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

2022-07-03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突出“人人”，既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治理主体，均有参与的责任与义务，又强调人人共享社会治理成果的价值理念，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相统一的有机联合体。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篇1：

社会治理现代化：战略、路径与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汲取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受当代世界社会治理思潮启迪，并生成于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社会治理新理念，推进社会治理新实践，开拓社会治理新境界，逐步实现由“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必须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维稳与维权、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要与国家治理相协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相适应，与新时代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相呼应，要在明确“治理什么”的前提下推进“实现什么样的治理”，在“实现什么样的治理”的框架中确定“怎么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既体现社会治理协同论，也彰显人民立场治理观，既坚持问题导向变革论，也突出点面结合方法论。开展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在推进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环境、治理技术现代化上下功夫，要在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上见实效。

一、治理主体现代化维度：体现社会治理协同论

如今，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作为一种现代理论范式备受关注，推进协同治理需强化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推进社会协同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体现社会治理协同论思想，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把基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始终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能动力量。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治理中的领导实体和非领导实体，也包括治理中的社会个体和组织群体，各社会个体、组织群体及领导与非领导实体必须通过有序化组织、结构性优化、公民性养成，才能造就有效的、有序的社会治理主体。

1.中国梦引领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中国梦的有机构成，中国梦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坚持以中国梦引领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助推中国梦。只有目标方向明确，才能步履坚定有序，只有路径清晰，方可凝聚强大动力，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使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有梦想、有追求、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基于此，中国梦既是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也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的辩证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为推进全面社会治理凝聚最大共识、汇聚强大力量，释放强大感召力、号召力。首先，寓中国梦于社会治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价值主体也集中体现为国家、社会、人民三重主体的协同共进、有序发展，这既是对中国梦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目标取向。据此，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目标导向，强化主体意识，打造主体力量。通过勾画中国未来新蓝图，明确治理善治新方向，激发社会建设新活力，形成社会治理新合力，以庞大社会正能量构筑社会治理同心圆。其次，于社会治理中筑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坚持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宗旨，以实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需求为导向，着重推动实现社会治理领域的安全梦、和谐梦、幸福梦。基于此，要以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助推中国梦、以治理主体多元化助力中国梦、以治理客体基层化拓展中国梦、以治理技术法治化护航中国梦，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需要融汇于具体的、良好的社会治理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有效的社会治理，既要国家安全，又要社会安定，还要人民安心，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打牢社会治理的思想框架，实现社会治理的井然有序，必将为实现中国梦养足根本智慧、凝聚磅礴力量。推进新时代基层化、法治化、多元化、创新型社会治理，既是推进国家现代治理的内在使然，也是检验中国梦实现程度的标识。

2.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

一个社会的良好治理与其核心价值观始终紧密相连，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治理的内容所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神脊梁，更是对社会治理主体进行公民训练的基础性工程，它以软治理方式涵养公民公共精神、推进社会良序构建、促进治理效能提升。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培育新时代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进行概括性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共同支撑的理想信念，是推进社会治理主体现代化及实现良好社会治理即善治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治理提供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一个国家无论拥有多么完备的现代法规体系，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及执行人员缺乏推动法规体系现代化的心理基础，没有从思想意识、态度行为上经历一个现代化转变，则难以避免社会治理畸形发展。据此，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构建良性治理秩序、完善现代治理制度，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及主流价值观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对公民公共精神及价值理性的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培育现代公民、涵养公众素质、增进社会认同、降低治理成本，以科学社会价值助推良序社会治理。共识治理是现代治理变革的一种新模式，大众认同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开启共识治理模式。这就要确立全体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以推进良好社会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思想引领、价值内化、汇聚共识，变革治理存量，形成善治增量，为增强大众认同、社会认同、治理认同及制度认同奠定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彰显新时代思想引领力、强大战斗力、旺盛生命力，取决于其能否内化于心、入脑入心、外化于行、笃信笃行，能否真正掌握群众、引领大众、滋养公众。

