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研究论文

2022-04-16

文学语言研究论文篇1：

修辞学视野中马克·吐温文学语言研究

摘要：在19 世纪，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凭借讽刺与幽默的语言风格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冠。在他的代表作中运用大量荒诞不羁的素材使语言风趣、诙谐，并使用了对比与夸张的修辞语言增加了作品的喜剧效果，让读者在欢笑后带来思考，发人深省。本文通过马克·吐温的创作经历，试从他的语言幽默和修辞技巧的运用来予以分析。

关键词：夸张幽默语言马克·吐温美国作家

引言

马克·吐温（1835-1910）最早是一位记者，后来成为世界知名作家，其创作的小说因幽默风格而著称。马克·吐温将口语化表达运用到小说写作中，并运用修辞手法，其中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最为著名。他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被称为“伟大的美国小说”，而《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成为马克·吐温广受欢迎的小说之一，作者敏锐的机智和尖锐的讽刺语言与幽默获得了文学评论家和同时期作家的一致好评，作家威廉·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美国文学之父”。1835年，马克·吐温出生于佛罗里达州，成长于密苏里州，他四岁的时候，家庭搬到密苏里州，儿时的生活环境与经历成为马克·吐温成年后文学创作的素材，在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虚构的圣彼得堡的小镇就是他儿时生活的缩影。作家海明威这样评价马克·吐温：“所有现代美国文学来源于一本书，就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海明威1935年）。超过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马克·吐温已经被称赞为“美国文学之父”，获此殊荣源于马克·吐温的多重修辞语言的运用，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各种讽刺的语言技巧，时而狂野夸张，时而混杂着嘲讽的格言，以及幽默的妙语连珠，以上都促成了马克·吐温成为同时代的“美国幽默大师”之冠。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罗伯特·潘·沃伦，这样评价马克·吐温：“他的语言的创作，其所包含的深层含义，给了我们的文学新领域带来一股新意……这是一种带有语言创新的篇章。”

回到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他一直被称为美国最著名的作家，距离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没有被时间所淹没，依然享受着一样殊荣，后世文学领域中不可超越的贡献。什么使得马克·吐温的文学获得如此高的成功？作为一个作家，马克·吐温十分推崇伟大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马克·吐温成功地通过狄更斯的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修辞语言形态。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名气享誉世界，对其他作品的借鉴不单纯于形式的模仿，马克·吐温没有局限于此，一个作家成功的确切因素是马克·吐温对前人的超越，换句话说，马克·吐温通过幽默和诙谐的修辞语言，带给读者以欢笑，这种深层带有的讽刺意味是通过幽默的话题表达的。

一、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修辞语言

无论何时，说起幽默和喜剧的特质总会联想到马克·吐温，许多文学评论家时常将两者相提并论，这与马克·吐温的创作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他的冒险和旅行系列书籍。幽默的定义是首次出版于牛津词典中，后来经过语言学家多次定夺，“幽默语言”的定义为“一种表达形式，通过其中复杂的心理刺激而引起欢乐，或诱发反射的笑声”。（《新大英百科全书》1985：45）。这个定义导致了幽默从语言学等学科中脱颖而出，这其中的语言学理论也包括阿瑟·库斯勒的幽默语言理论。对于一些语言学家，各种理论，幽默修辞语言为文学创作提出了挑战。在1981年将其划分成诙谐幽默的情景（非言语幽默）和语言幽默（言语幽默）。语言幽默是由来自不同人的词或句子的字面意思理解不同产生，而情景幽默通常指地方的喜剧、情景喜剧中的情境幽默以及在荒谬的背景下发生的情景幽默。这类喜剧文学内容由于运用大量方言和俚语，使得这种幽默修辞语言有地域性特征，学者纳什（1985）认为：“通过语言的幽默修辞运用，我们表达的意思是从普通陈述语言转化为离奇的语言从而产生幽默效果”。首先，语言幽默修辞的运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语言符号，像任何其他各种语言的使用，它有借鉴的模式和音韵学的痕迹，并且也受句法结构的词汇形式的语义场的影响。其次，语言幽默往往不可避免地使用跨越表面含义的词汇或句子创建，应该归类为特殊的创作。第三，语言的幽默修辞中常常浮现出可笑的想法和失控的情况。总之，语言幽默往往是环境、词汇和语法的综合效应，并发挥在人类的思维、沟通以及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之间。

二、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幽默修辞语言

世界闻名的幽默艺术大师马克·吐温创作了很多的作品，而且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和生活关联紧密的，关注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评，通过作品对丑陋不堪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抨击。他仿佛是一位天生的幽默大师，他的作品也都是属于独创的马克·吐温风格的手法。他运用自己惊人的幽默讽刺艺术创作了大量流传至今的众所周知的佳作。马克·吐温的幽默并非简单地为了幽默娱乐众人而创造，他真正的目的是借用幽默的艺术表现手法将社会中的丑陋反映出来，最不堪的社会现实予以讥讽。人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往往会忍住不哈哈大笑，但是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深思其中的内在涵义。

