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论文范文

2022-05-08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传播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审视当下电视传播的生态结构,以及电视传播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影响,就出现的人类精神生态错位进行分析和“诊断”,主张建立以传播未来意识和生态意识为主的生态电视。

第一篇：传播论文范文

以中华文化传播视角看“梁祝”故事的传播元素及传播策略

摘要：中国民间故事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因此可以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有利资源之一。本文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梁祝”为例，通过分析“梁祝”故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论析其对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和推广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梁祝”故事中国民间故事中华文化传播

一、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梁祝”

随着世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同样，中国也在不断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大力传播中国文化，力争在文化领域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从实质上而言，中华文化传播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因此，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对中华文化传播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爱德华·霍尔在其被誉为跨文化传播开山鼻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提出了“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概念。所谓高语境文化，即所属的社会成员喜欢用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相应地，低语境文化则是指其所属的社会成员更倾向于用坦率、直白的方式来进行彼此间的沟通。按照这一理论，中华文化应属于高语境文化，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当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在属于低语境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时，难免会发生高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碰撞。因此，在当今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十分值得被重视与思考。中华文化中那些含蓄而隽永的独特文化元素，如果想要被其他属于低语境文化的国家及地区所广泛了解、接受，甚至喜爱，就必须寻求恰当的传播载体及传播策略。在由高语境文化转向低语境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对于文化接受国而言，这种较为抽象、内敛、具有高语境化内核的情感如果使用一种相对而言较为直白、易于理解和接纳、低语境化的形式来展示和表达，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泱泱中华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具有丰富的情节性、形式上较为简单、可以较好地适应影视剧改编与传播等特点的中国民间故事，在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拥有巨大优势。中国民间故事满足了形式上较为简单的要求，可以运用低语境的形式来表达出高语境的核心。此外，中国民间故事托生于中国民间文化，能较为完整地折射出中国文化中较为普遍性的情感、伦理、道德、审美及深层次的价值观。这些民间故事的情节具有夸张性和艺术性，极其吸引眼球，也能从侧面反映其所在国的人文精神。“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形式，它完整地展示了民族文化所有的蕴涵。因其诞生于民间，所以这种表征和展示带有更生动、更真实的特色。”因此，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中华文化中那些情节丰富多彩且涵义深刻隽永的民间故事作为切入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相应地，那些流传古今、历经时代变迁而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想要利用这些民间故事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首先要对其文化内涵及其内部所蕴含的独特东方美学进行分析和梳理，选取其中较为适合的民间故事来加以利用。所谓较为适合的民间故事，除了本身要具备一定的知名度與代表性以外，作为承载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其自身还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这些民间故事在表征上应该能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特色元素，即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独特的风土人情，以便于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提供新鲜感；二是这些民间故事的内核应该能够在心态文化层面上与国际接轨，即其所体现出的深层次价值观应符合普世价值观，能够引发其他“文化他者”的共鸣，从而能够在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被理解和接受。依据以上原则，笔者选取了“梁祝”这一经典民间故事，从中华文化传播的视角进行相应分析。

二、具备丰富传播内涵的“梁祝”

“梁祝”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流传时间甚长、地域甚广。这一经典民间故事的情节大致为：男装求学、同窗共读、英台返家、十八相送、拜访祝家、提亲失败、山伯悲愤离世、英台坟前殉情、梁祝合冢化蝶。作为一部从古至今口耳相传，甚至被搬上艺术舞台不断加以演绎的经典民间故事，“梁祝”这一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有其独特性，总体可以概括为“梁祝”故事中的三大矛盾。

