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文化王倩黎军山寨文化是当下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个表征，其形成和发展有着必然性、合理性和一定的正面意义。现代大众传播模式加快了山寨文化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因此，对山寨现象应当仔细区分和鉴别，消除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

第一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

组织传播 社会动员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方式，标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彰显出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的独特功能。现从肯定性、否定性两个向度出发，结合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此次社会治理中标语的合理性以及政府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考量，发现疫情治理中政府积极采用线上组织传播平台传播标语等优点，但是部分标语语言表达不规范甚至存在导向错误等问题，暴露出部分行政人员潜意识中仍旧是“我号令你照办”的行政理念及其行政能力不强等问题。由此提出了更好地发挥标语社会治理功能的策略。

【关键词】标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组织传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组织传播是指一个组织使用其特有的组织媒体工具和传播措施的总和，其目的是形成组织氛围，凝聚组织力量，展示组织影响，促进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和组织外部的良性互动。标语作为我国党政等公共权力主体常用的组织传播工具之一，多年来始终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作用。

2020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利用各種方式组织民众居家防疫，而标语这一组织方式无疑再次得到了政府的重用。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各种“硬核”标语遍布街头巷尾，从而提示、警醒人们积极居家隔离、科学防疫，标语的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功能得到极大彰显。然而对于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类防疫标语，民众却在网络空间发表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评价：部分网民称赞这类标语“接地气、够硬核”，另一部分网民却认为这类标语过于简单粗暴，因此标语未能正确发挥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效用，甚至暴露出公共权力主体治理方式不当等问题。

标语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决定着其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成功与否，反映着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水平，也决定着政府使用标语的目的能否实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标语是否合理，该以什么标准衡量标语是否合理?虽然国内目前并没有衡量标语合理性的科学指标，但是通过对抗疫标语内容的描摹和研究，本文尝试建构抗疫标语的制定与传播模式，研究抗疫标语的话语逻辑、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继而结合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考量抗疫标语的合理性及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从而为政府提高标语制定水平建言献策。

自2020年2月1日以来，本文通过多种渠道(微博、微信文章以及网络图片等)收集到了62条抗疫标语，从标语话语的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向度探究标语的话语体系及其背后潜藏的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水平。

一、刺激反应视角下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和传播防疫标语的模式建构

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可以在一个人受到刺激时让另一人作出反应。标语作为一种语言，其传递过程的本质同样也可视为一个刺激—反应过程。公共权力主体通过制定和发布标语来刺激受众，本质上是基于刺激—反应模式发挥其作用。因此，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对标语传播过程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建构起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和传播防疫标语的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期间，公共权力主体制定及传播标语的模式包含五个基本环节：突发公共事件、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标语、传播渠道以及受众。首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对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公共权力主体产生直接刺激，公共权力主体在形成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传播意图(意义)后制作出代替性刺激的标语口号，继而借助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传播标语，从而对受众产生间接刺激，最终使得受众对此作出反应，从而实现公共权力主体的传播意图。这五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公共权力主体制定和传播标语的模式，从而为标语的传播及社会动员效用的发挥奠定基础。通过对这五个环节的具体研究，我们能进一步了解标语的制作及传播过程以及呈现出的特点，从而对标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公共权力主体：标语制定及发布组织

组织传播研究的功能学派认为组织视同一部机器或一个有机体，对于组织传播的研究则是为了增进组织的正常功能。而组织传播由两大信息系统构成：一是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系统;二是组织对外的信息传播系统，目的为“协调组织与公众、媒介、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和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信息交互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2]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作为一个规范而严密的管理系统的集合体，自然也是一个组织，必须处理好组织内部及组织对外的信息系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政府组织的正常运转带来的威胁，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必须采取行动以维持组织的正常功能，而标语的制定与传播就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行动之一。

政府等公共权力机构作为组织，在标语的制定和传播中也必然受到组织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为各种宏观(意识形态)、中观(机构、组织)和微观(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机构的个人特征、执政观念等)因素。因此，标语的制定是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受到意识形态、机构以及执政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后的产物。相反，通过对标语的内容分析，也能反向透视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等。

