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思潮分析论文

摘要：早年严复留英期间深受西学熏陶，归国后向国人介绍西学，希冀以西学改造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受进化论的影响，严复政治思想的根基，一是“渐进主义”，二是“自由之调适”。严复的政治思想是提倡渐进改良的方式，启发民智，救国图存，探寻通往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立宪思潮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立宪思潮分析论文 篇1：

晚清时节：立宪与革命的赛跑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狩猎”的清政府发布新政诏书，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痛定思痛。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大折腾之后，终于再次启动政治改革。

对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知识界在经历了1898年政治逆转后久已麻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诏书的意义，只有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不计前嫌，敏锐发现这或许是改变中国的契机。6月7日，梁启超化名“爱国者”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明白提出“预备立宪”的政治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将世界现行政治体制分为三种，即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权力有限，专制政体权力无限。表面上看，无限权力对君主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达到目的，高效神速。其实从实际情形看，不受任何制约的君主，恰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可供缓和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君主伟大；失败了，则由君主承担全部责任。各级官吏都是君主的仆人，只领皇上发给的俸禄，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很不合算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指出，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总统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形态只消耗不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相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将人民与君主截然分为两个对立且不易调和的阶级，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视民众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寇仇。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君主的地位也时刻处在危险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最大的问题。

君主立宪则不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君主虽地位崇高，享有至上尊严，但君主权力受宪法、议院约束，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任免，皆须经议院同意，这既最大限度保证了决策的失误，也有效遏制了政治野心家对大位的觊觎和争夺。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体制打通了君民间的隔膜，人民比较容易地向议院表达意见，议员在本质上说也必须代表选民利益，为选民说话。

据梁启超分析，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不能自外的唯一出路。中国当然不会也不能立即过渡到君主立宪形态，但中国必须要为君主立宪准备条件，制定路线图，争取十年或稍长时间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国创建一个牢固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后来“预备立宪”政治构想的最初形态。

梁启超不仅为中国政治发展开出一剂药方，而且天才般地设计出预备立宪的大致步骤：第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第二，派遣大臣三人赴东西洋考察各国宪政、法律；第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求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自下诏定政体始，以二十年为期，达成宪法之治。后来的预备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梁启超的这个方案。

就思想渊源说，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方案固然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但仔细分析，也与义和团战争后国内外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互为因果。经过1898年政治波折，1900年政治动荡，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更不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带领中国重新出发，步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他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革命宣传。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政治环境中，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策略就是用革命危险劝说清政府放弃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反过来，则以君主立宪防止革命。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作者：马勇

立宪思潮分析论文 篇2：

严复政治思想论析

摘要：早年严复留英期间深受西学熏陶，归国后向国人介绍西学，希冀以西学改造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受进化论的影响，严复政治思想的根基，一是“渐进主义”，二是“自由之调适”。严复的政治思想是提倡渐进改良的方式，启发民智，救国图存，探寻通往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遗憾的是，严复的政治思想与时代发生了错位，最终也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关键词：严复;政治思想;进化论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本文现就严复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

一、严复政治思想之根基

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严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选择了漸进改良的方式，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由为内涵，构成了严复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渐进主义

严复所推崇的进化理论，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引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阐述道：“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1]5他认为万物的进化并非突变式，而是“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2]1326。他引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等同视之，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进化的原则，“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1]6，以斯宾塞的进化观为依据，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遵循渐进的形式。但是斯宾塞的进化理论终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寻求合理的理论根基。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严复译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天演论》，在自序中提出：“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1321认为斯宾塞的进化观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路径，但“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变迁”的做法对救亡图存无益，赫胥黎的“与天争胜”思想更加符合时下的需要，也是严复据时事作出的理性转变。对于进化论的译介，经过了从初级向高级的进阶，这种渐进主义的思想策略也贯穿于严复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任天为治”是进化的规律，但这种进化观难免使人消极，对救亡无益，而“与天争胜”能够克服进化过程中的倒退现象，赋予渐进主义更加积极的内涵，更能激发人们救亡图存的信心。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进化观始终遵循时序，秉承渐进的策略，从而构成了在政治体制选择上的一致性。

