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期刊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领会政治精神、商讨应对措施、团结统一认识的主要途径。这里所指的“文学期刊会议”，主要是由文学期刊主办，或者以文学期刊为协办单位及参与主体的文学会议。刊物与刊物之间的联席会议，可以共同商议写作题材的拓展，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甚至对某种思潮现象进行理论上的确认。会议商讨相比于文学期刊发表的正式文章，可以更加活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文学期刊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学期刊当代文学论文 篇1：

文学期刊的困境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作者：翁礼明

文学期刊当代文学论文 篇2：

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发展

文学期刊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领会政治精神、商讨应对措施、团结统一认识的主要途径。这里所指的“文学期刊会议”，主要是由文学期刊主办，或者以文学期刊为协办单位及参与主体的文学会议。刊物与刊物之间的联席会议，可以共同商议写作题材的拓展，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甚至对某种思潮现象进行理论上的确认。会议商讨相比于文学期刊发表的正式文章，可以更加活跃。在这种相对自由的思维碰撞当中，编者、评论家和作者更有可能接近文学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期刊会议可以共谋如何保护优秀作品的合法性，还可以商讨如何通过文学评论引导写作，亦可以倡导评论本身的自由精神，甚至能直接对文学评论的方法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研究更加需要对想当然的‘共识’展开怀疑性研究，在‘不成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并追问其根源。”黄发有：《重新理解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那么，发现新的问题必然要伴随着新的史料阐发，去重新理解特定时期的文学场域。在这种情况下，探究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之关系，就成为了还原历史语境的很好的突破口。故而，不妨以80年代为例，来对这一富矿进行挖掘。

一、作品研讨会与题材合法性论争

当代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通过期刊举办的研讨会决定评论走向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评论生产方式。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生产的集体性以及新时期文学评论破冰的艰难来看，通过文学会议来进行商讨式的文学评论生产，很多情况下是出于政治的安全性因素。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需要如此谨慎，也有的会议可以集中期刊和评论家的力量，重点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文学作品研讨会最有意义的部分还是在于，通过會议来使得有争议的作品浮出水面，而不至于被野蛮的外部力量彻底打压。

比如，当时处于文学论争风口浪尖的“伤痕文学”，本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才使得其评价不断朝正面发展。最典型的就是1978年10月20—25日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

会议明确指出要支持“伤痕文学”，砸掉精神枷锁，提倡作家书写和深入生活。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12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可以说，这样的会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整合文坛力量具有关键意义。全国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和创作刊物的联席会议，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正是文坛统一认识的实践，它给“伤痕文学”以极大的合法性。这三个刊物都属于全国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由它们联席召开会议，深刻地体现了政治层面对于文学解放的要求、扶持和引导。因此，这样的“解放”势必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进行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其实，这种问题的潜伏期并没有太久。由于过度的政治兴趣以及创伤叙事的千篇一律，“伤痕”与“暴露”虽然在特定的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它也绝非文坛的长久之计。一方面即使政治改革也分不同阶段，需要用不同的方案去反映;另一方面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出现疲劳。再者，世界上多数重要国家的文学伦理早已经超越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道德观。因此，对于“伤痕文学”从艺术上而非政治上进行善意的批评的人也大有人在。即使到今天，我们在看《班主任》《伤痕》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现其在叙事上的简单化，以及另一种政治预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文学批评助力着，以完成自己的经典化。

程光炜指出，当年评论界对于《班主任》和《伤痕》的评价，其实都是由很多具有“主流社会地位”的评论家进行的，而他们理所当然是时代精神的“大叙述”的历史合谋者。“大叙述”的内核诉求，在影响着文学标准的制定。比如很多评论家肯定班主任的“现实意义”，就是通过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样的选择标准。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第2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因此，这种“大叙述”的政治成分迟早要被一些对艺术性比较“较真”的评论家发现，因为其无非是代表了另一种政治正确。

1980年，《文艺报》召开了部分在京作家、评论家座谈会，严家炎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指出了《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等作品的缺点;王蒙认为有些作品历史感不够，不是从人的灵魂深处发掘;公刘指出某些作品单纯追求吓人和离奇，如《女贼》和《飞天》都没有真正扎到“穴位”上。向川：《关于反应社会生活中新问题的探讨——记本刊召开的部分在京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文艺报》1980年第1期。从“伤痕”文学的“走高”与被批评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期刊研讨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批评的走向以及尺度的开合。不同的文学活动家、编辑家和评论家共同商议出的批评方针，是随着时代需要和读者反应不断发展的。这是期刊研讨会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巨大引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可以直接引领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风尚，并且对某些偏颇进行及时的匡正。

