仅涵盖市、县人民政府及其规划部门、文化（文物）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政治智慧，还包括专家的专业智慧以及公众的民间智慧。以专家的专业智慧为例，可以建立智库或者积极引进优秀的专家学者，与有关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土司文化陈列馆及土司文化网站等机构进行深入合作。基于此，通过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不同场域的规划论证，进而能够保证专项规划编制的权威性、专业性、科学性、民主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在充分尊重专家与公众的意见基础上，综合考虑，仔细权衡，并通过及时充分的各项论证进而保障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具有完整性、连贯性和妥当性。

（三）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

任何执法活动均不能脱离经济成本而真空独立存续下去。为了有效、持续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该遗产所在地的忻城县人民政府理应进行经费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将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并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等方式，可进一步保证事关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开展。随着实际情况变化，在适宜时机还需要逐渐加大经费投入与保障。同时，来宾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毕竟一个县人民政府的财政显得相对比较有限，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财政要充裕一些。因此，来宾市人民政府也应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提供支持。这样，在经费保障上就显得比较充足，也有助于形成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的联动保护机制，形成相对稳定、常态的政府力量来促进土司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与生态管理。

（四）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工作，建立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外，文物信息资源对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猛烈冲击，信息建设在各级政府中愈来愈受到欢迎与青睐。通过信息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科学化、现代化治理水平。比如，在对忻城土司文物做调查、整理、研究之时，可以有益镜鉴的是，“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7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10]。以此为指导，具体需要整理与研究《莫氏宗谱》《力田箴》《官箴》《分田例议》《训荫官》《遗训》《劝官族示》《教士条规》《芝州家训》等莫氏土司留下的训示、条规、箴言以及诸多的诗文、楹联[11]。《条例》要求以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部门为牵头，在科学有序进行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系统性工作基础上，构建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这无疑是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以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和载体，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采集。“数字化采集需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壮族文化遗产资源的本土性和原生态”[12]。以及依法对社会开放为要义和意旨，必将有利于全面、迅速传播传承与管理保护土司文化遗产。此举强烈表明了要想妥善保护或者管理某一项或某些东西必定要让社会外界来真切地感知它（们）和认识它（们），一旦没有社会外界的感知与认识，这一（些）东西将遭遇来自社会外界的重重阻力。

（五）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其风格、高度、体量、色调等与衙署相协调，不得危及衙署安全，不得破坏衙署的环境和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在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第二十一条规定：“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衙署文物安全或者破坏衙署建筑群历史风貌的，应当及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就历史文化保护领域而言，历史风貌是不可回避、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点要素。正是历史风貌才有力彰显着和捍卫着作为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核心代表的莫土司衙署。“莫氏土司衙署由第八任土司莫镇威完成衙署主体建筑，后经历任土司先后拓建附属建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主要由土司衙门、莫氏祠堂、土司官邸、大夫第、三界庙等主要建筑组成，整座衙署由中轴线（衙署）、东轴线（祠堂）、西轴线（代理土司官邸）及大夫第、参军第、礼房、卡房等建筑组成”[13]。由于一些诸如维修等现实原因，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筑学上的活动时，除了理应满足保护规划之系列要求外，还应当在风格、体量、色调、高度等跟莫土司衙署保持原生态上的协调一致，不能人为破坏、肆意改变莫土司衙署的原本的所有状态。“忻城土司城作为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池，择址在翠屏山北麓，以陡峭的翠屏山为南面的屏障，四周群山环绕，除了满足军事防御的目的外，还是个符合中原汉族传统建筑选择模式的‘风水宝地’”[14]。倘若对莫土司衙署的历史风貌施加负面影响，则将减损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民族、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建筑等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价值上会掉价、打折扣。

（六）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行政部门加强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翠屏山、麒麟山、芝江等山形水系、地表植被等与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防止生态破坏、水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和高级人类文明形态。它集环境学、生物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是始终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所有过程和各个方面的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已然具有宪法这一最高法层面的高级意义与重要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条例》积极响应与切实落实中央层面的系列重大部署安排。忻城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莫土司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工作，致力于积极防止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出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痼疾。这也在某种维度上体现了来宾市的生态哲学观与生态伦理观，即将唯物辩证法联系观中的联系的普遍性、联系的客观性、联系的多样性以及整体与部分运用到地方立法当中去。

