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道德研究论文

编者按：2020年我省各地教育部门申报的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奖项目共764项，评审委员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学科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委员会和定评委员会三級评委会认真评审，评出获奖项目200项，其中一等奖9项，二等奖35项，三等奖156项。东莞、中山、茂名市和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的联络员被评为优秀联络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艺术与道德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艺术与道德研究论文 篇1：

独立性和依存性：克罗齐艺术与道德关系思想重释

作者简介：郭玉生（1973-），男，山东汶上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中西美学等研究。

摘 要：克罗齐对艺术与道德关系的论述是以他的精神哲学体系为基础。克罗齐认为，艺术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差异，艺术属于心灵活动的认识阶段，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活动，是情感的成功表现;道德属于心灵活动的实践阶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来源于意志，具有理性的目的。基于此，克罗齐强调艺术活动独立于道德活动，而道德活动也独立于艺术活动。因而，克罗齐反对艺术活动预先存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反对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审美的意象。同时，克罗齐肯定艺术作品可以暗含着道德倾向，虽然艺术活动不是道德活动，但是它们拥有共同的人性基础，所以艺术与道德之间不是相互分离、完全无关的，而是存在着独立性与依存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克罗齐;艺术;道德;独立性;依存性

克罗齐的艺术与道德关系思想不仅对康德以来的艺术自律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而且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他立足于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的框架强调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灵活动，艺术独立于道德，同时艺术与道德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在人性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艺术家的道德责任的统一。

一

克罗齐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哲学体系并以此为前提阐述了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克罗齐受到了黑格尔的绝对的、普遍的精神是世界万物的本体的观点影响，认为只有精神才是绝对真实的存在，精神创造了一切事物，也创造了一切历史，但克罗齐同时又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对于精神的理解具有超验性、实体性特征，强调外在于人的绝对理念对于世界和人的支配作用;克罗齐对于精神的理解与人的心灵密切联系，使精神具有了内在性、个体性特征。克罗齐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支配历史的是人的心灵，哲学的任务只是研究内在于人与人的生活的心灵活动。克罗齐把心灵活动分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两类，其中认识活动不仅在实践活动之先，而且独立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以认识活动为基础而包含认识活动。认识活动始于直觉活动，止于逻辑活动;实践活动始于经济活动，止于道德活动。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各有其相应的正反价值，即美丑、真伪、利害与善恶。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之间基于克罗齐所说的“差异辩证法”只存在差异，不存在对立，都是后者包含和超越前者，前者独立于后者并成为后者的基础，正如克罗齐所言：“概念不能离开表現而独立，效用不能离开概念和表现而独立，道德不能离开概念、表现与效用而独立。”[1]59四阶段心灵活动前后相继，循环相生，不断发展。克罗齐由此超越了康德把认识、情感、意志罗列并举、机械划分各自职能范围的哲学思想。

克罗齐精神哲学意在揭橥人类心灵活动的形式与规律。心灵活动的发展包含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和道德活动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对应产生了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四种科学。克罗齐将康德认识论中的感性认识改造为直觉活动。直觉把握个别事物，产生的是形象化的意象，对于直觉的研究产生了美学;以直觉为基础形成了概念，概念关注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直觉具有规范作用。以概念为研究对象产生了逻辑学;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两种价值属于实践活动的追求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价值，与心灵活动的一般性法则直接关联;伦理学侧重于研究善和自由，而所有的道德感最终都通向宇宙的和谐感，人由此可以体察、认识心灵的整体性，从而实现自由。可以说，上述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克罗齐的艺术与道德关系观点的理论基础。

在克罗齐看来，直觉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处于人类心灵活动的起始阶段。直觉凭借想象进行认识，是一种心灵赋形的创造活动，即心灵赋予杂乱无序的质料、物质、印象以形式。克罗齐说：“物质，在脱去形式而只是抽象概念时，就只是机械的和被动的东西，只是心灵所领受的，而不是心灵所创造的东西。”[1]10在此基础上，克罗齐认为，直觉即表现，直觉与心灵赋形活动产生的具体形象无法分开。克罗齐从他对于直觉的理解出发，提出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艺术是心灵赋形的创造活动，当人们以直觉的形式认识对象时，艺术创造活动就得以实现。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直觉来源于情感，并且情感还使直觉具有了连贯性与整体性，所以艺术表现与情感的表现具有同一性。情感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获得了形式，呈现为具体的意象。情感的表现由此完成，产生了美的价值。

克罗齐对于道德本质也立足于精神哲学体系提出了他的理解：“心灵起意志要实现它自己，实现它的真正的自我，即含在经验的有限的心灵之中的普遍性。”[1]58道德来自于意志，而西方哲学对于意志的理解通常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意志看作“宇宙的基本，事物的本原，真正的实在”[1]47;另一种观点是把意志看作“心灵的力，心灵，或一般活动”[1]47。克罗齐不赞同这两种关于意志的观点，重新界定了意志的内涵，即“与对事物取纯粹的认识性的观照有别的那种心灵活动，它所产生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1]47克罗齐强调意志属于心灵活动中的实践活动。意志区分为经济的意志与道德的意志两种形式。经济的意志可以称为个别的意志，道德的意志可以称为普遍的意志。道德的意志作为普遍的意志以理性的目的也就是“善的”目的作为自身的目的，道德的意志所产生的行动是善的行动。这意味着，克罗齐主张道德的意志追求“善的”目的，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善良意志一脉相承。在康德这里，善良意志的产生以纯粹理性为基础，即理性“真正的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2]。

综上所述，克罗齐认为，艺术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差异。艺术属于心灵活动的认识阶段，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活动，是情感的成功表现;道德属于心灵活动的实践阶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来源于意志，具有理性的目的。

二

克罗齐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直觉”[1]17，而直觉活动是唯一能够独立存在的活动。直觉不受概念或逻辑的作用，独立于经济与道德实践。克罗齐在此基础上认为艺术具有独立性。

克罗齐首先批判了艺术的内容需要经过选择的观点。他说：“在诸印象及感受品之中加以选择，就无异于说这些印象与感受品已经是表现品，否则在混整的东西之中如何有选择呢？选择就是起意志：起意志要这个不要那个;这个和那个就必须摆在我们面前，已表现了的。实践在认识之后，并不在前;表现是自然流露。”[1]50克罗齐认为，不能從道德的标准对艺术的内容进行选择和评价，唯有形式即情感直觉才能使诗人成为诗人，“这就完成了艺术独立的原理，也是‘为艺术而艺术’一语的正确意义”[1]51。克罗齐驳斥了主张艺术的内容必须引发人们的道德同情的观点。他强调，这种观点把题材与表现混为一谈。题材对于艺术表现的性质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不能引发人们道德同情的题材完全可以获得美的表现。

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中，认识活动先于实践活动并且独立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基于此，艺术活动就先于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独立于一切实践的价值。因而克罗齐得出了以下结论：“对某艺术作品所下的审美判断，与作者作为实践者的道德是毫不相干的，它和预防艺术被用去做坏事（这也就违反艺术纯为认识观照的本质）的措施也是毫不相干的。”[1]105艺术并不是来源于意志、来源于实践活动，因而艺术活动不是道德活动，具有独立性。如果从道德角度理解人格的内涵，那么“风格即人格”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克罗齐说：“善良的意志能造就一个诚实的人，却不见得能造就一个艺术家。”[1]176由于艺术活动与道德活动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异，道德评判的标准就不适用于艺术活动。即使在艺术活动中产生的审美意象显示了一个在道德方面可以进行褒贬的行为，但人们也不应按照道德评判的标准对审美意象本身进行褒贬。正如人类世界不会存在针对审美意象进行法律审判的条文，也不会存在针对审美意象进行道德审判的法庭。倘若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考狄利娅具有道德性，如同主张一个正方形具有道德性而一个三角形不具有道德性一样。审美意象只能以是否成功的表现来评判，批评家应该采取美学的观点衡量艺术。因而克罗齐强调，批评家评判艺术作品的题旨的根据不在于艺术家对于题旨的选择，而在于艺术家如何处理所选择的题旨，即艺术家是否成功表现了所选择的题旨。即使艺术家选择了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在作品中没有抒发纯洁的道德情感，批评家也没有理由指责艺术家，而是应该关注并改变产生丑恶的世界。艺术家的直觉来自于印象，来自于触动心灵的事物，因此只要世界上存在丑恶现象，批评家就无法制止艺术家选择对于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的表现，而且如果艺术家成功表现了道德品格低下的题旨，同样可以认为创造了完美的艺术。因此，克罗齐反对艺术预先存有道德教育的目的。他说：“勉强把教育职责加给艺术，既是一个预求预计的目的，就不复纯是认识的事实，而是认识的事实变成实践行动的根据;所以它不是理智主义而是教训主义与实用主义。”[1]79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家不应该因为道德说教的需要而损害艺术自身具有的独立性：“审美意识完全没有必要从道德意识中汲取什么廉耻心，审美意识中包含着这种情感，即审美的廉耻、审美的忌讳和审美的贞操。审美意识明白什么时候沉默是最好的表现形式。相反，当一个艺术家违背了审美的羞耻心，违背了审美意识，让与审美目的无关的东西混杂到艺术中来，那么，即令没有比他的目的更高尚、更值得褒奖的了，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他还是虚伪的，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还是有罪的，因为他玩忽了艺术家的职守。”[1]261传统的艺术观念非常重视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强调艺术应该引导人爱道德，恨罪恶，敦风化俗，引人向善。克罗齐认为这是艺术无法完成的职责，就像几何学不能承担道德教化的任务。