80年代初，为作品合法性正名可以说是期刊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有时候作品的合法性会和期刊命运，甚至行业风向具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即使是较大规模的行业性会议，也不可避免地围绕作品题材合法性做文章。由于刊发了一些“暴露”性质的作品，社会上很多人还对文学期刊1977—1978年来的成绩表示质疑，认为文学期刊过于芜杂，要进行“纠偏”和“砍伐”。在这种情况之下，1980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时隔24年再度召开，上一次召开是在1956年。

这次的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到会并且从文学繁荣的角度肯定了文学期刊三年来的办刊主流。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文学期刊办刊虽然存在一些瑕不掩瑜的缺点，但根本谈不上“纠偏”和“砍伐”。吴繁：《提高质量，把文学期刊办得更好——记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文艺报》1980年第6期。他们一致肯定了《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小镇上的将军》《人到中年》等曾经产生争议的作品，以及王蒙、刘宾雁、高晓声、茹志鹃、白桦、刘心武等曾经产生过论争的作家。这对于文坛来说无疑是一道巨大的曙光。因为这些作家后来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文学真实的复归甚至现代派技巧的引进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从文学编辑层面继承了第四次文代会的精神，不仅巩固了思想上破除旧害的成果，还从行业性的角度尊重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这次会议，通过作品合法性论争，在全国层面为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正了名，也为广大文学期刊编辑在促进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利于形成期刊编辑工作的“共同体”，同时也坚定了文学评论工作的走向。

会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期刊的理论和评论工作前所未有地活跃，当然，和创作相比还有些不足。但是对于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以及解放思想，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尊重艺术规律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刊记者：《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记述》，《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在80年代初期的底线和诉求。它们既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希望尊重文学的艺术规律。这是文学评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遵循的方案。“现实主义”在80年代初被作为反对“极左”路线的武器，但到了后来又成为了反对“现代派”的“正规军”。这是80年代文学评论的一大特点。

期刊作品研讨会通过对重要作品的具体讨论，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坛对于作品题材的接受底线，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推动了文学题材、思想的多元化，保护了一些受争议的作品，通过众议的方式确立了80年代评价文学作品的开放性、真实性原则。

二、文坛现状交流会与评论空间的拓展

与任何文学活动一样，文学期刊会议也具有微观、宏观两种，它们有的商议文学的基本单位——文学作品，有的并不满足于对单一的、具体的作品的探讨，而倾向于对一个具体阶段的现状或现象的交流。现状交流会相比于作品研讨会，可以更加系統地把握当下文学风尚，以及这种风尚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从而更好地为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从编辑层面引导潮流，避免误区。它与作品研讨会类似，都是对文学场域中已经存在、即将壮大或者需要扶持引导的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把脉。这就使得他们与文坛动态节奏相一致，具有非常高的时效性和专门性。

比如，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坛思想的逐步解放，充满活力又具有种种困惑的青年形象，自然成了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等刊物就及时关注到了这一现状。1983年3月10日到11日，《文学评论》编辑部邀请了北京、天津的文学理论评论家、高校中文系研究生、报刊编辑等，召开了“青年题材创作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雷达、刘锡诚、潘仁山、伍晓明、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王友琴、刘蓓蓓等。为了突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该刊还在当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刊登了开场白及11篇发言。

可以说，文坛现状作为文坛大多数人关心的话题，值得深入挖掘，是革新评论的重要动力，因此以这次会议为代表的现状交流会是不可缺少的。而《文学评论》的编者也注意到了，以《赤橙黄绿青蓝紫》《高山下的花环》《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人生》《黑骏马》等为代表的小说，预示着青年题材创作水平的高度提升。因此刊物的兴趣在于青年题材所反映的社会思潮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学和艺术层面的观念变化。编者：《开场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刊物编者对于文坛潮流的反馈具有极高的能动性，以及编辑角度的判断标准。

在这个标准之上，刊物对于文学评论的空间拓展也有着多元化的要求。会议上的发言涉及了青年形象的思考活动（伍晓明），青年题材对文学领域的拓展（夏康达），青年形象与土地观念的相互关联（雷达），青年形象从思考向实践的变迁（季红真），青年题材对于青年本身的意义（何志云），青年题材的格调水准及常见失误（盛英、方顺景），等等。可以看出，对于青年题材的现状交流，使得批评家们也都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伍晓明本身是一个美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因此他更看重青年所承载的思索;夏康达作为天津师大的学报编辑，则更关心学问增长点;以注重细节见长的雷达选择了土地视角。更值得一提的是季红真，她早在这次发言就已经从人物设置的结构来分析问题，用“从思考到实践”来统筹青年形象的变迁，别具匠心，已初步体现出她后来写作《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一文的格局。批评家的个性需要具有引导力的平台进行话题营造而得以发挥。可以说，《文学评论》组织的这次对于青年题材的交流，是体现刊物把握文坛动态、组织评论反馈的一个写照。

