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派民主主义理论分析论文

农村派民主主义理论分析论文 篇1：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摘要：民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主要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理论内容逐渐成熟与完善，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探索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民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以及享有最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权利而采取的一种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思想理论。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往民主理论的继承、发展、创新与革命。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类型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理论思想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幼稚而成熟的发展过程。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的民主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活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以其先导性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大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经历了四个大发展时期。

一、建党初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即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觉履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作用，高举民主与自由大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与实践活动之中。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在通过的第一个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必须要求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确保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因此，纲领中同时规定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所谓“苏维埃的形式”，要求党在自上而下，逐级建立严密组织的同时，必须从组织上确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决定问题时要由党员组成委员会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党的各类群众组织亦“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导”，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并未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任务。但这种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的组织原则，不但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探索与实践的序幕。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总结过去一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大会并据此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则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大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必须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列入党的政策，进而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会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与“一大”纲领相比，“二大”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显然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其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入地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独特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并使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核心力量。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1927年，由于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陷于失败。面对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历史经验，调整革命策略，领导工农群众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尝试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迅速发展，已先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乡、区、县、省等各级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

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作为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是苏维埃革命的先锋队。领导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给予人民以最大的民主权利。“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革命根据地内的人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年满16岁以上者均享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政、武装自卫、受教育、婚姻自主及经济等权利。工农民主政府并给予一切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采取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与政权建设。规定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各地工农兵代表大会和红军选出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闭幕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每6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组织中央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处理日常政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适应了当时工农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三、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鲸吞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民族危机，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国共合作，联蒋抗日。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17日又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运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进一步保证：“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结果。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制随之改组为抗日人民民主制。

与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不同，抗日人民民主制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除汉奸卖国贼及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此外，抗日人民民主制改变苏维埃制“兼有议会主义与直接民权之长”的政权组织模式以及代表间接、有限的选举方式，部分吸取资产阶级民主权力制衡的思想，采取了不完全的三权分立制。规定除乡市一级仍然采取立法与行政合一制外，边区内行政与司法并立，各级政府官员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同时受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各级参议会则经“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边区选民中民主选举产生。至于边区高等法院，其在独立行使职权之余。既须接受中央最高法院管辖，还要受到“边区参议会之监督，边区政府之领导。”

1941年，为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在原有抗日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和落实“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改革。规定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只能占到三分之一，其余的由“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实行，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之风，不仅从政治上进一步团结了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级与阶层，也争取了中间力量，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的民主化运动。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日益成熟，影响逐渐拓展至国民党统治区域。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多场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讲演，提出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奋斗目标，指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以“民主政治”为诉求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运动。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主题报告，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全面阐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外交等方面的施政纲领。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均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一系列运动，既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本质，也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面反对内战，一面顺应民意，在解放区内部仍保持了与抗战时期性质与组织形式都基本相同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则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口号，继续扩大革命统一战线，要求国民党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共提出的“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决议。尽管这些决议的内容不同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但却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和平建国和民主建国，也有利于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中间阶级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从而有力的孤立了国民党反动独裁势力。

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动，调整政策，正式提出了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共产党首先组织、领导解放区人民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同时，改革原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在乡村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普及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作为相应权力机关，并将之逐渐推广至各新解放区。对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重要文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度。这些规定不仅从法律和组织上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的基础。

综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余年的不懈探索与努力，中国共产党不但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而且在实践中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求实，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张睿丽

农村派民主主义理论分析论文 篇2：

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为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效推进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邓小平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通过树立和加强党委领导核心，挑选好一、二把手，基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等举措以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通过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把党公开”，扩大农民监督等措施，指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方向;通过紧密联系民主人士，提高农民党员社会主义认识，“拿事实来说话”，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政工作要求;通过总结群众经验，深入农民群众，结合本地实际，以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农村基层党组织;监督;乡村振兴

C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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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亚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袁伟，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确保党的决策部署顺利施行的根本保证。为了广泛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有效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述。这些论述对新时代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一、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我们党要做好“三农”工作，除政策科学之外，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具有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对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改善农民生活，邓小平强调要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

（一）树立和加强党委领导核心

1961年，“大跃进”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粮食产量持续走低，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连续三年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对党的相关政策认识不够，致使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展遲缓，农民生活质量持续下降。1962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落实党的政策，扭转农村形势，关键在于树立和加强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领导核心。①

