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分析论文

文学思潮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研究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80年夏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1982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及同时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召开的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思潮研究一直是这些会议探讨的主要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文学思潮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文学思潮分析论文 篇1：

思愈深,史遂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几十年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包括几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著作。刚刚出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别具一格，运用现代性理论，在重新界定文学思潮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做了全新的叙述，从而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这部新著的主编杨春时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特别是在文学现代性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发起了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以后多年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思潮，提出了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观点，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他出版了文学史论性的专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系统地建立了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构架。而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

该书不同于以往现代文学史的鲜明特征是它的思想的前沿性、体系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以及历史叙述的创新性。

首先，它立足于学术前沿，建立了新的文学思潮概念和文学思潮史叙述。现代性理论是当代最前沿的理论，它揭示了现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作者提出了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的核心思想，作为统摄全书的理论支点。在这一观念的统领下，对文学思潮作了重新界定，并且重新叙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它批判了来自苏联的“创作方法论”，恢复了文学思潮的本原意义。“创作方法论”源于苏联，上世纪30年代传人中国，解放后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文学思潮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而创作方法是反映现实的原则，主要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抹杀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文学思潮成为一种脱离历史的创作模式，文学史往往被描述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替抑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否定了现实主义以外文学思潮的合法性，致使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缺席。该书在导论中清理了创作方法论，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学思潮，从而就产生了新的关于文学思潮的定性，如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而现实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叛(揭露和批判现代理性的虚妄，揭示人生的无意义)等。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对文学思潮重新定位是该书重大的理论突破。同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提出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这一理论，发现了中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关系方面与西方不同之处，也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层矛盾，从而为“救亡压倒启蒙”以及“五四”启蒙主义文学退潮，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成为主导的历史走向提供了解释的工具，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豁然开朗。

其次，它的文学史架构具有宏观性和完整性。它把文学思潮纳入社会思潮中加以研究，注重文学思潮时代背景、思想倾向和风格特征的研究，揭示思潮更迭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它较少拘泥于细碎的史料考证和细微的文本解读，对作家个案分析和流派研究服从于思潮研究的需要，从而在宏观上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根本特征。与之相比，一些现代文学史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宏观视野，不能有机地整合文学史料，使文学史叙述零散化，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史”，正如杨春时所言“国内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都不像‘史’，因为它们缺少‘史’的基本要素即明晰的逻辑—历史的线索”。(见该书的“后记”)同时，该书打破以时间为序的传统史学叙事方法，把现代文学史看作是一个以思潮为单位的系统，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上展开。它打破了以政治阶段为依据的文学史划分标准，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启蒙主义、革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都跨越不同时代，甚至中断而又复生。这样，就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阶段性划分，也打通了所谓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使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一体。

该书以现代性理论为依据重写文学史，具有学术创新性，解决了几个富有争议的学术难题，尤其是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确立问题，这也构成了全书的亮点。

启蒙主义一般被认定为社会文化思潮而非文学思潮，无论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没有它的地位，因此文学史叙述往往是新古典主义之后就是浪漫主义。韦勒克虽然意识到西方17世纪文学与18世纪文学的显著区别：“法国的17世纪被提升为古典主义时代(classicalage)，与在我们看来其风格和理论似乎和17世纪一脉相承的18世纪相对抗。到19世纪早期，这两个时期对抗的原因就容易理解了。17世纪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倾向于保守；而18世纪的哲学承担了为法国大革命作舆论和思想准确的责任”，但依然认定18世纪文学主潮是古典主义。埃伯拉姆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几乎同出一辙，他在《镜与灯》中指出，18世纪末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断裂期，此前的古典主义追求文学对世界的客观镜映，而此后的浪漫主义则把文学作为主体情感对世界的自觉投射。而格·尼·波斯彼洛夫更明确指出“把启蒙运动作为文学发展本身的特殊阶段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伏尔泰是最杰出的启蒙作家，就其创作的思潮而言，他是属于古典主义的。”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启蒙时期文学明显区别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又尚未形成独立思潮，不能冠名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只能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加以研究。M·雅洪托娃的《法国文学简史》为18世纪法国文学独辟章节进行分析，定名为“启蒙运动时期”。郑克鲁在《法国文学史》一书中也以“启蒙时期文学”为题展开论述。当然，“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概念并非由我们首创，柳鸣九较早采用这一术语，在《法国文学史》一书中将18世纪法国文学归入“启蒙文学”，指出“18世纪启蒙文学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仍处草创阶段，对其历史使命、文学主张、艺术特征等缺乏系统归纳，且局限于外国文学研究，较少涉及国内现代文学，没有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后继者将“启蒙文学思潮”概念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但多有误用，如张光芒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犯了两大错误：一是社会思潮研究凌驾于文学思潮研究之上，对表现主题、文学特征等方面的分析严重不足，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二是泛化启蒙概念，无限扩充它的内涵及外延，甚至认为“被现代启蒙史人为切除掉的所谓‘反现代化思潮’，其实也可以重新被还原到现代启蒙的范畴之中。”不同于上述文献，该书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正名，

