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传播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扎根于定量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传播学，但其理论的缘起却远非传播学四大先驱所能穷极。
第一篇：传播学论文范文
传播学的本土化传播学的本土化
传播是基本的社会现象。尽管人类对作为社会存在基本条件之一的传播活动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思考，但真正的传播学学科则形成于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的美国。其间，传播学“四大先驱”即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卢因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对传播学的理论学说、体系架构和学科萌生产生了直接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被推崇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的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施拉姆，则建立了最早的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基地，培养了一批热爱传播学的后起之秀，出版了一系列广为流传的传播学著作，“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194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大众传播学》，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问世的《人类传播概论》，标志着传播学基本体系的初步形成，并流播世界各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施拉姆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介绍传播学，直接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几乎与施拉姆的中国之行相呼应，传播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既“随遇而安”，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场的特质与规约，又“攻城略地”，吸纳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科的优势，不断拓展与前行。2002年由田中阳主编的“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就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决定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本土化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传播学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服务。”因为“本土现实文化始终是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中心或内核，而传统文化则早已渗透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接纳外来文化的母体。故异质文化要进入某个民族的文化场，必须接受‘改造’，使之能与这个文化场相融合。这就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独有的伦理型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包括传播等各个方面，人际观念的不平等导致传播观念的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传播关系的不平等；中国的封建积习深重，形成了不利于传播学发展的社会机制，比如对受众地位的忽视导致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走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对信息反馈的极其漠视使社会决策系统经常性地陷于失控的“偏瘫”、“截瘫”或“全瘫”；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权力寻租，包括官媒合一、官媒勾结及官商媒共谋等，都为传播学的植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基于此，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较之西欧与日本，其难度大得多。
从“传播学研究丛书”的“主编导言”确立基本思路与理念开始，田中阳先生就一直执著于构建本土化的中国传播学，到五十万言的《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一书出版，则将思维系于“话语”这一关键词，以二十世纪百年时间为跨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报刊话语互动互应的嬗演关系中，对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进行了话语创变和理论实验，是本土化传播学的一项突显成果。
读完《蜕变的尴尬》一书，领略中国百年报刊的无限风光，感受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之互动互应关系，体验中国传播的深沉蕴含，悟思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环境下传播学发展的艰辛，更知该书对中国本土化传播学建设的意义与作者“磨剑”之不易！传播是社会的传导神经和雷达系统，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体现，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不止是信息的流通，乃是决定一个民族性格和命运的陶炼方式；“对话”的不同方式决定着不同民族的历史本质，尘封的报刊文字就是历史舞台上各种“喉舌”的声音的活化石。把准中国百年报刊复杂多样的话语系统及其特质，探寻现代化与之互动嬗演的关系，就必须百年报刊走一遭，同各种人物对话，与不同记者编辑交流，让新闻事件变得鲜活，使历史舞台重新敞亮，聆听其歌哭与呐喊，在百年话语空间与精神表达中过滤、凝练、提升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为此，田中阳先生集几年的报海“瓢饮”之取，连书房也变成了“报池”、“报湖”，比如《申报》，从1895年到1949年终刊，有五十四年；天津《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翻到1949年也有四十七年；长沙《大公报》从1915年创刊翻到1927年它被查封，有十二年……或数码相机拍，或复印、摘录，其间做了数千张卡片，复印上万张报刊材料，光《新青年》就至少翻阅五遍，做了数百张卡片……因为浩如烟海的报刊话语正蕴含着中国本土化传播学的主体内容。
《蜕变的尴尬》并非单纯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因为紧密联系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背景宏阔、史料杂多、主旨庞大，要以史料为依据来布局问题域，必须有合乎规律的入思方式和逻辑框架，把散于无边的史料之海又具内在联系的报刊话语文本，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范畴化处理，把人物、事件、话语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和作者自身的感受类型化，从中提取“科学”、“民主”、“民族”、“喉舌”、“反馈”、“客里空”等关键范畴，组成体系之网的关节点。
