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知识传播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知识管理是21世纪知识经济对知识型企业的发展产生增值器作用的当今最先进、最具代表性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对于媒体而言，知识资本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其出发点是将知识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把最大限度的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媒体投入的是知识，销售的是知识，并且运用知识管理知识。

第一篇：知识传播论文范文

知识管理与技术传播相结合

目前，不少国内企业的实践者对知识管理有着无处下手的茫然。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不断推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彼得·德鲁克在1993年指出：“我们正在步入以知识为基本的经济资源的知识社会，其中知识员工将会起到中心的角色”。这期间，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Nonaka)通过对日本企业的研究，指出企业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具备了创新知识，通过组织传播新知识，并将新知识固化到产品、服务和系统之中的能力。本质上看，成功的企业知识管理意味着企业的价值增加，如提升产品的知识含量。

企业自诞生之日就在进行知识管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管理的流行源自信息技术的驱动。这种新型的知识管理对组织的业务活动、工作行为以及知识资源可以进行高效的揭示和定位，可以进行知识鉴别、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我们知道，基于知识管理的系统可为企业管理带来新气象。然而随着信息系统的自然演化，依附于其中的知识管理功能也就显得不稳定，可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中受到限制。可见，知识管理需要在合适的条件下对合适的知识通过合适的技术和系统加以使用。

企业知识管理的切入点可以基于已有的信息应用平台，如k-OA、k-CRM、k-SCM、k-HRM或是企业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竞争性情报系统等，也可以是一些互联网的新应用，如Blog、Wiki、Folksonomy等。针对国内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有待强化、企业员工信息素养有待提高的实际情况，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切入原则应该简捷、有效、可持续。这时，技术传播在国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萌芽，并在1990年得以快速发展，现作为企业知识管理的手段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的重视。在我国，技术传播在产、学、研等方面都是刚刚起步，企业在着手实施知识管理的同时，可以积极结合技术传播的原理、手段和方法，形成知识管理的最佳切入点。

技术传播：融合

早期的技术传播相当于技术写作，后来修辞学、人文价值的介入使得技术传播的发展加快。1993年，在技术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的资助下，Redish 和Judith Ramey的研究项目得出结论：技术传播使企业以一种可测度的方式增加其价值。James V. Romano在《全球技术传播》一书中指出，技术传播通过综合的手段开发、组织和配置传播经验来增加企业价值，使用户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在知识管理实践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STC的会员数到1998年已增至21000多，会员遍布全球39个国家。在美国，技术传播人员的年均薪酬约为4万美元。

知识管理涵盖知识的创造、获取、组织、处理、分发、更新，形成了一个循环的流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关注，知识管理和技术传播在国外企业应用中出现了汇合、融合的趋势，表现出协同、一致发展的势头。

技术传播人员在国外企业也开始从信息的包装者身份开始向知识的创建者身份转换。这时，技术传播者处于组织知识的中心位置，他们对知识、语言和传播的复杂性有着全面的理解，对跨职能、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工作有着先天的优势，更是专业的传播者。技术传播者可以鉴别获取、组织、发布和重用知识的价值，可以展示在新领域的才能和竞争优势，感知知识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在知识管理中，技术传播者是知识专家，可以帮助企业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包括对面对面交谈的深度分析，对关键流程的回溯。技术传播者可以确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包括可用性测试、文档评价过程等。技术传播者可以创建知识资产，如可检索和易访问的文档数据库。

知识管理体系构建

企业知识管理的最佳实践目标是将知识管理自然融入工作流，引发企业文化变革，取得管理层支持，快速提供相关知识，鼓励或激励知识员工，持续监控并加以分析改进。针对这样的目标，企业可建立基于技术传播的知识管理体系，在明确企业技术传播所负责的活动后，知识管理可在技术传播的成熟框架下渐进、有序地实施。

在具体构建企业知识管理体系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技术传播的方法论，包括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ser-Centered Design，UCD)和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IA)。

UCD是设计产品总体用户体验是否可用的方法，它既可以通过多学科团队合作实现，也可以根据获得的用户输入信息进行设计。IA是建立在人类的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上，有关组织和表现信息的方法论，以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和学习。信息架构一般利用结构化/模块化开发的方法，一般分为Information Mapping和Darwin 信息分类体系结构 (DITA)。

