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

周作人以其丰富的书话创作成为现代书话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对现代书话文体的经营,显示出文体与人的复杂纠葛。周作人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氛围营造等诸方面都漶漫出周氏丰富复杂的文人气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 篇1：

《知堂书话》版本变迁与书话文体认知

摘要：周作人是公认的现代最突出的书话家。目前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已出四种版本。对比这四种版本的《知堂书话》，意义不容小觑。四种版本的变迁体现出1980年代至今30年间对-书话文体的认知变化，折射出周作人研究的曲折历程。这无论对书话研究还是对周作人研究都大有裨益。

關键词：《知堂书话》；版本对比；书话文体；周作人研究

作者简介：赵普光，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210097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公认的现代最突出的书话家。可是周作人自己并没有明确以“书话”为名出版过文集。尽管如此，其书话家的突出地位则不可动摇，当然这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创作的读书记或日文钞体文字，丰富庞大，量多质精。同时，后来者对其书话文体的认知与评定，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后一种原因，作用最大，用力最多的，我以为要首推钟叔河了。钟叔河是第一位明确用“知堂书话”之名来为周作人的读书随笔编书的。目前《知堂书话》同名书已出四种版本：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以下简称“岳麓版”)、台北百川书局1989年12月版(以下简称“百川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7月版(增订重编本，以下简称“海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以下简称“人大版”)。对比这四种版本的《知堂书话》，意义不容小觑。四种版本的变迁体现出1980年代至今30年间对书话文体的认知的变化，折射出周作人研究的曲折历程。这无论对书话研究还是对周作人研究都大有裨益。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每种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最早问世的是“岳麓版”，收周氏书话330篇，除了最后一篇《(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是自编文集之外的遗稿外，另外所有都是选自周作人的自编文集。1987年2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钟叔河编《知堂序跋》一册，收序跋233篇。第二个版本“百川版”，所收序文及书话的篇目、篇数、顺序与“岳麓版”完全一致。“岳麓版”和“百川版”间变化最小。

一、对比与见证：《知堂书话》版本比较与新时期以来书话出版

“海南版”共收周氏书话578篇，篇幅几乎比前两个版本增加近一倍。“海南版”和“岳麓版”之间的变化最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篇目数量大大增加：一是增加了泛论读书及文明批评的文字，已经溢出了知堂的狭义的“读书录”(或云“看书偶记”)的范围。例如《读书论》、《读书的经验》等是泛谈读书经验心得；《灯下读书论》、《入厕读书》等充盈文人情趣。二是增加了未收入自编文集的文章和新发现的遗文杂稿。这是周作人研究拓展与深入的表征。更明显的变化是“海南版”将岳麓版的《知堂序跋》也一并收入。

第二，“海南版”对书话篇目作了分类，按照内容共分七辑：一、谈书和读书；二、谈中国古书；三、谈旧小说等；四、谈中国新书；五、读东洋的书；六、谈西洋的书；七、谈自己的书。这实际上是对书话的分类归纳的过程。

第三，编者的序文不同。“海南版”卷首印“序文三篇”，将此版的序言即《增订重编本序》和“岳麓版”《知堂书话原序》、岳麓版《知堂序跋原序》一并列出。

“海南版”付梓七年之后，人大版《知堂书话》面世。“人大版”收录书话385篇。篇目编排也是按书话内容来分类，计四辑：一、谈新书和旧小说；二、谈日本的书；三、谈西洋的书；四、谈古旧书。总体来说，“人大版”应该说是“岳麓版”、“百川版”和“海南版”三种版本的改进版、升级版，综合了前面版本的优点，对“岳麓版”和“海南版”的特点做出了更为合理的损益取舍。

“人大版”与“海南版”相比，抽掉了周作人的序跋文，另编一本，恢复了“岳麓版”的做法。删去大量的篇幅过长的理论性质和时事评论性质的及较少艺文情趣的文字，如《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少年时的题记等，这就使得书话文体更趋单纯，更重趣味性。

四种版本《知堂书话》的出版贯穿了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年，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书话出版的历程与特点。

首先，在80年代出版界与文学界，“岳麓版”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当代文坛为近现代作家编辑整理书话集的先河。尽管岳麓版《知堂书话》出版的80年代，有唐瞍的《晦庵书话》、孙犁的《书衣文录》、黄裳的《珠还记幸》、姜德明《书林秋草》等相继推出，但这些都是作家自己编订。唐瞍之外，其他人都未明确用“书话”名，且文集都掺入了非书话文字，而被混同于其他散文，书话的特点未得到充分彰显。直到90年代，进而出现了国内现代作家书话集整理和出版的高潮。这期间，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两辑共16册，将鲁迅等一批现代作家的书话文字重新整理。其后有朱正编辑《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脉望主编“书趣文丛”系列丛书更是周越然等近现代作家学者书话较大规模的集中亮相。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邓之诚着《桑园读书记》、周越然等着《蠹鱼篇》，颇有些旧文新刊的意味在。1998年钱谷融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人书话系列”，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林琴南、刘师培等近现代学者作家的序跋、考叙文字也纳入其中。

