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思潮研究论文

摘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思潮对各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财务管理作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受到经济学中定量研究方法的深远影响。在财务管理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采用大量的数学符号,建立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分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唯科学主义思潮研究论文 篇1：

科学与人生观的历史意蕴及当下意义

当前的中国是近代以来科技整体水平最接近世界强国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民族振兴的作用比当年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加严峻，我们更应该认真严肃地回溯当年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界普遍关切的科学与文化命题，起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生命哲学学派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于科学史家丹皮尔称之为“科学的世纪”的19世纪，当时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在改变人类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形而上层面改造人类的宇宙观与自然观，使得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观念开始建立在归纳與演绎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并造就影响广泛的科学方法万能论——人类自身心理与情感等道德现象和问题也可经由科学方法予以认识和解决。在唯科学主义看来，这些道德现象是以人类的生理性机制为基础的生理现象，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以给予客观的解释。因此，无论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亦或主观的人生现象，均处于一定的自然秩序之内，受到自然科学规律的制约。然而，以柏格森、倭伊铿、杜里舒等为代表的欧洲生命哲学学派哲学家，严厉批判把作为人的普遍性的组成要素之情感纳入科学知识范畴。这也就是说，唯科学主义和生命哲学对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就在于人类的道德生活是否应该经由科学划入理性范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场思想论战，即1924年的科玄论战，构成科学与人生观命题的东方回响。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欧洲生命哲学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引发五四新文化所造就的新派学人群体的思想争鸣。新派学人中援西治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学人，以梁启超与张君劢师生二人为领袖，受到生命哲学学理与儒家伦理思想具有相通性的认识之启示，认识到持科学的人生观，使得人类精神文明走向对于物质文明的屈从，最终导致标志道德破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19世纪科学时代以来人类的道德生活准则，而中国传统伦理应是重新回溯的道德准则资源。中国传统伦理强调情感以至道德不为物役，正与欧洲生命哲学理念相通，具有解决西方物质文明弊病的时代价值。一言以蔽之，以梁启超与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人，坚持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是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人生观高于科学，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时人称之为“玄学派”。尽管在当时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处于下风，但他们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对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科学文化论者起着某种牵制作用，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反思“科学双刃剑”的思想渊源。

当时与“玄学派”相对立的另一方则被誉为“科学派”，以丁文江与胡适为代表，提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崇西向新的新派学人，甚至有些学者具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们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是因为在科学知识论看来，情感以至道德都是心理现象，本质上是感觉经验所生成的概念乃至推论，属于能够予以经验实证的生理层面的感官现象，属于科学知识体系范畴，均能够予以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科学派”认为，一战所标志的欧洲物质文明的破产原罪不在科学，而在政治与教育还远未实现科学化，也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政治与教育所致。“科学派”的观点可被视为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中国表述，根本来说则是欧洲启蒙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认同性回响。尽管“科学派”的观点具有过强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也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科学派”坚持的观点对于当时中国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思想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其科学的启蒙意义与启蒙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

科学与人生观命题的历史意蕴渊源于启蒙理性，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演变进程中日益分途，先是分化为唯科学主义与生命哲学思潮，后来经过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对于西方科学界与人文界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察，在20世纪中叶被提升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文化，即科学家身体力行的认同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科学文化，与人文学者浸润其中的否定唯科学主义积极意义的人文文化。其实自从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形塑科技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发展机制，标志着科学文化的巨大成功，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然而，这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也造成一系列由科学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全球化问题，包括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等影响人类共同体未来命运的普世性危机，这说明科学文化需要人文精神，要从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人文文化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回归科学与人生观的历史意蕴来反思启蒙理性的意义，重新规制人类主体性与力量性诉求的发展方向。

中国正处于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既有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在农医天算四个领域积累了系统化知识。然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近500年间，特别是中国近代时期，国人没能加入到世界科技革命的行列。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奋起直追，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成果，然而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只能属于科技大国，要以更大的信心与决心去发展科技才能有所作为。当前的中国是近代以来科技整体水平最接近世界强国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科学技术对民族振兴的作用比当年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加严峻，我们更应该认真严肃地回溯当年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

