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从业者，我这些年经常参加一些当代作家的创作座谈会，也不时收到一些年轻的文学作者寄来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有很多并非业内人士，他们之前所学专业和正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创作的艺术水准并不逊色于专业出身的业内人士，有时反而会更上层楼，令人刮目相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篇1：

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

2014年10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和文化学者吉狄马加获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义奖”，并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颁奖词中称，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诗歌艺术领域的卓越造诣和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奖曾授予纳尔逊·曼德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吉狄马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引领和推动国际诗歌创作发展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其奠基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贡献世人公认，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他在颁奖仪式书面致答辞中强调：“我将把这一崇高的来自非洲的奖励，看成是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和对勤劳、智慧、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方式和致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南非人民对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强权的每一个时期，都坚定地站在南非人民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边，直至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如果说荣获“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能充分说明吉狄马加与非洲最紧密的精神联系，那么他的获奖答辞则清楚地指出了自己获奖的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察他与非洲紧密精神联系时应当深思的。

情系非洲“黑人兄弟”

吉狄马加1985年2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即获得国家级诗歌大奖的《初恋的歌》，就有不少直接或间接书写非洲的篇什，其中1983年写的《古老的土地》，30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诗人的高度评价。“我站在凉山群峰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仿佛看见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着非洲沉沉的身躯，/他们的脚踏响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黝黑的土地，/眼里流出一个鲜红的黎明。”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活力，把他们生活的沉重、不屈的奋斗和美好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最后写道：“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古老的土地。/在活着的时候，或是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热爱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土地”，不论生与死都在头颅“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当然会打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非洲“黑人兄弟”。作品问世不久，吉狄马加在接受埃及《十月》杂志记者泽西拉·比耶利博士访问时，又应比耶利的要求，专门朗读了这首诗，于是埃及和非洲各国人民迅速地听到了中国诗人的心声，感受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灵犀相通，中国梦和非洲梦有共同性。进入21世纪后，这首诗在国外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传播，引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反响。亚非拉和欧美诗人不时提到这首诗，因为诗中不仅表达了对“黑人兄弟”的深情厚谊，还表达了刻骨铭心的“人类友爱”。正是这种博大的“人类友爱”，缩短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距离，这首诗才引起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鸣，并成为世人公认的经典。

非洲人杰地灵，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现在非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不少本土性和全球性问题。吉狄马加始终情系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及“黑色兄弟”的福祉，并写诗分享其欢乐，分担其忧愁。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许多独特的本土元素逐步消失了，吉狄马加为此曾再三写诗表达忧思。如《最后的酒徒》：“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失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2007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问他：“酋长”、“羊皮”、“精神病患者”这些词对一个彝族诗人意味着什么？他说，“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象征，指人类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精神失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接着他又援引高尔基的话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都面临“精神失衡”，这是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中国西部一位伟大灵魂”的诗人无法消除的心结。2007年吉狄马加写的另一首诗《我听说》，也心忧如焚：“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冻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前面一首诗担忧非洲精神“失衡”，文化个性“泯灭”；后一首诗则以自己故乡绵羊的“死亡”和东非猎豹能否“冻醒”为喻，同样沿着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的诗学思维路线，表达是对中非和全球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的焦虑。非洲战火绵延，暴力不止，饥饿和瘟疫时刻威胁着人类，因此吉狄马加在《科洛希姆斗兽场》、《鹿回头》、《回望二十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等许多诗篇中不断呐喊，呼吁结束战争、停止暴力、解救被饥饿、瘟疫和艾滋病逼到死亡边缘的人们。“我知道科洛希姆斗兽场/可以容纳六万观众/他们在那里欣赏/杀人的欢畅/我知道这不是远古的神话/丧尽天良的杀戮/亘古以来就从未消亡/从波兰平原库特诺的焚尸炉/到如今黑种民族/在南非遭受的屈辱”，“我将我的脸庞/贴在科洛希姆斗兽场的/老墙上/当刀剑的撞击停息/当呻吟再没有回响”；“……非洲的饥饿直到今天还张着绝望的嘴/我曾相信过上帝的公平，然而在这个星球上/还生活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们/公平和正义却从未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这类让人读后难以抑制惊悚、震撼、愤懑的诗性画面，蕴藉着博大的人类之爱，也显现了对非洲人民无比强烈的兄弟之情。

高度评价非洲现代文学及“黑人性运动”