明确提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欧洲18世纪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文学呼应了反封建和争取现代性的历史需求，都属于它的家族谱系。这一论述的提出，结束了“创作方法论”盘踞文坛的历史，从现代性角度确立了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本质。

另外，新时期以来，对来自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如何定位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学界。以往的主流观点即“革命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最高发展”已经丧失了合法性，而仅仅在政治上加以评判(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逸出了文学思潮的范围。上个世纪80年代，杨春时在《古典主义传统与当代文艺思潮》等文中提出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仅限于文学表现形态一致性的考虑，而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此后，殷国明的《中国红色古典主义文学的兴起与终结》、王富仁的《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陈美兰的《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诸文也探讨了“新古典主义”，但理论依据尚未明晰，仅仅看到“新古典主义”反现代性的历史表征，尚未发现它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2004年以来，杨春时对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绝对主义国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是对以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面回应。欧洲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革命古典主义，这个传统被苏联继承，并且传播到中国，演化为中国的革命古典主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再到“样板戏”)。革命古典主义的发现和认定，是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件大事。它清除了创作方法论的影响，揭示了文学演进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动因，使这个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有了自己的明确身份和历史定位。

写作这么一部百年文学史，面临一系列学术上的挑战。由于中国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外源性，对西方已有思潮兼收并蓄，同时，中国文学思潮不是相继出现、区分鲜明，而是同时存在、相互渗透，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风格混杂的特性。如“五四”时期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作品广为译介，“五四”启蒙文学因此形成多种风格。又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主潮是革命古典主义，但是启蒙文学尚有余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也滥觞于这一时期。又由于中国文学在百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各种文学思潮陆续登场，随时代风潮而动，持续时间都较为短暂，一个作家可能经历多个文学思潮，如老舍不同时期的创作分别隶属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革命古典主义等思潮。同个作品也可能打上了多个思潮的烙印，如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在思潮断代、作家归属、作品厘定上就会面临诸多困难，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面临诸多学术难题，该书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紧紧抓住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关系这一主题，集概念清理、理论架构与史学叙事于一体，一边辨析，一边叙述，史论结合，构成了一部壮观的交响乐。

杨春时教授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擅长思想论辩和理论架构，逻辑思维甚于形象思维。合作者亦多数具有文艺学专业背景，理论修养高于文学知识积累。因此，该书以思想性见长，则必以文本分析和资料性见短。该书的价值可能不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宏观叙述。金无足赤，书亦如此。对这部开拓性的文学思潮史巨著，不能求全责备。谨希望该书能引起学界重视，具振聋发聩之效，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开辟新路。

作者：林朝霞

现代文学思潮分析论文 篇2：

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次新拓展

文学思潮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潮研究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80年夏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1982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及同时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召开的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思潮研究一直是这些会议探讨的主要议题。其后还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为这一时期的思潮研究作了初步总结，并激发起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诸多学者将心力集中于此领域，出版了像魏绍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张大明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一批研究专著。上述成果，一方面在切入的视角、论述的侧重上可以说各有千秋，但另一方面也因所处时代及各自眼界的局限，常常不免有遗珠之憾。