（作者分别为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专职副主委和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

作者：张培富 孙磊

唯科学主义思潮研究论文 篇2：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研究的影响

摘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思潮对各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财务管理作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受到经济学中定量研究方法的深远影响。在财务管理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采用大量的数学符号,建立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分析。在财务管理的发展中注重计量方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模型之外的因素,这样财务管理理论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财务管理

自1897年美国财务学者格林出版《公司财务》以来,财务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财务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管理办法,这对指导实践的财务管理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纵观财务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财务管理的发展,财务管理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也分别形成了自己的财务管理流派。因此,探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研究的影响,考察这两种思潮所含的方法论对于财务管理研究的指导路径,对于促进财务管理研究的发展和解决财务管理实践中的很多现实问题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

1.科学主义的内涵。科学主义是近代科学产生和科学家角色形成后出现的,最初是指“作为科学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等”。颜佳华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以可感的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以逻辑推理为主要形式,以证实与证伪方法为认知对象世界的主要手段的一种社会与学术思潮。”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学术思潮,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以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伽利略等为代表。牛顿力学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相信自然规律的作用,即通过一个既定的初始状态,根据自然规律就可以预知未来。这就是人们对科学的最初认识,有人称其为科学中的科学主义。而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是一个包含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在内的。传统经验主义充分肯定实证的科学性。而逻辑经验主义则主要认为科学是统一的;科学是无学科边界限制的;科学在预测、解释和控制方面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等,同时充分肯定了科学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目前,社会中对科学主义的充分肯定和依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中国自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多多少少也开始在各个领域重视科学主义的精神。

2.人文主义的内涵。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研究对象,即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思潮,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人文主义强调概念的演绎、强调定性研究、强调运用非理性与非逻辑的方法把握人及其本质,其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较强思辨性、定性化的特征。与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更为久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文主义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从卢梭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人文主义的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越来越关注人的异化从而对唯科学主义进行批判。

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在财务管理的初期,企业实行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基于价值管理的,或者说是以科学的思想作指导,精确计算企业价值、股东价值、市场价值等。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利润率最大化,把企业完全看做一个经济利益主体,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最终导出企业的本质是财务活动。而把制度、文化、习俗等社会基本因素排除在财务理论的基本框架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发现企业的活动要受到经济利益之外很多因素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重视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投资者、债权人、职工等等各种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必须要注重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追求“善”、“美”,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在组织财务活动的过程中处理好各种财务关系,协调好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变得十分重要。这时企业财务的本质更多的是财务关系而不是财务活动。

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研究的影响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务管理的研究方法上,科学主义者认为人具有无限的理性,基于此展开精确的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研究,倾向于精确的数学计量尽量排除人的主观因素。而人文主义认为人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研究活动注重人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从而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满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到近现代特别是在20世纪以后逐渐成为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潮。科学主义者排斥与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研究只是无用的学术思辨;人文主义者直指科学价值无涉的弊端,批判科学发展的情感缺失所造成的对人的异化。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争论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哲学领域的一场学术思辨,事实上,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两种思潮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各具体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使各门具体学科形成了科学主义进路与人文主义进路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两种思想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始终存在,此消彼长。本文拟从财务管理的筹资、投资、股利分配三个主要方面来分别论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1.筹资方面。财务管理在筹资的研究方面偏向于采用计量的经济学方法,从而给出精确的计算所需要的基本资金需要量。一般认为,财务管理最早产生于十五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这一时期的筹资管理还很难用科学的定义来概括它,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主观的需要,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到工业革命时期,财务管理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管理职能出现,并且以筹资为管理重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筹资、怎样发行股票、资本来源等等并且已经开始重视科学的方法,尽量减少人的主观臆断。1910年米德出版著作《公司财务》,主要是定量化研究企业筹资问题。这本书也奠定了现代财务管理的基础。在现代财务理论中筹资问题的研究重点转为债券和股票的定价研究。而在定价决策中过多的强调了决策的科学性,定价的合理性,人文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得到重视,特别是对于政策变化、市场环境的强调,慢慢地也出现了关系投资的研究。资本结构的研究成果是一重大突破,尽管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MM理论,但是它确实给人们指出了理论上的优序融资顺序。这种科学的思想到现在都给公司财务决策以很大的指导。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如何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和资本结构保持何种比率才是最优的等问题变得非常的火热,有一些经营业绩相当好的公司得不到发展所需资金。而非热门或者经营业绩并不是最好的公司相反却得到了银行的支持和投资者的认可。企业筹资渠道被企业广泛关注,人们开始重视一些非经济因素。从人的需求出发研究融资的问题。比如民间所说的“搭股”,这种融资链条中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誉,但是却可以在短时间以低成本获得足够所需资金。