（二）自由之调适

1895年严复于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提出：“今兹之所见所闻，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故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尔。”[1]2西方崛起的关键在于“自由与否”。西方崇尚自由，自由是西方富强的根源。而自由之所以有此地位，在于自由乃天赋之权，所以“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1]3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早有阐述：“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二者之间存有差异，“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以存我者也。”[1]3但古今国人对自由深感畏惧，并不热衷，“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1]3在严复看来，近代中国沦陷于畏惧自由，知识分子无接受自由的能力，守旧派对于自由心生恐惧，排斥自由;激进派不明真义，自由实现的路径并不顺畅。因此，欲要富强应重拾自由，“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1]14

另外，要想实现自由必先明了群己关系，“虽然，学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1]132，必先启蒙，方能实现自由。如黄克武先生所言：严复与密尔都看到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及莫大的价值，认为在文明的国度里，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虽然有时严复将群体置于个人之上，将国家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肯定强人政治，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倾向于国家主义式的集体主义，而只是跟着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注意到自由，历史发展与其他实施自由制度之条件的关系，因而主张针对实际状况采取权宜措施。[3]4严复与密尔自由主义主张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黄克武先生所言的“权宜措施”之上;此措施在严复的思想中，体现在对于国民的重视程度，重视国群自由，提高“民智、民力、民德”，但并无抑制个人自由的趋向。因此，在现实破败的环境中，严复对自由的调适，以拯救现实为获理想实现的基础，提出了强人政治或是开明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此过渡并非激进的革命，而以期望采用渐进改良的形式促成。

二、严复政治思想之构想

严复以自由及进化为理论根基，提出了对宪政民主的构想，企图使近代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君主立宪的诞生必然具备立宪的条件，因而通观译著，严复从君、民等方面提出倡行君主立宪的构想。

（一）严复对立宪的推崇

自近代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认为立宪即是立法，但是此法并非传统中国之旧法，“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1]239在严复看来，此法主要表现在参用民权之上。“夫立宪义法固繁，语其大纲，不过参用民权而已”。[2]1268政治宽严程度则导致民权的参与程度，则政治体制分为“独治之专制”与“以众治寡之立宪”。严复批判独治之专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君主负责下达命令，臣子执行命令并发布于人民，人民并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和权利，受尽盘剥。他指出秦以来君主为窃国大盗，独治之专制下民权全无保障，人民备受压迫和奴役。为了防止老百姓的反抗，他们制定法律以束缚人民。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即在“民权”有无保障;因此，严复推崇保障民权的立宪之制。立宪主张分权，分权思想成为立宪和专制区分的标准：“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体不分而合为一。”[1]242就分权而言，严复以安徽高等学堂为喻：此学堂有监督，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学堂人员各司其职，为教育一事而供职，学校以现行规章制度作为制度机关，人人按照规章制度而行事。但是此章程非学生所订立，“先有立着，而全校受之。监督意有所欲为，则随时可以酌改颁行，以求全校之公益，非以利己私，故虽专制，犹得为开明之专制，则如此校是已，假今后本校日益发达，学生人数日多，且人人皆有学费，而欲改为民主立宪，则其事将如何？曰：此无难”。[1]244严复形象地说明了权力的分立能够防止专制的产生，同时能够保证民权，此乃立宪政治的优势。

（二）立宪政治的实现

嚴复1906年12月于《宪法大义》中提出：“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4]245

首先，对立宪之君的认识。专制君主对于人民的欺压与剥夺，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因而对专制之君的痛恨已达极致，认为秦以来的君主，皆为窃国大盗。但对于革命者，严复也并不中意，一方面认为革命者孙中山“轻躁多欲，不足重任”[4]488;另一方面在渐进改良的坚守下，认为革命只会带来祸乱，破坏秩序。因此严复对于孙中山等革命者及其推崇的民主共和并无好感，但对于袁世凯，严复则寄予极大的希望。

