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业发展论文

韩国工业发展论文 篇1：

韩国政府工业化中后期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其工业化进程加快，到1970年代末，韩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其重化工业化过程，主要是靠政府主导与推动下重机、重化工业一边倒的投资强行实现的，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此后，韩国政府对其产业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从过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逐渐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大大减少对于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积极改善市场环境与增进市场功能；政策重点也从促进重化工业的集中的投资，转向以经济手段支持引进设备的国产化、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升级，进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这些政策调整实施后，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的泥潭中脱身而出，在又经历近2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到1996年时韩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韩国政府工业化中后期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韩国促进工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

第一，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大程度发挥市场的作用。韩国早期推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注重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产业政策调整更多地重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了行政力量对产业结构形成的干预。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新的产业政策是，通过自由竞争，诱导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坚持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同时，实施“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采用经济手段加速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是在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领域积极支持企业“技术革新、提高效率”与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依据国际市场变化，鼓励传统重化工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升级，同时重点发展计算机、精密仪器、精细化工、电子机械等新兴产业；三是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着力促进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

第三，鼓励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成为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是韩国加大对科技与开发的投资力度；1986年科技研发强度为2%，到1995年提高到4%。二是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三是加强创新能力，逐步建立起本国的高科技体系。四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使经济结构得以升级。五是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加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立足韩国特色合理选择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国内传统产业原有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韩国政府也必然将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以提高韩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韩国政府在划定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范围时，充分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80—9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依据上述原则，在考虑现阶段韩国产业技术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时，将尖端电子信息产业、半导体产业、液晶显示器（LCD）产业、机械电子产业、新材料产业、精密化工产业、遗传工程产业、光学产业、尖端纺织产业、航空产业、尖端汽车产业等11类产业定为韩国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三）多方位投入大力支持产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第一，扩大政府在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投资，使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1%提高到1996年的3.4%的水平；增加对提高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援；对高科技领域国家重大课题的共同研究增加政府支出在“国产机械购入基金”及“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的份额。

第二，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提供税收及融资等政策上的优惠。调整民间企业技术开发准备金的保留额度；允许民间企业在国外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增强引进高科技设备的能力，并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高科技研究机构或购买高科技企业；放宽高科技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的适用范围，并扩大研究开发用品的租税减免范围。

第三，完善政府对于产业技术研发的扶持体制。制定高技术产业领域的长期综合计划，并不断调整完善；增设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并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大型课题的研究、开发工作，成为高科技产业大型、长期课题的共同研究中心；加强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产业部门的应用研究与地方企业研究的支援；大力加强高科技情报资源的搜集，创建技术情报市场。

（四）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全方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由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业集团，转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出台了《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等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每年确定并告示中小企业系列化行业与品目，并为有关企业提供特别信用保证和税收减免。并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支援制度，实施《中小企业创立补助法》、《中小企业产品购买促进法》等。

金融支持方面。韩国财政经济部、产业资源部等12个政府部门设立了91种政策性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韩国政府于1961年8月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作为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建立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五）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长期以来，韩国政府就高度重视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根据不同时期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注重技术工人培养与在职员工的职业培训，先后制定实施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国家技术资格法》和《职业训练基本法》等一列政策法案。二是不断加大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加大了对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支持。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方案》，《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Brain Korea 21）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等政策法案。

（六）政府大量投入支持信息产业发展

韩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息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诸多信息产业领域甚至已超过发达国家，这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信息产业，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推出有效的产业发展创新战略和扶持政策。韩国政府极为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技术和新媒体服务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2009年和2011年为了提高数据利用效率，韩国政府连续推出《云计算全而振兴计划》和《云计算扩散和加强竞争力战略》，共投入31164亿韩元。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取向与政策工具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要让市场的作用更充分的发挥出来，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在政策措施的选择时，应更多选择诱导型手段，更少采用审批限制类手段；更多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少去替代市场选择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

（二）政企良好互动及时调整与优化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应良好互动，政府尤其应尊重企业与企业家的选择，顺应市场与企业的选择。产业政策不仅是引导企业创新，更重要的是不限制企业创新，按照市场规律要求顺应企业发展，促进企业间竞争，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现今世界正孕育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下，应把信息产业作为产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正处于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应在关键环节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不仅重视研发投入，更要重视基础研究支持，为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成果储备。

（四）完善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培养产业技术人才

一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支持产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二是加快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鼓励和促进学校与企业技术应用相结合的现代制造技术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三是鼓励高校与应用技术研究机构紧密结合培养实用型创新人才。