首先，“梁祝”故事所体现出的第一个文化传播内涵是借由祝英台男扮女装、外出求学这一情节来呈现的。纵观“梁祝”这一经典中国民间故事，尽管其细节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在历朝历代的确经过了不少流变，但这种性别置换、男女同窗共读的核心情节始终未曾改变，这体现出了“梁祝”故事中的第一组矛盾——男与女的生理性别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古代以宗法制占据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男女社会地位具有相当的差距，女性受到更多伦理纲常上的禁锢，因此“梁祝”中男女共学共事这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体验，在故事中得到了补偿。本身生理性别为女的祝英台，假借男子的身份读书，使得其在人物形象上存在着一种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之间相互切换、相互交融的过程。而在“梁祝”故事中，这种宗法制所导致的男女有别，具体体现在主角二人午睡时以书箱划界、用芭蕉叶试探、梁山伯约祝英台一起沐浴等外显的情节中，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元素，也能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被很好地理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女扮男装”所导致的性别置换这一经典的文学母题，不仅在“梁祝”中有所体现，在其他的民间故事、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也曾被反复书写过，例如《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崇嘏、《沉香扇》中的蔡兰英等，甚至在西方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意大利电影《金玫瑰洞》中的范塔戈萝公主，等等。由此可见，“梁祝”故事中所构造出的“男与女”这一组矛盾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核实则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种男女平等、女性意识萌芽的精神内核能够跨越古今中外，激发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心理共鸣。印尼赫赫有名的学者阿赫玛特曾为一本名为《山伯与英台：一位妇女谋求解放的故事》的书作序。他在序中强调，“梁祝”故事的重大意义在于反映了争取妇女解放的主题，甚至对印尼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卡蒂妮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具有女性意识、对知识有所追求，并敢于和命运抗争的祝英台形象被放置在具有中华元素背景的民间故事中，成为让海外了解中华文化的有力载体之一。

其次，“梁祝”故事中还体现出对自由爱情和宗法制度之间的矛盾的追问。梁祝二人自主恋爱，却因门第之别无法厮守。梁祝二人这种对自由爱情的追求，集中表现在“梁祝”故事中的“楼台会”这一情节中。经过时间的洗礼，在人民群众所共同创作的“梁祝”故事中，二人楼台相会的情节不断被充实饱满，集中体现了大众对爱与自由的渴求。故事中，梁山伯访祝，而祝英台已经许配他人为妇。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与门阀制度。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姻缺乏自主性，必须全权听从家族安排，这种泯灭人性的制度与青年男女间真挚的情感相冲突，构成了一种独属于东方文化的悲剧元素。梁祝二人在同窗共学的过程中自由相恋，所彰显出的是一种对爱情与自由的强烈追求，这在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中也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在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这种封建制度压迫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青年男女间渴望自由婚恋的矛盾，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展现了中国宗法制度与自由性灵之间的冲突所彰显出的戏剧张力，却又通过“爱情”这一全人类共同的话题为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爱情是“梁祝”故事永恒的主题，这种在森严的宗法制度下苦苦相恋、向往自由的人性精神也是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所要向大众展示的。借由“梁祝”这一民间故事，这种矛盾的感情则变得具体可感，扣动了海内外受众们的心弦。

最后是“梁祝”故事中所体现出的生与死之间的矛盾。同样，梁祝二人生不能厮守，只能以死亡告终的情节在其他民间故事或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夫妇、《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等等。在西方，这类情节同样也不少见，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北欧童话《小美人鱼》中的美人鱼与王子、由简·奥斯丁的小说《罗伊和马拉》所改编的经典电影《魂断蓝桥》等。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作为创作的精神内核之一，突破了时空与地域的界限，引发无数人的共鸣。因此，同样具备这一主旨的“梁祝”故事在这一方面天然地拥有在海外传播的广泛受众基础。此外，“梁祝”中主角二人殉情后最终双双化蝶的情节却又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式的美学。生死相依、双双化蝶是“梁祝”故事最具标志性的情节，同样也是最能体现其独特文化内涵的情节。与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焦仲卿刘兰芝夫妇一样，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生同衾、死同穴，为了爱情而主动寻求自我消亡，却又因为爱情借由蝴蝶的形态再次重生。这种因爱而死、为爱而生的情节展现了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是对生命意识的原始体现。化蝶的艺术化结局处理彰显出了一种生命轮回转换的思想，体现出中华文化中生命不止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梁祝”故事的结局表达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极具含蓄与隽永美学的东方式反抗精神。在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抽象而难以捉摸的东方式的美学显然是需要传达给海外受众的。以“梁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则成为传递这种文化感知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梁祝”故事中最为核心的三大矛盾——男性与女性生理性别的矛盾、宗法压迫与性灵自由的矛盾、爱情之间生与死的矛盾，都是能够直指各国受众内心情感和精神诉求的矛盾，从而能够在情感上达到共鸣。与此同时，这三大矛盾却又各自体现出背后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因此，从其精神内核上分析，笔者认为“梁祝”这一民间故事可以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内涵。

三、“梁祝”故事的传播策略

中华文化的传播，从宏观上看，有赖于各个机构为促进中华文化所做的各项宣传和组织活动；从微观上看，还要依靠海内外各種具体的汉语教学活动。因此，以中国民间故事为载体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应该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