80年代中期，随着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不断深入，或者说随着“人”的主体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空间内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学评论的主体和自由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由于文学评论在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导向和匡正作用，因此评论不自由就会使创作自由成为一句空话。1985年春季由《文艺报》召开的“评论自由”座谈会就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次会议其实是刚刚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思想继承，“作协四大”明确提出了评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应当并举。晓蓉：《回答新时代对文学的呼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侧记》，《文艺报》1985年第2期。

“评论自由”会议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牧指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创作与评论的自由，就是因为行政干涉文艺的现象还没有根除。而陈丹晨甚至指出，评论自由有的时候比创作自由更为重要。同时，会议的代表们清醒意识到了文化领域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思想。李希凡认为，一遇见批评，作家们立刻就会联想批评背后的背景、山头，搞得草木皆兵，这就是典型的文艺领域里的封建主义。这次会议是有破有立的会议，评论家们不仅批判了僵化模式，还探讨了评论自由的内涵和实现条件。概而言之，就如冯牧所言，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就是在共同方向的前提下，给艺术范围内一切有特色的精神生产最大限度的自由。阎纲在此提出了文艺评论除了评论创作，还可以研究自身发展规律。谢冕则更加强调评论活动要有评论家的情感，不能是冷冰冰的。何孔周：《反对“左”的倾向 实现评论自由——〈文艺报〉召开评论自由座谈会》，《文艺报》1985年第3期。这可以说分别从本体、主体上呼唤着文学评论的独立性，而淡化其依附性，对于文学评论发展的系统化、学科化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如果说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期刊会议主要集中在话语正义和政治正确的争夺上，那么1985年以后的期刊会议，则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专门化”，它们开始渐渐地将文学主体和文学本体的讨论相结合。长篇小说在此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1987年8月31日，由《文学评论》邀请，《十月》《当代》《文艺报》《文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参加的“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信息交流会”就有这个特色。这次会议在长篇小说创作“升温”的背景之下，重点讨论了《夜与昼》《活动变人形》《古船》《隐形伴侣》《金牧场》《浮躁》《苍生》《皖南事变》《天堂众生录》《白海参》等长篇作品。会议注意到了长篇小说题材丰富、冲破禁区的特点，商品经济因素再次受到了关注，也确立了写真实的理论高度，肯定了作家的勇气。最难能可贵的是，该会议注意到了文体交叉、线索增多、人物增广、内涵深入使得小说难以“一时就能阐释清楚”，这毫无疑问是在呼唤文学批评的新模式。这次会议因此提出了长篇小说评论存在印象式的缺点，对于“怎么写”还缺少深入的研究。赵仲：《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信息交流会述要》，《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这就对文学评论的“本体”丰富产生了很好的启示。文学本体的深入变革，必然要求文学评论予以充分的关注。正如有的理论家在会议上所强调的，“没有长篇小说形式的具体突破，就没有长篇小说的发展”，宋遂良：《气度、文化意识和形式创新——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关于文学形式的评论已经到了必须正视且发扬的高度。

几个月后，1988年5月21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组织的“文坛现状恳谈会”，就重点关注了文学形式问题。会议指出，这几年的文学创作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然而其艺术形式却不断地在暗中发展变化，评论应当对其产生重视。与同年3月5日《文艺报》所召开的“近期文学发展趋向交流会”强调文学要正视社会效应，重视并理顺和读者的关系不同，这次会议强调虽然商品经济、通俗文学等现象一直在冲击着文坛，但是文学形式却依旧在遵循着自身规律，发生着种种演变，对于文学本体的关注是无法逃避的。赵仲：《文坛现状恳谈会述要》，《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这在文学主体性复归之后进一步拓展了评论的空间，并且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主流文学思潮相契合，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

上述会议，从作品题材、评论自由、文学文体、文学形式等方面对当时的文学现状做了相当充分的分析。相比于具体的作品分析，它们更加宏观和包容;相比于思潮探讨，它们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可以说，现状交流会是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对于文学现象进行反馈的有效手段。这样的讨论，既可以避免因过于具体而产生的单一和片面，又能够避免过于理论化而与文坛发展的具体状况脱节。

三、理论座谈会与方法探索

80年代的文学期刊会议十分注重理论探讨，为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文学评论，那么80年代文坛首先面临的就是“人性”的问题。因为在“文革”期間，这个题材是被压抑得最严重的。阶级题材压倒人性讨论，可以说是“极左”文学的思路特征之一，而新时期文学确立自己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范，就必然要复归从前被压制得最厉害的人性因素。