1898年，袁世凯上书光绪：“古今中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袁世凯渐进改革主张与严复的渐进改良较为一致，成为立宪实现的希望。1905年袁世凯奏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开始对宪政再一次表现出极大热情，此时严复也在倡行君宪之列。随着五大臣回国，国内立宪呼声达到高潮。在袁世凯的极力建议下，清廷随即预备立宪。严复一直呼吁和恪守的立宪制度，似乎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希望。但随着慈禧与光绪相继离世，袁受朝廷重臣载沣猜忌，“罢斥袁世凯，令其‘开缺回籍养疴’”[5]334。严复哀叹：“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辛亥革命之后，南北对峙，严复作为和谈代表南下议和。南方革命党对于君主立宪并无反感，“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6]502但革命党人对于袁内阁极力反对，君主立宪并未得到南方的支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授袁世凯全权负责临时共和政体。早期严复便提出：如有利，可迫使清帝退位的设想，而此时袁世凯成为实现君主立宪最后的希望。严复称赞袁世凯“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并提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也。”[6]603寄希望于袁世凯，希望这位“强人”能够实行君主立宪之制。

其次，对立宪之民的培育。在中国专制制度下，国民无自由自治之能力，“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僇民，谓是种也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此种奴役导致国民愚昧无知，“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为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1]12欲富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本”即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就“鼓民力”而言，“今者论一国富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1]27在中西历史上，民力盛者，则富强。周、汉、唐莫不如是。中国之民力不盛，原因在于中国陈旧的礼俗，如缠足等，加之吸食鸦片的陋习，致使中国民力不振。至于“开民智”，严复认为：“其开民智奈何？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而急功名者，则轻学问。二者交失，其实则相资而不可偏废也。”[1]29在这里，严复要求学问与功名的结合，而不是纯粹为了功名而忽视学问。也不是单纯的追求学问，而是以富强为目的：“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9“新民德”是严复最为重视的一项，中西之间在新民德上，西方民德重在平等，“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与为善”，言道：“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1]31以抵御外辱为使命，认为新民德之际，中国应“设议院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严复强调教育与自治对国民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成为立宪之民的实现路径。人民通过教育获得“民力、民德、民智”。民智提高，便可以为富强服务，实现自由。另外，严复始终坚守渐进的改革，倡导地方自治。在地方自治的建设上严复提出：“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宪法之成立，必以地方自治为之基，不知地方自治之义务者，不足以有立宪国民之资格。”[7]

三、严复政治思想评析

综观严复的政治构想，不难看出，无论是理论构想亦或是政治实践，都坚持渐进改良来达成。反对专制，反对革命，将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作为一生的追求，希冀近代中国逐步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现状。

严复将进化论作为政治构想的依据，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启蒙意义是巨大的;进化论的引入能够激励国民的进步，使其认识到强国保种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启发人民重视民族自身的自强，为变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近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结构和专制主义上层建筑，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民智未开，人民依然处于被奴役的境地。因此对中国而言，进化论的引入在警醒国人改变的作用上是显而易见的，从上层权贵到市井小民，无不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所影响。“与天争胜”的思想告诫国民，中国可以发愤图强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但严复对于进化理论的引入，其启蒙意义远远大于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进化理论的引入仅仅对近代社会提出了一条看似理想之路，并未对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有更深的探讨。

严复对宪政民主的倡行，为近代中国社会指出了一条救亡图存之路，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并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高潮，使近代知识分子开拓了视野，厘清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使其投入民主建设的浪潮之中，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对于宪政民主的实现，以教育和自治的方式“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改造国民性，近代中国社会并无实现的土壤。但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急务是“救亡图存”。因此，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救亡的紧迫性不容许历史以渐进的形式进行，君主立宪在这一时期与时代相悖，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严复自身存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便导致与下层人民相脱离，无法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未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未能对国情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最终君主立宪的失败便是注定的。

参考文献：

[1]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栻.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王栻.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6]王栻.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冯峰.清末“自治”思潮的两个方向[J].史林，2006（5）.