不可否认，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通过极为夸张的表现手法进行文学创作，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是马克·吐温的幽默作品创作风格。例如在马克·吐温的代表小说《百万英镑》中，他使用了非常夸张的表现手法，将一位旧金山矿业经纪人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一次奇遇情景进行了充分的描写。伦敦有两个好兄弟打赌，将一张完全不能兑现的百万大钞借给了亨利。本来这只是一次打赌过程中的行为，但是就是由于这场闹剧式的打赌，亨利的人生也因为这次打赌而发生了巨变。如果是在现实中，也许这个故事不一定产生良好的结局，但是作者将其放置在作品中恰恰却得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美好的结局。在这个故事中，展示了马克·吐温艺术夸张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并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描述了喜剧性的结局，这是对当时英国社会普遍拜金现象的无情揭露，达到了非常好的幽默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幽默诙谐，不过其中所展示的内容却是不同的，包括起伏跌宕的情节、超乎意料的结局、不同的幽默语言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独有特色和艺术魅力。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曾经在中学课本里出现过的《竞选州长》，这是马克·吐温幽默讽刺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小说的开始描写了一位憨厚老实的人物，不过发展到最后，却是这位憨厚老实的人物成为了最为恶名昭著的人物，不得不说，这个结局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出人意料的，一个人从好到坏变化的如此彻底，不过这样的思路却是和大家思维完全不同的，这样的思维和写作手法使得作品取得了相当好的讽刺效果。但是，如果大家简单地将他的作品看作是幽默的或者是讥讽的作品都是太过片面的看法，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小说最大的目的或者说是最大的作用在于劝善作用。

除了讽刺语言的运用，夸张的修辞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也是最为常见的，夸张手法的运用能够将所要描述的对象进行无限地放大和渲染，更好地揭露事物的本质，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例如《竞选州长》中，出现了几个肤色不同、衣衫褴褛而且是刚学走路的小朋友，作者对于这几个小朋友的描写就运用了极度夸张的修辞，当时社会的弊端在此种手法的衬托下都无所遁形。不仅如此，在作品创作中，马克·吐温大胆使用多种其他修辞手法例如对比等手法，给作品带来了极好的艺术效果。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牧师正在忘我地布道，虔诚的教徒在认真听讲，这时情节突然转换成一条狗进来追一只虫子，两种气氛的转换和强烈反差不禁使人莞尔，前后的对比将主人公对于道貌岸然的牧师的厌恶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马克·吐温所有的作品中处处渗透着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其中夸张、对比和反击等语言技巧的使用更是让作品展示出来了极为幽默的情节，但是在大笑的同时，又惹人深思。想要更为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必须熟悉他的幽默讽刺的写作风格和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即便是在当今文坛，马克·吐温所独有的幽默讽刺写作艺术仍然有着极为远大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吐温的幽默不仅让人感觉到可笑，同时还能够引人深思，这是很多其他的幽默作品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他所展现的幽默并非简单地为了幽默娱乐众人而创造，而是借用幽默的艺术表现手法将社会中的丑陋反映出来，最不堪的社会现实予以讥讽。他从来不会无的放矢。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对一些弊端能够革除。所以，我们总是能够在他的幽默中体会出严肃和期望，正是因为这种种的特点才使得他的作品能够深入人心。语

参考文献

[1]朱树飏主编.马克·吐温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2）.

[2]蒋承勇主编.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78.

[3]汪静.浅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叙事手法[J].语文建设，2014（05）.

[4]叶冬心等译.马克·吐温十九卷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7-122.

作者：杨丽君

文学语言研究论文篇2：

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中国文艺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端倪。在此之前，一直是以再现论、表现论、结合论来界定文学的本质。随着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界语言学转向的发生，中国文艺学研究受其影响，也在发生语言学转向，确切地说就是有一批学者在文学研究中开始把文学语言的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这是关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深化。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是从接受西方理论开始的，因此，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外学者的论著展开的。针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展开的论述不是没有，但数量不多、质量也不很高。所以本文对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探讨，以我国学者对国外学者论著的评论为主，以他们对我国文学创作中语言现象的探讨为辅。这是由目前国内理论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格局决定的。

一、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概况

新时期一些研究者关于文学本体研究的范畴。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唐跃、谭学纯在1987年第4期《今日文坛》发表了《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一文，论述语言的文学功能。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语言不是载体而是主体，具有表现性价值，这种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与形象思维的生动性、含蓄性和模糊性相对应，蕴含着情感内容。他们发表在1988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上的《语言表现：创造性外化活动》一文也体现了相同的意向。徐岱于1986年第5期的《文艺评论》和1987年第3期《文学评论》分别发表了《文学的三维世界》和《论文学符号的审美功能变体》两篇文章，表达了与唐、谭二人相近的观点。前一篇文章强调文学语言的感性功能，后一篇文章说明文学语言是普通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发生的一种功能变体。除了从功能层面对文学语言进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语义研究。陈晓明在1988年第5期《艺术广角》上发表了《论文学本文的语义蕴涵》一文，较早专门从语义角度研究文学语言。他所说的文学本文的语义内涵的包容量是比较大的。他把隐喻作为语义研究富有张力。在他的观点中处处可以看到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徐岱于《学术月刊》1990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学的语义学研究》一文中，对新时期以来流行于我国文学理论界的西方理论从语义学角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上面所陈述的是文学语言的功能、语义层面，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就是文学用字，这也是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角度。张首映在1989年第1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论文学语言和用字》一文，侧重讨论了文学用字问题。他认为文字是文学评议的“用”。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处于表层，文学使用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对文学作品来说，文字表现就是直觉。其形、音、义融合在语言中，给人以视觉、听觉、意蕴的美感。