据此，1980年1月24日，《文艺报》《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三个理论评论的领军刊物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这次会议背后的单位涉及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相比于纯粹的文联、作协会议，势必有着更强的学理性、民主性以及行业对话性。这次会议扛起了“文学是人学”这曾被压抑多年的命题，确立了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理论上的安全区。

会议指出，即使按照文学反映生活的逻辑，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人的情绪、愿望和感情思想，也都离不开人性的描写。“文革”文学的谬误就在于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与“人性”简单等同，形成了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机械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承认人在阶级性之外的人性。当然，会议也指出了人道主义、人性探索在文学中存在的负面问题，但认为其毕竟是少数，是瑕不掩瑜的。邵石：《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学术讨论会纪要》，《编创之友》1983年第2期。

这次会议较早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书写及评论摇旗呐喊，使得文学评论的资源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开启了文学主体性复归的先河，也开始将人的权利、欲望、情感通通归在了“人性”这一模糊的大旗之下，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在特定时期，人性在文学中的复归，使得文学评论也有更广阔的空间去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从而将视角延伸至人的性格、心理，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等层面。

无论是恢复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还是关注文学的本体形式，都不能空空停留在愿景之中，文学评论必须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方法。这就需要文坛各方力量集思广益，把握时代脉搏，了解文坛动向，对评论策略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时，需要更大规模、更多地域、更多机构和更多年龄段的文学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参禅悟道”。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杭州会议”。《上海文学》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等。《西湖》杂志社的人员则有董校昌、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有李庆西和黄育海。此外来自北京、上海、湖南、河南、福建的批评家和作家还有：李陀、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徐俊西、陈村、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王晓明、韩少功、鲁枢元、南帆等。根据周介人的记录和整理，本次会议的重点发言大多在强调文学对于“人”“自我”的价值，强调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突破“理性主义”。

李子云在总结发言中批判了当时促成文学工具性形成的“理性主义”。她指出，理性主义认为因果关系在客观世界中往往表现得很纯粹，从而忽略了各种随机性、偶然性对于现象的复杂影响。理性主义者往往跳过许多起到重要作用的中介去判断事物，导致了现在的作品中只有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以及机械的决定论，缺少网状的、多元的联系，“缺乏生活本身那种毛茸茸的原生美与诱惑人的神秘感”。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阵地《上海文学》的编辑，李子云在这里开始强调文学的“原生美”与“神秘感”，为“寻根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引导。因为这与作家们发表在期刊上的所谓“寻根文学”三大宣言尖锐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三篇宣言所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民族、地域文化，尖锐度已经明显降低，少了对于文坛现状和理性主义的批评，显得较为温和。李子云的发言从编辑层面明确了刊物喜好，批判了文坛弊病，使得文学评论更加关注内在化的“原生”与“神秘”，从而也使得人物形象的性格主体与自然属性在文学评论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文学期刊会议还可以使文坛一起去面对当下文学界的主要矛盾，以及共同探索文学思想解放可行的程度。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这种商讨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杭州会议”不仅没有邀请记者，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也没有像先前所提的会议，邀请中宣部或者国家机关人员参加，因此它的讨论相对来说是更自由的。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和突破，在当代文学评论史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破理性主义，使得文学评论更加关注文学创作中的“模糊地带”，这种“模糊地带”其实就是生活中无限艰深细密的真实，并且這种真实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表面和客观的，更包括内在的和心灵的。这促使文学评论开始关注内与外两个层面，力图更加全面地把握文学和生活、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1985年3月，由《文学评论》《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当代文艺探索》和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对于当时流行的“方法热”进行了观点交锋。李庆西称其为整合了作协（文联）、社科院系统和高校系统三方力量的会议。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会议不再像80年代初期大家的观点那样整齐划一了，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商讨还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性。厦门会议上，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反对者达成的科学方法不能够生搬硬套到文学理论中的共识。同时，还有不少人对于何者可以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会议对于“新三论”“老三论”的争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考和总结，从而没有使得文学批评再度走向公式化。与会者认同“新三论”和“老三论”属于一般的思维方法，但是指出要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同时，他们也强调方法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无迹可求。《更新文学评论方法 促进文学观念变革——厦门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简讯》，《上海文学》1985年第6期。

不过，从《上海文学》的报道可以看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是未来文学批评的热点，这些方法分别适应了文学本体论、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这次会议还指出应该重视文学观念的变革，坚持评论方法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同时，根据这次会议的报道可以看出，虽然大家对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局限性的大小有一定分歧，但基本上都认同这样的文学评论面对“向内转”的创作风潮，已经无能为力。贺立华：《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85年第4期。可见，以厦门会议为典型的理论会议，具有强烈的争鸣意识，同时又能有破有立、求同存异，促进了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稳中求进。

