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知识传播共享论文

2022-04-26

摘要：参与式传播是一种自下而上、扁平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扩大编研成果传播范围，实现全民参与和多元共享。通过剖析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存在的路径障碍，从“身份赋权、内容赋新、技术赋能”三方面提出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实现路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工程项目知识传播共享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工程项目知识传播共享论文篇1：

工程施工安全知识共享的网络性

知识共享是指组织和组织中所有成员所拥有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之间进行传播，个人知识能够提升为组织或者团队知识，组织和团队知识能够上升为企业或者行业知识等。知识共享可以是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别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吸收学习别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识。知识共享己經被公认为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所在。而它这一重要价值体现在：知识共享可以促进组织中个人之间知识的相互传播，可以将这些共享知识储存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方便成员搜索和查找，使这些共享知识成为组织的共有资源，极大地提高了组织知识管理的效率。

一、知识共享的概述

1、知识共享的分类

对于知识共享的分析大多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的，分别是知识共享的对象一一知识内容，知识共享的手段—会议、网络或者培训学习，知识共享的主体一个人、团队及组织。知识共享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包括规章制度、合同条文等，显性知识的共享能够通过日常学习达到最大的使用效率，而隐性知识的利用则成为组织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因为隐性知识有可能仅为组织中的个别人员所拥有，只有通过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促使隐性知识的传播，可以节约组织获取知识所投入的成本，进而上升为组织知识资源组织的无形资产，成为组织知识储备，有效知识的储备能够相应地提升组织的实际竞争力。

2、知识共享在实践应用中的约束

在实际组织管理中，知识共享依然具有一些实际条件的局限性，最为主要的原因有四个：第一，知识具有隐蔽性，很多成员将知识视为自身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素质，这也是造成阻碍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组织中管理制度的制约，目前企业中职能式管理依然占有很大份额，因此，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收到很大的限制，部门之间知识的流动也收到很大的约束。第三，知识共享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是组织中人员在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只有相互之间取得信任，人员之间才能够就组织中相关问题进行及时并深入的探讨，知识共享机制才能够良性发展。

二、工程项目中的知识共享

工程项目中的知识共享的定义为项目人员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不断地沟通和交流，使彼此之间的知识进行传播和转化，促使项目总体知识容量增加。工程项目中的知识共享层次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项目内部各个人之间的知识共享、项目中各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项目各参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表现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两种类型。工程项目管理中对于显性知识的共享方式有合同、文件、制度等，隐性知识共享的方式有师徒制、团队及组织培训、例会、经验交流会等。下面主要针对于隐性知识共享方式详细地进行阐述。

1、师徒制。在组织中常常设置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因为建筑施工组织中存在很多的隐性知识，如有的工程人员拥有很丰富的施工经验、技巧等，但是这些丰富的施工经验能够被显化的知识比例非常小，因此，采取师徒制能够通过师傅和徒弟之间的相互交流、口常跟随、旁观、模仿等方法达到有效传递隐性知识的效果，如此即达到了隐性知识共享的目的。

2、团队及组织培训。在建筑施工中，组织及团队的培训内容包括有各种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要点分析、施工技术指导、安全施工技术指导等，培训人员可以采取现场指导的方法、理论传授等。培训人员可以邀请施工现场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施工工人、管理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等。培训能够促使施工人员快速高效地吸收施工经验，并且培训能集中的对大批实际的施工人员进行培训，辐射的范围比较广泛，知识共享群体面积大。

3、例会。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中通常会指定例会制度，所谓例会，就是指固定时间段举办组织内部的会议，会议内容通常会涉及到近期工程进展结果以及工程进展的下一步方向。例会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定期对于组织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组织成员碰到的疑问能够在例会当中提出并通过与会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以解答。通常例会的间隔时间一般比较短，常常会设定为一周左右，有的工程项目遇到紧急施工段或者工程的非常重大的情况下，例会的间隔时间也可能会更短。通过例会这种对于工程项目知识共享的方式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做到对于工程问题即遇即答的效果。

4、经验交流会。现在很多的工程企业和工程项目团队都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经验交流会，邀请的都是业内经验丰富的专家，可以从组织内部邀请也可以从组织外来邀请。这些专家会专门针对工程项目中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并且会结合本人在业务上的一些高效的技巧，因此经验交流会对于项目组织中的新人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学习良机，能够学习到一些处理业务的精粹。

总而言之，知识共享己经越来越受到工程项目管理者的重视，知识共享能够不断地使项目组织的知识存量增多，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而有效的知识积累能够转变为项目组织能力，进而影响到项目组织的绩效。

三、施工安全知识共享的网络性

建筑施工安全知识共享与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研究发现，组织中人员进行交流沟通时会根据个人的关系偏好来选择交流沟通的对象，建筑施工安全知识共享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关系网络得以传播和转化的。建筑施工安全知识共享网络可以分为组织关系网络、个人关系网络以及跨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下面分别来阐述这三种关系网络形式。

1、组织关系网络是指组织之间通过建立合同、制度等所维持的正式关系，一般合同中都会明确甲乙双方的安全责任，并且明确提出项目施工中所应达到的安全要求或者安全技术标准。在合同和制度中涉及到具体的施工安全方面的问题时，都会明确要求按照相关的规范制度来执行。组织之间的安全知识共享一般都是针对于显性知识或者易识别的隐性知识。