综观上述研究者的论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有一个倾向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把文学语言视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与作品意蕴密切相关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孙文宪于1992年第1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语言批评的世界：求索于言意之间》一文，可以说是对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很好概括。他提出了语言批评的三个测度：在文本与历史构成的语义场中揭示语义交相引发带给文本的复义；阐释潜存于文本中的深层结构的蕴意；通过言语分析剖析言说主体的心理和意图。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这三个测度之间的对立与文学活动的言意矛盾有关，语言批评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能够揭示审美意识向语言形态转化的复杂性，并获得其他批评难以实现的、充分阐释文本丰富蕴含的深度。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孙文宪的这篇文章是在理论上比较深入也比较系统的一篇。

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小说语言研究。陈金泉在1988年第1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了《当代小学非规范化语言的包孕美》一文，从小说语言规范化与非规范化角度研究小说语言，充分肯定了非规范化语言给小说带来的生机。高万云在1990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了《文学语言的可变性规律初探》一文，通过对文学语言中语法的律变(含伸缩文身、多序排列、随意切分)、语义的流变(含变性、变情、变觉、变理)、语体场变的分析，用冯骥才、何立伟等小说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印证，阐明文学语言的可变性，力求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唐跃、谭学纯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发表了《文学尚未失语》一文。这篇文章从小说语言的角度谈论文学语言学问题。王侃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上发表的《叙述：从一个角度看近年的小说创作》一文，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以平静的叙事语言(介于抒情和议论之间的有节制的语言形态)进行的。这种文学语言构造的是经验的世界。南帆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发表了《再叙事：先锋小学的境地》一文，对中国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创作语言进行分析。他认为先锋小说是用叙事构造的世界代替了外部真实的世界。通过语言构造的世界削平深度，造成反讽。从上列研究者关于小说语言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语言的具体运用方面，这固然有从鲜活的创作实践抽取例证的可证实性及具体可感性的优点。但相应而来的是理性的概括不够，尚未上升到真正理论的高度。这也是新时期早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普遍现象。

在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中，王一川著有《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陆扬著有《德里达·解构之维》、董小英著有《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将在下文论述。

二、关于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经历了初始阶段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门研究著作的出现，由不成熟到形成规模。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对国外理论著作的研究。这种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关于文学语言学的思考是由外国理论家引发的，因此。我国研究者在理论上的深入有赖于对国外理论的研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我国研究者也应汲取中国历代关于语言研究的精华，与现代汉语写作实践结合起来，搞出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来。

(一)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成就

我认为在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有三位，他们分别是王一川、陆扬、董小英。

王一川的研究特点是以西方美学语言学转向为主导方向，将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心理分析、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流派关于语言学研究的论述，以及他们的理论主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纳入视域，对其理论的得失进行评述。从王一川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理论界对西方文学语言学理论的系统了解以及总体评价，发现我国学者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视，说明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已逐步开始系统化。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种研究是概述性的总体把握，深度还显得不够，而深度则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

陆扬的研究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全方位地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进行剖析，并阐释其与文学语言学相关的内容。理论界人士都知道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结构主义又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因此德里达的学说与语言学就有着不解之缘。陆扬在《德里达·解构之维》中对德里达关于文学和语言在文本中地位的学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读。德里达探讨语言问题绝不是局限在语言本身，而是通过对语言的追索导致一种对世界的看法。陆扬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在论述时紧紧抓住这个环节，从德里达重视文字、轻视语言、重视不在场、轻视在场的角度进行评述。德里达提供的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而不是建构文学作品的方法。通过陆扬对德里达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我们可以又多一种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

董小英关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文艺理论界处于前沿。无论是对巴赫金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自己所作的理论探讨和延伸。董小英在这一领域内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通过她的探索，使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文学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比较广阔的，除去语音、文字、词法、句法、章法、修辞手法，小说中还有对话、双声、复调等等，这不仅是语言学的，而且还是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并不是越过语言学，而是将语言学包容在内的更广泛意义的文学语言学研究。董小英通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将小说中的“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以及双向叙事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巴赫金认为在叙述者独自陈述中还隐含着另外的叙述主体，也就是双声现象中的另一个主体，这个主体通过他人话语体现出来。巴赫金认定这种他人话语的价值在于社会性。董小英通过自己对小说文本理论的把握，提出了不同于巴赫金的见解：他人话语的价值在于个性。因为语言符号本身就具有社会性，要把具有社会性的语言符号进行建构(即在小说中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自然要体现出说话者的个性(否则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全都说着同样的话了)。董小英由此得出个性命题的结论。像这种在对国外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说出自己观点的地方，在《再登巴比伦塔》中不止这一例，这证明董小英的研究是深入而扎实的。