除了对于文学创作的整体把控和导向之外，对于单一文体发展的走向探讨，文学期刊所举行的理论研讨会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比如1980年举行的“南宁诗会”丰富了评论界对于“朦胧诗”的认识，为“朦胧诗”获得合法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始，《诗刊》等刊物作为主流媒介却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立场。但是，在“作协四大”之后，这些刊物还是努力地摆脱政治的束缚，进行了尽可能的补救。

例如，1986年8月25日至9月7日，《诗刊》与《飞天》《当代文艺思潮》两家刊物联合举办了“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虽然还有人试图用“多样化不是多元化”的理论来重正自己的正统地位，但事实证明，与会者再也不能如此轻易地“买账”了。很多发言的评论家，对于当时新诗评论的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第一，庸俗社会学和“极左”思潮严重影响了诗歌评论的科学性;第二，新诗批评已经严重不符合创作实际;第三，新诗评论缺乏独立见解，模式化十分严重。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次强调批评要回到诗歌本体上来。

仅仅一年零八个月以后，也就是1988年5月3日到10日之间，《诗刊》与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运河笔会），被认为是更加前卫的“第三代”诗人与批评家直接参与了会议，为实验诗歌的正式出场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靳大成：《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第121-12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吊诡的是，在方法论探索已经大行其道的1986年，诗歌界竟然还在围绕着本体论和社会政治批评的阵地争夺做文章，可见不仅创作实际和理论实际存在时差，就连评论方法的提出和具体应用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次会议也初步体现了，即使在80年代中期，文学评论依旧要与政治进行周旋。评论方法不断回首拾遗的姿态，正体现了文学期刊也具有的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立场。

在运河笔会上，对“第三代诗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初步划分出“后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两个群体，为了解决后现代主义的零散化问题，与会者呼吁对第三代诗歌进行系统的赏析。虽然章亚昕认为，艺术流派的林立纷杂，有利于打破创作上的权威，但也难以出现集大成的诗歌评论家，诗歌界未来将出现一个大趋势，那就是评论要跟着创作走，章亚昕：《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述评》，《文史哲》1988年第4期。但是这种拉力战毕竟使得诗歌进一步脱离一元话语的束缚，开启了诗歌在地化、民间化和民族化的新纪元。

总之，期刊理论座谈会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理论资源建设，使得文学评论不断朝主体论和本体论发展，催生了文学评论的多元化。同时，由于文学期刊会议的专业性、时效性和现场感，又使得文学理论的探讨与文学评论的实际发展阶段相结合。这也是当代文学评论在借鉴西方文学思潮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文学期刊理论座谈会对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四、结语

通过文学期刊会议，文学期刊的负责人或编辑可以对文坛政策进行消化，将自身的办刊理念、刊物传统与当下文学形势相结合，及时地传递给评论家和作者，使得这三者形成一种交互性极强的文学场域。在中国特殊的由国家管控的文学体制之中，文学期刊会议使得文学的行业性得以良好的彰显。

在对当下文学期刊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评判时，有学者曾敏锐指出：“研究主体面对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内部与外围的多元互动，往往会重点关注文学的中心、主流与内部，抓主要矛盾，追逐焦点话题。”

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文学期刊会议，可以较好地避免仅仅抓住事件的简单线索，而能充分考虑到文学潮流产生的环境。

如果说期刊会议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方能体现，那么其对文学评论的影响却具有更短的周期，从而快速在文坛中体现出来。通过前文的列举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会议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以左右文学潮流的论争，保护作品题材的合法性。当论争激烈到一定程度，评论家们被保守势力借用政治话语打压时，作品研讨会可以团结期刊的行业力量，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确证。其次，文学评论的探索不能仅仅局限在旧阵地的争夺，还需要开辟新的场域，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创作题材、评论自由和文体新变的文学现状交流会议及时地为文学评论的探索准备了充足的空间。最后，文学评论在捍卫原有阵地和主要精神之外，还需要不断探索新方法，进而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因此，以“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会议”“杭州会议”“厦门会议”等为代表的理论座谈会，开始逐步转向文学主体、文学本体和方法热的探寻之中，丰富了文学评论的方法论。在时间的不断涤荡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评论在这种推动下，悄然完成了从工具论的依附性，到主体论的合法性，再到本体论的专门性三者之间的过渡，也渐渐开始了学科化和历史化的进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18ZDA2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林，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特别资助类博士后。

（责任编辑 周 荣）

作者：尹林

文学期刊当代文学论文 篇3：

危局与新机

[摘 要]文学期刊是纯文学生产与传播最具体制化特征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它所形构的文学空间是其他任何媒体所无法取代的。但文学期刊从外部环境、内部格局还有产业状态，都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在文学生产的能力和文学传播效力上也受到了多种挑战。文章在分析评述了文学期刊力图摆脱困境的经验和教训后指出，提升传播力、细分读者和培育品牌，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文学期刊；传播力；话语权