建立知识管理体系，首先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各类资料模板和写作规范，并在运作过程中尽量完备这些模板和规范，以此来规范知识的创造和组织;在可能的情况下，设计信息架构，按照信息架构安排知识的创造、组织、处理、更新流程;利用内容管理系统对知识进行存储、变更管理、版本控制和维护索引表。

典型案例是例证

《Intelligent Enterprise》杂志曾对某企业基于技术传播的知识管理进行过描述。该企业主要产品为楼宇中央监视和控制系统，每年要向用户交付上千种的纸质说明书和在线文档。由于该企业的产品配有上百种品牌的环境监视和安全系统，实际使用中具体的器材型号和软件数以千计，导致说明书的种类极其繁多。该企业最初用Microsoft Word作为文档工具，由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项目或不同的人员进行写作，文档产生了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该企业决定引入基于技术传播的知识管理系统，将说明书的内容作为企业知识资产进行管理。技术传播者使用了XML写作环境，并定制了一套内容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通过内容复用减少了工作量，也做到了内容和样式分离。技术传播者不必考虑样式，同一个内容可以直接输出成多种格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该企业的核心技术传播团队由2001年的6人减少到2004年的3.75人(按全时工作制计算)，全年输出文档数量却是原来的4倍，达到了722篇。他们一共设计使用了19个XML文档模板，在此基础上，在65000处复用了3500个“内容块”，平均每修改1处内容就有18处不同格式的内容被自动更新。

作者：周荣庭　谢　栋

第二篇：媒体的知识转化与生产传播

知识管理是21世纪知识经济对知识型企业的发展产生增值器作用的当今最先进、最具代表性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对于媒体而言，知识资本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其出发点是将知识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把最大限度的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媒体投入的是知识，销售的是知识，并且运用知识管理知识。可以说，媒体是通过各种知识转换而形成的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其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都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媒体知识资本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中增值。

媒体的知识转化

媒体知识资本是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中增值的。如果说编辑、记者是媒体的知识源，他们标志着媒体知识资本的存量，那么在媒体生产、传播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知识的转化和创新，编辑、记者的知识在转化和创新中实现保值增值。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是员工知识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在媒体的知识转换过程中，显性知识之间的转换是基础，是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的前提;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的转换是关键，媒体员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隐性知识间的转换是核心，只有高效地实现了隐性知识间的转换，才能激发创造力，从一种知识态跃迁到另一种知识态，实现知识的质变。

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人脑中，为拥有者所拥有而他人难以获取和模仿的、与个人思维直接挂钩的独特知识，它不便于交流，如果不进行发掘和转化，很难增值。知识共享的主要手段就是把隐性知识显性化，因此，隐性知识的转化是媒体知识转化的重点。隐性知识通过显性化后进行编码，才能成为组织的公共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基础，其转化主要通过模仿、识别和边干边学实现。当然，在转换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专家”、“权威”的个人主观思想、价值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情感、人际关系等非正常因素的影响。

媒体专业员工的知识获取有内部和外部两个途径，内部途径就是内部交流和共享，外部途径包括：培训教育、社会实践、专家传授、课本资料查阅、媒体信息等。知识共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直接传授，就是把知识准确地转化为相应信息，并将信息更为准确地转化为知识的过程，这种方法是实现难以显性化的隐性知识转化的常用手段。

隐性知识是高价值的知识，是促进媒体发展的关键知识。每个新闻采编人员都是媒体与社会的接触点，他们依靠高含量的隐性知识识别、捕捉最具价值的新闻信息，通过知识的加工、重组，形成对社会具有协调组织作用的信息和知识。

结构资本是指组织不依附于个人知识资本而存在的组织智商。媒体提高组织智商的方法是促进个人知识资本向结构知识资本的转化，使个人知识资本尽量转化成有效的组织知识，创造并增加结构知识资本，使媒体产品高智能，标准化，这也是媒体陶冶新人的最好办法。媒体的组织行为是由采编人员去实施的，员工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一旦通过转化融入组织，并形成媒体的结构知识资本，组织知识超过了个人专业知识，员工个人便不可能将这些知识带走并销售，媒体对员工个人知识的依赖就越来越小，即使失去了最好的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还有解决问题的结构能力。高智商媒体的结构知识资本能使一个见习生迅速成熟起来，参与业务流程，同时能防范知识型员工流失的风险。