先有创作实绩，继有出版界推动，后有研究梳理，本为学术之通例也。在岳麓版《知堂书话》之后，才逐渐出现了为近现代经典作家编辑出版书话集的风气，并明确以书话作为集子的命名。书话概念的明确采用，意味着在出版界的推动下书话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文体或创作形式，正在被认可，进而学界特别是学院派，逐渐开始關注和研究。若要获得公认，只有从鲁迅、周作人及其他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整理出书话文字，才能确认书话的正统地位。于是，书话作为一种现代文体，日趋被经典化，书话的文体认知与理论探讨随之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尽管这个过程颇缓慢。

有了众多的關注，才会有聚讼纷纭的争论。有了争论，理论探讨才会深入，认识才会提升。尽管说，与“岳麓版”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意不同，“海南版”有跟风之嫌，但毕竟“海南版”作为一个样本，见证了90年代书话文体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很明显的，1997年“海南版”所收的周作人书话最广泛，形式最庞杂。这里不仅收入了大量的题跋题记序跋，就连《评尝试集匡谬》、《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的早期论战文字，《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的理论文章，甚至连周作人与钱玄同等八人联名签署的公开信《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也被作为书话收入其中。这实在是有些宽泛了。应该看到，海南版《知堂书话》正是汇入了我国出版界书话出版的空前热潮中的一部。这种将书话边界无限扩大的倾向，其实在当时的90年代非常普遍。

到了2004年“人大版”《知堂书话》，我们看到其选择范围就小得多了，严得多了，所选篇目更

切合书话本身特性。因为，进入21世纪后，书话集出版热潮有所减退，更趋冷静理性，人们的读书品位提升，鉴别力提高，对书话的审美要求也日趋提高，人们对书话的文体认知有所变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书话并非是漶漫无边的，并非所有的与书相關的文字都是书话，书话首先还是美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书话的文体认识就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书话认识和研究深入的体现。

二、书话与序跋的纠葛：《知堂书话》版本折射出书话文体认知变迁

版本变迁是—个窗口。《知堂书话》四个版本的差异，体现的不仅仅是版本不同，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四版本变化中，可以窥见书话文体认知的变化。

“岳麓版”是钟叔河最初编辑的版本，稍后又出版了《知堂序跋》，将周作人的序跋单独列为一集。这种做法显示了编者及时人对书话这种文体的一种认定，及对书话和序跋两种文体關系的认识。關于二者的区别，钟叔河说：

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但因为是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做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句话泄露了编者的犹疑困扰：书话、序跋不能等同，但序跋和书话又不能截然分开，或者说二者很难区分。“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作为书话的续编”，这实际又是在承认二者的亲密血缘，承认二者之间的夹缠。至1989年“百川版”依然延续这种认识。

到了1997年“海南版”增订重编本，關于书话与序跋的關系，编者又有了新的表述，对“岳麓版”的选法做了明确地反思：

还有周氏所作的序跋文，也是别一体裁的书话，当时没有编在一起，而是别为一集，就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知堂序跋》，这也是我觉得不很妥当的。基于此，钟叔河将周作人序跋与“岳麓版”书话纳入一集，统称《知堂书话》。

从“岳麓版”到“海南版”编法的不同，表明了书话文体的认定发生了由窄而宽，由严而泛的变化。然而在2004年“人大版”，则将序跋与书话重新分开，《知堂书话》与《知堂序跋》各出一集，又恢复了“岳麓版”的分法。这表明了书话文体认识的又一次变化。

从80年代至今前后30年间，书话与序跋的關系经历了从分到合再到分的过程。这种分分合合的变化，正折射出了现当代文坛书话文体认识的纠缠争议，莫衷一是。事实上，书话是一种既“新”又“旧”的文体形式。书话是一个极富传统意味的文体，是对传统中国著述体例的接续与衍变。它的源头至少有古人读书笔记、题跋解题等目录之学、诗话词话等传统批评方式几种。从宋朝文人题跋、明清儒者笔记、近人藏书笔记再到现代中国之书话，这一演化过程，有着极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深长的文化意味。

但就其命名来讲，却又是个“新文体”。明确用“书话”的命名，从曹聚仁于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创刊号上发表《书话二节》算起至今不过80年时间。正是因为书话之命名的“新”，故關于书话的文体认知，理论探讨不多，争议却很大。比如唐瞍、钟叔河、姜德明、钱谷融各有各的说法与界定。在实际的写作或编辑出版中，书话文体相当的繁杂，漶漫无边。而具体到每个选本的编者，都是根据自己对书话的理解，来进行选择。所以，长期以来，书话的认定真可谓见仁见智，各行其是。

以往人们往往从书话的外在形式上着眼，多采用举例的方法，来表述对书话的界定，但这很难穷尽书话的多种形式，也就无法抓住书话的实质。事实上，书话概念的混沌与分歧，文体面目模糊不清，文类特点难以彰显，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源于书话本身形式与内容的繁杂。书话内容十分广泛，可谈书可谈事可谈人。就谈书言，可谈版本可论原书内容可述变迁得失，可发人生感悟可讲历史沧桑。书话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难以归类，或如读书笔记、或如阅读札记、或以序跋形式出之、或类叙事散文……所以，对于书话，我们很难单从形式上界定，而更多地应从内在的质的特性上进行归纳和把握。