《蜕变的尴尬》从报刊文本和话语传播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挖掘其“元历史”，返回话语现场，采用叙事史忠实于话语文本的方法，从中探寻中国本土化传播的特质与源流。“‘赛先生’功盖百年”，《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赛先生的中心讲坛，不遗余力地宣讲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以其独到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中国文化树立新的参照和“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革新精神，其有形和无形的话语构成了纯粹的经典文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参照。与《新青年》相呼应，湖南《大公报》作为地方报刊的代表，以其世界意识、现代品格和对科学民主执着不渝的追求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传播方式。从百年报刊科学话语的演进，可以看到“科学从书生的言说变成富国强民的战略大计，变成亿万中国人民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轨迹……但‘疗愚’的这条线却波折起伏，极为坎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九十年代伪科学长达二十年的泛滥，都是愚昧的充分展现，而报刊却成了愚昧话语的积极传播者，这表现了百年报刊科学话语蜕变的尴尬，百年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从百年报刊话语中科学与封建迷信、伪科学的交锋，极左思潮的反科学性对当代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等，均能透析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的深层关系，窥视中国传播的内在症候。
由于“中国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常常会把话语权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而“新的话语体系的营建是建设新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新的话语体系不能建立起来，新的社会就如沙滩建塔”，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旦高度集中，现代化就成为遥远的梦想，就会导致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愈来愈简单、幼稚和粗俗。这种不正常的话语环境，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全盘性反传统”、“五四”、“文革十年”等典型的历史写真与话语表达，都显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报刊话语受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制约的规律。《蜕变的尴尬》通过对百年讨“逆”的报刊话语的审视，分析了报刊话语嬗变中“德先生艰难百年”的历史状况，认为“百年讨‘逆’”，“实际上就是百年中封建专制向民主的讨伐，它与数千年专制统治者向‘愚民’、‘庸众’的讨逆，在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标准、运作方式等方面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建设的艰难性和极其重要性”。而上海《新闻记者》从2001年始连续进行了五年的全国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活动，更是耐人寻味。从解放区那场严肃、阳刚、有规模的反“客里空”运动，到今天的“假新闻”评选，本身就是一种追问：为什么新世纪之初“客里空”幽灵不死？反馈是百年中国报刊传播的“生命通道”，而从中共报刊发展、中国报刊的编读关系等具体问题，可以看出这正是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薄弱环节。1956年7月1日和197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分别登出了一篇读者来信，“这两篇属于读者的‘信息反馈’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当代党的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机，是党的报刊办得最有活力的阶段。可以说，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党的报刊的编读关系才可能融洽，才会真正把读者反馈视为党的报刊生存和发展的‘生命通道’，视为党的报刊的‘维他命’，而把‘报阀’的作风从根子上铲除掉”。这是一种粘连于史料之中的深刻省思，也足以说明本土化的传播学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中寻找自身的立足点。
作者：伍曦文
第二篇：重返传播学的起源—《传播学史》的启示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扎根于定量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传播学，但其理论的缘起却远非传播学四大先驱所能穷极。一位身处美国传播学研究核心位置，并与传播学理论发展的步伐紧密相关的学者，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自身的理论修养，为传播学的入门者和研究者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图景，罗杰斯以其客观求真的治学态度，本着对于真理的那份赤诚的不掺杂一丝水分的热爱，摒弃了所谓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这幅图景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发自内心的认同，几乎成为任何一个传播学研究者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理论脉络的基本出发点。
这种认同的背后，反映出当下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学术取向，即在行政研究主导的传播学学科体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学者们开始重新回归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起源，沿着传播学理论的源泉，关注当下的理论命题，重塑传播学学科理论的新框架。
该书被概括为：一个起源、两种视角、三大学派和三大理论起源、四大先驱，当然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本人的学术成长历程更是给予开头和结尾两大章节的笔墨加以追述。
一个起源，是指传播学研究的欧洲起源。作者以19世纪的三大智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及欧洲历经中世纪和近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科类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大学模式，成为美国教育、科研的范本，所形成的机制与思想，作为整个传播学的起源。而这三位智者的三种理论，通过复杂的传承关系，最终又通过四大先驱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以及其本身的理论魅力，成就了三种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寄身之地。这三中理论的起源，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即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非语言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及对于后来群体生态学者秉持的基本观点都影响深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采用的方法及其所开创的理论成为认知理论的缘起，拉斯维尔宣传研究和霍夫兰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间接影响，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一起，为推进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卡尔-马克思的批判视角则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崭新的土壤，今天轰轰烈烈开展的批判研究，其最终的始祖正是马克思，其理论的影响力在今天已经扩展到欧洲、北美、南美及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各个角落，并以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和尖锐的批判态度成为行政研究的有力补充，为传播理论的发展不断注入着鲜活的生命力。
