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本期所选三题四首都与“读书”有关。《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写元好问在解除羁管后，带着家人从冠县回家乡忻州。他感觉有幸生还，得力于父祖读书之功。《读书山雪中》则从欢迎他的乡人口中眼中写来，渲染出梦幻般的狂喜感觉，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记录了诗人经历国家破亡、个人颠沛之后，回归故乡的观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元代文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元代文学研究论文 篇1：

元好问诗歌通释三则（十四）

摘 要： 这三组诗都作于金亡之后。《俳体雪香亭杂咏》写汴京城破后诗人入览宫中所见。庄严神秘之宫，满怀深创巨痛，却以俳体写来，以笑言痛，读之令人悲戚动容。《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写诗人亡国后被押往羁管地聊城路途所见。诗人以诗史之笔、绝句之体，记录亡国惨痛，以及战争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从细节到全景，笔力非凡，字字泪血。《自题中州集后五首》是《中州集》编成后的题诗，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人对比南北，彰显北方诗的价值。这组诗不仅是论诗文献，作为诗来欣赏，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气盛格高，简洁准确，深切动人。

关键词：元好问 丧乱诗 《中州集》 论诗诗
《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选六）

这组诗题《俳体雪香亭杂咏》，很特别。俳体，俳谐体，本义是一种诙谐幽默、蕴含讽谕的游戏之作，杜甫有《戏作俳谐体解闷》诗二首。元好问借用这一题目，以戏语寓深慨。雪香亭，是金后宫深处的一个亭子，按杨奂《汴故宫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可知雪香亭的位置。元好问本诗题下注：“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所指位置同。天兴二年（1233）四月，崔立献城投降，在金后妃出宫后，诗人入览宫中，满怀深创巨痛，写了这组丧乱诗。丧乱诗的沉痛，故国宫廷的庄严，从这两个方面说，都不应该与“俳体”即俳谐相联系。也许在元好问心中，加上“俳体”二字，写到故国内宫时，可以不必那么神圣与庄严；特别是涉及一些批评性的语言，可能容易被接受些。另一方面，他似乎要以诙谐言痛楚。以笑言痛，让人感到，那是心底流血。

内宫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国破后，元好问才有机会进入，看到内宫诸多建筑，其中传说中的雪香亭以及周围之景，不管是依然如故还是经乱残破，对元好问来说都是很大的刺激，由此触动情感，写了这些诗，放在一起，作为一组诗，题名“雪香亭杂咏”。所谓“杂咏”，即这些诗之间不一定相互关联，所以未必一定都是写雪香亭，也不一定全与内宫有关，第一首“沧海横流万国鱼”，第三首“落日青山一片愁”，就无关乎内宫。但每一首都因国家败亡而作。本组诗十五首，这里选六首。

第二首：

洛阳城阙变灰烟，暮虢朝虞只眼前。

為向杏梁双燕道，营巢何处过明年。

洛阳，东汉时的京城，这里代指汴京。汴京变成灰烟，指都城被焚毁。暮虢朝虞，即虢和虞的灭亡只在朝暮之间。虢与虞都是西周诸侯国，《公羊传·僖公二年》载：晋献公拟攻虞与虢，担忧的是“吾欲攻郭（虢）则虞救之，攻虞则郭（虢）救之，如之何？”谋臣荀息献计，先向虞借路灭虢，回程即可灭虞：“君若用臣谋，则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尔。”这二句是说，汴京已破，哀宗所在的宋州，恐怕也朝夕不保。听口气，似乎在讲历史故事。后两句，杏梁，指文杏木所制的房梁，显示屋宇的华贵。晏殊《采桑子》词：“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营巢何处，即何处营巢，意思是汴京的城阙宫殿都毁于战火，燕子也无处可营巢了。不说人无居所，而说燕子无处筑巢，这体现的就是“俳体”特点。在元好问心里，对于国破，真是如此淡漠吗？绝非。因为他从燕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知自己将栖身何处，何以度日。不忍正面言说才以物代人。

第三首：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东注不还流。

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

大河，黄河。陆机《赠冯文罴》诗：“发轸清洛汭，驱马大河阴。”熙春，指汴京城中的熙春阁，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元陆友仁《研北杂志》：“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为八滴水阁。”刘祁《归潜志》载，蒙古军围汴京时，城中楼亭多拆为防御之材，“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宋州，归德府，在今河南商丘南，当时金哀宗驻宋州。这一首的表达方式很特别，是诗人登上熙春阁所见所思，但“熙春”二字在第三句才出现。前两句都是登阁所见，登阁西望，“落日青山”，金帝国大势已去，留下的只有“一片愁”。转首东望，“大河东注”，逝者如斯；“不还流”，历史不能倒行，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历史就是如此残酷。“若为长得熙春在”一句，含义太丰富了。“熙春在”，汴京多少亭台楼阁都已拆毁烧烬，唯余“熙春在”，一片废墟中孤零零的熙春阁“在”（熙春阁之外的无数楼阁都已不“在”），是欣慰还是哀痛？“若为长得”，熙春阁能“长”“在”吗？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时上高层望宋州”，汴京破了，哀宗皇帝在宋州，似乎还为金国存一丝希望，所以元好问想时时“望宋州”。但前提是，不仅熙春阁要“在”，在宋州的朝廷也要“在”，他才会“望宋州”，但事实上，这两者恐怕都不会“长”“在”，“时上高层望宋州”只是他的愿望，“若为”，若是。若是长得，隐含之意的不能“长得”。

