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对文学体制、文学思潮作了相关梳理与界定；对新时期文学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与基本特征作了简要勾勒；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新时期呈现出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到媒介意识形态主导的转换。关键词：文学体制；文學思潮；体制化新时期文学思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中，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1：

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简介] 黎跃进（1957— ），男，湖南资兴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摘要]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时间上，它长达一百多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空间上，它跨越洲际，不同区域的民族主义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内容上，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现实表现形态也丰富多样。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

[关键词]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开放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一百五十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它是现代世界文学中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双峰并峙的文学思潮。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略陈管见。

对文学思潮考察“应当建立起‘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双重视野。所谓社会学的视野就是把文学思潮同社会的变动、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背景、社会集团的精神冲动和价值取向等等联系起来予以考察，简言之，就是社会既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发生学背景，又被视为文学思潮的宏观语境，通过社会去发现和阐释文学思潮产生和形成的缘由及其社会内涵。这是大多数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史著述都沿用的传统方法。所谓文学的视野就是从文学的‘内部’（如美学原则、写作常规、话语构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学思潮生成、递嬗的文学缘由，即着眼于文学和文学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动势，去分析文学思潮如何建立或改变关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识，并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去作用于社会。”^{[1]（p38）用这“双重视野”来审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横跨两大洲，纵贯一个半世纪；它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 “东方民族主义”的全部复杂性，又有“文学思潮”自身特有的复杂因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东方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相随，两者紧密相连，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作家共同的精神冲动源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与启蒙主义文学合流的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发展成熟阶段和20世纪后半期的演变阶段。这几个阶段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自我意识启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个明显的阶段相应。这样，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黎跃进：略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第二，东方现代的民族主义作家批评家生存于东方复杂矛盾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创作或理论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一主题的统摄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点。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构、有的着眼于民族的宗教复兴、有的着眼于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满信心向往未来、有的悲观消极满怀伤感、有的立足现实探索道路；在题材选择上有的沉迷民族历史或传统题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踪世界风云。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不同的兴奋点，使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第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现实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和流派，更有大批优秀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这里我们仅就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稍作议论。东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民族主义文论更是没人做过清理。事实上东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民族主义文论。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学问题，一些诗人、作家、批评家在谈论文学的本质、功能、目的，或对具体作品评论时，也经常论及文学对现实、对社会、对民族的建设和发展的能动作用。他们倡导文学的民族性，从理论的层面推动民族新文学的确立和发展。我们列举一些东方民族主义重要的文论著述：印度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被称为“乌尔都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的《诗与诗学》，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诗歌导论》等论著，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论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报》刊发的评论，塔哈·侯赛因的论著《论蒙昧时代的诗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谈诗论文》、《文学与批评》，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的论著《笔的启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艺术》；黑非洲一批留学或旅居西方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尔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诗歌》、《非洲性的基础；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弗兰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希努亚·阿契贝《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等；还有20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评论家所为，他们的论述是东方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论表述。}

第四，亚非地域辽阔，包括众多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东方各民族虽然在现代有着历史类型的相似和大体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命运，但在前现代时期，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差异甚大，各有各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管理模式、宗教信仰、语言系统、文学表达样式……从社会进程看，有的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有的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在文学方面，有的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成就辉煌，有的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

东方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到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了几个文化圈，各以一种古老文明为核心，向四邻周边辐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汉字和佛教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为标志的南亚文化圈，以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为标志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圈内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个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现代东方还有几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学。一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边缘地带，因而是多种文化彼此交错渗透的地区；二是黑非洲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统一的文化联系，各种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学，日本本来是深受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典型东亚文化，但它是东方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很快发展为侵略扩张，其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另类；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学，历史上的犹太人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备受欺凌与屈辱，是一个没有民族实体的民族，19世纪末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才结束民族整体的流散漂泊。

第五，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可以识别和描述的结构，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社会和文学的变动，各种思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观念，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现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中。这既表现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纵向演变的阶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现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整体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态，还有具有某些异质因素的变异了的具体表现形态。比如说作家，现代东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要创作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如：菲律宾的黎萨尔，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乌斯曼·桑贝内、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埃及的巴鲁迪、塔哈·侯赛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般吉姆·查特吉、迈提里谢崙·古伯德、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迪尔托·阿迪·苏里约、穆罕默德·耶明、鲁斯丹·埃芬迪、阿卜杜尔·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部分特质，同时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尔、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赫达亚特、纪伯伦等）。他们有些作品是民族主义创作，有些作品则不是民族主义创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种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们一般认为“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具有时代性和易变性，它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一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可以迅速形成和传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一种思潮不可能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变动易逝的；并会由于条件或社会的变化而为另一种社会思潮所取代，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义。尤其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走马灯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应接不暇。这样的文学史实强化了研究者对“文学思潮”变化迅捷的印象。