克罗齐反对艺术作为道德教育工具还表现在他对艺术传达提出的观点。在克罗齐看来，直觉作为心灵的赋形活动只在内心完成，不需要外在媒介的传达。因而人直觉到一个意象，便已在内心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关于人们一般所说的“传达”，也就是在具体作品中借助于物质媒介显示意象的过程，克罗齐认为需要意志参与，因而属于实践活动而不属于艺术活动。他进一步强调，通过传达活动而产生的各种艺术作品以字母、音节、声音、颜色、线条等物质材料的组合为基础，因而这样的艺术作品属于物理事实而非呈现直觉意象的艺术。克罗齐由此强调艺术是独立于包括道德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的心灵自由活动。

可以认为，克罗齐阐述的艺术独立性的观点是对19世纪以来“为艺术而艺术”文艺思潮的理论辩护。在传统社会，艺术一直依附于政治、道德、宗教等，缺乏独立性。克罗齐以他的精神哲学体系为基础，评析了美学史上艺术与道德关系的各种理论，区分了直觉活动与道德活动，为艺术划定价值领域，确定艺术在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在克罗齐看来，如果艺术不是独立于道德以及一切实践的价值，那么它就会受制于其他心灵活动的原则，由此艺术与其他心灵活动没有实质的差异：“依赖于道德、快感或哲学的艺术，就是道德、快感和哲学，而不是艺术。”[1]206所以克罗齐强调：“艺术就其为艺术而言，是离效用、道德以及一切实践的价值而独立的。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艺术的内在价值就无从说起，美学的科学也就无从思议，因为这科学要有审美事实的独立性为它的必要条件。”[1]104克罗齐的观点既反映了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自律的发展趋向，也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三

克罗齐认为，艺术与道德作为人的心灵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具有内在的联系。虽然艺术独立于一切实践的价值，艺术活动不同于道德活动，但艺术对于道德同时具有依存性。在克罗齐这里，独立性与依存性可以看作一对相依相伴的关系概念。他说：“任何一个特殊的形式和概念，一方面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又是依存的;或既是独立的，又是依存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灵，乃至现实界，要么就会是一系列并列的绝对存在者，要么就会（其实是一回事）是一系列并列的空无。”[1]207因此，艺术作为心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一方面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其他形式，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与其他心灵活动的形式存在密切联系。克罗齐认为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它们在整体中只是被理想地区分开来，但实际上它们与整体是不可区分的。这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就是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的综合，艺术的独立性和依存性就是以这个综合为前提。艺术不仅以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等心灵活动为前提，同时艺术也是逻辑活动、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等心灵活动的前提。由此可以推论，艺术与道德之间互为前提、彼此依存。一方面，缺乏了直觉表现，具有辨别和评判功能的概念就无从形成;缺乏了具有辨别和评判功能的概念，行动就无从产生;缺乏了行动，评判行动好坏、善恶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无从存在。另一方面，虽然一个人善于运用概念进行辨别和评判，思维具有逻辑性，富有批判精神，履行各种道德责任，品德高尚，但是他的心灵仍然倾向于追求诗意，对于心灵活动的对象包括道德活动提出了美的要求。

人类通过直觉活动与逻辑活动认识世界，但人类还要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因而直觉活动经过逻辑活动而与实践活动领域产生联系。实践活动不仅包含了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等认识活动的内容，而且能够激发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等认识活动的内容而形成新的直觉、新的情感、新的艺术。这样一来，实践活动为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或内容，从而制约着艺术活动。道德活动为“更崇高、更完美、更复杂、更成熟的艺术”提供了素材，道德活动提供的素材经过心灵的赋形活动，成为了直觉的意象，如果离开了道德活动等实践活动，艺术就会丧失現实生活的基础而题材贫乏，内容空虚。所以，克罗齐强调，诗人创造的每一个诗句，诗人的所有幻想都是以现实生活的场景为基础，揭示了整个人类的情感、愿望与命运。

克罗齐通过论述艺术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具体内涵，揭示了艺术与道德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前提的关系。艺术由此既不能依附于道德，也不能脱离道德的制约。艺术作为直觉活动虽然不以道德教化为直接目的，但艺术家的生活包含着道德活动领域，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因而艺术活动应该符合时代的道德要求。克罗齐指出：“把艺术同仅仅是引起快感的东西区分开（艺术有时和这种东西相混淆），给艺术一个更有价值的地位：这种学说毕竟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从艺术在道德范畴之外这点来看，艺术家当然是既不在道德的这一面也不在那一面;然而艺术家既是在道德王国里，那么他只要是人，就不能逃避做人的责任，就必须把艺术本身——现在和将来都不是道德——看作是一项要执行的使命，一个教士的职责。”[1]177克罗齐强调，艺术活动虽然不同于道德活动，具有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进行创作可以摆脱道德的规范而随心所欲。艺术家倘若对于道德缺乏体认，就没有创作的资格。他说：“为发展审美再造用的工具争较大的自由，这本是很好的。”[1]105但是，“在任何情形下，艺术独立那一个最高的原则，那一个美学的基础，总不能援引来为虎作伥。一个艺术家在外射他的想象时，如果像不道德的投机者，逢迎读者的不健康的趣味，或是像小贩子在公共场所出卖淫画淫像，都不能援引这最高原则来洗刷罪状，维护自由。”[1]105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家外射自己的想象即通过物质媒介传达直觉属于实践活动，必须考虑道德原则的制约和伦理效用。

不过克罗齐所主张的艺术家的道德意识与直觉活动密切结合，所以艺术家的道德责任不是体现在外射活动或传达活动中流露道德倾向，而是体现在直觉意象的成功表现。在此，克罗齐进一步提出了艺术真诚说。他认为，“真诚”作为艺术家的道德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伦理学方面而言，“真诚”是指不欺骗人。克罗齐认为“真诚”这个内涵与艺术家没有关联。因为艺术家本来就没有欺骗任何人，他只要赋予其内心的印象、情感以形式，创造美的价值，就是已经履行了艺术家的责任。二是从美学方面而言，“真诚”是指艺术家应该使自己的直觉表现真切完美。显然，“真诚”这个内涵与一般道德准则无关。因而克罗齐认为，即使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遵循一般道德准则，但他在艺术活动中完美表现了自己的直觉，维护了艺术的独立性，那么这个艺术家仍然具有道德特性。

克罗齐把“人性”作为统一艺术的独立性与艺术家的道德责任的基础。他说：“不论是什么诗，其基础是人性，而正因为人性是在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意识。”[3]10在克罗齐看来，道德的基础在于人性，艺术的基础也在于人性，因而“人性”成为了把艺术与道德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人性”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克罗齐从“人性”的拉丁文原意出发，认为人性的实现不能离开实践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以自己经历或者同情他人的方式分享思想与行动的世界，体会世事变迁，体认美德与罪恶。艺术灵感的产生就是因为艺术家在实践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中体会到应当景仰与向往的情感，即：“是由于他感受到应当如此，是由于他看到这种现象就仰慕备至，并且渴望去追求这种现象。”[3]11克罗齐认为，艺术活动并非空虚的灵魂与愚顽的思维能够完成的。那些大谈特谈所谓纯粹的艺术，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艺术家，往往会封闭心灵，对于波澜壮阔的生活和起伏变化的思想毫不顾及，由此不可能创造真正的艺术作品。