（五）“真金白银”加大投入，切实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可参照韩国模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可设立多项政策性基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还应设立专项资金，对于中小企业人才培训、研究开发、商业情报收集、销售宣传等方面给予资助。

作者：江飞涛

韩国工业发展论文 篇2：

推进过程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研究

摘要 将土地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度及其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韩国工业化在加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的整个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耕地减少与GDP、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不同的：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明显减弱；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虽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结论和启示，对我国强化土地管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工业化发展；相关度；土地政策优化与调整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已经进入中期阶段^[1]，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压力巨大，土地需求异常强烈，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克服目前存在的大量耕地的非农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土地利用和管理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韩国同属东亚，研究它们在走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韩国工业化发展中土地利用变化概况

1.1 工业化起步阶段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韩国工业化进程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 在60 年代初至70 年代中期这段工业化的起步时期，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人均收入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其中，城市化水平达到50％，人均GDP也超过了1 500美元。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63－1976年，韩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2]，由于产业发展迅速，工业用地需求急剧扩大；同时，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住宅需求也开始大幅度增长，工业和城市用地需求的增加，激发了土地需求的增长。但由于韩国严格执行农地保护政策，农地占用受到较大限制，且韩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如开垦、填海造田等增加可用农地，使得农地数量减少并不明显。

1.2 工业化加速时期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20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到80 年代中后期，是韩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韩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 扶持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电子和机械工业等。但工业化加速的直接效应就是土地需求剧增，从而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减少。国际经验表明, 城市化水平在30%～70%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3]。在韩国则更加明显，韩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是30.5%，而到1976年达到49.7%,年均提高1.48%。而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城市化水平更是从1977 年的51.6%提高到1987 年的68.5%, 年均提高1.69%，比前一时期增加了0.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丧失约10 119 hm²耕地, 这对于一个只有990 万hm²土地的韩国来说已经很大了。

1.3 工业化后期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土地需求进一步增加，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韩国开始放宽耕地转用限制，把一部分耕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一方面来降低土地价格，同时来解决土地短缺问题。尽管20世纪末，韩国人均GDP已达到8 711美元，城市化水平也高达81％，但农地资源消耗速度相比前几个阶段不仅未下降，反而出现大幅度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

2 韩国工业化推进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关度变化分析

2.1 韩国工业化加速阶段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韩国工业化加速阶段耕地变化与GDP、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分别进行一一对应回归分析，并经过检验，结果均显著。而在回归过程中，我们分别进行了绝对变化的相关度和相对相关度弹性两种分析。目的在于考察绝对弹性系数和相对弹性系数，也即影响度或影响系数。

从表1可以看出，工业化加速阶段，在耕地面积减少667 hm²情况下，影响度最大的是服务业增加值是6.1亿美元，其次是工业增加值3.7亿美元，再次就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影响为2亿美元，对GDP的增加影响最小为0.1亿美元。

从相对弹性系数影响度来看，耕地减少1%，带来增加幅度最大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达到了38%，其次是服务业增加值就会增加21.7%，再次是工业增加值增加21.5%，增加幅度最小的是GDP增加19.8%。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韩国，耕地减少对投资影响弹性最大。

2.2 韩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韩国工业化后期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耕地绝对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增加值，即耕地减少667 hm²，服务业增加4亿美元，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为2.7亿美元，再次是工业增加值为2.4亿美元，最后才是GDP增加0.07亿美元(见表2)。这与韩国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影响度排序基本一致。尤其是服务业最高，GDP影响度最低。所不同的是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影响度的排序有所变化以及影响度大小有所差异。

第二，从相对弹性系数影响度来看，耕地每减少1%，

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最大为5.9%，而很有意思的是它对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和GDP增加的影响幅度均为4%。这一特点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系数变化是很不一样的。

3 我国耕地及其建设用地变化分析

3.1 我国耕地变化的阶段性考察

通过对1949-2005年我国耕地变化考察，可以将其分为1949-1995年和1996-2005年两个阶段，我国耕地面积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①1949-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是急剧增加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1957年以后，耕地面积缓慢减少。但总体上在1979年之前，耕地面积总体上还是增加的，之后呈现缓慢下滑之势。②1996年以来我国的耕地总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从1996年的1.300 7亿亩下降到2005年的1.220 7亿亩，9年累计下降了0.08亿亩，下降幅度达到6.15％。1996-2001年变化比较平缓，在1998年的时候甚至耕地数量还有所回升，2002-2005年下降速度相对较快，尤其是2002年和2003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其中2003年达到最大，耕地数量减少了2.01％。人均耕地数量变化比较平稳，几乎呈线性递减，从1996年的1 060m²到2005年的933m²，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下降幅度达到12％。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对建设占用耕地需求长期存在，加上生态建设对生态退耕的要求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我国耕地总量下降趋势明显，在短期内难以逆转。