作者：尚伟

立宪思潮分析论文 篇3：

近代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思想之比较

摘 要：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自从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在为争取改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地奋斗。本文从改良与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入手，着重分析改良派与革命派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改良派 革命派 异同

革命与改良犹如历史之两大车轮，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①改良则是以渐进的、较为缓和的斗争方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二者交叉的出现。

一、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交替出现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不是以单一形式出现的，往往伴随着多种形式。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了各种政治实力。

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思想，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思想成为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他们组织强学会，通过“公车上书”把“变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活动起来，组织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在中日战争的民族灾难中成立的强学会和兴中会，一个以改良为宗旨，一个以革命为归依；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他们揭出了改良与革命两面大旗，为衰落的中国寻找出路。

同时出现的这两股政治力量，不是相等的开展活动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它们各有自己的时代。从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的几年间，改良派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民之思，被时人看成“新党”，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给人们带来了开创局面、迎接富强的希望。那时的兴中会只是在海外华侨中和港粤之间联络，被人视为“乱党”，即使到了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也只不过是南海一隅闪电式的一击，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

改良派在甲午战争后登上历史舞台，其思想渊源和斗争趋向是洋务派的批判和发展而来的。甲午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强，而我们比人家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②他们认识到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是“舍本固末”，根本不可能抵御外敌，振兴中国。否定洋务运动的地方，正是维新运动准备继起而致力否认地方。而此时的革命派在洋务运动破产后对仍有政治权位的洋务派没有完全排除幻想。孙中山和章太炎分别在1894年、1898年向李鸿章上述论证，想通过他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这时，改良派与革命派还是合作者。

戊戌变法把改良运动从顶峰推入谷底，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光绪帝被黜，变法策划人康有为流亡，沦为保皇派。尽管康有为为中国选择了维新之路，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选择康有为。改良派用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反清情绪日益剧增，革命声势高涨，革命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时代的中心。如果说19世纪最后几年的象征是康有为，那么20世纪初则是孙中山的时代。

20世纪初，民族矛盾的激化促使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其中包括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章太炎、杨笃生等人也都投身到革命的旗帜下。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相继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等，并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领袖人物。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汇集了新团体和新人物的精华，形成了成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领导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政党，其理论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正式公之于众，并扩大武装起义和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标志着革命的成熟而有了胜利的希望。

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历史并没有一边倒。日俄战争的结局极大的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当时的人们得出一条道理：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不是俄国的兵力财力不如日本，而是日本是君主立宪国，俄国是君主专制国，是君主立宪打败了君主专制。于是，立宪被认为挽救清朝、振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就连对立宪不置一词的清政府此时也把它看成是救生圈，把五大臣分别派往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进行考察；国内出现了一批立宪团体，为中国的立宪事业摇旗呐喊；奔营于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打出了立宪的口号，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这样，戊戌年间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形成为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立宪势力。在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敦促清政府走上立宪的正轨，必然与革命派成为死敌。然而，当预备立宪的真面目被揭穿后，清政府倒行逆施，心灰意冷的立宪派最终投身到反清的洪流之中。

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交替并峙，展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一种力量败阵下来，就有另一种新的力量的成长起来，前者在败退中寻找机会，经过新的组合，卷土重来，与后者抗衡。

二、改良派与革命派思想的对比

立宪派与维新派、保皇派是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斗争的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称谓：戊戌变法时称维新派，戊戌政变后称保皇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虽然称谓不同，但均属改良派的范畴。总称表示了它们改良主义路线的一贯性，分称表示了它们各自的时间特征及对革命派的关系变化。

（一）维新派与革命派

甲午战争的惨败引发的割地赔款和瓜分危机，将中国推进灭国灭种的深渊，深重的民族灾难，激发了新的民族的觉醒。此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站在了救亡图存的前列。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一场轰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始了。