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历经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纪还在以新的形态继续发展，这有悖于人们对文学思潮的一般印象。现代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打开国门，西方文学历经几百年的各种思潮几乎一起涌入东方文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在东方文坛匆匆上演一遍。现代东方文学在借鉴中来不及好好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学思潮显示出东方现代文学浮泛躁动的一面。但东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在这种浮泛躁动中解决，东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建设必须是多少代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大事业。因而立足于东方本土社会需求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一直绵延纵贯。

一个半世纪，甚至几个世纪，以有限的人生来衡量，是很长的时段。但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人类历史在向东、西社会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势态发展。当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东方民族的自身富强和人类一体意识的自觉。

国内有学者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3]（p5）虽然论者不是专论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但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几点：（1）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宗旨；（2）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复杂的，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开放的民族主义”；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也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3）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文学，从世纪初的“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到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思潮”。要补充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时间要往前推，应该是19世纪中期开始。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国粹保存运动，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在这样的普遍的精神冲动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鸦片战争中的诗歌潮流，有论者论述：“不断加深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逐渐唤醒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种避害自卫、报仇雪耻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强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上逐渐展开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灾难和民族自信的起点，人们还无法预料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结果，只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品味到民族的耻辱，从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中认识到东方帝国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签约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变所带来的沧桑之感，以及悲天悯人、救国救民、殄敌雪耻的情怀，构成了战争诗潮的情感基础。写史意识支配着一代诗人的心胸，他们以手中的诗笔，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民族情绪的初潮与喧闹。”[4]（p112-113）笔者曾将印度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诗歌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印近代诗人在民族压迫与反抗、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背景下，自觉承当民族解放‘号角’的使命，‘诗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员’的身份压倒，使诗歌工具化，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愤，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5]（p20）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具有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思潮不是没有先例。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与文艺复兴运动相依相随，一般认为始于14世纪，终于17世纪初，长达300多年。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挣脱封建等级制的枷锁，树立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事情。与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几乎并行发展的西方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崛起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6]（p7），随后经历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纪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一直到至今还在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诸流派（正像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双峰并峙，这是为东、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进程所规定。}

总之，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的综合体系，对它的把握必须以宏阔的视野做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要作弹性的理解，容许边缘地带的模糊性，不要过于刚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静态的、封闭的、定型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文学思潮史：对象与方法[J] .新东方，2002，（4）：37-42.

[2]尼·弗·格列鲍夫等.现代乌尔都语文学[A].王家瑛译，东方文学专辑（二）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朱德发.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J] .烟台大学学报，1999（1）：4-11.

[4]关爱和.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1卷）悲壮的沉落 [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5]黎跃进.确立民族自我——中、印近代民族主义诗歌的共同宗旨[J] .南亚研究，2005，（增刊）：15-20.

[6]廖星桥.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作者：黎跃进

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2：

文学体制与新时期文学思潮

摘要：对文学体制、文学思潮作了相关梳理与界定；对新时期文学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与基本特征作了简要勾勒；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新时期呈现出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到媒介意识形态主导的转换。

关键词：文学体制；文學思潮；体制化

新时期文学思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中，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研究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研究大致有这么几种研究路径：第一，相对传统的切入视角，它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种形式，(1)从“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角度概括、审视文学思潮的整体特质，政治背景、世界观、阶级立场等成为研究者尤为关注的核心部分。(2)以西方近代、现代文学思潮为参照系，从创作原则出发将文学思潮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类型。在此视角关照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哲学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思潮探究的关键话题。第二，文化和美学视角，它侧重的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诸多文学思潮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精神。第三，从现代性视角探究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等与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的内在关联性，以此来审视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态势与价值取向。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置在文学思潮本身，注重区分思潮与流派的同异，强化对文学思潮的概念、类型等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理解和把握上，还可以尝试新的切入视角与研究范式，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概言之，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来审视新时期文学思潮，能够更加切合其产生、发展、繁荣及衰落的实际，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总结其总体特征与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已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多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但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值得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第二，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关系。

一

毋庸置疑，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在各种理论与研究范式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依然是众说纷纭，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尝试性的界定与相关解释。