3.2 我国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概况及特点。

对比分析建设用地比重的变化，可看到建设用地总体比重的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由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带动的，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比重变化并不大(见表3)。

注：取建设用地占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为100％，考察建设用地分别占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比重；取建设用地占农用地为100％，考察其中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比重；括号内为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在各自部分所占的比例。

表3数据说明：①在所有新增建设用地中，农业用地占80％～85％，并且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未利用地占15%～20％，整体上呈下降趋势。②建设用地增加主要是通过占用农用地尤其是耕地，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大约60%左右，2003年达到67％。③在新增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工矿用地占了近80%，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占用不到20%。

4 从韩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中获得的启示

(1)从绝对弹性影响度来看，不管是工业化加速阶段还是工业化后期，耕地的单位绝对量减少，对服务业的绝对增加量影响最为明显，对GDP绝对量影响最小。从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来看，不管是工业化加速阶段还是工业化后期，耕地减少1%，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影响最大（加速阶段是38%，后期是5.9%）。而从工业化两个阶段相比较，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大大减弱。

(2)虽然一般来说耕地利用结构及其规模变化将经历与工业化的“倒U”型变化类似的耕地减少速度先慢再快再慢的变化曲线。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仍然会出现耕地减少速度加快的现象。因此，加强土地调控与管理并不能因为“倒U”变化趋势而有所减弱，相反必须不断加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型变化。伴随这一过程的土地利用变化也会呈现出相对应规律，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土地资源消耗主要由第二产业的发展引起；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土地资源消耗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为改善居住条件而引发的居住用地需求增加。据测算，单位产值的第二产业用地要大于第三产业用地，所以，到了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时，如果人口增长维持在较低水平，土地资源的消耗也因产业用地的减少而减少。这样，与工业化的“倒U”型变化类似，在人均耕地资源较少、后备资源有限，而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耕地减少（或者建设用地增加）同样呈现出以下变化规律，工业化前期，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耕地量的速度快于耕地资源消耗（建设开发利用）速度。工业化加速时期，即经济发展快速阶段耕地减少速度大于耕地增加速度，而在工业化后期农地的消耗速度逐渐缓慢。但从韩国土地利用变化看，在工业化的初期，由于农地保护政策，农地资源占用受到较大限制，而且韩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如开垦、填海造田等增加了部分可用农地，使得农地数量的减少并不明显。直到从1970年开始，韩国农地的数量减少现象才显现出来，在1971－1975年期间，韩国农地每年平均减少0.87%。但在随后的30年中，韩国已有20% 的耕地消失在大片的城市住宅和高速公路网中, 平均每年丧失约10 119 hm², 年均减幅0.21%, 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由期初的22.96%降到期末的22.48%, 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农工争地矛盾加剧，所以，农地资源的消耗速度相比前几个阶段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

(3)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实现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确定土地利用规模变化，转向到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战略转移。工业化必然带来土地利用结构新变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证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过程就是农地面积大量减少，二三产业用地比例提高的过程，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度发展必然伴随着农地高速度消耗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制定土地资源利用政策和农地保护政策时，必须正视并尊重这一规律。只要能将农地资源减少的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农地保护政策的成功，强求耕地减少零消耗（建设用地零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和不现实的。但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是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两个主要原因，也昭示着控制耕地减少（建设用地增加）要以两个主线来进行。其一是制定合理、科学、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保证工业化增长方式先进且低耗、工业化推进速度适度、产业结构高效配置。而且，产业经济政策必须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例如在投资政策上就要符合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基本规律，通过土地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与互动，实现由“以经济增长速度定土地利用”到“以土地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转化，从“以投资定土地”到“以土地定投资”的转变，力争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使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摆脱要素拉动型尤其是土地要素拉动型的低效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耗费少、要素利用率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二要制定适合中国的实际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就业率的提高，无论是资源依托型还是产业集聚型或者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均要以高效土地利用、减低土地资源消耗为前提。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李晓西，张琦.新世纪中国经济轨迹[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3.[Li Xiaoxi, Zhang qi． The Economics Track of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M]. Beijing: Peopl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3～83].

[2]刘新卫.“黄金发展阶段”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土地利用浅析[J].国土资源情报，2006，(2)：51.[Liu,Xinwei.Landuse Analysis of Japan、Korea and China Taiwan in Golden Development Stage[J].Intelligence of National Land, 2006,(2):51.]