当然，克罗齐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品德高尚就能够成为艺术家。相反，形象与情感的表现更是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说，艺术需要才华。但是，克罗齐强调的是，对于艺术而言，固然不能离开才华，人性也是不可或缺。因而他说：“一个纯诗人、纯艺术家、制造纯粹的美的人，一旦缺乏人性，也同样会失去其本身这种形象，而成为一种漫画式的人物。”[3]11克罗齐指出，人性作为艺术与道德联系的纽带不是指抽象的思想和品德，而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所体验到的情感。直觉因为表达了这种情感而获得了连贯性与整体性，产生了不同于道德的审美意象，使艺术具有了独立性，同时情感来自于实践活动，艺术必然会与道德联系。克罗齐强调“人性”并不是要求艺术家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或者英雄人物，艺术家在生活中可能犯罪，也可能失去心灵的纯洁而受到社会的谴责。但艺术家应该借助于自己经历或同情他人主动参与思想与行动的世界，感知表现对象，获得人生中诸如是非、善恶、纯真的丰富体验。由此，衡量艺术家是否道德的标准，不在于艺术家外在的行为，而在于艺术家精神创造的结果。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遵循的道德不是压抑人性的抽象道德教条，而是激发人的生命力的情感。因此追求感官快乐、沉湎声色而在思想方面怀疑悲观、不信上帝的现代艺术却能“把生活更有力地引导到某种更健康、更深刻的道德，这种道德将是内容更高尚的某种艺术之母”[1]220。

可以说，艺术的自律是现代社会出现的艺术发展趋向。因此，把艺术的自律看作艺术的抽象本质或美学的普遍概念是不妥当的。克罗齐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思想充分揭示了艺术从在传统社会中整合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中，到从科学、道德、宗教中区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分化与去分化的复杂关系导致了艺术与道德之间彼此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所以，艺术的自律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完全对立或泾渭分明的真善美不同的价值领域。

[参考文献]

[1]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

[3] [意]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M].黄文捷，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郭玉生

艺术与道德研究论文 篇2：

2020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编者按：2020年我省各地教育部门申报的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奖项目共764项，评审委员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学科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委员会和定评委员会三級评委会认真评审，评出获奖项目200项，其中一等奖9项，二等奖35项，三等奖156项。东莞、中山、茂名市和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的联络员被评为优秀联络员。

一等奖

情思教育二十年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 陈洪义 王蓓蓓 李 季 韦 霞 韩焰明 丁 薇

构建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以美的学校为例 王军平 张美如 李文杰 吕 晶 李超梅 林宇 陈红君

名师工作室“四维建构、六向革新”研修模式的实践探索 丁玉华 左全晟 郑保华 区锦超 黄境炎 陈志鸿

高中地理分层作业研究 王万里 黄凤金 曾 晓 李洪灵 郑燕英

机器人DIY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邓汉盘 林辉德

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与教学策略阮美好 陈利玉 吴夏梅 李银芳 白 琼 卢晓琳

基于深度学习小学数学问题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施 刘贤虎 何晓瑜 高艳丽 苏翠琼 李美玲 魏 晶

音乐律动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刘 欢 邓剑云

馆校结合推科普创新共建储人才——基于馆校合作平台的生命科学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肖小亮 卢懿健 罗彩珍 徐佳苏敏娜杨 琼

二等奖

以“校园—家园—乐园”为特色的寄宿制中学课程——“HOME”课程体系探究 周丽霞 黄翩篇 彭 菊 骆慧超 刘 彦 黄 凡 梁 粱

“共建·共研·共生”区域教研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中山初中数学教研共同体的五年探索 周 曙 邓 凯 孔 进 梁亮亮 张万梅 何晓华

文化自信理念下《西游记》与英语学习深度融合的跨学科研究 胡应生 诸丽芳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地理学科质量标准建设研究官山明 钟菊芬 孙智慧 孙 闯 李 丽 汪保源 李 国

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小学小幅油画教学的实践研究 秦 怡 曾灿基 邓永忠 王 莉 何白石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刘建平 刘庆兵 刘贤虎 赵晓天 王 强 宁俊玲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转化思想的案例研究吴燕娜 朱道芸 许启进 林国清 林继仕 黄旻纯

构建小学数学“四步八环”学生讲题模式的实践研究 钟银鹰 陈艳梅 杨锦培 郑阗祉 龙瑞芳 陈丽花

十年探索：技术作文教学流派的创立与实践 张 华 郭跃辉 李金华 丘警通 梁天钧 苏彩月 龚瑞峰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长课程规划能力提升理论与应用研究 郑凤姚 王彩阁 简 艳 郑洁霞 宁云志 谭瑞香 彭伶俐

基于学校文化的小学生评价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 梁晓虹 刘敏丽 陈建明 李 浩 王冠华

“知行合一”——体验式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实践研究 王淑英 尹凤葵 刘统华 张杰君 王妙芳 黎金群

“求真、向善、明道、致公”理念下的中学历史教学伦理研究刘道梁 杨万全 郭福生 方 淳 杨秋桂 刘 莎

构建小学体育“四高”教学模式 郑俊强 蔡远标 梁照恩 郑俊伟 杨思铭 何锦光

疫情背景下建立心理健康在线教育生态圈的实践探索——以中山市中小学疫情心理防护实践为例 梁剑玲 莫一男 陈晓新 李立标 张均华

协同教学促进英语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实践与研究 廖丽霞 何丽贞 邓鸿倩 关依倩 廖洁珊 吴卓莹

基于可视化学习的初中地理微课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任黎娜 赵 慧 黄 越 李美莲 吴金梅 黄文敏

高中生物问题驱动型课堂构建的研究 唐创强 黄晨曦 张朝煌 辛小兵 刘正旺 梁淑钿

幼儿园“食育”主题活动实践研究 刘家玉 陈惠娟 李 香 尹文静 邓静静 周甜娟

镇域推进艺术特色学校创建的实践研究 郭宏坤 陈学文 马 菲 刘 胜 林 珺 钟锦松

少年宫美术特色“新工作坊”创新实践研究 谢洪涛 何振环 赖朝阳 邹官民 邹 清 龙海根

STEM视角下的创客教育培养学生实践创新素养的研究与实践刘伟善 程前进 吴进达 孔祥兴 李丽敏 区勇杰

推行小学低年段“阳光作业”，促农村小学生多元化发展的实践研究 何妙婵 李淑敏 梁佩仪 李敏如 肖玉兰 李洁惠

融合学科素养的化学实验课程建构的实践研究——以中学化学实验课程内容建构与教学的研究为例 张立云 张 嘉 刘国英 冯碧燕 陈培亮 周海珠

“品乡音 承国粹”——顺德乡土音乐教材的开发与运用 康 华 王育群 方少君 李成杰 石 锐 刘绍元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小学德育实践性作业设计与应用研究 邱兰萍 叶秀兴 姚苑兰 彭艳香 谢海虹 俞万欢

学校德育与社区文化整合的途径研究——以东城第二小学为例 黄 赞 赖雪清 胡桂芳 罗佩诗 钟权辉 许 彧

主题式的幼儿园乡土化建构游戏开发与教育策略实践研究 张亚林 王 维 陈思慧 刘伟佳 李 岚 林 瑛

以“童心银行”为载体，促进小学生评价机制的行动研究 蒋 莉 赖国亮 沈光元 陈 苑 古丽文 伍金凤 林 萍 黄静敏 曹家河

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实践研究 白辉兰

疫情大考 成长契机——疫情期间东莞市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线下”守护学子健康的创新实践 方兰芳 张润林 徐航航 杨 柳 何冬平 吴红玉

新时代大湾区中职学校乡渡文化的范式创新 何青好 丁声扬 陈苇宜 谭沛梧 刁 卓 梁惠连 魏联楼

悦读悦心悦未来——幼儿园“支架式”阅读课程创建的实践研究 周结华 吴燕飞 杜翠兴 高珊珊 何 珊 何雪滢

情商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实践与研究 李玉兰 曹 洪 陈献兰 郑东怡

小活动 大智慧——初中地理活动课程探究 肖金花

三等奖

初中化学有序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 卢名远 张 华 邓兴文 赖思恒 傅思权 杜永保