原始、奇异、破碎、危险等，是世人对非洲的基本想象；非洲文明、文化、文学落后于世界潮流，几乎是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由于长期受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对非洲文学所知甚少乃至无所知者比例较大，知之较多认识较深者比例很小，因此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这类图书里，谈西方文学者比比皆是，谈包括非洲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者寥若晨星，报刊上关于非洲文学的文章历来罕见。吉狄马加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之后有意改变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对非洲现代文学最关注、最了解，也对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文学最热情、最给力的作家和文学领军人。在吉狄马加大约20部著作中，诗集里有许多关于非洲的诗歌，诗文集、演讲集、访谈及随笔集里有大量介绍和评论非洲文学的文章，其中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最多。因为他的评论是在全球化演进、现代化嬗变和世界文学潮流起伏消长的大背景上立论的，所以话语中表现了吉狄马加特有的大视角和大气度。他的评论全面、新颖、深刻，给人以闻所未闻的感觉。这对纠正当代文坛漠视非洲文学的错误倾向，扭转众多作家对非洲文学认知缺失的局面，引导广大读者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和扩大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推动中外文学交流与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伊始，吉狄马加在2001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发表重要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以此文题目为书名，推出“我读外国文学”专集，收录文章37篇，作者有莫言、贾平凹、刘心武、余华、张炜、苏童、冯至、袁可嘉、郑敏、海子、王小波、于坚等36位，无一不是名家。他们文笔从容，文章质地厚重，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学交流的最高水平。但是名家们大多谈的是读西方文学的体会，谈非西方文学者少，谈的内容也不过三言两语。莫言、残雪谈及拉美文学，吉狄马加之外，没人谈非洲文学。36位作者中既谈西方文学又谈非西方文学，而且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评论非洲文学与拉美文学者，是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文章中表现的世界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对非洲文学的评论，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堪称空谷足音。其要点有三：第一，吉狄马加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文学”，不同国度和种族的文学大师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奇迹”，使人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们不朽的作品，也成为人们“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吉狄马加对世界文学这种认识超越了西方文学中心论，他对文学认识价值和精神意义的把握也是十分正确的。第二，吉狄马加高度概括了黑人现代文学对非洲大陆划时代的贡献和对世界不同文明应当共存互鉴的启示作用。他说：“黑人现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黑人作家的作品，今天已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经典”，这些作品“把一个真实的非洲和黑人的灵魂呈现给世人”，使人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从而“更加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存。”第三，吉狄马加特别推崇出生于马尼提克岛的诗人塞泽尔和出生于塞内加尔的诗人桑戈尔，盛赞他们提倡的“黑人性”运动，认为他们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从黑人文化中吸取灵感，把源于他们祖先流传的神话历史，神圣语言以及残酷的现实生活，都完整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世界，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对世界上一切弱势群体的文学如何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示范”。他说，自己阅读桑戈尔充满祖先的精神，语言仿佛是非洲祭祀梦呓和祈祷一样既感亲切又感有无穷生命力的文学，“就像一股电流穿透了我的全身”；他还说，阅读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的作品，也曾给他“难以估量的影响”。显然，吉狄马加对于误解非洲但不固执己见的人们来说，仍旧有不少启示性。

近十年间，吉狄马加的非洲情怀上升至更高层面，他同非洲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推动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交流互鉴更加不遗余力。单看其演讲，就能证明这种趋向。他2005年11月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2008年10月16日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当代世界语境下的中国诗人的写作》，2009年7月10日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讲演《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2009年11月23日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多元民族特质文化与文学的人类意识》，2012年8月10日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都一再谈论非洲，对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论述比以前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他谈论非洲现代文学，是站在21世纪这个时代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观察思考问题的，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那样局限在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等层面；而身为作家与诗人，他评论非洲现代文学，又特别看重黑人精神和黑人心灵的创造性表达，关注文本的精神性、心灵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从上述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对非洲现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感悟和认知，特别是对非洲现代文学世界意义和人类学民族学价值的分析、理解与评说，不少方面超越了有关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其中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篇演讲题为《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为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土著民族、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学的“继续存在”对当今人类解救危机和世界减少灾难的伟大意义。其中，最关键的话语就是从非洲诗人艾梅·塞泽尔说起的：“伟大的马提尼克诗人和政治活动家艾梅·塞泽尔呼吁以‘历史权利’，来进一步关注土著民族的文化传承，他所提出的‘黑人性’，无疑是非洲以及世界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艾梅·塞泽尔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为真正实现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文化多样性而付诸行动。从21世纪开始以来，将多样性当做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来用已经成了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成了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具有道德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各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延续，将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因为我们曾长时间缺乏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理解及尊重。”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有的根本没有论述塞泽尔，有的只作了简单介绍，吉狄马加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对塞泽尔及其倡导的黑人性文化复兴运动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史无前例”，是多重意义上的超越。如果我们知道吉狄马加2012年还创作过专门献给塞泽尔的诗篇《那是我们的父辈》，读过“塞泽尔，我已经在你的黑人意识里看见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悲悯之情/因为凡是亲近过你的灵魂，看见过你的眼睛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会相信你全部的诗歌/就是一个离去和归来的记忆……”读过这种充满崇高诗情和深邃历史哲理的诗句，我们对非洲现代文学的认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当然还有吉狄马加与非洲精神联系的认识，就必然更全面更深刻了。