尽管關于书话文体特点有着诸多争议，但是书话作为一种文体，还是有着其内在的规定性。關于书话的内质，人们早已很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文体的独特性了，已有相对稳定和普遍的认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时与文》周刊(1947年2月14日创刊于上海)从第1卷第20期开始，专辟出副刊“艺文志”，“艺文志”中多次刊载晦庵书话。《时与文》对书话与书评给予明确的区分，如其第1卷第22期(1947年8月8日)的封面目录中赫然印着：

书评

《今昔蒲剑》…………………………慈

《文学杂志》…………………………y

书话

《达夫全集》………………………晦庵

《沉沦》和《茑萝》…………………晦庵“书话”和“书评”已有了明确的区分，这无疑证明，当时的文坛都已经普遍认可了书话文体的写作方式，也说明时人对书话这一文体的基本内核与形式有着大致明确的认识，具有了文体自觉意识。

我们知道，一种文体的形成有着三个条件：“若干杰作、一套有利于别人进行模仿的完善的技巧、一套统摄这套技巧的权威性理论。第一条件居于支配地位，使后两个条件得以出现。”五四以来的书话，出现了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搜、孙犁、黄裳、姜德明等人的很有代表性的创作，有着一系列的书话杰作，这是文体成型的首要条件。这些杰作又大致遵循着一套写作的规则技巧。也正是这些杰作、技巧等，为其他的书话作者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模仿的规则范本，正如朗松说的：“那些杰作以及技巧的进步，使得作家在编造时无风险可冒，因此也就没有了自由。他知道他该做些什么，该怎样去做。传统——也就是以前各代的集体鉴赏趣味——把文学的题材与形式固定了下来，两者问關系明确而繁多(各项规则、得体与不得体的分野等等)，以至个人再也不能控制它们，当他想起他应起的作用时也无力发挥甚至不想发挥什么作用了。”因此，上述书话家以外，还有大批的书话作者群体存在，并写作了数量惊人的书话。

从这个意义上看，书话其实已经具备成为一种独特文体的条件，在前人写作实践、理论认识等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挖掘和归理出书话的本质上的特征。就其概念而言，书话之“话”应包括评论、议论、说明、讲述(叙述)等多种功能和内涵，而书话中的这些评论、说明、叙述功能又均以“书”这条线贯穿之。“书”的不可缺少是形成书话文体凝聚力和特点的首要条件。综合唐艘、姜德明、钱谷融及其他学者对书话文体特点的认识和他们对书话文体的诸种界说和描述，在阅读大量书话文本的基础上，笔者归纳出书话的以下共同特点：来源上，主要由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读书笔记、论书尺牍等发展演变而来；对象和内容上，以谈书为主或由书而生发开去谈及相關的人物、故实、史料等等；形式上，自然随意，不必有强烈理论色彩，所发议论往往点到为止，故可采取多种形式，序跋、随笔、书衣文录等等不一而足；格调上，因创作者与书话本身的内容之故，书话往往

充溢强烈的书卷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内蕴。综之，笔者认为：对“书”的感悟、品评、考索，或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谈及与书相關的人物故实掌故，或抒发社会历史人生的种种况味，往往用蕴藉含蓄的方式将这些感受、议论表达出来的文字，叫书话。这里对书的感悟、品评、考索可以包括对书的内容、艺术以及书的装帧、历史变迁、史料的考辨等诸多方面。

三、立此存照：《知堂书话》版本变化折射周作人评价史

《知堂书话》版本的变化，不仅表明编者编辑理念、文体认识的变化，还折射出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的评价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氛围、思想趋向的某些面影。

在前述版本的对比中，我们知道，岳麓版《知堂序跋》卷首是一篇简短的非正式的“编者的话”，而在海南版《知堂书话》所收《知堂序跋原序》则是一篇比较长的序文。这是怎么回事?其中原委，“海南版”并没有任何说明。如果不是后来2004年人大版《知堂序跋》序文后“新版附记”交待的话，这恐怕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人大版《知堂序跋》“新版附记”有这样的话：“《知堂序跋》由我编成后，于一九八七年二月由岳麓书社初版，这篇序文却临时抽下来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海南出版社重印时才用上。如今编周作人的书和出周作人的书都很容易了，但在十七八年前，湖南出版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却成了‘大案’，总编辑还为此去了职呢。”怎么会临近出版会将原来写好的序文撤掉呢?看来大概这篇序文原文在当时可能有些犯忌?