第八首：

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妍姿。

无端种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泪尽时。

第十一首：

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

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第八首和第十一首都是有关后宫女性的。第八首用象征手法，第十一首则直接说破。

第八首，杨柳、桃花既是宫中景物实写，也比喻后宫无坚贞之质的女性。妍姿，娇妍的姿容。唐沈既济《任氏传》“：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末句用典。湘君，湘水之神，相传为尧之女、舜之妃。晋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句是说，宫中所种都是青竹而无斑竹，因为湘君泪已流尽，无泪洒于竹上，隐喻金宫后妃已泪尽而亡。第十一首，罗绮深宫，代指宫中奢华的生活。二十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自燕京迁都汴京，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沦陷，整二十年。桃李，比喻女子美色。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蒋子正《山房随笔》引此句作“更将颜色向谁怜”，颜色指容貌。梁园，即梁苑，西汉梁孝王的东苑，故址在今开封东南，即汴京所在地，故用以指汴京。宋陈师道《骑驴》诗之二：“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任渊注：“梁园，指汴京。”金水河，此金水河在汴京西。《河南通志·开封府》：“其上源即荥阳之京水也。宋建隆二年，命将军陈承昭凿渠引水，过中牟，凡百余里，抵都城。”

第八首是讽刺，第十一首是赞美。诗人讽刺宫中的“杨柳”与“桃花”都无坚贞之节，她们不管城破国亡，只知道搔首弄姿，这是对那些乐于被玩弄的宫人的无情讽刺。宫中也有“有节”的竹，国破君迁，后宫之“竹”没有像传说湘妃竹那样变成斑竹，因为后妃们已经泪尽且被掳，没有泪溅竹上。诗人赞美那些殉国的后妃。元人蒋子正撰《山房随笔》载：“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边好墓田。’”“更持桃李向谁妍”（更将颜色向谁怜），“更”是疑问表否定，意思是说“怎还能”。她们的选择是死在汴京，葬在京郊，绝不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汴宫。这样的悲壮，元好问也以“俳谐”道出。

第十三首：

暖日晴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

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锦树，春日花开似锦之树。杜甫《锦树行》：“霜凋碧树待锦树。”旋，旋即，立刻，瞬间。宫园，这里指后宫。《敦煌变文集·八相变》：“太子恒在宫园，不知世间之事。”自在，安闲舒展貌。流莺，即黄莺，“流”言其鸣声圆润流转。到这一首，诗人才写到内宫遭受摧残后的破败。原本的春日锦树，花繁叶茂，经过叛乱的“风吹雨打”，立即“成尘”。其实树并未“成尘”，“成尘”是元好问的心理感受。原本豪奢、神秘的内宫，现在竟寂无人迹，流莺在暮春哀鸣啼哭。莺没有“哭”，是诗人听来像“哭”，因为诗人的心在哭，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如哭声。

第十五首：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发累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古今情，古今兴废盛衰引发的伤怀之情。地老天荒，天荒地老，形容经历时间之长久。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累臣，被异国拘系的臣子。庾兰成，六朝诗人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他初仕梁，后出使西魏，正值西魏灭梁，被留用。元好问以之自况。这一首是这组诗的总结，最后归到诗人自身。眼前暮云中的“楼阁”，经历过多少世事变迁，王朝兴替，又有多少人经受过盛衰兴亡的心灵震荡与冲击，即使“地老天荒”，亡国之恨，也无平复之时。古有庾兰成，今有元好问，以及与他们命运相同的无数亡国之臣，他们痛苦地活着，每人心中都有一篇《哀江南赋》。元好问笔下的《俳体雪香亭杂咏》，也正如庾信的《哀江南赋》。

这组诗，读之令人悲戚动容，难以释怀。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之六（裕之）评元好问：“载酒西园追昔游，画栏桂树古今愁。兰成剩有江南赋，落日青山望蔡州。”前两句化用元好问的《西园》诗句，后两句则指这组《俳体雪香亭杂咏》（点出的是第十五首与第三首）。如此则在王士禛看来，《西园》与《俳体雪香亭杂咏》，可以代表元好问诗。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癸巳五月三日，这在元好问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癸巳为金天兴二年（1233）。这年四月，金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四月二十日，“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金史》）；二十九日，将金朝旧官羁押出京，暂居南青城，元好问在其中。五月三日，他们离开青城，前往羁管地聊城。北渡，渡过黄河北上。这组诗写北渡路途所見。

自蒙古军再次围城，元好问就困居汴京城中，直到城破。这次出城北渡黄河，才目睹了城外战后惨状。一路走来，他看到了国破之际的巨大灾难。蒙古军蹂躏过的国土，惨不忍睹。他以诗史之笔，写了这组诗，记录亡国惨痛，以及蒙古军掳掠杀戮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诗题的核心词是“北渡”，诗写北渡所见，从诗人眼中写来，三首诗各有特定视角，特写与全景配合，从细节到全景，集中且全面展示战后惨相。

