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道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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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

论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培养

摘要：近年来，中职学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中职生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中职学校更是培养综合型、复合型人才的主阵地，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培养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中职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然而，中职生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学习基础差，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如何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中职生;职业道德;法律意识;现状;培养策略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职院校在知识、技能教学方面也实现了新的突破。但是，中职生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培养相对滞后，这也导致许多中职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那么，如何培养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呢?文章中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提出几点有效的培养策略。

一、中职院校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

(一)忽视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培养

大多数的中职院校教师和领导对中职院校的任务认识比较片面，认为是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偏重学生的专业技能教育，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不够重视。同时，不少的中职院校认为毕业生是否能够顺利就业虽然和学校专业有关，但是更多的因素是学生专业水平，更加注重学生专业结构培养，忽视学生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教学方式较为落后、单一

不少的中职院校虽然开设相应的职业道德和法律课程，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大多数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部分任课教师并非相关专业教师，由其他专业教师代替教学，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下，职业道德和法律课程必然是按照课本讲读，和学生的专业不符，并没有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和优化，对于社会、企业等出现严重的脱节问题，使得课堂教学氛围比较沉闷，导致学生出现厌烦情绪，影响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二、中职院校加强学生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培养的策略

(一)以人为本，开设道德与法律课程

中职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的思想观念还不成熟。在市场经济刺激下，中职生的思想认识越来越多元化。受不良因素影响，一些中职生出现了道德滑坡，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缺失，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中职生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培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中職教学中，课堂是传授知识和道德培养的主要阵地。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培养，也要以课堂为根本。所以，中职院校要根据社会需要，以提高知识技能、素质培养、完善人格为目标，开设道德与法制课程，将道德与法治教育结合起来，全面提高中职生的道德与法治素养。这也要求中职院校在课程体系建设、教学管理中，要摈弃“重技术轻德育”的思想观念，健全道德与法律教育体系，开设道德与法律课程，建设专门的道德与法律队伍。针对中职生存在的道德行为失范、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中职院校要加大道德与法律宣传与投入的力度，利用校园网络、新媒体等进行职业道德与法律宣传，借助演讲比赛、法律知识讲座等渠道引导中职生的思想和行动，以帮助中职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观念，促使中职生健康成长。

通过职业道德和法律课程教学，要求中职学生掌握法律表达的内容，传达社会公众对法律的神圣情感。此种法律情感并不是靠着法律的严酷和冷峻，也不是其强迫性和威胁性，而是公众内心对法律的真诚信仰。人们对法律没有敬畏的距离感，产生一种归属感，让学生对法律更加信任和尊重。同时课程内容中应当让学生了解依法治国的要求，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

(二)与时俱进，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

许多中职院校早已开始了道德与法律的教学，但是，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很理想。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职道德与法律教学内容老化，教学形式单一，道德与法律教学与学生生活实际缺少关联，教学趣味性、感染力不足。所以，许多学生对道德与法律教学不感兴趣。鉴于此，在今后的道德与法律教学中，中职院校要与时俱进，创新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内容与形式。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内容创新的重点在于紧跟社会职业道德与法律形势发展步伐，将最新的职业道德与法律精神、成果传达给学生，如针对中职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使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人。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形式创新与在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理论灌输法，将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情景教学法等都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发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此外，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也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中职院校也要与时俱进，推进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信息化，将网络资源用于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同时充分利用中职院校的软硬件设施进行职业道德与法制安全宣传，以拓宽道德与法律教学空间，增加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双管齐下，开展道德与法律实践

如今，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步入深水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中职院校只有再接再厉，才能在学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培养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不过，中职院校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还存在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中，实践教学缺失，就是中职道德与法治教学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实践出真知，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许多中职生之所以职业道德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就是因为他们认识不到职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不了解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职业人才。所以，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中职院校还要重视道德与法治实践教学，将道德与法律实践课置于与专业理论课同等重要的地位，强化中职生道德与法律实践体验，给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社会、开展实践的机会，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和适应能力，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想认识。中职道德与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职学校领导要与企业、社区、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要贴近学生实际，经常设计、组织一些道德与法律实践活动，争取通过各种道德与法律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为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营造良好的氛围。

综上所述，职业道德是中职生的从业之本，法律意识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养，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要求中职院校认识到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实施有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培养方法，以提高中职生的职业素养与法律意识，使中职生真正成为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吴红英.中职生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培养[J].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2016(1).