七步法构建德育体系，提升德育实效的研究 黄善厚 邓带琼 尹丽霞 陈月娴

“互联网+”背景下运用流行元素创新班级管理的行动研究 孙玮洁 阮小兰 郑兰孙 赵立宇 曾利红 赵淑珍

微课辅助高中立体几何教学的实践研究 方 勇 谢榕平 孙要强 陈红霞 叶夏宝 吴水梅

传承本土菊花文化，突显艺术教育特色 黄 彬 何桂雄 李志平 袁有民

在高中政治课中培养高中生文化自信的策略研究 谷保庆 冯春柳 汤逸山 冯文池

小学生家庭教育微课资源开发与应用的实践研究 潘秀群 钟应珊 蔡 樱 张文君 杨云开 邓丽君

开展讲好中国故事活动，培育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刘彩云 黎瑞和 冼添欢 朱小霞 叶慧君 李转弟 陈满哲

中职“朋輩”心理辅导员培育体系研究 曾兵成 袁凤娇 王 雅 徐倩影 王一冕 区丽宜

小学生家庭研学旅行活动指导与实践研究 梁晓虹 刘敏丽 李浩 陈建明 王冠华 曾望婷 梁凤英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开展探究性体验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黄志煊 王雅琪 郑嘉泳 简淑怡 邓剑冰 郭靖雅

以就业为导向，中职英语教学与考核优化的研究 盘蔼然 朱慧锋 黎丽华 廖绍华

初中英语多模态歌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徐秀媚 郭曦 莫洁文 毛婷婷 袁颖莹 徐 甜

“语言·思维·文化”三位一体的高中英语阅读资源库的开发与应用 莫炎芬 袁丹纯 黎 静 谯 丽 钟伶娜 郑 岚

小学“生活创意科幻画”校本教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廖志文 梁二柱 赖淑慧 于英豪 邵洪波 陈厚琳

初中化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的实践研究 张 华 卢名远 刘雁明 邓兴文 孙俊辉 钟伟潮

幼儿园项目式主题教学课程建设探究 李 岚 刘 学 伍泳珊 梁乐敏 陈珑梅 王 维

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培养的研究 郝利君 谢雄英 李晓莹 邱爱婷 李 霞 梁燕莹

基于慕课的中职计算机混合式教学研究 高雄英 毛玉荣 黄利书 张宝升 邓爱玲

基于e+背景下寄宿制初中家校互动创新实践研究 王丽霞 谢昭丰 邓兴文 陈 景 蒋宁辉 曾维贵

追求当卓越而幸福的新时代思政课教师 冯春柳 谷保庆 汤逸山 黄艳銮 石 俊 李翠兰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德法融合”的实践研究 胡嵘苹 李树君 刘亦文 卢翠萍 胡颖琳 练愉莉

基于中山地方特色文化的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课程开发与实施 徐雪华 李余仙 王 淼 袁 洵 周诗莹 王 美 钟展艳

基于小学校园“儿童诗教”特色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程建龙 陈少芳 刘云涛 凌晓芳 毛小红 刘思佳

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慧课程新模式 雷伟泽 罗慧玲 易丽红 梁惠丹 陈荣莉 万瑜文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实践研究 林彩莲 李惠雅 王庆瑜 梁创标 张美丽 吴剑英

思维导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罗丽华 廖运洪 万旭坚 戴一欣 张隆家 张 洙 叶容弟

3-6岁幼儿数学课程内容适宜性的研究 林培淼 连育红 毕华丽 妥 盼 李妙婷 吴海琼 梁美伦

幼儿足球游戏化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温碧燕 何红英 苏淑英 陈杏源

在幼儿园开展“角色体验式”家庭教育的研究 江 辉 车小妍 吴木琴 陈丽雅 吴艺红 黄欢欢

网络学习空间GERI多模态构建及实证研究 魏国营 庄可香 阮允良 钟 芳

依托“团队教研”，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校本研究 彭伶俐 赵淑珍 王建国 赵立宇 曾艳华 孙玮洁 阮小兰

传承瑶族传统文化艺术，促进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研究盘金生 马良忠 盘春风 房水妹 李忠明 陈耿辉 房比六

行为心理学在中职学校学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周 斌 陈峰 陈 彦 周登云 王 珊 陈彦杏

基于职业素养的中职主题班会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研究段珑玉 廖振德 谭秀媚 裴昌龙 刘振伟 廖兴锋

全人教育理念下小学生文明礼仪教育模式实践研究 方书岳 陈楚琴 何育燕 孙小萍 林旭钦 卢佳敏

基于人文价值的小学英语词汇趣味教学的实践研究 毛晓婷 梁玲玲 黎智敏 温伟聪 陈佩贞 萧雪雯

智慧·艺术·多元——幼儿园开放式早期阅读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施         罗润娣 李军英 陈少莹 黄衬嫦 韩 英 李仙丽

以电影课辅助语文单元主题教学的研究 杨雯雯 钟宋天 赖小芬 叶敏聪 王丽妮 巫丽仪

基于翻转课堂的小学语文习作教学实践研究 廖 萍 李敏君 张任坤 韩敏慧 陈永香 杜妙婵

基于启蒙教育的小学低年级语文“智美乐爱”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李万宜 董荣芳 禹蓉春 黄华文 骆倩彤 李嘉裕 刘春燕

基于产教融合的“双对接，四合作，八共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究巫 云欧阳元东 张佑青 赖慧豪 孙 腾 师文静 陈燕华

三水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路仕容 禤敏丽 吴文琪 黄 鋆 冯丹蕾 吴丽兰

体验式教学提高小学品德课堂有效性的实践研究 陈进威 李慧英 莫转弟 韦丽湘 袁均凤 刘玉葵

高中语文学困生有效教学策略实证研究 杨志刚 凌 玲 徐伙珍 李昌桉 梁日成 许 琴

开发文本读写资源，发展学生读写能力的研究 凌毅华 邹振锋 黄思敏 裴 凤 刘小娟 邱 楚

《初二创意物理实验》校本课程探究 黄妙琼 林晨云 谢 丹 吴清周 林金铃

思维能力培养视角下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张小燕 吴洁滢 张嫦安 邹佳妮 贾继红 李 清

基于知识可视化理论的高中历史图示教学法研究付昭权 李玉梅 梁 艳 陈剑瑜 张光洋 杨建平

3-6岁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李丽云 黄宇昆 苏友苗 甘 斌 罗小英 李 珍

基于Ittools平台的初中信息技术智慧课堂构建策略实践研究陈昌林 王志沈 黄维杰 冯 柯 万 俊 余 彬

小课题研究视角下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张超金 苏 焕 叶秋玲 徐常艳 常伟丽 肖相桥 朱伟兰

传统文化视域下洪拳体育课程校本化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郑合元 陈碧红 汤恒绥 何敏添

青少年校外“四模”科技教育活动课程的建设与实践研究 田德真 高星原 杨 华 林 玉 尹伟锋 叶文钊

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小學“幸福教育”课程的开发研究 帅圣蕊 刘路通 叶钜明 谭宇杰

“趣味百草园”中草药班本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梁燕霞 黎康华 余金梅 余钊发 廖顺华 杨彩均

基于英语等级考试（第一级）中口语考试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祁淑娴 余倩伶 陈苗苗 江丽军 李勇战 邱俊标 钟玉娟

走进英语戏剧之——小武松与小老虎 罗 羽 叶滢珏 叶晓敏

衍纸艺术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创作实践研究 沈玉燕 罗维强 刘珍蓉 刘远丰 蔡贤娜 吴善荣

核心素养下区域教研助力高中地理教师PCK提升的实践研究郑少花 钟晓贤 陈映珊 赵英霞 解波 李晓芬

“竹文化”特色园本课程的建构与实施研究 袁瑞如 刘禧 周锐明 唐 娟 邓春燕 陈水燕

主题背景下区域材料的投放与教师指导有效性的研究 邝美轩 黎淑红 曾若萌 黎家欣 李 睿 林丹媛 黎欢仪

利用场地开展户外设障式循环体育锻炼的开发实践研究 杨 倩 罗明珍 梁林明 王燕妮 吕梅灿 谢 舒

基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视域下的东莞市幼儿教师专业能力调查研究 刘美琴 崔 梅 王丹丹 杨 柳 马淑琴 黎晓莉