(二)新时期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前瞻

应该说文学语言学研究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课题。语言学问题是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文学语言学也一样。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语言学转向已经对我国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在哲学层面和文艺学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理论界无法比拟的。因此。围绕着别人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根据我国理论界目前的状况，笔者认为今后文学语言学研究应该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语言学研究的纯粹性和包容性统一的问题，一个是历史怎样纳入文学语言学研究视域之内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研究的真正深入和透彻，可以使我们的文学语育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首先。关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纯粹性和包容性的统一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强调的是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对语言的运用。文学语言学研究究竟是捍卫自身的纯粹性还是强调自身的包容性，是进行文学语言学研究时不可越过的问题。比较公允的看法应该是二者的统一。在前面涉及到的研究者中大多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许多致力于确立文学独特性的理论往往把文学视为对于正常语言的偏离，而新批评派则把文学视为从语言的逻辑性和习俗性的运用，到语言的模仿性和‘象形性’的运用的一种转移”。还有后来的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符号学等等，无不围绕语言这个中心对文学进行研究。一般来说，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比较注重纯粹的文学语言学研究，而心理分析、符号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兼顾了语言学的文学研究，他们的文学语言学研究是宽泛意义上的。我国研究者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自身理论的自觉并不是很强。从他们研究的态势上看，所采取的基本上是笼统的包容性的态度。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缺乏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文化传统当中的主导因素是重质轻文，重内容轻形式。虽然也有重文占上风的时候，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不是主流。文质并重又很难做到。纯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是很艰苦的工作。它对研究着的要求也很高。比较理想的包容性的文学语言学研究应该在纯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因为无论怎样包容，文学语言的研究都是核心。而文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文学语言学研究体现了对文学现象的理性探索。文学语言学是非常繁复的研究，它与语言相关。又不同于普通语言学，是语言的特殊运用方式的研究。语言现象本身是纷纭复杂的。当索绪尔提供了普通语言的研究模式之后。现代语言学研究就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文学语育学研究既是形式的，又是超形式的。这是因为没有形式化的过程，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对语言形式的研究是文学语言研究必须经历的过程。也许最终可以超越形式。但是却无法跨过形式。安·杰弗森在论述俄国形式主义时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力图证明文学研究的独立存在是正当的，并使文学研究者不再担当二流的人种学家、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在文学语言的研究中同样应避免二流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方式。由于文学文本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语言问题，所以，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代表之一的弗·杰姆逊在建构自己理论的时候同样不能绕过语言，他在分析某些文学文本时运用了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符号矩阵，这是一种形式分析方法。巴赫金在阐释其对话理论时虽然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批评，但并未否定文学语言研究中形式分析的必要性。由此可知，在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可忽视语言形式的重要性。

纵观新时期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有的论者对语言表达方式有所注意，把语言的文学功能视为作者表现、文本呈现、读者发现。还有从语义学角度吸收新批评的瑞恰兹和燕卜逊的观点，主张文学语言语义内涵的复杂性与含混性。而且认为德里达解构主义为语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前景。有些研究者专门著书评述国外语言学转向或进行专题研究，但在文学语言学方面没有更高的建树。有的论者只对西方语言学转向进行概述，对文学语言没有深入探讨。有的论者对某些理论家进行探讨，但仍缺乏明确的文学语言学意识。

在现代语言学转向中，文学语言问题已经突破了过去文艺观的种种限制。其实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所谓“形式”与“内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尤其是形式的概念。“在形式主义派别来看，所谓‘什么’与‘怎么’(即内容与形式)的划分，只是人为的抽象，因为事实上表达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必须存在于借

以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中。”其代表人物日尔蒙斯基就认为形式与内容统一在审美对象上，形式本身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到了后来的一些与文学语言相关的理论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内容形式的问题了，它们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已经与社会生活、读者反应、政治权力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开始具有包容性的倾向了。即使如此，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学自身内部规律与结构，将文学语言特有的构造、功能等等进行深入研究，使文学语言学研究具有独立的相对客观性质。

我们在强调文学语言学研究的纯粹性时，也不应忽略其包容性。所谓包容性必须以纯粹性为基础或前提，如果失去了对文学语言进行形式分析这个基础，那么包容性就会失去特点，因为这里说的是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就是指在研究文学系统内部结构的同时，注重作为整个文化大系统中的文学现象与其它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进行文学语言学研究时不把研究方法绝对化。由包容性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历史怎样纳入文学语言学研究领域内。这里所说的历史包括现实，因为历史是无数现实的集合。

由于语言学转向的重大影响，许多强调历史、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也把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成果吸收进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有巴赫金和杰姆逊。分析他们的成就对我国理论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从语言产生的角度看，它是人们交际、表达感情、意愿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的语言离不开社会，同样，文学语言也离不开社会。那么在理论上怎样使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搭上关系呢?巴赫金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活动，他对艺术语言功能所作的概括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他说：“艺术家在语言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克服语言，因为审美客体是在话语的界限内，即语言本身的界限内生成的：但是对材料的这种克服，具有纯内在的性质：艺术家不是通过否定，而是通过对语言的内在提炼，摆脱语言学规定性上的语言；艺术家仿佛就是用语言自己的语言武器来战胜语言，从语言学角度提炼语言，从而迫使语言超越自身。”这段话主张站在语言之上，看到语言规则不断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语言的超越性。通过这些论述，使我们了解到艺术语言本身并不是审美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词语在文学文本中组成了句子、章节，构成了场景，同时通过这些语言形式又刻画了人物的外貌、性格、身份、行为和生活事件，这个时候的词语已不再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东西了，所以“审美客体的实现过程，亦即艺术任务在本质上实现的过程，就是把语言学和布局意义上的语言整体逐渐变为得到审美形式创造的事件和结构形式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语言学和布局性质的语言联系和相互关系，当然也变成了外在于语言的、结构形式的事件性联系。”巴赫金所主张的是由具体的语言分析到文本结构的分析。进而上升到超语言学的境界。这种超语言学最终体现的是在艺术文本中通过语言媒介传达出的人类生活事件及意义。巴赫金本人通过其理论和实践也实现了由语言学到超语言学的跨越，他所提出的对话理论就是这种主张的产物。他把语言的本质视为“对话”，并运用“对话性”、“异声同啸”等概念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证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包括书面语言，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心目中都有潜在的读者群，即对话者，甚至作品中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对话关系，因此他认为语言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不是在抽象的语言形式和说话者个人的心理中形成。这种观点是对文学语言分析中的形式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的超越，说明对语言形式结构的研究只是力图发现文学本文的特点。这样，通过对话关系，就把社会历史性引入语言分析中。