如何理解“文学体制”?在给出我们的界定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在这个问题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的梳理。德国的彼得·比格尔(Peter Bttreger)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关注的是文学的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文学论争是相当重要的，它们被视为确立文学体制的规范的斗争。”文学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某种文学合法性的奠定，是政治领导权、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等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拓展与延伸。在该文中，彼得·比格尔进而以古典主义戏剧《熙德》为例对此问题作了扼要分析，社会规范与文学体制起到了审美规则的功能；启蒙运动的文学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此外，他还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来审视艺术的自主性：“艺术的自主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解放过程，最终消失在一个与其他领域共存的价值领域的体制化之中，艺术的自主化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不但体现为新的潜能的获得，而且体现为另一些潜能的丧失。”

客观而言，彼得-比格尔的基本理论主张对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体制这一问题上，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作了十分恰切公允的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对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在‘新时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注意。这个情况，和中国大陆社会学研究的恢复，重新开展，有直接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文学体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比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等等。在该书中，洪子诚提出了对文学体制基本内容的理解：第一，文学机构，即文学社团和组织；第二，文学杂志、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第三，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角色认同等，这种身份既是社会赋予的，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角色地位，自我认同的结果。

我们认为，文学体制是一种制度环境的产物，尤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学体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系统性等特点，它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密不可分。其中，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文学体制的形成、演变及运作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体制。概言之，文学体制涵盖了文学的管理环节、文学的生产环节、文学的传播环节以及文学的接受环节等主要方面。具体而言，文学的管理环节包括各种层次的文学领导机构和文学社团组织，文学的生产环节主要包括写作者、各种文学出版机构，文学的传播环节主要为文学传媒及各主要文学流通渠道，文学的接受环节主要包括读者群体、批评群体等。此外，从外部看，文学体制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从内部看，文学体制各环节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整个社会对文学功能要求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经济体制等社会领域发生的某些重要变革，文学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其相适应的变革，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我们再来看文学思潮这个概念。在给出我们自己的界定之前，首先来看已有的文学思潮论著对其所作的界定。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出了以下几种梳理：第一，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第二，把文学思潮等同于文艺观点和文艺主张。第三，将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的运动史看作政治斗争、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史。在此基础上，该书

将文学思潮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批作家在社会思潮的激发下，自觉提倡一种文艺观点或文艺思想，自觉地遵循某种创作方法，并形成一种运动，产生普遍影响，这在文学史上称为文学思潮。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思潮不仅包括特定历史时期里一些作家所采用的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方法，更主要的，还包括产生这些创作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社会条件。”据此，作者还给出了确定文学思潮产生的三个条件：有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文艺思想、创作理论作指导；有一批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文艺思想和理论。吴秀明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了如下归纳：一是侧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二是侧重从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的角度来评价文学思潮；三是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思想潮流；四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五是强调文学思潮的思想潮流(理论潮流)和创作潮流的特质。该书认为，文学思潮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1)文学思潮具有群体倾向；(2)文学思潮包含着理论(思想)潮流和创作潮流；(3)文学思潮受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此外，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也对文学思潮作了一些新的把握与理解。该书认为，文学思潮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涉及的不只是创作活动，还表现于理论、批评、鉴赏(接受)的活动过程，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系统活动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倾向。

究竟如何界定文学思潮?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学思潮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与特定文学体制内，在社会思潮、哲学或艺术观念以及现代传媒等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具有群体性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创作潮流。在这个界定中，我们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思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创作思潮与理论思潮。创作思潮构成了文学思潮的核心，时代精神、社会心理、哲学理论、艺术观念、创作手法以及对文学价值与功能的整体性认识等等都可以从创作思潮中见出。因此，在对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把握过程中，需要以创作思潮为“枢纽”来展开论述。理论思潮则是指对某一创作思潮所展开的具有群体性与广泛影响性的论争与探讨。换言之，这种理论思潮不是纯粹理论形态意义的思潮，而是与创作思潮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强烈的当下性，这种论争可以是创作思潮所体现出来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手法，比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论争；可以是写作的立场，比如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论争；也可以是文学价值取向，比如人文精神大讨论。第二，强调文学体制以及现代传媒对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不难看出，以往对文学思潮的研究更多注重的是文学思潮产生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哲学理论与艺术观念等的影响，而忽视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文学体制以及现代传媒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在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研究过程中，应加强文学体制与现代传媒在文学思潮的形成、演变等方面影响的理论探讨，以便更加客观、更加准确地理解与把握新时期文学思潮演变的特点、规律以及整体走向等。

二

依据我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基本原则与精神，可以把新时期文学思潮概括为7个创作思潮与4个理论思潮。它们分别是：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新写实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大众文学思潮、女性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人文精神”、个人化写作等相关理论论争。

