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论文

2022-04-29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离不开对各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批判吸收。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现实的针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等特征的分析，探讨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论文篇1：

论民主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摘要]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思潮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受到这两种政治思潮的影响。文章根据这两种政治思潮的主要观点，对其在当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指出了其真实面目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点，并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影响条件下传播的对策。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影响

[作者简介]焦玲，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法学硕士，河南郑州450053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局势和经济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我们力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今天，这些思潮也有着新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较强的影响作用。如何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正确、正常的传播，不仅是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此，笔者略述己见，并希望能为马克思主义更快更好的传播作些有益的探讨。

一、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言论曾经泛滥一时。甚至有人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呢?对这一点需要人们有清醒的认识。因此，需要进一步去辩证说明，以解除人们的疑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我们首先看看民主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最初发源于欧洲。一直是欧洲左翼政党的指导性理论。最初，它的基本主张就是将资本主义的优点与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幻想寻找一条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以克服两者的不足。这也是恩格斯1889年为什么直接指导创建第二国际的原因。其所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上都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在其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第三条道路”发生了重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民主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从理论上消灭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先进性。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必然，而是一种社会道德。幻想利用这种道德价值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来淡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阶级利益的不公平。不仅如此，民主社会主义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人性的，从而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能动性。其次，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无疑是给社会主义的传播戴上了枷锁。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价值概念，强调绝对的自由，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而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从而抹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再次，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消灭私有制，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消灭了社会主义生存的土壤。

竭力倡导新“第三条道路”的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他说：“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是一座历史纪念碑。”“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替代的世界上”，“第三条道路”的新信念是既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又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如果不能为国家的多数提供财富。不能建立体现民主和平等的机制，就维持不了稳定。就可能在选举中失败。”

可见，布莱尔的新“第三条道路”目的就是借用某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而不是转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掩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是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一个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的无奈欺诈手段而已。它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对二者有着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仅仅揭露它的实质是不够的，应该利用它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进行反宣传，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巧妙地占领阵地，是削弱其负面影响的有效办法。

二、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一种20世纪初出现的名为反对所谓“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为用某种资产阶级哲学体系或错误思潮修正和伪造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新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先夸的唯一真理。转而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俄国抓住这一时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从1918到1920年，芬兰、巴伐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其他国家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本国的工人革命运动中去。然而迎来的却是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所预测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革命未能实现。20世纪20年代初，西欧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开始缓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革命现实的反差进行反思，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的《新秩序》和《狱中札记》等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新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即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而在于主观条件即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不成熟。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者把强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将研究中心从客体转向主体。从经济领域转向意识形态领域。

“自从资产阶级科学被迫放弃以往用来排斥作为‘自修者’的卡尔·马克思的简便方法时起，它便力图使为我们事业而斗争的伟大斗士适合于其资产阶级的需要。”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所作出的新的理论解释。它虽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直接产生的，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变种。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试图根据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来阐释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论断，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断加以详尽的发挥，然后反过来又用这种修改过的新颖理论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

主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它揭露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种种事实，并试图用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性别分析等方法去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根源。它倡导激进的政治改革，积极推动福利国家的进程，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新马克思主义针对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在辩证唯物主义宣传中的机械论倾向，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突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其政治哲学中，“阶级”遭到驱逐。因此，离开唯物主义基础，抛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片面强调主体能动性，主张实践一元论，离开阶级斗争现实，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对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新左派”运动。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课程表上几乎都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历史、工会等课程。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上世纪60年代欧美学生运动的理论旗帜。然而就是在这种顶峰时期，在这种激烈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激进。这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继承卢卡奇等人关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并用异化理论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发达工业社会是个单向度的社会。社会分为两部分：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劳动阶级作为消费者完全依附于极权，失去了革命意识。(2)人的主体意识的产物——科学技术已经异化成商品，变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人的工具，成为一种虚假的、单面的意识形态，与人的欲望、爱情等意识形成对立。(3)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仅存在于人的欲望的觉醒中。可见，新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否定。