细读“海南版”所收《知堂序跋原序》，在平实和淡漠的叙述下，有着锋芒在，我们明显感觉到这篇序言中含蕴的不平之气。比如，序文最后有几句与编此书似乎不相干的“题外话”：“《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荏苒，已经三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斟老婆，五十不斟行当’，到老改行，乌呼其可?还是且编了这本《知堂序跋》再说罢。”此序前面，钟叔河谈及周氏序跋特点时曾说：“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其实钟叔河为《知堂序跋》、《知堂书话》所作的序言，似乎都有着“这一点言外之意”，颇有些知堂神韵，其实钟叔河的书话散文，亦得“知堂法脉”。可是这点不平之气和文人议论，按理说不应该成为撤序的原因。笔者心存疑惑。

带着这份疑惑，笔者对比了人大版《知堂序跋》序文与“海南版”中的《知堂序跋原序》。发现人大版序比起《知堂序跋原序》在内容上做了删改，其中删掉的有这么两段话：

舒芜先生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

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无此二百二十三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深锁娜娠饱蠹鱼”了罢。钟叔河借舒芜的话进行发挥，强调了周作人创作的突出的研究意义价值。现在看来，当时原序言之所以被抽下来，估计上面这两段话“难辞其咎”。

至于“新版附记”中所谓“湖南出版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却成了‘大案’，总编辑还为此去了职呢”，其具体情况钟叔河语焉不详。但80年代初，周作人研究还属于禁区，坚冰未破，当时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记得笔者于2007年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曾淘到一本蓝色封面的《周作人回忆录》，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这书属于“内部参考书”，现在市面上已经较少见。它实际上是香港三育图书出版公司《知堂回想录》在大陆的第一个版本，内容基本一样，只不过“改名换姓”了而已。卷首的出版说明云：“这一本回忆录曾以《知堂回想录》的书名在海外发行，对于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研究五四以来文坛的情况，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尽管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堕落成为汉奸，但考虑到本书的史料价值，我们仍决定将它印出内部发行，供有關研究人员参考。”这本“改名换姓”的《周作人回忆录》似可为钟叔河的“大案”的话做一注脚。

由此也可见，1980年代时，略有编者自己观点的原序文还要被抽出来，到了90年代则原文照录，21世纪则终于可以在“新版附记”中将20年来耿耿于怀的事情一吐为快。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历史变迁的见证。

(责任编辑：陆林)

作者：赵普光

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 篇2：

文体与人:论周作人对书话的经营

周作人以其丰富的书话创作成为现代书话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对现代书话文体的经营,显示出文体与人的复杂纠葛。周作人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氛围营造等诸方面都漶漫出周氏丰富复杂的文人气质。周作人对书话文体的选择与经营,既表明他对文人传统的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觉追寻,也显示出包括书话在内的随笔文体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著述方式保持血脉联系,成为文人传统重要的附着载体。

[关键词]文体;周作人;书话

赵普光(1979—),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苏南京 21009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中国书话史研究”(项目编号:10CZW06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项目编号:09YJC751046)、南京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1009006)的阶段性成果。

一

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最突出的书话家。他是新文学家中第一位有自觉文体意识、悉心经营书话文体者,尽管周作人没有把这类文字冠以“书话”名目。单从文体创制的意义上讲,周作人之于书话就如同周树人之于杂文。周作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着力经营自己的文抄式读书笔记文体,从实验到最终成熟,这种“文抄体”作为周作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就是相当成熟的书话作品。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在给散文分类时就认为:“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其实朱氏所说的读书记,大致类似于本文中所谈的书话。朱自清虽然将“读书记”归入散文大类中,但他之所以把读书记与其他文类并列提出,可知他已经意识到了读书记所以不同于其他散文体的独特之处。朱氏接着就特别指出了周作人在读书记体创造中的贡献:“读书记需要博学,现在几乎还只有周岂明先生一个人动手。”[1](P121)

周氏的书话创作十分丰富,且有着十分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对现代书话这种文体可谓是悉心经营。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周氏“闭户读书”,他的写作与书更为密切相关,真正开始了大量的书话经营。周作人在《书房一角》的序言中夫子自道:“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2](P3)对于自己的写作,他还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3](P202)这句话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书话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话”与“书”。“话”即闲谈,包含了书话的行文风格及其闲适、随性、印象式批评等特点;“书”扣住了书话根本,以书为线,由书谈开,“书”的不可缺少是形成书话文体凝聚力和特点的首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从《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版)开始,就已建立了自己成熟的书话文体风格。随后的《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5年版)、《风雨谈》(北新书局1936年版)、《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等都继承了《夜读抄》的风格与写法。包括“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看书余记”四辑的《书房一角》(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秉烛谈》(北新书局1940年版),《秉烛后谈》(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更可完全看作周作人的书话集。《药堂语录》(天津庸报社1941版)所收文章更为短小些,在形式上更似传统笔记和题跋,内容也更多关于古书的谈论。《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等自编文集中所收大都是典型的书话。即使30年代之前的文集如《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等也收入大量的书话文字。可以说周氏以丰富创作为此后的书话创作树立了典范,开启了现代中国书话写作的流脉。

周作人为什么会对书话这种文体如此情有独钟,着力经营?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话题,这也是关涉到文体与人的复杂纠葛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老话题。关于文与人的复杂关系,关于文如其人的理论局限及其适用限度,蒋寅已有详细深入的论述[4],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问题。我所关注的是文体选择与个人性情气质之间的互动关系。歌德曾言:“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5]（P39）钱钟书也说过:“‘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是少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6]（P162-163）他们的论断提示我们,寻找文体与人的关系,应在文体与人的性格气质间寻找内在联系。