媒体的舆论导向不仅直接影响个人，还影响社会文化和知识的储存，以及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媒体传播的知识对社会成员在判断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时可以产生影响。因此，实现知识资本向受众资本的转化是媒体的经营目的和生存之本。

受众最关心的是媒体传播的知识和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媒体调动知识储存，搜索现实世界中与受众最密切和对他们最有用的知识信息，通过媒体知识生产线的加工、整理，调配出富有知识营养的精神产品奉献给受众和社会，是媒体的知识生产、传播加工、转换的目的。

在现代化的今天，几乎每个受众的要求都是个性化的，只有了解受众的需求，才能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提高对受众的适应程度。我们不能迫使受众适应媒体，只有媒体必须去适应受众。媒体的知识资本管理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知识员工隐性知识的最大化转换和利用为受众服务，增强自身对受众的适应程度。

以往，新闻传播只强调信息密度，忽视知识附加值，而今新闻传播的生命力在于：从受众中学习、采集知识，再以媒体己具备的知识为基础进行识别、加工，随后将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通过传播传授给受众，营养、丰富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使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媒体的知识生产

媒体的知识管理早已有之，媒体的诞生就与知识资本密切相关。17世纪初，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带，经济繁荣，商人们做生意需要掌握商品信息。于是，最早的传媒人凭借自身的知识资本，只需笔和纸作为有形投资，以收集、整理、传播商人们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为生产目标，编印“手抄报纸”加以出售。他们生产的是增加了知识的商业信息，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这种原始的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促进了当时的威尼斯经济，以此为业的传媒人也因此获得了生存的经济来源，赢得了生存的价值。可见，以知识为资本管理知识、生产知识、销售知识，正是媒体生存的根基。只不过那时的知识管理，是一种无意识活动，还没有概念化，更没有专门技术和理论来强化这一过程。

1、专业知识与知识生产

媒体获得知识、加工知识、传播知识必须投入整合知识的专业技术知识。媒体知识创新的关键是运用知识型员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将社会既存的信息和知识转化成有用的知识产品为受众服务，这个过程依赖媒体的技术专家。一般而言，媒体专家必须具备四个层次的基本专业知识，并需要不断地加以更新：(1)认知信息和知识的识别力(知道是什么)，具备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知识;(2)对信息和知识的整合技能(知道怎样将信息和知识整合为新闻，即诀窍)，即将“书本知识”转换为有效的技能，将专业学科的规则应用于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大化的创造价值;(3)系统理解(知道为什么)：是关于专业学科的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有了这个层次的指示，专业人员可以超越单纯执行任务的阶段，着手解决更大的、更复杂的问题，创造出更大的价值;(4)自我激励的创造力(关心为什么)：包括取得成功的动力和适应能力。

专业智能即专业技能与其他综合知识积聚为员工的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是员工个人知识资本之中的精华部分，它指的是人的智慧、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等。媒体技术专家知识资本的投入和走向对媒体的综合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拥有专业知识不同的人，对媒体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同的。面对同一事件，一个资深记者可以挖掘到重大的新闻，一个没有新闻敏感的人只能空手而归。

知识经济时代，以专业的眼光发现新闻、报道新闻，并通过专业技巧抢夺受众眼球，是媒体安身立命的诀窍所在。不同的媒体因各自的组织智商和经营方式不同，经营效果也迥然不同。比如，新闻强调时效性，同一条新闻，优势媒体

在时间上领先，便能满足受众先睹为快的心理需求，传播效果自然好于新闻发布滞后的媒体。我国“神舟5号”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后，新华社不到1分钟率先向全球发布新闻，使新闻网的点击率由世界排名200位上升到第54位。这说明，媒体的竞争，首先在传播速度上。同一新闻事件，谁在第一时间抢先一步，拔得“头筹”，谁就能抓住受众;稍慢半拍，就会成为“旧闻”而流失受众。这时，速度成为竞争的关键。如今，媒体评价竞争对手时，往往不以对手的产出量作为标准，而是以智力资本营运的速度和报道的知识含量为判断标准。因此，盘活媒体个人知识资本存量，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累和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加大媒体在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流量，才能使知识在流动中创新，在创新中增值。

