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概念涵义简述论文

2022-04-18

摘要:《民法典》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法典的颁布对民事法律关系和行为做了详尽地定义和诠释,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事权利以法的形式体现在社会生活当中,它的权利义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好意施惠则是民事主体单向地给予对方善意好处的行为,本意是增进相互间的情谊,两者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异。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力概念涵义简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力概念涵义简述论文 篇1:

概念隐喻理论与《圣经》中习语的阐释

摘 要: 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隐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和评价了Lakoff & Johnson(1908)的概念隐喻理以及《圣经》习语的特点,回顾了学者对《圣经》习语的阐释,进而论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的理解所起的作用。之后,通过对习语“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认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认知角度对宗教文本进行分析,可避免陷入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而把握文本的主旨。笔者同时指出,鉴于读者概念域的千差万别,对同一文本的释读必定极具开放性,这也是认知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关键词: 《圣经》 习语 认知解读 概念隐喻理论

1.引言

美国学者G.Lakoff和M.Johnson在1980年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体系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概念隐喻理论起始于此书,我们以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它提出“源域”、“目的域”、“恒定性”和“映射”等概念。这些概念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讨论隐喻性语言现象时共同使用的术语并构成一个特定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所作出的一些发现和这个框架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中,这些领域涉及语言学研究、文学评论、音乐理论、宗教探究、计算机科学、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最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开始对传统的有关英语习语的观点不断提出质疑,纷纷从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英语习语的形式、意义、句法功能,以及与隐喻、转喻的关系等。许多习语、诗歌甚至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是隐喻,来满足人们“用一种迥然不同领域的经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需求(任绍曾)。与此同时,西方将《圣经》作为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不少学者也将《圣经》作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象。宗教因其无形性的关系和状态,其语言常常建立在意向图式上。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物质世界的抽象观念的方式,常常易于在宗教语言中被使用。《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而且给语言注入了充足的血液,英语习语就是如此,了解这些习语的由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英语中的习语为数不少来源于《圣经》,如: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Good Samaritan(乐善好施者),Judah’s kiss(口蜜腹剑),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社会中坚,中流砥柱)等。

2.《圣经》习语的特点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出:习语,英语称作idiom,源于希腊文中idiom和idiomatikos,原意指“特殊”或“特殊的”。习语是指某民族或某国家之语言或方言(The language or dialect of a people or country)。习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俗语、典故、俚语和歇后语。习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种语言里的某些部分经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而形成的形式固定、比喻深刻的短语,是不容任意而为的、随意更改的,它生动地反映了某民族或国家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及宗教信仰等民族心理因素。英国专栏作家约翰·欧·伦敦说:“习语就像小精灵用语言来恶作剧,拜托一切传统格式,自鸣得意。如果没有习语,就没有生动的思想交流。”英语中的习语多数源于宗教和古希腊神话。由于《圣经》中的故事广为流传,形成了大量的习语。贯穿于《旧约》至《新约》始终,习语随处可见。

《圣经》中的习语具有以下这些特点。首先,习语来源和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它主要是通过采取类比的手法,借用一定具体的自然事物或人类活动来阐述抽象的宗教意义。它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通俗而生动形象地描绘人情世态,具有“世俗现实性”。习语描述人们的日常生活,采用人名、地名、动物名及日常事物来描述。例如有,人名:Adam’s apple(喉结),as wise as Solomon(极其智慧),Moses’rod(愤怒的杖),raise Cain(暴跳如雷),Benjamin’s Mess(最大的份额);地名:garden of Eden(伊甸园);动物名:lion in the way(拦路虎),lost sheep(迷途的羊)等。其次,习语采用现实文学叙事手法,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故事叙述表达抽象的比喻意义,圣经习语多数出自圣经典故,具有“强烈的故事性”。比如,有名的“犹大之吻”(Judah’s kiss),描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再次,《圣经·新约》习语有很大的互文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历史长久及其内容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故在《圣经》中常常能看到一致或意义相近的表达。比如,基督教义强调的“耶稣是光”的教义,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赛》60:1,《约》1:9,《1约》1:5),是多么惊人的一致。《新约》习语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同观福音问题”中。该问题是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许多内容是重复或者相似的,故可以放在一起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三福音书中出现的习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plank in the eye(自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描述,并呈现惊人的相似。习语在人们所熟悉、易懂的故事情节中井然有序地推进,然而到故事末尾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使人始料未及并产生故事之外的联想。比如,the lost sheep(迷途的羊)(《太》18:12-13,《路》15:4-7),牧羊人为了寻找一百只羊中走失的一只,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并请邻舍来一同欢喜。就是这种出现人们认知域中的“凸显结构”引发人们去思考该习语的“言外之意”,从而感受到上帝的博爱。