运用民间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首先应该厘清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提取出其中独特的中华文化元素，并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重构与利用。以“梁祝”为例，它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不仅仅是单一地以各种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播海外，还有诸如昆曲黄梅戏一类的戏曲、电影电视剧翻拍、小提琴协奏曲等其他各种形式。这种多层次的传播形式可以尽可能地覆盖更多范围内的海外受众。“上海越剧院曾先后在苏联、德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朝鲜等国演出《梁祝》，深受国外观众欢迎，在德国剧终谢幕竟达28次之多。”其所受欢迎程度和受众广泛程度可见一斑。运用影视、音乐或其他多媒体的形式也降低了民间故事的传播门槛，使得原本不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字的受众，也能通过种种更为直观的形式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原本就具有丰富剧情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中国民间故事，通过借助这些多样的传播形式，得以发挥自身优势，以自身独具魅力的文化特征以吸引大量受众，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

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主战场之一，也应该充分利用“梁祝”这一家喻户晓的文化资源来推广中华文化。首先，在对外汉语文化类教学的教材编排上，应更多、更全面地利用其作为素材的来源。“梁祝”作为长期流传下来的经典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能较为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在进行文化类教材编写时，适当地加入相关的内容，有利于使受众更清晰地感知中华文化；其次，“梁祝”故事应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活动。在与中华文化相关课程的课堂活动中，想要直接让学生领会中华文化是相当困难的。通过播放相关的影视剧片段或音乐选段，可以带领学生以一种耳濡目染的方式加深对中华文化和东方美学的印象，从而使其进一步获得中华文化的熏陶变为可能；最后，“梁祝”故事也可以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课外实践活动新的聚焦点。以往，国内的汉语教学课外实践活动多是去长城、故宫这类颇负盛名的历史圣地和旅游景区，并介绍其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实际上，中国民间故事也应该被运用其中。“梁祝”作为一个经典的中国民间故事，背景涉及甚广。现今，公认的“梁祝”故事发生地共有四省六地之多。因此，在汉语教学课外实践地点的选取上也应该拓宽思路，把各个经典民间故事的背景发生地纳入选择。通过在这些民间故事的发生地进行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其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感受。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之一的“梁祝”是在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本身就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内涵。因此，在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以“梁祝”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故事应迎合当下需要，通过适当的重构和改造，在其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霍尔（Edward T.Hall）.无声的语言[M].刘建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齐海英，邱思文.汉语国际推广语境中的中国民间故事[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5）.

[3]黄金长.山伯与英台：一位妇女谋求解放的浪漫故事[M].雅加达：火炬基金会，1990.

[4]孔远志.梁祝故事在海外的传播及研究设想[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2）.

作者：蒋希妍，天津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作者：蒋希妍

第二篇：电视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

摘要: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审视当下电视传播的生态结构,以及电视传播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影响,就出现的人类精神生态错位进行分析和“诊断”,主张建立以传播未来意识和生态意识为主的生态电视。

关键词:电视传播传播生态生态传播生态电视

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媒介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之一,此处就电视媒体的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传播生态与媒介生态

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枢纽,它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生态的基本形态,但是,媒介生态不能够代表传播生态版图的全景,传播生态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运动的结果。刘达经认为,传播生态(ecologyofcommunication)主要见于由阿什德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的著作中,“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①该书译者邵志择先生关于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解读:所谓传播生态其实就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这种环境除了人自身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使得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在人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传播生态环境逐渐形成,而一旦这种环境成为另一种“实在”,它就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传播生态即传播圈与周遭环境的各种关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获得,其中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和管理及各种资源是其基本框架。③由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关于传播生态的论述是围绕媒介和技术为核心而展开的。传播生态是实现受众—媒介—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已不仅仅是借鉴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概念,蕴涵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的内容,強调四者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④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各构成要素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简言之,笔者认为这里无论是“传播生态”还是“媒介生态”均是围绕媒介所展开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生态系统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子系统。

电视媒介是传播媒介家族中最重要的一员,电视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播和收视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系统。电视节目生产者即内容供应者所传递的精神能量,是通过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能、电能等各种能量转换为电视光电信号能量而流动作用于观众,经观众接收后又还原为节目内容的精神能量。在观众“消费”、“分解”的过程中,电视所具有的各种意图、倾向、意识、精神因观众的不同又被转换为不同程度的精神能量,从而构成电视传播生态系统。

然而,综观电视传播的实践表明,当下电视传播生态出现了失衡与错位现象,要建构一个良性的电视传播生态系统,需要以生态传播为逻辑起点,而生态传播则是以生态电视的建立为基点。