(二)标语：公共权力主体与公众间意义传递与共识形成的中介

标语是公共权力主体通过权力话语宣传引导(刺激)民众的工具，更是民众认知公共权力主体的中介。表面上，标语传递是标语内容由公共权力主体张贴后被民众观看这一传受过程，而发生在这一表面过程背后的是公共权力主体与民众间意义的传递。在言语行为学以及认知心理学领域中，意义被视为言语产生和理解的基础。布隆菲尔德曾在《语言论》中将某一语言形式的“意义”定义为“说话者说出该语言形式的情景和它在听话人身上引起的反应”。[3]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阐释为：说话人根据自身所处情境说出具有一定意义的话语，听话人能够理解并在大脑中还原和分析出话语意义。因此，在所有的意义传递过程中，只有当说话人的意义与听话人理解的意义一致时，这种意义的传递才是成功的。对于标语这一语言形式而言，公共权力主体将一定的意义(意图)通过该标语传达给民众，民众还原和分析出标语意义。只有当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传达的意义与公众理解的意义一致时，标语口号的传递才算有效。因此，建构标语的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只有认识到标语的传递并非只是简单的张贴与观看这一过程，而是涉及复杂的意义传递，才能从根本上重视对标语内容意义的赋予，重视受众理解对标语有效性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受众研究和标语传播效果的研究，充分发挥标语的组织传播和社会动员作用。

(三)传播渠道：以线下为主，由线下向线上的拓展

新冠肺炎疫情被证实存在人际传播特性后，各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实施了民众“居家隔离”的政策，民众的线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对此，民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至网络空间中，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网络媒体中。一些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也在网络空间中开展治理工作，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组织传播平台传播大量线上标语。线上抗疫标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在线上空间中传播的抗疫标语，主要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抗疫标语为代表;另一类是网民发挥自身才智创造出的表情包式标语、图片式标语等形式多样的标语。这两类标语以及线下的横幅式标语实现了线上标语与线下标语共同治理。

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线下标语传播依旧以传统横幅式、大喇叭式标语为主，辅以线上标语进行治理，但是其线上标语多为图片式标语，形式单一，且标语内容多是通俗日常的劝诫类话语，缺乏新意。

與之相比，网民在这次疫情中成为线上标语传播的主力军，他们既是线下标语的搬运工，更是各种创意式标语的创造者。网民通过融合网络表情包、网络图片以及网络视频等，创作出了形式丰富、趣味横生的标语，并通过微博、微信和各种社交媒体广泛传播。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表情包式标语，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表情包形式传播，在短期内迅速扩散，在保证标语趣味性的同时较好地发挥了标语的效用，也调动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此次疫情中，线上传播渠道打破了线下标语的地域性传播限制，实现了标语的大范围传播，从而提升了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效力。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也同样认识到线上传播渠道作为新兴组织传播平台的优势，逐渐尝试使用微博、微信等线上渠道传播标语，搭建了和民众沟通对话的平台。但是与网民自发创作出的形式多样、趣味横生的线上标语相比，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部门设计的标语形式过于单一，缺乏活力和新意。因此，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应当汲取民众智慧，利用线上渠道，创作出形式更加丰富、更贴近民众喜好的标语，才能进一步提升标语的传播效力和社会动员作用。

(四)受众：标语传播的终点

刺激、反应过程的最终环节是受众反应，受众反应有三种情况：一是标语口号并未引起受众注意;二是受众注意到标语口号但并未作出发布主体希望的反应;三是受众注意到标语口号，且作出了发布主体希望的反应。因此，只有受众对标语意义的理解与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传达的意义一致时，标语的传播才是有效的，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使用标语的目的才得以实现。所以，受众是标语传播与社会动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与此同时，受众对标语意义的理解并非是简单的条件反射，受众自身所处的物理世界、社交圈以及受众心理都会影响受众对标语意义的解读。[4]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公民权利不断增加，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受众对标语的个性化解读将越来越显著。因此，通过对受众物理世界进行调查和了解，对受众的心理进行研究以及对受众所处社交圈的观察研究，公共权力主体才能了解受众对新冠病毒的真实知晓程度和态度，才能因地制宜、切中要害地制定切合受众口味的标语，最大程度地发挥标语的效用。

综上，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标语建构及传播过程是由突发公共事件、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标语、传播渠道以及受众这五个环节组成的，为了实现标语效用，这五个环节各尽其用、缺一不可。通过对抗疫标语制定与传播的五个环节的审视，研究发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是抗疫标语的制定者，标语水平由政府治理水平决定;标语内容承载着公共权力部门的传播意图，而标语传播实质就是对这一意义的传递，标语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共权力部门传播意义与受众理解意义的一致;在传播渠道方面，公共权力部门尝试采用线上组织平台传播标语，实现了线上标语与线下标语的共同治理;而受众作为标语传播的终点，对标语效用的发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受众研究是提升标语传播效力的重要一环。