杰姆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语言主张也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与巴赫金一样，他也十分重视历史和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的影响。他进行文学语言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把对具体文本的结构分析纳入历史主义总体观的框架之中。王一川在讨论杰姆逊历史主义观点时认为。“在卢卡契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综合的意义上，历史也同时意味着主体基于特定环境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这就是叙事。叙事正是历史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呈现，叙事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义是对历史的透视。”这样，杰姆逊所理解的文学语言就带有浓重的历史色彩。

实际上无论是巴赫金所理解的文学语言，还是杰姆逊所理解的文学语言，都是包容性很强的东西。这种文学语言除了以往所理解的纯语言现象之外，还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巴赫金称之为“意识形态性”，杰姆逊称之为“寓言性”。即在语言现象的背后另有一层含义。巴赫金这些蕴含丰厚的理论在“对话性”中体现出来。杰姆逊的观点在小说形式的变迁中体现出来，他指出小说形式的变化与人类生活的变化是相应的。

我们之所以在对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未来走向进行前瞻的时候，着重讨论了文学语言学研究的纯粹性与包容性统一的问题，和怎样将历史的维度纳入文学语言学视域的问题。是因为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它离不开文学作品的语言现象这一核心，而语言现象本身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发展变化又与社会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从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倾向看，主要的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从更具包容性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以及在语育学转向中重视历史维度的特点。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实践看，这两个角度是使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要真正使我们的文学语言学得到有分量的成果，还需要研究者充分吸收世界范围内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的成果，根据中外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才能获得。

作者：王莹

文学语言研究论文篇3：

两岸殖民文学语言对比研究

摘要：以往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将殖民地文学与语言结合引入现代文学史中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突破两岸研究原有的理论与视野壁垒。观照文学语言的外部因素“殖民地视野下的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生发与其藏匿的主体深层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从文学整体视野来观照两岸文学版图的对接与互补有一定价值。20世纪30年代，两岸的社会形态分别呈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殖民地社会，本文将以两岸于30年代有争议的台湾话文等语言论争入手，来观照两岸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想象困境，这对于我们研究近年来新兴的两岸殖民文学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鲜的视角。

关键词：两岸殖民文学;语言;思维方式;现代化;想象困境

本文首先尝试讨论将殖民地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引入两岸文学考察视阈中的必要性。首先，在诸多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划分时，学界基本是围绕晚清到五四之间的时间范畴作为起点，但是本文为将更好地突出台湾及大陆的对比研究，将台湾文学问题更好地纳入研究视野，我们暂且采用陈思和设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甲午战后的乙未割台事件（1895年），以此来突出台湾研究的特殊性。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由此形成日据台湾殖民地特有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经济空间，并衍生出台湾本土的殖民地文学。其次，鉴于以往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自封于有限的理论时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将殖民地文学引入现代文学史中，以此来进一步突破两岸研究原有的理论与视野壁垒。第三，从乙未割台到台湾复兴之前，两岸的社会形态呈现为：大陆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台湾则是彻底的殖民地社会。倘从中国文学整体视野来观照，这种文学版图上的对接与互补是非常有价值的。从大陆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丧失主权，直至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派生出的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思潮。它恰恰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文化及其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史视域下复杂的言说场域。

本文企图从语言角度入手，之所以从“语言”开掘，是因为两岸语言对比的切入角度，目前学界涉足者还甚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岸文学对比研究中，学界的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从偏重两岸作品的思想性到兼顾审美价值和艺术手段，辅之以9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种种新潮批评方法，多方位、深层次的挖掘工作亦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但在研究与批评领域，始终有一块未被深入开垦的、极重要却又极易使涉足者自动套上“浅尝辄止”桎梏的奇异地界，那就是语言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就开始接受从外传入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此前学界一直将语言工具论奉为圭臬，這种工具论的隐藏含义是：应当先有一个世界，然后有语言。而后来的语言本体论则是把语言视为人的本质，认为语言决定人的思维、表达和存在。既然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思想即语言，那么自然地，一个民族的很多秘密都隐藏在民族的语言中。“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都与民族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内在关系。” 20世纪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从哲学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一事实。伽达默尔在同意洪堡特的“语言是世界观”命题的基础上，认为“所谓传统，主要指通过语言传下来的传统，即用文字写出来的传统。”