电视传播生态的四个维度

电视生态是媒介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电视,必然要求把电视看做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且这个生物有机体不可避免地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联系。电视传播生态就是电视媒介与电视生态环境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由此,电视生态环境是由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电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总体。陶新艳、肖凭认为电视生态系统有不同的维度,笔者将其核心观点简要概括为如下四个维度:

制度维度。“喉舌定性、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四级建设”是对我国电视制度特征的较好总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电视制度的生态环境与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一方面,“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已经不能适应生态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四级办电视”格局割裂了生态互动关系。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初期采用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但以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为主的体制。按照行政思维的人为分割,不仅切断了电视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电视媒介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经营、实现有机整合的机会,而且导致电视与受众之间的天然联系受到阻碍,作为竞争主体的电视媒介缺乏与受众平等接触的机会。我们应该通过制度改革使电视媒介生态结构的组成部分各归其位,打破行政区划,以恢复电视生态系统的互动性,所幸的是这一状况正逐步得以改善。

经济维度。在当今消费性社会的资本逻辑下,电视媒体也成为资本控制下的一种产业,并按资本的逻辑调整自己的功能。在这个充分显示实力的时代,“经济就是资本”把人们划分为尊贵和低下,生命的价值也因此大相径庭。中国电视媒体正在大力追求收视率和广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告是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支撑性经济来源。这条经济命脉靠的就是“两次销售”,因而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的。在受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广告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运转。从电视媒体的社会价值来说,收视率更不能成为其成功与否的主要考量指标。因此我们应努力减轻“食物链”中对广告的依赖,在与资本市场的互动中丰富融资途径。

文化维度。在长期消费意识形态的氛围影响下,电视的商业运作者早已捉摸透了人们的审美心理、消费心理,“在这些您自以为自主的欲望之外,还有许多难以辨别的需求被精致地营造,然后以按摩式的方式引诱你自愿上钩。你如此的快乐和自足,以至于根本分不清或者干脆不愿分清哪些是自主的欲望哪些是被灌输的欲望,反正它们都是必须被满足,也有条件去满足你的欲望系列,你最终成为一个‘商品视听奴’”。⑤近年电视文化生态的同质化现象加剧了这一问题,从形态到内容,从节目、栏目到整体频道定位,“克隆”之风渐长。这给我国电视文化生态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也违背了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因此,无论是电视媒介之间的种内关系,还是电视媒介与其他媒介之间的种间关系,都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同位”竞争只能是死路一条,“差异”竞争才是制胜之道。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对受众需求的挖掘不够,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还处在较浅的层面。从中央台到省台都配备了综合频道、影视频道、体育频道、教育频道等,上星的省级卫视之间同样存在着定位雷同、节目“跟风”的现象。但若各家电视台都能通过最恰当的竞争策略来寻找自身最恰当的生态位,开发出既丰富多彩又为受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我国电视的文化生态环境必将在多样化中实现平衡、和谐。因此找准生态位,避免同质化竞争是电视文化生态的当务之急。

技术维度。综观媒介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是媒介生态系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媒介技术的发展史。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的诞生,并由内而外地影响、改变整个媒介生态系统,进而波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新技术带给电视的竞争压力,迫使电视努力增强自身的科技含量,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满足受众在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当下技术进步、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强势进入,电视的技术生态环境已经悄然改变。从2003年有线数字电视切入至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推进数字化,目前已经在广播电视台、地面无线、直播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等领域全方位地推进数字化,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电视必须顺应媒介融合大势,实现协同进化。

电视传播生态的调适与生态传播理念的建构

电视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媒的节目内容对广大观众的灌输和引导就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文化对人的全面嵌入,它以精神生态的塑造者或精神生态的颠覆者出现。电视媒体和电视传播者的责任就是用健康、向上、进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引领人的精神生态,抑制电视中的颓废、堕落、消极、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环境。

电视和其他人类创造物一样正在发生着异化,逐渐演变成为商品经济时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一场场视觉游戏。当人们为电视的诞生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谁也不曾料到,电视带着“利”与“弊”这对“孪生姊妹”一起降临到人世间。西方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利呼吁建造的“生态纪”所必需的未来观是:一、“可生存性”原则,即发展一种人在地球上可生存的存在方式。二、亲密感—共同体原则,即要求人类与地球组成一个具有亲密整体关系的单一共同体,即在事实上和哲学意义上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意识到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是一个整体。三、“赞美”原则。托马斯·柏利特别为可生存性原则设计了三条路径:必须从“人类中心论”转向“地球中心论”;反对和限制人类集体不加克制地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由面向大自然的“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为此,他在《重塑人》中强调新的文化價值取向对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在一个物种的层面,用批判性的反思,在生命系统共同体内部,用一种发展的眼光,通过故事和分享美梦般的经验重塑人。”⑥他提出向“生态纪”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退化了的生态意识的恢复,是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的恢复,也是紧密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人性的恢复。这也是生态传播理念的精髓。