二、公共权力部门制定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标语的话语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播的标语虽然由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但是在对抗疫标语的分析中，笔者发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标语同样呈现出“家文化”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也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从标语的话语中心角度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标语始终围绕“家—己”这一中心展开。如“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一人睡觉全家光荣，全家睡觉精忠报国”以及“远离人群家里宅，防病防灾幸福来”等多条标语的关键词仍是“己”和“家”，通过强调不居家防疫给民众自身以及家庭造成的危害来展开标语内容，实现标语的社会动员功能。

从差序维度考察，标语内容基于中国固有的“自己—家人—邻居—国家”的差序格局，一层层将个人的科学防疫行为上升到家庭、邻居甚至国家层面，从而使个体认识到居家隔离的重要性;同时基于差序格局将个人、家庭、邻居和国家联合为命运共同体，从而将对个体的动员推广到全国，用标语联合全国的力量，将“居家隔离”建构为利己利人的行为。因此，在标语中“亲人”“全家”“邻居”“国家”等词出现频率很高，比如“一人传染全家倒，财产全跟亲戚跑”“我宅家，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口罩，我为自己省钞票!”等都是将个人防疫与全家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利用中国的差序格局和家国思想发挥标语的效用，将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抗疫。

从标语的情感性质纵向维度来看，可将标语分为正面—中性—负面三种类型。“减少外出、戴口罩、不凑热闹、不聚集”“无要事不出门，出门必戴口罩”等属于中性标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通过公式化的口吻传播防疫的注意事项;“家中老人口罩戴，福报绵绵传三代”“不串门，福气临门”“返乡先隔离，亲人都爱你”等属于正面性质的标语，以祝福的口吻将戴口罩、居家隔离等行为与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激发民众的正面情绪来达到宣传效果;“如果不想在房间，那就请进太平间”等则属于放大负面后果的标语，通过恐吓、诅咒激起民众的惧怕情绪，使其不敢逾越防控所限制的边界，从而遵守防疫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标语围绕“家、己”这一中心展开，在标语的情感性质方面，各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标语情感各有不同，总体可分为正面、中性以及负面三种情感性质，代表着标语发布主体(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所采用的三种不同的执政方式，也传达出三种不同的执政理念，标语的传播与社会动员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三、标语合理性及其背后的公共权力主体社会治理水平分析

这里运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衡量标准，将西方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能力是否达标、执政场域建构是否合理三个维度考量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治理水平。

(一)执政理念：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社会治理应以“人民”为工作中心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强调“他者”的重要性，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先前被主体忽视的“他者”应当取代“自我”，在中国语境下，“他者”就是“人民”。因此，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社会治理应当围绕“人民”为中心，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官方思维，同时在工作中摆正自身作为“人民的服务者”这一角色，真正做到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群众。相对应的，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应当展现出对民众的尊重和关心，而不是恐吓和诅咒。

通过对收集到的62条新冠肺炎疫情抗疫标语的分析，部分公共权力主体制作的标语存在语言不规范、语气过于强硬等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放大负面后果的负面情绪类标语存在较明显的问题。虽然部分网友认为这种标语“简单粗暴”“非常接地气”，但是也有网友坦言此类标语充满着恐吓和诅咒意味，让人内心不适。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部分公共权力主体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能正确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潜意识中仍旧是“我号令你照办”的思维模式。

与负面后果放大的情绪类标语相比，“家中老人口罩戴，福报绵绵传三代”“做人厚道，戴好口罩，为国为家，不聚最佳”等正面情感标语语气亲和，通过激发民众的正面感鼓励民众科学防疫，展现出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良好的执政作风以及为民服务的优良形象。除此之外，在对标语的话语逻辑分析中，我们发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及其部门制定的标语基于我国固有的差序格局和家国思想，围绕“家—己”这一话语中心展开，通过将个体、家庭以及国家联合起来的话语体系去说服民众科学防疫。这表明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能站在民众视角，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民众的心理去制定标语，从而真正做到了了解民意、服务民众，展现了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应有的执政作风，标语的传播和社会动员效力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二)执政能力：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素质及执政话语考量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面对公民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的多元化，应当提倡多样性、多元化、非唯一性的价值，强调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回应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突出公众参与性和分享性。对此，首先是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能力必须达标，才能在执政过程中注重提升回应性、敏感性和适应性;其次是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在工作中能否调动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发挥民众参与的力量。