2.投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等原因,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人们开始从各种角度采用各种方法展开投资问题的研究。但是财务管理的投资理论研究更多的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其一,从研究方法看,大多注重实证的、经验的研究。如1952年马克维茨在“资产组合选择”中首次提出采用方差来衡量资产的风险,以后又从风险与收益的计量入手研究了各种资产之间的有效组合问题。第二十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上,诺斯、发玛等人又进一步开展了相关的计量研究。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资本市场中的异象问题,以期望理论为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得到发展。行为财务理论指出市场一般是无效的,并结合人的心理行为特征研究投资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开始构建DSSW模型、BSV模型、HS等模型,通过构建模型丰富了投资理论,也解释了资本市场中的一些异象问题。但是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行为财务管理发展是步履维艰的。个人心理特征的独特性、不同环境、不同教育程度、不同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和心理倾向,从而产生不同的财务行为。即使是对同一个人来说,处于不同时期以及处于不同动机,相同的经济情况下可能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决策。因此,仅仅通过数学模型来解决行为财务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甚至不可能。因此,必须在理论中融入人文主义的理念,关注人的特性,人的需求,人的变化,也就是说人才是投资的最终决策者。

3.股利分配方面。财务管理的职能就是指导财务实践。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还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只有付之于实践,实现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能动飞跃,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财务管理的职能就是通过应用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组织、财务控制以及财务分析、评价与考核,正确地指导财务实践,促使财务活动取得成功。公司经营成果的大小、分配的方法、分配的结果都是投资者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财务管理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分配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融资和投资决策。而在经营成果分配的过程中既体现了科学的思想又有着人文的思维方式。遵循分配的制度、注重分配的顺序同时又考虑信号传递的效果。同时,更多的关注分配对投资者行为影响、对公司当前和未来财务影响,注重分析直觉、灵感、效率与公平结合。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主导思想。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得出结论:在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不能仅仅强调单一的分析方式,应该做到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同时引入新的分析手段和分析方法,以使财务管理研究方法系统化和多元化。增强财务理论的解释能力,从而达到财务管理作为研究工具与手段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魏屹东.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1).

[2]颜佳华,王升平.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3]张英明.关于财务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J].财会月刊,2005,(6).

[4]罗珉.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5]赵德武.财务管理:历史追寻与展望未来[J].会计之友,2001,(10).

[6]周东生.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适应性有效[J].管理科学,2005,(6).[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张桂杰,李志勇

唯科学主义思潮研究论文 篇3：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

龙观华(1966－)，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广州　510631) ；李小萍(1966－)，女，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子课题“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编号：08JJD720027)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对前一个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科学主义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形态

科学主义是一种西方思潮，而对于什么是科学主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定论，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有：欧文在《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韦伯斯特百科词典》对科学主义的解释是：“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郭颖颐指出：“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的观点。”霍布斯认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当代西方思潮词典》认为：“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一种科学崇拜思想，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声称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是英文“scientism”的中文意思，亦译“唯科学主义”。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从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界说。在我国，学者们主要是在西方科学主义理解的基础上，对科学主义加以仔细的辨明和具体的区分，既有中性论断也有批判之辞，但大多数还是从贬义的立场上去理解、分析和使用这一术语的。

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它是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就历史源头而言：“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某些观念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亦即所谓明清之际及清代中期。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变迁首先表现为与传教士东来相联系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为了使其传教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借助了宗教之外的手段即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科学，来缓解价值冲突对传教的心理排拒。这在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科学思想的一次大的启蒙，在部分国人的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的种子，但在18世纪的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中国再次把大门紧紧关上，对科学的介绍被推迟到19世纪。