二

凡读过周作人书话,大概都会有这种极强烈的感受:周氏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营造的氛围等诸方面都漶漫出浓重的文人气息和鲜明的个人特质。别林斯基的论断“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7]（P234）提示我们,从周氏的书话文体,可以窥见作者周作人身上的特点与气质,这主要体现在趣味癖、隐逸气、通人与异端等方面。

周作人书话中显示着强烈的趣味性。文人往往有特殊的趣味和癖好,或酒,或茶,或故纸旧书,或陋室、雅斋,不一而足。周氏眼中的趣味是什么呢?周作人曾有具体阐述:“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厚重,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8]（P60）这趣味在他不仅是品藻人物的重要标准,更是生活的境界。书籍、茶、吃食饮馔之于周作人,其意更在实用之外,在“精良适意,珍重享用”,他把这些生活中的实物赋予审美和诗意。

书是周作人情之所钟。读书是周作人极重要的生活内容,书也自然成了他作文的中心话题,大量的周氏书话就由此产生。他说,“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是闲书罢了”[9]（P62）。这里的“闲”并不仅仅指书内容本身,也暗含着阅读心态的闲适,完全是趣味使然。正是抱着这种趣味性,在周作人看来,临睡前两个钟头枕上翻书就是一种极难得的享受[10],幼时学包书与订书也成为自己温馨的回忆[11],把入厕读书当作是一种读“闲书”的悠然消遣,谈论起来更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8]。第一个为陶渊明编文集的萧统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12]（P389）,而相似的,我们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中十之七八与书相关,尤其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开始专心经营“看书偶记”的书话写作,更是“篇篇有书”了。对书的热爱,使得淘书成为历代文人的一种习惯,如明钟惺说自己与挚友谭元春有“书淫诗癖”,不作诗文便无“生趣”。[13]（P242）周氏书话中多次谈及北京的琉璃厂淘书的经历,“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可见去厂甸之频繁。

周作人书话中隐含着浓郁的隐逸气。书斋一隅,苦茶一杯,往往是文人在现实中碰壁后的避难港湾,所以或退隐山林或遁入书斋无一例外地成了文人隐逸的最后选择。周作人书话中的隐逸气息表明了周氏难脱这种选择。阿英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的周作人与传统文人隐士的关系有过论述:“读最近出版的周作人短信,宛如置身于深山冰雪之中,大有‘无思无为,世缘都尽’之感。”[14]（P79）

周作人之遁入书斋,寻求超脱,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共有的柔弱根性的表现。现实中一旦受挫,即潜入山林,退隐江湖,寻找一方港湾庇护。周作人1928年《闭户读书论》云,“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紧”,“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15]（P115）。此反讽语调,当然有批评的深意在焉。但其选择隐逸,关起门来读书,亦难脱传统文人的消极反抗、追求超脱的趣味。有学者就认为隐士的形成客观上首先是“由于传统的逃避的哲学思想深入了士大夫阶级”[16]（P11）。这样,“超脱”渐成为文人保命、适安的自觉追求。正如有人对“超脱”的分析可谓精当:“它是一种离开过度的外部的刺激活动,一种不要求推进世界的活动。一种走向人的内心的活动。所指望的不是安慰和权力,而是自知。不是卷进这个世界,而是同世界保持一个相当安全的距离。这样的人可以服从自我,保护自我,使自我感到乐趣,寓于高度自觉之中。”[17]（P31）尽管从文人的特性和文化的潜意识上讲,这是周氏闭户读书的客观原因。然而从主观上看,这种选择还有周氏以退为进,积极进行思想探索的努力。书话中的周氏有如一位癆癆蹴蹴的老者举着他自己所谓的王(仲任)、李(卓吾)、愈(理初)“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作为“标识”,“疾虚妄,重情理,总作为我们的理想,随时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笔记所见不少,披沙拣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劳,但苦寂寞”[9]（P64）。乱世中寻求一种诗意化生存,但不放弃思考,隐于山林,却关心世道,这实是文人隐逸的传统。周氏无疑是以自己的方式承绪了这种隐逸的文人传统。

周作人的书话显示出其杂学特点与阅读的异端倾向。周氏在《我的杂学》中不厌其烦强调自己读书之“杂”。所以杂,是因为阅读时的“别择”与“非正统”。周作人自谓从十三四岁时开始读《唐代丛书》起就养成了“杂览”的习惯[9]（P60-61）。他曾引清郑守庭的《燕窗闲话》的回忆“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来说明自己读书的“非正宗的别择法”[9]（P61）。在《我的杂学》里他还反复地申说“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这是意味深长的。知堂的书话,甚至包括他的许多随意而谈的序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些都是“小品”而非“大品”,“小品”与“大品”的区别并非仅仅在于闲适、性灵,在周氏看来,前者是“自己乱说”,后者是“为圣贤立言”。这就决定了周氏书话的异端的个性特点:思想上排斥正统,独树己见;写法上当然更是随性而为,任意而谈。

