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2022-05-09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八大工程的设立和实施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第一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方式

摘要：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传播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老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有很大价值。本文对老舍作品改革开放后的海外传播做典型案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老舍作品改革开放

引言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标志着当代文学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缄默后步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并向海外输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于世界各地并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汉学研究的复兴、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优秀文学作品的畅销及中国作家荣获世界文学大奖等事件都证明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魅力被世界认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紧跟时代潮流，改善系统机制，以更完善的姿态走向海外。

对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方式的论析。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译介”，翻译保留作品的文化美学价值，再通过对作品的语言转换，让国外读者感受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促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四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深刻的交流，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从原来的单一翻译传播途径向多方拓展。

一、翻译传播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事业始于1920年前后，几乎与我国现代文学开端同步，但传播速度远不及作品创作速度。老舍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英语世界的舞台，是较早的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老舍被英美读者熟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二是外国翻译工作者向内引进。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但这两种译介方式都促进了老舍作品在海外传播与接受。

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工作曾在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中占据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便开始了此项工作。1951年，叶君健创办《中国文学》杂志，杨献逸与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工作。《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海外译介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1981年，《中国文学》派生出“熊猫丛书”(Panda books)，译介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但因其局限性导致翻译作品在海外影响较小，仅有个别译本受读者欢迎。2000年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资金短缺等多种因素被迫撤销，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宣布停刊，“熊猫丛书”几乎停止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也为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共翻译了《龙须沟》《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和《二马》四部作品，五六十年代除翻译老舍作品以外，还报道了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与生活情况等。据悉，《中国文学》杂志译介老舍作品的原因是：老舍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语言幽默、白话具有方言色彩。但也有部分作品被否决，如《猫城记》被认为故事荒诞，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態。可见《中国文学》杂志选取的老舍作品主题大多数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展现新中国的形象。另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阵地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翻译研究中心启动《译丛》杂志，这本杂志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目标，旨在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由外国译者担任，自创刊至今日从未脱刊，在海外取得好的传播影响。《译丛》杂志翻译的老舍作品，主要集中于新旧思想对比并展现各类矛盾冲突，其译介作品有《老字号》《牛天赐传》《鼓书艺人》《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对人间真情、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二十一世纪国内相关机构出台了不少项目扶持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如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促进一批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出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优秀汉学研究人才、翻译人才。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途径不再单一，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输出作品将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国外翻译者的相关工作。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学市场的遇冷，导致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等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动担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国外翻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四种目的：学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个人动机。主要是汉学家承担这一工作，这是我国文学对外输出一个好的模式。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葛浩文、蓝诗玲、威廉·莱尔和白睿文等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让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海外开拓影响力。其中，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老舍、巴金、贾平凹、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几十种小说。独立出版文学作品是海外翻译工作者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途径，老舍的八部长篇小说已在英美出版，且一部小说(如《骆驼祥子》《离婚》)有不同种译本，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译本。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老舍作品在英美国家迎来新一轮热潮。八十年代后，在欧美出版的报纸杂志及作品选集收录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话剧、杂文等。美国的《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定期选编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英国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等文学作品选集系统地介绍中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品选集收录了《茶馆》《老字号》等短篇作品，英美学界给予老舍及其作品极高评价，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超一线”作家。但不可否认，整个译介事业存在限制因素，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和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翻译是语码之间的相互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此外，中西之间图书的贸易逆差也表明一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依旧是“遇冷”状态。

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接近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众较小，因此在翻译阶段不仅要考虑作品表层的“语言转换”还要重视作品内涵的“文化转换”。第二，刻板印象。一些海外读者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固有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受此影响。第三，审美接受。通过分析西方读者偏爱的中国作家及作品题材后发现，不同国家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如，美国读者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等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英国读者偏爱历史主义题材作品。

通过国家政策鼓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出版社、发行公司的支持为一体，老舍在海外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例如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架上中国作品屈指可数，借阅量较小，老舍作品从最初的“热门”逐渐冷却。中国文学译作整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与中外文化差异、译介模式、译介及出版发行的系统化、规范化等均有一定关系。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始终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与接受。

二、影视改编

二十一世纪，大众传媒发生巨大变化，纸媒开始衰落。文学作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即影视改编，影视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同时，影视输出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

