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一、定位与发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起步《人民文学》发刊词（1949）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学科体系，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同时，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新文学”属性的确立，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被纳入新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篇1：

“史料学转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作者：马天娇 金宏宇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篇2：

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定位与发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起步

《人民文学》发刊词（1949）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学科体系，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同时，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新文学”属性的确立，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被纳入新中国文学的学术体系。尽管此时中国文学学科的自觉意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不完备，研究话语也处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多元话语重组并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转型期，但少数民族文学的属性、功能、地位的定位，标志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在国家学术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和规定性。而这种合法性与规定性又与纠正传统知识观念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以及共和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密切相关。正如1951年张寿康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谁要是把少数民族的文艺推在中国文艺的大门之外，那他就是否认祖国伟大现实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用少数民族民间创作的新进展，驳斥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和“少数民族只有民间文学”张寿康：《论少数民族文艺的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艺论集》，第1-2页，北京，北京建业出版社，1951。等偏颇乃至错误的观念。1953年，周扬将少数民族新文学称为“文学领域中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史三个方面，对当时为数并不多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这种评价与张寿康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评论以及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获得的盛赞，在价值判断、评价要素等方面，体现出与主流文学批评完全不同的话语特征。

然而，无论是张寿康的从多民族国家立场的重视态度，还是周扬从新中国文学角度的评价，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整体上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更不代表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在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重视、鼓励、扶持仍是主基调。这种情形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状况尚处于被发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影响力不大、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者缺乏等客观现实有直接关系。因此，才有了玛拉沁夫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文学未受到应有重视提出批评的“上书”，以及1955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1956年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中国作家协会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八项具体措施等事件。

显而易见，这些举措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959年，在“建国10周年庆典”的语境中涌现出来的《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的巨大成就》《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等，便是对这10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整体检阅。这些成果涉及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整体发展水平、社会功能的客观评价，也涉及各种文类和经典作家作品的分析，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的特征初显，政治诗学与政治叙事学的评价体系趋于成熟。见李晓峰：《论20世纪50至7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范式》，《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

从学术史的角度，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对其功能、价值、地位的重视所积累和催生出来的成果，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生产奠定了基础。1959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作为亚一级学科知识，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在《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等相关书目中，形成了或以族别为单元进行描述，或以诗歌、小说、散文等文类为对象进行叙述的两种范式。在这两种范式中，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乌兰巴干、玛拉沁夫、李乔、扎拉嘎胡、朋斯克、纳赛音朝克图、祖农哈迪尔、郝力斯汗、包玉堂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登堂入“史”，开启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反映了主流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这种重视无疑契合了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文学历史知识建构的诉求，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历史知识的初级生产，不仅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知识体系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影响。

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当代文学研究比较薄弱且较为分散，特别是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形成了“母语创作与研究”“汉语创作与研究”二元并立格局。但学界对这些民族文学发展状况的了解和评价，都基于汉语创作或部分汉译作品，这样就很难对该民族1949年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整体性评论。此外，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反映各民族新生活、新面貌、新建设、新成就的社会功能被特别强调，许多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阐释。不过，用本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反映本民族新生活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评价标准之一，所以，一些具有鲜明的地域/自然和人文特色的作品，因普遍满足了人们了解和观察少数民族风俗的“期待视野”而受到特别重视，这种重视也促成了将表现地域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色的评价维度，从而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确立与规范：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繁盛

20世纪80—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繁盛，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政治思潮影响和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多重语境中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李陀、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作家一亮相便跻身于当代文学前沿，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书写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后，各民族文学的整体兴盛使新时期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黄金期。