3.联动机制对标社会治理

多元联动治理，既是借力“社会”、发展“市场”以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行动选择，也符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体現为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过程开放性、治理领域广泛性等多重特征，增强社会治理合力，推动各党政组织、市场力量、社会团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广泛参与，是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第一，社会治理社会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看不

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由“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制度变迁，既要体现多角度、宽领域、全方位、深层次治理，也要推动全社会组织及成员参与性、协同性治理，必须坚持社会本位，激发治理活力，夯实治理基础，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标识。第二，党政善治精准化。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是关键，政府主导是重心、是根本，需要国家与社会建构一种新型合作共治关系，以实现良好的治理状态即善治或善政。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论断表明，政党建设始终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新时代社会治理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治理还要从“政府负责”到“政府主导”。通过优化社会治理主体格局，改变过去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独角戏”现象，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治理客体现代化维度：坚持人民立场治理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突出以治理客体现代化为基本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坚持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则社会祥和安宁，国人生活有序则社会太平安定。基于此，推进社会治理客体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治理的生命个体和目标群体，也包括社会建设所涉及的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实现社会建设中各生命个体、目标群体、微观主体及宏观整体对美好向往的追求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源于他长期的基层治理工作实践，体现在人民情怀之中。早在陕北梁家河知青岁月，他曾把郑板桥的《竹石》改编为“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说他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他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他的自信心。正是始终把智慧的增长和本领的增强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练就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他不仅从书本中学，更从实践中学、向群众学，在学习与思考、实践与探索中开启了社会治理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要善于开启民智，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坚决打赢新时代社会治理这场“人民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常引经据典所谈及的“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无不体现了他爱民敬民的质朴情怀及人民立场的治理价值依归。他强调，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要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源”与“流”的统一，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第一，坚持源头治理。源头治理是新时代全面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社会治理工作，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推进网格化治理、强化社会化服务，通过寓管理于服务的治理转变，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针对群众利益诉求问题，他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指出了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针对城市社区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社会心态日益复杂状况，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社会治理的基础才夯实。据此，推进社会治理，维权是基础，维稳是关键，维权在先，维稳在后，只有维权才能维稳，惟有服务方能管治，对于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当维权与服务，维护群众权益诉求就是在源头上推进社会治理。第二，推进有序治理。和谐有序既是古代先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基于此，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避免“运

动式”“阵风式”和人格化的社会治理，要将法律法规、制度规则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唯一尺度，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新风尚。

三、治理环境现代化维度：坚持问题导向变革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坚持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基本条件。社会治理环境就是治理主客体赖以存在的活动状态、生存方式及治理习性。而未来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化解内在矛盾、优化治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的社会治理变革旨在推进治理环境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法则，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环境现代化，不仅要从破解问题入手，而且要针对问题整治，中国现实社会所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1.矛盾论思想推进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可见，矛盾与问题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存在矛盾。不解决现实问题，就是创造历史遗留问题；不化解深层次矛盾，必将衍生出诸多矛盾；不推动矛盾转化，新时代社会治理就无从谈起。首先，社会治理的实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努力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新时代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先抓紧迫性问题，后抓普遍性问题，再抓关联性问题，要集中整治在先，常态化治理在后。比如，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优化公共安全治理社会环境，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安定的深层次问题。其次，问题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现实基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创新的起点，新时代社会治理正是从聚焦问题出发、向解决问题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要着力解决体制机制弊端及利益固化藩篱问题所衍生出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不断推动矛盾转化及问题破解中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2.伟大斗争提升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同一性包含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体现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与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矛盾论同一性与斗争性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蕴含着新时代斗争哲学深刻意涵。首先，伟大斗争涵养治理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据此，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要弘扬新时代伟大斗争精神，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要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地做，面对治理问题不含糊，调处矛盾纠纷不推诿；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错误思想斗、同消极行为斗、同一切障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妨碍有效治理的因素斗，斗出精神和气概，斗出底气和本领。其次，社会治理滋养斗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斗争哲学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难题、办成大事”既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统一，也是为解决“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及破解“发展起