1980年11月至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西欧的十四个城市演出《茶馆》，取得了成功，各地登载的报道与评论有七十余篇。这次演出让国外观众、读者深入了解老舍。过去国外读者一直认为老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现在感受到了“剧作家”老舍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开始译介老舍戏剧。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Glazer and Beck(美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美合作制作的影片，《骆驼祥子》电影在国内斩获多项大奖，但在美国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其原因有很多：《骆驼祥子》的第一版伊万·金译本将结局改成“大团圆”，电影本身忠于原著造成美国观众不解，电影的中式表现手法等很难被海外观众接受。制约戏剧影视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手法。中西方对戏剧影视不同的拍摄手法与表演技巧让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的改编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对最终呈现作品的影响。第二，审美理解。影视戏剧的表达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节的叙述，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对剧中人物与情节自行解读。因此，戏剧影视改编要充分考虑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其本身特有的文学作品必定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应当化繁为简，适应世界观众审美的需要，以更具有包容性的姿态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三、课堂教学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课程发挥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外国学生感悟中国文学之美，并掌握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技能。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取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这些教材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汉语运用能力和汉语学习兴趣。国外大学中文系设置了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或者专业。

但通过这一手段传播的影响力微弱。与上述两种传播方式不同，通过汉语课程进行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只能停留在“教学”手段，其传播对象仅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市场上大多数对外汉语方面的文学教材出现了“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倾向，部分高校机构甚至直接让外国学生使用中国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这些留学生专用的教材收录的老舍作品有《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都是在英美国家受欢迎度较高的作品，但这些教材毕竟是文学作品选集，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位作家，因此影响力有限，学生只是对老舍及其作品有基本了解。在对沈阳某高校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已完成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表示“不了解现当代文学”且课程满意程度较低。虽然通过教学手段传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效力较小，但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汉语教学将逐步扩大影响力。制约汉语教学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观念。教材的选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汉语教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学生接受。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是决定他能否接受作品的第一要素，只有当学生汉语水平进入中高级学习阶段，才有能力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典范的语言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交际能力。文学作品承载了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人文风俗及思想价值等诸多要素，外国学生从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字间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力有限，需不断完善。当汉语成为全球的“流行语言”，自然会吸引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语，传播对象的数量扩大，也会促进现当代文学增强其海外影响力。

四、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因其广度与深度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争相研究“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与本土学者研究不同，他们通过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让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海外延展。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诸如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他们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回返影响”。

汉学研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细分。海外學者很少关注该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从“西方语体”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骆驼祥子》评为当时最佳的中国小说之一，其结构严谨，感情真挚，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但他也认为国内学界过高评价老舍，否定《四世同堂》的文学价值。王德威采用许多西方知名学者的理论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这促进了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经典文本再解读。但王德威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是鲁迅的“讽刺之路”，二是老舍的“幽默之路”，最终目的都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个观点明显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简单化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盲目效仿“汉学研究”只会出现“误判”“误读”等错误结论。

温儒敏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对汉学研究过度崇拜，甚至将“汉学标准”作为“争相追赶”的“风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左翼作家”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埋没了左翼作家的历史、文学价值。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扎根于本土的文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不可将其作为“先进”“时髦”的标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返成果，合理地吸收其有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产生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可放弃自身的主导话语权。因中外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海外汉学家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能够将西方哲學思想与文艺思想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二，审美维度，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的审美理念不同，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美学判断，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审美探索。第三，传记维度，美国汉学家对老舍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陶普义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梳理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历程。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传记研究的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价值。第四，跨学科维度。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开始用“边缘学科”或者“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等许多崭新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将崭新的理论与经典作品相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思想，这些语言文字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都被推向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欣赏来自异域的文学艺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需要。世界需要聆听中国故事，也需要欣赏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外来文化对国内产生较大冲击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予以重视，充分展示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杨四平.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回返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

[2]曹文刚.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J].出版科学，2017(3)：114.

[3]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文艺争鸣，2007(2)：51.

[4]夏禹圣，史兆鑫.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式[J].牡丹，2017(1)：103.

[5]朱恬，王璇.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事业与发展历程研究[J].西江文艺，2017(5)：108.

[6]吕游.从翻译视角看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J].芒种·下半月，2013(24).

[7]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13(08).

[8]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6.

[9]舒济.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03).