与主流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和研究热点不同的是，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当代意识（现代意识）、美学特质、民族性（民族意识）等问题，成为贯穿这一时期的宏观性、整体性、共同性话题。例如，尹虎彬的《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邓爱华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何联华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走向》等，不再滿足于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崛起”“突破”进行表面概括，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民族性为切入点，紧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脉搏，对民族性（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性与现代化、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20世纪50年代关于“民族特点”的讨论，在80年代转型为对“民族性”和“民族意识”的讨论。这标志着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开始转型。例如，在尹虎彬看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已经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质变的重要特征，新时期少数民族优秀作家“不再满足于民族特色的外在表现，而是伴随着新的艺术追求、思想追求，有分寸地、潜在地表现它”。“他们试图把现代意识潜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表现普通人的心理变迁，从而把握了生活内在动律、内在诗意，具有一种积极的审美情趣。”尹虎彬：《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然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强烈诉求与理论批评的薄弱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1986年《民族文学》举办的“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上得到释放，并催生了《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联合发表的《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该文由关纪新、玛拉沁夫、白崇人共同讨论，由关纪新执笔。首先，该文对民族特质的重新阐释，终结了20世纪50年代曾倡导的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点局限于民族风情的表浅展示或民族性格的概念化表现，也反拨了新时期以来将民族陋习作为民族特点而满足他者的文化猎奇心理的倾向;其次，对时代观念的重新界定，厘清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现代意识、当代意识的不同认知;再次，将艺术追求纳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评价体系，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水平。所以，该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朝戈金、尹虎彬、李鸿然、吴重阳、白崇人、晓雪、梁一儒、奎曾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特别是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镜中，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发展、母语双语创作、多民族文学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审美现代性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从现象批评进入理论研究层面。由此，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以民族性（民族特质）、现代（当代）意识（观念）、艺术性（审美性）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随着人类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话语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多元理论的引入，出现新的变异。

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或许只有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才能发现空间特征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国家的边界既限定又凸显了文学书写和研究对象。而这一点，在国家边界动荡不居的时代是有较大难度的。因此，少数民族当代地（区）域文学研究，敞亮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版图。例如，内蒙古关于当代“草原文学”的讨论，其意义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草原文学流派，而在于“草原文学”作为一个集地域、民族、文化、文学多重意义的概念，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四川学者对四川多民族“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统观和综合研究中，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及其各民族文化关系纳入到预设的文学人类学和多元文化视域中。于是，四川不再是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天府之国”，阿坝、甘孜、大凉山，藏族、彝族、羌族，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康巴草原……刷新了我们对四川文化空间的认知和想象，文学四川的多维空间就这样呈现出来。而广西在少数民族新时期文学发展水平参照下，对本区域文学发展水平较低的集体性焦虑和反思所引发的如何使壮族文学增加“壮色壮味”的讨论等，都使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地域的空间性、文化的多元性、文学书写的多样性和研究取向的一体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可以说，少数民族当代地（区）域文学研究崛起，对重绘中国多民族文学地图提供了现实依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少数民族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独立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历史知识生产，在通史和族别史两个向度上展开并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鸿然按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文学、散文和报告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知识架构，对1949年至80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了梳理，涉及少数民族作家近130位，重点讨论的作家近80人，这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史上从未有过。吴重阳的学科意识更强一些，他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特别强调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与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此后，在特·赛音巴雅尔特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当代”的概念得到推延，一大批1980年后崛起的少数民族作家进入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期突飞猛进的发展得到了展示。当然，这部文学史的入史标准的宽泛在学界也多有批评。

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知识生产的独立展开，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和研究升级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采取的中规中矩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历史的叙述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尽可能秉持公正公允的立场，使这些文学史的学术锐气不足。此外，各民族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治文化语境关系、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思潮的关系，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忍痛割爱”，造成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知识生产的系统性缺陷。

三、“多元一体”到“共同体”：新时代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

首先，在各门类知识不断刷新、理论资源丰沛、话语形态多元、思想观念多样的21世纪语境中，除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以及以族别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术话语依然保持活力外，地（区）域多民族文学、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女性文学、“80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群体等，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但是，“重返50年代”“重返80年代”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别是经典作家作品的反思式深度阐释，代表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向学术史与思想史方向迈进。

例如，对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丹真贡布、祖农·哈迪尔、李乔、陆地、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唐吉勒克、苗延秀、金學铁、李旭以及张承志、乌热尔图等经典作家的重新阐释，便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在语境。许多研究者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和这些作家，投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走向与多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这一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现代性问题框架中进行追问：为什么爱国主义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贯穿始终的主题？《茫茫的草原》和《尘埃落定》为什么能够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建构蒙古族和藏族历史的文本间性？乌热尔图在为鄂温克族濒危文化痛心疾首的书写中，又如何隐匿着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集体性与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集体性又有怎样的勾连与差异？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危机和创痛，又怎样在新的时代中通过书写得到治疗？这些问题虽然是从少数民族文学内部或经典作家作品中生发出来，却触及了少数民族文学功能与价值的本质性问题，这种深度追问无疑拓展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深度。