三

对某一文体的选择,意味着写作者寻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选择源于言说者对自我身份、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认同。周氏对书话文体的经营和选择,实际上既显示了他身上所包含的精神气质,也表明他对文人传统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觉追寻。正如布封所说的:“文体却是人本身,因而它既不能被时间分离,也不能被时间所转化和改变。”[18]（P17）如上文所述的,周氏是新文学家中最具传统文人气质情趣的作家之一,周氏书话中体现出的个人性情志趣,实际上也接近于文人传统特性的混杂与交织。而这种性情气质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周作人对书话文体选择与经营的必然性因素。

从20世纪30年代起“闭户读书”的周作人,他选择书话文体作为自己的言说与表达的方式不是偶然的。对于埋首苦雨斋中的知堂,书籍是他趣味投射与审美寄托的最好凭借,书斋是他逃避现实的最佳去处。书籍作为周氏的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就被周氏赋予审美特性而成为其写作的中心话题,于是以书为中心的书话文体自然成为周氏写作方式的首选。按照黑格尔的解释,“审美是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9]（P147）的。这种审美性往往如化学中的催化剂,会使本来平常的物什成为心灵慰安药,发挥奇异的功效。一旦文人把书、茶、酒、食等平常实物赋予了精神性、艺术性的因素,就会给自己带来审美愉悦,进而使自我放大,摆脱精神困境。“五四”风潮过后,渐渐与主流疏离的周作人,“闭户读书”,内心难免压抑;而到了“抗战”期间,事伪的周作人更不能不受到来自外界舆论和内心良知的双重煎熬。由此,我们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书、茶以及笔墨纸砚等都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在周作人的书话中津津乐道了。这些赋予审美趣味的对象,正是周氏让自己内心得以慰安,心灵得以释放的凭借。在对这些东西的品味中周氏忘却了现实,达到了自己的“审美境界”,乐得自足。

周氏书话的趣味癖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阅读与写作的倾向互相影响。这趣味一方面影响了周作人对传统著述笔记体例阅读选择。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事实: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不是文学天才。这一事实与周氏书话文体的写作经营并非毫无关系。因为狄德罗提醒我们“趣味往往和天才不在一起”,因为“趣味的法则和规矩可以成为天才的桎梏”[20]（P131）。毫无疑问地,既然周作人不是极具艺术气质、诗人气质的天才型作家,那么与当时很多天才型的作家诗人靠刹那间的灵感创作不同,他的写作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学养积累与研习。

因为周氏的写作不是激情型的天才型的创造,所以对于周氏而言,借前人的言论来表达个人看法,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就成为他的主要写作方式,而书话恰恰就为他这种表达方式提供了舞台。这也是为什么周氏苦心经营文抄体书话,即使为时人所诟病也依然故我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氏抄录评介旧籍的目的并非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更多的是有着颇为明确的现实动机:从传统中找寻与现实对应的因素,汲取资源,为我所用。周作人在书话中常见的对晚明小品的抄录与阐发,在相当程度上缘于周作人对言志派散文的关注,而这又与周氏“五四”时期的概念思考和建构美文,以及随后又进入对中国新文学源流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密切相关。

在周作人书话中,基于新文化建设的需要,晚明小品外,周作人把目光投向了清儒笔记。清儒的“学者之文”多严谨的考据而失之呆板沉闷,并逐渐僵化几近失去了思想的灵动。而清儒笔记大多任意为文,更多思想的火花和能激起读者思想的材料。周作人曾称赞愈氏:“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了。愈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21]（P34）由此可以理解周作人为什么偏爱像愈理初等“悃眆无华”的人了。从书话文体的传统性来看,周氏的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也与书话文体的选择有着天然联系。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包括书话在内的随笔文体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著述方式关系非常密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在西方文学形式的冲击下,各类文体纷纷与传统决裂,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其中尤以小说诗歌戏剧等变化最著。因为大散文文类中,书话具有很强的传统意味,就成为文人传统最好的附着载体。是故周氏1928年之后闭户读书的生活选择,杂览旧籍的阅读喜好,都使得开创之初的现代书话更多沾染了文人气质,承绪了文人传统。然而周氏书话对于文人传统继承的重要意义往往为当代研究者忽略。事实是,从周作人开始,有着大量书话随笔创作不断涌现,这些书话随笔本就是散文的一种,而且直接继承了传统文人的著述方式。

书话的写作与传统目录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22]。这一传统著述文体恰恰为周作人的书话写作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传统文人学者们留下的这些读书杂记、藏书题跋写作体例很多都是游弋于文学与文化、创作与述学、趣味与思想之间,保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这种著述方式的选择体现出他们独特的文人精神气质,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著述传统。而前文所述的周氏的趣味、隐逸、名士风流、异端倾向等等精神气质,在周氏的书话的经营中也得以体现。可以说周作人的文人雅致、博学广识促使他寻找到书话的写作方式,同时,他的博学杂览也在这种继承中国传统著述的书话文体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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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丽】

