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赋予著作权人，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信息网络中的按需式或称交互式传播予以控制的专有权利。

第一篇：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问题探究

信息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与信息网络相关的产业及作品呈现欣欣向荣之景，网络平台的娱乐性及开放性使互联网作品得到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与此同时，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主要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及其侵权等问题进行研究。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扩张

我国著作权法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于2001年在《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改时，赋予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使其成为著作权的重要权能。据此，《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该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者创作的作品的专有权。

但是，我国《著作权法》还在第三十八条之(六)、第四十二条以及第四十八条之(一)(三)(四)中的使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在此，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虽然基于的客体分别是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第四十八条又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之后分别列出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此，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就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等同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争论。两者相同或不同的观点皆有之。至少从规定表面上看，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品的，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完全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似乎理由不足。但由此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此问题，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也有不同认识。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根据《著作权法》的授权制定、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通过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回答了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其第二十六条规定，扩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回答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依法都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解决了前述争议。但《条例》的解释，毕竟不是法律解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终结“信息网络传播权”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相同的问题。

“向公众传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是建立在交互式互联网传播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即体现出了该交互式技术特征。但是，《条例》的扩张概念，是建立在《条例》第二条规定基础上的。在其基础上就存在了信息网络是否仅指交互式信息网络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权威法律部门给予解读。而且，随着我国电信网、互聯网、广电网“三网合一”或“三网融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信息网络是否包含电信网、广电网的问题，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可以延伸到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下的信息网络领域之中。

2012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进行了第二次扩张，将信息网络的概念扩张至了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之中。

但基于《条例》《规定》法律效力的限制，两次在法律不同层面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扩张，均未回答“信息网络传播权”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等同的问题。特别是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七)项维持了现行《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第三十四条之(六)、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四)分别赋予了交互式传播表演、录音制品的权利、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制品”、第七十七条之(一)(二)(三)项规定的“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侵权责任，使该问题更为悬疑，从而也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再次扩张留下了余地。

我国虽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惩戒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以及保护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等主体的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该权利的具体界定至今存在争议，如法律在界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只包含了“交互式”传播方式，而将其他传播方式，如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排除在外。那么，著作权法中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信息网络是否可涵盖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至少目前法律未予界定、理论界和司法界尚未取得共识。该规定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进而判定侵权行为实现维护权利人利益的目的。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是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包含：提供作品的行为;获得作品的可能性;交互式传播行为。基于提供作品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核心，对此将在下文专门论述;基于“获得作品”，并不要求社会公众已实际获取相关作品，只要求使相关作品处在可被公众接触的地位即可;基于传播行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只包含了交互式一种传播方式，未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其中。对此，学术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使之涵盖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两类信息网络传播方式。二是扬弃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引入“向公众传播权”概念涵盖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方式。基于信息网络领域，获得作品的方式应包含交互式传播方式和非交互式传播方式两种，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无论是交互式还是非互交式传播方式均属于技术手段，只要是非法获得作品，无论依靠何种技术手段实现信息获取，都会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造成侵犯。因此基于“获得作品”，不应过分关注技术细节，而应尊重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中，增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

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学术争论

基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我国法律并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目前我国关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理论与司法界主要有3种观点。

其一，服务器标准。即只要将作品放置于公开的服务器中，无论网络用户是否实际接触到相关信息，其行为均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是实践中所主要采用的认定标准，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中。依照该标准来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行为人在服务器中实际储存了侵权作品;行为人放置侵权作品的服务器具有公开性;存在网络用户对侵权作品实际接触的可能。学术界通常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采用客观标准为宜，该标准有利于具体案件的侵权判定，可以更好地实现权利人与普通公众的利益平衡。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时代，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已经难以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下文详述)。

其二，用户感知标准。即按照网络用户的主观感受具体分析相关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此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首先，服务器标准只注重技术本身，而不注重由其产生的法律关系，实践中提倡技术中立但并不代表容忍利用相应技术所做的行为，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若仍以服务器标准来认定侵权会使众多侵权行为无法得到法律的规制，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其次，新技术的产生(如深度链接技术，p2p服务等)使得信息网络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大量侵权主体利用新型技术既实现侵权获利的目的又以此规避法律责任。在现有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服务器标准将沦为侵权行为的合法“保护伞”，用户感知标准则有利于避免此弊端。但该标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若依照用户感知标准会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使其时刻面临侵权风险，此种情况将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