正是如此。由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重视不够，而且也不善于斗争，把意识形态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做法。其结果反而使这股思潮在社会上到处泛滥。以至直接渗透到党的上层领导，从内部瓦解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

新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只是一个技术过程，它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是雇主对利润的追逐。而利润的获得不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而是尽可能使更多的工作常规化、组织化。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劳动者牺牲个人需要和能动性，成为异化的组织人为前提的。但是，“劳动者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商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参与生产过程的人。雇主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整套企业内的和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这些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将把满足劳动者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目标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夺轨道。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并始终存在着爆炸的可能性。虽然阶级的冲突会以许多形式表现出来，但最基本的冲突则发生在创造和剥夺剩余价值中”。新马克思主义否定技术是生产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实质上否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时，它所强调的冲突看似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实际上则是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组织化的冲突，是主体与客体的异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冲突，更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只是一种抽象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大杂烩，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以个人私有为核心的，所谓平等和人道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矛盾、冲突决定了这种模式只能是小资产阶级书斋里的空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雇主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在企业内和整个社会建立一套将个人需要纳入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将科学、技术和文化从人的意识中去掉。剩下的当然只是欲望等生物生命意识。把异化作为一种永恒现象，同时又否定人运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可能，否定人的主体性，从而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是大相径庭的。不过，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普遍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其自身也弊端重重。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论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会严重困扰它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会永存，就像以往的社会制度不会永存一样。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表示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理性中心价值观，主张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变革，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以上使我们可以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新马克思主义从他们的异化理论出发，认为异化是工业社会的永恒现象，而不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否定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展开了批判。由于以异化理论为核心。新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它对人的意识的产物——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积极作用的否定。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最大的否定。但是，新马克思主义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无疑也给我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空间和机会。马克思主义应当主动地利用这一有利因素。扩大自己的影响和阵地。

因此，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都在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有过某些联系，但绝对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综上所述，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与马克思主义亦是完全背离。因其都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关注可能对人们可能产生误导。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揭露这些伪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否则，就可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进一步混乱。当然，在撕下它们的假面具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与时俱进，在解决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中发挥作用，以得到人们的拥护、取得人们的信任，不然，就有可能被这两种伪马克思主义暗害和掉包，从而失去已有的阵地，堕入历史的地狱之中。

[责任编辑：舒生]

作者：焦玲

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论文篇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启示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离不开对各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批判吸收。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现实的针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等特征的分析，探讨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思潮，其主要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无产阶级运动的出路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各有建树，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均从不同侧面建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文化批判主题。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各有建树，但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学术传统和特征：浓厚的批判性、现实的针对性、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对这些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更有益于我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立足现实，博采众长，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实现更好的中国化。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一）浓厚的批判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批判武器，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以批判为武器，一方面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程中深刻分析并揭露在资本积累、物质丰富等过程中存在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对于如何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富裕，但是社会本身的各种痼疾仍然存在，并越来越严重。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批判。其批判性特征，对于避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出现僵化和教条化的东西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限制在它产生的时代甚至抛弃它或彻底摒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论基石，这种批判倾向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其次，一味地批判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却提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甚至彻底否定现代性，这种做法也是不理性的。

（二）现实的针对性

马克思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奠定基础的同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而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多样化，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完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对现实的敏锐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中揭露出矛盾和问题所在，并将其展开为对社会主义形态、文化形态、人的主体性、科学技术合理性、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探索。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理论，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将其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予以修正、补充、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却忽略了赋予其时代性特征，使理论仅停留在分析问题的层面，而没真正落实到解决问题的实践中。从实现认识的两次飞跃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完成的认识飞跃。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警惕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批判”：对资本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机械论、决定论现象的批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强调人的主体性

批判传统哲学对人和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是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哲学的共同出发点，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即要求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始终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中，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主要基石。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强调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阶级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决定作用，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指出：“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和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2]在本体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认把人及其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辩证法，而否认恩格斯撇开人的主体性而讨论自然界本身发展规律的自然辩证法；在认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作为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对现实的创造，而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的形成过程必须有人的思维参与；在历史观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人，中心是人道主义，异化是主要范畴，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促进“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