2、知识融合与知识生产

媒体人才专业性很强，分工也很细，这种很细的分工格局，决定了理想的知识资本营运，既要因人而用，充分发挥其特长、专长，又要分工协作，使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互相交流、碰撞，实现知识的升华和创新。随着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媒体需要对不同专业的人才有不同的使用、安排和组合。如果我们把一个媒体比作一个挖金矿、采宝石的队伍。首先应有专门外采队伍，善于采集新闻信息，他们是一批探矿者;然后，应有一批擅长策划、计划安排的责编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在这支队伍中，不同的专业人员，应用在不同的岗位上，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相互配合，就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比如，策划报道一条经济新闻，学新闻的记者、学经济的记者和学中文的记者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就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经济记者可能侧重经济问题的精髓，学新闻的记者可能更注重新闻的要素，学中文的记者可能会提出用更好的方法去表达。他们就同一问题进行讨论和碰撞的过程，就是智力资源进行流动和重组的过程，这种流动和重组使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到了完善和提升。而通过媒体内部的知识流动和重组后形成的认识再与社会上的信息资源流动重组，将会生成更能反映事物本质，更能影响受众的新闻作品。

3、知识更新与知识生产

众所周知，电脑芯片的运作速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也就是说，18个月前有关芯片的知识，到现在就是垃圾。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高科技技术，如计算机、信息网络等等，在这之前上大学的新闻采编人员，都不曾学过而必须在工作中学会掌握。像许多有形资产一样，知识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贬值，会很快变得过时。媒体要领先时代，就必须做到任何时候相关知识发生变化了，新闻采编人员的知识就要相应的变化、更新，而不能依靠已有的知识吃一辈子。知识变化日新月异，媒体工作人员天天面对变化的世界和公众的压力，其知识必须更新，必须与时俱进。

媒体的知识传播

1、媒体内部的知识交流传播

“工业经济”中，受众通过媒体接受的“指令性说教”，以单向传受为主;在知识经济体系里，媒体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不仅编辑、记者是“知识工作者”，媒体传播的信息也变成“知识性商品”，媒体生产传播的是知识附加值极高的商品，是“融合性知识信息”，以知识为主。因此，要实现媒体对外知识传播的有效性，必须强化媒体内部知识的交流和传播。

在传统的观念中，拥有别人没有的隐性知识就拥有无形资本，这种资本可能获取某种权利，分享知识意味着将自己的职位置于风险之中。而知识资本管理的一个基本功能是知识在人们的相互交流中增长、发展，通过媒体内部知识传播和知识共享，给个人和组织带来效益。实行知识资本管理，必须强化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传统的知识交流方式有一种“传帮带”。“传帮带”是媒体知识传播的直接方式，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它的有效性丝毫没有降低。新员工通过老员工的传帮带，可以直接获得与业务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缩短适应期;成长中的员工通过先进员工的传帮带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知识管理信息系统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对员工的知识交流传播参与度进行计量分析。有三种常见的计量技术可选择：输入——根据输入到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的频度来计算知识共享;输出——员工现存知识输出促进新观念形成、新产品成功的有效利用情况;输入/输出——循环——导致知识提供者和用户之间交流和协作的关联作用。通过对知识输出、输入和有效利用的计量考评，能激发员工知识交流的积极性。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重要的是在媒体内部认可知识共享。鼓励知识共享是对“(个人)知识就是力量”传统观念的挑战，有助于在组织中形成“知识共享是力量”的认同感。可以使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作为岗位目标的一部分，并列入正式考评范围。对忙于生产、埋头苦干的员工应当给予规定时间来传递和获取知识，并鼓励他们使用知识资本管理系统，激励员工创新，形成“独家新闻”式的核心竞争力。