其三，实质呈现标准。即网络用户点击相关链接后不需网站跳转，直接在设链网页上实质呈现作品。此时的设链者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参照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认定方式判定设链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权利人维权提供便利。实质呈现标准以“合法授权”和“播放器跳转”为例外，即在设链者的设链行为仅得到被链接网站许可或者设链网站的网页所跳转到的播放器已被链接网站许可的情况下，可将设链网站的行为视为链接服务行为。该种情况下设链网站的责任等同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受著作权法约束。实质呈现标准的保护重点不是被链接网站的利益，而是著作权人的权益。

网络技术发展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

目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利用传统网络搜索技术所查询的信息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为进一步满足网络用户的需求以深度链接技术为核心的网络聚合型平台(即利用链接、搜索等数字技术，整合网络中的分散资源，为网络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网络平台)逐渐兴起。新技术的出现在改善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使得作品提供行为在深度链接的侵权认定中面临挑战。深度链接即可以使用户在设链网站上直接获取被链接网站信息的链接方式。它一般具有下列特征：设链网站通常在不获取版权的情况下通过深度链接获取其他网站的信息;点开链接时网页不进行跳转，容易使用户误认为该信息来源于设链网站。

依照服务器标准，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要件之一是将信息上传至公开的服务器中，即作品提供行为。在实践中由于设链接网站并未在其服务器中储存信息，该信息仍保存在原网站的服务器中，这使得在该标准之下深层链接行为无法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很难认定设链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司法实践中大多将设链网站的行为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以及“红旗标准”认定为间接侵权。深度链接和普通链接只是技术差别，两者均有使公众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形成信息网络的传播进而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设链网站只有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断开)时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通知-删除(断开)规则”其实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中主观过错的第二次认定。该种标准看似在无法追究直接侵权人的责任时可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责任追究，以此弥补著作权人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认定方式存在缺陷：在网络盗版猖獗的环境下，司法界鼓励正版作品的设链行为，所以间接侵权成立的基础是其链接的作品是侵权作品;若其链接的并非盗版作品，则无侵权事实的发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人，间接侵权更无从谈起。由此若依照服务器标准来认定深度链接行为，至多将其认定为间接侵权。因间接侵权承担赔偿责任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过错或明知、应知侵权为条件的，且权利人难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依照用户感知标准，认定作品提供行为，即依照普通网络用户主观感受来判断信息提供者，若网络用户认为设链网站是作品提供者则该设链行为属于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在具体实践中普通用户一般情况下会将设置深度链接的网站作为内容提供者，只要链接信息是非经被链接网站许可的信息，该设链行为就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但这种标准主观性过强，在具体案件的侵权判断中缺乏客观的认定标准，会造成大量的同案不同判情况，违背了法律追求社会稳定性的初衷。

依照实质呈现标准，深度链接的设链网站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依照网络内容提供者之侵权认定方式对其行为进行界定，只要深度链接的内容未得到著作权人许可，其设链行为就构成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但这种标准仅依据效果而进行判定，与提供行为的本质意义存在一定冲突。

总体而言，实质呈现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在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中并无本质差别，两者均将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差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实际效果，即被链接作品被实质呈现，后者强调用户主观感受即设链行为使网络用户误认为提供作品者系设链者。

本文對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主张

鉴于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和上述理论分歧，本文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应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主张适用服务器标准，但应对服务器标准作出扩大解释。

用户感知标准主要利用网络用户的感受进行行为判定，侵权判断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在具体案件中缺少客观标准，不利于实践中案件的判断，也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风险增强，阻碍网络发展。

实质呈现标准看似是对行为的客观认定，实际上其只是强调实质呈现作品的效果，未对相关提供行为进行界定。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侵权时，不能仅依据效果而必须将实施行为的方式纳入判断的依据中。仅以效果为依据的实质呈现标准，因不同的行为方式可能带来相同或相近效果，有利于扩大权利人的专有权。当正当使用行为与非法使用行为产生相同的传播效果时，实质呈现标准会根据实际效果将两种行为同时认定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这明显与著作权法的规定相违背。

虽然在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中，使得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对服务器标准提出了挑战。如深度链接中的设链网站可在未获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向网络用户提供网络信息，降低了权利人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力。由于权利人财产权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对作品传播的控制，深度链接行为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财产权益。若仍以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对深度链接等行为进行侵权认定，会使实际侵权人以法律为依据合法规避侵权责任，造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更加肆虐的局面。这将严重削弱权利人对作品传播的控制力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并使权利人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有悖于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所面临的新问题，需要对服务器标准进行重新定位。服务器标准只是在认定著作权侵权中的一种技术标准，而侵权认定是对客观事实的法律认定，技术标准应服从于侵权事实的判定，不能过于强调技术标准而忽略侵权事实。应对信息网络传播技术进步对服务器标准带来的挑战，应对服务器标准中的储存介质以及传播行为的范围进行扩大解释，即将服务器解释为“可供接收、处理或者储存信息的载体”。同时，适用对服务器标准的扩大解释，还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判断侵权行为，应对因技术进步改变储存方式所带来的新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及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的认定及侵权主体责任的追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重点。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规制侵权行为，权利人的权益方能获得有效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的主体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是直接侵权责任者，后者通常是间接侵权责任者。间接侵权责任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难点与重点。