2、个人关系网络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根据个人的人际关系偏好来选择交流和共享对象，从而建立起个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网络。个人关系网络是组织中隐性知识得以显化的主要途径。施工过程中无论是现场管理人员还是施工人员之间都会经常根据个人人际关系进行交谈和讨论。如口常施工过程中遇到安全问题，个人选择请教与个人关系良好的经验更丰富的施工人员得以解答等。这样一种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补充正式关系中的不足的最有效的共享方式。因此，个人关系网络在建筑施工安全知识共享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也逐渐受到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倍加重视。

3、跨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是指组织中的人员与其他组织中人员之间的沟通交

流，进而形成关系网络。跨组织关系网络最大的优势在于跨组织人员之间形成良好的接触和交流，为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提供了通畅的流通渠道。跨组织关系网络是个人关系网络的补充，是个人跨越组织的边界与其他组织人员形成的人际关系，广泛的个人关系网络能够促进隐性知识快速地传递和转移。图2-3给出了跨组织关系网络具体网络形式。

每个建筑工程项目均是由多个参与方参与的，并且伴随着工程项目的复杂演化，项目组织中参与方的数量和机构背景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工程项目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因此，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面对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扩大施工安全知识共享的范围以及加强施工安全知识共享的力度成为工程项目不断发展的必要选择。但就施工安全角度而言，施工安全知识共享能够潜在增加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知识，减少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护意识。

作者：王润哲

工程项目知识传播共享论文篇2：

参与式传播：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新路径

摘要：参与式传播是一种自下而上、扁平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扩大编研成果传播范围，实现全民参与和多元共享。通过剖析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存在的路径障碍，从“身份赋权、内容赋新、技术赋能”三方面提出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实现路径。

关键词：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管理是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推动“档案管理”向“档案治理”转型[1]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档案机构社会影响力的有效举措。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档案法》已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相关实践，也为其参与档案事务、传播档案文化积累了经验，如美国国家档案馆与文件署（NARA）“公民档案员”项目、英国“档案转录”项目、荷兰“保存肖像”项目、中国“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等。档案编研成果对推动档案文化传播、维系社会记忆、提高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价值。[2]本文以档案编研成果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存在的路径障碍，提出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策略，以期为档案编研工作开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1 文献综述

1.1 档案编研成果传播。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读秀等数据库，用“档案编研成果”“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传播”为主题进行组合检索，以了解当前档案编研成果研究现状。检索发现其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题：从理论研究看。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领域中以传播档案文献为目的的主干学科，需要充分体现其“传播”功能。[3]通过分析“以人文本”编纂理念的演变发展和现实瓶颈，阐释其价值理念，[4]同时以社会意义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拓展其工作性质，[5]并构建了“5W”的档案编研传播模式。[6]从实证研究看。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在探讨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质量[7]影響因素基础上，以“我是档案迷”丛书为例分析其创新性的发展[8];以四川大学为例探索高校校史档案编研的创新[9];以北京香山红色档案编研成果为例揭示红色记忆中的细粒度关系。[10]从研究对策看。探讨档案馆通过创新展览形式、扩大传统媒介、定期举办档案编研成果评比等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11]并基于网络发行、传播媒介和用户群构建了档案编研成果的跨屏传播策略[12]以及利用本体、可视化工具等实现编研成果的再加工和可视化展示。[13]

1.2 参与式传播。以“‘参与式’+‘传播’”“参与式传播”“‘participate’+‘communication’”“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为主题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外对该主题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从研究内容看。参与式传播以表达、交流、参与、互信为基础，通过媒介构建信息场域，加强社会群体之间互动，是一种社会内部的交流方式，[14]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视角看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从协商、对抗式的关系转变为参与式传播，[15]同时运用复杂性理论来理解参与式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传播所发挥的作用。[16]从实践探索看。国内学者指出乡村治理实践中参与式传播主要运用参与式乡村发展传播评估和参与式乡村信息运作模式，[17]并以济南市为例提出城市形象参与式传播的策略。[18]国外学者以社区广播为研究内容，指出人们以节目主持人、节目参与者和节目策划人的形式参与制作。[19]从研究方法看。采用案例调查法论证了早期占主导地位传播范式的转变[20];采用内容分析法表明中国民族舞剧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下传播方式呈现出亨利·詹金斯所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特征[21];采用实验法证明在企业名牌层面用户参与表达可以有效增强企业品牌形象。[22]

综上所述，参与式传播的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于新闻传播、农村发展等领域，仅有少数学者从档案信息公开[23]、国家档案网站[24]方面研究参与式传播，而档案编研作为档案信息传播的重要形态，[25]以其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价值意蕴：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张力

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不仅能够赋予公众权利、激发公众热情、满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需求，同时也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具体表现，对重塑档案机构形象、构建社会参与格局、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2.1 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实现广域传播。传统意义上的档案编研成果往往受制于书写规则，档案文本传播的意义总是单向的从官方“作者”流向被动接受意义的“读者”。[26]主体范围的扩展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各主体、各阶层参与传播热情，更有利于实现档案编研成果的再生产。如云南孟连县勐马寨在外来机构和专家引导下，通过傣族村民自己的记忆、思考和观察，整理、记录和归档勐马寨的文化传统，出版了系列书籍并建立勐马寨自己的生态博物馆，发展了特色文化产业，极大激发了勐马寨村民自发保护、传承本民族文化遗产热情。[27]