媒体不断地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才能促进媒体知识资本不断增长，保证专业人员在专业领域中的知识更新和发展。正如维修投资预算是保持工厂机器设备的价值的关键所在一样，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是知识型企业保持其知识资本的关键之处。在发达国家，成功的知识型企业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维护、发掘知识资本。有的甚至有自己的学校，还开设了自己的课程和培训项目，积极地对知识资本进行投资。组织那些专业知识较强的员工把自己的知识通过系统化的方式传播给其他员工，也是媒体内部知识的有效交流传播。

2、媒体外部的知识交流传播

面向社会传播知识和信息是媒体与生俱来的功能。这种功能伴随媒体的发展而强化，伴随媒体传播技术的巨大飞跃，媒体的知识传播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受众的主体意识普遍增强，对媒体的选择余地空前扩大，人们用更加挑剔的眼光选择、评判媒体，常常是“货比三家”之后选择自己最满意的媒体。为此，媒体需要变“媒体本位”为“受众本位”，与受众建立亲和关系。必须以受众为老师，从受众生活实际中选择媒体的报道选题，然后按照受众的喜好整理制作成受众能够接受的样式，再传播给受众，将传播过程变成知识流动的过程，就是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完成媒体的传播过程。只有在受众接受和认可的前提下，媒体的知识传播才能够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导向，才能够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作者：程小萍　武汉广播电视局高级编辑邮编：430000

池　薇　复旦大学社科部研究生 邮编：200433参考文献：

①苏新宁等：《组织的知识资本管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23页。

②深圳商报社：《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载《创建中国传媒新机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曹宇：《报业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见《媒介经营与产业化操作务实》，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④罗明、袁正明、梁晓涛等：《央视媒介的市场对策——中国电视经济节目运营》，2003年12月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3—7页。

⑤叶茂林、刘宇、王斌：《知识资本管理理论与运作》，2003年7月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6页。

作者：程小萍　池　薇

第三篇：图绘中国传播学的知识框架

内容摘要：新媒介的发展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反思既有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到底是什么，它的边界何在。本文运用关键词统计的方法，对国内13部经典传播学教材进行了分析，发现以大众传播学为核心的当下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关键词较少，属于本学科独有的核心概念较少，主要概念多出现于半个世纪前，且深受美国大众传播学主流范式的影响。今天，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旧有大众传播知识体系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关键词;知识框架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1.02.006

新媒介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更为深入地反思“什么是传播学”这个问题。在我国，至少在2018年以前的四十年，传播学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体系。然而今天许多学者都认为，大众传媒远远不能代表媒介，甚至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类媒介的历史长河中只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在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介（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被认为为选民提供了投票参考信息、为消费者制造了购买欲望、为工人提供了娱乐内容、为傻瓜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媒介一般都被视为信息和意义的发布者，其内容设计都是基于人类的尺度。它们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但极少被认为有基础性作用，它们是前景而不是背景。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主流传播技术从广播和电视发展到互联网，情况又回到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更为常态的媒介秩序混乱的时代中。”① 在彼得斯看来：“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② 因此，媒介是规制这个世界的基础设施。这种物质性的媒介观及建立在它之上的传播思想，使人感受到了大众传播学的知识框架的边界及其局限性。

自2000年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过诸多反思，多认为该学科的学术内涵有待丰富，理论缺乏深度，研究出现内卷化趋向，等等。这些多是直观的判断和感受，我们需要更为客观的认知。在没有使用一种“使之可视”的方法将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呈现出来之前，这种反思并不能为传播学指明方向。所以，既有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到底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教材常常意味着知识共同体较为认可的确定性知识，而且它事关共同体成员的再生产，因此最能体现出学科共识的知识框架。“教材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学科主流学术意识形态的规训，通常被看作不可反驳的常识（只有少数例外），对教材的引用常被用以证明自身的權威性。”③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我国传播学教材出版数量巨大，且仅入门性教材就有80多种，多数教材知识点雷同，结构大体相似，同质性明显，没有全样本研究的必要。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该如何抽样是一个需要细致考量的问题。