其一：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第一首关注人，战争的灾难，承受者首先是人。蒙军的罪恶，最集中体现在对人的杀戮与掳掠。累囚，缧囚，被绳索捆绑的囚徒，这里指被蒙军掳掠囚系的人口或战俘。累，同缧，绳索，引申作捆绑。旃车，用毡作车衣的车子，这里指蒙古军用的车辆。旃，同“毡”。红粉，妇女化妆用的胭脂和铅粉，代指美女，被蒙军掳去的女子。回鹘马，蒙古军骑的马。回鹘，或作回纥，古代族名，隋唐时我国境内铁勒族（匈奴后裔）建立的部落联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改称回鹘，此处借指蒙古。这一首写蒙古军的人口掳掠。前两句，路途所见，两个镜头，分别选取了道旁与道上，道旁“满”是被宰割者，“僵卧”地上，寂无气息；道上奔突的宰割者“似”汹涌“水流”，跋扈张扬。后两句接续写出掳掠者与被掳掠者，分别用强悍的“马”与孱弱的“红粉”代指，镜头所对，不是掳掠者的凶悍，而是被掳掠者的哀痛与无奈，写出不能承受之悲。三个特写镜头，所写是具体情境，读者却可推而广之，想到整个中原，处处如此。简单的四句诗，写出了国家破亡之际，人的大劫难：男人被劫杀，女人被掳去。

其二：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第二首写物，重点写文物，毁灭文明，是滔天之罪。一群不知文化为何物的人，根本不懂文物与文化的价值，毁灭文物与文明，毫不怜惜。随营木佛，被蒙古军运去的木雕佛像。大乐，也称太乐，即太乐署，主管伎乐及朝廷大典所用的音乐。编钟，打击乐器，钟数有多至十六枚者，各应律吕和依大小顺序排列，悬于一木架上，故称编钟。市，街市，城中商铺集中的地方。几何，多少。浑载汴京来，汴京浑载来，将汴京之物全都运载而来。浑，整个，全部。这一首从物的角度写出对中原文化的大洗劫。前两句写两种代表性文物：木佛，社会大众的信仰；编钟，宫廷庙堂的礼器。木佛的神圣、编钟的庄严，被蒙古军抢来之后，便“贱于柴”“满市排”了，文明竟遭如此亵渎。靠信仰与礼乐治国的金朝灭亡了，野蛮冲决了文明，作为文人元好问，内心之哀痛，无以言表。木佛、编钟之外，还有多少神圣与庄严被洗劫与毁灭呢？后两句以不答为答：不要问掳掠了多少，大船装载，似乎把整个汴京都搬去了。汴京，大金国的都城，一国财富之荟聚，天下文物之渊薮。百年积累，一朝荡然。

其三：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第三首写战争对社会与经济的全面破坏，家园被毁，桑梓之地成荒漠。桑梓，桑树和梓树，古人宅旁种植桑梓，这里代指中原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诗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龙沙，本指白龙堆沙漠，在今甘肃、新疆之间，也泛指边塞之地与荒漠。此诗后元好问自注：“桑梓其翦为龙沙乎！郭璞语。”河朔，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尚书·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安国传：“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河朔是金统治区主体，这里代指金后期的版图。生灵，即人口、生命。沈约《千僧会愿文》：“生灵一谢，再得无期。”这一首，诗人放眼整个旧金版图，那是什么景象：第一句，人没了，白骨纵横；第二句，家园毁了，荒沙满目。这是全景扫描。后两句又由全景推出特写，用“数家”的仅存写出天下生灵近于灭绝。“几年”之间，天下毁灭。无限江山，唯“数家”残存，这是怎么样的惨象！写“数家”之存意在万家之不存。最后一首，由眼前实见之有限，推想“河朔”万里之无限。

诗人要用一人目之所见写出天下劫难，所选的诗歌体式却是绝句，以有限文字反映如此无限的內容，真是难之又难。但看元好问这三首诗，随目之所击、心之所思写来，未见吃力。但读过细思，很佩服诗人笔力非凡。

三首诗84字，字字泪血凝成。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选三）

《中州集》，元好问所编金代诗歌总集，十卷，收金代诗人251家，诗2066首。金亡后，元好问以保存一代文献自任，辛勤搜求史料，编纂成书，《中州集》是其重要成果之一。编此书的目的，是“以诗存史”。故其体例，前列作家小传，介绍诗人生平创作与有关评论，而后收其诗作。题名“中州”，以金据有中原，故以“中州”代指金。《中州集》编成，题诗于后，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共五首，选三首。

其一：

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邺下，指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境内，东汉建安时为曹操封邑，一批著名诗人聚集于此，有“建安七子”，也称“邺下七子”。曹刘，曹植与刘祯，建安诗人的代表。这里以建安曹、刘作为历史上北方（中州）诗人的代表。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东晋及宋齐梁陈建都建康（今南京），因以江东代指东晋南朝。诸谢，一般指晋谢安、谢石、谢玄，这里指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以“诸谢”代表前代南方诗人。韵尤高，情韵高远。华实，华美与质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飞采；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诗品，诗之品第高下。吴侬，吴地自称曰我侬，称人曰渠侬、个侬、他侬，因称人多用侬字，故以“吴侬”指吴人。刘禹锡《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诗：“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这里代指南方诗人。得锦袍，夺得优胜。《隋唐嘉话》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其三：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

骚人，即诗人。呕肺肝，呕出肺肝，比喻倾尽心力。乾坤清气，天地间清灵秀淑之气。古人认为，诗乃天地清气所成。唐释贯休《古意九首》之四：“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宣和阁本，宣和指宋宣和殿，是北宋皇室藏书藏画之所，宣和阁本指《淳化秘阁法帖》。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祕阁，世传为《阁帖》是也。”长沙帖，即《潭帖》，庆历八年（1048）由永州僧希白在潭州据《淳化阁帖》模刻而成。一般认为，《潭帖》乃摹《淳化阁帖》，想当然认为《淳化阁帖》为优。但苏轼看法相反，其《跋希白书》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希白书即《潭帖》，也称长沙帖。元好问乃承苏轼之见。这里借来言诗，肯定世俗不识而实际高妙的诗作，也是为北宗诗张目。