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反马克思主义者高呼：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了。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拯救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反而使它们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恩格斯说过：“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充当了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用自己的思考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污蔑和挑战。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等都在苏东剧变后不约而同地走向马克思。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苏东剧变以后，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却毅然举起捍卫马克思的大旗，一再强调“我挑了一个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苏东剧变以后，他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声言“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重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向世人高呼“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4]

西方马克思主义给21世纪的人类留下的最大遗产莫过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走近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给我们鼓舞，他们结合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维护和捍卫精神值得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去发扬光大。就像阿尔都塞说的那样：“在哲学方面要做一名共产党人，就是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坚信者和行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启示

（一）批判与吸收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阶段我国在取得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全球性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贫富分化、文化观念冲突及分裂势力的威胁等。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去纠偏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规避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震荡或倒退。

从社会现实层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批判问题，也是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警惕和极力避免的问题。从理论构建层面来看，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我们更应该注重培养批判的思维方式，重视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在历史领域中的价值，将焦点转向对中间层次和中介条件的研究，注重对于微观领域的探讨，弥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方面的不足，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二）理论结合现实，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就是中国目前的最大实际。

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在中国的发展应是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多样化的解释与实践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做到横向上“立足中国国情”，纵向上“总结中国经验”，从过去“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立足现在“反映当代中国实践”，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于从历史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把握中国国情，以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路线、价值标准处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基本关系，把握中国历史经验；着眼于从符合历史规律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来把握中国优秀文化；从时间、空间和条件出发把握中国实践发展要求。

（三）坚持人的主体性，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很大进步，人的独立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得到充分发扬，给社会增添了很多活力。但是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物化”意识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不良社会现象，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须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批判理论的合理内容，防止过度追逐利益、短期行为，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培育主体意识，重视主体的发展，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防止“物化”的蔓延。

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引作用，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就应该为人民所服务，所掌握。因此，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从现实问题入手，走近群众，服务群众，引导和帮助广大基层群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所接受、选择并运用，才能转化为群众认识真理、改造世界和自身的力量，也才能为理论提供广阔的群众基础，从而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为理论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四）增强理论自信，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捍卫者，他们用自己的思考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他们结合现实的理论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肯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有力证明。伴随着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理论思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教义，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敏锐的理论自觉，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坚定“三个自信”。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在发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道路上，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坚定的信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王伟光，张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4]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张运洪.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J].南方论刊，2008（3）.

[6]王艳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1）.

[7]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2005（00）.

[8]栗多树.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浅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5）.

[9]姚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J].赤峰学院学报，2010，31（8）.

作者：伍孟珺

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论文篇3：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发生及应对：对近二十年国内研究的“问题域”探查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是近年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概念自世纪之交出现后，随着探讨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固有属性”意义上的概念形态，形成了“整体性问题产生原因”和“如何把握整体性”两大问题域，并在两大问题域内部进一步形成系列次级问题域。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国内学界应有意识将“坚持历史与实践的整体”纳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问题域，并需在现实关切、理论视野、创新话语等方面继续深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域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2.014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在过去二十年来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近十年仍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度。该问题为何会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作为“问题”出现时其具体内涵是什么，于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价值何在？回答诸上问题，使得从学术研究史角度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应对过程十分必要。

一、概念的形成及出场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并非马克思主义进入国内后立即出现的概念，而是结合现实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建国后，刘元钊的《马列主义思想史》（1949年）、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1963年）等均在一定意义上是整体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但并未明确提出“整体性”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左右，结合“系统论”研究，陶济（1982）、张卓民（1983）、苏文品（1985）等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系统性问题，并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系统性方法、思想、观点等提出各自认识。20世纪90年代，郁广健（1991）、彭继红（1993）、张国成（1997）等从方法论视角提出“整体性”概念，运用于对马克思等人思想的把握及课程教学的反思。行至世纪之交，王贵明在1999年的《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2001年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概念，并将整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属性予以认知，此种认知经郝敬之《整体马克思》（2002年）、梁树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实质》（2005年）等論著推动，结合思政课“05方案”的发布、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讨论等学科热点，引发了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者均参与了讨论，至今仍在不断深化、细化。