回到殖民文学的言说路径上，日据时期的外语侵略性质使得台湾殖民文学经历了多种言说“传统”、辗转于多个存在之“家”之间。在本文所要论述的1930年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中，大陆白话文、台湾话文、日语等语言资源环绕、切割着诸多文学家与普通民众，文学语言如迷雾般存在。同时，1930年代大陆的“文艺大众化”口号提出后，文学语言也在欧化语、白话文、方言之间缠绕，但正像语言本体论讨论的那样，语言及语言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显在的思想印迹，从中对比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陆殖民文学与完全殖民化的台湾殖民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为我们研究近年来新兴的两岸殖民文学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鲜的视角。

本文试图描述的两岸文学对比现象，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不同文学语言思潮共时运动、双向发展的变奏过程。两地作为同样具有殖民地性质的被殖民地，由于被殖民的程度不同，文学及语言的命运也有差异。在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是借助西方的先进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以新文化运动为依托，在语言上表现为白话文的欧化形式，这种现代文明实际上承载了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任务。但是在已经沦为完全殖民化的台湾，反殖民的任务就成为重中之重，民族化的任务更加强烈，“不愿”使用日本国语已经体现出台湾语言在努力保持本土与外来文明之间一种缄默而维稳的状态，但是这种拉锯甚至已经胶着的形态又是何其复杂。

关于两岸的语言问题，计瑞璧曾说：“台湾话文倡导者对文化困境有深刻体悟，对言语的本质以及国语与方言、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特别对大陆发生的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相当关注。” 这里提到了“言语的本质问题”，可是就台湾话文与白话文论争的研究角度而言，计瑞璧并没有在此方面深挖，连同欧阳姣姣、陈小冲等学者在论及二者论争时都着重放在与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相关的语言现代性方面，将其与国家、民族等社会性因素捆绑在一起，而恰恰忽视了语言运动背后涉及的思维变革现象和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问题。但只要我们就此深入挖掘，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学语言的本质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从语言的外部意识形态层面切入观照台湾30年代的两大论争，以殖民地文学语言论争的定位为突破点，另一方面从语言本质层面考察二者对台湾语言原有思维体系的转化与冲击程度，同时以大陆的30年代国语运动进行时的语言生态作为参考对象，这样就把文学语言统筹安排于两岸整体的语言现代化进程的轨道中来。

一殖民地文学语言与其现代性路径的悬置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殖民地文学是一种动态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战争期间形成的伪满洲国文学，汪伪控制下的沦陷区文学，都与日据台湾文学同属于日本侵略政策下的文学有着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及其运作规律，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一种非断裂性现象。也就是说，引进殖民地文学概念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文学语言现象可以作更为完整的考察和研究。

殖民地文学也分为彻底与不彻底的状态，因此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与大陆半殖民的文学有所区别。大陆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语言变革运动，其语言特征是大胆打破汉语的传统规范，容纳大量外来语新词和欧化语法，包括西词和语法、文言文的大幅减少以及口语方言等等，糅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欧化白话。这种欧化白话文不同于传统口头白话，对中国人民传统思维习惯造成了极大冲击，在此后的运用实践中起到了改造国民旧思维的作用。现代汉语创作就是在欧化白话的动态实践发展中慢慢形成了新的规范。而台湾文学语言则是在殖民者的压迫下艰难、跛足发展起来的。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强行推行日语，并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废止报刊汉文栏，但是也有郭秋生、蔡秋桐等知识分子仍坚持进行台湾话文创作，于是，汉语（包括文言和白话）、台湾话文、日语三者共同显示出杂糅的日据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这种局面直至战后光复创作后才被扭转。

同时，出于反殖民的要求，这种承载现代知识的语言工具又不得不是“民族的”——台湾话的声音与有形有义的汉字之结合，因为“言语不仅是集团生活的反映，更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其内部具有反现代性要素的、与本土语境悬置、且无外界支持的不切实际的现代性。因为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语言永远是日本本土文明“降级”或模仿后的附属产物，是殖民地性质的文明，在中国大陆甚至台湾本土语境中也被悬置。在此种现代性路径里，“进步”的时间意义已然被抽空。这也是日据时期台湾的特殊历史产物。而大陆的“殖民地语言”，欧化语法和欧化词、欧化句也与大陆本土的语言产生悬置，同时欧化白话文的普遍使用与文言也形成一种割裂，但大陆文学语言的外界推力是台湾难以望其项背的——政治、文化思潮等各种社会合力大大弥合了白话文和欧化语之间的隔膜，使其更好地互相渗透，并形成文学书写中的一系列渐趋成熟的技术层面语言和深层次的思想语言。因此，前者台湾形而上的语言悬置状态与波及大陆民众的落实状态的迥异状况也是观照两岸语言的一种角度。

二关于两岸国语语言观的动态与固态立场之辨

在經历台湾“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主张及白话文等论争后，台湾语言蕴含的语言现代性问题慢慢暴露出来。首先，台湾知识分子关于台湾话文及其言文一致的主张行动可以算作是“台湾式国语运动”。1920年代张我军向台湾文坛引入“新旧文学之争”，白话新文学在台湾对传统本土文学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语言秩序有了一定的瓦解作用。后来，为了突破知识分子天地的启蒙视角，学界提出“文艺大众化”：1930年，黄石辉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1931年，郭秋生在《台湾新闻》上发表《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他也是真正开始对台湾话文进行理论建设的学者，他想建设一种“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用汉字为台湾方言做注脚，建设一种“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