作者：夏禹圣

第二篇：基于5W传播模式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

【摘要】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八大工程的设立和实施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本研究运用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式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并给出建议，以期为业界提供借鉴。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作者单位】蒋海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贵州日报《媒体融合新观察》杂志社;童兵，復旦大学新闻学院。

一、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断开创新格局

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府到民间、从作家到翻译家再到读者，各层面都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建构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意义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学的海外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有意识、有规模、有组织地向世界各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比如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英文版期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有过很多引人注目的举动，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熊猫丛书”，其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达到195部;21世纪翻译出版的《大中华文库》，选题达到200种，几乎囊括我国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文化典籍[1]。

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将发展“同各国文化交流”正式选入宪法，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2000 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初步提出“走出去”战略。2002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2004 年，中国外文局设立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2]。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八大工程的先后设立和逐步实施，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天地，并逐渐形成了中外文学交流互动的良好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学的对外传播。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中国当代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入选。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为我所用”到“兼收并蓄”，从“单向度”到“多向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话语方式不断改进，尊重读者，尊重市场，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自信、对外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日臻完善。首先，如今“请进来、走出去”，作家互访、交流文学创作、开展文学领域的合作逐渐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常态，涵盖全流程、全领域的文学“走出去”格局逐步形成，打开了全球出版市场;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逐渐呈现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据《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2018 版）》介绍，全年有130 家出版机构的 871 种英文书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再次，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畅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堪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三大产业相媲美。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渠道和层次日趋多样化，不断开创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格局。

二、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文学海外传播迎来新的发展，但效果还不是很理想，整体而言，传播呈逆差状态，文学译作输入多，输出少，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上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以一种科学的模式来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很有必要。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模式分析，主要包括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五要素（见图1）[3]。笔者拟运用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式，分析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1.传播者

文化差异导致的隔阂必须借助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才可以消除，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作品的翻译尤为重要。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效果与作者、译者关系很大。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不仅包括本民族的读者，还包括大量的海外读者，因此在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起到关键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翻译的困难不在于选择哪些作家、哪些作品，而在于怎样把我们选定的作家作品翻译出去，用英语世界的人认可的语言传递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莫言作品能得到世界很多国家读者的喜爱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分不开，其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翻译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融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同时对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把握到位。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葛浩文在翻译时会及时和莫言沟通交流。又如科幻小说《三体》，其第一部《三体》的译者为刘宇昆（Ken Liu），第二部《黑暗森林》的译者为乔尔·马丁森（Joel Martinsen）。刘宇昆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是《三体》最终获奖并打开世界市场的功臣。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很多好作家知名度不高，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在国内发行，没有被专业的译者翻译成英文[4]，可见翻译好坏直接影响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质量。作为“把关人”的译者可以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其责任重大。译者不仅要在语言层面将译作与原作较好地对接和匹配，还要在翻译过程中以国际视野对作品进行再创作，要考虑跨文化传播的因素。目前，我国的文学翻译人才断层，以文学翻译为主要翻译方向的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具有中译外定稿水平、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专家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匮乏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響。

2.传播内容

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文学内容传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中西文化差异导致西方读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误读。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说：“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5]近些年，莫言的作品被西方出版机构以及外国读者认可，主要原因之一是译者坚持国际视野，用西方能接受的叙述方法讲述中国农村故事，展示中国农民的原始生命力。西方文化重视个人英雄主义，侧重于直线型的逻辑思维模式，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意境，西方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中国文学中所表达的意境和哲理[6]。总的来说，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增加了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难度。

3.传播渠道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是一个重要环节。中西媒介传播力悬殊，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可以说，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成功与否，译介、出版和对外推广都不容忽视。目前，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渠道开拓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法文版杂志《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被迫停刊;《中国日报》海外版以及《环球时报》英文版虽然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报道和推荐，但其影响力仍局限在国内;国外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及时地评论报道中国文学;随着互联网视频等新兴媒介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视频媒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文字，比如2012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莫言，最初是以电影《红高粱》的原小说作者身份为世人所知的……整体来看，要改变现状，着实不易。

目前我国文学海外传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内出版机构主动翻译出版文学作品，二是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自主翻译出版文学作品，三是国内外出版机构合作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销售[6]。整体来看，通过版权代理机构促成的合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版权代理机构对国内出版商实力了解不够，其牵头签署版权合作协议后，违约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一方面，主流出版机构偏少、出版周期长、发行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国外主流机构较少参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国外中小机构实力有限，无法实施大的系统翻译计划，也无力开拓市场，导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推进困难。可以说，出版发行渠道不畅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阻碍之一，因此在美国等国家的主流图书市场和连锁书店中很少有中国文学译本出现。

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版权代理人制度不健全，现行制度未能与国际文学创作体系、出版体系接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主要依靠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对受众的需求不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知名度不高。