现实主义是新时期文学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它经历了现实主义的恢复与发展、变异与深化、再度“回归”等阶段，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论争也经历了恢复、开放与重构三个阶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往往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首先推动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但有时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也给现实主义创作以诸多的参考与启示，二者处于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并因此造就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与进步。

1985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昭示着文学思潮的一次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之后，文学思潮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共时性存在形态。从理论思潮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经纬交织”，促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流派的重新认识。从创作思潮看，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其标志就是刘索拉等“现代派”作品的问世。此后，以马原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的集体登台，更意味着现实主義与现代主义“双峰并秀”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前期出现的新写实文学思潮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基于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从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开始重新书写我们的生活，赋予现实与历史新的内涵，日常生活开始彰显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历史成为一种想象与虚构，成为一种主观化、个人化的表述等等，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种新现实观与新历史观，体现了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与主导趋势。随着社会全面转型步伐的加快，尤其是1992年之后，社会商业化、世俗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文学由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宏大叙事与审美叙事逐渐让位于小叙事与日常叙事，这就是以王朔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思潮的涌动，文学由原来的注重认识、教育、熏陶等功能向注重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这种消费文化转型。大众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及文学精神的新变，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在世界妇女大会、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与创作、大众传媒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写作话语的性别差异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热点问题，由此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女性文学思潮，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等等成为理论界对此种写作方式的一种概括。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个人化、民间化成为作家自觉的写作立场，即使是知识分子写作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情怀，只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操守与自我指涉性的价值定位。围绕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表现出的这种整体创作特点，理论界对个人化写作、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三种价值立场及其关系，展开了对话与争鸣。此外，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媒介在生活各个层面的延伸，新技术促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由此引发了“网上网下”、“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这一切都显示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多元格局的真正到来，为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看来，新时期文学思潮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以下突出特征。第一，强烈的革新变革态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文学思潮潮起潮落，更替频繁，比如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大

众文学、女性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等都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第二，从历时形态到共时形态的嬗变。文学思潮的历时形态意指文学思潮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线性、前后相继的特征，而共时形态则意味着多种文学思潮的当下共存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多种文学思潮并存与交融、对话，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共生、多声部合唱的文学景观，也才能真正带来文学的繁荣与健康发展。第三，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新时期呈现出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到媒介意识形态主导的转换。在现代社会，文学思潮不是一种纯粹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组织性的自觉行为。因此，导致这种转型的重要因素固然很多，文学体制无疑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根据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现代国家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通过其严密的组织化力量建立能够体现自身意志的文学领导权，这种文学领导权具体通过文学体制来实施。在1985年前，文学体制的高度“一体化”自然导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惟一性：“文学体制最为紧要的任务和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重新组建便于实行文化领导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文学体制的主导下，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被泛政治化，其话语激励与规训作用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最为直接，对整个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思潮的产生、流变等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体制化运作方式与领导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给予了文学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文学需要处理的首要关系不再是与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与市场理念与商业理念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文学思潮也由“一体化”向“多样化”转换。这种转换在1985年首先从理论层面开始，其后在先锋文学与新写实文学中显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相对弱化，文学的商业属性逐渐强化，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体制也难以发挥其有效性，代之而起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国家尽管在1983年底就曾要求绝大多数刊物“自负盈亏”，但直到1992年后才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全面开始实施。这样，文学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要通过市场来运作，其商业性特征就开始突显出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逐渐形成。现代传媒与文学出版机构在这种市场化力量的驱策下，就由原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加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直接介入和参与甚至“制造”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比如，新写实文学思潮、女性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等就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不可否认，不同的运作机制与动机，对文学思潮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如前所述，文学体制包括文学的管理、生产、传播与接受这几个主要环节。由于文学的管理、生产、传播、接受等主要环节发生了显著变化，导致文学体制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的改变。具体而言，从文学的管理环节看，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際与文学自身的特点，党对文艺、文学的相关政策与管理方式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更具针对性，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从文学的生产环节看，文学的写作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作家的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呈现出多样化。既有传统的革命化、使命化写作，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生命化写作，也有商业化写作，作家“明星化”成为社会的一道独特文化景观。从文学的传播环节看，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市场意识、商业意识显著增强，商业意识主导的市场运作机制取代了意识形态主导的行政运作机制，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学的接受环节看，阅读的娱乐化、批评的媒体化倾向日趋明显。简言之，商业意识、市场意识与现代传媒构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导文学体制的各主要环节，使得整个文学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媒体化色彩。这是现代社会文学发展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随着文艺的作用已经迁移到当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传媒上，文艺已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范例。这无疑是一个极重大的变化倾向，因为它涉及了在方法的匆匆变化中常常不加深究而放过去了的问题。”