一般认为，教材的再版次数和发行量是衡量一种教材重要与否的重要依据。另外，教材被引用的情况也是重要指标之一。据此，笔者决定选择应用范围较为广泛的13种教材作为分析对象（见表1）。除了少数里程碑式的教材（比如第一部传播学教材）外，主要考虑的是它们在中国传播理论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不仅在发行量上是各出版社的“镇社之宝”，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学界的高被引教材。其中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第二版）、邵培仁的《传播学》（增补版）、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第二版）还入选了对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榜单，其中《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影响因子最高。④

就研究方法而言，对知识框架的描绘，以关键词的统计和分析最为直观，这种方法最容易呈现出知识的边界与相关性。“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⑤ 对关键词的文献统计，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对文献检索和使用的规范角度来研究关键词的提取、分类和标引，在计算机和数据库出现之后又转向数据的统计和分类;二是各学科专业对本学科内所属专业概念的辨析和讨论，此类论述不着眼于对关键词进行属性分析，而是基于学科特殊性进行专业词汇的研究。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倾向于后者。

本文所研究的传播学关键词有三个方面的限定：其一，所选词汇必须是专业性名词和名词性词组，但人名、地名、研究机构等名词和词组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并不构成传播学的核心知识;其二，这些名词能体现与反映传播学最主要、最核心的知识—传播学专业术语，表征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语词;其三，所选词汇能够在文献中被检索和使用，既包括“传播”“媒介”“信息”“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等日常词汇，也包括以“传播”“符号”等为前缀和后缀构成的动宾词汇。

一般而言，“关键词的标引步骤应该包括文献审读与主题分析、抽词、规范化处理、标引结果审校等”⑥。本文在对关键词进行统计时，严格按照上述步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规范化处理”的标准。传播学专业术语的翻译并非一开始就有共识，这给本文的统计工作带来了困难，如魔弹论亦可被称为枪弹论、皮下注射论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大词典》为蓝本，对相似概念进行合并同类项处理。当然，这么做也未必就准确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因此在具体关键词的选择上，主观性的偏差还是存在的，这也是本文不可避免的缺憾。

二、关键词数量及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数量的多少体现了该学科知识的专业程度。一般来说，关键词数量越多，该学科的成熟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该学科的成熟度与体系化程度较低。

统计13本教材的关键词数量可发现，平均每本教材的关键词数量为220个，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修订版）、段鹏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与应用》（第二版）和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排名前三（见表2）。这个关键词的数量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是比较低的，说明大众传播学的知识含量有限，学科内涵和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比较落后的。

在关键词与教材字数的比例，即千字中的关键词数量方面，统计对象中平均每千字中有0.57个关键词出现，最高的是段鹏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与应用》（第二版），每千字高达0.75个关键词，徐耀魁的《大众传播新论》则以0.44个关键词排在最后。比较最早的1988年教材和最近的2014年教材发现，两本书在字数上相差无几，但在关键词的数量上有明显的提升，这或可说明中国传播学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熟度在提升。但总体而言，传播学关键词数量变化不大，说明其在大众传播学阶段的理论繁殖力是非常有限的。

每本教材平均220个关键词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只有48个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教材中的。同时出现在7本以上教材中的关键词只有142个，其中总出现频率达到10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只有72个（见表3）。从学科角度而言，这些词汇构成了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地图。这说明，传播学中达成共识的核心关键词非常少，理论关键词更少。这使得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描述各种传播现象时会出现“概念荒”。

更进一步说，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不很明显，没有围绕某个核心概念形成体系性概念群，这说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在这些关键词中，有不少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如信息、传播、媒介、受众等，已经谈不上多么具有专业性了。不少词汇都是以“传播”为前缀或以“媒介”为后缀组成的复合词，包括传播制度、传播模式、传播功能、传播环境、传播过程、传播系统、传播工具、传播类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等，充分体现出这些概念缺乏学理性。除此以外，这些关键词中还有一些不是传播学独有的概念，而是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等非传播学类词汇，去掉这些词，则仅剩下53个高频关键词。传播学知识根基之弱可见一斑。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上述72个关键词中，基本以经验主义范式的词汇为主，与批判主义范式相关的词汇仅有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与批判学派三个。大量的词，如模式、功能、过程、系统、使用与满足等，一看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这说明，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就是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准确地说，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观点，笔者又选取了六本美国学者编撰的经典传播学教材，提取其关键词加以比较。这六本教材分别是：W.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W.德弗勒等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W.赛弗林等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985）、D.麦奎尔等的《大众传播理论》（1990）、S.巴兰等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和J.布莱克等的《大众传播通论》，它们均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界被广泛使用。当然，将中文教材与译著作比，本身并不严谨，但这种比较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比较的结果显示，中美教材中共有64个共同出现的高频词（见表4），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框架与美国传播学的知识框架的紧密关联。虽然可能在教材的书写风格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别，但两者显然具有共同的“词语体系”。