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使用的主体概念，即指上网用户。根据《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二条规定，它是“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是在互联网上发布相关内容的上网用户。网络用户在《条例》中被称为服务对象，它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对象。

我国《条例》体现的是“管上不管下”原则。在此原则下，信息网络世界存在两类上网用户或网络用户。第一类是仅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查阅、浏览、下载，所获信息用于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等的网络用户;第二类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上传、转载他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网络用户。第一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第二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主体特指第二类网络用户，其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上网用户是信息存储空间的服务对象。但该服务对象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是网络用户匿名制下的一个法律难题。在此难题之下，不少网络服务提供者打着“网络用户”名义雇佣大量雇员上传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益，并滥用“避风港”规则逃避法律责任。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属于网络内容提供者，依法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这是应当引起理论界、法律界充分重视的问题。自2002年起我国实行了网络用户实名制，但至今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按照匿名制下的规则进行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必然会造成大量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依法保护，真正的侵权者逃避法律责任。此种情况，同样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切实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包含两类：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中提供中介服务，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主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理论有以下几种。

其一，过错主义理论。过错主义理论重点在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的考量，即判断其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网络信息传播内容侵权是否具有过错，对侵权行为是否明知或应知、故意或过失。“通知-删除(断开)规则”是该项理论的具体体现。《条例》主要涉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推定原则。这是我国《条例》对美国数字版权法(DMCA)中免责条款的借鉴与吸收。

2009年我国发布的《侵权责任法》重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原则，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的“通知”，就是主要适用过错原则的体现。

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中，过错理论更像是一种过错归责原则。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以其是否存在过错来判断，违反相应义务，即违背该删除(断开)义务，依法就构成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二，风险收益理论。风险收益理论主要从风险收益均衡的角度进行考量。在互联网平台中风险和收益共存，网络信息在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收益的同时自身也时刻面临侵权的可能性。该理论包含了两项含义：一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一定存在获益方和损失方，以这两方为出发点分别找寻双方所做行为，以此查找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在著作权侵权中责任主体必然获得一定利益。依照风险收益理论，若责任主体在该侵权事件中根本未获得利益则相应责任不应由责任主体承担。基于此，在风险收益理论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与利用网络信息所获收益相挂钩。但依照风险收益理论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具体侵权案件的认定中难以经得起推敲。

其三，控制力理论。控制力理论中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谁更具有控制侵权风险的能力。此处的控制力必须是对其所控制的对象、控制的结果以及控制的时间有相应认识。控制对象并不是必须对某个具体行为有準确认识，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本想对甲实施控制行为，但实际上对乙进行了控制。在此情况下，即使控制人对控制主体没有做出准确认识，其行为也属于控制行为。控制结果是指控制主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有相应认识，只有在实际产生结果与预想结果具有一致性的情形下，该控制主体才具有控制力，反之不具有控制力。控制时间主要是指控制主体的控制力必须是持续或经常性的行使，而非偶尔行使，若控制人的控制行为只是偶尔行使，即使其行为满足上述“控制对象”及“控制结果”的相关条件也无法认定其具有控制力。依照控制力理论，网络环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控制力相较于其他网络主体(如网络用户或信息上传者)更强，相应的侵权责任应由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

基于以上三种理论，本文更倾向于过错理论和控制力理论。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律应在现有过错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以控制力理论，使之在侵权认定中更具有法律严谨性。

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为主，直接侵权责任为辅。当其利用自身便利条件直接在网络上实施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害著作权人权利时，不需考虑其主观状态，可直接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只有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直接侵权人起到帮助或教唆的作用时，才考虑其主观状态，即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关键在于其存在主观过错。根据我国侵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承担需满足四个要件：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了侵权行为，包含帮助和教唆行为;第二，权利人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第三，侵权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可归责性。基于前两个要件易于把握和理解，在此，本文重点对难以把握的第三、四两个要件进行探讨。