维新派以新的姿态站在了时代潮流面前，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的思想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们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的瓜分中拯救出来，实现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独立，只有向西方学习。在政治上，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进程，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学习和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只有学习议会制度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可以“解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③在经济上，保护工商业、办实业、修铁路、开矿产、设邮局等。在思想文化上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废科举，办新学，把文学艺术当作推动变法、宣传维新的思想武器。新思想的提出，动摇了中国古老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革命派思想的产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9世纪末的中国，改良主义思想主宰着思想界，这时的革命派自身为时代主流所吸引，不但与改良派分不清泾渭，就是对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仍有统治权位的洋务派头目也没有排除幻想。1893年，孙中山草拟了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纲领，于1894年投书李鸿章，可惜的是被李鸿章拒之门外，为其日后于改良派决裂埋下了伏笔。这时，革命派的思想与改良派在思想上较为一致，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

（二）保皇派与革命派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维新志士沦落为顽固不化的保皇派。1899年7月以后，康有为等人先后在海外创设“保救大清皇帝会”，以保救光绪、忠君爱国为宗旨，宣称振兴中国，非“至圣至仁”的光绪帝不可。1901年到1905年，保皇会的斗争目标又从针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开始转向针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保光绪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康门弟子如梁启超等都有些摇惑，而作为保皇会的康有为以不变（保皇）应万变（革命形势的发展），继续鼓吹保皇，抵制反清革命。

两种思想对立的尖锐性体现在1905年到1907年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喉舌，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论战：

（1）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康有为认为：“我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但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还把革命描绘成只见杀人盈野的残暴行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④梁启超也把革命歪曲唱成“复仇主义”，认为“革命排满”就是要余尽满人，革命还会造成内乱，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导致“亡国”。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外卖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的罪行，深刻论证了民族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只有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才能求得国家的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自由。

（2）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康有为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并搬出公羊“三世说”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认为由“据乱世”，必经“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认为中国“国民太多”，“民智不逮”，缺乏“共和国民”的资格，甚至连享受“君主立宪”的资格也不够，必须由政府先行十年的“开明专制”。⑤革命派则认为，当今之世，不是中国“国民恶劣”，而是清朝“政府恶劣”，不是“明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中国不但由资格当“共和国民”，而是有能力实行民主共和制，实行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进化之公理”。

（3）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保皇派攻击“民均地权”是破坏社会秩序，“妨害”生产发展，“阻碍”文明进步。而革命派则指出土地是自然资源，全民共同享有；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有“平均地权”，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通过这场论战，揭露了保皇派的反动面目，消弱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革命运动作了理论、思想方面的准备。

（三）立宪派与革命派

随着时代的发展，保皇派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改良主义运动必然发展为要求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运动，而保皇派也必然发展成为立宪派。立宪派大致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海外活动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会，即以后的国民宪政会。二是清政府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形成的绅商群体，包括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商人、实业家和一些开明绅士。

立宪派开展立宪运动，以承认满清皇帝的权威合法性为前提，要求政权向自己开放，希望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以国会与责任内阁的形成分享国家政权。他们宣称：“欲得立宪也，则不必求有责任君主，而当求有责任内阁。”⑥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派的立宪运动都主张君主立宪，但选择的模式不同：清政府着重日本模式，主要是维护君权；立宪派钟情英国模式，有意扩充绅权，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君主权力架空而消弱君权。革命派崇尚美国、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旨在伸展民权。孙中山明确的宣称：“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⑦

三、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斗争中的一致性

改良派与革命派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对基本矛盾中派生出来的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他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不同，但双方都在为沉沦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化的制度、国家和社会，因而又具有一致性。

（1）改良派与革命派是在统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股新的政治势力，他们的主张和要求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要求。（2）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反帝是他们共同的旗帜，但对帝国主义都有软弱性和妥协性。（3）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取法与西方，向西方学习。（4）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希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反封建是二者的奋斗目标。

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容逆转，最终由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改良派派推上了革命道路，使两大运动走向合流，并因此完成了结束清王朝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

②包天笑：《钊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③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④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话》

⑤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⑥李庆芳：《中国国会议》，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37页

⑦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

参考文献：

[1]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M].中华书局，1994

作者：卓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