一是培养现有的作风好的干部。要树立党委领导核心，“主要的办法是从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②。作风好是指紧密结合实际，广泛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就是工作开展之前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制订适合本地发展的方案，然后按照方案推进工作;而联系群众就是认真听取农民意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工作要旨。二是下放农村出身的干部到基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层层下放一批过去从农村来的老干部到地方，加强基层党委。③三是遴选当地人担任基层干部。上级党委派遣农村出身且经验丰富的干部前往农村开展工作，他们通过充分调研所在农村的实际情况，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做好农村工作，但是要促进农村长远发展和树立坚强领导核心，“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用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④。四是补充新生力量。邓小平指出：“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进去，换一换空气。”⑤他认为，农村长时间保持现有干部队伍容易导致干部思想麻痹，安于现状，不容易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思路。如果将干部队伍进行适当调剂，补充新面孔，有利于营造良好工作氛围，提高工作效率，树立干部新气象。

（二）挑选好一、二把手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农业、工业、文教、科技等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邓小平在当年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解决农村中存在的疑难杂症，重点在于对党进行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①。他认为：“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②只有这样，党中央为促进农村发展而作出的决策部署才能有效推进，真正改变农村现状。

而对于如何挑选好一、二把手，邓小平提出了三项标准。第一，踏实肯干。只有能够带头苦干精干，做事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才能够带领其他干部做好农村工作，切实贯彻党的决策部署，真正为农民办实事、解难题。第二，有头脑。基层领导干部不能迷信教条和经验，在工作中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紧密联系实际，善于探索和尝试，工作中能够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第三，老中青结合。在挑选基层党组织一、二把手时，要注意年龄结构，特别要优先考虑精力旺盛且有基层领导经验的中年千部。③

（三）基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党员干部能上不能下而产生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以及农村基层存在的“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④等有悖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基层领导干部“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⑤，要从基层着手，逐步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习惯、风气和制度。实行基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办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助于干部提高工作效率和发扬民主。如果“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⑥，那么，这些党的干部就可以站在普通党员和社员的角度去考虑自己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是否认真负责、是否灵活变通、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紧密联系群众、是否作风优良等，以便在对比、反思中提升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有助于为基层党组织培养后备人才。邓小平指出，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⑦。新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在老干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快速成长起来，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总的来说，基层领导干部在一上一下的过程中，老干部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方法，新干部增强了工作能力。在这样的上下交互中，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工作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二、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自身队伍面临着全国执政的新考验。在一些地区，部分基層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生偏离，不良作风和错误倾向一度蔓延。为有效杜绝基层党员干部中的“官老爷”思想、强制命令作风、凭主观办事风格，邓小平认为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加强监督和管理。

（一）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部分农村党员干部存在不经调查研究就随意指手画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开会和处理文件上等不良作风，而上级党委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也缺乏监督和检查，极少为基层党员干部提供详细的指导和帮助，只忙于命令基层党组织完成繁多且复杂的任务。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认为要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除了向农村基层党组织下达各项政策任务之外，还应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他强调：“一切直接领导基层组织的党委员会，应当根据党章，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并且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①具体来说，上级党委要依据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汇报、查看各类工作文件及记录、聆听农民群众评价等方式对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在宣传党的思想主张、落实党的政策部署、紧密联系农民群众、开展基层治理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上级党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基层党员干部存在不良作风及错误倾向时要及时进行提醒和教育，责令进行调整和改进。同时，针对基层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要进行指导，对于工作开展良好的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要进行表扬和奖励。

（二）“把党公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出现了“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②的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败等不良作风开始滋生。1950年，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西南地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③他充分肯定西南地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工作都很努力，同时也指出他们在工作中多采用命令的方式推进政策落实，没有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而且没能完成工作任务。邓小平认为，西南地区党内腐化堕落倾向持续发展，“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①。他指出：“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②换句话说，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推行党务公开，按照规程公布党中央及地方党委针对农村制定的方针政策、指导意见，公布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目标、工作安排及工作进展情况，联系群众情况，对违反党内法规和组织纪律的党员所作出的处分情况等等，以此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透明度，加强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监督，更好地抑制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败等错误作风和不良行为。

（三）扩大农民监督

1956年底，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⑧在高级社，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高级社的社员要组成生产队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其耕种、施肥、收割等都由高级社统一领导和安排，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但是，基层党组织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命令主义及本本主义倾向引发了农民不满。“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四十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五十斤。”④针对这样的教条主义做法，邓小平指出，这是滥用党的威信的行为，不是先进经验，应该加以改正。他强调要扩大农民对公社及大队的监督。只有给予农民群众充分表达的机会，善于吸收农民群众的意见，才能更好地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做好农村工作。扩大农民监督可以提高农民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在工作中要征询农民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样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农民也不会有太多埋怨和指责，而如果不与农民商量，直接剥夺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让农民做事，这样即使最终取得很好的成绩，农民也不会满意。⑤