其五：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

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平世，太平时期。稗官，小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后因称野史为稗官，这里指民间采集史料的人与其所辑史料。史笔，指史官记载的史册，这里指金朝的实录与国史。百年，指金存国时间，金从公元1115年立国，到1234年为蒙古所灭，计120年。遗稿，指金诗人遗留下来的文稿，即《中州集》中所收诗稿。空山，杳无人迹之山。这两句说，百年诗人诗稿，上天护佑，得以保存，但国已亡，无人珍惜，只有抱向深山，掩泪自读了。

元好问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和史家责任感，《金史》说他“晩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中州集》就是在这样的使命感驱使下编成的，也确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后来修《金史》，不少内容都采自《中州集》。以个人之力，编纂一代诗歌总集，既要有诗人眼光，存一代之诗，还要有史家见识，存一代之史，当然极其不易。尽管有前人基础（元好问自叙称，《中州集》是在魏道明、商衡所编《国朝百家诗略》基础上编成的），还是花费了元好问大量心血。在编者心里，它是很珍贵的。要表达珍惜之意，就要揭示书的价值。如何说明书的价值呢？书中收录作品的水平，就是书的价值。要说明书中所收作品水平之高，需要“对标”。《中州集》所收是北方诗，对标的当然是南方诗。这组诗的前三首都是在南北对比中，彰显北方诗的价值。

第一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北方的建安诗人“气豪”，南方晋宋诗人“韵高”，北以气胜，南以韵高，各具特色。但如果从文质相兼而得其宜的角度评价，则北方建安为优。说古是为了道今。南北分治时期的金、宋诗，当如何评价呢？南方宋人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看不上北方的金诗，“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张之翰：《书吴帝弼饯行诗册后》）。在元好问看来，就像建安诗高于宋晋诗一样，今日之金诗，也不亚于南宋诗。元好问的逻辑是，诗为天地清气所成，诗之难，在于“乾坤清气得来难”，而北方富有清刚之气，如此则天然胜于南方。俗眼观物，不识其真，评诗也是如此。北宗诗就如“长沙帖”之有味，俗眼只知“阁本”，有识之士才能辨其高下。“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两句喻指宋、金诗高下，其意甚明。最后一首依然在强调《中州集》的价值，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中州集》文献珍贵，但不为时人所重：“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太平年代没有人搜集野史，朝廷有史官纪事。如今是国史烧残，野史也无。一代文献，如何流传？幸好一些才士遗稿，天意留存，神灵护持，得以搜集来编入《中州集》，可茫茫尘世，有谁关注？有谁珍惜？只能独自“抱向空山掩泪看”了。一语道尽才士之悲凉、志士之孤独。

这组诗共五首，我们选三首，不是把它作为论诗文献，而是作为诗来欣赏。以诗论，这组诗气盛、格高、理明，第一首前两句，概括南北诗的特点，简洁准确。“乾坤清气得来难”，拿唐释贯休原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圣贤遗清风，不在恶木枝。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最后“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茫茫宇宙，难觅知音，孤独中的坚守，令人感佩叹息。这些表达，都形象且深切动人。

作 者： 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诗学通论》、《元代文学通论》、《元代文学文献学》（与李军合作）、《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 金元卷》（主编）等。

作者：查洪德

元代文学研究论文 篇2：

元好问诗歌通释三则（四）

摘要：本期所选三题四首都与“读书”有关。《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写元好问在解除羁管后，带着家人从冠县回家乡忻州。他感觉有幸生还，得力于父祖读书之功。《读书山雪中》则从欢迎他的乡人口中眼中写来，渲染出梦幻般的狂喜感觉，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记录了诗人经历国家破亡、个人颠沛之后，回归故乡的观感。一切都是客观记录，却能令读者感受到诗笔入化境的胜概。

关键词：元好问 读书山 丧乱诗

《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选二）

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其一）

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其三）

先来解题。挈家，指携带家人家眷。读书山，本名系舟山，在元好问的家乡，山西忻州市南，原为元好问父亲的读书处。赵秉文《系舟山图》诗称之为“元子读书山”。本诗其二云：“从此晋阳方志上，系舟山是读书山。”诗后自注：“系舟，先大夫读书之所，闲闲改为元子读书山。”（赵秉文号闲闲）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在解除羁管后，带着家人从冠县回家乡忻州。多年漂泊之后，劫后余生，得归故乡，再见父亲读书处，他感觉有幸生还，乃得力于父祖读书之功，使得一家不死于战乱，安全归来。归乡之初，感慨系之，写了这组诗，共四首。所谓杂诗，指随兴而作，内容不一定有关联的一些诗。但元好问的这四首诗虽名杂诗，却都由读书山与读书而生发。这里选第一与第三首。

第一首前两句，极言离家之久与逃难漂泊之遥。并州，即今山西太原。读书山在家乡忻州与河东中心城市并州之间，当年南下避兵，是从并州南去（元好问在太原有住处），所以不说忻州一别而说“并州一别”。这一别，就如一叶小舟，荡人大海波涛，漂荡“三千里”。沧海横流，海水到处泛滥，比喻时世动乱。《晋书·殷仲堪传》：“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二十年，其实是二十三年，约言之是二十年。金宣宗贞祜四年（1216），家鄉被兵，元好问奉母南渡黄河避难，离开家乡。至此年归来，已是二十三年之后。“三千里”“二十年”，久而且远，显示回乡希望渺然。这两句概言半生离乡漂泊，流离之远，时光之久。