三、重合关键词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中国传播学者建构传播学知识大厦的图景，本文进一步分析了13本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42个关键词（见表5），这142个关键词都至少在七部以上的教材中出现过和论述过。如果说，词汇高频出现说明知识在传播学中的重要性，那么关键词在不同教材中重复出现的次数则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因此，这142个关键词都是得到多数传播学者认可的传播学关键词。

如果按学科对上述关键词进行分类，则传播学关键词有95个、含信息科学色彩的关键词有14个、含语言学色彩的关键词有11个、新闻学廣告学等相近学科常用词有9个、含社会心理学色彩的关键词有8个、研究方法常用词有5个，传播学词汇占比为66.9%。

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看，教材中的中国传播学知识受信息科学、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传播学的跨学科知识地图。

包括“三论”在内的信息科学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信息、信源、信宿、信道、信号、噪音和反馈等概念，还提供了线性传播模式等内容，尤其是系统、控制和信息的概念。“信息论对于传播学这一新领域在大学的立足和扩散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三论’诞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也正是早期传播研究者‘从中等职业学校的集散地中崛起’，并竭力争取高等院校的同事们的学科认同之时，信息论似乎是获得这种认同感的一个途径，似乎能够提供某种普遍的观念，后者可以超越不同类型的传播之间的差异，达到将传播的术语、概念和模式加以标准化的目的。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大众传播，它在相当时期内以绝对‘强势’压倒了其他方向的传播研究。”⑦ 当然，这也说明我国的传播学知识体系仍保留着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知识的痕迹，因为今天除了传播思想史的学者外，已经很少有人仍然去关心“三论”和传播学关系的议题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对传播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中的符号、语言、言语、能指和所指等概念对于从个体角度理解传播提供了视角和概念，这与信息科学正好形成互补，前者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为传播学提供整体框架，后者从个体传播层面呈现传播的运转逻辑。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我国传播学关键词的影响，可能与它对美国传播学的重要影响息息相关。

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传播学基本就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子学科。”⑧ 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这些经验主义传播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基本上都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许多传播学的关键词也可以被看作社会心理学的关键词。

至于新闻学、新闻自由、新闻事业等概念的高频出现，则说明中国学者在编写教材时仍然把传播学看成新闻学的新发展，这个观念从1982年起施拉姆访华开始就一直牢固植根于中国研究者的头脑中。

不难发现，传播学的所谓跨学科基础其实相当薄弱，许多与传播学理论化关联度极大的学科视角如时空哲学、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其实对我国传播学教材的编写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教材的指引下，许多新闻传播学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空白的。

这95个传播学关键词的分布比较散，但“头部领域”现象非常明显。排在第一的是效果研究的概念，共有25个，占比26.3%;第二是受众研究的概念，共有14个，占比14.7%;第三是控制分析的概念，有12个，占比12.6%。这三者之和占比超过50%。这不仅说明这个学科的媒介基础是大众传媒，而且说明这个学科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效果测量的权力精英的社会控制。

与传播效果相关的关键词超过1/4，不仅说明效果研究在大众传播知识体系中独占鳌头，更说明效果研究的内在逻辑对传播学发展具有深层影响。“传播学者们醉心于在各种场景、人群、媒介环境中找到媒介效果，并去发现一个个‘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然后对发现的效果一一命名，传播学主体即是这种学术生产模式。”⑨ 然而，效果研究的重要性在历史上被严重地高估了。卡茨曾经在《拉扎斯菲尔德之后的传播研究》一文中提到三种类型的媒介研究，其一是关于信息提供者的研究，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提供者的研究，其三是关于社会秩序提供者的研究。⑩ 我国传播学教材体系所涉及的传播学研究只是第一种类型中的分支研究，视角比较狭隘。