文学期刊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最具体制化特征，同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近年来随着传媒生态的演变，它从外部环境、内部格局还有产业状态，都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在文学生产的能力和文学传播效力上也受到了多种挑战。但它所形构的文学空间至今仍是其他任何媒体所无法取代的。所以，文学期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在被认为是文学自身状况的某种反映的同时，也应被提到关系文学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报纸等可以说是威风八面，而同属大众媒体族类的文学期刊竟至生死邊缘。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约有纯文学期刊800家，其中发行量过5万份的不到10家，而5万则是一个文学期刊能够自负盈亏的底线。财政拨款一直是文学期刊的生命线，以《山东文学》为例，现在山东省每年给《山东文学》拨款36万元，但维持《山东文学》运转一年至少需要80万元。《山东文学》一本售价是6元，除去纸张、印刷费用和稿费，刊物本身基本不赚钱，44万元的资金缺口只有靠广告。该刊副主编许晨说：“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大幅萎缩是个不争的事实，发行量小想拉广告太难了。从我们社长到副主编及普通编辑都有创收任务。”山东十多家文学期刊有着与《山东文学》类似的命运，各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境况更不容乐观。全国许多文学期刊与它们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至于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文学期刊自身面对多元化媒介格局的调适能力和生产传播能力的衰退也是重要方面。

首先从外部环境上说，文学期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担着意识形态使命，20世纪80年代初，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其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曾引发了一些变化，比如一些故事类、传奇类期刊开始尝试市场化运作，这类期刊最初在体制上就很灵活，走向市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文学期刊整体在原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未动摇。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意识形态功能逐渐改变为借助市场的作用来体现和完成，文学从社会的中心退至边缘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但是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决定文学期刊生存的体制性境遇并没发生根本变化，90％以上的文学期刊仍是全国各级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一方面，像对国有企业一样对文学刊物进行行政化管理，主编由上级任命，文学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完全不顾市场的需求。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前的种种状况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学期刊。另一方面，刊发纯文学作品，给作协培养出来的写作人才提供发表的园地，是这些国家拨款的纯文学刊物的办刊宗旨。至于刊物有无受众，则不予考虑。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刊物的运作主要是履行承担的义务。《当代》的办刊实践就是一个例子。《当代》虽不隶属于作协，但作为国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发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文艺政策在刊物运作中的样板，而它也自觉地配合意识形态在各个时期的宣传要求，“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一直作为主导的办刊理念，从刊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到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或是表达对改革的支持，或是配合反腐倡廉，《当代》可以说是恪尽其责，但这也限制了刊物选择作品的主动性和对多元艺术探索的兼容性。从本质上讲，我国目前并无体制外媒体，只是体制性制约在文学期刊的运作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而已。

从大众媒体内部格局上看，期刊是大众媒体中的小众媒体，或是准主流媒体。我国期刊现有9029种，但由于普遍发行量不大，总体上靠种数的增长来拉动印数的增长，发行超过百万册以上的只有20余种；而报纸发行量一直快速增长，销量达8200万份，平均每千人拥有时报的数量已达63份；电视市场规模庞大，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54％，中国电视观众的人均时间基本稳定在3个半小时；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上网用户到2005年总人数为1．34亿人，世界排行第二。在期刊内部，商业财经类定位于企业管理层和城市白领，其核心读者是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流人群，他们的价值取向影响和主导着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时尚娱乐类定位于青年读者，他们是社会上最敏感最具活力的人群。这几类期刊瓜分了期刊市场的大部分领地。文学期刊的读者从阅读趣味上说，应该算是阅读文学的人群中的高端读者，但这些读者从期刊的发行量来看，正在减少，而且他们当中有多少属于主流阶层，是很值得怀疑的，读者的边缘性也决定了文学期刊的弱势。

二

从文学期刊的产业状态来看，检验一个国家期刊实力的主要标志，是看它有没有高水准的期刊出版物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由高发行量与高广告经营额结成的期刊市场。中国的文学期刊属于布迪厄所说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是“为生产者的生产者市场”。尽管《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佛山文艺》《故事会》等发行超过了25万册，但即使像在经营上相当成功的《小小说选刊》，10年总共缴税500万元，这个数字与产业概念是不相称的，所以文学期刊形成产业力量的可能性很小。一是因为其受众群体不会超常扩大，而报纸电视可能会因为一个品版栏目而获得巨量受众，同时期刊不具备服务性信息的必读性，发行方式的制约也降低了易得性；二是文学期刊由于媒介性质和读者定位的模糊，广告商一般不愿光顾，所以现在文学期刊为企业作宣传的内容多是对赞助者的回报。除了极少数以财政拨款倒贴的以外，期刊的赢利模式一般为两种：一是靠发行收入，定价高于成本，发行收入随发行量的提高而增加；二是依靠广告收入，这是当前国内期刊最为热衷的赢利模式。虽然这两种传统的赢利模式仍是国内期刊业的赢利支柱，但是其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发行收入受到发行量的限制，全国9000多份期刊使期刊市场渐趋饱和，大多数期刊的发行量徘徊不前；而期刊市场的广告额虽然每年是两位数增长，但大部分市场份额却被少数大刊所拥有。