献给纳尔逊一曼德拉的诗蕴藉着高尚而深邃的精神意义

在世纪之交有关非洲的诗歌中，吉狄马加的《回望20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是一首大诗、奇诗，富有探索性和独创性的好诗。它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坐标上，书写当今世界100年的历史，向世界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作品以“你（指20世纪）好像是上帝在无意间遗失的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为总体隐喻，通篇都是“世界太息”和“世纪太息”，其中也包括对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统治时期悲惨命运的感喟，对非洲黑人土著文化相继消失的嗟叹。此诗的副标题“献给纳尔逊·曼德拉”，寓有深意。曼德拉是世人公认的非洲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非洲各族人民反抗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旗手，也是20世纪人类精神的代表。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符号，以“献给纳尔逊·曼德拉”为副标题，增添了诗的内涵，扩大了诗美空间，既凸显了非洲人民数不尽的历史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彰明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潮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回望20世纪》70多行，用“我们”10余次，把“你”作为“20世纪”代称用了30余次，这种写法让时间获得了生命，在诗里形成了对话机制，同时也激活并贯通了文路，使全诗情思浩荡、大气淋漓。“你为了马丁·路德·金闻名全世界/却让这个人以被别人枪杀为代价/你在非洲产生过博卡萨这样可以吃人肉的独裁者/同样你也在非洲养育了人类的骄子纳尔逊·曼德拉/你叫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你却又叫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产生仇恨/还没有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真正和解/你又在科索沃引发了新的危机和冲突/你让人类在极度纵欲的欢娱之后/最后却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你的确认人类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好处/却又让人类的精神在工业文明的泥沼中异化而死亡……”这首诗内容与全球五大洲相关，与非洲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当然也有切实联系。其文本的话语系统蕴藉深厚，极富张力，表达总在显现与隐藏、有解与无解之间，艺术天地极大。作品并没有舍弃形象意象隐喻象征，同时又把20世纪众多矛盾对立的人或事并置，构成历史悖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抗对撞中呈现百年的历史哲学，从而激发人们的想象与思考，使读者在情感和理智上得到提升。把非洲“吃人肉的独裁者”博卡萨和非洲养育的“人类的骄子”曼德拉比较对照，其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认识非洲和世界的复杂性，正可由此进入。面对20世纪数不清的历史悖论，如果读者深入思索，从曼德拉身上就可以找到不少解惑的突破口，看到人类历史的光明面，并且以正确的姿态面对21世纪。

2013年12月5日，纳尔逊·曼德拉逝世，全世界都为他逝世而哀伤，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深切地悼念他，几十亿人民以数千种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悲痛。吉狄马加的方式是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在几天之后写出了出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诗句。这是一首长诗，2013年12月10日，即世人向曼德拉遗体告别之前问世，题目是： 《我们的父亲》。在吉狄马加心中，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他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精神力量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我仰着头——想念他！/只能长久地望着无尽的夜空/我为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而感到隐隐的不安，风已停止了吹拂/是在一个片刻，还是在某一个瞬间/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似乎刚刚转过身，在向我们招手/脸上露出微笑，这是属于他的微笑/他的身影开始渐渐地远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灵魂的安息之地/那个叫古努的村落，正准备迎接他的回归……”这是长诗的开篇，用高视角和大视境，写非同寻常的悼念：仰着头长久地望着无尽夜空的想念。然而“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不经意间“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出神入化的描述，凸显了一种中外诗人都在孜孜追求的“神性”，但是吉狄马加追求的这种“神性”，不是属于上帝们的那种“神性”，而是人类尊崇的一种“精神”或“精神性”。你看，那个已经站在通往天堂路口、我们无限想念的人在向我们招手了，而且脸上还露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属于他的微笑”。可以说，这样开头是神性、人性、诗性的变奏与交响，汇合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无比悲伤与无限崇敬。法国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吉狄马加是一位伟大的讲故事的人。我们信他的故事，我们跟随这些故事，尽管它们是悲剧性的。也正因为它们是悲剧性的。在今日诗歌中拥有故事的敏感，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这段话在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富有神性的开篇之后，吉狄马加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了——从“一个黑色的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奔跑”讲起，讲“这个有着羊毛一样有着卷发的黑孩子”怎样“沿着他选择的道路”百折不挠地前进，怎样面对“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死亡”，怎样“带领大家去打开那一扇名字叫做自由的沉重的大门”，怎样“九死一生从未改变”、“始终只有一个目标”，怎样坚信“爱和宽恕能将一切仇恨的坚冰溶化”，最后达到目标时又怎样“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告诉人类——忘记仇恨！”这的确是一个故事，不过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个顶天立地受到全人类敬爱的人类精神领袖的故事，而吉狄马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极为充分地运用了他已操练、创造了30多年的“吉狄马加诗学”，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由外到内彻底地精神化、心灵化、审美化了。应当说，30年来每一阶段都有不少“标示当代诗歌等高线”、“写得足够大气、诚挚、灵动，充满抒情汁液”（唐晓渡语）的吉狄马加，这些年来还有不少“超越”了“当代诗歌等高线”的好诗、奇诗和大诗，本文论及的《回望20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和这首《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诗篇。