在执政话语方面，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提倡“话语”是其主要治理工具。为了摆脱旧有的自上而下的独白式话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强调通过开放的、自由的、平等的、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话语去进行沟通。为了避免疫情中出现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需要和社会各种力量积极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与民间资源共同协作。标语作为抗击疫情中的重要话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是否积极制定标语以及在标语中采取了怎样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考量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能力。首先，在标语的制定方面，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部门独揽了标语的制定权，在制定标语前未曾开展过民意调查，也很少有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或其部门让民众参与到标语的制定过程中，未能在标语制定过程中发挥群众智慧。其次，在标语的传播过程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开始尝试使用线上渠道传播抗疫标语，搭建与民众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但是仍旧以单一的标语发布为主。对于由民众自主自发创作和传播的各类标语，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借鉴，未能正确利用群众的智慧，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权力主体对线上传播渠道的使用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回应民众，而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如何回应民众以及如何调动和发挥民众积极性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民众主动参与公民治理创作出的形式多样的标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学习借鉴。

(三)执政场域：积极建构“公共能量场”并保证话语正当性

为了摆脱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提出“公共能量场”这一理念，认为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改。为了确保执政场域的民主性，必须保证其中交流话语的正当性，为此，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引入了交流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和讨论语境的相关性，使之成为检验真实交流的核心要素。以此为标准对防疫标语的话语正当性进行考察，能在一定程度上探究此次疫情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制定的防疫标语是否能够实现与民众的真实交流。

总体来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大多数标语的话语表达符合要求，有助于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和民众之间真实有效沟通的实现。“不串门，福气临门”等大部分标语语气亲和，各类正面情感话语的标语以及线上空间传播的大量表情包式标语幽默风趣，符合“交流者的真诚”等原则。除此之外，大量防疫抗疫标语的话语体系以“家—己”为中心展开，与中国特殊的家国文化相契合，符合“表达的清晰”以及“言论和讨论语境的相关性”这两个原则。

但是一些地方抗疫标语话语不符合“正当性”的要求。一些地方的标语存在语言不规范、标语语气强硬等问题，存在错误导向问题的标语违背了“表达内容的准确”这一原则，未能传播正确的防疫知识，也会让民众质疑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执政能力，致使标语不能正确发挥效用。

四、结语

第一，在执政理念方面，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转变执政理念，从根本上认识到服务民众的重要性，树立“民本位”的思想。无论是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概念还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主义的“他者”理论，都启示着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必须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位”的思想，做好人民的服务者。与此同时，“受众”对于标语效用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同样表明只有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懂民爱民，标语才能真正发挥效用。此次疫情中“家中老人口罩戴，福报绵绵传三代”等标语是符合“民本位”思想的正面案例。然而，在此次疫情中，一些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仍然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导致标语语气过于强硬，甚至含有威胁恐吓意味，使得标语的传播与社会动员效力受限，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使用标语以恢复组织功能正常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执政理念，才能提升标语的话语水平，为受众所喜闻乐见。

第二，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在树立“民本位”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发挥民众参与、民众治理的力量。在此次疫情中，公众对标语的制定过程所知甚少，一些地方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的线上标语传播也存在重视发布而忽视与民众互动的问题。所以，要充分发挥标语的功能，有必要使民众参与到标语的制定和传播中来，通过建立公眾的参与机制，提高民众参与的主动性，使标语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公共治理理念及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期待受众民主参与的态度。

第三，标语的制定生产需要增强法律意识，符合法律规范。我们搜集的62条防疫标语，其中有一些标语违背法律规范，而“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理理念，要求各级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必须注重政策宣传的法律基础建设，即规范相关行政行为。因此，标语的制定同样要以法律为依据，这样才能保障标语宣传的法制化、科学化，才能提升标语的质量。

第四，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部门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个别防疫标语存在语言不规范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导向错误的问题，反映出部分公共权力主体部门工作人员执政素养存在问题。因此，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部门工作人员应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和受众心理的情况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语，才能传播正确的防疫知识，正确发挥标语的作用。

第五，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需要推动治理工具的现代化。传播渠道是标语得以传播的中介和工具，线上传播渠道因为具有线下传播渠道所不具备的互联互通等特性，因此能大大提高标语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此次疫情中，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对线上传播渠道的使用扩大了标语的传播范围，同时公民也主动利用线上渠道传播标语，创作出了民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标语，这无疑标志着政府等公共权力主体需要进一步推动治理手段的现代化，通过线上渠道联合网络和全民的力量传播标语，这样既能激发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热情，又能大大提升标语的传播效益。

参考文献：

[1]布隆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6.