4.受众的选择性认知

受众的选择性认知即“刻板印象”是受众在处理信息之时的一种选择性倾向，这也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要实现海外传播势必要培养中国文学的国际受众，努力让西方读者平等地理解中国文学[7]。西方读者通过中国影视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和理解中国文化。经济文化的差异、长时间的“媒介培养”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使得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文学作品之前心中就已经有了固定的成见。

在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容易忽略读者群体。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动机差异很大，普通读者多数有猎奇心理，爱好中国文学中的黑暗和神秘元素，而精英读者更多关注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性[8]。我国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译本在国外被归于边缘化的小众作品行列，只能通过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海外传播遇到很多障碍。

5.传播效果

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取决于外国读者对所传播作品的接受程度。受制于西方出版市场的特殊性，中国文学的传播范围和途径仍然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读者局限在国外的汉学家群体内，虽然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经扩展至国外的中小学生和中国文学爱好者等群体，但读者接受范围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小。同时，受到翻译和传播渠道等原因的影响，反映当代中国现状的作品还不能及时在国外发行。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及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占据的位置很不相称[9]。

需要注意的是，莫言、苏童和余华等作家的作品虽然在海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然而国外的读者因对我国历史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很难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厚意蕴，他们仅仅依照文字来解读，误差和扭曲作品的内涵也就在所难免。可见，文学作品如果仅仅靠简单的输出并不能完成其传播使命，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更为重要。

三、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提升策略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输出比较薄弱，没有完全向世界呈现出立体的、崭新的形象。为了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必须努力扩大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1.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文化自信

全球语境下的文学海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期而充满挑战的事业。文化自觉是文学海外传播的前提，全球视野是“走出去”的学术基础。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发展是全方位、全球范围内的，要胸怀天下，建构面向全球传播的中国文学总体版图的文化自信新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能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9]。

2.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队伍，加强中外交流

鲁迅先生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学要以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不能庸俗化，要避免陷入猎奇逐异或者批量生产的平庸之中，要努力创造出历史内涵和人性深度相统一的作品，要在作品中传递最真实的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进而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充满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能征服最广大范围的读者，而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和译者是文学对外传播的基础，因此培养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和翻译人才势在必行。培养人才队伍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切实提高稿酬标准，保障译者和作者权益;加强中外译者的交流互动，奖励优秀作品，鼓励中外合译;通过海外研修、人员互派、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打造一批具有跨文化思维的翻译人才，培养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文学海外传播队伍。

3.更新文化传播理念，革新文化传播体制

首先，要更新文化传播理念。要有意识地采用外国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手段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变“宣传本位”为“传播本位”，变“文化宣传”为“文化传播”，变“政治话语”为“民间话语”和“学术话语”等，要让国外的读者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在平等、尊重、自由、灵活的氛围中逐渐走入中国文学的天地。要以一种国外读者愿意接受的话语模式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学，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认同[10]。

其次，要革新文化传播体制。政府部门要强化管理职能，建立市场化机制，发挥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积极推进版权代理人制度，依托孔子学院等打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地化平台，建构政府投资、市场运作、中外联合的出版发行模式，进而革新文化传播体制。同时，要加强文化传播的法治建设，有效整合各种传播平台，建立作家、译者、经纪人或者出版机构之间的稳定关系;要加强沟通交流，重视作品选择，实现准确定位，建构和谐的文学输出体系，打造一个流畅的传播链和协同作用的传播场，踏踏实实做好传播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全面引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健康发展。

4.与时俱进，积极利用新兴科技和全媒体传播中国优秀文学作品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社会进入读图、读屏时代，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和调动各种媒介，因地制宜地服务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彻底改变以往文学传播渠道单一的局面，使得传播手段更为多样化、丰富化和时尚化[9]。

大众传播时代，西方名著《简·爱》《飘》《红与黑》等被搬上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对外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其一，可以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借助影视传播，减少理解障碍，加快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步伐;其二，可创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体系和融媒体传播中心，用多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学作品，加强与国外主流媒体的合作报道;其三，可通过形态多样的融媒体形式传播，让用户体验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环境和背景;其四，可通过深入挖掘IP价值，开发影视、文学互动游戏等多类型的文创产品，提高与受众的互动频率，以多渠道、多平台、多手段共同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其五，可营造多样化的文化接受环境，使移动端成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全球语境下我国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要直面现状，保持开放包容意识，在平等对话中不忘民族本我，实现平等的双向交流，拥抱新的媒介手段和技术，全方位推动形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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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海军童兵