诗歌阅读广泛的读者，读吉狄马加悼念曼德拉的诗时，也许会联想到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同一时期悼念曼德拉的诗。安杰卢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黑人女性，美国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卓有成就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作为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她1993年曾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轰动一时。2013年12月6日，即曼德拉逝世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段时长四分四十秒的录像，内容就是安杰卢“代表美国人民致纳尔逊·曼德拉的颂诗”。此诗题为《他的日子结束了》，开篇为“他的日子结束了”。/结束了。/消息乘着风的翅膀而来，/不愿驮起这份重负。/纳尔逊·曼德拉的日子结束了。//消息传到我们美国，/不意外，可还是不想听到。/我们的世界突然变得黯淡，/我们的天空铅一般沉痛。//他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看见你们，南非的人民，无言地站立，当那最后的门猛然关闭，/再不会有旅人归来了……”全诗也歌唱了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赞颂了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功绩，表达了对人权、自由、和解、宽容的肯定和热望。两首长诗各有千秋，然而两位诗人在历史观、文化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也明显或隐蔽地活跃在字里行间，甚至同用“人权”、“民主”、“自由”等词汇，所指也大为不同，需要细心解读。要而言之，安杰卢是以美国为中心视角的，吉狄马加采用的却是中国——非洲—世界共同视角。诗的标题《他的日子结束了》和《我们的父亲》，差异是极为明显的。诗行中的话语差异更明显。按血统说，黑人安杰卢与曼德拉同源，但其诗“他”字连篇，“这里，在美国，我们……”成为标准句型；而吉狄马加笔下，“我们的父亲”却不曾离口，这不是故意做作的称谓，不是矫情，与“黑人兄弟”、“我们的父辈”称谓一样，都表现了特殊的亲情，带有诗人的血温。称呼之内，有文化身份与写作立场问题。“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是说曼德拉精神不仅属于他个人和南非，也属于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总之，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是吉狄马加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诗坛悼念曼德拉诗歌中的经典，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也表现了中国人——非洲人——全人类之间的精神联系。

作者：李鸿然

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篇2：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从业者，我这些年经常参加一些当代作家的创作座谈会，也不时收到一些年轻的文学作者寄来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有很多并非业内人士，他们之前所学专业和正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创作的艺术水准并不逊色于专业出身的业内人士，有时反而会更上层楼，令人刮目相看。事实上，这种现象由来已久，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并非純粹文学专业出身，但他们却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者。

如果从文学发生与文学创作的动力层面观之，非文学专业出身而能成为一代文学巨匠的现象不足为奇，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个体生命在对生活和世界观察的基础上，经过深刻的生命体悟与思想情感的凝练，最后运用合适的文字加以表达而已。深邃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

前些日子，我收到一位同事转来的一部散文集《拈一指流年》，集子的作者是我驻马店的同乡吴岸杰。我和吴岸杰之前未曾谋面，我对他也不太了解，翻开集子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得知：他并非文学专业出身，而是北京商学院经济法专业毕业。一个学经济又长期在行政岗位工作的人，竟然对文学保持着持久的热情，这不禁让我肃然起敬。从简介上，我看到他是1967年出生，恰好又和我同岁，同龄人自然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大体相似的人生经历，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再加上他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平舆县与我的老家汝南县搭界，平舆县之前本身就隶属于汝南县，这立刻拉近了我和岸杰的距离。这或许是人生的机缘巧合吧，尽管我对岸杰的了解非常有限，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品评作品，难免会有肤廓之感，常言道“文如其人”，那么，就从他的作品谈起吧。

《拈一指流年》分“如歌岁月”“且行且惜”“坐而论道”三大部分，从文体而言，前两部分主要是抒情、叙事或议论的“言志”散文，后一部分则是作者从事具体工作的考察报告、应对策略及业务学习的“时论”文章，前两部分可称之为文学性散文，显现出作者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人”性的一面；后一部分可称为工作经验的总结，呈现了作者“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的工作豪情。如果从较为纯粹的文学角度而论，第三部分与前两部分似乎不太协调，但我理解作者的苦心，他是想通过编这个集子，咀嚼已逝的往昔，留住久远的岁月，用他个人极富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笔过留痕写流年”。文字既是一种情感的怀旧，也是对时间和历史的铭刻，后半部分的文字留下了岸杰二十多年来工作经历的足迹，“在其位，谋其政”，作为具体岗位的工作人员，他用自己的文字和思考记录了其人生中工作历程的重要关节点，也诠释着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兢兢业业、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相信，不论他以后再继续从事何种工作，他仍会用自己的文字一如既往地记下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这是文字的魅力，也是文学经久不衰的魔力所在。

倘若从文学欣赏和可读性的角度，我更看重这部集子中的前两部分。集子中的第一篇《把最珍贵的礼物献给最可爱的人》，是他参加1979年中招考试获取全县最高分的作文，岸杰真是个有心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将这篇多年前的考场作文精心找到的。文章被编入集子中很有意义，使我们得以窥见他12岁时的写作水平。细读这篇应急的考场作文，有情感，有高度，已经初步展露了他此后写作的风貌，作文以排比句抒发情感，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自卫反击战中英雄的颂扬。写于2012年的《同学聚会感怀》同样延续了这种以相同的句式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文章虽短，却融入了作者多重的情感，绵密精细地传达了对27年前同窗同学的思念之情，再度相逢的喜悦之感，抒发了作者对时间流逝、岁月沧桑的人生感慨。