这里的三大学派，是指根植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崛起于美国本土的芝加哥学派，和一时独领风骚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显然，这种宽广的理论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态度，本身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旧有束缚，在当时及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而言，是一种伟大的解放。
在这其中，本书最令人期待的部分在于对于批判学派的追溯，尽管其中不乏对于社会主义及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回避和本能排斥，但这在当时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无疑是异常难得的了。缘起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拷问媒介霸权的M-霍克海默、关注权威人格的T-阿多诺、L-洛文塔尔和反思媒介工业实质及影响的H-马尔库塞为核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批判学者，其中包括E-弗洛姆、W-本雅明、J-哈贝马斯等在当代的理论研究中启发性意义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而其在拉美学者中以A-马特拉特和H-希勒为代表，对于当今的传媒格局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后果做出了深入而犀利的批判分析，这些伟大的学者及其所发展出的一种视野宏观、方法上追求去实证化、对媒介现象及媒介体制持犀利的批判态度的风格，都成为当今的传播学研究中两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极。
而本书最为动人的章节莫过于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阐述。作者开头就直抒胸臆，在与如雷贯耳的哈佛和耶鲁的对比中，作者给予芝加哥学派以莫大的荣誉，称它超越于前两所大学而“既有学派，又有思想”。伴随欧洲知识分子及大学模式向美国的迁移，20世纪新兴学科的兴起，芝加哥大学及其旗下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一度发展壮大为世界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和领航者，而其理论研究着眼于将传播看做社会关系的本质的出发点，又使得整个学派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欧洲社会学鼻祖乔治-西梅尔为导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芝加哥社会学系聚集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并催生了系统而复杂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其中，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A-斯穆尔，到发展出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理论的第二任系主任帕克，到将实证主义发扬到家喻户晓的教育家、方法论者、社会学者杜威，再到研究人际交流而创立符号互动理论的G-H-米德，在斯穆尔接任第三任系主任并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发扬光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真正的传播学理论的开创者。在今天当我们开始讲求学术独立，去意识形态化以及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学科价值和前景备受怀疑的时刻，重新反思芝加哥学派以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的视角，也许对于重塑传播学的学术视野、框架和方法而言，都有积极的价值。
对于研究交往传播机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本书追溯了其以G-贝特森为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学者和以D-杰克逊为代表的精神研究所的学者特别是P-沃茨拉维克等构成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群体。该学派主要围绕人类精神在于与他人关系之中的命题，形成了“精神生态学”的论题。然而，由于在美国本土的学术氛围中遭受的误解及其本身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使得该学派的理论尽管成果斐然但在美国本土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将浓墨诉诸于传播学四大先驱。
拉斯维尔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在于宣传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内容分析方法的创建性作用，其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社会科学的伟大洞见，及其在政策学领域的贡献对传播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拉扎斯菲尔德，方法学者的代表，使传播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两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野变得鲜明也开始走向结合，创建小组访谈法、三角策略，以及将实地调查、民意测验等方法引入传播学，被称作是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制造者”。同时，他所开创的媒介效果研究的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其广播研究项目及伊里调查， “两级传播”、“舆论领袖”、“既有政治倾向指数”及“有限效果理论”直接被传播学初期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开创了后人研究的路径基础。
卢因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却是根本性的。他将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引入传播学，使得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面前彰显自身的科学性；他在社会学领域开创的群体动力学和场论成为传播学基础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率先提出“把关人”概念，成为控制分析在微观视角的奠基性理论。