2008年岁末，由河南大学刘增杰与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出版，相对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并有可能将思潮史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起点。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方面对以往的论述实现了一次新的拓展。总体来看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宏观的突破：力求体系构架的完整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六编，分别为《悲壮的沉落》（19世纪初年—19世纪80年代）、《晨光微明时分》（19世纪90年代—1917年）、《从新潮到奔流》（1917年—1937年）、《战火中的缪斯》（1937年—1949年）、《风雨历程》（1949年—1976年）、《喧哗与骚动》（1977年—20世纪90年代末）。这六个标题较为鲜明的勾勒出了中国文学思潮由近代到现代的转轨过程及编著者试图构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思潮史体系的努力。其中前两编涉及的内容，诚如该书《后记》所言“中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时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期。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表面看来变化隐显无定，但却收藏着中国文学自身缓慢蜕变的奥秘”，而“只有在广阔的背景下，把中国近现代文学进行一体化的研究，才可能得到较为完善的表述”{2}。但纵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潮研究，则受学科划分的影响更多，表现出一种界限分明的特征，现代与当代各占半壁江山，尚缺乏一种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思路，尤其是对近代文学思潮的梳理更显薄弱；近年来的文学思潮研究，更多的则集中于单一的思潮现象描述，如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启蒙文学思潮、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等。我们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在深化对某一领域独特价值方面做出的贡献，但不足在于，论述范畴有限，多局限于“五四”之后的几十年，无法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化过程做出更为有效的关照。而该书的一大鲜明特色即在于：用两编的篇幅打通了近代与现代的时间界限，从源头上探讨了中国文学近现代化的风雨历程。

和目前已出的思潮史著作相比，该书还重点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作为重要一部分纳入进来，用了三章的篇幅对其在现代中国的再生和流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总结梳理，构成了“现代文学立体的、运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将这些流派看作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意识、思维特征、社会文化心理和美学倾向的整体性的思潮进行研究仍然是鲜见的”。其意义的重要性表现在，“承认并研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层联系,有利于展示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有利于探索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规律”。{1}这就使得《思潮史》表现出和传统的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主线的常规论述不同，使整个现代文学思潮史呈现出四足鼎立之势，这也更接近了现代文学思潮史叙述的丰富性和原始生态。

除此之外，《绪论》和《引言》部分也值得注意。前者高屋建瓴大体描述了编者心目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框架结构，明确了近代文学思潮与现代文学思潮的亲缘关系，概括了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在描述过程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后者则探本溯源将近现代化的曙光引至晚明的市民文化运动，这种探源性的研究对于了解其后各种思潮的因循发展，意义自不待言。

应该指出，编著者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思路，是对该学科点创始人任访秋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论者指出，“任访秋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近代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叙述，并不仅仅服务于‘说明新文学的诞生是必然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的认识现代文学的发生源流，为了更明晰地描绘出近代到现代之间承前启后的历史承继线索”{2}。而该书正是在此思路指引下所作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所以总体上来说，类似于《思潮史》这样较为全面系统的大部头思潮史研究著作截止目前还较为少见。

二、微观的深入：潜心发掘各个思潮流派的深意

对文学思潮的研究，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这就决定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意义。《思潮史》在就某些具体文学现象分析的过程中，不乏闪现出著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如上卷第三编对浪漫主义母题模式一章的分析。著者以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蒋光慈的“革命+恋爱”小说、艾芜的《南行记》等为例，归纳出20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三个创作母题：田园风光、个人抒情和漂泊者之歌。与以往简单的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观点相比，应该是有所创见的。尤其在探讨形成原因时，著者难能可贵的发现，这其中“固然融会着哈代、艾略特、莫泊桑、契诃夫等‘多而杂’的外国韵味”，但更多的“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机制和审美情趣”。

下卷第四编在描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潮时，对王实味文艺思想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触及到了一个前人论述较少的重要课题。著者认为“王实味的文学主张不是孤立的存在。从当时文学发展的趋势看，它事实上代表着一种理性批判意识强烈的时代思潮”，“这股延安文学新潮又是对于工农兵运动的调整、丰富和发展”，“从这一视点看，解放区两种文学思潮之间所存在的某种互补、交叉，又是完全不应该忽视的”。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著者通过对王实味事件的分析，得出三点历史教训：以政治评判代替审美分析、以人论文、以政治运动取代文学论争。从而总结出更深层的文学史意味：即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评价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触及到了随之而来的非文学批评模式在文学思潮中的确立。