2.2 重塑档案机构形象，实现文化认同。当前档案编研成果面临着“认知效果之窘、情感效果之困、行为效果之惑”的困境[28]。参与式传播注重社会力量参与和普通公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是一种自下而上、扁平化的传播方式，既有效弥合档案编研成果现有鸿沟，又有利于打破档案机构与公众之间壁垒。同时，受众参与传播的过程也是思维碰撞、身份认同、情感共鸣、自我赋权的过程，有利于唤醒社会群体共同记忆，促进档案情感价值增值，提高公众对档案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

2.3 构建全民参与格局，实现多元共享。依托互联网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赋权公众参与权利，能极大满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诉求，提高其社会责任感。[29]同时，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参与传播主体趋于联动化，不同类型主体都参与到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过程中，能够营造良好的传播氛围。如“新中国70年，镇馆之宝70件”文物和档案故事网上征集活动，共吸引了全国200多家组织机构报送和网友投稿5万多部，作品总播放量突破7亿次，[30]极大鼓舞了公众参与度，构建了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传播语境。

3 现实境遇：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缺席”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广泛运用、网络空间的深度融合为多元主体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创造了机遇，但当前档案编研成果传播面临着社会力量的“缺席”。

3.1 主体小众化，结构不平衡。档案编研成果传播主体应该是一个由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个人等组成的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态群。但目前其仅以小众化的形式存在，主要表现为主体范围较局限和主体结构不平衡两方面。

首先，参与传播的主体范围较局限。档案编研成果传播主体缺乏大众交流、合作与互动，如在当当网上（时间：2021年5月10日）以“档案编纂”为检索词所得结果销量排前五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西宁市志档案志》《武钢年鉴2013》《温州大事记2017》《华池综合年鉴2012》及以“档案汇编”为检索词所得结果销量排前五的《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民国档案汇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912—1927）》《清宫林则徐档案汇编》。其编研主体主要集中于编纂委员会、档案馆（局），社会其他主体对其的评论数90%都是0，反映出社会力量基本未参与其中，也未参与到这些成果的二次传播中来，社会其他主体成为沉默的旁观者。

其次，参与传播的主体结构不平衡。档案文献编研机构和人员所具备的推广能力和传播意识会影响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效度。[31]但当前传播主体一方面存在知识结构明显单一化特点，以档案馆机构为例，2016年—2020年国家公务员职位表中，与档案编研相近岗位的专业要求仅限于档案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等相近学科知识的人才，缺乏传播学、艺术学等跨学科的融合人才。另一方面拥有高专业素养的参与主体明显不足。2017年—2019年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档案馆现有专职人员中，具有博士研究生档案专业程度的分别有11人、29人、13人，占总人数的0.02%、0.1%、0.03%;具有硕士研究生档案专业程度的分别有181人、413人、427人，分别占总人数的0.37%、0.9%、1.0%。[32]

3.2 内容浅层次，传播度较低。当前，档案编研成果的内容广度和深度不足，不能满足用户多元化、知识化需求，导致传播度低。

首先，内容较封闭，缺乏亲民性。“选题能够规范编研角度、限定编研篇幅、影响编研效果，是档案编研工作的重中之重”[33]。从全国范围看，编研成果仍偏重于历史资料、时政热点等主题，缺乏喜闻乐见、贴近公众生活的内容，降低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传播兴趣，进而缩小了传播范围。据粗略统计，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信息网公布的编研成果共423种（统计时间2021年3月4日），其历史性、概述类的编研成果占69.3%，生活化、专门类的仅占30.7%。

其次，内容较浅显，缺乏知识性。信息爆炸式增长与公众精准知识获取产生矛盾，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言：“我们在被信息所淹没，但却渴求知识。”[34]从当前所能获得的档案编研成果内容来看，多集中于文献汇编、全宗指南、大事记等原始的一次、二次文献，三次加工类的文献较少。据北京市统计的759种（2013年—2017年）档案编研成果中一次档案编研成果513种，占67.6%;二次档案编研成果204种，占26.8%，两者共占94.4%;而三次档案编研成果42种，仅占5.5%。[35]

3.3 渠道单一化，互动性较弱。渠道是构建参与式传播的时空场域，是实现档案编研成果价值升华的关键点。然而，当前档案编研成果传播方式过于单一、互动性较弱，不能满足用户多渠道、个性化、跨屏传播需求，成为档案编研成果可持续传播的掣肘。

首先，线下参与渠道不足。一方面档案展览数量较为匮乏，2017年—2019年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举办档案展览数分别是3207个、3155个、2841个，其间我国各级综合档案馆数量分别为3333个、3315个、3337个，[36]每个综合档案馆每年所举办的档案展览分别只有0.96个、1个、0.85个，平均每个综合档案馆一年所举办的档案展览活动在1次左右。另一方面档案编研出版物较难获取。虽说2017年—2019年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编研成果公开出版分别为774种、758种、705种，[37]但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新华书店等线下实体书店基本无法购买到档案编研出版物。[38]