霍夫兰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说服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在传播的效果研究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霍夫兰所开创的传播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测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强调实验中采用定量统计的同时，他也强调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具洞察力。
在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其走向科学化的历程中，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也是重要的一步，而罗杰斯正好见证并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即传播学对于信息论和控制论理论的借鉴及这两种理论对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作者在人物生平的勾画中，让我们了解了香农和维纳在理论创建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最后，在本书的开头和结尾，作者用整整两章的篇幅，在读者打眼看去，还以为整本书在写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发展。而事实上，想必作者这样安排也可谓良苦用心。因为，在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并在社会科学的百花丛中傲首绽放的过程中，施拉姆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传播学之父”的美名也是名副其实。他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大学中创立起以“传播学”命名之学科领域，亲手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学位；矢志不移地创建以传播命名的研究机构，既催生了传播学的基础性理论，也为传播学界培养了第一批领军人物；著书立说，将传播学的学科架构建立起来。尽管其研究深受当时社会现实的束缚，特别是在控制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在方法上将定量研究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人，在整个传播学的历程中，他的美名将永载史册。
读史可以使人明志。重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完善自身学科认知、寻找自身学术定位的过程。相信每一个读者每一次走过罗杰斯，走过传播学史的时候，内心被作者的笔触所打动的时候，油然而生的执着之情和钦佩之意，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鞭策自己，毅然前行。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作者：左登基
第三篇：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视阈下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
【内容摘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全新的技术集群构成了智能媒体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泛媒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重构了媒介产业的产品模式和产业生态，并催生出了一门全新的计算传播学。本文总结、抽象、提炼出一整套有关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传播学领域的量化研究思想和工具更充分地融入到质化研究的流程和细节中，实现传播艺术与传播科学的更好融合。
【关键词】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媒介产业；物联网
智能媒体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分析并预测用户场景化的媒介需求，这将推动着媒介内容生产从即时响应向预测需求的进一步转变，进而激活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内容消费市场。由于用户本身被深刻地洞察了，因此这样的媒介生产、集成、分发和消费必然是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计算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智能传播意味着内容提供者将不再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而是努力实现场景、用户和内容三者之间的完美匹配。传播技术进化的这种新方向不但重构着媒介产业本身的竞争格局，而且催生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计算传播学。
一、传播技术经济史演进中的范式变迁
每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曰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意味着旧有规则发生了变化，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很多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甚至推倒重构。
（一）传播技术在范式变迁中的基础作用
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包括基础设施、关键要素、技术集群、软件程序、思维方式、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同类型“工具”共同改变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行为主体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沿着库恩提出的“范式”和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的理念和逻辑，佩雷丝将这套同类型工具得以扩散的主要载体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都使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①按照佩蕾丝的理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范式变迁，而这将是一个持续约五六十年的升级过程，它又分为不同阶段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每次范式变迁的过程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佩蕾丝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印刷术、广播、电话、计算机乃至手机等传播技术在技术革命以及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基础角色。她认为，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它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进一步地，她将18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的这段历史划分为5个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时段：产业革命时代；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及信息和远程通信的时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组织模式无法应付或充分利用全新的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这就使得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也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二）物联网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杰米里·里夫金同样发掘了库恩留下的“范式”遗产，库恩将范式描述为“信仰和认知的一组系统”，里夫金认为正是这组系统“建立了统一而协同的世界观，其威力在于它几乎囊括了一切现实。