3.《圣经》习语的阐释

3.1阐释简述。

《圣经》(Bible)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箴言书)和道德评判(宗教说教),也是语言文学研究的重头戏。对《圣经》文本的研究多数从其文化涵义、宗教象征意义展开,进行文学评论。对《圣经》习语的研究则更多从其修辞学、句法学、美学以及习语形成影响因素(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视角进行。以下重点就从认知视角对《圣经》中习语进行阐释。

3.2认知阐释。

《维基百科全书》中对习语的解释是“An idiom is a phrase whose meaning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literal definition of the phrase itself,but refers instead to a figurative meaning that is known only through common use. In linguistics,idioms are widely assumed to be figures of speech tha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however,this has shown to be a subject of debate.”并指出:“习语是逐渐口语化的隐喻……许多习语建立在概念隐喻基础上。”从此种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圣经》习语是以来自自然界以及普通生活中鲜活具体的事物去阐释或教诲某个抽象、新颖的宗教教诲。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Lakoff &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中两个概念域映射的观点(Lakoff & Johnson,1980)。

我们先来看隐喻解释机制。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隐喻被认为是把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的域)(Lakoff &Johnson,1980,Johnson,1987,Turner,1987,Lakoff & Turner,1989)。在此,“概念域”指的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关于“旅程”、“做梦”或“教育”等概念所具有的知识。同时,我们知道隐喻不能进行字面的解释,它具有字面表达没有的特征,它不是一种特殊的含义,而是对一种意义进行识解的特殊过程的结果(Croft & Cruse,2006)。例如,《圣经》习语“apple of the eye”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成“眼中的苹果”,而是通过隐喻识解过程理解成“眼中的瞳仁”,进而达到中文中“掌上明珠”的意义。“apple”一词被采用为表示“瞳仁”,首先因其是当时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形体上最圆的物体。再者因为《圣经·出埃及》中所描述的“keep me as the apple of the eye”,所表达出的“珍贵的”意义。从而“apple of one’s eye”指某人最珍爱的,瞳仁指某人最珍爱的,眼睛指珍爱的人。用Lakoff的隐喻理论进行解读,“珍珠”和“手掌”是源域,“珍爱的”和“珍爱的人”是目的域,通过运用源域到目的域的对应映射,达到习语意义理解的目的。对一则《圣经》习语的理解不仅要调动读者的图示映射(schema mapping),同时还要调动文本信息、读者自己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社会日常生活知识。其中文本信息包括习语出现的上下文背景以及它对该词语比喻意义的解释。阅读经历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时对同一词语在同一著作不同处的关联,即前文提到的“互文性”。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指的是读者对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生活背景的了解,比如苹果是当时社会最常见的被珍视的也被认为是最圆的物体,而中国则将珍珠视为最圆、最有价值的物体。因此了解相关的社会日常生活知识也是准确把握习语内涵所必需的。在下文中,笔者拟在隐喻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一个著名的《圣经》习语——“Salt of the earth,light of the world.(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以检验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

这个隐喻是耶稣“登山宝训”中,其所在的语境可帮助我们理解比喻的意义。耶稣教授他的门徒有关天国的律法。这一点没有比“登山宝训”所作的总结更恰当的了。这种上下文可以说构成了该习语的一个基本输入域,使读者很容易地理解到该比喻要揭示的意义: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首先我们用隐喻机制来对其进行解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被比喻为基督徒在世上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耶稣用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基督门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从而引申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中坚、中流砥柱”。

“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圣经》习语中,我们很容易读出“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盐”的比喻意义。根据Lakoff的隐喻理论——TARGET IS SOURCE模式,我们知道,“盐”和“光”类属源域,“基督徒”类属目的域。下图清楚表示出其对应映射关系。