这三千里路途，二十年光阴，都经历了什么呢？国家破亡，天下大乱，他用“沧海横流”形容。其间多少人丧命，多少家破灭。即使幸存，也难归乡。但元好问回来了。从离开家乡，就日日思归，但回来，哪有可能？不可能的事，竟然成为现实，是什么带给他和家庭如此幸运？答案就在眼前：父亲的读书山，父辈祖辈的读书稽古，使儿孙得以保全。蒙，指承蒙、幸蒙、借助。稽古，考究古事，这里借指读书。安全，平安保全。两句言兵乱国破后，几家破亡，庆幸元氏因父祖读书传家得以保全。在元好问看来，这其间有着必然联系。环顾周围，不读书的邻居呢？见不到了。

第三首从重寻旧迹写来。乱后归乡，一切荡然，唯余旧屋老树。旧屋老树是寻常之物，但元好问看到的是超乎寻常的意义。旧屋，他用“华屋”表示。华屋，美好的房屋。并不是他家的旧屋多么壮丽华美，而是他看到了一种象征。他想起了曹植的《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句的意思不是说旧屋还在，而是说自己还能眼见旧屋，那标志着自己还活着。邻居都哪里去了呢？在曹植诗里，与“华屋”相对的是“山丘”，即坟墓。跳过了这层意思，诗人直接说：虽见老屋，但已经没有了当年同在的人了，“旧事无人可共论”，这里重点在“无人”，只有他一家归来。想谈论旧事，与谁“论”呢？要论的，首先是生死存亡之理。这生死存亡之理，读书山给他的启示，是读书保生存。

于是有了后两句：“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老树，犹言故家乔木，那是父亲读书的见证者。婆娑，这里言其虽枝叶凋零犹存生意。刘义庆《世说新语·黜免》：“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仲文）因月朔与众在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青衫，古时学子穿青衫，故借指学子，这里即指“读书孙”，元好问正在读书的儿辈，为其父亲的孙子。这两句是说：老树如今虽“婆娑”并已有“三百尺”，但要继续见证元家子孙的读书，要把读书的家风世代延续。不慕富贵，但要读书。这样的观念，元好问在写给别人的诗里也一再表达：“乔木未须论巨室，青衫今有读书孙”（《题商梦卿家晦道堂图二首》其一），“耆旧风流知未减，青衫还见读书孙”（《梁氏先人手书》）。

《读书山雪中》

前年望归归不得，去年中途脚无力。残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堕眼前。东家西家百壶酒，主人捧觞客长寿。先生醉袖挽春回，万落千村满花柳。山灵为渠也放颠，世界幻入兜罗绵。似嫌衣锦太寒乞，别作玉屑妆山川。人言少微照乡井，准备黄云三万顷。何人办作陈莹中，来与先生共炊饼。

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经济源（今属河南），越太行，回到故乡忻州，居于读书山，在经历国家破亡、自身颠沛之后，生还故乡，在诗人是意外之幸。这年冬天，五十岁的元好问他写下这首喜极而狂的诗。

人们常把元好问与杜甫相比，二人都身经丧乱，都以丧乱诗著称。可以说，元好问经历的艰辛比杜甫更多。他经历过金亡前围城中的困厄，城破时曾与死神握手，国亡后又数年流离。他们都渴望归乡，渴望过安定的生活。杜甫漂泊中听到家乡收复，以为终于归乡有望，写了那首“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漫卷诗书喜欲狂。”他的“喜欲狂”是一场空喜，而元好问则实实在在回到了家乡，归乡后写了这首诗。他已不是“喜欲狂”，而是喜而狂。与杜甫诗的写法不同，杜甫写自己与家人之狂，元好问变换角度，从欢迎他的乡人口中眼中写来，不仅写出入狂，连山川也因喜而狂，渲染出梦幻般的狂喜感觉，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前两句追述归乡心愿之切与归来之不易。“前年”为窝阔台汗九年（1237），元好问曾独自从冠氏回忻州，为携全家返故里作准备。金亡后，元好问作为前朝官员被编管（拘禁），其时未解除，故“归不得”。元好问《州将张侯墓表》载，窝阔台汗九年，他见到驻忻州的九原府元帅张安宁，张力请他归乡，他对张说：“予不忘还归，犹痿者之于起，而盲者之于视也。他日幸脱絷维，以从吾侯游，实夙者之愿。”“去年”即十年，秋八月，诗人全家回乡，途经济源时，因旅途过累，留居过冬，故言“脚无力”。残生，如言余生、残年，残余的岁月，即晚年，这里兼有乱后余生之意。突兀，意外而突然。家山，即家乡。这句极言归乡之惊喜，不说自己回到了家乡，而说家乡从天而降，掉到自己眼前。诗的结构比较奇特。前四句用自述口吻写归乡之难与归来之喜，用“前年”“去年”欲归不得作铺垫，突显“今年”归来之极喜。当然，他的归来并非如诗中所写那样突然和意外，但不如此则不能收到惊喜效果。

第五、六两句是过渡，写乡亲大开酒席欢迎游子归来，百壶千殇，酣醉狂舞，让喜悦充分释放。觞，盛满酒的杯，也泛指酒器。“主人捧觞客长寿”用李贺《致酒行》原句。这两句转换角度，从乡亲视角写家乡对诗人的欢迎，故人称随之转换。“主人”是乡亲，“客”为归客，旅居外地返回家的人，即诗人自身。