[2]程士安，沈恩绍.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理论的解释与重构：以科技进步与传播规律的演进为视角[J].新闻大学，2009(2)：119-124.

[3]吴东翔.突发事件标语口号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汉语言文字学院，2011：28.

[4]张敏.标语中语用预设的作用[J].现代语文，2008(4)：54-55.

(靖鸣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梦雪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

作者：靖鸣 汪梦雪

第二篇：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文化

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文化

王　倩　黎　军

山寨文化是当下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个表征，其形成和发展有着必然性、合理性和一定的正面意义。现代大众传播模式加快了山寨文化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因此，对山寨现象应当仔细区分和鉴别，消除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

[关键词]山寨；山寨文化；传播社会学；传播媒介

2008年，山寨现象和山寨文化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从2003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2008年12月2日的《新闻联播》的评语简单而到位。山寨现象是当下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个表征，其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一定的正面意义。本文拟从传播社会学这一新视野解读“山寨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一、山寨一词的语源和延伸

(一)山寨和山寨产品

山寨，原意为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或泛指山村，基本上是属于偏远地方。从山寨文化的语源上来看，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在广东话里山寨是山村营寨的意思，是指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寨子。2008年山寨一词使用频率的激增改变了这一切——山寨成了盗版的一项委婉修辞，因为从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看，盗版这个词显得太直白了。

山寨产品以电子加工类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新推出的知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山寨产品的生产往往是在私营企业比较活跃而管理又相对松懈的地方，产品输送终端往往是消费水平不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法制管理较困难的领域。

(二)山寨现象

山寨现象的出现源于山寨产品的流行。山寨产品主要是从广东某些地方和地方企业开始的，这些企业中很多属于技术作坊类，处于和外界联系的边缘位置、边缘状态。山寨现象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由此衍生的词汇有山寨机、山寨明星、山寨版春晚等。山寨产品从手机等数码产品扩展到各类商业产品，山寨现象也从原来的商业产品范畴逐渐扩展到诸多方面，无论是略带巧合的雷同，还是刻意模仿的恶搞，都会冠以山寨的名称，使用中不乏调侃搞笑的意味。

(三)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缘由和征兆。它从科技产品中开始显现出来，之后演化到文化领域。作为技术领域、经济层面的山寨文化，大体上是模仿而不是创造。作为文化产业的山寨文化，则比较空虚，总体上还处在发展、过渡和蓄势的过程中。赞成者认为，山寨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民间文化，代表草根的非主流文化，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兴力量，它因为挑战权威、反抗主流、主张平衡而含有存在的价值和光大的意义。如今多指代通过模仿和创新的模式对既定规则的反叛，尤其是在反抗垄断的层面上。

网民用一些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尚概念对山寨产品进行重新定位，用草根、颠覆、创新、反抗、民间等概念来形容山寨产品。这种定位使得山寨产品摆脱了非法的负面形象，开始以正面形象被广泛传播。于是，一个原本具有负面价值(贬义)的概念，在网络中被大量的网民逐渐操作成了具有正面价值(褒义)的概念。山寨渐渐从一个名词转变为一种现象，从一种现象转变为一种产业，又从一种产业转变为一种“文化”。山寨语源的延伸再次论证了传播社会学的一个理论：大众传播使人们之间的交谈和相互作用增添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基本交谈方式和其他语言习惯的标准化和通俗化。

二、山寨文化流行的传播社会学分析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化过程是由个体之间相互传播构成的；所有的人类传播都代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形，所以传播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任何一种新兴事物的传播过程都遵循传播学中一般信息事物的传播原理与规律，即传播者、信息、媒介与接受者是通常情况下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信息传播和反馈的互动过程如下：传播者+—_+讯息一传播媒介←→接受者。而传媒的运行过程始终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以山寨文化为例来加以分析。

(一)传播动机

山寨文化最初的一级传播是由山寨产品的传播开始的，传播者是民间技术作坊类的小企业，接受者是收入较低的人群。次级传播是山寨一词走出IT领域，并被不断延伸到科技、商业、文化等领域，形成特有的山寨产品、山寨现象和山寨文化。