其次，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者，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史料梳理、文学发展基本脉络的描述、作家创作历程和经典作品的一般性总结，而是开始在理論层面追索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形态和演进历程、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产生和学科体制建设、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在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吴重阳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白崇人、杨玉梅、石彦伟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回顾与思考》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吴重阳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标准等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辨识和讨论，对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散文等文类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学理性分析，与李鸿然的系统理论思考构成了对话。白崇人等人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回顾中，潜藏着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该文不仅指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不平衡，面临现代化、全球化挑战，宏大叙事少、个人体验多等关键问题，还重新评估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价值和贡献，认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一是基本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新格局;二是丰富中国文学内涵，拓展中国文学版图;三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活力，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四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贡献;五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贡献，如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等。当然，在笔者看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文学书写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促进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它以多民族的文学共同体的建设，指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这种实践，为2004—2015年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提供了理论批评层面丰富而多向的靶标。

再次，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文学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了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跨越和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之中，话语转型的特征非常鲜明。而21世纪以来，一方面，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更加广泛地吸收了西方后现代理论资源，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身份研究、民族志书写、地方性知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多元阐释路径，民族与民族国家、国家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族性与身份、生态与性别等成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讨论的话题和论域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向，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新变化，世界多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对抗，中亚、中东、东亚等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与重组为背景和参照，向外急剧扩张。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少数民族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等理论场域进一步开拓，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蕴含的多元信息被解读、破译和阐释，少数民族文学的功能，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等，都纠正了以往的误读，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学理性得到提升和加强。这其中的部分情形，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学术视域发现，结合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的建构进程，生发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生长点，诸如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流变与社会时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等等。这些研究，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视域的拓展，给21世纪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方位的学术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内蕴价值和时代意义。”王平：《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思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这表明，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理论支点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这一角度说，《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念的选择与调适》《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个人化、社会化与文学事件》《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成果的最大价值，不在其理论方法的多元与理论资源的多样，而在于这些成果大都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以多民族、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文学共和、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为核心话语，以当代文学创作现象为对象，尽可能在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学术思潮、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当下中国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较为宽阔的现实背景中，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进行多维度的理论阐释。正如2012年李冰概括的那样，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美学旨趣、话语方式和历史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的比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等共性关键问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导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此也并不陌生，或者说，早在21世纪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述了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思想。例如，始于2004年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始终把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作为主旨。在具体研究中，中国多民族地域文学、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各民族母语文学和双语创作等文学现象，都被共同发展的学术自觉意识和理念所照亮。在理论层面，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指向的正是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创造未被重视。因此，在刘大先看来，“文学共和”指的正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基本特征：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

然而，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所面临的总体性问题无疑是如何用文学书写和研究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二是如何有力准确地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变化;三是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映照下省思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四是如何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传统的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五是如何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语法参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见铁凝：《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开幕辞》，《文艺报》2019年10月15日。这些宏大问题需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文学观来统领和规约。

展望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下，各民族文学从“多元一体”格局，进入到建设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新阶段。如何从文学共同体的角度，从理论上阐释国家制度层面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扶持，深入研究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自觉地反思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重新思考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性和有效性，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的范式和存在的问题，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代的使命等，都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或应该直面和回答的理论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13&ZD

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晓峰，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薛 冰）

作者：李晓峰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篇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研究

摘要：自1998年1月30日《文艺报》中所发表了王蒙先生的《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以后》，其内部所蕴含的各种看法引起了很多文学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也为文学界的学者们带来了新的危机感，为了能够克服这种危机感，学者们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发展方向，并认为这是如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发展必然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化;文学体制