这种用本土方言为文学语言主体，同时以大陆白话文为书写载体的构想，引发了“土语”和五四白话文的冲突，而支持五四白话文的一方认为台湾话文消解了“文学性”。郭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既成的台湾话随其自然以文字化，而后用文学的魅力徐徐洗炼，造就美满之台湾话的文学，便同时是改造过之文学的台湾话了。”他还认为这是“由‘台湾话的文学’以造就‘文学的台湾话’” ，意为文学和语言互为汲取养分的母体。有学者评价这种观点是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持“动态”的观念，本文也深以为然，虽然其也有局限之处，下文会指出，但这种“现在进行时”的观念恰恰反衬出许多对“国语文学”持静态观念的狭隘立场：中国白话文是成熟的、既定的文体。许多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主张照搬大陆白话文，让大众“学中国语”，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这种固态的立场也显示出僵硬的“国语语言观”。在了解这两种观念后，我们才能较为清楚地讨论语言的现代性问题。

三杂语共生与“民族形式”之难——想象中的“现代语言世界”

就郭秋生在台湾话文的语言观点而言，强调的是文学语言本质性的想象形态，主张文本与生活相结合，认为当务之急是言文一致，看似浅显表层，但并未脱离实际语言在现有基础上取多种现存的语言资源，多元共生地发展路径。这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他强调语言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不像白话文那样激进与全覆盖的垄断模式，而是注意到了语言本身的运动、缠绕的特点。学者欧阳月姣的观点恰恰相反，她认为郭秋生主张的是一种抛却实际的语言理想、“文化住宅”，是一种抽象的现代性，这也趋近于欧洲现代性的幻影，在此基础上建立本格。这类普遍性的文明语言愿景其实更接近1920年代文协分裂前的启蒙意识。之后的观点她没有继续，我们在此可以延伸其接下来的思路，若台湾语言以启蒙为主，那么便缺少了一种大陆30年代前期左翼所具有世界视野的阶级性视角。诚然，台湾的文艺大众化有其特殊性，至少从郭秋生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呼吁那种“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的状态，主要其表现“文艺大众化”渐渐脱离普罗文学，面向的“大众”也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居高临下的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

后来的学者连温卿的主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知识分子对于语言与民族的想象，但也没有给出语言出路。他站在无产阶级世界主义的高度，批判语言国族主义带来的帝国主义暴力。连温卿在《言语之社会的性质》一文中批判由德国而来的“国语”“国民”“国家”三位一体理念，导致民族问题一定和言语问题捆绑在一起。因此他认为言语问题不可看作民族感情，不如以社会问题观看较为妥处。” 欧阳月姣认为连温卿持有的是一种冷静而理性的语言观，它来自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精神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浪漫激情，认为他对“现代政治”和“民族国家”的批判，无疑超过了台湾话文的“文化住宅”对“现代世界”的模糊渴望，它所指向的“现代世界”消解了其本身的矛盾，化为了对人的期许。但是，连温卿打破这种“未来式”文体的想象却没有给出出路，恰恰说明这种语言的变革完全受制于日本的政治力量。当时报刊汉文栏也即将遭到禁止时，这两种论争以一种想象上的完整性试图修复殖民地文学语言的畸形与断裂状态，这一点和郭等人想像大陆一样，将语言的理论进行一种描述性、建设性的统筹完善。

而两岸对比来看的话，在民族性层面上，台湾话文运动是更为紧急切要的现实任务，而30年代的大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时，并没有国破家亡绝境时的极端情绪，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将“民族形式”提升到一种战争文化心理的高度，二者于两岸30年代的“国语运动”中合流。毛泽东曾在1938年年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的主张，由此引发了大陆的“民族形式”的讨论，这种民族性意味着在30年代战争背景下，曾经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民族独立的迫切要求。那么处于更加岌岌可危的民族危机中的台湾就更加强调对于这种“民族形式”的需求，尤其是具有台湾民族主体特色的民族主义就更是殖民地文学语言的应有之义。

原本台湾是借鉴的大陆左翼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在“拿过来”以后，如何安置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要求，和大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民族形式”的需求异曲同工。但就像之前提到的，郭等人呼吁的“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理想，不完善之处就在于这种“文艺大众化”会渐渐脱离普罗文学，面向的“大众”也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居高临下的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体现了在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语言世界里，台湾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民族形式”与现实“杂语共生”的博弈局面之难。

四回归语言本身的危机：

审视两岸语言的置换与嫁接形态

从地域命名上来看，“台湾人”的这种社会身份是一直处于大陆和日本之间的剧烈撕扯状态中，最终台湾被“孤立”，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国籍者”（stateless）。台湾被孤立后，其“文学运动、语言运动”也是如此。那么由于语言是存在之家，其存在是受到诸多作家的怀疑的，其语言亦是“无家”、“无根”的，最终导致言说无家——被大陆同胞与日本殖民者的两种中外合力孤立、命名的无归属感，文学语言自然而然也就无家了。

从文学语言与思维的同构层面来看，台湾知识分子想从支离破碎的语言及其衍生的未成形的、惶惑的文化思维中进行一种语言整体的移花接木式或全面性的嫁接，即拿来大陆的语言既成品：白话文，或者是将本土语言进行往外扩容的多元整合构想，即台湾话文，结合这两种主张或运动，从语言即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于语言本质的考察就使视野开阔起来，也显示出双方倡导者非凡的追求语言现代性的、在多种路径上探索的努力。