首先，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与外部环境的挤压有关。成本极低的山寨产品通过技术模仿能够打破“技术壁垒”，而成为真正大众参与的全民娱乐。其次，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与内心需求有关。当他们的思想、意见不能得到主流认可，他们的需求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就必然要选择一些渠道使自己得以发泄。互联网技术为传播者发泄自己的需求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最后，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关。网络的低成本信息发布为传播者提供了低成本的销售渠道，也为仿造名牌产品提供了较低的技术成本。

(二)传播媒介

山寨产品、山寨文化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就是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模式，网络传播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较低的社会准入门槛、突破地域限制的社会参与度等特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捧。它以低成本和相对自由的空间为公民意见的形成和互动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为公民社会系统的有效沟通构建了交流的平台。毋庸置疑，在这个网络媒体逐渐占据舆论上风的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冲撞甚至是割裂。山寨文化一出场，就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平台，和大众化、传媒化的娱乐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至于山寨现象会提升到“文化”的级别，各大型网站、电视与平面媒体的话语精英们功不可没。媒体的伟大与可怕正在于它潜移默化、持之以恒地型塑观众的趣味、喜好，欣赏习惯、文化生活模式，乃至深层次心理文化结构的功能。

(三)接受动机

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的内容和意义是否能够被广大受众接受，是否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解读能力。受众选择媒介和信息的结果是受众所处的传媒生态环境、个体所需以及选择某种信息所要付出的代价共同导致的。

影响接收者是否接受传播内容的主要因素有个人的价值观、传播者和接收者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文化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立场、覆盖面、权威性等。也有的学者认为，除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外，还应当充分考虑接收者的心理接受规律：一是团体压力导致的从众心理；二是模仿。通过模仿，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不断实现世俗化和“合理化”，不断消除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对立，以期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或许“山寨春晚”的组织者只是想要以娱乐的形式传递出自身对于春

晚的“参与”，“山寨百家讲坛”也同样如此，借鉴《百家讲坛》的名头，其内涵却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体现了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参与和表达的愿望日益强烈。

(四)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与信息传播一样，都反映了信息循环往复的沟通过程，在空间上反馈表现为传播者与受传者两者之间的信息双向往返关系。信息反馈使得传播过程得到不断延伸和发展。

受传者反馈的意见性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显示了其自身的接受动机、需求和心态，表明和体现了他们对传播者及其所传信息的态度和评价。最初接受山寨文化的人是那些先接受使用了山寨手机的人，他们发现了山寨产品的价廉物美后，通过最初的人际传播与他人分享。在山寨产品的接受者越来越多、山寨产品越来越受到认可的前提下，山寨现象开始出现，于是传播主要体现为大众传播，而且呈现出有意传播的特点。

山寨文化的迅速传播和扩散，正是源于社会信息发展不平衡、社会消费方式的不合理，以及主流文化发展缺少低端关怀等，这一切都符合来自底层、来自民间非主流的文化诉求。

三、山寨文化形成的解读

借大众传媒之力，山寨文化在今天的中国虽不具备合法性，但却有了公共性。正如传播社会学理论论证的，大众传播通过对人、事件、组织或运动，给予注意和承认，就能为其树立声望和权威。山寨文化在中国慢慢地异军突起，由仿制经济现象变成流行文化现象是受许多因素引发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得益于现代商品生产消费市场和文化的紧密结合

山寨文化现象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和产业现象，因为它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国城市和乡村、内地与沿海、都市和中小城市以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高端和低端都有大量的消费人群，中间隔阂和界限较多。山寨现象使商品消费由高端迅速向低端流通，越过了官方管理机构、规模企业和商业经济巨头，减少了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使普通民众得以直接享受到高端的科技成果和现代生活的便利，减少了高端与低端的反差，这正是山寨现象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根源。

(二)源于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日渐盛行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基本范畴就是去中心、边缘化、消解化、解构化，这也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山寨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对经典文化的恶搞，通过恶搞来表达对社会的种种不满，释放压抑的情绪，以此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同时，消费主义对山寨文化的兴起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山寨文化的流行，源自人们对奢侈消费的想象。随着市场、商品化的深入和拓展，消费已经超越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山寨文化带来了一种对纯粹的物的享乐；另一方面，山寨产品又带来了对商品欲望的进一步刺激和暗示。在商品和媒介的作用下，大众早已失去真正对社会文化的判断力和批判性。他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个性，成为享乐主义者和顺应主义者。