其次，线上参与平台不畅。一方面参与平台较少，31个省级档案馆中开通微信、微博、APP的比例分别为90.3%、38.7%、19.4%，同時开通2种微媒体的占已开通数量的42.9%，开通3种以上的占10.7%。反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则运用社交媒体多达20种，如Amara Blogs、Citizen Archivist、Facebook、Flicker、Twitter、You Tube、Mobile Apps等，[39]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构建了立体化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平台缺乏关联。尽管近些年精品网络视频类的档案编研成果层出不穷，如《共和国脚步1950年档案》《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等，都引发社会公众强烈的话题讨论，产生不菲的社会影响力，但绝大多数的档案编研成果仅停留在官方门户网站，缺乏协同互动和关联性，点击率、阅读率较低，影响了编研成果的关注度和传播力。

4 实现路径：突破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的藩篱

档案编研成果参与式传播的实现需要以社会力量为动力，实现身份赋权;以资源体系为基础，实现内容赋新;以传播渠道为场域，实现技术赋能，从而突破藩篱、提高档案编研成果传播效度。

4.1 身份赋权：主体联动，提升传播合力

4.1.1 主体多元化，拓展参与群体。多元主体参与不仅打破了原先主流话语体系下“导向性”的档案资源结构和单一档案事务管理主体结构，[40]而且通过社会力量的协同可以满足多样化审美需求，实现广泛传播。

首先，与新闻媒体合作。新闻媒体通过利用数字化、虚拟化手段将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至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提高传播影响力。如《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其中《省馆卷》被中新社、新华网、新浪网、微博江苏、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江苏卫视等20余家媒体宣传报道，[41]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宣传，营造传播声势、提高传播效率。

其次，与专家学者合作。专家学者往往在某一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深刻的认识，更为深层次剖析其隐含意义，揭示事物本质属性，进而提高档案编研成果可读性和知识性。如“广州市历史地图抢救、征集与出版项目”集合了地理学、地图学、地方志、地方规划史等不同专业领域专家合力策划，弥补档案人员的知识欠缺。[42]

最后，与普通公众合作。库克曾坦言：“这个世界有太多记忆……现有档案馆能够收藏的仅仅是他们的一部分。”档案编研亦是如此，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因此为从有限的资源中挖掘无限可能性，普通公众不仅为其提供了解决之道，而且使档案编研工作真正做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一百个地名故事》《一百个民间制作》《一百个民间说唱》《一百个民间习俗》《一百个民间食谱》等“一百个”系列编研成果，深受社会各界好评。[43]

4.1.2 人才专业化，激发传播活力。面对信息时代变革，需要优化档案编研工作内外部人员结构，激发公众参与兴趣，实现编研成果高效化、大众化传播。

首先，强化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提高档案馆内部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结构，为档案编研成果系统性、智慧性奠定基础。如浙江省档案局和档案馆在杭联合举办全省《汇编》编审工作培训班，并邀请国家档案局《汇编》编组工作领导小组专家授课;湖北省档案局邀请档案史料编研一线的专家们为其讲授档案编研的工作理论和技巧。让其更具内涵、更有温度、更有味道。

其次，实行聘用制度。传统档案编研是“档案人员以馆（室）藏档案为基础所进行的编辑和研究工作，档案史料和现行机关文件汇编、编辑档案文摘汇编、编写档案参考文献和参加编史修志”[44]是其成果内容的主要体现。但随着社会环境复杂化，档案编研成果外延逐渐扩大，不仅包括史书、人物传记等，还包括档案展览、文献纪录片、专题数据库等。因此档案馆要积极实行聘用制度，吸收计算机、艺术、传播学等人才，从而加强跨学科背景人才的交流合作，为提高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影响力提供人才保障。

最后，建立激励机制。Deci和Ryan指出有三种普遍的、内在的心理需求会促使自我开始某一行动，包括能力、自治及心理关联的需求，[45]可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来实现。一方面档案馆可通过嘉奖、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刺激社会其他主体参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另一方面可采用奖金、馈赠礼物、参观邀请等作为公众参与传播的回报，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每年都会举行公民档案工作者的答谢晚宴，并安排他们参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浏览馆藏的珍贵档案[46];也可采取推荐邀请的形式，给予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此调动参与主体积极性。

4.2 内容赋新：内容深耕，强化传播动力。

4.2.1 内容通俗化，降低参与门槛。档案编研成果内容更应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符合社会公众需求才能得到更好传播。

首先，收集多样化资源。档案馆需扩大收集范围，如美国记忆工程项目收集了900万件记载美国历史文化、战争解放、儿童妇女的档案，包括了手稿、口述、录音、影像、乐谱档案，组织了115项主题集合，[47]为其开发各种编研成果提供基础。

其次，征求社会化意见。档案馆可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以不断提高编研成果質量、实现有效传播。如四川省档案馆邀请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遂宁市、南充市档案馆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省社科院历史所等10多位专家召开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和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编研工作座谈会，[48]为其提供了宝贵意见。

最后，采用生活化形式。生活化的形式是将编研内容高度浓缩，以一种生活化、趣味性的形式传播档案编研成果，从而实现大多数人的参与。如浙江省湖州市档案馆综合“湖州+档案”元素，推出了“牛年大吉”“谢谢”“求点赞呀”等16个表情包以及合肥市档案馆打造的《档案总动员》动画片。