现在已有期刊开始探索源自“第三次售卖理论”的新的生存模式。第一次售卖是指“卖内容”，杂志以精彩的内容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使杂志有可能获得发行收人，所以第一次售卖是杂志发行收入的基础。第二次售卖是“卖读者群”，定位清

晰、内容精彩的杂志拥有一定数量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杂志吸引广告收人的资本，所以第二次售卖是杂志广告收人的基础。第三次售卖则是出售期刊的品牌资源，利用品牌资源发展衍生产品。文学期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树立高远的产业指标，但要走向市场，这些理念应该借鉴吸纳。

从文学生产的角度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组织文学生产的能力和文学传播效力上也受到了多种挑战。一是出版业的版税制度使文学出版整合文学资源的功能得到强化，同时出版业市场取向改革比文学期刊先行一步。现代出版社推出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纸生态·非主流文学典藏》的作者中，桑邑、王坚平、裴志海、徐庄等人的作品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出现过。文学刊物制造的“70年代后”、“新生代”、“美女作家”，他们都有意地绕了过去，但他们的图书照样畅销。桑邑的《一直向东走》多次登上“华北书城”的热销书榜，裴志海的《吹个泡泡糖逗你玩》曾登上了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书店”的畅销书榜。通常文学作品先在文学期刊发表后再由出版社出版进行二次传播。文学期刊发行量的锐减决定了它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流通，而且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早已经使期刊丧失时效上的优势。莫言的《四十一炮》就直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如先待在雜志发表，盗版者则有可能利用时间差。二是媒体多元化为文学传播提供了更多的途径。网络文学就是一个例子，通过网络成名的作家已经很多，如刺小刀(胡坚)、慕容雪村、宁财神、石康等。但更多的是绕过了文学刊物，直接在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作者，如王小波、韩寒等。甚至通过晚报的连载也同样可以获得读者的承认，南京的冯华的小说就是通过《扬子晚报》的连载而一夜成名的。这些事实消解着文学刊物的权威和信誉。王小波的小说出版后，媒体把他称之为“文坛外高手”。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他最初不是没有尝试向文学刊物投稿，但大多数遭到了退稿的命运。在王小波时代，网络并不发达，但王小波还是顽强地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现在网络更加普及，为文坛的写作者和作品提供了一层身手的空间。三是由于文学期刊的策划和命名很少具有社会效应，而大众媒体的炒作既有影响力号召力，也可能引发新的阅读时尚，反而影响了文学刊物的编辑取向。文学刊物自身缺乏市场的敏感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就把大众媒体的议题误作了市场的信号，比如“美女作家”成为吸引眼球的娱乐新闻后，一些刊物上这类作品就多了起来，而被认定的小资读者群到底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

三

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除《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花城》等以不变应万变或稍作变化外，文学期刊纷纷探索重生之路。总结起来有以下方式：其一是拓展成文化刊物，比较成功的如《天涯》杂志，它定位于那些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读者，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性，如“民间语文”等栏目。其二是出刊周期缩短，重组形式。《北京文学》《美文》《中华文学选刊》《星星》等纷纷推出自己的下半月刊。有的把下半月刊做成选刊，如《j匕京文学》；有的专门做成学生刊物，如《中华文学选刊》《美文》；有的做成网络选本，如《星星》；有的则干脆时尚化，如《山花》。其三就是以《花溪》为代表的“以读者口味为第一信条”的时尚文学杂志。《花溪》从2001年10月改版以来，发行量已经由原来的几千本剧增到现在的20万本，《花溪》不是纯粹的时尚杂志，也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杂志，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它紧贴市场，是文学杂志彻底市场化的产物和样板。还有就是通过细分市场来赢得读者。《佛山文艺》原来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市级文艺刊物，后来把读者锁定在打工者身上，发行量猛增到四五十万册，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萌芽》。读者定位为中学生的《萌芽》近几年的发行量竟然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最红火时的销量，它的成功缘于准确的定位与积极的市场运作两方面。事实上，针对中学生的文学期刊并不在少数，但《萌芽》的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直吸引了大批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及家长们的关注。几年来，《萌芽》已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从培养作者、发现作家、发表作品到经营作品、推广作者、互动交流的一整套运作体系。这些刊物成功地走向市场使文学期刊的层次和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文学期刊改革遭遇滑铁卢者也为数不少。《芙蓉》在1999年改刊，力推先锋另类为主，但这种定位是以文学为基点而非以读者市场为基点，现又回到小说诗歌散文等传统的文学期刊的轨道上来；《天津文学》改为《青春阅读》后，风格很不固定，一会抓中学生，一会抓白领，现也重新回到《天津文学》老路上来。《山西文学》曾制定面向郊区和农村的改革，实施遇到重重困难，后由作家韩石山接管，走上以思想文化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道路，虽不以纯文学为主，但杂志已从面向大众又回到精英立场上来。