我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不但是一个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处处留意的有心人，而且还是一个善于欣赏风景的人，一个灵魂中浸透了自由放达与隐逸志趣的雅士。我觉得他既能积极热烈地“入世”，也会冷静闲逸地“出世”。这是他在《新绿旧痕鼓浪屿》中的人生怀想：“若是有缘，真想在这里寻一道静谧的小巷，租一间小小的铺子，小巷深深，树影重重，守一铺小店，念静好时光，闲来读书写字，侍弄几盆绿植……”在《春野乡情槐花香》中也流露出这样的人生况味：“寻个清朗丽日，放下利欲追逐，卸下疲惫杂烦，只带一颗清雅闲适无浊态的初心，去春野，去林间，再闻一闻那香，再尝一尝那甜，不为刻意寻谁的影子，只为还一次本真的自己！”当然，他的“出世”不是高蹈远离于世俗生活之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积淀了他对生活的哲思。《垂钓随想》从日常的钓鱼谈起，由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储光羲的《钓鱼湾》，到五代和凝的《渔父》、清人王世祯的《题秋江独钓图》，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指出“无鱼亦无我”乃垂钓的最高境界，从钓鱼需要齐备六物谈到人生成功的六项条件，最后落实到对人生如钓鱼的深邃思考：“每次抛出去的钩并不一定都有鱼，但心中要永远有希望在那里，人要经得起鱼漂的上下沉浮，把握好自己手中的鱼竿。”

文人都有访幽探胜的喜好，这部集子中也涉及作者走访的许多风景之地，诸如西湖、鼓浪屿、九寨沟、芙蓉园、万仙山、坝上草原、南阳宝天曼等。在今天，旅游赏景是人们于日常工作之外普遍追求的一种休闲生活，但大多数旅游者除了拍些照片以资留念，很少有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岸杰不但用他富有才情的细腻文笔记录了他眼中的风景，也以他特有的敏锐，从风景中发掘出对生命的沉思，《西湖赏荷》鲜明地呈现了这一写作特色。

我们知道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对荷花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从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对莲花外形的描摹，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对莲花高洁品格的赞美，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曾对田田的荷叶、婀娜多姿的荷花有精细的书写。吴岸杰的《西湖赏荷》却能在传统的文学资源中开发出新的意境，他把“一池风荷”看作“一个长幼同堂的女儿国”。以荷比拟人，这似乎并不鲜见，朱自清就把荷花幻化为美丽的女性。但，这篇散文却把荷花比拟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她们因不同的年龄，便有不同的姿态，也有不同的情感。岸杰可谓写尽了西湖曲院风荷的多种风姿、多种体态、多种情感，“年长者”，“兀自立在水中，有一点失意和落寞”；“年轻的荷”，“洋溢着一团幸福，似用甜蜜的爱情滋养过”；“孩子气的花骨朵”，“小姑娘似的，怀着无限好奇，从水下探出头脸”。“孩子气的花骨朵”这些语句分明回荡着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声音，也隐含了李商隐“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的意蕴，这篇散文显现出岸杰的古典文学素养。并且，作者能从田田荷叶、形态各异的一池风荷中，体悟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芳华，这种从古典文学中汲取滋养又能够推陈出新的写作方法值得赞许。我个人认为，这篇散文即使被置于20世纪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加以考量，也丝毫不逊色其他大家。

《人生如漂流》通过描写作者在南阳宝天曼冲浪漂流的切身经历，来比喻人生之路的艰辛与磨难。由漂流“本是顺流而漂”意识到“人生在世，有时候也真得随波逐流，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漂流遇到搁浅体悟到人生难免遇到不如意；由漂流遇到疾风大浪体验到人生的冒险和落差。应该说，这些体悟都凝结了作者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在社会上风风雨雨的生命体验。如果说，在游历和亲近激流中感受到人生如漂流的跌宕起伏，那么，在游历名山中，作者却从生长在绝壁悬崖上的无名草木感悟到生命力的坚韧与顽强。《感悟坚强》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作者由扎根于乱石堆中的黄山迎客松的恶劣生存环境，描写峨眉山上散落在岩石表面的小灌木的从容生长，以及中原嵖岈山上石猴头顶一株遗世独立的小树，指出这些卑微与弱小的生命所昭示着的生命奇迹，并且，作者由物及人，以此联想到因交通意外而高位截肢的流浪歌手陈州，歌颂其以超乎常人的顽强毅力靠一双手完成了登五岳的壮举，散文充溢着满满的正能量。