而下卷第六编中对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分析同样颇有深意。著者将其同“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相比照，对其内在的承继关系进行梳理。认为“二者都把人作为体现某种社会力量的符码，并以此来设置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以此来塑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而得出无论是“十七年”的革命神话，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现代化神话，共同之处是：强烈的理想化、浪漫化色彩，缺少对“人”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使其在随后的发展中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也对深入思考八十年代文学同“五四”文学传承联系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论述到汪曾祺的时候，著者从思潮发展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合理的历史定位，认为“汪曾祺是中国新时期小说文化思潮的开启者，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又是一个文化时代的结束”。在对当代诗歌思潮的叙述中，一方面对新诗潮如何在知青诗歌群体的策动下，逐步由地下到地上，从聚集到涌动的过程进行了追踪式描述，认为是他们“重新开启了‘五四’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还特别关注了网络诗歌这一新的发展潮流，对其审美特征做了总结：明确的“民间”立场、勃发的怀疑精神、丰富的分化分歧。这些都可看出著者在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学思潮发展时的敏锐和深入。

严家炎先生曾说过：“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实际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思潮史》一书虽未能完全达到严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但至少在上述的某些方面，实现了一次新的拓展。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著者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责任编辑 杨萌芽】

作者：郝魁锋

现代文学思潮分析论文 篇3：

李欧梵青年时期的学术师承

摘    要： 青年时期的李欧梵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接受思想史学专业训练，受到史华慈、普实克和夏济安等学者的指导和影响。李欧梵的学术文风是浪漫的、散文化的，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亦有夏济安的影响。李欧梵青年时期学术成长之路径可以为后学带来启示。

关键词： 李欧梵    鲁迅    夏济安    普实克    海外汉学

作为海外学者，李欧梵先生最初以鲁迅研究为大陆学界所知。大约在1987年，李欧梵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英文版和他主编的论文集《鲁迅及其遗产》相继面世，仿佛一夜之间他变成了鲁迅专家。其实他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他开始读《鲁迅全集》起到出版《铁屋中的呐喊》，经过了二十五年的时间。《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对鲁迅研究有开拓性的贡献，对当时大陆学界有启发作用。

李欧梵的童年适逢抗战时期，一家人颠沛流离，后随父母迁居台湾省。1961年，李欧梵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据同学白先勇回忆，他各门功课都很优秀。毕业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奖学金，后因钱存训先生的推荐，转学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1970年，李欧梵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写作主题与李欧梵的浪漫个性是相吻合的，读外文的青年好像特别容易和浪漫主义结缘，费正清教授曾称他为“Free Spirit”。博士毕业前夕，他向费正清教授申请去欧洲游学，追寻徐志摩在剑桥大学的足迹，没想到竟获许可，而且费教授帮助他得到去欧洲的奖学金，还给他写了三封介绍信。后来李欧梵把这段游历写成散文，发表在台湾地区的一本杂志上。《浪漫一代》从浪漫主义角度选取了诸多中国现代作家，对“五四”的浪漫精神和个人主义给予了精彩的诠释和分析，其中对苏曼殊、徐志摩、郭沫若和蒋光慈等作家的分析尤为精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史有诸多说法，比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浪漫一代》的写作思路着眼于晚清和“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潮流。显然，李欧梵接受了他的老师普实克的观点。

一、现代文学之普实克

普实克教授（1906—1980），前捷克著名的汉学家，东方研究所所长，青年时期曾在德国、中国和日本等地求学，译有鲁迅的《呐喊》等，鲁迅曾应邀为其译本作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中，普实克认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生命的悲剧感及叛逆心理，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倾向，无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点。”[1]并且以茅盾的《子夜》为佐证。在《子夜》中，雷参谋拿出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献于吴少奶奶即他从前的恋人面前，书页里还夹着一朵枯萎的白玫瑰，以此表达他坚贞不渝的爱情。普实克从这个小说片段里看到当时革命青年如何在一本欧洲的浪漫主义名著里找到共鸣，这本名著要表达的正是个人主义、悲剧色彩、叛逆精神和厌世情绪。

李欧梵对普实克教授是充满感激和敬意的。李欧梵受的是历史专业训练，但一直对文学感兴趣。普实克的课程为他打开了一扇中国现代文学之门，他的学识和胸襟给李欧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堂上谈到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作家，可是对不革命的徐志摩只字不提。学期结束，李欧梵故意提交了一份关于新月派的论文，没想到普实克非常欣赏，还细心地纠正了论文中关于徐悲鸿法文名字的错误。课余普实克还会邀请学生到宿舍里喝酒聊天，谈到法国绘画和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谈到他和郑振铎的友谊，甚至私下里对学生说起他和夫人在法国时的浪漫时光，很有“布尔乔亚”的情调。