一旦范式成立，那么很难（甚至不可能）质疑它反映自然规律的核心假设。但这种从不质疑的接受和对其他观念的视而不见使矛盾的逻辑逐渐堆积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是该范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够解释不规则现象和新发展的綜合性新范式”。②里夫金用范式转换的概念来对应佩蕾丝的范式变迁，我们不能推断里夫金是否受到了佩蕾丝的启示，但无论是偶然、巧合还是借鉴，里夫金同样对信息传播技术在范式转换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高度。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总之，这三种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但与佩蕾丝不同的是，里夫金将上述那段历史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范式，蒸汽、印刷、电报、铁路系统、煤炭资源等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供电、电话、广播、电视、廉价石油、公路系统、内燃机车等相互融合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无处不在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自动化的物流和交通互联网共同构成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这一超级网络就是正在快速形成中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事实上，物联网的形成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在未来20年将会有数以百万亿计的智能芯片和传感器以近乎为零的成本接入到物联网中。加速变化的技术创新、急剧降低的经济成本、不断完善的移动通信和云端计算能力，以及全球核心国家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都将这一全新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向了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和全球经济的舞台中央。智能芯片、传感器、自动化、网络链接、大数据、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以越来越低的成本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物体中，使它们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信息交互功能与媒介传播属性。在未来，几乎我们能使用到的所有物品都将会链接到物联网中，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物联网这样一个超级智能媒介，我们可以借助自己周围的任何一个智能媒体节点与接入其中的任何其他智能节点直接互动，而无需像过去那样通过层层的中间转达环节。这将会是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每次重大的范式转换都是核心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变革，而使基础设施发生变革的则是新的媒介传播体系、能源动力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融合进化。在这次范式转换过程中，三大基础网络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智能物联网，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三）从口头语言传播范式到智能媒体传播范式
事实上，与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或者里夫金的三次工业革命范式转换相似的，媒介传播领域也同样因为传播技术的演进而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就是从建立在印刷技术和广播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播范式向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能传播范式的变迁，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活更多要素之后形成的物联网恰恰正是新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设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而来的，不仅仅是传播模式和传媒产业的全面改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刻地影响了当前社会的流行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凯文·凯利注意到了传播范式转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文化都是围绕着言语的。大约五百年前，科技推翻了言语，1440年古登堡发明了金属制成的活字，将写作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新闻、科学、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美国的成功依赖于较高水平的识字率，依赖于强大的自由媒体，依赖于对（书面规定的）法律的忠诚，依赖于遍布全国的通用语言，我们变成了书籍之民。但今天，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现在成了屏幕之民。”③针对从以口语为中心向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播范式转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前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里亚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在于人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与作为人类本身心智功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从文字开始，一个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由抽象传播主导的世界开始建构起来了。从文字印刷到广播、电视的范式转换同样意义重大，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极尽溢美之词地称颂了彼时正在兴起的新范式，“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④然而，事实上，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同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书籍和报纸遵循了相似的线性化、单向化、中心化的传播逻辑。麦克卢汉预言的所谓“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即用户高度参与、即时会话、充分互动的伊甸园，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媒介所构建的“电子世界”成为现实。但麦克卢汉之所以仍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是因为这一预言使得他反而更像是凯文·凯利所提到的“屏幕之民”们今天所处的“比特世界”的先知。事实上，每出现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作为万事万物所存在的信息本质和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数字化的比特开启了一个建立在物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全新的智能传播范式，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不亚于文字技术对传播逻辑的改造。