来以后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统一，统一于新时代社会治理斗争伟大实践。

四、治理技术现代化维度：突出点面结合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以推进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有力支撑。社会治理主体、客体、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以一定的治理技术和治理手段为中介的。推进社会治理技术和治理手段现代化，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融合，既要关注于“点”，也要着眼于“面”，还要契合于“线”，在“面”上做文章，在“点”上求突破，在“线”上见实效，着力构建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点线连面的社会治理框架。

1.标本兼治推进刚性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

子’”。这充分体现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融合、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要从源头上治理，做到标本兼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治国就要治吏，就要抓住党员干部“关键少数”。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必须强化司法公信力、正义引领力、干部带动力，以提升群众向心力，通过狠抓官吏的奉职守法、知荣守辱带动全民的遵纪守法、自律修身，切实推动“治理社会”向“社会治理”转型。

2.协同共治推进柔性社会治理

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化管理具有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三个层次，规范化是运行的结构化、有序化，精细化是规则的具体化、标准化，个性化是治理的多元化、多样化。推进标本兼治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加快实现从重刚性稳定向重柔性维权转变、从行政化管制向法治化治理转变、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从单纯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化治理转变。首先，聚焦民生抓社会治理。民生工作与社会治理同为社会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加强和改善民生就是有效推进社会治理，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民生工作思路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坚守底线”旨在织牢民生安全网，“突出重点”就是要向重点地区、重点群体、重点工作聚焦，“完善制度”就是要形成系統完备的治理制度体系，“引导预期”就是要形成良好治理氛围和社会预期。据此，新时代社会治理，要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为核心，在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中强化元治理。其次，依托网格抓智慧治理。“互联网+社会治理”是网格化治理的内在要求，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推进智慧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题中应有之义。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当前，要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充分运用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新时期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与新时代全面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作者系中共防城港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方卿）

作者：杨平璋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篇2：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探析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突出“人人”，既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治理主体，均有参与的责任与义务，又强调人人共享社会治理成果的价值理念，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相统一的有机联合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深化与拓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重点从群众下单出题与党委政府接单办理、打破“体制内外”利益壁垒、营造良好治理软环境等方面着手，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共同体;社会治理;关键要素;推进路径

[作者简介]崔守滨，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主体任务，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展开新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理念新思路。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仍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分配不均导致活力不足等问题。如何通过治理变革和机制创新来弥合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缝隙”，需要重新思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目标，这不仅是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延伸和具体化，更是让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双方实现了对立统一，将社会治理理论推到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创新了社会治理实践。

一、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人人”，深刻回答了由谁来主导和参与、用什么方式手段联结治理主体、治理成果如何有效公平分配的重大问题，彰显着浓厚的人民性特质，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既强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都是治理主体，均有参与的责任与义务，要着重提升群众自我组织能力，又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深刻内涵，需要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三个维度来把握。