我们认为，由于作为新意识形态的市场原则、现代传媒主导下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迥异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对文学思潮的兴起、演变、繁荣与衰落必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首先，从文学的生产环节看，写作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体制格局内，最需要考虑的是写作活动及其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既定的审美规范，而不大考虑作品的销量，社会效益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与此相反，在市场原则主导下的文学体制内，写作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其作品能否符合出版商的要求，能否拥有市场，经济效益被放置在首位。在此观念主导下，美女作家、天价作品、文坛排行榜等对作家、作品的包装、宣传、乃至炒作等市场化的文学促销活动现象屡见不鲜。其次，从文学的传播环节看，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及文学社团(杂志社、出版社、书店等)的主体性功能得到充分张显。在原有的文学体制格局中，无论是作家还是各种文学出版、传播机构都由国家养起来，不需要考虑市场与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文化政策的调整，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及部分文学社团在“事业编制，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下，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否则就无法生存。在传统文学体制格局内，出版者可以不考虑读者，只对作者负责，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刊物为作家而办而非为读者所办，最终导致读者对于刊物的冷落。与此相反，在新的文学体制内，出版者必须考虑读者，这是因为没有读者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无法生存，文学的社会效益更无从谈起。比如，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和2001年，中央和地方改刊的杂志有2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文学期刊；全国的文学期刊约有800种，其中能维持生计的不足100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种变化促使文学出版机构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市场”取代“权力”成为看不见的手，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隐性存在，而市场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显性存在，商业因素、市场需求成为了文学思潮兴起、演变等的核心动力之一。

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审视新时期文学思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从个案出发，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需要就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影响的积极与消极面作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

[责任编辑　赵　琴]

作者：张永清

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3：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审美主义

一、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

的兴起以及文学的回应

现代性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力量，其核心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政治实体，它区别于传统的王朝国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中国从被动到主动地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存在着启蒙(现代性)与救亡(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任务。启蒙就是从西方引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革除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的积弊。于是，就有了西方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的传播。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前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学习就已经形成热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思想先驱都秉承西方科学、民主思想而加以变造，发动了一场旨在改造人心、改造文化的“新民”运动。这种热潮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高潮。同时，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也在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王朝国家陷入危机，民族意识觉醒，反帝救亡、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开展起来，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都体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要求。在这种运动开展的同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成为与启蒙主义对峙的主要社会思潮。本来，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二者却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现代性没有本土的思想资源，只能从西方引进，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的吊诡：一方面，争取现代性必须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反对西方，这意味着反对现代性。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更深层的含义。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主导着中国现代历史：“五四”以前，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同时发生；而“五四”时期则偏重于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五四”以后，现代性退潮，现代民族国家压倒了现代性，形成了延续大半个世纪的革命运动。

面对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文学必须作出回应，于是现代文学思潮就应运而生。文学思潮是现代性(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可能发生文学思潮，因为在传统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凝固不变，人对世界的体验集体性的同一，因此文学也难以发生大规模的、根本性的变革。而在现代性发生以后，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个体生存体验也急剧分化，致使文学倾向发生革命性的变迁，形成大规模的文学思潮。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或者肯定或者否定，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一般地说，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

“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由于对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态度不同，就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与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二、啟蒙主义的滥觞

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欧洲启蒙主义发生于18世纪，而中国的启蒙主义高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它的滥觞期在19世纪末。中国启蒙主义与欧洲启蒙主义具有共同的性质，就是争取现代性。同时，中国启蒙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早期启蒙主义有以下特性：

第一，以文学开发民智，改造国民。梁启超认为变法首在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随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因此，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以小说新民的主张。

第二，以文学争取现代性，呼唤科学民主，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当时兴起的政治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和教育小说、社会小说，都承担了宣传现代性的启蒙使命。

第三，取法现代西方文学，冲破传统文学思想，改造传统文学形式，走向世界文学。“三界革命”就是以西方现代文学为楷模，对传统文学的形式、思想内容进行改造的运动。梁启超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诡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夏威夷游记》)。

第四，强调文学的通俗化，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效果。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比较通俗易懂，启蒙主义的倡导者也自觉地主张文学的通俗化，他们发动的“三界革命”，就是要使新文学具有更普及的形式和更现代的内容。

改良派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宣传西方的人文精神，企图开启民智，推动改良。在这个过程中，改良派也进行了文学革新，推动了一个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潮。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以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为代表的。梁启超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目的在于创造出一个区别于旧文学的、为启蒙服务的现代新文学。