二、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之所以称之为智能传播范式，是因为我们正在通过物联网技术集群将所有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智能化和媒介化，一切被植入智能组件的普通事物都将具备某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属性，在这场全新的技术革命驱动下，我们的传播模式和日常行为将被彻底地改变。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从既有传播范式的框架来看待并理解新的范式，好让它能够适应既有范式，但是这样做反而恰恰会让我们曲解新范式，甚至会迷失在新旧范式的交错纠葛之中。因此，为了避免路径依赖对我们的愚弄，我们应该跳出既有的大众传播范式来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巨变。当然，新的范式并不会彻底抛弃旧范式的所有要素，而是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旧范式的精髓发生融合，最典型的媒介融合进程就是例证，但是这种融合后的新范式已经迥异于旧范式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新范式也极大程度地冲击甚至摧毁了旧范式，正如数字内容产业对音乐、出版、广播、广告等传统内容产业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总体来看，智能传播范式有以下几个主要表现。
（一）智能网络
严格地说，当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环境甚至都还算不上真正的智能网络，或者说它只是我们迈向智能网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搜索引擎是当前互联网世界的重要入口，它從技术的角度定义了我们可以搜索到的一切超级链接。但事实上，数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和信息我们却无法通过当前的搜索引擎访问到，例如，优酷网上用户上传的一段视频，微信朋友圈中用户分享的一张图片等，当前的搜索引擎都无能为力。但未来，物联网将会把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超级智能网络，这个网络不但会延伸到各个物理维度的人工设备或自然存在等实体当中去，它还会延伸进时空维度中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网络将无所不在、永远开启、随时待命。接入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或设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智能、更加依赖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以及整个网络，整个网络则更像一种有生命的生态系统，节点之间、节点与网络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协同进化、快速迭代的共生关系，网络与节点随着时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程序，升级自身的功能。可以说，物联网总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加速变化中，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整个网络向更高层次的智能迈进。之所以说网络是智能的，因为它在记录了用户所有日常数据和信息之后，总是试图预测用户接下来的意图或行为，并根据特定场景向用户推荐最完美的信息解决方案，可以说，网络智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泛在的智能。而当前的互联网，还只是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网络雏形的雏形、开端的开端，真正的智能网络正在酝酿之中，但网络世界遵循的是指数型加速进化的特征，因此，未来的智能网络距离当前的现实世界并不遥远。
（二）智能节点
把智能植入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事物中去将会使它们都成为超级智能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当几乎从前的所有普通事物都变成智能节点的时候，智能化将使它们变得更加新奇、不同和有趣，而我们的整个世界将被彻底颠覆，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智能节点与智能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真正的智能媒体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节点设备中，而是会诞生于智能网络这个由数以亿计甚至万亿计的智能节点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超级组织之中。没有海量智能节点的链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智能网络，没有接入智能网络的智能节点也将会由于无法快速聪明地学习而彻底丧失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智能媒体不同于以往出现的任何媒体类型，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智能节点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但却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分布式地通过每个智能节点获取更高级的智能，而同时也提升每个节点的智能水平。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智能设备只是微观层面上可以定义的智能媒体，或者说它们只是更宏大的超级智能媒体的冰山一角。
（三）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客观上要求我们掌握丰富的、多元的、海量的用户数据，智能媒体近些年来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而带来的对用户洞察能力的提升，从而一步步地强化了媒体的学习能力和智能程度。例如，脸谱网利用当前互联网所产生的大数据，并通过优化算法能够使自身的系统在“看”过一个人的照片之后快速从数10亿照片中准确地挑选出此人的照片，这种智能分析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毋庸置疑，人类的头脑并不擅长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的超级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创造的智能媒体能够通过不同的思考方式弥补人类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能媒体的思维方式在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一定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强、更深刻，而是意味着它能够分析人类无法分析的数据，思考人类无法思考的事情，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传统媒体时代的决策和判断很多时候是基于主观价值标准，智能媒体时代我们将会越来越依靠客观和智能的数据分析来支撑我们的判断，与数据打交道将会成为传媒领域的一项新技能，数据分析将会植入到任何一家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基因中去，从而改变媒介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