从治理主体来看，“人人有责”解决的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问题。它塑造的是“有权必有责”的理念，主张赋予社会公众更多参与管理社会事务权力，是政府社会治理权利的分散和延伸。同时，它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有了更契合社情的战略规划。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虽然明确了社会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如何明确多元化主体的责任与权利界限，以充分发挥其主动性而形成有效治理合力的问题仍需完善。具体来说，网格化的社会治理格局只是简单地将社会空间被均衡有序地分割成一个个网格，以便于管理，但往往忽略整体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提高基层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组织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有效的社会合力，从而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人人有责”就是要解决各网格主体的职责权限问题，找准定位好社会角色，最大限度发挥出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效力。“人人有责”的提出，既主张政府要将权力和资源转到提升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上，确保基层群众有权有物，又强调要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到参与公众事务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治理过程来看，“人人尽责”解决的是社会治理方式的问题。如果说“人人有责”解决的是思想层面的意识问题，那么“人人尽责”解决的就是实际操作层面的行动问题。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只是单纯要求满足的“量”的需求，更是对公平、正义、民主等“质”的需求日益强烈。這既有赖于国家层面制度的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保障，也有赖于社会层面上群众自治机制的精准对接。“人人尽责”是在基于治理主体各自特殊性优势的基础上，依据多种手段整体联动，因时因地因事来更好地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实现“自外而内”的法治与“自内而外”的德治“横向有机结合”，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化水平。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发挥国家法律规范这种“硬法”强制保障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思想道德和核心价值观这种“软法”教化引领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硬法”与“软法”功能互补、刚柔相济、协调融贯的运行机制，实现德法并举。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促进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优势，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打造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的云中国、云城市、云社区等大数据平台，创新社会参与的渠道与形式，来助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服务便捷化，以此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从治理目标来看，“人人享有”解决的是社会治理成果分配的问题，强调既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要确保公平公正。过去的“社会管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社会，是“政府的社会治理”，其社会治理的成效、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大多也只是停留在政府考核的层面，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关系不是很大。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尤其是现今建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社会治理的成效、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不只是简单与政府考核政绩挂钩，最关键的是社会治理的重心要落脚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上，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是人民，受益的主体同样是人民。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涉及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重难点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治理成果人人享有必然会落实不到位，进而会反向影响“人人有责”治理理念的树立和“人人尽责”治理方式的转变。“人人享有”提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到真正的普遍共享、全民共享、全程共享、全面共享。

二、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党不断深化认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规律的实践要求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世情国情党情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的政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把握各历史时期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发生的变化，在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层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使得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转变为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从封闭的区域性社会治理转向开放的整体性社会治理，从人口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转向人口大规模快速不均衡流动的社会治理，从面对低风险的社会治理转向应对高风险的社会治理，1实现了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变，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上迈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步伐。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与稳定社会秩序二者之间的统一，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开启了社会管理的新征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建设规律尤其是社会管理的本质内涵的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不断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打开了“社会治理”的新时空，一方面把社会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另一方面把社会治理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提出“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的重要论断，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上升到全新的高度和境界。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治理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是要从宏观层面即国家层面进行利益协调，涉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主体的利益，需要社会每个成员之间持续地进行相互作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各阶层社会成员是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力量;作为客体，社会是治理的关键领域。这就意味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立足于社会，依据社会成员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当前，社会治理虽然配备了相应的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变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方面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很多制度未能落实并充分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切实把制度体系的优勢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其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是否能够提高。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托构建起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网格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起联防联控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化技术，结合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在联防联控、精准施策方面发挥了独特的支撑作用。此次抗疫斗争，为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必然选择

现今，我国社会治理内涵更加契合国情，社会治理内容不断细化，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初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换句话说，我国社会治理已经在数量和结构上取得优势，接下来需要在社会治理水平与能力提高上，即在如何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上下大气力。

在治理体制机制层面，党政部门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是“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制度构建过程，也是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一个政社良性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党中央从制度层面赋予社会治理的各项宏观性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政策配套，但由于区域间的资源禀赋条件与制度运行环境具有差异性，因而一些原本“治理有效”的创新模式面临“水土不服”的失灵困境。

在治理主体层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就是多元主体要在社会治理目标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但具体操作中，由于阶层和身份的不同导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乡村偏远地区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较弱，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较为淡薄，参与治理的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因此，必须要找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各阶层群众的不同利益，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在治理目标上达成一致，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在治理效果层面，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治理手段的整体联动。当下，新的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仍不断涌现，例如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呈现出频度高、地域广、影响大、涉及面宽的态势，且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难以预测，易形成风险综合体。这就迫切需要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整体防范，从源头、传导、转化等关键环节进行针对性化解，整合优化各类社会资源，形成互信、互助、互担的整体防控链，提高风险防范化解的前瞻性、系统性、协同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超出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职责与能力范围，需要多部门跨领域的协调通力合作。因此，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调和社会主要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化解差异化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实效性的重要基础。