随着探讨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叙述话语正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愈发明确和固定，并形成当下学界讨论该概念时的基本“所指”：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完整性和理论体系内部的自洽性。一定意义上，整体性问题可归结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

在此基础上，综合梳理近二十年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讨论和研究可发现，国内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了较强的问题意识，总体围绕“整体性问题产生原因”和“如何把握整体性”两大问题展开，并进一步在两大主题内部形成了次级“问题域”和生发逻辑。

二、整体性问题的产生

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之所以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一方面源自对损害马克思主义以及教条式、宗派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观点、思潮的理论回应，另一方面则出自对国内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反思及改进之尝试。

1.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一，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坚持整体性的首要之义是保持完整性，不把本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割离出去。以考茨基的“马克思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观点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争论[1]，似乎要将哲学驱逐出马克思主义之外。此外，随着国内社会条件的变迁和思想解放的深化，国内有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核心概念提出学理性质疑，均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提出挑战。

其二，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性。体系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在世之时，以“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即已出现;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时隔多年后被完整发行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发展史的体系性问题讨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有人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等。同时，有学者认为，国内也存在着“官方与学界”“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等割裂[2]，较大地损害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2.优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自新中国建国后才开始的，当时总体沿袭了苏联传统，按照三大组成部分进行分科研究和课程设置，师生均分属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无单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模式客观上造成了长期以来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分离和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著”的分离[3]。

基于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原因，2005年国家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下设5个二级学科（至今壮大至7个）。一级学科的建立打破了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散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边缘化状态，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整体性问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组合式编写，还是下设七个二级学科的教研及人才培养体系，造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三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具体学科及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间一定程度的分离，甚至造成其他理论学科“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倾向。同时，由于被分解到不同二级学科，各学科往往又按其自身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内容进行剪裁，结果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内在不一致[4]的怪相，从内部损害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三、问题的展开及应对：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1.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考察视角

国内对整体性问题的考察视角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视角，也是大部分学者都遵循的视角，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与发展史的结合中把握。如张雷声提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统一的三大视角[5]，韩庆祥等则提出形成、主题、方法、理论、发展、形态、功能、叙述八个角度[6]。第二种视角建议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相对比下的独创性角度把握。如高放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独立的理论体系等角度明确整体性研究[7]。第三种视角建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来切入。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实践观，主张从实践角度理解整体性[8]。

客观言之，三种视角虽各有不同强调，但更多是共识性的认可，均认为应结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并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内在的独特性和连贯性。在此基础上，国内学界对“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叙述中，主要是从理论整体和教研整体两部分展开。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

从学界的讨论可发现，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前提，核心是处理好共时与历时、原创与继创的关系问题，主要涵盖如下五方面问题。

其一，关于“三大组成部分”与“一整块钢”的关系问题。在《反杜林论》中，为了理论批判的需要，恩格斯沿着杜林的分类体系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此种划分经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及《卡尔·马克思》（1914年）强化，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经典论断，指导了此后社会主义国家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和方向。但从理论发展史上，对“三大组成部分”的讨论从未停止，国内学界也正是在相关探讨中实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把握。

其一，三大组成部分之外是否尚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未囊括入内？学界一般认为，三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主要、最根本内容，但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等，实现“一以贯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体包括了对客观世界、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9]。其次，面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分裂出去的观点，梁树发等认为应正确理解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本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10]，维护理论的完整性。再次，对于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学界多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予以解答，如赵家祥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以哲学为指导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得出的结论[11]。