那么，进人19世纪，科学主义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呢?“我们通过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认为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演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生成期(1860～1895)、建制期(1895～1915)和渐趋成熟期(1919～1923)，相应地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分别为：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李侠等人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分为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有其合理性，但从生命的诞生、成长、成熟、衰亡过程来看，把生成期、建制期、渐趋成熟期改为酝酿期、形成期、成熟期，似乎更合理一些，这三个时期在历史事件上分别对应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形态上对应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

从一个侧面看，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开始结合，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器物形式，这是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表现形式；维新运动时期，随着认识的深化，开始关注器物层面背后的思维方法开始受到关注，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制度形式，科学得到泛化，标志科学主义形成。到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为价值观念形式，这是科学主义成熟时期的表现形式。

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或多或少地带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在这个相伴而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毫无疑问，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具体地讲，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一)维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溯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就承认他是在《西国近世汇编》等书的影响下，才“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的。他于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日《人类公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学说看成是“均产之说”。梁启超则认为《大同书》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他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梁启超在分析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也认为这是由于贫富差距问题引起的，他说：“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即社会主义)之所由起也。”在维新思潮中，社会主义学说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已零星可见，这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最初表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翻译为“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严复也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恰恰是渊源于中国科学主义酝酿时期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器物观的视野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把西方的共产主义学说带到了中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宣传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与此同时，深受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继而极度张扬之，以至于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由于与科学主义结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构成了那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当然的学理背景和思想基础。

事实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正确，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具有科学实证特征、具有进化意义的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并且以一种价值泛化的形式，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出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精确可靠的方法。运用这样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的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高度，救亡图存的目标指日可待。

李大钊指出：“依马氏的说法，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出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足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种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它固然有别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但其所具有的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则与自然科学相同。并且，正由于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才造成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陈独秀也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们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沓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同时，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社会人事的研究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属于这种社会科学范围之内，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哲学才是合理的、可取的，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形而上的哲学”。

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论述科玄论战的时候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在此，陈独秀表现出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强调科学的威权，护卫科学万能论。瞿秋自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智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藉新科学智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这样的观点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如出一辙。正是在“科玄论战”后期，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相结合，才以势不可当的气势战胜了玄学派。而两者结合的信念基础就是科学主义。这样的结局也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科学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相互推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二者的科学观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尤其在认识科学的重要作用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指出科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较多，择其最基本的，概述如下：其一，自然科学帮助人类“从理论上征服自然”，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这就是说，科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并且取得理论成果。其二，科学也是一种生产力，因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其三，科学是“知识的形态”的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就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因为：“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其四，科学对人类社会具有推动作用，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其五，科学既作用于自然界，又作用于人类社会，科学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科学主义同样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一致的，但是，科学主义片面夸大科学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推崇到极点，主张“科学万能”，认定自然科学是“唯一科学”，这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科学主义主张：“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而且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在机械决定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任何一个属性”的产生和灭亡都有“铁的必然性”。从这一点上讲，似乎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视为“置所有的实在于一个自然秩序内”，但是，只要离开了上述领域，只要人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单一因果关系起作用的事物，那么，马克思主义同科学主义就分道扬镳了。因为，对于那些“由随机关系联系着的群体事物”，“愈是接近于纯粹的思维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偶然性愈多”。在这个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从不追求个体事物的“铁的必然性”，而仅仅在群体事物上把握这种必然性，或者从群体事物的总体上去发现和应用这种规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把“一切实在”置于“多种自然秩序”之中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科学主义信条。

又如，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科学”，片面夸大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它作为唯一的知识、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方法”。这就把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推到了“非科学”的境地，比如说人文学科，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科学与人文是水火不相容的，认为：“科学技术仅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科学、人文，水火不容，如果硬要二者牵手，则会既毁了科学，又毁了人文”。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科学与人文是可以相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门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

由此可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某种场合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这一点上，科学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包含科学主义的思想成分，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归结为科学主义。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较少有人谈及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事实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近代中国科学主义的兴起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龙观华　李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