在《布拉格一日》的游记中，李欧梵曾回忆普实克对他的影响：“而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也是由他激发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和他分歧很大，但不得不承认他对我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是他在课堂上首先提出来的，我不过继其衣钵而已，这和先师夏济安先生首先提出鲁迅的另一面，而我继之发挥的道理一样。”[2]

1979年，普实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集在印地安纳大学由李欧梵编辑出版，在序言中他对普实克的研究成果做了总结：“他和夏志清一道，以其研究完成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任务，他不仅开拓并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规范，而且通过几十年来矢志不渝的教学和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追随他的足迹，在这块尚未完全开发的沃土上发现新的、激动人心的领域。”[3]

二、鲁迅研究之夏济安

普实克是李欧梵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引路人，而贯穿李欧梵鲁迅研究始末的则是夏济安的影响。夏济安1916年生于江蘇吴县，1940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之后曾短期任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新亚书院等校，1950年赴台大外文系任教，1959年离台赴美。1968年，夏济安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英文论文结集出版，即《黑暗的闸门》一书。

夏济安的学术思想也许还没有被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充分发现和肯定，但它对李欧梵的治学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在一篇专门回忆夏氏兄弟的文章《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中，李欧梵对夏济安的开拓性研究成果《黑暗的闸门》一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鲁迅研究是在夏济安的基础上作了一点继往开来的工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鲁迅研究也难免受到当时政治思潮影响。夏济安的研究，有所超越。《铁屋中的呐喊》发扬其老师的观点，其中对《野草》的论述，可以说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夏济安曾对《野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萌芽中的真正的诗：浸透着强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暗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当然，他的研究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兼采众家之长，形成一己之说。

三、学术文体之追求

通观李欧梵的著作，行文没有说教的味道，没有理论包装的艰涩，事实上，他对各种理论做过深入的研究，比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等，但他没有把理论奉为圭臬，在与陈建华对谈结集的书中他说：“我直到现在为止，不相信任何理论，不管哪一种理论，都不能解决一切。”[4]比如阅读《浪漫一代》会是一种非常愉悦的经历，其中对徐志摩、苏曼殊等作家的描写引人入胜。译者王宏志曾这样评价此书：“自从中学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学史论著太不浪漫了……《浪漫一代》竟然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都是那时候国内的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就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新颖新鲜，所以，读这本书时是深深感到震撼的。”[5]李欧梵的文风是浪漫的、散文化的，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或者说他的学术是浪漫的，正如他在求学期间承蒙导师费正清的允可，到欧洲追寻徐志摩的踪迹一样浪漫。

关于他的学术文体，李欧梵在《哈佛两教授——费正清、史华慈》一文中说：“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衍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引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6]。

在这段话后，他还举了很多名人，但是对他影响至深的应该首推夏济安。在回忆文章里，李欧梵评论说：“通观夏济安先生的著作，没有炫耀什么理论术语以至于破坏了他优雅的散文文风，或者损害了他原创性的洞见，出版四十年之后，这本著作的许多闪光点丝毫没有减退。”关于夏济安的文风，他举例说：“写最后一章《革命的前夜》的最后一节时，我不得不克制自己逐字抄录先生的两句话的念头，他用这两句为长长的《鲁迅与左联的解体》一章作结：‘10月17日他患了感冒，19日他便去世了。’我找不到其他同样简洁而感人的结尾了，因为对鲁迅这位置身于左翼内部斗争的资深作家所作的复杂而深刻的刻画，这是最后的点睛之笔。”从李欧梵的叙述里可以感受到夏济安文笔之精练，对比《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治学方法的一脉相承，他们的写作不经意地回避了理论术语的堆砌。

四、结语

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李欧梵的早期学术训练，除了普实克、夏氏兄弟的影响外，还得益于诸多同事、朋友与老师，比如史華慈、费正清、韩南、埃里克等，此处不再一一详述。笔者曾在批评家李陀的新书分享会上求教关于李欧梵的话题，李陀对李欧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称赞李欧梵的道德情操。作为海外学者，李欧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3]（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M].上海：三联书店，2010.

[2]李欧梵.西潮的彼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李欧梵，陈建华.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0.

[5]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6]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作者：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