对于大陆白话文运动，陈思和与高玉等学者认为，它长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一开始使用欧化语到融入生活与思维方式中，这显然是一种优点。但是本文认为，其缺点也同样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白话文与古代文言的意义链有所断裂。西方语言对古代白话的强势改变与路径导向，都使外来语言在我们国家的使用流于肤浅，从语法使用到言说传统，在很多时候都格格不入。

如此看来，在台湾提倡全面使用白话文的设想一旦落实，注定也逃不掉这种命运。台湾白话文倡导者主张拿来大陆的白话语言，对台湾而言，白话是一所“新寓所”，是全方位覆盖台湾的“他者”语言资源。相反，从语言的本质上看，常常被人看作最不切实际的台湾话文的设想反而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缺陷，倡导者寻求一种在“国语”（日语）教育的同化体制外，有一种既能保存民族性又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台湾话文是在本土地基的基础上增添、置办新物，致力于修缮的“新台式老家”。而大陆的白话文尤其激进，现代化进程与古代文言的断裂非常显著。台湾白话文那一派也是如此，想要直接全方位地“置换”原有的台湾语言。但是台湾话文则是保留“民族形式” 基础上的现代性，此处的“民族”具体指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以台湾原住民等民众等使用局部性的民族语言。前者着眼于世界视野的现代性语言，想要从大陆“拿来”语言，会造成和大陆一样的断裂隐患，即对民众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然介入;后者着眼于民族视野的现代性语言，在本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得民众传统思维与未来思维的接续不会过于仓促。两者都想对现有的文学语言进行改造，而鉴于改造幅度和路径的差异，看出前者对大陆语言的认同建立在“大中国”、“大世界”的基础上，主张“台湾话文”的前辈对区域性方言的整合上升到民族语言的地位上。

结语：两岸国语语言观的动态与固态立场经历了台湾“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主张及白话文等论争，以大陆30年代的“民族形式”为参考，中间蕴含的语言现代性问题才慢慢暴露出来，具体体现在“杂语共生，台语为主”的语言理想中，但狭隘之处在于这种“文艺大众化”会渐渐脱离普罗文学，大众只是知识分子个体作为精英阶级将其拉进“现代世界”的启蒙对象，体现了在知识分子想象中的语言世界里，台湾文学语言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民族形式”与现实“杂语共生”的博弈局面之难。鉴于二者改造幅度和路径的差异，可以看出前者对大陆语言的认同建立在“大中国”、“大世界”的基础上，主张“台湾话文”的前辈对区域性方言的整合上升到民族语言的地位上。而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想推动形成言文一致的语言局面，在语言现代化的进程中共同诠释了知识分子放眼当下与本土、未来与世界的语言蓝图全景图。

注释：

①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②同。

③同。

④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7页。

⑤涂纪亮：《伽达默尔》，《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语言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⑥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皇民化教育与台湾文学中的认同危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

⑦计璧瑞：《两种理想的困境——析台湾话文论争兼及大陆国语运动》，《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丛刊》，2007年第2期。

⑧分别见两篇论文：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同。

?[日]中岛利郎编：《一九三O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同?，第51页。

?同?，第60页。

?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

?同?，第77页。

?同?。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见?、?，欧阳姣姣、计璧瑞等人的看法皆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欧阳月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与“民族形式”之难[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01）：161-174.

[2]宋芷初. 1920年代台湾白话文发生之再考察[D].华东师范大学，2019.

[3]古远清.从“发现”到“发明”台湾文学——呈逆方向发展的两岸台湾文学研究[J].华文文学，2019（01）：13-24.

[4]余巧英. 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D].厦门大学，2018.

[5]郭伟宸.台湾语言意识的流变及“台语”的产生——从移民社会到殖民地社会的历时考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29-136+172.

[6]李伟，潘海鸥.从文学语言革命转向个体人的革命——台湾新文学史中张我军的民族主义思想脉络钩沉[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4）：69-73.

[7]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学评论，2016（06）：152-161.

[8]郭勇.现代语言观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语言维度[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05）：72-76.

[9]黎湘萍.时间与叙述——观察“殖民地”文学的一种方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114-121.

[10]时胜勋. 中国后殖民文学话语的文化身份诉求及其自我超越[A].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卷）[C].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2013：9.

[11]张泉.殖民/区域：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维度——以日本占领华北时期的北京台湾人作家群为例[J].文艺争鸣，2011（09）：84-94.

[12]赵丛娜.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1979-2009）[D].苏州大学，2011.

[13]马英萍，雷慧英.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评论四阶段简评[J].台湾研究，2011（01）：55-59.

[14]王学东. 现代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以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为例[A].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摘要汇编[C].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師范大学诗学研究所，2010：1.

[15]赵京华.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05）：115-120.

[16]赵京华.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J].读书，2007（08）：24-33.

[17]计璧瑞.日据台湾的语言殖民和语言运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01）：175-200.

[18]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J].台湾研究集刊，2002（02）：54-57+78.

[19]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皇民化教育与台湾文学中的认同危机[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03）：3-5.

作者信息：（1997.02.1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单位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作者：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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