[3]刘丽.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消耗[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6：246～300.[Liu Li. The Consumption of Land Resource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Importa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M].Beijing: Land Publishing Company of China， 2006:246～300.]

Analysis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dvancement in South Korean

ZHANG Qi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Resourees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relevanc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land policy

作者：张　琦

韩国工业发展论文 篇3：

我国工业发展的资本要素变化分析

对于中国这类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中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资本的要素数量效应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来源和动力。同时，根据投资乘数理论、加速数理论、Harrod-Doma模型、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等相关理论模型，资本的要素数量效应也都是增长的核心要素。因此，准确把握资本条件的变化特征和趋势，是正确认识、合理判断我国工业发展变化趋势的基础。

一、趋势分析：我国工业发展的资本变化①

（一）工业投资

工业投资，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工业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工业投资始终保持增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当年价格计算，我国工业投资从1995年的6232.5亿元大幅提升至2011年的129119.6亿元，增长20.72倍。与此同时，投资增速却呈现大幅波动的态势。从1996年的高达43.79%增速下滑到1999年的-2.66%，又迅速攀升至2003年的46.27%，然后逐步下滑到2011年的11.99%（见图1）。而且，1995年到2011年间，我国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维持在40%—50%的区间范围内。同时，工业投资率（工业投资与工业增加值之比）由1995年的24.98%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57.89%。特别是次贷危机后的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国工业投资率又出现了一次跃升，连续3年都保持在高位，分别为69.70%、71.74%、68.51%。应该说，我国工业投资率不仅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即使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历史可比时期相比也是最高的。

从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外资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规模总量上看，基本保持了稳定上升的态势，从1995年的2114.05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5061.99亿元，增长2.39倍；但其占我国工业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33.92%一路下滑到2011年的3.92%。应该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投资依旧还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工业高投资率会形成巨大产能，并导致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从而降低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持续的高投资率也是难以持续的。同时，我国吸引外资还面临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更加剧了高投资率的风险。因此，未来我们必须在继续发挥投资对工业增长带动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维持必要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等方式，推动工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资本效率

1、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

鉴于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是单位资本存量工业产能外在的实际反映，因此，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的演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单位资本存量工业产能的内在演化规律。从1981年到2011年的单位资本存量工业增加值发展趋势看，从1981年的0.30提升到2011年的1.19，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31和1.33，属于这一期限的高位，之后又回落到2009—2011年的1.17—1.19，但这种下行究竟是阶段性的变化态势还是拐点性的变化态势目前还难判断（见图2）。

2、增量资本产出率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反映的是年度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即要让产出增加一个单位，需要多少投资。一般而言，ICOR提高，表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意味着投资效率的下降。因此，增量资本产出比率越低，经济就明显更有效率。从1995—2011年的数据看，我国工业领域的ICOR持续提升，从1995年的1.14提升到2011年的4.65，这意味着我国工业行业的投资效率呈明显下降的态势。同时表明，依据现有趋势，要实现工业的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因此，未来继续依靠加大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更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

3、工业资本积累率

工业资本积累率表明行业的当年资本积累能力，是行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评价行业发展潜力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行业的资本积累越多，行业资本保全性越强，应付风险、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大。从1998—2010年的工业资本积累率指标看，先是从1998年的13.12%下降到2001年的8.69%，又迅速攀升到2003年的30.61%，随后到2007年基本稳定在20%附近，之后2008、2010年则继续下降到13.35%、12.28%，属于这一期限的相对低位。应该说，近年来资本积累能力的下降，对于行业应付风险、改善内外部条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增强持续发展活力、存储发展后劲等方面将产生不利影响。

4、工业资本劳动比

再从1981年到2011年的工业资本劳动比变化趋势看，资本—劳动比持续、大幅提升，从1981年的0.97万元/人大幅提升到2011年的12.3万元/人，增长12.7倍。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中确实表现出资本深化态势。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已进入资本深化加速阶段，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增速大幅提升，即从2005、2006、2007年的7.18%、8.12%、8.78%大幅提升到2008、2009、2010年的15.22%、15.42%、14.19%，可以说，从人均资本量看，近年来资本对劳动过度替代的特征已初具端倪。应该说，资本替代劳动是现代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在所有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随后逐步企稳的历史阶段；同时，资本深化也直接导致了重化工业化。资本深化虽然能在短期提高资本回报率，但长期却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总体而言，尽管“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但是综合考虑我国过去20多年中资本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高资本投入是我国过去20多年工业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但是，高投资也造成了工业的资本产出比持续走高、单位资本产出能力的削弱，使得产出效率有所降低。资本的低效状态表明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趋于强化，会影响到工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要改变以牺牲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为代价的扩张，通过优化投资导向、改善资本利用效率，减弱工业发展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出增长，实现工业发展的转型。