三、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

为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推进党的政策在农村落地，引导农民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组织农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紧密联系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只依靠工农、围绕工农开展工作的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确要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开展工作，但是如果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所有问题。①他认为，在工作中忽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作用是关门主义的做法，不利于开展工作。为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开展工作要紧密联系民主人士。民主人士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其所在阶层中享有较高的声望，“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②。195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阐述了民主人士在推进政策落实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在减租、退押运动中，由于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工作经验不足，所以在运动中出现农民殴打地主、干部强制命令减租退押等问题，致使川东、川南、川西的部分地主自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③。也就是说，我们党动员和邀请民主人士下乡调研，通过他们的声望和表达来宣传党的减租退押政策，能够有效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党的政策，科学引领农民推进减租退押，同时提高地主对相关政策的认识，积极主动配合工作。如果忽视民主人士的影响力，关起门来推进政策落实，就会因为部分干部急于求成、部分农民不加区分恶意对待大中小地主、部分地主对政策存在误解而导致减租、退押运动进展缓慢。另外，通过民主人士的所见、所闻、所写，全面展现农村的发展现状，可以改变“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④的印象，起到促进城乡团结的作用。

（二）提高农民党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为了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大量吸纳农民入党。随著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的自身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党的组织壮大了。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⑤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1956年他在与国际青年代表团会面时说道：“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很多，建党不久就有大量农民入党。他们入党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为了得到土地，可以说还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并不是当初就有社会主义的要求。”①为此，邓小平强调应通过教育和锻炼提高农民党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指出，许多农民党员如同普通农民群众一样，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不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要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党员一开始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生产资料交归生产合作社，需要经过多次的宣传、教育和引导。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员的任务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②他强调要加强对农民党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深化农民党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使广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三）“拿事实来说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开始对国家各方面工作进行改革。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党提出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当时，有部分农村领导干部认为这个政策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持怀疑态度。为此，邓小平认为要拿事实说话，用具体的成功实例让农村领导干部相信并落实党的改革举措。部分农村“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③。可以说，只要能够用事实证明政策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能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就能被广而效之。1986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在改革之初我们打破农村以往的吃“大锅饭”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④。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进程中，我们党不能强制所有领导干部一开始就理解和接受改革政策，要通过持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思考和探索，通过真实的案例和事实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政策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而认真贯彻落实。

四、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

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引领作用，邓小平提出总结群众经验、深入农民群众、结合本地实际等，不断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

（一）认真总结群众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农民群众之上，认为自己比农民群众懂得多，在工作中常常闭门造车，依主观意愿给农民出主意，遇到问题既不向农民学习，也不与农民商量，导致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出错。①同时，他们又不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教训，分析原因，常常简单地把过错归咎于群众落后抑或其他客观原因，一度导致党的威信受到挑战和质疑。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强调农村基层组织要认真总结群众经验。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举例说明总结群众经验的必要性，他指出：“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②我们党只有认真总结群众经验，才能有效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而对于如何科学总结群众经验，邓小平提出具体要求：第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党员要认识到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要注意甄别;第二，总结和汇集群众意见并不是将群众意见简单堆积在一起，必须经过认真细致地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进而上升为经验;第三，在收集、归纳、分析、总结意见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征求群众意见，不断根据实践更新经验，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避免使错误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境地。③

（二）深入到农民群众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比如“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④。为此，邓小平强调基层党员干部要深入农民群众。1961年10月，他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的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得很深入。”⑤言下之意，就是基层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农民，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邓小平结合具体实践对如何深入农民群众提出具体要求。第一，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⑥第二，从农民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不应坐在办公室里等农民来反映问题、寻求帮助，而应该主动参与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从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第三，采取和农民商量的办法。在解决问题时，不应该抛开农民而只征求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要广泛听取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意见，可以适当邀请地主和富农参与讨论，有选择地吸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①另外，基层党员干部在落实党中央及地方党委指示的时候，要积极主动同农民商量。

（三）结合本地实际

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部分农村党员干部不清楚怎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发展一些经济收益大且能改善农民生活的产业，仍然按老框框办事以及盲目学习其他地方经验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应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生产。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②意思是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向农民宣传、推广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前，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其发展好的原因，然后联系本地实际，思考这些好的经验在本地推广的可行性，不能一股脑地全盘接受。在向农民推广典型经验时，要听取农民建议，尊重农民意愿，给农民更多的选择。

五、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的当代启示

追根溯源的目的在于关照现实。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是想要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借鉴。不可否认的是，现今我们处时代的特征、所面临的问题与邓小平提出这些论述的时代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邓小平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当前农村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仍然存在不经调查，依主观想法开展工作、摆官架子，不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不结合本地实际，机械地执行相关政策的现象。为此，上级党委要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检查、监督和指导，如：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汇报;设立农民监督团，对农村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联系群众、政策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定期听取农民监督团的意见和建议;推行结对子政策，上级党委干部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指导;定期开设农村党员干部培训班，提高党员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能力等。