(三)得益于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提供的便利

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文化多样化已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及其相关技术平台支持下的山寨文化同属于多样文化中的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山寨文化的形成时间大大缩短。创造这种文化也不需要太多的金钱支持，一个普通人都能完成。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对文化市场和意识形态一直进行着强势的统治，社会心态已经适应了这种统治的中规中矩。打破这种禁锢的不是山寨文化本身，而是网络的力量。互联网是山寨现象窜红的最有效催化剂。在习惯了主流媒体的文化(包括语言、文本乃至声像等)表达方式之外，网民更热衷于制造和使用一些非主流的文化表达方式。山寨一词便是承载了互联网带给人类一些新奇的、复杂的、微妙的感受的词汇之一。

(四)源于大众娱乐化的心理，是大众抗争的情绪性表现和社会心态宽容的体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加大，寻求某种方式来释放压力，就成为一种选择。山寨文化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正是大众需要的某种东西，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众话语权。它是一种对垄断话语的反抗形式，是“沉默的大多数”要争取表达的自由与空间，是获得平等对话的平台和自身话语权的抗争形式，是在表达渠道多被垄断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山寨文化的元素丰富多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性格等任意选择自己需要的事物来满足自己，而这些元素的完美组合主要倾向于娱乐，适应了当前消费时代的需要，也是青年人所追求的。山寨文化艺术品位未必高雅，但它呼应了革根阶层的娱乐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深深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而且所属群体主要以青年人为主，同时伴有对主流文化的恶搞和反讽。因此，山寨文化得到无数平民的欢呼和接受。

四、山寨文化的价值审视

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畅通，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是合理的、现实的，但是不能不加区分，放任自流，也不能以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去管理。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清醒地审视山寨文化的价值，并对其正确引导和规范，以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向。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理由与价值，大众传播模式加速了山寨文化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因此，对山寨文化应当审慎对待，消除其负面影响。

首先，在一个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对于当前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文化，都没有必要视为洪水猛兽，非主流文化不一定就是反主流文化，甚至更多的可能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或者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警醒。山寨文化的积极意义表现为推进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核心内涵应是价值多元语境下的一种独特表达。山寨文化的出现从体制上打破了文化垄断现象，有利于文化竞争格局的形成，并有可能催生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因此，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需要正视山寨文化等非主流文化，肯定其合理成分，引导其积极发展，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

其次，山寨文化不都是草根文化，里面也有许多正式制度之外的精英文化。当前，中国的主流文化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正从以政治、启蒙、审美为特征，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的政府“主导文化”向以娱乐感性为表征、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转型。然而，过分强调娱乐可能让人玩物丧志、不思进取，这种轻松的满足有时以牺牲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为代价。因此，社会文化精英、专家、媒体要反思自身的行为，要使“审美表达”成为百姓的利益需求，而不是“激发欲望”。归根结底，媒体的存在要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能一味迎合市场、唯利是图。

第三，从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山寨产品大体

上是模仿而不是创造。山寨产品的大规模、低成本模仿和复制在长期有可能会削弱或抑制经济的创新机制，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应该对山寨产品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不能不加区别地对之一味迎合和欢呼，而应该从法律上予以规范。

第四，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的时代。消费社会是与品牌和名牌联系在一起的，商品被赋予了符号意义。山寨经济现象也不可能超越消费社会的规律：在消费社会，一个产品必须拥有自己的品牌，否则就丧失了发展优势和生命力。因此，山寨产品必须引人创新机制才能长久。

第五，从某种意义上讲，山寨文化的出现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域的多元竞争、文化权力的再争夺和文化资源的再分配。从社会文化生活的演进来看，民间力量的生长与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民间文化力量的形成与发展，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活能否协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寨文化应该是利大于弊的。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文化空间空前增大，包容性也明显增强，多元文化格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山寨文化，既可增进我们对于文化现状的认识，也可在相互“走近”和彼此“对话”中，让主流、体制等增加一些弹性，从而形成社会文化的不同板块与不同成分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梁艳红.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来源及其基础[J].东南传播，2006，(5).[2]陈勃．老年人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现状分析及前景预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3]夏忠敏.“山寨”文化的传播学解读[J]。传媒观察，2009，(2)。[4]金元浦。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J].天津社会科学，2000，(4).[5]胡宝平.社会思潮：性质、传播与引领[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3)．[6]马相武.对于主流文化的影响——关于“山寨文化”的几个问题[EB／OL].http：／／www.ce.cn／cuhure／opinion／200812／15／t20081215_17671109.shtml.[7]Williams，R.Communications[M].Harmonds worth，Penguin，1962．[8]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禹建强，李永斌.对媒体制造大众文化的批判[J].国际新闻界，2004，(5).[10]余源培.论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王　倩　黎　军