（四）智能产消
这场新范式革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互动方式和参与方式，这种互动方式不仅仅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且创造了全新的人机互动、万物互联、机器协同的互动方式，并正在重塑当前的社会文化。那些捍卫旧有范式的媒介专家曾经一度坚持认为受众只会被动地消费内容而不会主动地创造内容，美国传媒巨头ABC甚至将受众比喻为一群“坐在沙发上的马铃薯”。网络时代的用户们所创造出的内容景观却很好地回應了这种谬论，今天的用户们通过书写微博、分享图片、拍摄视频、分类信息、更新新闻、评论商品、管理社区等方式创造并生成了互联网上的绝大部分内容，而只有小部分内容是通过专业机构创造出来的。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的用户们所做的这些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情是旧范式下只有报社、电台、电视台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这种对内容创作与信息传播的原始冲动、创作激情以及网络责任已经扭转了传媒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在将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的开放创作和互动传播氛围稳步转化为整个智能媒体网络的主流价值理念。腾讯、谷歌、脸书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介机构和平台型企业都已经通过开放API的方式鼓励用户参与到内容或产品的研发、生产、传播或营销等环节了。这样，传统媒体之前自上而下的等级架构逐步向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的超级智能媒体的网络架构转变，同时，中心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向去中心化的网络机制过渡，这些已经成为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方面最主要的演化进程。
三、计算能力成为智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根本上讲，智能媒体是在数据和算法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成为现实的，大数据已经成为智能媒体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各种各样有助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则是其核心驱动力和关键引擎。“新的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的机会”⑤，事实上，正是全新的技术工具赋予了媒介产业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才使我们能够挖掘出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媒介用户。
（一）算法推动媒介进化
智能媒体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优化算法、改进功能、提升智能，并且其进化速度将会十分惊人，而这种进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智能媒体的核心能力——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随着近乎于免费的、可靠的、无处不在的计算在整个智能网络和所有智能设备背后加速运行，智能媒体也将会以指数型的趋势提升自身的智能水平。例如，谷歌公司平均每天需要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完成上百亿次的搜索和查询，每次的搜索计算都会帮助谷歌实现自我改进，深度强化的机器学习使得它在一次计算中习得的东西能够被很快地运用到下一次的搜索和计算中去，这种对算法的稳步改进将会使谷歌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断完善其智能媒体产品。再如，智能手机设备中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也包含着大量的计算功能，它通过算法优化、智能计算等方式就可以完成过去只有传统笨重的相机镜头才能拍摄出的光圈、聚焦、景深、虚化等效果，这意味着照片不再是被拍摄出来的，而是通过疯狂的视觉智能和算法识别被计算出来的。此外，智能算法更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当越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的时候，这些算法就会变得更加聪明；而当它们变得更加聪明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这样就形成了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强化。既然这些优秀的算法能够带来更好的问答、查询、拍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也能够使得媒体的采访、写作、编辑、传输、营销、洞察、研发、排版、后期、动画、特效等更多的环节变得更加高效和优质。这样，算法将被应用到智能媒体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去，计算能力则成为智能媒体产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重构产业竞争
事实上，计算能力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深入地改变整个媒介产业的竞争格局。在超级智能媒体的生态中，一切与一切相互连接，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揭示越来越多事物的内在本质。以至于在未来的可以预见到的10年或者20年之内，某种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智能眼镜或者智能手表会在极短的瞬间呈现出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的本质信息，而且这种计算能力和智能互动将变得无处不在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像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只是人体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智能手机更像是与我们身体紧密相连的智能“机手”，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它是我们放置在口袋里的拥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微型电脑，借助它，任何人都可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传播影响力，甚至一群新闻爱好者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达到过去那种资深记者们的最高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处在自从现代媒介产业诞生以来的去中心化进程的风口浪尖上，非常便宜而且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则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引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正在分崩离析，并且边界已经消失。