七句以下全是转述乡亲的话。先生，乡人称呼元好问。醉袖，醉中舞袖。万落千村，千村万落。乡亲表达对元好问真诚热烈的欢迎，酒宴舞袖，召回了春天，使严冬中一派春意。满花柳：醉舞天地春的形象说法。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步屎随春风，村村自花柳。”七八两句补充五六句，渲染喜庆气氛，说先生归来使天地回春。从第七句以下全用乡人口吻写来。接下来四句（九至十二句）写山川也与人一样因诗人的归来而狂喜，将大雪想象成天地以棉絮装裹世界，以玉屑妆点山川，给寒酸的诗人增添衣锦回乡的富贵气象。最后四句说，诗人的归来是家乡吉兆，将为家乡带来丰年。首先是瑞雪兆丰年，雪是黄云所降，宋曾巩《咏雪》：“黄云半夜满千里，大雪平明深一尺。”先生您下车，万顷黄云降瑞雪，明年必然五谷大熟。

九到十二句接着写乡亲们的话。“山灵为渠也放颠，世界幻入兜罗绵。”山灵，山神。渠，他，指元好问。放颠，放纵颠狂，发狂。兜罗绵，木棉，佛经中称木棉树为兜罗树，古人或用以比喻柳絮、雪或云，这里指雪，又将雪比作绵。乡亲们说：山神也因您的回归喜而发狂，竟然把世界幻化入棉絮中。“似嫌衣锦太寒乞，别作玉屑妆山川。”衣锦：古人言富贵还乡，衣锦昼行，即穿锦绣衣以夸耀乡里。按胡传志教授解此两句，用吴越王钱镠衣锦怀乡事，钱锣还乡，嫌山林寒乞，以锦绣尽覆山林。元好问此处说，上天似乎不满山林寒乞，另用玉屑（雪）妆点读书山。

第十三、十四句，“人言少微照乡井，准备黄云三万顷”。这两句说乡人以元好问归来给家乡带来祥瑞。少微，共四星，在太微垣西南。《史记·天官书》：“廷藩西有隋星五，日少微，士大夫。”张守节《史记正义》：“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士大夫也。”乡井，如说乡里，相传古以八家为井。少微照乡里，主乡里有非凡之人，指元好问归乡。黄云，《东方朔别传》：“凡占，长吏下车当视天，有黄云来覆车，五谷大熟。”

最后两句：“何人办作陈莹中，来与先生共炊饼。”办作，能作，可作。何人可办，谁人能够做到。陈莹中，陈璀（guan），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学者，因与章悖、蔡京等不合，被罢官还乡。元好问诗后自注：“陈先生贬官后答京师人书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饼大耳。’”炊饼，蒸饼，即馒头。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仁宗庙讳‘贞’，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两句说：（除先生之外）还有谁能像当年的陈莹中那样，带来丰收，而和先生您共享大炊饼呢？意思是只有先生您一人能做到。两句用俗语，句式也特別，有些费解。

元好问的七言古诗，往往能创造性地运用七古的各种体式，又能别出匠心，加以变化。这首诗就很特别，竟然是两种体式的组合：前四句，二句一韵（一二句入声职韵，三四句平生先韵），是所谓“伯劳东飞歌格”，其余十二句，四句一转韵，是所谓“初唐四杰体”。为什么这样写呢？原来，前四句与后十二句之间有一个叙写角度的转换：前四句自述，后十二句转述。前四句自述归乡之难及归来之喜，后十二句可以看作是酒席上乡人的欢迎词。用声韵的改变提示两者之间的界限，应是诗人苦心。读者如果不了解这一转换，后边的词语与诗句，就会出现理解上的混乱。后十二句四句一转韵，也清晰地表示出乡人欢迎词的三个层次：酒席醉舞生春气氛的描述;大雪是天地山川对先生的致意与献礼;先生归来给家乡带来吉兆。如果不是叙写角度的转换，如果不从欢迎者的角度来写，这些意思如何表达？如此出奇的思路，运用起来又很自如，我们不能不佩服元好问诗艺的高超。

《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其一）

行帐适南下，居人蹋庭户。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渡。今朝川涂静，偶得展衰步。荡如脱囚拘，广莫开四顾。半生无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归来叹墟墓。乡闾丧乱久，触目异平素。扮榆虽尚存，岁晏多霜露。

这是一首重阳诗，九日，即指九月九日重阳节。古代重阳诗很多，但像这样的重阳诗却极少。诗作于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距金汴京破已九年。此时元好问居于家乡秀容（今山西忻州）。在经历了多年漂泊后，诗人的愿望就是安静度日。但这最基本的愿望，还难以如愿。这年，蒙古发动对宋战争。尽管元好问的家乡远离战争前线，但蒙古军调动，有部队从这里经过，百姓生活还是大受骚扰。元好问与当地百姓一样，受着惊扰困迫，蜷曲家中，不敢外出。节逢重九，恰好军事行动暂停，道路清净，有人邀元好问外出度节，元好问带着苍凉中的欣喜与谢意外出。诗以重阳为基点展开，怀旧感今，思绪纷杂。“露凄喧风息，气清天旷明”，是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句，在陶集中“气清”作“气澈”。元好问一生追慕陶渊明，陶渊明有《九日闲居》诗，诗序说自己归隐闲居，遇重阳，有菊无酒。元好问觉得自己这个重阳节也是如此，就用陶诗中两句为韵写了一组十首诗，依次以两句陶诗十字为韵。这是第一首。诗人要借此宣导抑郁，一舒胸怀。这使人想起杜甫的重阳诗句：“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九日蓝田崔氏庄》）想舒怀的元好问，触目所见，却是乱后凋残，意转凄凉。