其二，关于不同阶段的马克思“冲突”问题。20世纪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两个马克思”的争论，部分学者以《手稿》为圭臬将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的真正追求;阿尔都塞等则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并以科学的马克思反对早期人道主义马克思。而当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后，西方一些学者又宣称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似乎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主题和方式出现了转向，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人类古老文明的赞颂[12]。

如何对待马克思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理论面向及特质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自身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数个发展阶段，构成一个辩证发展、内在统一的整体，应在阶段性分析与差异性论述中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和发展脉络[13]。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手稿》中内含着“异化-复归”的显性人道主义话语与自客观现实出发的隐性话语之双重逻辑[14]，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人道主义价值观是辩证统一关系。至于马克思晚年关注古代社会、东方社会等问题，靳辉明等认为这源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关注，是在用“从后思索”的方法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均是在进行“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说明历史”这一贯穿始终的主题[15]，并未出现转向。

其三，关于马恩的“对立”问题。寻找马恩之间的思想区别进而将二人对立的尝试，早已有之。如恩格斯所言，“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16]。虽然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自称第二提琴手，但仍有不少西方研究者致力于“挖掘”马恩之间的“裂隙”，认为二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等认知均存在重大差别。

尽管俞吾金等曾在马恩众多思想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二人哲学观上的四点差异[17]，但对于各种通过“差异分析”的方式走向“马恩对立论”的思潮和观点，国内主流学者普遍持明确反对态度。一方面，学者们通过对马恩原著的梳理，尤其从恩格斯晚年对二人共同创立、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梳理中寻找一致性依据;另一方面，有学者直接从二人理论内在逻辑的整体一致性分析中反驳对立论观点。如赵家祥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两个层面论证马恩二人在哲学上本质的一致性[18];王东则从二人哲学文本在历史作用上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互补性，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根本一致基础上的个性差异[19]。

其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开放性向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而当该属性与整体性属性相遇时，即刻出现系列问题亟需解决：即如何整体地把握“后马恩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沿革和一致性，特别是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地位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国内学界呈现了一个逐步调适的过程，从最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观点的总体性否定和拒绝，到当前相对客观地正视其存在及贡献，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辩证互动关系，也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他者”重新锚定自我、强化学术定位的过程。从整体性角度具体而言，当前主流觀点认为，应妥善处理其中主流思想与发展中“相关因素”的关系[20]，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一部整体性发展史，将其发展视为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的统一[21]。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思想演变的逻辑、批判推进的逻辑、实践展开的逻辑，共同表现为一个诸形态交错叠加的逻辑整体[22]。而从近年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著中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大篇幅的介绍，也可管窥当前学界主流对该类问题的主要立场。

其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内在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至今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从整体性角度，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部整体性这两大核心问题上，学术界的探讨较为深入。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毛泽东思想未被包括在内，这不同于之前由薄一波首提、被理论界广泛接受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著名论点。对此，徐崇温、李捷等学者们经过充分研讨，从历史起点、发展过程、理论重心、理论成熟程度等诸多角度论证了此种划分之合理性[2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部整体性问题，一方面，在讨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问题时已对两种理论成果内在一致性有所涉及，如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活的灵魂”[24]。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整体性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予以了论证。如秦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命题”，以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总问题”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关键[25]。肖贵清等则从主题、目标追求、价值立场、传统文化底蕴、理论观点、概念范畴、文本依据等的总体一致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的整体性[26]。

3.坚持马克思主义教研整体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产生既然有来自现实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方面的原因，则把握和坚持其整体性也应有该方面的努力，学界对此的探讨主要是从教研对象的整体性确定和教研过程的整体性把握两个角度开展的，其中前者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围的确定，后者则涉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教学、研究方法及原则等。

其一，整体性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范围。学科范围的确定是学科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范围确定的核心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解答。由于学科建设最初仿照苏联模式，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主要沿用苏联界定，经典形式是1950年斯大林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27]。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相关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该定义不断地被讨论和修正，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筹备及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讨论愈加深入，认知角度也体现出从“单向”到“多面”的转变。如起初单纯从学术内涵或研究对象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或人的解放学、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等;而随着讨论之深入，学界趋向从更全面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性的界定，如梁树发、张耀灿等定义马克思主义为“不断发展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28]，程恩富定义其为“由马恩创立和后继者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科学体系，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科学体系”[29]。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和2018年修订版教材中，编写组从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上千字的概括，基本代表了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主流观点和整体性认知。