第三篇：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研究

[摘要]所谓传播力，是指传播主体遵循特定传播内容的构成规律、针对受众群体、充分运用适宜的载体形式，取得预期传播成效的能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已迈向了“可持续输出”的新阶段，但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却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当下，阻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因素在于：作品缺少中国气派、文化差异影响受众认同、中外文论交流失衡和推介功能。鉴于此，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基本策略为：（1）独树一帜。在文学创作上，以对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使作品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2）优势互补。构建中外译者合作机制，有效地消除文化差异，保证中国元素为译入语国度受众认同与接受。（3）学理支撑。深入开展学理研究，用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树，构建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体系与传播模式。（4）勠力推介。创造和谐的汉学环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新推介形式，促进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关键词]中国文学；传播力；中国气派；文学批评；推介功能

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传播过程分解为：资源力、传播力和吸引力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三者的关系为：“从中华文化资源力出发，经文化传播力之作用，最终产生文化吸引力”[1]。由此可见，传播力在整个传播链条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它既是对资源力的承接并给予有效发挥，又通过自身的功能与作为，吸引受众充分注意，进而使所传播的内容产生影响力。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艺术再现，在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扭转文化大国形象塑造严重滞后的局面的系统工程中，肩负着中坚使命与重要担当。鉴于此，本文就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阻碍因素与提升策略作以如下探讨。

一、“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传播力的内蕴及其现状

所谓传播力，是指传播主体遵循特定传播内容的构成规律、针对既定的受众群体、充分运用适宜的载体形式，取得预期传播成效的能力。传播力是在传播主体付诸于传播客体的过程中，所彰显的能力与效力。效力通过传播效果来考察，也是对能力的测度和检验。所以，传播力不仅体现为受众的覆盖层面之广度，亦体现为受众所接受的认同之深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傳播力是这种广度与深度之统一。

传播力的构成因素，包括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创意策划）、拥有传播设施的技术力（硬件设备所达到的先进程度）和传播内容的吸引力（为受众之所需）。不言而喻，决定传播力强与弱的关键性因素，是发生于主客体之间、构成二者相互联系的传播内容。也就是说，只有为原发性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为受众群体之所需进而产生关注度与吸引力的传播内容，才能产生传播力。并且，不同的传播内容，其所产生的传播力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总体说来，它要通过作用于受众精神领域的路径，并通过收视率、上座率、阅读率、到达率以及发行量等数据体现出来。

就文学作品的传播力而言，纸媒载体集中表现为文学类图书或期刊的发行量；网络新媒体集中表现为既定栏目的点击率与作品的转发率。而决定传播力强与弱态势的同样取决于传播内容，内容始终是居于首位的。其次，文学作品的传播力还取决于书刊的营销策划与营销策略，包括发行渠道与铺货供给。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而就“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传播力说来，由于受不同民族语言、思维定式、审美心理、价值取向、风情民俗以及阅读习惯的影响，在传播力的诸多因素中，又增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译介。它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法、译介受众与译介效果。也就是说，受语言壁垒、中外文化差异和阅读欣赏习惯这样三大差异的制约，译介成为决定中国文学“走出去”传播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如果说，一般意义上文学传播力的产生，以内容为王，以营销策划和拓宽发行渠道为两翼，那么，作为“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传播力而言，则是以原创作品的内容为根基，以作品的译介为主体，以消除文化差异和市场推介为两翼。这是一般性文学传播力与对外文学传播力的不同之处、也是区别之所在。

那么，就当下说来，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如何？用一句话概括说来，已“迈向了‘可持续输出’”[2]的新阶段。其标志为：近五年来，从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从现实题材到科幻题材，中国作家或登上世界文坛的最高领奖台，或作品打入欧美主流文学市场。具体说来：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奖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又摘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童话奖……如此，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有多个奖项在世界文坛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成为全球性文学最高奖项的“中国第一人”。而国人之所以频频获得国际性大奖，其前提在于作品的海外传播获得认同进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初始性、基础性的第一步。