吴岸杰的散文，既能在现实的风景中陶醉和沉思，也能够穿越时空的局限，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显现出智者的风范。《款款走来的王安石》一文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作者感受到王安石淡泊名利的孤傲灵魂，由此探讨平淡的人生哲学。他指出淡是宁静与飘逸，淡是镇定与从容，淡是一种洒脱与智慧、成熟与练达。文章让王安石向今天款款走来，是以历史人物的品格烛照当下的现实人生。与此对照的是《路》这篇散文，作者从万仙山春游归来，写了引起他心灵震撼的挂在绝壁上的路——郭亮洞，在20世纪7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郭亮人开辟了作为世界奇迹的绝壁长廊，作者在欣赏郭亮洞“一洞一景，犹如人在画中走”美丽景色，赞叹太行人向绝壁要路的大无畏精神的同时，突然引发思绪和遐想：“假如时空穿越，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面对那样的境况，会做何选择呢？”这句让现代走向历史的奇思妙想，无疑是对当下人精神的审视和灵魂的拷问。的确，吴岸杰的散文不在于描摹外在绚丽多姿的世界和风景，他的风景中有人生的哲学思考，细腻的抒情中也饱含对命运的感慨。

吴岸杰是一个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人，他广泛阅读，每有所得，总是欣然摘录，有时也会把他自己生活中的感悟凝练成文，以吉光片羽的格言形式加以总结、提升，成为人生的智慧。在《文海拾贝》中，他有时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人，在静观沉思中参禅悟道，拈花微笑，妙语连珠——“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佩；草际烟光，水心云影，闲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他有时则好像是一位睿智的仁者大儒——“对人：表里如一，真诚以待，是为信；修心：优为聚灵，敬天爱人，是为仁”。这种带有思想碎片似的格言式文体，在西方思想大家尼采、帕斯卡尔的著作中并不陌生，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如治家格言《颜氏家训》《围炉夜话》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读书深处意气平”，《文海拾贝》也可以说是岸杰通过阅读人生这部大书的情感提炼和思想结晶，处处闪耀着精神的灵光，呈现出中年人少有的思想达观与生命的从容心态，这是岸杰对世界、对他人以及对自身沉潜思索的结果，是他在广袤的生活海洋边捡到的精美的“贝壳”。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托物言志、借景感兴的散文文体之外，这部集子中还有相当的篇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怀旧的笔调书写往昔的快乐，打捞过去生活的美好记忆。《难忘儿时听书乐》回忆他儿时在农村老家听说书的动人场景，说书人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听众则全神贯注，陶醉其中，作者以形象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描摹出曾经盛极一时而如今早已消失的民间娱乐项目。作者带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情怀，对这种消失的文化景象寄予深情的回眸与惋惜。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并不是伤怀于时间的流逝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而是把怀旧的情愫关注到“说书人”——在这种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承方式的消亡上，文化关怀的意味显然提升了这篇散文的品格。

也许正是和作者同龄的缘故，有相同的对于乡间“说书人”的文化记忆，我个人非常喜欢吴岸杰这篇散文的格调，也极为欣赏这类散文素朴的文字和文化怀旧的笔触。是啊，我和岸杰都已过五十“知天命”了。这个年龄，无论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讲，都是研究与创作的黄金时代，因为此时人生的阅历已相当丰富，读书与生活的视野相应地也更为宽广。吴岸杰在散文创作领域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优长，语言上也有自己独到的特色，比如，他善于经营语言的华美及辞藻的秾丽，注重排比句式和复沓手法的运用，如《水韵九寨沟》所言：“九寨的水，是色彩斑斓的。”“九寨的水，是安静优雅的。”“九寨的水，是温柔多情的”……他有意打造词语的对仗，如《久违的秋雨》中描写各不相同的四季落雨：“春雨凄迷，夏雨嚣张，冬雨无情”，如《七月，寻一处清凉在草原》：“闻花香草香入心入脾，或浓或淡；看白云朵朵飘在蓝天，或聚或散；听琴声悠扬荡于耳际，或近或远。”这些特色为他进一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堅实的基础，况且，岸杰又是一个有心人，他以后人生和创作的路还很长，我们有理由期待，相信他今后一定会奉献给读者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成熟并非程式化和模式化。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一旦形成模式，往往会限制艺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提升，真正创造性的作家，总是在建立自我风格的同时又不断地突破自我。即便从散文文体而论，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颇丰，出现了风格各异的散文大家。诚如清华大学解志熙所言：“梁实秋漫谈人情世态，简劲通脱；冯至分析实存状态，严肃深沉；钱钟书俯察人生诸相，机智超迈；李霁野指点人生迷津，风趣通达；杨振声批点礼俗虚文，谑而不虐：凡此皆卓然不群，独步一时，并且都怀有文章之美而不陷人于理障。”事实上，同一个作家的创作也通常会因题材和写作对象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文体风格。朱自清既能写出《荷塘月色》这样语言华美、辞藻秾丽的美文，也能写出《背影》这种素朴自然、洗尽铅华的至情至性的美文，可谓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吴岸杰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他总能从风景中或者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人生的况味和生命的哲思，这固然是一种严肃而认真的文学观念。其实，文章写作尤其是散文之美不但发掘事物的“理”趣，也应关注“情”趣。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一定非要与人生的道理结合，升华出生命的思考。超然物外的情趣之美，也许是散文之美理应关注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晚明士人的小品文早已开启了端续，贡献了精品和佳作。

基于此，我真诚地期望吴岸杰能够再接再厉，发挥已有的优长，突破原有的自我，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我们也热切期待着岸杰有更好的经典作品诞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美编 敏子 编辑 闫莉2785167984@qq.com