作者：卫世瑜

第二篇：冲突论中的法律与道德

摘 要：法律與道德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道德意义上的弱者保护是否应当被纳入到法律制度的范畴之中?本文旨在通过简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两难选择，浅谈对弱者的偏正保护与“撞了白撞”法律之间涉及到的冲突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分析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试说明法与道德之间对立统一的紧密联系，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割裂开来，法与道德的冲突是永恒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二者的冲突，不宜通过直接否定法律效力的方法，而可以运用原则和法理加以解释，折中的处理。

第二部分通过对弱者的定义和对强弱无差别保护立法的否定，提出一个法律与道德冲突情境之下，达成的折中选择——对弱者的偏正保护的现象。

第三部分以上海市公安局出台“撞了白撞”通告为例，进一步阐释在保护弱者这一情境下，面对其中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应当如何通过原则和法理加以解释，合理的应对。

关键词：道德;弱者;偏正保护

一、法律与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的对立统一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有着约束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手段和效果上各有侧重。法律作为出自国家的规范，以暴力机器为威慑，公权力为保障，直接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为人们内心所普遍认可确信的公理，偏重于通过影响内在思想活动来间接规范外部行为，对道德的违背除了造成行为人内心的不安和公众舆论压力，并没有强制手段加以惩戒。现代社会的治理普遍遵从法治为主，德治相辅的原则，道德与法律尽管属性不同，但却难以独立于对方单独起到社会治理和规范行为的作用。

法治尊重并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的盛行会导致不相容的道德政治观点多元化，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四个环节难以形成统一一元的观念，法必须在多重多层次的价值中判断抉择，从而会有一定的倾向，因此难以全面兼顾。依据马克思的法本质理论，法律是上升为制度的国家意志，在精英立法背景之下由少数人牵头制定，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阶级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所左右，制定之初就难免会有失偏颇。加之立法有其先天不足的滞后性质，往往是在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当时法律难以处理应对的问题，从而倒逼法律的更新。因此某一时刻的法律并不一定是适合当下的法律，依据其做出的司法裁判也不一定是能够真正令人信服的，也就是违背人们普遍期待和朴素的公平正义观的与道德相冲突的。

(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命题被耶林(Jhering)称作法理学的“合恩角”(theCapeHorn)要征服它，必须冒船毁人亡之危险。而这种难以征服的特性为其招来了更多欲征服它的人们，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命题也成为古老而长青的法哲学问题。法律与道德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存在的，还是偶然形成的?法律能否单单依凭自己的权威而存在?换句话说，法律是否需要道德基础，进而道德能否作为判定法律身份的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针对这些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别，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从事写作、研究和思考的大师、专家、学者们，给出了内容各异的答案，同时展开了持久的争论。而围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两种立场鲜明的观点“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凸显出来，有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喋喋不体的争论，由此延续到由“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命题对立性引发的持久论争上。①

现代法治国家追求法治的基础前提是实现法制，法制的基础则是秩序。博登海默认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司法中，甚至连最低限度的有序常规性都没有，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没有法律。”②一种法律或法律制度可能并不追求所有的法价值，但它却不能不追求秩序。法律依赖秩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贯穿法律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始终。不论法律本身是否制定合理，它最起码的还具有秩序价值，这一价值建立在国家的法制体系之下，不应当得到否认。道德的法律化可以預防法律与其内在包涵的道德相冲突的问题发生，然而却不能够排斥在立法之初的价值选择中落败的其他道德观念的冲击。人类社会的多样性造就了道德伦理的复杂，而当一个实际案件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之时它就有可能引发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论是折中的处理还是只选其一予以支持，不总是让人心服口服。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将是永远存在的，虽然不尽能消除，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缓和。即便法律与道德产生冲突，在穷尽规则适用原则仍然无法通过法理作出适当说明的情形下，我们也只得遵守法律，而不是否定法律的效力，贬损法律的权威。

二、弱者保护

(一)对弱者的定义

对于弱者的概念，从来都是莫衷一是，不同的情景和个人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学术著作中的概念最旱可以追溯到1992年武汉大学法学院成立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提到的“社会弱者”概念。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弱势群体”的概念最旱出现在1994年底时全国人人副委员氏的王汉斌在实施《国家赔偿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具体提及的是残疾人、妇女和儿童。在学术著作中，这个概念首先用来指农民工，作者依据认为“外来农民工在某些身份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③