体能游戏课程对幼儿体能发展的影响研究 郑静妮 曹浪华 郑艳 吴泽桃 李宇翔 黄楚权

基于全人教育的线上教学创新应用实践研究 袁怀敏 罗永学 胡 飞 陈爱伦 陈建平 尹晓琪

体验式教育在台商子弟学校的创新构建与实施——以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生命力学习营地为例 许育彰 甘叶勇 韦乃康 袁丽湘 李伟祥 陈俊杰

基于项目式学习财经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 汤逸山 冯春柳 黄艳銮 李翠兰 李雪芬 叶文达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小学学段微课解读的开发与应用 唐梅 朱 冕 胡慧芬 刘苗苗 黎焕平 李 珺

基于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发现身边的历史”探究活动实践研究魏红丽 梁文静 梁丽霞 陈兰仪 林欣欣 朱红叶

绘本游学在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实践研究邓梦婷 伍壁妤 段梦霞 钟明倩 闻 梅 凌晓云

“幸福教育”理念下的创客特色幼儿园建设 陈 果 张 倩 龙丽霞 周小斐

复合型人力资源走入儿童教育队伍——基于儿童社会性项目课程中人力资源整合利用的实践研究 杨丽萍 庞杏君 郭露珍 吴延聪 王静琪 余婷婷

微课在职业教育中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王统增 冯 琦

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廖惠祥 陈国红 刘学勇 朱克雄 黄金梅 徐文科

城乡结合部小学生开展社团阅读活动研究 练玉葵 王彩阁 张琦 黄梅 肖雪 林杰微

基于布鲁姆认知过程理论的初中英语课外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陈文标 吴洁滢 周惠兰 黄永光 吴婷婷 周 旋

基于微课的小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尹彩仪

基于高中英语语篇教学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研究 刘艺妃 谭景红 黄月澜 邓海燕

小学音乐欣赏“二四七”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范少夫 张 京 蔡 云 胡 颖 陈晓东 叶晓菲

幼儿园音乐教学游戏化实施的策略研究 方巧云 王瑞红 李玉燕 林佩珊 李桂伦

在体验中成才——幼儿园生活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黎占兄 丘晓娟 李凤清 陆彩群 周 琼 赖绮玲 叶葵好

幼儿数理逻辑能力培养策略的实践研究 高红芳 胡艳萍 苏兴丽 陈妙霞 詹春弟

基于“互联网+”构建小学语文阅读生态圈的实践研究 黄 钦 吴正兵 莫凤怡 罗剑宠 邓沃明 孙 度

初中班主任专业化成长路径研究 陈洁纯 黄 强 李炳祥 叶锡坤 梁宇晶 赖容花

书法教育在学校立德树人的作用探究 邓志芬 张洪森 甘惠君 梁超文 郭正亚 吴素娴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景剧研究 陈丽芬 马 丽 刘轶霞 何有群 尤 琳 任卫星

以“微课”研究活动为载体，构建思想政治课教学新模式 冯静绮 吴丽娟 王春义 秦 燕 李良宾 李俊文

新时代初级中学创新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 梁文豪 萧木森 吴常新 陈 林 邬 健 李 玲

以绘本为载体，提高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写作水平的实践研究邓佩珊 孙 娟 邢璐倩 陈锦颜 邓妙珊 胡文英

基于“班级习作周报”的小学“慧习作”教学模式的研究 黄秀玲 朱淑珍 郭红兰 彭冬静 黎婉娇 黄信轩

以项目式学习推动非物质文化在小学语文综合课的开展 袁喜娥 欧阳润连 彭 宁 于 乐 黄 梅

高中物理合作学习任务设计 袁 勇 麦建华 谭海兰 冼景连 付 民 裴姗姗

微视频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实践研究杨惠玲 曾素文 罗育梅 黄瑜菊 姚胜雄 庄秋蚕

基于想象力培养的线描教学实践研究 陈秋婵 吴月珠 黄敏 凌鹤玲 魏银波

基于思维模型构建的高中化学教学实践研究 刘汉国 黄晗晖 罗欢绵 丁效平

基于云教学系统的地理翻转课堂构建与实践 李 想 欧艺妃 蔡仲春 刘劲伦 黄雪霞 邱丽云

基于师生互动的历史核心目标达成的策略研究 曹军辉 罗少华 张 骏 陈莲花 黄续梅 明方炜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高中音乐教学策略研究王鹏飞 黎长学 管佩鸿 朱 江 张 彬 呼延丽霖

以“百日行动”志愿项目推进家庭教育指导的行动研究 周敏军 林健荣 刘佩君 陈香君 陈慧清

粤东地区农村普通高中教师专业发展潜能激发的行动研究 李永亮 林武忠 陈旭坤 倪志鹏 黄文希 许界平

基于核心素养引领的“走读系列”社会实践课程的探索 周丽霞 黄 凡 陈诗韵 骆慧超 黄丽玲 刘 彦 彭 菊

小学三四年级亲子团体心理辅导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苏伶娴 熊海敏 黄文灿 杨明立 杨秀娟 陈玫婷

在特色班集体的创建中提升班主任核心素养的研究 梁凤英 刘敏丽 李伟民 李 琼 刘伟琪 梁晓虹 陈建明 陈晓婷

教育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融合的生态课堂模式探究 骆 霞 曾 燕 陈素兰 邓燕燕 李辉云 李婉健 赵超平

构架三梯，促进“构段”与”谋篇”有效衔接的实践研究 萧锦红 雷建华 严俊辉 林惠平 张梅映

初中电脑绘画校本教材开发与应用研究 赵文生 黄映雯 陈丽伶 张冬冬 李丽梅 赖容花

应用于初中部编本“材料研读”的“四环四步”教学模式探究 莫焜丽 李颖妍 廖剑文 刘 军 严小彬 朱淑映

思维方略在幼儿园体育区域管理中的实践研究 谭舒医 陈显 赖丽志 谭俭兴 郑宜婷

以陶艺为载体，促进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杨福军 谷信茹 黄治勇 刘丽妍 郑雅婷 陈 璐

早期阅读对幼儿创造性口语表达能力影响的研究 刘敏谊 谢敏霞 何倩俜 黎志娴 何丽坤 严凯欣

智行小主人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 邵锦灿 赖玲莉 潘东城 游秀萍 张巧玲 叶容弟

“一枚被遗弃的鸡蛋引发的思考”项目式学习案例研究 罗敏 陈金群 陈丽诗 姜秀丽罗玲燕 黎晓荣

线上教育助推中小学思政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 杨月容 姚志稳 朱腾东 赵清凤 邓志芬 罗 洁

小学语文低年段素读经典兴趣培养的策略研究 秦冬花

项目学习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实践研究王 玫 周建欢 钟作雄 张 扬 陈志文 陆 丽

初中物理实验创新及教具设计和课程应用研究林培浩 朱荣双 王俊巍 危光明 陈圣曜 胡美娟

慕课环境下绘本融入小学中年级英语对话课的教学实践与研究 杨翠茹 梁敏如 王巧嫦 叶瑞清 方旺珠 尹玉云

中山优秀文化融入高中英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行动研究 帅飞飞 潘泽辉 边慧琼 王化琴 喻 庆 刘雅琴 蔡剑媚 李良高

小学美术“创意手工”特色课程的实践研究 黄洛霞 罗 娜 黄子珑 戴佩瑶 谭伟军 聂晓雄 郑 湖

传统扎染工艺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吴连娟 黄国盛 庄惠茜

幼儿园家长义工团队建设的实践研究 陈艳芳 谭凤嫦 陈涛 周爱仪 叶瑞琼 袁雪萍

以“墨香文化”为引擎，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全面发展的教学研究 梁沛洪 黄建东 钟鹤洲 赖锦和 杨容芳

“灵动教育”特色办学的行动研究 麦作南 陈志平 秦静宜 郭秋红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学科学“现象教学”的构建和实践研究 莫春荣 简玲珊 姚菊容 梁炯钊 石建军 胡杰慧 周淑仪

初中积分入学的新生学校适应的心理干预研究 邹丽琼 郑超明 周 玲 俞小荣 孙 莹 李 莉

小学中年级“剪影式”轮流日记习作的实践与研究 吴敏娥 张暖华 袁凤仪 叶慧英

初中英语“O2O”式动态分层阅读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余 椅 曹红霞 何承城 陈乐怡 魏 华 马晓丹