所谓“诗界革命”，就是对旧体诗进行革新，使之承担启蒙的新内容。它发端于黄遵宪的新诗探索，继之由梁启超发扬、倡导而成为一种运动。梁启超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也。”(《饮冰室诗话》)而所谓“新意境”者，就是“欧洲之意境、语句”。其实质就是在保留旧体诗的格律、体裁的基础上，吸收新名词和口语，以适应宣传“欧洲之精神思想”的需要。“诗界革命”虽然对旧文学有冲击，但由于没有突破旧诗体裁的束缚，难以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尖锐矛盾，因此，没有创造出新的诗体，但也为现代新诗歌的产生作了准备。

“文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批评旧文体、

建立新文体的运动。他们批判古文，认为八股、辞章、义理、考据等皆为“谬种”，而提倡灵感，创立“条理细备，词笔锐达”的新文体。它大量吸收新词汇，运用外国语法，裘廷梁甚至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因此“文界革命”仅成为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阶段，并没有达到创立新文体的效果。

“三界革命”中成就最大者为“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意识到小说作为现代文学体裁将取代诗文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因此他强调要发挥小说的启蒙宣传作用，使之成为新民救国的工具。他认为西方文明开化，小说之功甚伟。因此，他大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还探讨了小说产生巨大社会功能的心理根源，认为小说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一日熏”，“二日浸”，“三日刺”，“四日提”。

除了改良派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以外，还有周作人等人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五四”前，周作人在《河南》1908年第5号、第6号上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及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的长文，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他首先对文学的本质作出了界定，认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具有“神思”、“感兴”、“美致”的特性。他特别强调文学具有“阐释时代精神”的使命，尤其在国运衰微时，不能“漠然坐视”，而应“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者”。这体现了他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倾向。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不仅有理论主张，也有创作实践，既包括对西方文学著作的翻译，也包括自己的创作。大体上说，有以下四类小说：

第一类：政治幻想小说。这类小说多演绎和想象政治理想，用以形象地启迪民众、鼓舞民众。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叙述了中国举办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大庆典的情景。那时中国已是一个跻身世界文明先进国家行列并领导世界和平的大国。《新中国未来记》开创了一种宏大的未来幻想的叙事模式。继梁启超之后，萧然郁生写了《乌托邦游记》，春帆写了《未来世界》，还有陆士鄂的《新中国》等，这类小说都以幻想的形式展望新中国的富强、民主、自由。这些作品虽然艺术性不高，但是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

第二类：科幻小说。中国现代科幻小说，是从20世纪初鲁迅翻译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开始的。科幻小说的兴起，反映出中国对西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的推崇和对现代化的渴望，并试图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当时问世的科幻小说，更多属于翻译，创作的数量不多，不过都带着浓厚的启蒙色彩，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

第三类：教育小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强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和晚清社会。吴蒙的《学究新谈》、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雁叟的《学界镜》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晚清的教育小说，一方面展示了清末教育体制改革的真实状貌，批判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国民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对未来教育的构想充满热情，肯定开通知识、引进西学对启蒙民众的重要性。

第四类：社会小说。这类小说主要揭露和谴责现实社会黑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被鲁迅命名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它们虽然没有正面讴歌启蒙理想，但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呼应了改革社会的要求。

总之，这些作品积极响应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倡导的启蒙主义文学观点，在作品内部有意识地演绎西方文明的启蒙理性精神，并以此来批判中国封建制度的黑暗以及国民性的愚昧。

三、新古典主义的滥觞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在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后者就成为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社会基础。以“南社”为代表的革命派文人自觉地以诗文鼓动革命；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主张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于是就有了新古典主義的滥觞。中国新古典主义与西方17世纪新古典主义有基本的一致性，即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强调理性规范等。同时，由于中国的新古典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因此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强调文学的政治性，鼓吹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张目。他们认为文学可以直接鼓动革命，为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服务。他们说，文学可以“鼓动一世风潮”，“打破这污浊世界，救出我这庄严的祖国来”(柳亚子《复报发刊辞》)；文学还可以“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获共和之幸福”(陈去病《大汉报发刊词》)。因此，在维新派举行“三界革命”之后，革命派人士也要求在文学领域进行一次革命，而且要自觉地掌握文学革命的领导权。这个阶段，不仅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民族主义，而且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作品，借以抒发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如周树人翻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图激发民气。林纾等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对激发民族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不仅有启蒙主义的正面回应，也有保守主义的否定性回应。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复兴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南社”、章太炎等人都采取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上。高旭在《南社启》中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日寄国学。欲存国魂必自从存国学始。”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的更具体：“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人，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革命派的文学理论家大力宣传中国的文学冠于全球，认为中国文学可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辈远甚也”；并称“年来爱国好古之士……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于是诗词歌曲，顿复旧观，晦盲否塞之文学界，遂有光明灿烂之望矣”。高旭、林獬等人认为，改良派人士所倡导的以引进欧洲启蒙思想为主导的“三界革命”是“季世一种妖孽”，甚至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