3.3“盐”和“光”的“源域”、“目的域”及其认知解读。

随着习语意义的认知解读渐渐清晰,如此解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宗教原本想表达的说教意义。正如著名英国神学家约翰·斯托得讲述的:“这两个比喻指出了基督徒要进入非基督徒的社会,就像盐渗入肉块,光穿透黑暗一样;这两个比喻也表明耶稣希望我们影响和改变社会,像盐可以防止腐烂,光可以减少至少驱除黑暗一样。”同时,“光”和“盐”映射到“基督徒”,我们能分别从《圣经》中找到充分理据,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4:18)“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约伯记,6: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人。”(歌罗西书,4:6)并且这些“互文性”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隐喻:Life is a Journey,Life is a battle.或更具体地表述为:A Christian is a Journey,a Christian life is a battle.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概念域之间是如何进行对等映射的。

如前文所述,概念映射可以反映两个概念域中对等的部分,但不能完全揭示目的域的“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借助其他因素来渗入理解《圣经》习语的意义。对“地上的光,世上的盐”的内在涵义的把握还要依赖其他因素,如前面提到的文本信息、读者的阅读经历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的)知识等。我们回头看到此习语出现的语境,盐和光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物,但是确是必需的,以及在后文中提到“你们是世界的灯。造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包括习语本身词语使用“地上的”、“世上的”此种“互文结构”,如此促使一个“凸显结构”的形成:我们做盐做光要积极勇敢,不分种族、国界,以基督徒当有的生命质素、道德品行和具体生活中的行事为人积极见证耶稣基督这一光的本源。至此,“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框架,特别是“概念隐喻理论”对《圣经》中习语有较强的阐释力,辟出了宗教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读者对某一宗教文本的释读取决于其社会文化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等诸因素。这些因素具体到读者个人都是动态的。所以任何对某一文本解读都不是唯一的、终结性的,而是开放的、无限拓展的,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任绍曾.概念隐喻与语篇——对体现概念隐喻的语篇的多维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2):83-92.

[2]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35.

[3]江峰,丁丽军.实用翻译[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98.

[4]孔淑萍.英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J].卫生职业教育,2006,(24).

[5]约翰·斯托得.见证基督[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6]约翰·斯托得.基督教信仰[M].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2001.

[7]The Holy Bible(New King James Version)[M].Thomas Nelson,Inc,1997.

[8]Lakoff,G &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

[9]Croft & Cruse.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10]Wikipedia.Encyclo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Idioms.

作者:夏云秀

力概念涵义简述论文 篇2:

民事法律关系和好意施惠的区分标准

摘要:《民法典》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法典的颁布对民事法律关系和行为做了详尽地定义和诠释,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事权利以法的形式体现在社会生活当中,它的权利义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好意施惠则是民事主体单向地给予对方善意好处的行为,本意是增进相互间的情谊,两者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就民事法律关系和好意施惠之间的涵义和区分标准作具体分析。

关键词:民事法律关系;好意施惠;主观认定;客观要件

民事行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关系,而由民事行为衍生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是社会生活中发生最频繁调解最多的关系之一,其关系调解也是民法体系关注的核心问题,将覆盖到民法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好意施惠也是民事行为的一种,主要是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如帮人带东西、帮人接送孩童、给人解答一些生活问题等等。

1关于民事法律关系和好意施惠的概述

1.1民事法律关系的含义和特点

法学界对其通常的解释是在民事法律体系的标准下,调整法律主体间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发生的社会性关系,它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二者相互之间的民事关系,主要调解主体的权利义务。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地位平等,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是平等法律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于行政法规和刑法。二是关系的产生完全出自自愿,没有被胁迫或者强迫的因素。三是约束的强制性,该类关系受到法律的强制性约束,是法律强制约束功能的具体体现。

1.2关于好意施惠的简述和特征

好意施惠,是人为处于良好的道德自觉而主动实施一种帮助他人的行为,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严肃的法律关系,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际间的感情关系是构成多彩社会的必要元素,当他人面临困难,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怜悯还是道德的自觉,积极主动尽力所能去帮助,让他们早日摆脱困境。因此该行为是民事主体在未受到法律要求的条件下,出自内心的善意,向对方给予帮助而做出的承诺或者具体行动。它与严格法律强制性概念有着较大的不同,比如一些出于义气所做的约定,是与法律要件无关系却可以让自己以外的人获益的行为。其特点主要有实施人是主观愿意的,是发自内心自觉的,其次是法律关系是主动形成的,没有强迫,这点与民事法律关系类似,最后是不求获益的,是单纯为帮助他人实施的,没有要求一定的回报。