三、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必须从全局出发，从基层入手，着眼整体，分类分层推进。具体来说，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障，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打破社会治理领域“体制内外”利益壁垒，下大气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寻求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凝聚起多元治理主体的巨大合力，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围绕“接地气、沉到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社会治理理念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逻辑起点，坚持什么样的社会治理理念，就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治理结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以人民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决定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样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尺度。但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即切实下到基层之中。一方面，要突出人民实践主体地位，深入开展组织宣传教育，吸纳各方力量有序参与基层自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听证制度和信息公开机制，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纳入到听证范围，同时要搭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参与平台，以增加信息公开的覆盖面和受众群体。在“抗疫”之初，党和政府积极利用多种网络平台，鼓励社会公众通过政府的官方网站、政务微信、APP客户端等途径进入留言平台，针对疫情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留言，然后由政府进行统一负责分类解决公众所反映的疫情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戰争。” 1

（二）围绕创新治理体制，打破“体制内外”的权责壁垒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创新理念以来，各地都在积极因地制宜探索社会治理新举措。有的地方专门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有的地方组织联席会议等等，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然而各地政府之间或各部门之间因权责界限问题，治理工作往往各自为战，不易形成整体合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要打破这种地域之间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壁垒，摒弃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倾向，强化各地政府之间及各部部门之间的合作意识，以释放出更多的社会活力。属地管理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旨在划清相关单位的责任边界，起到促进各方做好本职工作、防止相互推诿扯皮的作用。但有些部门以属地管理之名，把属地管理当成挡箭牌，断章取义，互推治理责任，造成“管而不理，想管没理”的尴尬境地，治理工作出现不少薄弱环节。因此要走出这一困境，一方面作为身处“上”或“条”位置的干部，要坚决杜绝揽权不干事、不揽权撂事等问题，对于分管范围内的事，要吃透上情、摸清下情，不当“甩手掌柜”;另一方面作为“下”与“块”位置的干部，通过科学规划，赋予基层干部相对应的职权，从根本上杜绝权责不一致的现象，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工作只有“上”与“下”共同努力、“条”与“块”相互配合的，才能真正推进到位，落到实处。

（三）围绕“基层首创、顶层设计”，组织群众“下单”党政部门精准“接单”

基层治理，是最接地气的社会治理，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切身的利益和诉求，也最需要群众积极参与、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想真正收到效果，必须要在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然而基层治理工作中，易遇到群众有诉求不知道在哪办、诉求上达后具体由哪个部门受理的困境，从而导致治理工作“脱实向虚”，一些“小问题”演变为“大纠纷”。究其原因，就是群众的利益诉求与党政部门控制的资源不平衡造成的。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我们必须看到基层真实情况往往是基层群众的看法更直接，更一针见血，广大基层群众对于基层治理问题最有发言权。因此，基层群众可以根据最急需、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列出“需求清单”，给党政部门“下单”，这既避免了党政部门资源的浪费，又切实解决了群众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对于党政部门来说，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来说，纷繁复杂的基层治理问题，让人抓不住重点、找不准方向。有了这一张“需求清单”，党和政府就可以看清群众的真实意愿，做好资源的细化分类、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真正服务到群众的心里。同时，党政部门还可以列出“资源清单”，让基层群众明确党和政府的职权界限，解决了之前因流于形式的“责任状”而带来的公信力受损问题。一张“需求清单”列出形形色色社会公众的需求，一张“资源清单”列出了党政部门所掌握的可用资源，通过这“两个清单”，全面形成“自下而上反映难题、自上而下推动落实”的工作机制，使党政部门真正做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社会公众与党政部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程度成为互融共通的“一家人”。