（七）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主体的出发点与归宿，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内涵之上的旅游经济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15]。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为人们所认同、尊重与肯定。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但向社会各界传播、弘扬了壮族土司文化，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所得、收入，有力促进了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16]。故而，在利用作为文化资源重要面向的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际，需要秉持尊重其完整性与真实性且不得滥用歪曲的重要原则。忻城土司文化跟壮族文化密不可分，关系紧密。在此，除了保护忻城土司文化，还要将壮族文化有力传承与发扬光大，并始终坚持“以壮族文化元素为核心，创意设计产业为背景，寻求契合点，突出创新点，探讨壮族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产业融合方略”[17]。来宾市、忻城县这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围绕优秀的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议题制定扶持政策、扩大宣传力度、保障地方特色、开发文化产品、拓宽旅游功能、提供优质服务、带来全新体验。比如通过重视加强对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个案、土司人物、土司遗址等领域的系统研究，进而得以有深度、广度和高度地发掘与开发忻城土司文化遗产[1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过度利用、无节制开发等不符合生态文明和合理利用目的之行为，要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办事理念，要形成科学创新的行事风气，要落实脚踏实地的工作氛围。

三、未来的展望

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加以精细化研究有助于不断完善土司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对《条例》进行初步梳理，发现背后蕴藏着法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思想理论。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忻城的土司制度不仅留下了规模雄伟的古代建筑，还留下了大量的珍宝文物，是弥足珍贵的地方资源[19]。可以从中感受到土司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实际上，“直至今天，我们甚至没有权利去批判，只能去悟出民族的强大，文化的强大”[20]。

设区的市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专项立法保护是我国地方立法的重要一环。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发展弘扬均离不开设区的市立法保障与立法支持。在并不长的施行时间里，《条例》的现实作用与效力仍然难以全面彰显。然而，相信随着实践的全面深入与时间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该条例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该条例亦可能会暴露出一定的负面问题、消极现象。对此应当予以辩证对待、客观评价、中立思考，进而力争保证《条例》得以及时、高效地去粗取精、取长补短、趋利避害。该条例作为一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应当始终立足现实，注重当地特色，服务当地民生。在中央层级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层级立法均难以周全地妥善关照本地的现实背景下，来宾市充分把握并谨慎运用《立法法》赋权这一重要途径，实现了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愿望并作出了一定的法治努力与实际贡献。

正是由于我国各地的设区的市不断“涌现出来”的地方立法才更加充实、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由于立法是一门具有专业技术性、现实反馈性、利益博弈性、系统工作性、反复检验性等极其复杂、庞大的工程，故需要运用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不忽视次要矛盾，集中体现当地人民的意志与诉求。恰好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作为新生的事物，设区的市立法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容易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与阻挠。相信设区的市立法在今后源源不断的实践中肯定会遇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阻碍因素。为此，恰恰急切需要学界的不断关注与持续研究，继而及时有效和积极主动地为我国设区的市立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在于适应地方的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地方性、执行性和实验性等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21]。以此为背景，学界需要理性对待设区的市立法，始终坚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精神，从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立法文本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及时有效地发现“病症”，找准“病因”并开出“药方”。只有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符合实际、反映现实、体现特色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有特色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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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伟.论设区的市立法权收与放的统一[J].法学，2017（7）.

责任编辑：张淑瑛

作者：彭凯

土司文化遗产论文 篇2：

海龙屯土司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等

海龙屯土司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7月4日，中国土司遗址在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土司遗址为中国201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播州海龙屯三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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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机关事业单位调薪将于7月底前完成

6月26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今年1月国务院出台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方案后，目前调薪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范围内将于7月底前基本完成。这次调整基本工资标准不是简单的增加工资，而是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推进。

美古关系掀开“新篇章”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7月1日在华盛顿就古巴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宣布美古已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共识，将于7月20日在对方国家重开大使馆，国务卿克里届时将赴哈瓦那出席升旗仪式。美古断交54年后，奥巴马当天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宣布美古关系正常化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美国与美洲邻居的关系开启“新的篇章”。

俄宇航员太空飞行时间超803天创世界新纪录

6月29日，俄罗斯航天领域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飞行时间超过803天，创下了总太空飞行时间的世界纪录。根纳季·帕达尔卡3月27日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第5次飞行任务，当时已经有710天的飞行时间。按计划，帕达尔卡将于9月11日随“联盟TMA-16M”号飞船返回地球，届时他的总太空飞行时间将达到877天。

50国政府代表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

土司文化遗产论文 篇3：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回顾2015“文化遗产保护”同志们辛苦了！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我国2015年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随着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我国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提高。但不可移动文物、古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不断地消失，城乡建设中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案件仍时有发生。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原因，23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曾登记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

2015年，“文化遗产保护”在积极推动和阻碍重重中进行着，许多事件让人鼓舞，很多行为引人深思。

2015文化遗产保护“大”事件

声音——两会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遗产保护亟需法治护航

2015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拿出了10份提案，一半以上涉及“如何加强文物法治建设”的话题。单霁翔称，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无法可依的状况逐渐改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立法和执行的整体现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不相符合.与依法治国的要求不相符合，与依法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不相适应。单霁翔强调，我们不仅要加快立法还要加强执法力度。单霁翔建议，我们需要认真借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开展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大力加强立法工作，不断补充和解释法律法规，从而更加有力地支撑和丰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文化遗产法律框架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马骥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非遗法》实施后没有执法案例