诗十六句，四句一节，每节一意。

第一节写大军过境，百姓也包括诗人自己局促家中不敢外出。行帐，行军或出游时所搭篷帐，这里指军帐，代指蒙古兵。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蒙古军大举南下攻宋，调遣军队。这句说军队正在南下，应指经由元好问家乡南下的蒙古军。居人，家居的人，居民。跼，局促，局迫，被拘困不得自由。这句说居民为避兵而蜷曲在家不敢外出，也包括诗人自己。“城中望青山”，表达外出接近自然的渴望，“一水不易渡”，写外出之不易，水本不难渡，把诗人与青山隔开的，不是水，而是过境蒙古军的骚扰，使人不能平安渡水。青山，指忻州东南的系舟山，即读书山。一水，指忻州东的牧马河。渴望外出的欲望长期压抑，为下一节写外出舒展作铺垫。

“今朝川涂静”以下四句为第二节，写暂时摆脱拘束的畅快。川涂，川原和道路。涂，通“途”。荡，纵意，恣意，自由自在。囚拘，囚禁。广莫，同“广漠”，广阔空旷。部队调遣活动的间隙，道路与河流（当是先前欲渡而不能渡的系马河）清净了，多日局促于家的人偶然有机會能够外出，心情应该是好的：尽管脚力衰退，随意走走还是舒心的;广阔的原野，可以放眼展望。只有经历过拘禁才能体会到自由活动有多么可贵，回到自然有多么舒畅。

“半生无根著”以下为第三节。无根著，无处著根，言自己没有安顿之处，漂泊无定。筋力，体力。世故，世事变故。丁令威，《搜神后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千年后化为白鹤归辽，作歌日：“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鸟倦飞而知还”，元好问漂泊多年，身心疲惫，渴望回到家乡。回乡后还没有机会好好看一看、感受一下家乡，现在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他珍惜这个能够走走看看的机会，但眼中看到的家乡，经过战火洗荡，已是面目全非。他感觉自己像传说中的丁令威，回乡所见，不是想看到的乡亲故旧，而是废墟与冢墓。

“乡闾丧乱久”以下四句具体写故乡所见所感。乡阊，家乡，故里。魏阮籍《大人先生传》：“少称乡阊，长闻邦国。”扮（fen）榆，《汉书·郊祀志上》：“高祖祷丰扮榆社。”汉高祖刘邦是沛国丰邑扮榆乡人，他起事前到家乡的扮榆社祭祀。扮榆是刘备的故乡，后人因以扮榆指称家乡。扮、榆又是两种树名，在这首诗中既有家乡之意，又指树木。岁宴，岁晚，年末。这句借年末岁晚天寒，霜露摧折，树木凋零，表现家乡的凋敝残破。经历丧乱已久，触目所及已非往昔。仅能找到的记忆中物是当年的树木，但也凋敝无复昔日的生意。是因为岁晚天寒霜露摧残吗？来年春天能否恢复生意，诗人没有写，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重阳诗写成了丧乱诗，记录了诗人经历国家破亡、个人颠沛之后，回归故乡的观感。一切都是客观记录，只从诗人眼中指点而出，而千年后的读者，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那颗伤痛的心。五言古诗，汉魏以情胜，少陵以意胜，各擅其美。至于元好问此诗，难说意胜情胜，读者掩卷闭目，但见战后破败村野中一位蹒跚老者，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此外再无其他。诗笔入化境，大概也即如此。

作者：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诗学通论》、《元代文学通论》、《元代文学文献学》（与李军合作）、《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金元卷》（主编）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作者：查洪德

元代文学研究论文 篇3：

钱锺书比较文学思想研究

摘 要：本文试图对钱锺书先生的比较文学思想进行系统地描述和总结，从而更清晰认识到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钱锺书；比较文学思想；系统；价值

钱锺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季进认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举足轻重的大家”。对于他的比较文学思想研究主要见诸于张隆溪的《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龚刚的《变迁的张力钱钟书与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陈圣生的《钱钟书与比较文学批评》、季进的《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与启示》和及其《钱锺书与现代西学》。钱锺书先生精通西学，国学功底深厚，其主要思想主要散见于文论集《七缀集》、《谈艺录》及《管锥篇》，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对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比较文学思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系统阐述钱锺书先生的比较文学思想。

一、钱锺书的比较文学思想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具有比较的自己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以宏观视野和角度进行的对文学现象的相同相异和相关的关系比较研究。但是比较是广义的比较，并非单纯的对比和比较。钱锺书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该说法为我国早期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较为宏观的界定。但该定义也有不足之处：跨越国界和跨越语言的本身就带有模糊性。另外，该定义只局限于文学比较，而文学比较并不等于文学关系比较，前者重形式和内容比较，后者还包括关系的比较。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钱锺书先生的比较文学定义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初期阶段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比较文学是超出个别国家民族文学范围的研究，所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钱锺书认为，“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诗和散文、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戏剧和小说等都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因此，钱锺书先生的比较文学对象应该包括所有文学体裁。当然，由于时代和历史局限性，当时的比较文学对象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广度。诚如钱先生所言：要发展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同时，钱先生认为，向我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课程，是当时亟待进行的工作。中西方交往比较早，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时期，而文学的相互影响更早。钱先生通过对但丁《神曲》中蚕的比喻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蚕的比较得出：该比喻毫无疑问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快乐包围着我，遮住了你的目光，像吐丝自缚的蚕物。”但丁用吐丝自缚的蚕来比喻“我”被快乐所包围，与中国文化中“作茧自缚”相似。同时也谈到李商隐的《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与歌德以春蚕吐丝比喻诗人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而创作的相似性。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研究。但是钱锺书先生也不仅仅限于影响研究，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对象还包括平行研究，包括文学影响、文学相似性、诗学、文艺理论等。