二、困境分析：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面临产能过剩、效率下滑、资本约束等问题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台湾和韩国的模仿与放大，它们在经济转型期投资结构升级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大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并未显著下降，仍维持在1/3（台湾）甚至1/2（韩国）。同时，根据1999—2010年36个工业行业截面数据的估计，中国工业行业属于风险偏好者，即在需求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工业行业会采用更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进行运营。因此，有理由认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处于资本深化的进程中，工业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虽然工业投资对我国工业的健康发展、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导致中国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例如，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从反应投资效率指标的比较投资产出率②、投资效果系数③看，一方面，工业领域的比较投资产出率自2003年以来一直小于1；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投资效果系数从1996年的0.50下降到2011年的0.21，特别是2003年后几乎成单边下降态势。鉴于过去十年中，工业投资增速持续超过20%，部份年份（2003年）的投资增速甚至达到40%以上，在工业投资规模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投资效率的逐步下降不仅将会加大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难度，更会增加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根据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验，未来制造业投资将集中于推动质量提升，数量规模扩张将放缓。

此外，尽管我国正处于投资密集型的高速增长时期，这意味着工业企业的杠杆率相对会更高一些，而且我国工业领域的资产负债率自1994年的66.66%下降到2011年的58.10%；但是，一方面，资产负债率仍处于适宜水平（40%—60%）的上限，且负债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一直处在200%附近，2009—2011年更是达到近十年的高点；另一方面，2006年以来，资产负债率已经初步显现出缓步向上的拐点迹象，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总额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5%—25%，总体而言，对于债务某种程度上的依赖是维持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外界对我国工业领域债务问题的日益担忧，以及近期和未来可预期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从新兴市场陆续撤出而重新回流美国，我国工业企业可能会遇到利率和资本流动急剧逆转的压力考验。继续依靠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手段拉动投资并维持工业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会下降。

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三、政策建议：继续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加大有效投资

工业投资不仅决定了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影响和决定着我国工业发展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强劲的工业投资增长，我国工业很难实现如此高的增速。目前，我国工业过高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逐步下降的工业资本积累率、放缓的长期资本流入以及表现不佳的资本总配置效应，使得过去30多年高度依赖于资本高投入换取工业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面临挑战。应该说，工业投资向下调整是必然的，且如影随形的将是工业增速的下降；但是长期而言，我国工业发展的确还需要更多投资。我们认为，盘活存量和发展增量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转型的最有效方法，因此，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改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加大有效投资是维持工业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

鉴于目前我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同时，投资回报的下降也将给我国工业未来稳定增长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通过政策转变实现主动的、有序的、可控的调整，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即使得资本从低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流向高回报率行业（地区、企业），就能提高整体的工业发展水平。也就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地区、企业）及时削减资金流入；使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好、效率高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行业（地区、企业）中去，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改善行业（地区、企业）结构，提高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进而推动工业的集约化增长。

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投资领域要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即政府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

第二个转变是投资主体要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转为民营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国企应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行业，才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

第三个转变是实现工业投资结构的优化。鉴于现有投资结构是未来工业结构的前瞻反映，优化投资结构是应对当前工业结构失衡、实现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把限制低水平加工工业投资、加强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尤其是要利用增加投资带动和优化存量资产，不断改善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推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由规模化向集约化发展。

此外，相对于经济发展和实际资本要素供需而言，我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并不是完全市场化。应该说，非市场化的资本要素价格对于过去30多年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不仅降低了项目的融资成本，使得工业项目可以以较低成本实施；而且，加快了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速度，为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随着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市场化的资本要素价格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是人为压低的资本定价使得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陷入投资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而不能自拔，从而造成严重的投资过剩局面。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取代所导致的资本要素定价过低，势必会引发资本的供不应求，并派生出大量的寻租和腐败；而且，也必然会有利于融资成本低的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加快资本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推进，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

注：

①工业部门统计口径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例如：1998年以前统计口径为独立核算企业；1998—2005年，口径变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0年口径为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开始，口径扩大为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前后不一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偏离。但是，如果关注的是数据的中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的话，那么口径的变化也许可以忽略。

②比较投资产出率反应工业相对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投资产出效率。

③投资效果系数指工业增加值增量占当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08）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作者：张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