“《非遗法》实施4年多来，却没有看到一起执法案例，难道我们的非遗保护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出现零执法现象，恐怕与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对《非遗法》的认知和理解还很不够密切相关。不仅在于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不可缺失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无知；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不了解我国相关的法律，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国有《文物法》与《非遗法》的存在。官员首先应是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非践踏者。官员要依法理政，就必需懂法、知法，不能是法盲，有法不依甚至违法行事。为此他建议，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要学习和执行《文物法》和《非遗法》，树立依法保护的理念。”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多举措应对非遗传承

目前，我国实施的分级非遗保护制度，增强了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扩大了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非遗保护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如非遗文化缺乏具体可操作的保护措施、传承人的认定体系存在缺陷、部分非遗传承后继乏人、非遗项目申报与保护单位不在统一的区域、非遗项目申报困难等等。

高培芬（中国琴会常务理事）：非遗项目应列入基础教育体系

十八大以来，因提倡文化兴邦、文化兴国，我国对传统文化保护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非常重大，影响深远，尽管现在我们对非遗的关注提高到一定高度，但由于保护措施和保护力度尚处在不足的状态，一些非遗文化得不到很好的传承。针对这种现象，全国政协委员、诸城派古琴传承人高培芬认为，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应该突破仅由传承人带几个徒弟学艺的这种狭窄的传承局面，非遗的传承应面向社会，从娃娃抓起，从小孩子做起，应将我国优秀的非遗项目列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体系中。

申遗——土司申遗成功

“土司制度”是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

元明清等朝承续国家大统，中央政府任授少数民族首领职务爵位，使其世代统治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其官衔名称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是国家在“大一统”前提下军政统一的地方民族政权，是统治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的官府衙门，后逐渐分属于吏部验封司、兵部武选司。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承认当地统治者对地区的世袭统治的制度，有利于将中央很难派官吏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到统治范围，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好处，“如果这些地区完全独立，就会削弱中央王朝统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认为，“在古代，对于大国，如果不分层次、类型区管理，很难维持国家的持久强大和统一”。直到明清采取“改土归流”前，土司制度都是维系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

申遗成功之后，土司遗址的开发和保护之路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遗址的后续保护工作丝毫不比申遗轻松。对于土司遗址来说，保护的工作似乎更为艰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表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以后，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继续加强遗址保护、管理和监测工作，并将致力于改善遗产地民众的生活，让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

乡愁——古村落保护长且艰

“10年内我国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这显示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或不可阻挡。”2012年，著名作家冯骥才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声振聋发聩。据统计，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十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古村落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沉淀还有着浓烈的乡愁情怀，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古村落却日渐被“抛弃”，一些传统古村落快速消亡，还有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建筑破败严重无法修复，每天都有一定数目的传统村落在消失。

针对中国自然村落大量消失的现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等目前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2555个村落列入其中。同时，在2014年600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之后，491个传统村落又列入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100亿元国家专项拨款用于古村落保护。为结束农村无规划、乱建设局面，住建部2015年全面推进了乡村规划工作，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到2020年我国乡村规划的易编性和实用性将大幅提高，力争实现乡村规划基本覆盖，同时“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也在逾万名志愿者的参与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前古村落的保护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很多村落开发利用过度，人们的保护意识薄弱且缺少对应的监管手段，再加之经济利益驱动，一些古物的破坏和流失现象很严重，偷窃、贩卖等行为屡禁不止。同时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新村建设、旧村改造、道路动迁等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古村落旧有的场所、节点、街巷空间正逐步缺失。

文物——考古挖掘、盗墓猖獗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南约1000米的槨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南昌西汉海昏侯首次进入考古专家视野。经过近s年的考古挖掘，这座2000多年前的海昏侯墓葬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截至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出土了各类文物l万余件，是我省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错金银、包金、鎏金车马器以及贴金编钟等器物，装饰精美、工艺精湛，显示了我国西汉时期手工制器的高超水平；出土的数以干计的竹简、木牍，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出土的实用真车马陪葬坑，属于我国长江以南首次发现；发掘所揭示的以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殿、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构成了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古董文物价格越炒越高，地下交易越来越频繁，许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各地盗墓案件屡禁不止，许多古墓惨遭盗墓者蹂躏。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年8月也专门成立了防止盗墓和非法倒卖文物的“文物违法举报中心”，强化对文物的保护。2015年上半年，历时9个月，侦破了一起被称为“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的盗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75人，摧毁盗墓、倒卖文物犯罪团伙10个，追缴文物116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25件，二级文物86件，三级文物200件，一般文物757件，价值逾s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数量之最。在盗墓等行为的威胁下，文物保护显得任重道远。

齐美尔曾说：站在遗址和废墟上，人们可以意识到，无论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强大到什么程度，时间和自然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抗拒的。文化遗址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也是给人震撼，引人自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