2区分两者关系的主客观标准

2.1主观认定标准

从当事人的动机看有无法律约束力的参与,好意施惠是在没有法律规范强制的前提下施行的一系列行为,一般情况下,法律当事人在作出行为前不会考虑到法律的强制力因素,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时,比如某方未继续履行约定事项,对其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失时,此时的法律功能才会显现出来,但是在实施时当事人通常不会预见到后续的法律问题,如果之前预见到,可能好意施惠行为就不会发生[1]。它是按照自我意识实施的自发性行为,比如在公交车让座这种行为,法律的强制性参与度就比较少,是当事人把其主观意愿通过行为开展让外界认知后,这样法律效力就产生了,法律约束力才会具备。在约定承诺和履行上,应通过一定的口头或者文字表述或者是一定的具体行为来明示。不过有些特殊情况,如在商业活动中,出现过没有依据现行法律规则来强制,而是二者间协商后,达成某种约定的协议,但不是法律合同。法条是固定制式,灵活性不够,而商业活动会出现很多难以预知的问题,因此运用协议条款是更为实际的,可以充分维护各方的权益。

2.2客观要件的区分标准

在无法确切明晰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状况下,就要通过客观要件来区分行为的法律约束情况,主要是看二者间的利益和义务的获取及收益情况,其通过投入的风险和收益的大小来衡量行为的性质。在客观要件的判断中,无偿性也是一个考查的重要参考标准。之前有一个长跑赛中顶替猝死的案例,通过调查得知是猝死的当事人并未报名长跑赛,是被顶替者在同意的前提下把名额让给了死亡的当事人,这个审理的关注点就是被替代者是善意主动的好意施惠行为还是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2],同时这个行为是不是有过错,与最后的事实发生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被替代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因为从无偿性标准角度看,虽然被顶替者和被替代者有一定的友谊关系,同意更换是好意施惠行为,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不属于侵权。但是对于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而言,通常知晓各类赛事的明文规定,不允许他人代替参赛,代人比赛尽管没有获益,但是有违比赛规则,这个行为给当事人家属带来了巨大损失,若仅仅认定是好意施惠,就较为冰冷,没有人情味,不符合法治精神,由此看,无偿性这一认定标准在区分二者时要跟据实际情况来判定。

3结语

民事法律關系与好意施惠的区分可以通过主管意识和客观条件来综合判断,但是理论认知必定有局限性,还要落实到具体实践当中去,因此国家要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当事人利益,为纠纷调解处理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宋楚洁.浅析民事法律关系和好意施惠的区分标准[J].法制博览,2018(22):222.

[2]王雷.论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分[J].清华法学,2013(6)98.

作者:张松勤

力概念涵义简述论文 篇3:

留置和“双规”两种措施探究

摘 要:就当前形势下简单的对“双规”和留置进行比较分析,从法律渊源、权利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场所以及律师介入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提出个人的一点意见。留置作为一项独立的监察新权力,怎样合理准确把握这种强制措施,合法合规使用留置措施是监察委实现职能目的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留置;“双规”;法律渊源;适用对象;适用场所

留置自从《决定》 中将其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备受争议,尤其是其是否会取代“双规”以及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直到目前仍是众说纷纭。留置在当前的政治框架下被赋予新的涵义,对比“双规”二者有诸多不同。

1 法律渊源

“双规”一词最早见于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1997年5月9日废止),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后,“双规”的使用范围扩大。1994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施行,使“双规”在党内的使用有了依据。“双规”并非正式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而是一個先于司法程序的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党内措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本质上有别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留置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仅在《警察法》第九条第二款中有所体现。 留置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司法部门的这一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双重性质,能够强制违法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调查,起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司法目的,更是公安机关常用的司法措施。但是有专家指出《监察法草案》中的留置不同于《警察法》中的留置,虽然《决定》中将留置列入强制措施,但是行为主体即监察委人员的转隶也只包括纪委和检察院中的相关职能部门人员,为达到监察目的时间上也理应长于《警察法》中留置的时间规定。