第一，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损害结果的发生才使得侵权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权利人实际受到损害为前提。实践中侵权的发生往往与经济利益相联系。一旦侵害行为发生，侵权人往往会利用该网络信息不断获益，与此同时，权利人将会逐渐产生利益损失，所以实践中权利人的损失常常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地位的特殊性，其侵权认定需满足双重因果关系：直接侵权人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也具有因果关系，前项因果关系只需证明网络信息的内容提供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相关作品处于可被社会公众获取的状态之中。在我国，由于主动审查并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所以后项因果关系认定的关键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因违反注意义务以不作为的方式造成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受损。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违反通知-删除(断开)义务，放任侵害发生之不作为行为，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第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进行认定。过错主义理论是我国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重要理论。对此，《规定》第八条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帮助侵权的过错在于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即过错的认定关键在于“明知”和“应知”的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只起到中转信息的作用，以此促进信息的交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不屬于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因此只要侵权行为实际发生后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害扩大，其主观就无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便无需由其承担，反之则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侵权。

结 论

在信息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的冲击下，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概念受到极大的挑战。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信息网络技术挑战之下，已有两次扩张，但仍然不能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需要。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不远的将来，还应进行新扩张以应对信息网络技术进步的新挑战。同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特别是网络作品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也存在理论纷争。《著作权法》《条例》以及《侵权责任法》《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原则规定，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应及时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明确规定，实现权利义务相平衡，在维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众利益，促进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作者：詹启智 刘星丽

第二篇：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所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赋予著作权人，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信息网络中的按需式或称交互式传播予以控制的专有权利。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及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相关规定，但是其范围小于WCT第8条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它不能涵盖在信息网络中对作品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针对交互式传播的特点，使它同其他的著作财产权如复制权、演绎权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同其他的著作财产权相同，它也受到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限制。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交互式传播；合理使用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

互联网领域里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与获得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越来越便利，而且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为了调整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赋予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以控制手段，《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一项专有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①

通说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直接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第8条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及录音制品条约》（WPPT）第10条、第14条的规定。但是若将这些规定同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我国《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涵盖的行为范围仅仅与WCT第8条后半段即“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所涵盖的行为范围相同，而并非是WCT第8条的直接移植。

为了理解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切含义，对WCT和WPPT两个条约的有关的谈判历史首先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②众所周知，《伯尔尼公约》是关于著作权的最基本的国际公约，但是《伯尔尼公约》最近一次修订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电视节目主要依靠无线电波进行传送，但遇到山区或建筑物密集的区域，无线信号的接收质量不高时，就通过有线电视系统将接收到的无线信号通过电缆传送给用户。换言之，在当时有线电视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转播”无线节目，而不在于直接播放节目。因此《伯尔尼公约》虽有“广播权”的规定但是该“广播权”只规范“以有线方式转播广播的作品”的行为，而不规范“以有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有线电视系统的主要作用，不仅仅转播无线节目，而更主要的是直接播放节目，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有线传播媒介即网络得到了迅速普及。为了使著作权人能够控制“以有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协调各国在“有线系统”等新技术出现后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及录音制品条约》（WPPT）两个条约。因为WCT和WPPT这两个条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网络环境下的对著作权及邻接权的保护问题，所以通常被称为“因特网条约”。③

无论是WCT第8条还是WPPT第1O条、第14条，都属于所谓的“伞形解决方案”，即各国有义务授予权利人一项或多项专有权，至于授予的权利的法律性质则取决于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各国对此有充分的选择权。我国为了履行“伞形解决方案”的要求，在《著作权法》中专门针对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信息网络中的传播行为规定了第十条第（十二）项、第三十八条第（六）项和第四十二条，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该权利与WCT第8条所规定的“一般传播权”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條第十二项、第三十八条第六项、第四十二条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控制的行为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一种提供行为，这种行为并不一定要有实际的传输结果的发生，只要有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使公众有可能获得，就满足了这里的要求。④

第二，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按需式、交互式的信息传播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演绎权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属于著作财产权，但是他们之间更有着明显的界限，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向公众传播权的范畴，因而不能将他们互相混淆。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指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另一类是邻接权人，也即作品的传播者，但是只包括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

（一）著作权人

著作权人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最主要的主体。由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制定目的来看，是为了适应按需式传播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影响，而赋予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在信息网络中的按需式传播行为予以控制的专有权利。因此，凡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通过数字化进入网络环境后，著作权人就自然地享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者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表演者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表演、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属于邻接权人。赋予表演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目的是为了鼓励传播作品，而承认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并保护他们在传播作品时应得的利益。

（三）录音录像制作者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包括录音制作者和录像制作者。其中录音制作者是指录音制品的首次制作人，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录音制作者、录像制作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赋予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也是为了鼓励作品的传播，尊重他们在作品传播过程中的劳动，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而赋予他们以专有权。