4.2.2 内容品质化，增强情感共鸣。档案编研成果内容有品质、有内涵更有利于激发情感共鸣、传递情感能量，唤醒主体意识实现自主参与。

首先，打造故事化内容。融合故事化的传播内容，赋予编研成果灵性，让传播成为一场连接民族情感，增强国家认同感的盛宴。北京卫视《档案》节目采用故事化讲述、场景式引导的方式传播档案，引发情感共鸣，增强用户黏性，促进二次传播。正如读者在豆瓣评论所言：“这个节目很好，其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真实，更尊重观众。”

其次，培育品牌化内容。档案馆应根据各地区特色档案开发编研成果，并集中社会力量培育品牌文化、塑造品牌形象、打造城市名牌、延长传播链。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基于地方档案特色和丝绸档案申遗经验，创新编研了“档案伴我成长系列丛书”，利用动画模拟和手绘塑造出活灵活现的卡通人物、趣味丝绸，亮相世界记忆文献展，勾勒出“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数字记忆，[49]助力苏州打造“世界遗产城市”。

4.3 技术赋能：平台创新，坚守传播定力

4.3.1 渠道融合化，构建参与平台。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平台，让社会力量及时参与交流、发表意见和反馈信息，更有利于实现档案编研成果广域传播。

首先，优化线下参与方式。一方面增加档案展览数量，并通过招募感兴趣的志愿者参与讲解、拍摄、撰写新闻稿等活动，从而积累一定受众群体，扩大档案传播覆盖面。如2017年浙江省档案馆面向社會招募志愿者，公众可选择日常服务、讲解服务、新媒体编辑和活动策划四种岗位，进而提高参与度。[50]另一方面开发文创产品，开展创意交流活动。针对现有档案编研出版物，档案馆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创产品项目的开发与传播，从而增强用户黏性。如法国国家档案馆通过设立工作坊，提供制作复制品的体验机会、带动参与者探索档案文化奥秘。[51]

其次，畅通线上参与渠道。以微博、微信、抖音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具有交互、分享、参与的特点，不仅为用户提供自由交流的环境，提高其参与热情，而且丰富档案社会化内涵，增强传播辐射效应。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NAA）众包项目充分利用社交媒体鼓励公众参与传播和分享档案资源，公众可以对感兴趣的移民档案、服役档案或首都照片档案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分享与传播。[52]福建省档案馆联合陕西省等六省（区）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现场云等20多家平台进行《档案记忆》特别直播。[53]

4.3.2 技术科学化，优化传播方式。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为创新档案编研成果传播手段、调动主体参与积极性提供了保障。

首先，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实现沉浸式传播。以VR、MR、AR为代表的计算机仿真技术不仅让用户玩出新鲜感，而且易获得情感认同。如美国国家与航天局NASA与阿波罗计划档案馆2016年在USAToday网站发布的VRtuaily There的每周系列视频、[54]湖北省档案馆在2019年举办的“丰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湖北解放70周年档案史料展”等都是利用VR技术的成功典范。

其次，利用聚合媒体技术实现一站式传播。聚合媒体技术通过各种网络技术将分散的内容加以整合，并通过多样化、个性化的方式推送至用户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使用户能通过一站式的访问获取所需要的信息。[55]如苏州博物馆建立的“再造·云课堂”平台，为互联网用户构建了一个趣味性强、易于传播、全民参与的“动手、动眼、动听、动心”的媒体空间，[56]真正体现了“多元参与、多元传播、价值共创”的理念。[57]

最后，运用H5（Html5）技术实现轻量化传播。H5具有强互动性、轻量化等特点，满足了大众参与性、碎片化、知识化需求。如《敦煌九色鹿经》H5小视频将精巧细腻的敦煌壁画中蕴含的丰富知识通过小游戏、猜谜、找不同等方式展示，不仅增强了互动娱乐性，提升了用户的参与体验感，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档案馆社会影响力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20BTQ106）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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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来稿日期：2021-10-02）

作者：苏君华宋帆帆

工程项目知识传播共享论文篇3：

文化精准扶贫视域下农家书屋的建设与作用

【摘要】农家书屋工程目前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文化繁荣、知识传播、疫情防控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全面分析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基本现状及其对文化精准扶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结合提质增效的目标引领，从激活现有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以文化精准扶贫视角全面服务新农村建设等角度，探讨农家书屋后续升级转型的方向。

【关键词】文化精准扶贫;农家书屋;效能;转向

【作者单位】陈丽琴，《出版广角》编辑部;张阿源，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时代网络出版管理机制研究”（18BXW040）;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图书出版企业社会效益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17AXW007）。

2020年是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同时也是编制“十四五”规划蓝图的关键时刻。叠加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势必会在今后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精准扶贫工作产生影响。而未来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艰巨性必然要求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好各类扶贫资源，充分利用好贫困地区已有的各项软硬件设施。

已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建设运营十多年的农家书屋工程项目是目前农村社会组织中承载文化、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传播平台及公共活动空间，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中发挥了显著功效。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息环境下，继续将农家书屋发展深度结合精准扶贫后续工作的开展实施，积极进行农家书屋功能定位的升级和资源统筹配置的优化，进一步深化农家书屋的文化扶贫功能，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一、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基本现状及其深刻内涵