第三篇：论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

一、科技传播的基本概述

科技传播通常是指科学家、科学机构内部的学术传播与探讨交流以及科学家对公众直接或间接进行的科技知识与科学价值观的传播。可见，科技传播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是针对专业内容的学术传播;二是面向公众的知识普及。

1988年，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下是非常受用的，国家的强弱及其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非常丰富的社会价值，它已逐渐渗透于社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到精神，从军事到国际关系等等。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体现，才使得科技本身具有被传播的必要，随之促使科技传播也产生了其独有的社会价值。因此，人类科技文明与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离不开科技传播的推动，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日益深刻和重大。

二、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

1.有利于加强社会科技氛围的培养与社会成员科学素养的提升。科技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科技氛围的良好烘托和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社会成员的大力支持与认可，同时，社会科技氛围与社会成员科学素养的良好形成更需要通过科技传播过程来得以实现。

现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传播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科技认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的传播及科技知识的普及，从而增进社会成员对于科技的认识、理解和支持，提高全民的科技活动积极性。就我国而言，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远不及发达国家，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因此，大力进行科技传播是我国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任之一，只有进行好科学技术传播活动，才能促使科学知识很好的被普及，随之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与辨别能力，进一步强化其科学素养，从而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

2.有利于加快科技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学技术本身不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要使其发挥其最大效能，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就要通过科技传播活动过程，将科技与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相结合，从而实现其最终转化。

首先，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相结合，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科技认识及科技知识掌握程度，从而提升其生产技术的业务能力，以实现改造自然和造福社会的目标和要求。其次，科学技术与劳动工具相结合，使得科学技术被“物化”，不仅促进了劳动工具的进一步创新和变革，而且推动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最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相结合，既拓宽了劳动对象范围的广度与深度，又促成了一批批新的富有创造力的劳动对象不断涌现;既提升了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又推动了劳动对象的发展与革新。

3.有利于构筑完整而准确的社会文明体系。第一，科技传播摒弃了人类落后的思想观念。在科学技术知识的广泛传播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切事物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魔法作怪，而是有其科学原因和根据的。从各个方面为人类指明了方向，消除了迷信与邪说，彻底改变了人类原有的落后观念、态度和行为。

第二，科技传播推动了人类正确文化观念的形成。通过对科技知识的新的认知，从根本上为人们树立了正确的社会文化观念和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这些被修正过的新的符合伦理道德和实践考量的正确理念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文明体系的进步与变革。

第三，科技传播提高了公众对于科学技术成果的关注与认知程度。现今很多由科技所引发的现实话题与热点现象通过大众传媒等渠道逐渐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与讨论。通过科技传播过程，多项科技成果都十分公开透明的展现于公众前，经由大众及时间的考量、分析和推敲后，不仅影响着科技成果的改善，更加促成了人们对于科技所持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4.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全面发展。随着科技传播活动日益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与人们的生活当中，它不仅成为了一种社会“作料”，更成为了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科技传播的社会效应可见一斑。科技传播与科学技术两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因而，科技传播的迅猛发展必将带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进步。

三、科技传播所形成的负面效应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技传播也不例外。虽然科技传播对社会具有很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小觑的。例如：高科技犯罪的频发、原子核裂变的毁灭性灾害、各种能源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等等，这些都是科技发展的同时人类所应付出的必然代价。可见，科技与科技传播越进步，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因此，我们在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技传播的同时，应该尽我们所能有意识的最大程度降低科技传播的负面效应，并研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来进一步解决这些负面影响。

四、结束语

科技传播是连接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坚实纽带，它不仅是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更是推动社会各领域不断进步与完善的要素。对科技传播不够重视的结果，必然是科技的落后和社会的停滞不前，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更应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科技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拓宽传播领域、壮大传播队伍。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与契机的今天，科技传播将会充分的呈现出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M].海洋出版社，1992.

[2]孙宝寅.科技传播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3]吕乃基.科技知识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4]张玲.论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J].科学咨询，2006(5)等

作者：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