（四）围绕用好信息化手段，营造优质的社会治理“软环境”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的应用带来的不仅是社会治理体制、治理模式、治理方法和治理过程的转变，更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思维方式的改变。当前，我国大多数政府各部门之间仍在沿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治理工作处于一种被动、滞后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静态模式，并且由于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仍未树立起大数据意识，有些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博等网络平台甚至进入“休眠”模式，易形成“信息孤岛”，使得社会治理效率较低。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要深刻把握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正确认识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规律和新特点，树立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数据思维。①同时，要大力宣传信息化技术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培养和提升公众的大数据意识和素养。此外，新时代新媒体的传播拥有更加丰富的传播模式，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党和政府可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融媒体等新技术新手段，把“高举旗帜、引领导向”作为新媒体的生命线和定盘星，将新媒体建成联结党心民心、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標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坚持顶层设计型改革和问题倒逼型改革相结合的新探索新实践，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建设领域的重大突破，是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作为未来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一面旗帜，是为应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面对精准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权利不饱和与义务不足的双重压力应运而生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治理成效考核的关键来考量。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委要牢牢巩固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府要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二者相互配合，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作用;另一方面要赋予社会公众更多参与管理社会事务权力，让社会治理权利向广大基层分散和延伸，充分调动“绝大多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唯有如此，社会治理才能够进行综合性、全面性、融通性的贯彻，才能够真正从领导力度、工作力度、考评效度上综合协调部署，才能够以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更高需求这把尺子来权衡、来度量、评价和考核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使继续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找到破局之策，使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找到破题之方，为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之路开启新的征程。

责任编辑：杨建平

1洪大用：《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3日。

1唐宁泽：《群众观点在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运用与研究》，载《法制博览》2020年第2期，第245-246页。

①孔杰：《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困境与路径创新》，载《行政与法》2019年第12期，第60-66页。

作者：崔守滨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论文篇3：

动因、内涵与特征：社会治理创新综论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契合，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驱动，是解决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为民和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以发展社会事业为基础内容，通过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出整体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特征。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共建共治共享;“五位一体”

收稿日期：2020-10-19

作者简介：沈杰，江苏新沂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常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创新的历程及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SJZDA001。

一、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因分析

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亦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及理论解读。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建设、管理与治理实践的客观需要。

（一）文化动因：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相契合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每一种文化既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也有共识性和交融性，这些特征最终落脚于价值认同上。当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时，二者才能互相融合并生根、结果。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是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融合与创造的思想文化形态;其具有整体的历史传承性，是全面渗透各领域、系统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其具有开放的现实性，是能够与外来优秀文化融合并形成强大合力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践履，坚持以和为贵、合作共赢，形成了人、社会和自然界统一的整体观念。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基础上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理念、辩证法、整体观和大同理想观等高度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结合，但这种结合绝非简单地“兼收并蓄”，而是融合与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相结合，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价值契合，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文化动因。

（二）实践动因：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驱动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羸弱、风雨飘摇。一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苦苦探索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道。无论主张“均田地”的太平天国运动、封建贵族“保皇派”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都未能使中国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无论农民阶级的小农社会主义思想、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都未能给中国发展道路指明方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与西方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也都“宣告破产”了。[4]无数次变革实践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封建制度的“老路”和西方資本主义的“邪路”都走不通。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急需能够指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理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5]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中，面对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的社会痼疾的清理、新秩序的重建，面对改革开放之初工作重心的偏移，面对新世纪之交党的执政实践的挑战，面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管理矛盾凸显等实践难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积极探索社会建设与管理实践难题的解决之道，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现实实践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理论，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的不断发展。应当说，社会治理创新发展之所以可能，归因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途上、在坚持全面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了社会管理理论的升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从此进入了新时代。

（三）现实动因：解决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需要

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实践发展过程，具有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同时它又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具有空间上的拓展性，其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深植于社会现实土壤中。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社会治理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与创新，新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又促进着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如思想领域中各种思潮和观念相互碰撞、交锋，特别是具有迷惑性的西方民主与自由、仍未根除的封建“官本位”思想，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重大冲击，使其整合难度不断加大;由于经济社会领域发展不平衡，民生建设出现短板，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流动人口的管理与社会保障不到位，社会不公平及其引发的心理失衡、极端行为等现象增多，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以新的社会治理理论为指导。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现实，需要社会治理不断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原有的政府“管制”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五位一体”均衡发展，满足群众利益需求，是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实践是检验社会治理创新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治理实践虽然细小繁杂，却最贴近社会实际。在社会治理中，群众是具有选择智慧的现实主体，能够主动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治理模式。群众路线是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根本方法，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实现“造福群众”的治理目标。[6]可见，正视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群众现实需要、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的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持续创新的现实成因。