作者：刘进才

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篇3：

民族的歌者，人民的作家

摘要：本文通过对鲁迅与唐加勒克的生平及作品特征的比较，具体分析研究了其相似点。不同生活地域、迥异民族性格的两位文坛巨匠，在生平与创作方面呈现出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关键词：唐加勒克 鲁迅 生活经历 文学创作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符合这“四跨”中的一个方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进行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研究者发现，世界上众多的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文学均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充分说明人类精神文明在宏观上是统一的，在思想情感上也是相通的。在某些时期，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创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某种相似性，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鲁迅与唐加勒克同为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两位作家一位是汉族，一位是哈萨克族，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经历也不相同。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为各自民族之自由解放终身奋斗的经历；不论是曾前往国外深造的留学经历，还是青少年时期因家庭原因所遭受的苦难；不论是其创作与现代出版传媒的关系，还是其作品的主体精神、自审意识、启蒙意识，都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特点。

一 二者生活经历的比较研究

首先，两位作家年轻时都遭受过不少苦难，萌生出相似的志向。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祖父科场案，父亲患病，家境迅速败落。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长子，上有孤母，下有弱弟，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过早地体验到人生艰难和世情冷暖，在鲁迅心中留下深刻的创痛，使他有了砸破那个封建末世铁屋的最初冲动。

唐加勒克1903年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贫困牧民家庭。为了抚养八个孩子，父亲卓勒德靠当雇工、兼做木工活度日，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正如诗人自己说的，“门坎是穷人的，上座是富人的”。诗人从小就帮父亲做事，分担家人沉重的生活苦难，周围活动着的一个个生命也都是与贫苦相伴，这使唐加勒克心中萌生了改变这一现状、砸断被奴役同胞身上沉重枷锁的期许。

其次，两位作家求学经历和成长过程有相似点，促使其产生了相似的奋斗目标。

鲁迅和唐加勒克都有在国外生活和学习的经历。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作为弱国子民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历程，并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唐加勒克也有同样的经历，1923年，唐加勒克前往苏联，留学三年，阅读了大量俄苏作家的作品，将苏联社会的新变化与国内哈萨克同胞的生活状态相比较，坚定了唐加勒克用手中的笔呼唤民族觉醒，将争取民主自由作为其一生奋斗的目标。

再次，两位作家都与现代出版媒介有着不解之缘，这使他们的事业拥有了更多的同行者。

鲁迅在长期的文学生涯中，与现代出版媒介产生了不解之缘，他的崛起是因为《新青年》，而与他产生联系的《雨丝》、《莽原》、《未名》、《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萌芽》、《太白》、《文学》、《申报·自由谈》等，都是中国当时现代出版媒介的重要代表。鲁迅生前曾参与编辑过的刊物多达数十种，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积极创办《新生》，和弟弟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总之，现代出版媒介对鲁迅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使鲁迅的事业有了更多的同行者，而不是孤单地奋斗。

1935年，在马克苏提的支持下，唐加勒克到了伊宁市参加了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并申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哈萨克文的报纸，并在报纸上先后发表了大量呼唤哈萨克人快速觉醒的诗作。在紧张的笔耕战斗之余，唐加勒克还担任了哈文版《伊犁日报》的编辑工作，这使他周围聚集了一些有着共同理想的同行者，而不像当初刚从苏联回国那会儿，是一个人的呐喊。他们以该报纸为依托，向广大的哈萨克族人民宣传新事物，号召哈萨克族人民学习科学知识，而这些从事现代出版媒介工作的经历对他创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他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也要归功于现代出版传媒，几代哈萨克研究者寻访探秘，终于使唐加勒克的作品得以出版，广大读者才有幸拜读这位哈萨克传奇诗人的伟大诗作。

二 二者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

1 爱国精神和呼唤民族意识

鲁迅主要活动的时代，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是时代的大环境促成了鲁迅逐步由一个潜心书斋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时代的代言人，早年曾经遭遇碰壁的理想再次散发出光和热。自此，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真挚的爱，鲁迅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洪流，以笔为刀，终其一生，以爱国主义为一贯之精神，批判国民性，揭露鞭挞封建余孽，呼唤民族觉醒。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为国为民战斗的一生。唐加勒克作为哈萨克族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诗作也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唐加勒克忧国忧民，绝大部分作品都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他积极写诗，对哈萨克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主张改变民众的命运，改变民族命运，革新社会政治制度；他批评民族的落后、游牧和居无定所。在《我的愿望》一诗中，诗人写到：“推翻封建制度同时，才是我的黎明/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我的鸣叫就是百灵鸟的/我的民众得到权利，我将死得无怨无悔/我的愿望如能实现，我的灵魂不会在坟墓里发霉”。另外，还有《我的民族在干什么》、《哈萨克走进中心，别在边缘徘徊》等唤醒民众，以及《谁在坐牢》、《新疆曙光》、《木呐加提》等诗歌也处处体现新疆人民的团结、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思想。