(二)对弱者的保护

对强弱者现实地位的不平衡予以调节，一般通过两种方式：1.对强者权利加以限制2.赋予弱者额外利益。前者是一种变相的间接保护弱者的方式，往往通过制定政策，制度的方式由国家公权力实施。由此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由强势群体主导的应对措施，甚至是积极的抵抗，不利于平稳过渡。强者为了在不利于己方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保证自己的相对利益而采用的规避机制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对弱者权利的进一步限制，这种对弱者利益的削减并不直接由国家出台的对强者的限权制度引发，然而却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终端后果。譬如2004年10月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一制度实施后对住房的按揭业产生重大影响。金融机构的对策行为首先是消极行为，即不再提供个人按揭贷款，之后又表现为积极的对策性行为，即要求个人贷款的申请者己有一套以上的住房，以规避这一制度对它带来的风险，④这两种对策行为皆对于购房者的交易机会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基于这一法条的出台本意，倘若在按揭购买己住房屋之后还不起银行贷款，被执行人的房屋居住权也能够得到保障。这一条严重损害了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引发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以至被执行人的可能在一开始就丧失购买房屋的交易机会，反而对其更加不利。

相比之下對弱者利益的赋予比直接规制强者的行为要更加温和，也更可能对弱者的带来直接的利益。如在我国全面放开二胎之前，对于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家庭，父母负担重，晚年还难以得到赡养，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国家对他们放开二胎能够直接缓解他们晚年的养老问题。这种政策之下产生广泛的受益群体，也没有直接损益方，不会激发强烈的未得利益者的抵制，比较容易被接受。

1.弱者与非弱者的无差别保护悖论

在区分弱者与非弱者概念之后对于双方的无差别保护实则是一种悖论，在未区分概念之前这种平等保护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自相矛盾的，只不过在区分之后我们得以在分类讨论基础之上清晰的探讨这一问题。

立法上的人人平等大多时候是基于一种同等的正义观，不仅是为了稳定，也为了社会发展。近现代各国历史表明，只有国家同等地保护一切公民个体，不论其所属的民族、宗教、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社会范畴，才可能促成真正持久的利益共同体，才可能在人们相互关切并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推进现代的宪政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理论上的应然并不等同于实然，立法初衷的平等往往受到现实环境因素的制约而在司法，执法，守法过程中难以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强弱者基于自身能力的不同，享有资源的不平等，获取机会的能力有所不同，设想其在现实的法律实施过程中，能够在法律的既定框架之内，依照立法之初所确立的路径同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未免过于理想化了。既然弱者是权利不容易得到保障的人群，而强者不是，那么在救助机制对人人同等开放的条件之下，寻求帮助的必然是弱者占较大多数，而强者占少数，就对救助资源的利用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家资源在一方紧张，一方宽裕的时候基于效率的考虑而发生转移，将会使强弱者的保护投入在现实层面就开始有了区别。

2.偏正保护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认为，能够给予每个人同等的获得平等权利的机会，才是正义。⑤因此，对于维权能力较弱的人，要让他们获得同其他人相当的平等的权利，只得通过为其额外的创设权利或者帮助其提升自我维护权利的能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又可以归为一类解决方法，即对弱者进行偏正保护。

三、对“撞了白撞”弱者保护问题的分析

(一)条文理解

上海市于2000年通过的《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本市道路交通事故严格依法定责、以责论处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规定行人在设有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漆划人行横道线处100米范围以内，不走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人行横道而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行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此条一出，立即招来沸议，支持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对行人遵守交通秩序，保障人身以及车辆行驶安全大有裨益，而反对者大多就条文本身的合理合法性提出质疑。

除去法条本身与上位法之间的位阶冲突，此条本身的不合理之处有三：1在双方都存在过错的车辆与行人碰撞事故中，只认可行人过错而忽视驾驶人员过错2过于简单的区分行人过错中的一般过错和严重过错3抛弃强者危险分担原则。其中理由3是最为诟病的争点所在。我国的道路交通管理制度因各地车辆数量，道路建设情况有所不同，对具体情形之下交通事故的责任分配问题并没有统一规定，地方享有一定的立法权，有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具体细则加以补充完善，上海市公安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对于强者危险分担原则的摒棄意味着对从前偏正保护弱者的倾向的转圜。

(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在道路交通领域，从注意义务违反的后果不对等方面，纵使行人先行违法，亦不能免除机动车的责任。一般而言，行人在马路上行走怠于行使注意义务时，自己很容易受到伤害，而机动车一方对注意义务的忽视则又容易使行人发生危险。行人无疑处于弱者地位，作为理性人，行人自会更加遵守注意义务，由此，法律也不宜将二者的注意义务等同。行人的血肉之躯与钢铁外壳的机动车在力量和抗性上的不对等很明显的将前者置于弱势地位。