二、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科学内涵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关于社会治理的地位作用、本质核心、基础内容、目标任务和推进路径等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的理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社会治理实际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中西方优秀治理文化的科学成分而形成的体现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现实实践的创新过程。

（一）地位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社会治理创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7]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是理论价值及功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时代条件所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对于未来社会建设和治理只能初步给出原则上的指导。因此，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本土化，才能体现其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情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时代背景和现实特征，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为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思想指南。二是实践价值及功能。在发展理念、治理路径和未来走向等方面，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给予了明确回应，这对新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与践行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一种崭新的科学治理模式的产生，同时也为正确处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各种矛盾、及时化解社会冲突、冷静应对社会风险、妥善协调社会关系，积极构建和谐、平安与美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略策略。“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理论是社会管理理论的升华，明确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

（二）本质核心：以人为本、治理为民，维护群众利益

马克思认为，“广大群眾”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探寻和把握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8]列宁丰富了这种观点，认为“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治理为民，服务为先，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识到人民群众是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10]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斗争和其它一切工作都要坚持“从群众实践中来、到群众实践中去”的原则，在理论上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法——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11]改革开放之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社会治理创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成为其紧迫任务。实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12]而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成为其创新与否的判断依据。“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幸福为建设的根本目的”，[13]人民群众“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和“创造主体”。[14]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将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目标，是体现和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主体力量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15]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民生关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16]习近平指出，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17]他认为，创造美好生活，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8]就是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本质和核心要义。

（三）基础内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党的社会治理工作要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状况千疮百孔，社会事业发展十分落后。城市失业率高、医疗卫生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急需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开拓性的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在教育领域提出教育要“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19]教育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体现教育相对公平原则、“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20]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现行教育管理制度。二是在就业方面明确了所有社会劳动力“全面就业”的目标和“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对农村和城市的就业问题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和就业途径，保证人人有活做。三是社会分配应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马克思列宁主要的两个基本原则”，[21]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等利益关系，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四是在医疗卫生管理和发展方面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医卫工作重点在农村，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五是在社会保障管理和完善方面初步建立了以城镇职工为重点、涉及生活各方面、经费几乎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险，保护群众身体健康，减轻生活困难;[22]开展社会救济工作，帮助灾民和城市失业或生活困难群众;高度重视社会安抚，维护社会稳定。

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社会事业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一是从教育的基础、优先方向、原则、目标、关键、投资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设计。[23]二是提出就业问题是社会问题，就业问题的治理和解决主要靠经济发展，要坚持“统筹兼顾”和“广开门路”的方针，重点是农民就业。三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出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实行考核制度”“有奖有罚，奖罚分明”等。[24]四是医疗卫生管理和发展“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和“唯一准则”，[25]坚持发展医疗卫生与实现现代化的协调同步，医学教育和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是关键。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基本宗旨，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化体系化建设、扩大社会受益面为内容，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实现群众的幸福安康。

江泽民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相结合并落实到社会事业发展建设中：一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6]“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27]“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8]“加强科技教育同經济的结合”[29]等。二是“就业是民生之本”，[30]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就业机制”，[31]推进企业改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三是收入分配要遵守“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利益结合”等原则，[32]要“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33]收入分配重点放在正确处理“吃饭”和“建设”的关系上，把人民生活放在优先位置。[34]四是要以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为重点，“以预防保健工作为主”，[35]借助科技手段和群众参与形式等。五是提出社会保障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36]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国企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