刘炘先生在《生态电视论》中认为生态电视是体现生态文化的最佳载体。他首次提出要自觉构建生态电视,实现传统电视向生态电视的转型。⑦生态电视的概念,是与传统电视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传播特定电视内容的文化形态,在外在形态和传输手段方面没有任何差异,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所传播的节目内容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生态电视是以传统电视为基础的,以生态意识和生态精神作为内容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其统领的理念和视角上完全“生态化”了。就自身目标而言,生态电视就是建构起最终能引领人类确立生态意识的合理结构的节目系统。就终极目标而言,生态电视旨在重构人的最佳精神生态系统,矫正和抑制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身精神环境的和谐关系。生态电视就是生态化的电视,是把生态学原理移植拓展到电视传媒的实践层面,用生态学的思想和理念审视、批评、重构人类电视文化系统。在传播生态文化指令和精神能量中,生态电视弘扬终极的生态价值,培养全面的生态素质,塑造人们崭新、健康的生态人格,从而矫正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达到矫正错位的精神生态、修复畸形的社会生态、挽救失衡的自然生态的综合整体目的。

生态电视表现出来的生态精神,就是人文精神通过电视文化在人的生存状态中的充分体现。生态电视在构建人类新型文化体系的进程中,不可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人的现代化。大量的事实告诫我们: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往往是基于塑造了一代新型的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具有正确价值观体系的人,而一个国家的落后与停滞不前又往往缘于人的落后。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重申勒纳的观点说:所谓“现代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形式,它还是一种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和思想的改造过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生态电视对人的文化指令的引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整体引领,就是说引领的指令是使人能正确处理人与精神生态、人与社会生态、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使之相协调的能量。这些能量就是生态化的思维观、自然观、伦理观、美学观、发展观、消费观、科技观和未来观,它们在人的意识深层集合起来,就融合为生态意识。

一言以蔽之,电视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实为一体两面。

注释:

①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邵志择:《传播范式与传播生态——评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新闻记者》,2003(12)。

③吴志文、张茧:《传播生态与新闻范式》,《韶关学院学报》,2006(4)。

④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2)。

⑤王伟芳:《电视广告给我们什么》,《文艺报》,2004年1月3日。

⑥赫尔曼·F·格林·托马斯·柏利[美]:《“生态纪”》,《新华文摘》,2002(9)。

⑦刘炘:《生态电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冯菊香为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冯广圣为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

编校:张红玲

作者：冯菊香冯广圣

第三篇：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关系的辨析

【摘要】在定义上，风险传播侧重于风险信息传播，危机传播则偏向危机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在时态上，风险传播属于将来时，危机传播则属于现在时;在研究视角上，风险传播源于社会学，危机传播则源于管理学。同时，在时态上，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外延上，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间的隶属关系难以区分。

【关键词】风险传播危机传播区别联系

自从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从国外引入我国以来，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相关研究在国内传播学界逐渐盛行，然而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传播学界在实际研究中存在把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两者等同或完全割裂的误区。本文主要从定义、范畴、时态、研究的学科视角来深入分析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一、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

1、从定义上看，风险传播的本质是对风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而危机传播的本质则是对危机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其中学术界关于风险传播(Risk Co-

mmunication)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风险信息传播角度的定义，认为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还有Covello V T, Peters R G, Wojtecki J G, Hyde R C.环境或健康角度的定义，“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传播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convey)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①最后还有被Katz与Miller评价为有强调风险信息沟通网络的互动性，有助于培养“参与式民主”的②Waddell民主参与互动角度的定义，认为“风险传播中，价值、信仰和情感不只来自公众，技术信息也不只来自专家。相反地，这是一个信息的互动交换，在此所有的参与者均沟通、诉求、参与价值信仰和情感。通过这个过程，公众政策决定被社会建构出来”。③从以上三种定义中可以看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风险传播的指向性都非常明确，就是围绕风险信息而展开的，所以其本质就是有关利益的各方之间的风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而关于危机传播(Crisis dissemination 或者Crisis Communication)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美国学者费姆·邦茨(Kathleen Feam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④台湾学者吴宜蓁通过对危机传播与危机管理(crisis m-