1.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基本现状

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五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之一，2005年开始试点，2007年开始全面推开，2012年底覆盖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和城镇社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2亿册，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达到12.5万家，提供数字阅读内容近百万种。可以说，农家书屋在历经十多年的持续建设后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国覆盖，农家书屋的硬件设施及服务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并发挥了巨大功效。我们可以发现，全国范围内，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些不同的模式形态：西藏、甘肃、新疆等地，为游牧群众建立了“马背书屋”;河北、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地，建设了“养殖书屋”、海上“渔家书屋”等。农家书屋对于丰富广大农村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我国城乡文化资源长期的不平衡局面，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普遍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2.文化精准扶贫对农家书屋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前文化扶贫已经进入精准扶贫的新阶段，在现阶段精准扶贫的政策施行过程中理应发挥基础性引领作用。与其他类型的扶贫手段相比，文化精准扶贫更侧重从培育扶贫对象实现脱贫脱困的内在动力角度入手，依托“志智双扶”，着力推进并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开展。

首先，文化扶贫是农家书屋初期建设的逻辑起点。21世纪初期新闻出版总署全面启动“农家书屋”这一惠及数十亿农民的工程项目，于2008年被正式纳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发起的“文化扶贫工程”，并基于五大文化惠民工程进行具体实施。这一工程建设开启的初衷即改变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低、文化消费支出有限、业余生活枯燥、知识及文化资源匮乏、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瘠的严峻现实。因而，农家书屋工程对全国有基本条件行政村的全覆盖性建设，着力解决广大农村地区买书难、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扶农民文化之贫。

其次，文化精准扶贫既是扶贫手段也是扶贫目标。所谓文化精准扶贫即把“文化”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以文化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先进思想理念及十分重要的内容、手段，将其所包含的知識、教育、科技、文化产业资源等内容有机融入精准扶贫工作中，使其成为现阶段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使得广大贫困地区民众不仅能够实现经济脱贫，而且能够在精神文化层面实现脱贫，从而达到真正意义的扶贫目标。

最后，农家书屋是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沿阵地和智力保障。农家书屋作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普及度高、基础设施齐备、传播文化知识提升人口素质的重要载体平台，理应成为农村文化扶贫工作的前沿阵地。具体来说，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实施可以依据各贫困地区具体的文化发展环境和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地结合农家书屋工程现有建设基础，针对扶贫对象的具体贫困程度及其对文化的需求状况，对其采取精细化、精准化的扶贫措施，从而达到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并真正从文化发展中找到经济发展的支持力量。

3.文化精准扶贫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农家书屋的服务内容与功能定位来看，政府牵头组织建设的农家书屋，已经被视作乡村稀缺的公共空间形态有机融入当地的社会结构，并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与服务。因此，经过多年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农村实现全民阅读的主阵地，提供农村文化服务的聚集地，实践科技教育兴农的试验园。作为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农家书屋须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契机，立足并形塑其作为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多功能定位，充分高效地利用其各项软硬件设施，把文化精准扶贫既作为扶贫手段又作为扶贫目标，进一步将优质的农业科技与文化教育内容推送给农民群体，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农家书屋工程在文化精准扶贫建设中的突出表现与作用

1.充分依托农家书屋平台助力“双决双扶”

（1）志智双扶。一是扶思想、扶观念，凝聚同心同德奔小康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通过农家书屋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制度面对面》等党的创新理论著作和主题出版物上千万册，切实推动党的理论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坚定农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信心。近年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制定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推荐“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等方式，由“百姓点单”精准选配了一大批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并实现了最新好书快速配送。江苏的“书展选书”、湖北的“码上点单”等农民自主选书模式广受欢迎。

二是明志向、明思路。各地以农家书屋为载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举办“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我的书屋·我的梦”等活动，持续激发农民的阅读热情。各地农家书屋将阅读活动的举办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广泛开展主题出版物阅读、脱贫攻坚惠民政策宣传等活动。《第一书记扶贫手记》《高腔》《战国红》《我的十八洞村》《悬崖村》《经山海》等一批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文学作品和反映时代楷模、先进典型的人物传记，有思想、有温度、有故事，为农民群众打开看世界的大门，激发农民群众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三是送知识、送技术，培育脱贫致富的“硬核”能力。有关部门通过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制定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推荐“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包括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百姓健康生活等实用技术和科普知识的读物，积极开展文化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致富能力和科学素养。

（2）拓展功能定位，聚集知识内容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科技兴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分布、生产结构、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正在消弭传统农村的社区秩序。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渐从村庄公共空间中剥离出去，因而传统村民日常生活聚集的公共空间（打谷场、水井等）也随之消失。然而，公共空间不仅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所依托的实体场所，还是一种人际交往及社会关系所构建的抽象存在。可以说，社会与公共空间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形塑彼此的辩证关系。

从农家书屋功能定位的拓展来看，其作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为数不多的实体公共空间，理应在其提供图书借阅服务的基础功能上，深化对其与当代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充分发挥其通过话语实践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农村社会秩序重塑的重要作用。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息环境下，当下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可为广大村民提供丰富的知识信息内容，引导村民通过积极收听收看党和政府最新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精神，积极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各项技能培训。