回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程，早在清末就开始了。“1830年第一个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片段的西方人，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约翰·弗朗塞思·戴维思。”[3]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对这部经典名著由翻译进而展开深入研究，其翻译或研究状况已记载于“法国1885至1902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4]。进入20世纪，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循序渐进地得到传播：1926年，由美籍华人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作为五四新文学最早被英译的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1953至1990年，被学者称为鲁迅“翻译与研究的渐进期”，英译几乎涵盖了鲁迅作品所有的题材与体裁；2009年，以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蓝诗玲翻译的鲁迅小说全译本由英国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出版为标志，历经83年，鲁迅作品终于打开英美主流市场[5]。再看当代文学，继莫言获得诺奖之后，2014年，麦家的《解密》英译本在欧美21个英语国家同步登陆，并创下中国当代文学英语世界的最高销售纪录；在有着“欧洲首都”之誉的布鲁塞尔，余华的《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被摆上中心书店的醒目位置，并且《活着》还被排成话剧，登上了德国的戏剧舞台……所有这些，无不有力地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可谓硕果累累，也是清末、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无可比拟的。正如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童话奖之后所谈：“莫言得奖告诉我们，中国最好的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文学。”[2]可以说，中国文学已经登上了世界文学之巅！

然而，在看到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我们所存在的缺憾，就传播力说来，“西强我弱”的态势，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美国当今最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接受我国学者采访时谈道：“在我的课上我曾经说过，如果到中国的校园提问海明威是谁，每一个学生都知道；但是如果到美国校园提问鲁迅是谁，没有一个学生知道。”[6]如此文化失衡的背后，考量了我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力。

不仅如此，被戏称为莫言“御用”翻译、有着当代西方首席汉英翻译家之誉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认为：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决不可因此就断言他国读者必然喜欢中国文学，毕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没有受到普遍欢迎”[7]。而像余华作品那样以显赫位置在异域书店隆重推出，像麦家作品那样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公共汽车上，张贴着“MAI JIA”广告、产生轰动效应的，可谓凤毛麟角。

所有这些，正如我国学者所作的中肯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远低于我们的预期”[8]。那么，缘于什么造成这种“中译外”远远低于“外译中”的被动局面？或者说，阻滞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瓶颈在哪里？

二、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阻碍因素分析

在作家曹文轩看来，在英、法、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版界，都没有“走出去”这一命题，它们所出版的文学作品不会为国际市场发愁。原因在于，中国即是它们可观的大市场。所以说，“走出去是一个中国命题。提出这一命题，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出版尚处于弱势”[9]。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在看到弱势的同时，还必须找到造成弱势的原因所在。

1.作品缺少中国气派。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引领与感召意义，它促使作家进行深入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也是作家的责任与担当。然而，有的思考则值得斟酌，甚至说步入了误区。例如，作家贾平凹就认为：西方的作品有一种“现代意识”，而“咱的作品老升腾不起来，没有翅膀，就缺乏这些”。他进而认为，“现代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思考什么，你得追寻那个东西”[10]。就此，有学者评述道：“文学究竟应该是‘我’在想什么，还是努力去琢磨‘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這竟然成了一个问题。”[11]在笔者看来，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它首先必须是中国的，是“我”的，如果亦步亦趋，揣摩大多数人所谓的“现代意识”，以此“和西方接轨”，只能是适得其反，既违背了艺术规律，也难以实现“走出去”的初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阻碍因素，首要的绝非是缺乏现代意识，而是作品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就此，葛浩文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12]。就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罗流沙也认为：“那种过分倚重西方文学范式，而不彰显中华文化历史底蕴与优良传统的文学作品，难以在俄罗斯产生多大的影响力。”[7]这里的“自己的声音”“中华文化历史底蕴”无不告诉我们，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该是多么重要和必要啊！

2.文化差异影响受众认同。应该看到，翻译家的译介过程，是一个语言的转换过程，也是消除文化差异的过程。就此，葛浩文曾引用美籍华裔翻译家欧阳桢的话作以阐释：“译者必须让先前陌生之事物为人熟悉，并把源语描述之事融入译入语的体验之中……翻译要‘言之成理’，就必须以大家熟悉的方式观照陌生的体验，必须在文本中消除异域之面纱”[13]。所谓“消除异域之面纱”，即消除文化之差异，使译入语在尊重源语描述之内涵的同时，其新的语言描述要与译入语受众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相契合。实践证明，这种消除与契合，决定着翻译作品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各自翻译的《红楼梦》120回英译本了。两部全译本各有特色，呈现不同的文本风格，但也各自存在着缺憾：霍译本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最好，译本达到英文母语小说的境界，所以，在英美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由于过分屈从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中国民间信仰不够尊重，将儒释道三教改为基督教”，而成为最大硬伤；而杨译本“最为严谨，最为接近原貌”，加之杨宪益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高，所以，杨戴本的错误率大大低于霍氏本”，其“弱点是过于严谨，过于缜密，小说翻译的文艺性弱，影响了这个译著的海外流行”[14]。这是两部全译本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实事求是地说，杨戴的译本在国内翻译界是有口皆碑的，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却逊色于霍译本？原因在于外籍本土翻译家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时空优势以及包括谙熟本土受众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在内的文化优势。由此说来，如何“消除异域之面纱”，使之在译入语国度赢得更广泛的受众认同，则成为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之关键环节。