第三，崇尚阳刚文风。新古典主义文学鼓吹革命、救国，因此要反对柔弱倾颓文风，倡导战斗风格。林纾出于爱国保种思想，译介西方小说，极力推崇具有悲剧精神与崇高风格的作品，以此扫除旧文学之

颓废之风。他在《埃司兰情侠传·序》中说：“阳刚而阴柔，天下之通义也。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于是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极柔而将夭于人口，思以阳刚振之，又老惫不能任兵，为国民捍外侮，则唯一闲户抵几詈。”章太炎、柳亚子等人都倡导雄健、阳刚文风，主张“震以雷霆之声”、“为文章踔厉奋发，荡人心魄”。

第四，主张平民主义的文学观，提倡文学样式的通俗化。与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贵族化文学观以及崇尚高雅文风不同，中国新古典主义出于宣传革命的需要，提出文学有“化里巷”、“鼓动平民”的任务。柳亚子等人说：“拔山倒海之事业，掀天揭地之风潮，非一人独立所能经营。”而要使文学能动员广大民众，就必须通俗。他们认为小说、戏曲最具有“人之易，出之神”的艺术感染的“同化力”，所以大力提倡通俗戏曲，从理论上提高戏曲等通俗文艺的地位。他们指出，“博雅之士，言必称古，每每贵远贱近，谓今不逮昔。曲之于文，横被摈斥，至格于正规之外，不得与诗词同科”。而事实上，“曲之作也，术本于诗赋，语根于当时，取材不拘，放言无忌，故能文物交辉，心手双畅”，“语似浅而实深，意若隐而常显”。通俗的戏曲最适宜表现现代生活，因此“持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之大方针者”应该提倡通俗文艺。晚清民初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通俗文体小说、戏曲的出现，与革命派文学理论家的大力鼓吹不无关系。

革命派文人在进行革命斗争时，就运用文学的武器，宣传反清革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是“南社”。“南社”文人在政治上主张反满革命，在文学上也贯穿着这个宗旨。如王钟麒认为：“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这与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殊途同归，一是旨在救国，二是旨在启蒙，都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南社”要借助文学“揭橥民族，倡导国民”，以大量的诗作来抒发革命之志。它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豪迈的气概，要“合空灵雄健为一炉”。“南社”代表人物柳亚子从文学的政治立场上批判宋诗派“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明确主张文学艺术为反清革命服务。

除“南社”以外，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还有章太炎等人。章太炎在政治上是革命派，在文化上则是保守主义者。他主张明华夷之辨，批判西方文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他还主张文学为革命政治服务。他在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言中批判旧文学的优柔、蕴藉习气，而主张“震以雷霆之声”，借文学鼓动革命，而为“义师之先声”。

与维新派主张以“新民”为宗旨，要求文学直接为启蒙现代性服务不同，革命派文学家直接宣扬民族主义和革命，要求文学直接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这决定了革命派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性质；又由于这种古典主义文学要通过暴力革命去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所以是“革命”的古典主义，这是中国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当然，迫于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一切，所以即使在维新派的改良思想里也包含着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想；相应地，启蒙主义文学思想里也包含着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想，二者之间并没有以后那样泾渭分明，如梁启超等人也高度关注、提倡政治小说；周作人也在《哀弦篇》中赞美波兰等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从而强调了文学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功用。

四、审美主义的滥觞

审美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发生后，由于现代性的负面价值突显，理性对人的束缚加重，于是有了在哲学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这就产生了审美主义。审美主义认为理性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审美领域才有自由，审美价值才是最高价值。在文学理论中，审美主义表现为强调文学的超现实性、超功利性的审美本质，认为文学体现了生存意义。审美主义主张非理性主义，反抗现代性，体现了精英意识和贵族精神。审美主义为以后的反现代性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开辟了道路。

中国的审美主义发生于20世纪初期，重要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蔡元培和周树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有三个成因：一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抵触，主要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政治的反感与对清室的忠誠眷恋；二是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三是继承了中国美学思想，并企图融会中西，使中国美学现代化。王国维的审美主义表现在他提倡的审美人生论，认为审美观照可以使人进入“纯粹之知识”的境界，使世界成为纯粹之形式，自我成为“纯粹无欲之我”，从而忘掉人生痛苦。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后期的王国维又受到尼采的影响，认为生活之欲不能自我否定，而只能通过“蕴藉之道”得以张扬、升华，这就是审美的途径。所以，他宣布：“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之艺术也。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这是审美主义的人生观。王国维反对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认为：“……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术之价值，安可得也?”