（3）多元业态融合，全面开启“书屋+”的运营模式探索。随着各地逐步完善拓展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农家书屋不仅是让农民汲取文化养分的知识大本营，其自身基于“书屋+”的多元业态模式融合也使得当地民众看到了文化资源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更多可能。

一是“农家书屋+电商服务”模式，即吸引电商社區店以及快递公司等企业入驻农家书屋，一方面为农家书屋引流，另一方面利用人流为企业带来商机。例如，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寻乌等县依托农家书屋整合农村公共服务资源，按照一个服务场所、一套网络系统、一块电子显示屏、一个阅读角、一批货品展示柜、一名管理员的“六个一”标准进行书屋创建，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上述两县采用“农家书屋+ 电商服务”模式，除了为村民提供借书、阅览服务，还将农家书屋建设成为电商服务的线下基层站点，搭建物流网络，交由电商经营者免费使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二是“农家书屋+特色文化旅游”模式。海南省万宁市大石岭村的农家书屋，将乡村特色与文化创意充分融合，就地取材，利用海洋、田园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等特色人文资源，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打造出“海南最美农家书屋”的公益性文化项目。该书屋经常性地开展多项室内及户外活动，如乡村阅读分享会、乡村英语课堂、乡村田园采摘、文艺课堂、红色文化教育、露营、拓展活动、机车嘉年华、冬夏令营、亲子教育等系列活动。截至2020年8月，该书屋共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村集体分成收入42万元，开展活动50多场。

2.农家书屋在农村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农家书屋管理部门及管理员第一时间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现有农家书屋工程的已有建设基础作为疫情防控的战斗阵地。各地农家书屋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成为农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利用农家书屋积极宣传及培训关于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的知识内容。虽然疫情期间农家书屋无法开放，但各地充分利用数字农家书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县级融媒体传播渠道，播放防疫读物，加强政策宣讲，组织教学辅导，深化农技培训，疏解抚慰情绪，助力复工复产，数字农家书屋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2）广大书屋管理员在抗疫前线扮演了战斗员、宣传员、协调员的多重角色。在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广大农家书屋管理员迅速发挥其组织优势，穿上“红马甲”，吹响大喇叭，编创文艺小段，传递防控知识，成为农村和社区下沉一线的重要网格管理员。在信息收集、排查登记、防疫宣传、卫生清理等繁重工作中，他们辛劳的身影无处不在，收获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特别是3月份备耕生产开展以来，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农家书屋组织“春耕”“春风”“春苗”等线上种养殖公益培训;一些地方组织书屋管理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送书上门”“送技到田”服务，把村民急需的农耕养殖、疾病防治等书籍送到村民手中，使农家书屋成为疫情防控中传递党和政府声音和决策的有效渠道。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农家书屋工作开展提出新挑战、带来新问题，但在工作氛围营造、运行机制创新、数字建设成果延伸和社会影响力扩大等方面，也给农家书屋建设创造了新机遇、打开了新格局。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农村文化传播高地、乡村文明的传承基地，其重要作用得以彰显，书屋的建设管理工作经受住了民情民生发展剧变的时代考验。

3.扶教育之贫：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学习条件

首先，农家书屋是农村地区最接近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存在，为青少年提供了桌椅、照明场地、可观的课外书资源等基础学习条件，是农村地区最为优质的自主学习场所。其次，农家书屋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进行课外学习、参加课外活动的场所。农家书屋管理人员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担负起类似教师的部分监护与教育职能，可以有效减少留守儿童在课余时间接触不安定因素的概率，降低了留守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最后，农家书屋书刊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读物，这是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开展课外学习的可用资源之一。农家书屋青少年读物资源的持续配送供应，降低了贫困家庭购买相关儿童课外书的经济支出，从教育功能层面为农村地区的家长节省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相比于有父母督促、阅读环境优越的都市孩子，乡村孩子的阅读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引领，尤其是对于数千万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阅读既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的农家书屋，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的空间，更是精神层面的空间，是文化的地标，是能够照亮人们内心的希望灯塔。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既需要实现生态意义上的“绿水青山”，也要构建精神层面的“绿水青山”。

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新行村的农家书屋坚持每天开放，有效促进了农村的全民阅读活动推广。农家书屋先后开展了青少年国学教育培训讲座、法制宣传讲座、科普知识培训等，特别是每年暑期，组织少年儿童开展阅读实践活动，农家书屋真正成了农村儿童的乐园。甘肃省委宣传部农家书屋办公室主任刘晓文认为，农家书屋对于改善甘肃农民的阅读条件，特别是培养农村儿童的阅读习惯，缩小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4.助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阅读铸就优良家风传承

俗话说，“金银传家”不如“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是农耕文明的生活传统，是无数家族的家风家训。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追求，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浸润下乡村最美的风景。未来政府和社会可依托对农家书屋平台高效优质的建设管理，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让耕读传家蕴涵的勤俭持家、重视读书、学会感恩等文化精髓传承发扬。

三、确保脱贫攻坚效果，提质增效目标引领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转向

按照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的工作要求，中宣部等十部门于2019年初印发了《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成立了农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开始重新完善农家书屋项目的顶层设计，以期后续的提质增效工作得以扎实推进。在上述目标引领下的农家书屋升级转型工作，是与确保文化精准扶贫效果紧密结合的。因此，相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在后扶贫攻坚时期的发展路徑，切实优化农家书屋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规划设置。