3.中外文论交流失衡。美国汉学家白睿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坛非常丰富多彩，有很多经典作品，很可惜的是那么多经典没有翻译到国外，没有得到海外的认可。这不是因为作品不好，而是因为海外视角还没有关注到它，作品还没有被开发。”[6]何以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原因在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滞后于文学创作。新时期近40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而文学理论研究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受此影响，无论是国内翻译家，还是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只能局限于作品领域，理论与批评几乎无人涉猎。对此，早在20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论选》的序言中就曾作出回顾与反思：“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论著传入西方”[15]，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与此相反，伴随西方文学作品的引进与输入，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流派也源源不断地被译介到我国，然而，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坛上几乎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缺少理论引领与理论支撑，较之发达国家势必导致文学传播力的失衡。并且，“海外为数极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作品也让我们体会到，没有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中国文学并不完善，没有理论介入和文学批评推介的中国文学作品也难以在英语世界获得深入的接受”[8]。

4.忽视译后推介功能。新世纪之初，具体地说来，自2002年国家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关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文学图书的版权贸易逆差、为海外受众欢迎的题材、文学创作方法与受众的审美心理、作品的翻译与“信达雅”的实现，即从贸易学、策划学、创造学、文艺学、翻译学、传播学等不同视域，进行规律性总结与探索，为“走出去”助力加油、提供智囊。这些本无可厚非，然而，在“走出去”的末端，我们却研究不够。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按照关世杰教授的传播过程分解，我们重视了资源力、传播力的研究，却往往忽略了对如何产生吸引力的关注与研究。海外文学传播的吸引力，是通过“走出去”的外在表现之后，实现“走进去”不可多得的潜在力量。这就涉及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认同与接受了。这既是传播的主旨，也是传播的归宿。而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翻译之后的对话与推介功能不可或缺。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走出去”、并以获得诺奖为标志而“走进去”，除了作家本人原创力的驱动、葛浩文翻译力的使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推介功能发挥了作用。有学者就莫言作品的序跋在海外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这主要表现在“对域外读者的价值引导与审美培养、对作品的信息传递与互文对照、对作者的自我诠释与形象塑造”这样三个方面，由此可见，“序跋是作者、译者、读者、出版社、评论者之间诠释与接受的重要载体”[16]，进而成为传播主体与客体顺畅对话的媒介。可见，“酒香也怕巷子深”，更何况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要为他民族的受众所欣赏、所领悟、所认同、所接受了，特别是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说来“西强我弱”的态势下，让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产生吸引力与影响力，我们还任重道远。

三、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基本策略

当下，中国文学正行进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上。用作家刘震云的话说：“中国文学虽然还没有真正走向世界，但世界已走向了中国。”[17]从宏观上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令世界瞩目，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与实施，使国际社会以及有识之士，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当代中国的“知识渴求”、学习现代汉语的文化渴求以及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机遇渴求”与日俱增。而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熟悉和了解中国文化，是海外受众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动机之一，由此说来，“世界已走向了中国”，又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了最佳的机遇期。那么，在当下，为了消除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力的阻碍因素，我们应实施哪些策略？

1.独树一帜的策略。中国作家的原创作品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资源力的体现。关于中国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一些汉学家从各自的视域出发，给出了“主体缺乏全球视域”“作家沉溺于冗长写作”“疏于对人物心灵探索”[7]等不同的意见。然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白睿文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觉得一个好作家不应该去附合某一个市场或者某些读者的口味去写作。好的作家就是凭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对文学的敏感性，去创作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6]我国学者在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选材时也主张，“坚持文学品格为第一要义”。这里的“创作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恰恰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所在，它既彰显了文学的内在规律，也突出了文学品格质的规定性。因此，就作家的文学创作说来，要“讲好中国故事”，并讲得愈来愈精彩，必须实施独树一帜的策略。所谓独树一帜，即在文学创造、创新的道路上，作家要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在保持本国文化底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对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揭示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進程中，基于人类对真、善、美共同追求的普遍性、又不为其他国家与民族所有与所知的生活特质，从而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抒写动人的中国华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18]所以，独树一帜的作品，是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也是国际传播资源力无可比拟的作品。