其二，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學术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及研究取向提出了整体性研究的诸多建议。顾钰民认为只要站在劳动者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得出维护人民大众利益的观点，即为整体性研究[30]。逄锦聚同时建议应多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从现实问题出发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31]。而在怎么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顾海良提出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判断以及对它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其上的错误观点，并应采取不同对待方式[32]。

其三，在学科建设中秉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学科建设上，学者们主要主张从“结合”的角度搭建更有整体性的学科。如梁树发等认为应以“大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构建以三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核心、以各社会科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为辅助或补充的多层次的立体结构[33]。张耀灿同时建议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各二级学科的关系，各二级学科处理好全面与特色的关系，处理好本科、硕士、博士的层级和衔接递进关系[34]。具体到教材而言，赵家祥建议，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将“史”“论”“著”有机结合，编写体现整体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经典著作导读教材和专题史教材[35]。

四、评论及展望

综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是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就开始凸显的理论命题，在不同时代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理论面向，并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频共振。国内对该问题的“发现”和应对既是对发展史相关问题的延续，又是在中国特殊情境下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创新。

1.需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实践整体”纳入整体性讨论的问题域

马克思主义向来不是抽象空谈的学说，其整体性也必须在历史与实践中予以体现和应对。后马恩时代，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同时也必会因实践中的曲折而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张力，对此种张力的理解极大考验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韧劲”。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学者谈论整体性问题时甚少谈及前述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等领域学者在具体谈论两大问题时几乎看不到从构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的叙述自觉，二者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相互隔离状态。“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实践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各细分学科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一宏大主题的研究部分，均不应回避整体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性问题，并应有意识将其纳入整体性研究语境。

2.需要基于时代变化对现实更多关切

国内学界在谈整体性问题出现原因时常出现一种“怪相”，即在讨论该问题在国外的缘起时会相对客观介绍理论问题出现的社会经济背景，但是在谈国内时则甚少谈及现实，仿佛国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出现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教育中面临的症结需要突破，甚至完全是因为理论“自我觉悟”的结果。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应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深度全球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调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带来的大变局，关注国内深度改革及发展中现实物质基础变化及矛盾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予以有解释力的回应。

3.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开放性不可分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均是基于所处时代的基本命题、在对主要思想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并吸收超越的基础上形成具体观点主张的。这启示我们：一方面，应该系统、扎实地研习经典原著，尤其是结合当时经济史、社会史等整体性理解经典作家们的叙述语境、分析角度和思想精神，保证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脉相承和整体性;另一方面，还必须更多关注、吸纳当今全球学术界不同思想、流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包括而不限于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以及国内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前沿等中，借鉴不同理论的研究方法，更好地为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做贡献。只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更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从整体性角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化解马克思主义只能分析宏观而不能解释微观的社会误解，也才能避免将马克思主义装扮成包罗万象、包治百病的“灵药”，避免在表面“扩大”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的背后实际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重心和真正意义。

4.需要更有分量的中国学术创新话语

笔者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虽然数量可观，但理论深度与原创新度兼具的佳作缺乏，理论跟随的“解释学”多、理论自觉的“发生学”引领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结合当下中国现实的理论范式创新更乏善可陈。客观地看，国内学术前沿重量级作品扎堆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是上述问题的一个侧面表征，而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中“声音微弱”、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仍未能创造出与中国国际实力相匹配的概念范畴及范式，则是上述问题的国际体现。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努力和氛围营造，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在秉持更多现实关切和更广理论视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师资配置、课程设置、教研实施等中应强化跨界与协作，鼓励不同领域、层次、范围的对话，对各种理论创新尝试更多包容，则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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