（三）可比性问题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指的是在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中寻求相同的学理依据，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赖以存在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可比性是比较文学的理论根基，没有可比性，则比较文学就仿佛建立在沙丘之上，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钱锺书认为，“比较”是从事研究工作包括文学研究所必需的方法，诗和散文、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戏剧和小说等，都可以用比较方法去研究，这就提到了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文学遗产十分丰富，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丰富内容。从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很容易就发现可比性是普遍存在的。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前四卷一千二百多个条目中，包括有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共二百多条。钱锺书先生从各种可能性去探索和发现文学相似性和相关性，进行深入比较，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提供了实践模式。

二、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接受研究等。

（一）影响研究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非常大，《赵氏孤儿》就对英法某些作家有很大影响，对意大利《中国英雄》影响更大。《中国英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事件等都和《赵氏孤儿》相近或相似，而后者是伏爾泰和歌德分别介绍到法国和德国的，并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伏尔泰的“孔子道德五幕剧”《中国孤儿》直接脱胎于马若瑟神父译介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普遍，严复、林纾、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闻一多等的作品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的考据方面，钱先生认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对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众所周知，影响研究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双方事实联系的考证与研究，剖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不同特点与创新之处。在钱锺书先生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中，钱先生借助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史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等都进行了深入剖析，该论文是一篇重要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

（二）平行研究

钱锺书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研究超越了事实联系方面的“类同”与“对比”，是对文学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研究。钱锺书所作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范畴，《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就有大量的研究个案。比如《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化甲虫颇为类似，都是用非人的生命形式来形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无助。《以文拟人，形神一贯》就谈到刘勰和庞德的文论的相似性。《文心雕龙·情采》：“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这与美国的现代派诗人庞德的“显像的诗文、音乐的诗文、语言的诗文”极其相似。在《好诗似曾相识》中谈到王伯良：“我本新语，而使人闻若是旧句，言机熟也。”“而西方作者，不乏同心之言。如约翰生甚赏葛雷凭吊墟墓诗中四节，曰：‘创辟崭新，未见有人道过，然读之只觉心中向来宿有此意。’”通过中西作品之间具有似曾相识的文章的感觉来说明中西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似性。

（三）多角度研究

錢锺书多角度研究比较文学的观点对我国比较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钱锺书主张用比较文学、心理学、风格学、哲理意义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从多种角度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钱锺书先生运用了校勘学、心理分析、宗教学、中外比较等学科的方法，贯通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澄清人们对于“神韵”说的笼统模糊认识，比起那些“以一端之解，拟万端之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是具有新的维度和深度的。《管锥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艺批评巨著，它考证了《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中国古代典籍，包罗了古今中外近4000位著名作家的上万著作中的数万条资料，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打通了文艺领域，贯穿了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稗官小说，还涉及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文学、艺术甚至生理学、医学以及新兴的语义学、风格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开拓了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做出了贡献。

三、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内容

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涵盖极广，涉及中外文学关系、中西文论和文学跨学科对比等，其主要的研究集中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外诗学比较研究和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等方面。

（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比较文学角度，钱锺书为我国比较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开辟了研究模式，为我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钱锺书很早就意识到，清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所以钱先生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对英法意某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同时还探索了但丁“金星里一个幸福的灵魂为欢乐之光辉包裹，如吐丝自缚的蚕”中蚕的中国渊源。在《管锥编》中，钱锺书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中西文学的相似性，用赵毅衡的说法是“暗合或‘相映成趣’的地方”。如西方亦有“雁字”，而中国也有“自恋狂”形象。在故事情节相似方面：安徒生的皇帝新衣故事早在明朝旧籍中就有记载；老哈姆雷特的鬼魂与袁枚笔下的鬼一样闻鸡而缩。钱锺书将中西文学相似性归结为人类共有的心理学特征。

（二）比较诗学研究

钱锺书认为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诗可以怨》中，钱先生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这一点上看法相近。还有，钱先生不支持那种脱离创作实践的空头理论，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同时，钱先生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要从事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钱锺书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不仅仅要读诗话、词话、曲论之类的文章，还应留意具体作品甚至训诂之类，留意画论、乐论。比如文论中品诗言“韵”，就与印度和西方文艺理论中以不绝余音喻含蓄有致的韵味如出一辙。钱锺书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用新奇术语故弄玄虚是无益的，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相似性。

（三）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钱先生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和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要真正沟通，必须打通语言障碍，而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由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特性，必然要求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翻译作品是比较文学的根基和前提，而比较文学的研究反过来对翻译起促进作用。钱锺书的“打通”目标就是沟通中西，打通学科，所以翻译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认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许会有助于逐步解决翻译的一些问题。文学翻译是基于文学实体的一种翻译行为，文学翻译对于打通文学的界限，推动文学的比较和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钱锺书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

通过对钱锺书先生作品中比较文学思想的归纳，发现钱锺书先生虽然不承认自己是比较文学家，但是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却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钱锺书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而通过比较文学，可以厘清中西之间文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发展我国的文学。钱先生在中西文学比较、中西诗学比较、翻译与比较文学等方面的阐述，希望打通中西文学、学科，就这是其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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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作者：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