作者：赵普光

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 篇3：

姜德明：书中寻梦

“文革”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

喜欢读书的人，极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他的新文学著作版本收藏及书话著作，都堪称国内第一人。巴金曾说，现代文学藏书，除了唐弢，便是姜德明了。姜德明1948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绿窗集》、《清泉集》、《寻找樱花》、《雨声集》、《流水集》、《与巴金闻谈》、《姜德明书话》、《余时书话》，随笔集《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活的鲁迅》等，编著《书衣百影》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氛围尚不像现在这样浮躁，《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书屋》、《书与人》、《书城》等一些与读书有关的书报刊物被很多读者追捧、品读，姜先生的名字时常能够见到。时过境迁，网络信息化时代，很多人已失去读书的耐心，经典早已被碎片化的移动终端阅读取代。也许正因如此，采访姜德明先生前，我感到莫名的紧张。我第一次拨通姜先生的电话后，采访要求便被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就算了，我收的那几本旧书不值得一提，但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一天午后，炎炎酷暑中，我造访了姜德明先生的“无名书斋”。

与书为伴

姜先生1950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1986年离开这个平生热爱并工作数十年的岗位，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工作，退休前担任社长职务。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家属楼，按响楼下的门铃，待我走上楼去，姜先生早已开门迎接。

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被里三层外三层摞满了书，而书架搁板却没有因承受不住而弯曲。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几乎看不到数字化时代的影子。

我刚刚落座，满头银发的姜夫人便端来了两杯清茶。姜先生身材不高，温文尔雅，探问得知今年已经84岁高龄，但依然谈吐从容，思维敏捷。他记忆力极好，说起十二三岁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依然历历在目，甚至一些细节都描述得分毫不差。

书橱里的书，各种文集、工具书等琳琅满目，诉说着主人的博学。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民国时期的旧书，还没等我问，姜先生似乎已经看出我的疑惑，打开一组书柜的上下橱门，满满地摆放这一摞摞旧得发黄的书刊。姜先生家中，同样的书柜，共十几个，分置于书房里、客厅里、卧室里，井然有序。他介绍说，那些珍贵的民国版本和建国初期版本的旧书，已经发黄变脆了，一般也不拿出来，有时翻检一次，往往是落“花”满地，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相守了几十年，书和人一样，都老了。

姜先生随意从书橱里抽出一本，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初版本，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爱不释手地摸索着说：“你看，这是第一版的《围城》，丁聪设计的封面。原来这套赵家璧先生编的‘晨光文学丛书’几十本一套我都有，‘大跃进’时都处理掉了，我只留下了这本和老舍的《老牛破车》。”言语中充满回忆。那本《围城》伴随姜先生近七十年，虽然纸已经发黄，但封面依然整洁，色彩浓艳，讲到当初在天津购买时的情景，恍如隔世。

藏书之路

姜德明先生爱书，从上学时就开始了。“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式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账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姜先生回忆道。他到店里玩，偶尔会从父亲收来的旧书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他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

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了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当年我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宁愿整个下午旷课，也愿泡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前。那个商场的一楼是花花绿绿的老爷太太们的世界，一上二楼却非常冷清、灰暗，转一个大圈儿全是旧书摊。旧时代的天津真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就在这灯红酒绿的繁华天地中，却存在这么一小片少人问津的文化绿洲……”那里成了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去处。另外，他还经常光顾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正是从那些旧书摊上他开始爱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

“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的书就会买一些。那本《围城》就是我在当时买的新书。”

那时他并没有专门收藏什么书，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许多，“课本上只有一两篇文章，在书摊上一看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作品，对他们比较有兴趣。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 那时他的阅读和购买没有章法，姜先生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也跟着买了一本。

1950年，姜德明21岁，决定到北京新闻学校学习，“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是个革命干部学校，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参加革命了。” 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他把此前收藏的一些书刊杂志，如1949年前的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新民印书馆敌伪时期出版的文学图书等等，一股脑全送了人。现在想起来，姜先生还有些悔意。好在同一时期，他先后读到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的书话以及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特别是唐弢的书话，这些对他的藏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文革”烧书

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最常光顾的淘书去处，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摊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6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和阿英、唐弢每礼拜都在那聚会。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那时我们家的工资都放在一个书柜里面，经常就被我掏空了。夫人问起来，我就说，我没动！”姜夫人在一旁听到，忙说：“我那时连做件衣服的钱都没有，全让他买书了。”

这时，姜先生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袋子，让人惊讶的是，他连当时的购书单据都还保存着。厚厚的一摞，整整齐齐地装在袋子里，最早到“文革”前，清楚地记载着他每一次所购书目。他玩笑着说：“这就是证据啊！那时我们还要养三个小孩，紧张的时候买月票没钱，把孩子攒的硬币倒出来，去东华门换月票都不好意思。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的一切娱乐活动的机会。”

到1958年大炼钢铁，在“炼钢又炼人”的整风会上，有人对姜德明提出质疑：“年纪轻轻，就对30年代的文艺感兴趣，收了那么多旧书。”姜先生回忆，“听到人家这么说，我有些消极，节衣缩食买了那么多书，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觉得还是少知少闻有好处，一赌气就卖掉了一些。‘晨光文学丛书’就是那次处理掉的。”