（二）提升农民党员的党性认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邓小平基于当时中国实际，在深刻把握农民党员入党初衷的基础上，要求对农民党员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无可置否，今天的绝大多数农民党员入黨的初心是为人民服务，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仍然有少部分农民党员党性不纯，服务意识不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入党只是为了得好处。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重视提升农民党员的党性认识，持续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继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农民党员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例如：邀请县委宣讲团、高校宣讲团以党史、乡村振兴、“三农”等为主题向农民党员及群众开展宣讲活动;组织农民党员参观革命旧址、与抗战老兵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向农民党员推送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先进党员事迹等短视频和文章，用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笔路蓝缕的艰难历程激励农民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

（三）总结和借鉴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工作

邓小平认为开展农村工作要善于总结和借鉴经验，取长补短，因地制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①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真正做到科学引领农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就要充分了解本地实际情况，根据自身发展条件科学定位发展方向，带领农民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经济。县委或乡镇党委要牵头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及农民代表前往与本村发展条件相近的先进村落考察学习，但切忌罔顾自身发展条件生搬硬套，要合理吸收和利用别人的先进经验。此外，向农民进行宣传时，要结合具体实例引导农民自愿学习并践行。

（责任编辑 梁灏）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0-32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9-330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③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并社升级为农村人民公社。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27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6-317页。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作者：孙亚芳 袁伟

农村派民主主义理论分析论文 篇3：

“要吃米，找万里”

2016年，是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

万里于1916年12月出身在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万里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值得记录和总结的事迹很多。《中国民商》特遴选他在中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一些事迹，纪念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追思老一辈改革家的丰功伟绩，珍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能为新一轮改革找到历史刻度。

农村改革的先锋

万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是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主政安徽后，万里首先将目光投向农业。他一头扎进基层调研，半年走了3000里路。在安徽期间，他跑遍了当时的74个县市，对当地的贫困现状和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面对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的状况，万里心急如焚。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六条规定》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

这些内容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还要“鼓励”；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过去一直是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中却规定要“尊重”，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万里的政治勇气和魄力。

《六条规定》突破种种禁区，出台后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这与万里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1979年5月21日和12月13日，万里两次来到安徽肥西县山南小井庄，主持召开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大包干”，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探索，与万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力挺是分不开的。在面对“禁区”和来自多方的质疑和压力之时，万里具有一名政治家的担当。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将改革推向深入

万里对于农村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大包干”。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全国改革、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取得突破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当年，他主导颁布了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万里延续“搁置所有制问题争论，尊重群众意愿”的思想，提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直接促成了包产到户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1981年10月，在准备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

1982年1月，由万里领导起草的第2个“中央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其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万里积极倡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模式基本形成。

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和提高，万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1982年11月，在同记者的谈话中，万里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4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在讲话中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把改革引向深入，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敢于丢掉陈腐的东西，改变那些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作风上不适应的东西，冲破那些阻碍改革的东西，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精心指导，并善于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针对当时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万里也及时进行了引导。针对1983年、1984年短时间内增加的大量商品粮，他要求各级干部抓紧粮多棉多的有利时机，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比如多搞农、工、商综合经营，特别是粮食要搞多层次的加工增值，促进粮食转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各类产业的比重，逐步把务农的劳力转移到第二、第三类产业中。

针对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一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不能让它们发展”的错误看法，万里明确指出，对乡镇企业应该一视同仁，给予鼓励和支持；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不允许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物资；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力挺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要求，乡镇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善于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严品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继续成长壮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万里要求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他提出：“希望各级领导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农村新产业同城市工业协作、联营，釆取有效措施建立多成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改善农村新产业的发展条件，使城乡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开放式的经济网络。”

1985年1月2日，万里视察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肯定了大邱庄的生产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乡镇企业要善于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看准城里的弱点，发扬乡镇企业的优势。

万里认为，农村的优势也要靠搞市场经济，“城里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高价就生产什么”，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可以对口发展。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要学会经营，瞄准城市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发展农村的特色产业，生产特色产品，提高乡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

对于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万里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他强调，搞好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搞好了，对国家是贡献，也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法制为改革护航

1986年，是中国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关注的一个改革切入点。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他郑重提出：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在《人民日报》刊发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万里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的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做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做了修改。

2016年12月5日，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理想、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诚于党、坚持真理的坚强党性”、“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攻坚克难的政治担当”、“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我们纪念老一辈改革家，让改革精神薪火相传，用改革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是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新京报》、《炎黄春秋》等相关报道）

作者：姜懿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