出现在13本教材中的48个关键词，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初创之时。如果按照“5W”的框架将其归类，有11个词属于控制研究、6个词属于内容研究、6个词属于媒介研究、2个词属于受众分析、8个词属于效果分析。除去15个属于基本概念的关鍵词，竟然有接近七成的词与“5W”有关（见表5），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众传播学实际上就是“5W”传播学。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学者对美国传播学的接受，并且也受到美国传播学中那种单向社会控制思维的影响。这在无形之中把传播定义为具有单向控制内涵的“传递观”，认为传播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信息的控制来实现社会治理。

另外，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大众传播的词汇，而基本没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词汇，更没有今天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问题和概念。这说明，这一知识体系并没有成功地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传播方式纳入大众传播的框架。或者说，这一知识体系是用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待和包装一切与传播有关的事物。正因为如此，就像文章开篇时彼得斯说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类媒介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不具有代表性，而大众传播理论也是传播研究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不具有代表性。这些理论与今天媒介的物质性实践格格不入，已经失去了为当下创造传播关键词的能力。

四、结语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为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知识体系（当然，这里的传播学知识体系讲的是一般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讲授的传播理论体系）描绘一幅画像了。总的来说，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关键词较少，属于本学科独有的核心概念较少，主要概念多出现于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多以拉斯韦尔20世纪40年代划定的传播研究框架为基础，而且关键词之间没有体系化的内在逻辑关联。这说明学科的体系性和成熟度都十分有限，在知识形态上既属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又已经让人感觉知识体系已经十分陈旧。

从传播学的知识基础来讲，信息科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和来自传播业界的知识为该学科提供了主要的知识支撑，但这些学科本身的立场、先天不足、理论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其无法为传播学提供真正有力的知识支撑，必然导致传播学缺乏思想深度和理论张力。与此同时，大量有深度的传播哲学和传播生态学的思想并没有被纳入传播学的知识版图，导致传播学的边界和视野都非常局限。在这个关键词所构成的知识基础上，任何深入的理论研究都会受到限制，其中就包括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

传播学的主要关键词相当多地来自于20世纪中叶美国传播学的“施拉姆范式”—一个在美国都已经被摒弃和遗忘的“冷战范式”，从1982年施拉姆访华并提出“传播学是新闻学的新发展”的论断以来，施拉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和深层逻辑在这个学科的主要教材上就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导致中国传播学教育在知识框架和理论逻辑上一直处于美国传播学“冷战范式”的殖民中。这种知识体系显然已经跟不上历史的发展了。

当然，本文无意指责任何一本传播学教材和任何一位传播学教材的书写者，相反，应当向他们致敬，在那个一切都需要启蒙的时代，没有他们的拓荒就不会有我们对于传播学的认知与认知升级。但是，充分理解他们的知识局限性，充分理解他们的知识框架，有助于后学继续前进。今天，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介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传播学的知识断裂已经不可避免，旧有的大众传播学知识体系已经不值得留恋，“与往事干杯”的态度则是传播学的希望所在。

（作者胡翼青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鹏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届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6，23.

③ 胡翼青.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知识地图—基于CSSCI图书引文的分析[J].中国出版，2013（19）：46-51.

④ 钱玲飞，孙辉.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基于CSSCI（2000—2007年）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7）：270-278.

⑤ 李文兰，杨祖国.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J].情报科学，2005（1）：68-70+143.

⑥ 吴立志.学术论文关键词的概念及标引方法辨析[J].现代情报，2009，29（6）：7-9.

⑦ 殷晓蓉.传播学何去何从？—基于时代变革的追问与思考[J].新闻记者，2015（2）：78-87.

⑧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化的困境：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G].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 40-52.

⑨ 杜骏飞，周玉黍.传播学的解放[J].新闻记者，2014（9）：33-39.

⑩ ELIHU K.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ince Lazarsfeld[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7，51（4）：25-45.

作者：胡翼青　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