需要注意的是，他人虽然获得了表演者许可，但是在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表演时，还应获得所表演的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同样虽已经过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许可，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录音录像制品，也应获得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许可。否则可能侵犯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

科学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作品都具有社会性，每个后来人的作品都是在前人的作品基础上创作的，因此在其作品创作完成后也应为社会上的他人所利用，这样就能使新作品源源不断地产生，进而促进文化科学的繁荣。因此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可以平衡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因著作权人的过度垄断，而妨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控制自己享有权利的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行为的专有权利，作为一种著作财产权，其也是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合理使用以及法定许可。

（一）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项制度，是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但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的情形”。为此《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基础上，对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做出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一）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四）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向公众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五）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己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六）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八）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己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己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法以对著作权人的权利予以限制来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的，若运用不当就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需要对相关使用行为进行严格的判断，而判断的标准主要是《伯尔尼公约》所确立的“三步检验法”同时可以参考美国版权法中的“四要素主义”。《伯尔尼公约》判断合理使用的“三步检验法”即：（l）只适用于特定情形，（2）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3）不能不合理损害作品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美国的“四要素主义”即：（l）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2）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性质，（3）使用的数量占整个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比例，（4）使用对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潜在的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二）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他人己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一样，旨在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避免权利人对作品使用的过度垄断而妨碍作品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法定许可是同授权许可相对而言的，授权许可是由著作权人或其代理人授权他人使用作品，是著作权人在意思自治下的授权，而法定许可是一种“法定”的授权，是由法律推定著作权人在该情况下可能同意他人使用其作品，因而由法律直接授予的许可。法定许可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意志自由，但著作权人仍享有获得报酬权。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的情形，即（1）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2）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己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起30日内，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受到上述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限制。

五、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只是参照WCT第8条后半部分以及WPPT第10条、第14条，其所控制的行为只限于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对于以有线方式进行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权利人是无法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控制的。同时，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广播权的覆盖范围仅限于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对广播的作品以有线方式传播或转播的行为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行为。因此广播权也无法覆盖通过有线方式对作品进行非交互式传播的行为。而且实践中也出现了通过有线的方式对作品进行非交互式、非按需式的传播的司法案例，由于广播权明显不能适用于这种非交互式的行为，法院最后只好运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权利人予以保护。这样做虽然保护了著作权人，但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国家版权局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国家版权局在2012年7月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修改和完善的简要说明》中，已经建议取消广播权，代之以一项新的专有权利即播放权，使播放权不仅覆盖原来的广播权所规范的行为，而且还可以覆盖到对作品以有线方式进行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同时赋予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一项对录音制品通过有线方式进行非交互式传播以获得报酬权。这样法院就不必借助信息网络传播权，来保护著作权人在有线非交互式传播作品的利益，而信息网络传播权就只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行为，这也会完全符合法律对其所做的定义。因此可以预见到，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后，著作权人将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播放权对以无线或者有线的方式进行交互式和非交互式的行為予以完全的控制，而不会再出现“法律漏洞”。

注释：

①郭寿康，万勇.《信息网络传播权评介》，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10期：第30-33页.

②董炳和.《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载《中国版权》，2010年第3期：第26-29页.

③王迁.《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兼评“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一审判决》，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第64-67页.

④万勇.《论中国著作权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载《中国版权》，2008年第1期：第20-22页.

参考文献：

[1]郭寿康，万勇.信息网络传播权评介[J].电子知识产权，2006，（10）.

[2]董炳和.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J].中国版权，2010，（3）.

[3]王迁.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兼评“成功多媒体诉时越公司案”一审判决[J].法律适用，2008，（12）.

[4]万勇.论中国著作权法的信息网络传播权[J].中国版权，2008，（1）.

[5]王迁.论在网吧等局域网范围内传播作品的法律性质——兼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放映权”及“复制权”的区别[J].中国版权，2009，（2）.

[6]朱理.试论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限制和例外[J].中国版权，2008，（6）.

[7]王迁.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9）.

[8]王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多维解读[J].中国专利与商标，2010，（3）.

[9]万勇.<著作权法>传播权修改建议[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0]张建华主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11]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陈飞

第三篇：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评价与完善

内容提要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略别于VIPO公众传播权的一项权利创设。中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尚未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设置，权利所涉各方的利益衡平，技术措施保护及权利限制等种种问题，均有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洞彻，并联系国内外司法与立法实践甄别酌明之必要。

关键词 公众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权利创设 权利限制

作者：乔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