2.优势互补的策略。从《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分析中可知，无论是海外汉学家还是国内翻译家，其译作都有瑕疵。翻译作为语言的创造性转换，在消除文化差异、赢得受众认同上，可谓处于关键之关键位置。对此，葛浩文也深有感触：“译者的困难始于语言。译者应谙熟至少两种语言：源语与译入语，后者最好是其母语。如果要区分这两种语言的偏好类型，不妨这样说：译者应能熟练地阐释源语及其文化，并能用译入语自如地表达。”[13]那么，怎样实现源语的顺利转换，流畅地阐释源语及其文化？就此，香港“《译丛》丛书”40年来的成功运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译介主体的编译者群体由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组成，不仅有中国翻译家的参与，还有汉学家的通力合作，“既可以保证对原作的深入理解，又可以在译语语言表达上更加贴近读者的母语习惯”。如此，“在中西译者的汉外语言文化水平高超、文学鉴赏力完备的基础上，以双语转换为纽带”[19]，中国译者以其雄厚的文化底蕴译出了作品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外国译者又以母语优势保证译入语的作品为受众所欣赏。如此中外合译、密切协作，收到了相融相谐、尽善尽美的译介效果。可见，卓有成效地进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实施优势互补策略，构建中外译者合作机制不失为最佳选择，它既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作品的中国元素，又摘下了“异域之面纱”，有效地消除了文化差异，也必将极大地促进受众的认同与接受。

3.学理支撑的策略。必须看到，由于中外文论交流的失衡，使我们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上相应地丧失了话语权，这种“无语”或“失语”状态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效率与效果，加之中西文化背景、历史传承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海外存在着各种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文化的认识偏颇，致使对中国文学误读、误解的现象时有发生。基于此，迫切需要我们加大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研究力度，并调整视角，有针对性地、进行引领性地开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文学批评。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同步输出、同步传播。此外，为了进一步扭转“无语”或“失语”的局面，中国学者应积极主动地融入外译文学作品的选择工作中来，用中国文学的理论造诣与理论建树引导作品选择。如此，践行学理支撑的策略，在国内文学批评领域，不仅形成了我们的译介指导思想，而且“在与他国互学、互动、互证、互鉴的过程中，建构起中国文论、批评独特的话语体系与操作范式”[7]，保证中国文学“走出去”既不裸露阴暗或制造怪异迎合西方，又有效地消解了中外文学之间的误读误解与矛盾冲突。我们拥有了自己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而不是受制于人，才能提升我们的传播力，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领域游刃有余。

4.勠力推介的策略。勠者，并也。所谓勠力，齐心合力。这是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过翻译阶段之后，通过齐心合力地推介，为广大受众所了解、所熟悉的过程，也是传播力发挥作用的终端。实践表明，某位作家的作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国际，仅仅是“走出去”，而若要走进去，真正为受众认同与接受，即“落地生根”、乃至为受众如数家珍，勠力推介的策略不容忽视。一般说来，一部作品走近异域他乡的受众，是通过原创者、译著者、出版者、评论者通过图书的序与跋、讲坛报告、签名售书、广告宣传、媒体访谈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针对特定受众群体，也是作家自介、译者述介、学者评介和媒体人的创意推介的相互配合的结果。此外，持续推荐和创新推介两种形式，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前者如《西游记》：据学者考证，“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从1930年开始介绍海伦·M·海斯的译本《佛教徒的天路历程》到2015年的儿童栏目剧《猴王：一个中国故事》，共组织了35篇报道来推介西游故事”[20]。可以说，85年间，从传教士传播到儿童剧传播，根据不同代际的受众以及作品的形式转换，与时俱进、实时推介，则收到常推常新的传播效果。后者如歌剧《红楼梦》在美国的火爆上演。据《光明日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经过一批美籍华裔艺术家的多年努力和大胆创新，中国经典文学巨著《红楼梦》成功地以英文版歌剧的形式现身美国第二大歌剧院——旧金山歌剧院的舞台。9月10日至9月29日，该剧公演6场”，“上座率高达97%，部分场次出售站票”[21]。可以说，这种以中西结合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收到了引人入胜的传播效果，它势必将有力地促进文学图书的传播与销售。总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它的终端推介，在创造良好的汉学环境的基础上，要鼓励汉学家、作家、留学生、外籍华裔学者、媒体记者、外交官以及孔子学院中方教师、驻外企业家踊跃参与进来。人人参与，勠力同心，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传播，就会取得实效而愈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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