基于普通民众的朴素的道德观念，对于弱者的同情以及不愿自己有朝一日也居于弱势的担忧，让我们在面对他人的不幸时也能够感同身受。对弱者的偏正保护有其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大众道德观念相兼容。对偏正保护弱者加以否定的法不符合人们的普遍期待，必然引发对于不道德的法的质疑。法律与道德产生了冲突，《通告》在弱者保护问题上的规定无疑是恶法，对于恶法的秩序价值我们仍应加以肯定，因此不宜妄断法的存废与否。若能通过法理解释，适用原则为此类冲突提供了折中的解决模式，将能有效的缓解这些矛盾。

注释：

①张智《偏离方向的哈特一富勒“告密者案件”之争—基于德国法院判决的法理审视》.

②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③苏力：《弱者保护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切入》.

④应飞虎：《弱者保护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⑤罗尔斯：《正义论》.

参考文献：

[1]张智，偏离方向的哈特一富勒“告密者案件”之争—基于德国法院判决的法理审视，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苏力，弱者保护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切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6期.

[4]应飞虎，弱者保护的路径、问题与对策，河北法学，第29卷第7期.

[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施云，机动车致行人损害之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作者：雷澳星

第三篇：论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进一步融合

摘要：法律与道德是现代社会时而冲突时而亲合的两大规范体系。如何深度理解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怎样将法律与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入手，分析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融合的必然性，进一步提出德法并举、有序融合的原则和措施。

关健词：法律;道德;融合

法律教育是指社会上层建筑利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公民进行的行为规范及法制观念的教育。[1](P.15)道德教育是指社会、组织或某个人，通过一定的影响力，激发个体道德心理需要，引导个体自觉协调人自身、人与他人或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品行教育。如何深度理解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将法律与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对于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2](P.58)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关系。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

首先，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其次，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

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二、法律与道德融合的措施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进一步融合、构建出更为合理的德法并治模式。

1.把基本道德义务纳入法律规范，使二者有机融合

立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筛选道德，就是要把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道德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变化性。随着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道德也要发展，用适应新时期要求的道德规范代替已经过时的旧道德规范。[3](P.118)历史实践证明，道德规范的更新是不会顺利地自行发生和完成的。法律的强制性对此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国近年来的新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体现了这一点，起到了这种作用。民法中在鼓励人们乐于助人的同时，也对这种行为给予合理的报酬与奖励。在维护社会公德方面还应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法律，例如加强奖励公民见义勇为方面的立法;加强关于惩治见危不救行为方面的立法;加强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方面的立法;加强关于对不道德行为处以参加社会公益劳务方面的立法等。

2.强化法律教育，巩固二者的融合

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社会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遵行的法律效力后，如果只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显然是不行的，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所以，必须利用法律强制手段加强法律的执行环节。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严格惩处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敬畏，又可以增强对道德教育的认同，从而保证道德建设的成果。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文明守法意识，促进二者的融合

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增强公民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律的贯彻实施奠定道德基础。一般来说，对法律规范的遵守一方面是摄于法律的惩罚，即不是不想为而是不敢为，这种法律的遵守是被动的，法律的实施如果只停留在被动的事后惩罚补救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人们接受了高尚的道德教育和熏陶，从内心世界去追求高尚的道德善行的话，无论有没有法律的存在都会时刻用高尚的道德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不仅是有序的，更是美好而和谐的，这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现代，道德自律同样是法律他律的基础和最高形式，我们只有把法律意识融入并积淀在人们的道德理念中，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人们自己的观念，才能使法律至上的意识升华为更深层次的道德义务要求，从而形成较高境界的法律意识和精神。[4](P.26)

人们越来越期盼任何问题都由法律来解决。而社会现实告诉人们：法律的调控也是有限的。“法律可以制裁不诚信的行为，但社会诚信风气的形成更多地要靠长期的道德教育;法律可以强制人们去尽义务，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行是没法强行要求的，笔者认为只有将道德与法律教育科学理性的有机地整合，才能更有效地去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二者融合是一种客观需要和必然。”[5](P.33)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对法律与道德教育做出客观而科学的分析，正确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将两种教育割裂开来，应理性地将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俞荣根.道统与法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吴长乐. 法治与德治有效结合探析[J]. 福建法学，2005,(1).

[5]蒋先进.论法、德并举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兼谈实施过程中应克服的错误倾向[J] .经济师，2004，(8).

[责任编辑：王建武]

作者：魏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