前言：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被逐渐的压缩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然后又因一系列操作将原来的“内部研究”转变为了“外部研究”，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所有文学界的学者安心，令自己看起来有着历史研究学者的模样，甚至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彻底放弃对文学的研究，专心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变成一种“史学”，似乎这样才能够同其他类的史学有着平等对话、知识共享的权利。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还是陈寅恪先生，其首先想到了“诗史互证”的方法，这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如今大多数学者毕竟都是文学学者出身，主业研究方向还是在文学而不是史学，所以在对各种史料的搜集、鉴别、解读都远远比不上专业的史学研究学者。除此之外，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很多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时候，往往就会将文学放下，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只研究史学而对自己本来所研究的文学不管不顾，进而出现了“有史而无文”的偏枯情况，知识很多本来应该属于文学研究的问题被取消，似乎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变为史学，然后通过“诗史互证”的方法，就可以轻易的解决原本文学研究上所存在的各种难题。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毕竟是文学研究出身，在研究史学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而且还因精力不足而放下了文学研究，导致不仅史学研究不深入，原本的文学问题也同样没有解决，最终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步步被压缩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二、学者对于“史学化”的观点：

对于如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王彬彬教授已经有所感受，所以教授虽然也同意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观点，但是却与其他很多过于重视史学的文学界学者不同，王彬彬教授更加注重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互动性，其更希望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能够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不是令原本的文学研究完全转变为史学研究，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1]。

但对于王彬彬教授的这一观点，洪子诚先生却有着不太认同，洪子诚先生一直都觉得文学和史学之间的界定线不好确定，哪怕是史学一般都带有这一定的真实性和可检验性，文学更多则是带有浓厚的主观判断，虽然通过这一点可以将二者进行稍微区分，但是又该怎样进行相互融合，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有着这种困惑，但是洪子诚先生还是决定支持“史学化”，所以其在进行文学研究的时候，强调的比较多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各种“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很多都是过去当代文学史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所福利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可以在洪子诚先生的著作中《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发现一二。

洪子诚先生也清楚文学史的各种外部问题还未解决，只有先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再考虑其他文学史所存在的问题。其曾经说过这也一句话：“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新批评’的观点，那实际上可能就没有文学史。过分的强调作家的独创性，作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文学史将会变成作家评论作品的流水账。”虽然在如今便没有人将其所说的“完全接受‘新批评’的观点”写成相应的文学史，但很多学者却同意洪子成先生的这一观念。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流行文学对于其所存在的各种外部问题处理能够不足，最终才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将文学史的重心放在了独创性、文学性之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新批评”。这一问题也可以看做是洪子成先生在解决“外部因素”这一老问题时候，所遇到的新问题。不过虽然洪子成先生想要解决文学史上所存在的“外部问题”但其也同样认为中国当代作家艺术的衰退不能完全归咎与“外部因素”之上，中国当代作家的心性、价值观念、文化修养等“内部因素”也同样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这些“内部因素”得不到解决，那么文学史的现状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2]。

二、以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现如今，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来说，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作家缺席”这一现状。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当代的各种文学著作中没有对作家的各种生平活动，也不是没有在文学史中为作家安排与之符合的位置，只不过是没有向鲁迅先生那样，无论自身受到了什么样的“外部因素”，都能够从客观上著作文学作品，这也是现当代作者所缺乏的一种能力。就好像鲁迅线上在写《阿Q正传》的时期，其绝对不是以自己一个“无业游民”的视角来进行的，而是将自己摆在所有国民的位置上，这也使得国民所具有的各种品格阿Q基本上都有，而在阿Q革命以后，很多读者都奇怪阿Q好像是变了一个人，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在革命以后阿Q也确实是变了。在这里介绍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主要是想通过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来对比如今的文学史的发展，文学史的现代与当代之间也同样被隔断，这不是同阿Q的革命前后的情况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吗？在加上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以作家主体为中介，进而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演变之间的关系”所以是否可以学习鲁迅先生的這一观点，对如今的文学史问题进行解决呢？则是值得所有学者为之研究的一个课题。

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到底是应该更加重视还原历史上的各种实例，还是应该让更加主观的文学建立与客观的史学之上？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所存在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又该如何进行解决？则是如今所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都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J].文艺争鸣.2008（01）：64-69.

[2]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J].文艺争鸣.2010（09）：126-132.

作者：闫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