而到了“文革”，姜先生早已觉悟，“文革前夕，还处理了一批书，但这次我没有惋惜。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没有必要留着了，卖掉了一批这类书，而旧版本的新文学书刊，我一本也没卖。”“文革”中，他还烧了三本书，“一本是《<赛金花>公演特刊》，那里面有江青的剧照；一本是赵银棠在敌伪时期写的小说，有关妓院生活的，当时就怕造反派查到，说你除了反动还有黄色，其实那书没有黄色；还有一本是胡风的《棘原草》。”

当时风声很紧，《人民日报》的宿舍院里都贴上了大字报，姜先生可谓破釜沉舟了，“我女儿说，楼下人家都烧书呢？我问，都烧的什么？她说，什么都有，一堆一堆的，《红楼梦》、《水浒传》什么的。我从楼上往下看看，好几堆火，那我这书要烧，都得烧了，从楼上搬下去太麻烦。干脆，谁要来抄，谁再搬下去烧。结果一本也没烧。”

藏书有道

“文革”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的。姜先生的书话中介绍的现代书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时期收集的，包括林纾、李公朴、周作人、巴金、曹禺、叶圣陶、夏衍的签名本，更可贵的是黄裳、唐弢、萧乾等大家的签名本上还有亲笔题跋。

姜德明先生的藏书没有过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的数字，“收藏了几十年，应该有几万册了。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也收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也有一两本明版书。”

他对新文学书刊的收藏，是从鲁迅开始，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等的书刊资料都是他收集的对象。在淘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奥妙，“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周作人）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解放初期，我在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 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我藏有清咸丰四年（1854年）吴仲仙著《读诗一得》，扉页上有知堂题赠钱玄同的几行字，名后钤有二印。”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 年2 月至1925年11 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10 册。后又问世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12 册。周作人曾反复表述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

一次逛旧书店，姜先生恰巧购得《北京风俗图》，翻看一看，正出自周作人的苦雨斋，如此书缘可遇而不可求。

姜先生还收集了很多鲁迅早期翻译和编辑的书刊，如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创刊号；鲁迅、柔石等翻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奇剑及其他》，1929年4月上海朝花社初版本；日本片上伸著、鲁迅译《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46开袖珍毛边本，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43年7月华北书店出版的《阿Q正传》徐懋庸注释本等。

他还很注重收藏一些新文学译著，包括郭伯恭、李满红等无名文学青年的著作、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说：“‘文革’后期，人们都不重视这些旧书，重庆时期印的土纸书在东安市场卖得最便宜，有些才一角几分钱。”

也许是他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多年有关，文艺刊物，特别是那些老编辑、老出版人所编的刊物、文人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编的刊物和屡遭文网查禁的“短命”刊物，也是他淘书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个人兴趣出发，从小便喜欢看戏的姜先生，还会收集一些有关梨园掌故、剧界名伶的书籍，以及有关民俗的书刊，比如近代写北京风物的竹枝词和笔记小品、记录“宫廷故实”的清宫词，还包括歌诀、儿歌一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在姜先生众多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毛边书和如今难得一见的孤本、新善本，如俞平伯的《忆》 《燕知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等。他深解毛边本的趣味，但并不拘囿于此，不以“毛边党”自居，“我不否认我爱书，有时甚至会如醉如痴，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专门收藏孤本，或以此为荣。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人慢慢会变得乖僻无聊的。”

“余时”书话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姜先生很少再去逛旧书摊，“一是身体不允许经常出去费力淘了，二是这类书在市场上越来越难见到了，价格也是高得离谱，现在旧书市场上有的新文学毛边本竟要一两千元，真是有些让人想不通，这样的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最多也就要几十元，不过仔细想一下，也说明这样的书真的是少了，见到或者买到手的机会也少了。” 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藏书空间紧缺，不仅得蚕食家人的地盘，还可能遭管房人白眼：“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去找谁！”虽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谈何容易啊！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损失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也随之湮灭。姜先生说：“爱书、藏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再从这些书里得到一些知识和感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收藏书，一是喜欢，二是我把从书里找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印出来，让更多喜欢书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这才是我在藏书中得到的乐趣。”

得知姜先生的藏书，几乎都源于他的书话作品。他在长期从事报纸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余时”也成了他的笔名，指业余时间写作之意。在《余时书话》的“小引”中，他这样写道：“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页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花’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

他的书话写法灵活、不拘一格，书籍装帧、书名释义、内容介绍、写作特色、作者情况、出版风波、书后故事、阅读感受……内容十分丰富，但总离不开谈人、品书、论事。他认为：“书话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

“我时常从故纸堆中捡拾些几乎被人忘记的书册，告诉别人一点自以为有趣的事。有时我也生疑，一部现代文学史怎能容得下那么多人名书名，即使不知道那些陈年旧账又有何妨？人们不都愿趋时和喜新厌旧吗！然而冷摊得来的残书行将湮灭，偶尔翻翻，依然新鲜，于是故态复萌，重又写起书话来。管它有无资格入史，就让这些史外的散叶随风飘零吧。” 他在《走出“花香街”》一文中如是说，也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他的文章越发朴实自然，从容流畅。

如今，旧书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在《书摊梦寻》的小引中如此写道：“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

作者：解宏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