胡锦涛指出，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37]一是“优先发展教育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38]坚持育人为本，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二是提出就业再就业直接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因此要“改善就业结构”，“以就业带动创业”，统筹城乡就业，完善就业管理服务组织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三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再分配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四是提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要从政府监管、社会参与和机制转换等方面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增强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五是建立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等在内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等。

新时代，习近平继续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发展，指出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39]实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一是“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推进“教育现代化”，让“人民满意”。二是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三是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到精准脱贫和扶贫。五是“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实现“健康中国”。六是完善“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40]

（四）目标任务：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发展规律看，现代社会治理坚持的是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遵循社会发展逻辑，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成和谐、平安和美好社会。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治理主体，都能够实现体面劳动和有尊严地生活。这个“联合体”可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评价尺度和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联合体”，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建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认为加快经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第一步，而后要继续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共同目标;江泽民坚持与时俱进，第一次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思考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胡锦涛站在时代前沿，科学统筹，强调实现“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让群众得到更大实惠;新时代，习近平始终认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合体”的基本条件，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目标。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探索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中国之治。

（五）推进路径：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一切矛盾和要素，构成了一个推动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复杂的动力系统，其中主要包括原动力、基本动力、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等。在这个动力系统中，处于第一位的原动力永远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和管理社会，“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41]可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作出了准确的判断，[42]认为解决基本矛盾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指出社会治理的两种动力，即改革是直接动力，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是精神动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江泽民着眼于我国改革实际，将党的执政建设和党领导的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要改善和创新社会管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强调要借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3]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说明中，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44]“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改革的全面深化，就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45]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思想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动力，并将促进其实现新的飞跃。

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不断创新是其魅力品格的体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不仅需要良好的内部环境，还需要统一的原则和规范体系，需要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否则，极易出现主观放大、违背规律、发生混乱、发展进程难以持续等问题。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营造科学的制度环境，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治理创新才能持续推进。

三、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能够与不同国家或民族实际结合起来并指导各国具体实践，源于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既彰显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特征。

第一，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整体性在于其具有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并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的理论观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成果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系统阐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这一主题，以及实现的道路、动力、内外部条件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治理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逐渐确立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协调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凸显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性特征。如毛泽东认为社会治理要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邓小平强调社会治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明确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目标实现后，[46]又将社会“和谐”元素融入其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更高要求;[47]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体系的全面性、整体性特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整体性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美好”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总体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涵盖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社区治理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总之，在社会治理创新整体推进过程中，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要考虑到各种任务中各方面的“综合平衡”，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性旨在强调从整体上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子系统内部及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相互制约性，在实践方法上统筹兼顾、综合管理和辩证施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推进、系统承继和协调发展。

第二，开放性特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治理理论，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从横向来看，每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都因其开放性而形成，独立成篇;从纵向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又因其开放性而得以承继、创新和超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在根据地治理探索、延安局部执政和全国范围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把握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哲学任务;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治理方法不同;以苏为鉴，走中国式治理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国内民族、阶级、党派、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社会治理要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目标是加强社会控制、稳定社会秩序;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等。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以改革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等。江泽民指出，加强社会治理，“首先要抓好党的建设和管理”，要“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实现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结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胡锦涛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其进行了科学的理论设计和全面布置：从时代背景和意义出发，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和总格局;对基本内容、突破口、价值目标、功能作用、制度机制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核心、重点和涉及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习近平围绕改善民生这一重点，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形成原因、内容要素、本质核心、方式特征、价值和途径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

第三，实践性特征。实践性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出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48]质言之，实践是检验理论（思维的产物）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过程是客观物质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过程，理论创新过程也是如此。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服务于实践。社会治理创新过程具有“理论离不开实践”这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维护权益的积极实践过程。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十分注重社会治理的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作为发展基点。毛泽东指出，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49]邓小平指出：“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50]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51]二是在現实指导和实践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掌握科学方法，注重管理实效。邓小平指出：“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到实处。”[52]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性特征，就要正视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现实，就要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和中国治理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虽然具备敢闯敢试的实践精神非常必要，但走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并非仅靠勇气，还要讲究战略策略，应边实践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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