超级智能的泛媒介化景观已经初现轮廓，未来的传媒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媒介类型和媒介机构之间的初级竞争，例如，报纸与报纸之间、电视台与电视台之间的竞争，而是打破了所有竞争壁垒的超限竞争和跨界竞争。一个个网红的崛起可能会加快一大批报纸用户量的大跌，而某些已经积累了海量用户群或粉丝群的网络服务平台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媒介内容生产商，任何看似毫不相关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有可能在下一刻成为当前叱咤风云的传媒巨头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四、计算传播学的核心逻辑与主要价值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来实现语境、内容和用户三者的最佳匹配的全新的交叉学科，它可以将海量的数据转变为能诠释行动的人工智能，让我们的媒介系统、供需和基础设施更高效、生产力更高、反应更快，它所引发的范式转换将不仅仅停留在媒介领域，而是会更广泛地影响到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一）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计算传播学
计算能力在重新定义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版图，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全新的软件和硬件打交道，是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项新技能，也是对过去侧重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传受双方、传播模型、策划创意等环节的研究者本身的一个全新拓展。超级智能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具会加快我们的模型思维速度并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极具智慧的数据记录、跟踪和分析手段会加快我们了解媒介产业和舆论动向的速度并改变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是作为研究者认知、探讨和建构传播学本身的手段，但是在过去，它通常是从研究者主观的、质化的视角出发的。今天，当我们把一种全新的智能要素、客观视角和量化思维加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去的时候，传播学正在以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范式去认知、研究和发展。例如，數以10亿计的网民每一秒都在释放出图书馆级别的文字量，一个用户一年中产出的文字量比过去的许多专业作家或者高级记者甚至都要多，如此庞大规模的信息和数据是我们无法用过去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所能应对的，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我们提升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的计算能力。再如，苹果、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厂商已经研究出能够跟踪我们眼球动作的手机屏幕，它不但能够预测我们的眼睛下一秒将会看向屏幕的哪个位置，而且能够知道我们在注意什么、眼睛已经停留了多长时间等状态，并根据读取到的我们的情绪实时作出反应，改变下一秒我们即将看到的内容，这也有赖于计算能力的极大提升。由于这种传播学新的研究思路与产业变革的方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是以计算能力作为其核心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全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或者分支称为“计算传播学”。
（二）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泛媒介化的超级智能媒体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所要面对的媒体类型和媒体数量将会达到有史以来的空前顶点，媒体内容选项的规模将会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级别，而且仍然按照某种与摩尔定律类似的指数型曲线加速增长。但是传播学领域所涉及的用户注意力是固定的，在任何用户有限的数十年人生、短暂的每周7天、每天固定的24小时中，没有哪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这海量的媒介内容。换言之，我们面临的不是像古人那样的信息稀缺问题，而是丰裕所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媒介受众，但是过去研究所涉及到的传播效果测量的模糊性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权威性。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计算传播学所要解决的就是弥补传播学研究在量化方法上过去所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将含糊不清的有效传播向前推进为具化的精准传播，从而在智能传播时代实现用户、场景和内容之间的精准匹配。在这个过程中，计算能力成为传播学研究所必备的核心能力，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手段则是实现我们目的所必须掌握的研究工具。对于用户而言，我们亟须一种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过滤的方法；对于媒介而言，我们则亟须一种能够将内容产品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在最合适的用户终端上面的工具。过去，媒介机构自身以及媒介监管者充当了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为受众过滤掉了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信息。尽管这些方法和工具并未消失，但是在处理未来智能媒体时代急剧增长的信息产品时，这些方法显得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研究出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过滤方法。今天，我们“可以不再通过采样的方式就能够获得海量数据，并且通过较低的成本就能够利用优秀的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处理，发现具体到每一位用户的消费需求和媒介使用习惯”⑥。
注释：
①〔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③〔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3页。
④Marshall Mcluhan，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Playboy interview， March 1969， in Essential Mcluhan， 240。
⑤〔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胡泳、哈丽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⑥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
作者：刘庆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