综观文学期刊这几年的改革，基本上是走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子。一方面是对文学疏离读者的反拨，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探索与试验姿态，在叙述语言的层面上，破坏旧有的秩序，颠覆人们业已习惯和熟识的阅读经验。不管它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多大意义，但在客观上造成了读者与文学关系的疏离，形成了一代读者对文学的“刻板印象”。90年代以后的文学书写虽然在修补与读者的关系，但不会短时奏效。另一方面，是基于大众文化转向的语境压力。文学期刊主动走向市场即使没有体制上的障碍，对它自身的能力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从目前看文学期刊的生存问题已非走出体制所能解决，改革只是第一步。

四

相对于构成文学期刊市场基础的社会人群总数，现有的文学期刊数量已经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期刊并没有特色，更没有可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市场发行量。有人估计，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只有目前文学期刊总数的10％，即使乐观地把期待中的新的市场空间加上，也不会超过现有总量的30％。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主要是自身引起。时至今日，文学期刊必须改革已无争议，最主要的是如何改。

首先，文学期刊作为文化消费品不能回避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它既然打上定价流通社会，便有了商品的属性。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要体现它的市场价值，就要极大地提高它的发行量和社会覆盖面。就国内的文学期刊来说，发行是刊物的经济命脉，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发行量的大小便决定了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一件文学作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文学期刊的传播力。文学作品的市场反应大致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

其次，细分读者市场的重要性已成为文学刊物定位时须认真考虑的因素。现在大多数文学期刊在栏目名称上已进行灵活的改变，但内容上仍不脱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几个门类，基本上

是雷同的模式，这就造成了期刊之间的同位竞争。同位竞争是产品同质化竞争。期刊被认为是错位竞争的典型媒体。几乎所有办刊人都被告诫过，办刊应该有独特定位，应该办成“这一个”。寻求刊物定位的独特性甚至独占性被视为办好一份刊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且，市场细分首先强调的就是差异与个性。由此业界有人指出，未来的“杂志”可能更应该是“专志”或特殊定制的“小众”刊物，所谓“满足每一类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以其定位上的与众不同来形成自身的競争力。但是，从文学期刊出版及其市场竞争的现状看，虽也出现了某些新的刊物类型，但定位细分、错位竞争的情形并不明显。相反，同质化的产品竞争即同位竞争更普遍、更为激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许多办刊人并未刻意追求刊物定位的独特性，取向大致相同。

最后，除了《收获》等少数老牌刊物积累了较厚实的文化资本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也就是核心竞争力以外，绝大多数文学期刊缺少核心竞争力，生存基础非常脆弱。还应该指出，刊物定位事实上并不具有独占性，或者说，并不具备持久的、不易被复制的特性。而一个刊物所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却具有不易被模仿、替代与超越的特点。因此，错位竞争也好，同位竞争也好，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相应的核心竞争能力以及如何保持与不断增强这种能力。比如说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文学期刊总是越大越好，大也是强的一种存在形式。2003年底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成立，旗下成员拥有11家单位：以作家出版社为龙头，包括文艺报和作家文摘报2家报纸，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环球企业家等7家期刊，1个网站：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协期望通过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组建，来促成一个大的文学性专业性出版集团构成“中字号”大品牌，同时通过这个集团的对外扩张和发展，带动各个文学报刊的改革，整体做大做强。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甚至有时从商业的角度看，小也是好的，也是强的一种表现方式；市场不会给每一种期刊以做大的机会，总是有大有小，但大绝不等于好，小也绝不同于差。在市场激烈竞争和需求总量总体平衡或是买方市场的时候，一个期刊的印数突破性增长，总是意味着另一部分期刊印数的下降，不会大家一起做大做强。按照期刊个性化的原理细分读者，做小做好做强同样也有生存空间。像纯文学的《巴黎评论》发行两万多份但其影响却仍然很大。

文学期刊在这种理念下可能会导致类型化和分层化，它的效应会被局限在某个更小的领域，这使它丧失作为机关刊物所可能具有的话语权力，但它在市场上显示的力量却意味着一种新发展。

[责任编辑：戴庆瑄]

作者：曹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