创建资源库，有效提高小学英语听力水平的研究 张春艳 邓小玲 李桂玉 黄 茜 莫晓珊 黄福兴

创设旅游情境，构建高效地理课堂的实践研究 莫建娣 何汉兴 许燕玲 尹肖锋

自编操在培智学校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唐 波 申芸芝 冯燕婷 杨 轲 杨执潮 李岱蔚

山区中学语文对话式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李汝娜 黎志红 王 政 刘导明 杜素平 刘胜军

幼儿园足球活动实践研究 张军平 姜美夫 陈思慧 孙 涛

小学数学“三段三性”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肖伟平刘锦荣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徐莉红 李海燕 赵晓卫 吴 颖 张梅英 黄春梅

乡镇初中数学过程性评价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李义仁 梁欢 麦壬子

幼儿园自然课程开发与实践的研究冯琼秀 罗 阳 陈丽娟 洪 莉 陈雅瑜 陈松琳 李金凤

边远学校“五方协同”美育建设模式的构建和实践 林 勇 欧剑锋 岑坤明 陈瑞娟 陈鲁飞 梁俊美

将构建“十九大精神”融入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模式的行动研究 马立华 钟 浩 黄志刚 李兴旺 傅洁枝 皮益辉

幼儿园儿童戏剧活动游戏化的实践研究 赵晓卫 邝雪平 李海燕 王 珊 李 婷 刘海帆

儿童文学阅读提升流动儿童语文素养的实践研究 谢云娥 邹波 陈依宁 邹 婷 黄会麟 郭燕婵

学校德育创新工作研究 朱方伦 龙 华 李兴云 张海波 李翁辉 陈玉怡

基于“慧读+绘写”模式的校本教材开发与实施 何有群 邹悦斌 罗慧玲 黄锡莲 苏焕琪 冯淑仪

运用“图书漂流”，提高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研究 李运逸 卢锦平 梁 梅 卢翠萍 沈 攀 李换仪

“互联网+”环境下小学古诗文诵读积累与评价的研究 李满娇 袁春燕 莫润超 李淦成 熊靖芬 刘艳斌 郭锡钊

创建学习共同体，提高农村小学生习作能力的研究 彭华燕 颜湄 曾发声 周 生 曾洁翎 肖秋清 黄 霞

基于師徒制下的提高小学数学新教师专业能力实践研究 钟圆照 黎转仪 梁漂连 杨静梅 李晓瑜 梁锐昌

创设“脱口说”英语生态环境的实践研究 罗飞燕 黄剑琴 万靖香 何映雪 詹美仪 严福如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高年级英语GSPT活动教学的实践研究朱叶连 陈凤葵 袁军城

微课教学对高中英语语法成绩影响的研究岑转娣 江 锋 曾翠英 罗爱勤 张健娣 何桂花

高中地理“诱导”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杜志忠 卢声达 陈思敏 陈炯光 姚欣洁 马伶燕

“小组互助”下培养学生历史人文素养的实践研究 姚维凤 曲雪静 许昌梦 洪珊珊 关淑文 范佳妹

校园音乐、舞蹈艺术氛围营造的实践与研究——以虎门镇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合唱、器乐、舞蹈比例为例 谢门才

幼儿园个案跟踪教育策略的研究 谭润芳 陈少容 杜少眉 莫婉银 何瑞霞 周雪珍

基于信息环境下思维导图在中职会计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邱爱军 叶建明 王转科 刘利霞 袁换仪 林沛芳

以校本活动促进语文素养的提高 胡福机 张金莲 陈美玉 方秀丽 何美婵 杨 柳

责任编辑 罗 峰

艺术与道德研究论文 篇3：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及其特征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个本应受重视却被忽略的重大文化迁移现象。教学与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学习与体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相结合构成其办学的基本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及所呈现的办学特征，对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内迁华南高校;粤北办学;基本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是近现代中国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文化迁移现象，它避免了中国高等教育因日本侵略而摧毁，在赓续发展中催生出诸多新的因素与新的气象，极大地改变了战前高等教育不合理的发展格局，对后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作为隐性的华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并存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高校群落之一，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华南地区抗战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1]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开始关注，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比较薄弱。对其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这一文化事象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的认知。基此，本文试图对其办学实践及特征做一探讨。

一、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日军摧毁与占领利用之危险。为延续民族文教事业，保存民族复兴力量，平、津、沪等濒临战区的高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10余所华南高校被迫卷入这一迁徙行列。其中，先后辗转迁徙至粤北办学的有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大学、广州协和神学院、私立国民大学、省立勷勤商学院等华南高校8所，加上1942年创建于此的中华文化学院，以及从苏州经上海、福建迁来的私立东吴大学，集结在粤北办学的高校达10所之多①。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些内迁华南的高校以坪石为中心，开始了“弦歌不辍”的艰难且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

办学理念起先导性作用，引领和指导着办学实践。华南高校注重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与其办学理念密切关联。由于深受欧美等西方大学“科研和教学相统一”理念的影响，华南高校擘画者们充分认识到教学与科学研究在办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校长朱家骅指出：大学教授不是知识的贩卖者，学校也不是知识的贩卖场，应设法使教授与学生常有接触，使学生在学术方面获得请教的便利，以培养研究的兴趣。大学是研究学术之所，学科的安排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学术，“必待学生毕业后继续不断作专深之研究，方为有济”[2]。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倡导：科学研究“不但有本身价值，亦足以增加学术空气，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3]广东文理学院院长认为：学术研究与做好教育工作两者相辅相成，“师范性”绝不是“不学无术”。[4]而抗战建国对科学技术和实用型人才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知。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成为内迁华南高校重要的办学特征。

为确保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工作的顺利展开，内迁华南各高校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如训导制度中，规定教授同时负有指导学生学业之责;师资方面，延聘学者与名流;课程设置方面，根据专业不同，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研习课程和考察课程，个别高校还规定高年级学生的课程设置以实际专门研究为主[5];考察实习方面，各校规定了相关的考察办法、组织大纲与考察计划等。此外，各校的院系还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出台了相关规定，如中山大学文学院特增设各科研究室，要求学生每人认定一门专题研究，由专任教师指导。[6]

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落实在日常教学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内迁华南高校的教师多有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且多为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在课堂教学上，诸师因其所学，将前沿的学术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或“阐以奥义，道之规范……”，或“揣摩是事，登堂演论，不厌详缕”[7]。洪深、许崇清、李达、王亚南诸师，既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也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名师，从而使他们的课堂知识性与学理性互为交织，异彩纷呈且兴趣盎然。据载，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洪深讲授的《戏剧评论》，教育家许崇清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李达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经济学家王亚南讲授的《经济思想史》等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8]

·教育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及其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也体现在实地或现场教学上。内迁华南高校学人注重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于一体，使三者间能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如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学系以电影放映为媒介，系统开展电影放映、检修与教育等电化教育工作。“做中学”这一教育理念，不但使得学生能“透彻理解放映机的构造及放映手续”，而且也便利于“做学理研究上之验证”[9]。再如，中山大学农学院先后租用农民水田20余亩作为实习实验场地，恢复原设在乐昌县的武水演习林场，在乐昌县出水岩琵琶岭筹建2800余亩实习农场，设立蚕桑改良场（湖南耒阳）、桂林工作站以及北江稻作试验分场等，以供师生教学、研究和实习需要。中山大学地理系在乐昌设置了坪石水文站，观测水势，以满足师生教学与科研之需要。[10]

最能体现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者，当属师生共同参与学术考察和调研活动。内迁华南各校坚持资助师生前往各地考察，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在粤北、湖南、广西等地开展的对政治、经济、社会、少数民族等状况的调查;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对矿产、森林、水土、植物、疾病等实况的考察。如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栗源堡后，各系先后组织师生到粤北、湘南、广西等地，结合专业进行实习、调查与考察。园艺系黄昌贤教授带领毕业班学生到耒阳、衡山一带调查当地柑橘栽培历史、种类分布、栽培管理经验、果实贮藏、果品市场概况等，并就地进行剪核实习与品种植定;农经系教师分别带领三四年级学生前往连县、五华、始兴等县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畜牧兽医学系师生在当地和国营农场参加牛疫防治工作，等等。[11]据不完全统计，坪石时期仅中山大学学生的考察活动就达71次之多。[12]如此的考察活动，虽“历时久暂，各有不同，要皆寻回不少宝贵资料，补助于研读不少” [13]。