anagement)概念的比较，认为，危机传播偏向于“对人”，并接受Heath,R.L.、Ray,S.J.与Sturges,D.L.的观点，认为是指为影响大众对组织的形象与认知所作的努力，目的在于传播与形象维护。⑤国内学者廖为建等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在传播学者看来，危机传播(或危机管理)仅是人类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其研究重点是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⑥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无论怎样界定，危机传播的指向性也非常明确，就是围绕危机信息而展开的，所以其本质就是有关利益的各方之间的危机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2、从时态上看，风险传播属于将来时，危机传播则属于现在时

除了从概念上来区别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外，还可以从事物发展的时态来区分。一般认为，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如有学者认为风险是未来的，风险的传播，尤其是风险中危险的传播，则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之虚拟的传播;而危机是现实的，危机的传播就是基于现实危险的传播。⑦所以，习惯上看，风险传播的使命主要是“趋势预防”或事前管理，而危机传播的使命主要是“事后控制”或事后处理。

3、从研究的学科视角来看，风险传播主要源于社会学，危机传播主要源于管理学

风险传播主要源于社会学，尤其受到德国德社会学者乌里希尔·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的影响，而危机传播主要源于管理学，尤其是组织、企业管理。根据贝克对风险的解释，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有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⑧所以，风险传播更关注社会的宏观、重大、潜在的问题，从议题选择上看，风险传播研究更多关注公众健康、环境和安全等涉及社会公共的议题，尤其偏重于科技引发的危机，如传染病、核能泄漏、水污染等。⑨

美国危机管理学家罗伯特·希斯(R-

obert Heath)认为“在危机管理中，沟通(或传播，笔者注)是最重要的工具”。⑩而英国学者迈克尔·里杰斯特认为：“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播管理，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⑾所以危机传播更关注企业、组织的危机处理或危机管理，从议题上看，危机传播更关注企业、组织危机(organization crisis)方面，如企业、政党、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⑿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如Isabelle Stevens认为“互动性”是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的最大差异所在。⒀也就是说风险传播的传播模式是双向的互动的，而危机传播的传播模式还是单向的线性的。

二、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联系

1、从时态上看，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根据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间的时态关联，一般认为，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一旦风险进入公共空间，社会多元主体卷入对风险的感知和表达，并因此采取行动，风险就转化为危机了。如有学者认为：“风险”不同于“危机”，但在一定的条件下，风险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危机。⒁也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⒂因此可以说，随着风险向危机的转化或发展，预警的风险传播也就随之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传播了。

2、从外延上看，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之间的隶属关系难以区分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危机传播是风险传播的一个环节或一种类型。多数学者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讲，风险是指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危险和危机。如Lundgren和McMakin就将风险沟通分为保护沟通(care communication)，共识沟通(consensus communication)和危机沟通(crisis communication)三种类型。⒃而Seeger认为风险沟通的范围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告知风险的相关知识)、危机时期(紧急告知风险损害的回避)以及危机后(新的风险认知形成)，但是重点主要放在危机前的预防工作上。⒄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风险传播包含于危机传播。其中美国危机管理学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的“危机”就涵盖了“风险”、“威胁”与“危险”。⒅而全球第一位首席风险官詹姆斯·林(James Lam)也认为：唯一能取代风险管理的是危机管理，但一旦进入危机管理，情形就变得相当的尴尬。同理，风险传播管理不能替换危机或危机传播管理。⒆事实上，危机传播也不能局限于研究危机的“事后控制”，更要进行有效“趋势预防”，否则对实际危机的处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样一来，危机传播包含了风险传播。

综合看来，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随着风险与危机的发展以及各自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更新，研究内容的拓宽，两者之间更是有相互交融之势，难以划分各自的边界。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课题《大众传媒风险传播的失误及其防范》(项目编号：2010B13)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⑨张洁、张涛甫，《美国风险沟通研究: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9)

②③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化》，2006(3)

④⑥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8)

⑤⒃⒄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7、249、249

⑦⒆郭惠民，《危机传播与风险传播》，《国际公关》，2009(2)

⒁秦志希、郭小平，《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界》2006(3)

⑧[德]乌里希尔·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19

⑩⒅[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99、24

⑾[英]迈克尔·里杰斯特：《危机公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