1.农家书屋工程效能的发挥尚存空间

十多年来，农家书屋工程在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还存在继续提升的空间。笔者经过实地调研并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不少贫困乡村地区，农家书屋的效能发挥还不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每年投入的配套资金标准较低，后期已无法较好适应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第二，部分农家书屋的功能定位仍局限于图书借阅，没有将场地空间结合民众的阅听需求充分拓展功能建设和管理，现有硬件设施较为陈旧且功能单一;第三，在民众已逐渐适应数字化阅读的趋势下，现有“数字农家书屋”项目在内容资源、软件设计优化推广等方面建设有限，利用率低;第四，现有农家书屋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水平失衡，仅有部分地区的书屋能够举行有质量保证的阅读活动，也很难实现图书资源的村际流转和对个体读者的精准推送。

2.文化精准扶贫视角下农家书屋建设的转型升级

围绕2019年中宣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基于前期对农家书屋工程进行的实地调研考察工作，笔者认为，农家书屋工程可通过自身转型升级全面助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确保文化扶贫攻坚效果。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开展相关工作。

（1）提高基层政府对农家书屋转型升级改造工作的认识。从立足基层农村的客观实践来看，农家书屋转型升级改造的效果质量重在基层政府对其在服务群众文化生活、振兴乡村文化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高度重视。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从经费保障层面为农家书屋后期的资源建设、管理运营拨付足额资金，扎实助推农家书屋转型升级。

（2）可朝着建设多业态融合式的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目标迈进。结合笔者前期的调研工作来看，从2016年开始，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全面推进“农民文化乐园”或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且已初见成效。部分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采取通过政府向第三方购买公益性岗位服务的方式，聘用文化协管员专门在中心里从事服务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工作。笔者认为，结合上述情况，日后可以考虑将村书屋管理员、村村通广播员、文物保护员等岗位的职责整合到文化协管员的职责中，设立村级文化专干，统筹管理文化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携手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加快对目前农家书屋工程已有建设成果的升级转型和提质增效改造，按照标准化、数字化、均衡化的建设思路，把书屋全面打造成村级综合文化信息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全面提升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用效率。农家书屋除了可为广大村民提供综合文化服务，还可以充分利用其场地空间及集聚人流的功能特点，为村民提供更多业态的服务项目。

（3）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全面激活现有资源。目前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发展主要依靠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定向投入财政资金。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政府文化部门的行政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更好地实现提质增效，农家书屋可遵循村级自治的基本治理逻辑，本着“共建共享共用”的服务理念，在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联合其他社会组织及群众共同参与农家书屋的升级改造。例如，可充分发动基层党员及社会志愿者参与农家书屋的活动组织，鼓励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向书屋捐赠优质的图书资源，鼓励企事业单位与农家书屋建立对口帮扶机制等。

（4）应对全面数字化阅听潮流，增加数字农家书屋服务平台内容资源建设的比重。2020年1月，广西数字网络图书馆（农家书屋数字化升级版）正式上线，汇集政策解读、农技指导、致富经验、第一书记故事、法制宣传微电影、广西本土戏曲等视听读资源，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的数字化阅读需求。数字内容可以直接推送到村民家中的数字电视机顶盒上，通过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在线免费阅览，打通农村阅读服务的“最后一米”。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12.5万家农家书屋通过各种因地制宜的模式，完成数字化建设迈向“云端”，提供数字阅读内容近百万种。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树林介绍，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以“顶层设计，统一建设，分级管理”为思路，采用“云+端+大数据”模式的阅读服务，构建了省、市、县三级组织管理体系，融合大数据和监控摄像，形成一套有据可查、实时更新的农家书屋监管平台。截至2020年，该省已经在8个试点县建成了520个数字农家书屋，其内容服务平台目前有3万余册电子图书、3万余集有声图书，涵盖了时政法规、农业生产、寻医问药、百姓生活、文化艺术等各类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资源。该省数字农家书屋服务平台内置的电子书、音频等阅读内容非常丰富，都是正版资源，且全部免费使用。村民只需要安装相匹配的蓝悦阅读APP，就可以实现免费看书、听书。可以说，湖北省通过将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建设与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机结合，打造了一个“不打烊”的乡村文化综合服务平台，优质高效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5）以主题文化宣传推广与乡村阅读活动引领农家书屋活动常态化。2019年9月以来，中宣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了以“新时代·新乡村·新阅读”为主题的“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该阅读季主要包括主题出版物阅读、“庆华诞·畅阅读”咪咕阅读打卡、“我读书·我快乐”快手话题分享、百家书城惠民售书联展、“发现乡村阅读榜样”、“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荐和乡村阅读盛典7项重点活动。各地宣传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组织、精心谋划，广大农民群众深度参与、乐在其中，有效提升了农家书屋的使用效能，深入推动了农村全民阅读工作开展，得到了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贞强介绍，自2019年起，江苏省以数字农家书屋为平台，每年组织省内各地开展了万场个性化、分众化、互动化的主题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学习宣讲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理论宣讲的实效性，有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助力加油。广西南宁市隆安县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农家书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主题出版物阅读活动，邀请“百姓名嘴”通过聊家常的方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将“理论话语”转换成“群众语言”，将“理论观点”转换成“朴实道理”，让农民群众爱听、愿听、听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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