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术兴趣，锻炼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能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同学多能随一己之志趣寻研究之中心，自由发展，不囿成见。每于功课之余，自由组合之研究会，若雨后之春笋，蓬勃滋生，如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学术研究会等。各就所见，从事研讨。”[14]“各科毕业生，大都能学以致用，出路颇佳……抗战以来在内地服务实际担任抗战工作不少;甚为求学术深造，毕业后再出国深造者亦所在多有。”[15]

二、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普遍重视学术研究，在“抗战烽火”中形成了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学人从服务民族抗战和地方经济社会的目标出发，结合自身所长，把研究视野聚焦于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的农业、矿业和医疗等诸多领域，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实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在农业生产领域，增加生产以充实抗战力量为战时急要之图，故粮食与土地问题为内迁华南高校重点关注之所在。农学是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为增加战时广东之粮食生产，育种方面，两校的农学专家除稻种纯育外，还开展各区的育成种及捡定种的比较试验、冬作及杂粮的品种比较试验等，将育成繁殖的稻种提供给广东省政府;土壤方面，为充分发挥土壤的生产力，农学专家们对粤湘两地的土壤情形开展调查工作。如针对粤北农场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虫灾、瘟疫等种种困难，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16]又如1941年粤北坪石牛瘟严峻的情势得以及时控制，正是当地采纳他们提出的隔离、清洁、消毒、及时处理尸体、免疫注射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的结果。[17]再如针对岭大村及其附近地区油茶的种类、栽培方法、压榨方法和设备的不足，他们提出了改良栽培技术和压榨方法的建议。[18]

在矿产资源等领域，为配合战时需要，内迁华南高校学人加紧对粤北与粤湘边境一带的军事矿产资源进行调查。据《两广地质调查所概况呈报表》（1943）记载，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粤汉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及粤北地层之研究;广东乐昌九华钨及莹石等矿及火成岩等研究;粤北铁矿及煤矿调查及铁工厂原料问题研究;粤北锡矿及金矿之详探及矿床研究;曲江银铅矿砒矿钨矿之详勘;广东三十万分之一地质图之绘制，等等，尤其重视国防矿产燃料、药用矿物及稀有金属的探寻。[19]不仅如此，在评估各矿藏价值的基础上，他们还将其中大部分著成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实业界参考。[20]这些研究成果，对粤北诸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医学领域，学人们基于战时需要，除了对日本血吸虫在粤北的传染、阑尾炎、华南肝硬化、胎儿软骨营养异常症、肺炎结核、华南人鼻炎粘膜慢性变化、多种肿瘤等进行大量的研究外，还征集各地方临床病理材料以供研究，为粤北各地医院检查病人材料，包括镜检、培养法、血清检查及动物实验等，为卫生机构检查凉品及各种疫苗，制造多种诊断菌液血清及抗原，为粤湘赣各省医院义务代验临床病理组织物，详细报告研究结果，促进了我国南方医疗的进步。[21]

在自然地理方面，学人们对广东省境内的地理情况和河流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广东省政治经济图》（1∶100万，共6幅）、《广东省分县地图册》（1∶20万，共108幅）以及《梅县大地图》（1∶10万）的绘制。[22]此外，他们还提供技术力量，帮助韶关市政处设置坪石水文站，用以观测水势，研究韶关市潦水预防。由中山大学地理系吴尚时教授与同事合著的《浈武二河之水文》和《曲江之潦患与预防》二书出版，“对于韶关市预防水灾多所建议”[23]。

粤北办学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学人主动将科学研究对接于国家与地方社会需要，一方面使得他们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间的相互转换与转化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于民族危难之际自觉担负起关注国事民生、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使命的学者天职，为学术研究服务抗战建国、服务地方社会做了最好的注解。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一既如往地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培养“抗战建国”需要的各类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传授高深学问，培养掌握现代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又要培养学生优良品质和综合素质，从而为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是内迁华南各主要高校的基本共识。

194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各系课程，除依照教育部规定大学科目表订定外，并依据学习需要情形，呈部增设一部分私目”[24]。本科第一学年开设课程为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论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概要、军训、体育、三民主义以及社会学、政治學、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二学年开设课程为西洋通史、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文字学概要、外国文、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法以及哲学概论、社会学概论（两者任选一科）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三学年开设课程为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文字学概要、各体文习作、语言学概要、声韵学概要、比较语言学、古文字学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第四学年开设课程为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二）、诗选、词选、语言学概要、毕业论文。由上可知，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严格按部颁必修科目表设置，一二年级开设的科目基本属于通识课程，三四年级才转向专业课程学习，很好实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1943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科目如下：一年级：三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国文、英语、伦理学、论理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生物学、政治学。二年级：体育、军事训练、史学通论、地理学通论、中国上古史、传记研究、地质学、经济地理、科学概论、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三年级（史组）：中国断代史、中国中古史、西洋上中古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史籍名著、军事训练、体育。四年级（史组）：中国近代现代史、西洋近代现代史、中西交通史、史前史、考古学、中国史部目录学、历史教学法、历史实习、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地理、毕业论文。[25]由上可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的课程，以部颁课程为准绳，一年级多为通识课程，二年级较偏向专业课程，三四年级分地理、历史两组，结合本系特色开设部分通识和专业课程，史地两组互修，较好地做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上述课程设置与内迁华南高校追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价值诉求是相一致的。课程目标上，内迁华南高校坚持以“养成学生共同之基础”为旨向。课程内容上，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道德品行教育以及体育四个大方面的内容，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逻辑学以及体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兼顾了知识的基础性和综合性。课程类型上，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共同必修科目、辅系科目和自由选修科目三大类。课程除必修科目遵照部定要求开设外，选修科目力求内容充实，使思想与语言、理论与方法（或工具）能相互联系，无轻重失常或隔阂分离之弊。[26]除基于学生个体兴趣而设的自由选修科目外，共同必修科目分為学校和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体现了国家层面、学校育人目标层面以及学院对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整体要求。

课程设置而外，各类专题学术讲座、报告与田野考察与调研活动也成为内迁华南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体现。粤北办学时期，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与广东文理学院诸校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校内外专家、教授做专题学术报告或讲座。承前所言，岭南大学“每两周举行大学周一次，延请名流来讲学，每星期一纪念周则由教授轮流担任”[27]。中山大学则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讲座或报告形式。校外考察与调研也是各校学生增长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广东文理学院学生或“衡山采集生物标本，瑶山考察瑶人风俗”，或寻访张曲江墓等古迹。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师生考察调研活动内容涉及粤、湘、桂区域之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诸端。

1941年5月22日至30日，罗放祥教授带中文系毕业班到广西桂林考察，效果甚佳，所得资料丰富。钟敬文教授于1942年春假，带中文系应届毕业班到湖南衡阳与广西桂林考察，收集湘桂民俗学资料，查阅地方志，参观图书馆。哲学系也常组织毕业班到粤北曲江一带，考察参观各地机关及文化发展情况。

上述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各类学术讲座、田野考察的开展，无疑有助于把专业课程所训练的宏观思维方法、微观思维方法与形象思维方法等结合起来，实现教学与研究实践融合、文理渗透的目标追求，体现了浓郁的西方博雅教育理念。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发展学校教育同时兼顾社会教育是华南高校的办学传统，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战时内迁高校的基本要求。在“战时需作平时看”[28]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内迁华南高校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保障学校教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运行。师资队伍上，他们通过延聘、引进优秀师资等措施，很快使内迁华南高校师资达到一个强大的阵容。资料显示，仅1943年，中山大学拥有教员数达544人。[29]东吴大学初来曲江时，师资奇缺，但不到一年状况就得到改变，拥有20位有良好训练和经验与宽阔世界观和国际背景的教师。[30]管理及服务上，各院校调整了行政管理机构，设立“贷金审查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修建了宿舍、课室、浴室、厕所、活动场所以及防空设施等，以满足师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需要。教学和科研上，各学校通过加强图书馆建设、出版学术刊物以及组建各种专业性学术社团等，为师生的科研和学习搭建便利的平台②。为保障学生的膳食供应，各学校先后建立了有关资助贫困学生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帮助贫困学生克服经济困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境清寒但成绩优良的学生能安心向学而无辍学之虞。