王国维的主要美学著作有《(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论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问词话》等。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哲学，认为审美是对人的欲望的解脱。他以这种观点来阐释《红楼梦》，认为该书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生之痛苦，对欲望之解脱。这是以西方现代美学观点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尝试，它超越了中国传统的主情说。他还对屈原进行了现代的阐释，认为屈原作品表现了他的人生困境，即其内心的人世与遁世两种心态的冲突，于是只好以“幽默”排遣之。王国维还从中国审美文化的实际出发，对西方美学范畴进行了增补，认为除了有优美、宏壮范畴作为“第一形式”之美外，还有古雅范畴作为“第二形式”之美。这是一种会通中西美学的努力。王国维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意境(境界)理论。他认为诗歌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是意境，而意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因此，意境标志着“真感情”、“真景物”，具有“神秀”、“不隔”等特征，意境说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西方叙事文学发达，故形成“典型”范畴，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中国抒情文学发达，故提出了“意境”范畴，作为抒情文学的典范，从而补充了西方文论之不足，完备了人类的文学理论宝库。意境说可以看作王国维会通中西文论的最重要的成果。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具有审美主义倾向。蔡元培接受了康德的美学理论，同时又超越康德，形成了“以美育代宗教”说。康德认为，审美是现象界到本体界的中介、桥梁。蔡元培进而认为：审美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以打破人我之见；二是超脱，以透出利

害关系，所以可以认识人生之价值。由于审美的普遍、超脱品格，因此要提倡美育。他认为，美育起源于宗教，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就是使人脱离现象界，进入本体界。但是，宗教与审美性质不同：“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可以看出，蔡元培已经突破了康德的美学体系。康德认为宗教属于本体界，审美属于由现象界向本体界过渡的中介，因而宗教高于审美；而蔡元培把审美提升到了本体界，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从而走向了审美主义。蔡元培的审美主义与他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有关，如他提出“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叔本华，而不是康德。康德认为，本体是意志的领域，属于宗教信仰的对象，而意志具有理性品格，因而称为“实践理论”。而叔本华则认为，意志是人的无休止的欲望，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它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蔡元培接受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否定宗教，以审美取代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又受到席勒的影响。席勒虽然是启蒙主义者，但又是审美主义的鼻祖。他接受了康德美学，把审美当作由感性到理性的中介、手段；同时，又把审美当作超越感性和理性的自由的活动，美育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从而走向审美主义。蔡元培也把审美当作自由的活动，把美育当作自由人格的培养途径。他对美育的倡导，既是为了培育现代新人，有启蒙主义的成分；也是为了超越理性，有审美主义的取向。

周树人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反现代性的先驱——尼采的影响，形成了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想。他批判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认为“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但是“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陷社会于偏，日趋而之一致，精神渐失”。他批判科学主义“奉科学为圭臬”，并为宗教、神话以及中国农民的迎神拜鬼等迷信活动乃至龙的形象辩护。他批判现代文明导致人的平庸化、物化，因此张扬个性、精神。他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他认为当时的改良派、革命派如梁启超等人的“世界人”和“国民”主张是“恶声”，必须破除。他以民族主义对抗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夷莫之与邻，蹙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凋零，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这与五四时期认为中国文化是腐朽、落后的文化的认识截然不同。他虽然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但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其难与中华文明比肩。他对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中国文化的衰落痛心不已。他认为文明进步源于传统，反对脱离传统。他主张审美超功利，认为“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主张以审美建立理想人性，“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可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他倡导具有战斗、反抗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崇尚“摩罗诗人”，特别是拜伦以及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波兰、匈牙利等弱小民族的诗人，并且推崇浪漫主义文学的情感、想象、独创等特性以及“争天拒俗”的反叛精神和“雄杰伟美”的崇高风格。

中国审美主义的滥觞，主要体现在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学创作的潮流。这就是说，审美主义是理论先行，创作滞后。在“五四”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它们发源于审美主义，是审美主义的创作表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产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思潮的滥觞。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源头，对“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五四”文学以鼓吹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潮为主导；“五四”以后的文学以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思潮为主导；而由于现代性的薄弱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迫切，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则没有成为主导的文学思潮。同时，中国文学思潮的发轫期也产生了两种文学取向，一是梁启超和革命派等开创的功利主义的取向，二是王国维开创的审美主义取向。由于历史条件的紧迫，功利主义成為主导的文学思想，而审美主义则受到抑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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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春时　朱盈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