2 抨击封建传统习俗，提倡男女平等

鲁迅一直关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众，尤其关心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希望他们能挺起胸膛做人。面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和欺压，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怜悯；同时，对于妇女们受封建文化的毒害而形成的落后、无知和奴性，也给予沉痛而尖锐的批评，并对妇女解放的道路做出清醒而冷静的分析。鲁迅热切期望妇女们挣脱封建枷锁，做一个自立自由之人。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创作中，不仅表达了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观念欺压妇女的罪恶行径的激愤批判，同时，也对个性解放的思潮过后，所谓的新女性只是加了几件西洋衣饰，背了几篇西方人权的宣言，上街喊了几句口号，就自认为是新女性的人给予了温和的劝戒，他考虑的是娜拉出走以后的事。鲁迅希望我们的新女性不仅要追求“五四”时期提倡的人格平等，也要去追求生产生活中的平等，经济独立的女性，或许才会有真正的人格之独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鲁迅的时代没能出现这片曙光，他从深沉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封建主义对妇女的诬蔑与戕害进行了无情鞭挞，表达了对历尽苦难、心灵蒙受巨创的中国妇女的深切同情。

唐加勒克在他的诗中揭露了旧社会的阴暗面，表达出对女性遭受不平等婚姻、不自由境遇的同情。斯拉义·斯哈克的《论唐加勒克及其创作环境》中，最多强调及宣传的还是新文化。通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诗歌形式阐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创作的诗歌、叙事长诗等，诗人关注旧社会的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用《阿娜尔与沙吾列》、《艾努瓦尔与库兰达》等内容繁杂的史诗，以及《与努尔力亚对唱》、《与霍依迪木的对唱》等意义重大的对唱诗歌，揭示当时的社会问题，无情抨击封建婚姻习俗流传而来的“头发长见识短”、“女人带头、办事不牢”、“女官不成大事”、“家主不在，媳妇称王”等错误思想。诗人用唯物观来看待问题，用真实的历史事件、优美而生动的诗歌创作证明了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诗人通过《娜孜古丽》这首诗，表现出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成为自由自在的女主角娜孜古丽的故事，这是当时女性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真实写照。而在《阿娜尔—沙吾列》中，阿娜尔为了忠诚自己的爱情，为了得到期盼已久的爱情，与周围的封建思想、重重阻力进行斗争，最后姑娘和小伙子获得自由的爱情。而小诗《忧郁的姑娘》、《巴勒合亚的忧伤》、《别克扎特的忧伤》中，讲述了哈萨克姑娘没有权利寻找自己心中的如意郎君，只能像“出卖牲畜一样嫁人”的悲观绝望心绪。例如《忧郁的姑娘》中：“姑娘的价值难道仅仅是牲畜吗/拒绝父亲难道是一种耻辱吗/哪个女子能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所嫁的难道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吗”。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当时无法去找如意郎君的哈萨克姑娘可怜命运的惋惜之情，也可以深深体会到为她们竭力鸣不平的拳拳之心。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懂得，两位伟大作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民族生命中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强调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3 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启蒙

鲁迅高度重视文学教育，认为文学具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文化功能，所以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果敢地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举起“启蒙”的大旗，力行用文学来教育、改造国民。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创作上，鲁迅则怀抱“启蒙主义”，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旨归；在取材上，“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唐加勒克也针对当时哈萨克草原落后的教育状况，用自己犀利的诗歌倡导学习知识的好处。在苏联学习过新知识，见识丰富的唐加勒克把所见所闻传授给家乡父老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掌握新知识的楷模，同时他把哈萨克族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认识到哈萨克族的落后，如：“生活就这样迷迷茫茫/有志者也在实现着愿望/城里的人们走在前面/而山地的民族在忙什么/有见识的在打着基础/生活的基础越打越牢/即便是小病一桩/也在下功夫医治痊愈/而我的民族只会这个/买卖羊只养活自己”。描写了当时哈萨克族民众逐水草而居、靠山吃山、狭隘闭塞的落后面貌。除此之外，还有《读书，青年拿起笔来》（1934）、《明天将更加美好》（1936）等诗歌，用优美且富含哲理的语言宣传了科学知识的好处，尤其对游牧民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这两位作家虽然在人生和创作中并没有相互借鉴，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思想境界、民族性等诸多因素，自然而然地造成两位作家在创作思想和手法上的共通性和一致性。通过对这两位汉族和哈萨克族作家生平创作的比较，借助于鲁迅已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现实背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个地处祖国西陲的民族作家的风采，去了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哈萨克族文学，这对向全国的读者推介新疆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夏依提哈孜、斯拉义汇编：《唐加勒克研究》，伊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斯拉义·斯哈克：《论唐加勒克及其创作环境》，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8年版。

[3]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 朱栋霞、丁帆、朱 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5] 别克苏里坦等：《哈萨克文学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

古丽加马力·托力干，女，1976—，新疆巩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哈萨克族语言文学，工作单位：伊犁师范学院。

阿布都海米提·吾尼克巴依，男，1972—，新疆巩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哈萨克族语言文学，工作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作者：古丽加玛丽·托力干　阿布德海米提·吾尼克巴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