上述举措的实施，确保了内迁华南高校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并有所发展。在校生数量上，1937年中山大学在校生数为2145人，1942年度为4297人，是初迁坪石时的2.5倍。[31]岭南大学1941年度至1943年度的在校生数均保持在1100人左右③。专业设置上，内迁院校所设专业遍布理、工、农、医、法与人文诸学科，其中，“实类及工科教育的发展，尤为显著”[32]。

社会教育同样是内迁华南高校高度重视之所在，且多有创新之举。内迁华南高校的社会教育主要围绕抗战宣传、民众扫盲以及生产和生计方面教育展开。抗战宣传方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战地服务团始终走在抗日救亡宣传前列，他们深入到城市、乡村、军队、学校，所到之处，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是内迁华南高校最为常见、影响最为巨大的抗日宣传形式。他们通过话剧、歌咏会、诗歌、钢琴、小提琴和口琴演奏以及与地方举办的士民联欢游艺大会、农民联欢会等，进行兵役宣传、劝募宣传、鼓舞军民斗志宣传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熏陶。话剧《雾重庆》《血十字》、歌曲《粤北大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每次活动的经典曲目。这些宣传使民众懂得了抗日的责任与意义，激发了他们爱国、团结抗日的热情。

为改变普通民众大多数为文盲，既身无长技，又毫无现代战争常识的现状，内迁华南高校以固定扫盲学校和文化补习班为主，以民众流动教学为辅，不遗余力地开展扫盲和民众文化补习。经过努力，扫盲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1941年度，仅中山大学就在坪石镇扫除文盲达1800人。[33]与此同时，各校还积极地开展防空、防毒等国防知识、自然科学科普常识、艺术与公共卫生习惯等教育，引导和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以提高民众素质和改良社会风气。如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乐昌县举办接产培训班，将新的接生法传授给各乡受训青年女性。又如召集武阳司保甲长开会商订清洁规则，等等。[34]这些活动在当地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和良好的影响。

为提高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技能，内迁华南高校还大力推行生产与生计教育。除通过开办各种培训班、函授学校传授民众生产技艺和技术外，还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推广和社会教育活动。如开设高中计政培训班、会计训练班和高中土木工程科等，培训战时大后方建设人才。1941年，仅广州大学就培训计政毕业生达518人。[35]又如利用考察与技术推广之机会将农业知识和经验推广给农民[36];再如通过办农产品展览会和出版街头壁报（周刊）和《农事浅说》的形式，介绍农事常识和农业科技知识以及解答农民和社会人士关于农事的询问等。[37]

上述活动客观上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增进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粤北诸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知识学习与体育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在强调知识学习的同时，十分注重体育。华南高校注重体育传统的养成，与孙中山“尚武精神”和近代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密切关联。各校校长钟荣光、邹鲁、林砺儒等人深切认识到“体育其实与修养人格，和增进学问，都有密切关系”[38]，“要达到救国救族之目的，必须‘使人人康强健壮’”[39]，逐渐形成了知识学习与体育并举，“非提倡体育不能收教育之全功”与“健全体魄健全精神能干健全事业”的教育理念。华南高校对体育运动的倡导与体育精神的阐扬成为其办学传统与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北办学时期，华南高校着力践行知识学习与体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教学管理层面，各校先后设立了相关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以统筹、规划与指导全校的体育工作。如中山大学先后设立体育委员会、体育部、军事训练部、体育卫生组（训导处下属部门）等机构，其中体育部由校长直接管辖。体育部工作人员有指导员、干事各3人，书记1人，实施体育方案。[40]岭南大学除设立体育委员会统筹全校体育工作外，还有学生自治组织——体育会负责组织学生的体育活动。[41]私立广州大学设立了体育部和体育设计委员会。体育部又下设指导组和 事务组，每组的分工各不相同，各司其职;而体育设计委员会则由教务长、事务长、训育主任、体育主任、体育指导员共同组成，负责核定体育器械的购置和支配，介绍体育新法并制定体格标准以及审定体育活动管理各项办法。

在课程体系建设层面，各校制订了相应的课程制度与考试制度，按一定比例将体育纳入整个课程体系设置之中。如中山大学规定：学生在学8学期除党义、军事训练、体育外须修满142学分始得毕业，其中体育课是大学1-4年级必修科目，但不计学分，要求将体育考试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作为毕业生领受学士学位的必备条件之一。 [42]岭南大学早期规定体育课必修，不记学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又将体育课记入学分。私立广州大学一度特将军事训练和体育课安排在第一、二学年的必修课当中，而且要求军事训练每周授课3小时，修满一学年就可以获得3个学分。[43]

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比赛、体育锻炼等是内迁华南高校落实体育思想的载体。据载，粤北时期，多数高校体育课教学内容以田径为主，还有球类（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以及器械、武术、游泳等。[44]相对而言，作为课程补充的集体和个人的课外体育活动在内容和规模上则远胜前者。当时课外体育活动有学校、各院系、学生体育协会（中山大学）、学生自治会体育会（岭南大学）等多种组织形式。无论条件多么简陋，中山大学体育协会、岭南大学体育会每学期都会举办各种比赛。资料显示，从1941年6月至1943年1月，仅中山大學校坪石本部就举办了大型的院际男子、男女排球赛、端午游泳与划船比赛、竞技比赛达4次之多。[45]有组织的活动而外，个人从事体育锻炼的行为也蔚然成风。据记载：粤北校园随处可见锻炼者的英姿。“早晨起来有读英文的、唱歌的、爬山的，晚上练习哑铃的、翻双杠的，多姿多彩。”[46]显然，随着认识的深化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体育锻炼已由过去的倡导、督促内化为广大莘莘学子的自觉行为。

体育的开展，有助于师生良好身体素质以及竞争意识、团结意识以及阳刚尚武精神等优良品格的培育，为他们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知识学习，更好地服务于民族抗战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创造了条件。

内迁华南高校粤北的办学实践及特征，体现了爱国主义诉求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对理想和价值的恪守与本土化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对中国的现实需求做出的积极而主动的探索，折射出将学术自由、独立自主与追求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相结合的大学精神。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下，中国大学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及所呈现的办学特征，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抗战时期先后内迁的华南高校有12所：（1）国立中山大学（1938年10月迁粤西罗定，后迁云南澄江。1940年4月迁粤北坪石镇。1944年秋后迁粤北连县、仁化诸地）。（2）私立岭南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香港，1941年冬迁粤北曲江，1945年春迁粤东梅县）。（3）私立广州大学（1938年10月始迁开平，并在九龙和中山设立分校。1940年秋校本部由开平迁粤南台山。1941年冬迁曲江。1944年由曲江迁粤西罗定和连县。1945年1月迁粤西连平）。（4）省立教育学院（1938年首迁桂东梧州，继迁桂东藤县，再迁桂东融县。1939年更名广东文理学院后，再迁粤北乳源、连县。1942年春迁粤北曲江。1944年后迁粤北连县、粤西罗定诸地）。（5）省立勷勤商学院（1938年迁融县，继而迁粤南遂溪、粤南信宜。1941年秋迁粤北曲江）。（6）中华文化学院（1942年建于粤北坪石，后改名私立文化大学，1945年初迁梅县）。（7）私立国民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粤南开平，同时在香港设分校。1941年香港沦陷后，迁粤北曲江。1944年后迁粤西茂名、粤北和平诸地）。（8）广州协和神学院（1938年10月迁滇西大理，1942年迁韶关大村）。（9）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1942年5月由广州迁曲江，后迁罗定）。（10）广东省工业专科学校（1944年重建于粤西高要，1945年3月迁粤西云浮）。（11）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粤西云浮）。（12）私立东吴大学（1942年由福建经江西瑞金、信丰、广东南雄迁入粤北曲江，1944年6月迁桂林）。合计为12所。其中，先后迁入粤北办学的华南高校计9所。本统计系经笔者整理而得。

②1939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总数为77352册，从澄江迁至坪石时仅运出图书31799册，到1942年，学校共有图书71645册，比1941年增加39846册。中山大学及所属学院在澄江和坪石时期，出版的学术刊物有《中山大学日报》《民俗》《社会学报》《农声》《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等10余种。

③1941年下学期香港沦陷后，文理工医各学院未开班;1942年度理工学院未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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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

收稿日期：2021-06-08

作者简介：廖益，韶关学院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国家督学;张玉龙，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童顺平，韶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韶关/512005）

*本文系广东省华南教育研学基地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廖益 张玉龙 童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