2 行使权利的主体

根据究中纪委作出的相关政策解释,有权使用“双规”的机关只能是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部门。中纪委的政策解释很明确的指出使用“双规”的权利主体毫无争议,并对主体级别给出明确指示,严格限制权力主体可以有效避免权力滥用,但是对于纪委自身手握权利是否会滋生腐败也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行使留置措施的主体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作为与国务院平行的政治机关,其职能的内涵与外延也远远大于行政监察机关,性质当然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很多人疑惑已有行政监察机关还要设立监察委的地方。作为一种政治机关,不同于政府行政部门,更不是整合后司法部门,其政治内涵难以说清,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将权力集中到监察委不仅可以节约司法资源也可以更有效地对针对性案件办理查处。监察权是从中纪委和检察院所述权利中剥离出的一项新权力,留置是行使监察权的一项强有力的强制措施,其性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还是说一项综合性权力?如果认为这是一项司法权力,那么非司法机构却拥有司法权力会不会造成当前我国依法治国框架下司法体系结构的混乱。若因此将其界定为一种行政权力,《监察法草案》中对于留置日期折抵刑期的规定又该如何理解,非司法性质强制措施可以折抵刑事处分刑期,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放到一起比较,即便是之前的“双规”也没有如此特权,也没有法律依据可寻。

3 适用对象问题

“双规”适用的对象,中纪委在不同时期作出的解释也不同,对象涵盖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由最初凡是涉及违规违纪案件的党员和非党人士全部适用,到近些年随着反腐败力度日益加深,对适用对象要求也逐渐严格,目前要求只对“立案”党员适用,也仅限定到党员。纪委监察机关通常是在掌握一些违纪事实及证据的前提下,对需要立案调查的党员或行政检查对象采取“双规”措施。对于“双规”对象在未受到纪律处分之前仍然保留原职位,只是不能正常主持工作。

监察对象要求对从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覆盖,这也是一项创新,更是对“双规”的重大突破。草案采用列举的方式,并在最后列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种兜底条款 ,弥补列举不能穷尽的缺陷。一则是对公务员和参公人员的监察无可争议,这也是对国家权利监督最基本的要求;一种是监察职务具有公权力性质人员(突破人们对公权力的认识,扩大“公办、集体”的范围),这部分列举方式有些欠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部分可以参照刑法中有关表述方法,清晰明确的给出对象定义,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措施运用中产生争议难以取得公信力的现象。

对比两者的适用范围可以看出,留置权的适用范围明显要比“双规”扩大许多。首先,不以党员为界限划分适用对象。“双规”只对党员适用,导致一些非党人员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不是党员,虽然违反了党规党纪但是没有涉嫌犯罪并不需要接受处罚,所以无需担心一些小错误。即便是有违法行为,按照“双规”处理模式以轻替重,甚至用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分,免去牢狱之苦有可能还可以继续享受行政待遇,致使很多人有恃无恐。留置对象范围的扩大让人们重新认识自身的违法违规甚至犯罪问题严重性,也符合当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的要求,消除处理“双规”对象避重就轻的不良影响,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态度都有极大帮助;其次,留置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均适用,尤其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规定打破了“体制内”的说法,形成了对整个大范围的监督监管,弥补了中纪委只对公职单位内进行督查的缺陷,监察委的全面监察能够有效避免一些手握国家权力却在“双规”对象之外违规违纪知法犯法的现象。

4 适用场所问题

“双规”按照含义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代问题,这里指定地点通常是宾馆、旅店等场所,这些场所往往僻静,少有外界人员往来,吃住比较方便,对安全要求极高,保证“双规”对象身心健康,对一切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提前预防做好准备工作。

留置场所目前并没有给出具体指示,有人建议沿用“双规”的场所,有人建议对现有的看守所稍加改造直接使用。对于“双规”的场所用作留置场所完全没有监察委的威慑力,会使留置对象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抱着最多按照以往惯例用党内处罚代替行政处分,甚至用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的侥幸心理,仅交代一些轻微问题,完全不能达到惩处犯罪、依法治国的目的,违背设立监察委的本意。对于看守所,首先看守所是针对犯罪人员,留置对象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是违规违纪还是涉嫌犯罪都尚未定论,直接在看守所留置未免有些未经审查就加棺定论;其次若在看守所,司法部门必定介入,那么此时律师介入是不是也认为是合理的,这樣会不会影响案件中监察部门权利的形使,多部门介入权力交叉重合,资源浪费;再者,留置虽然仅是调查清楚问题的一种强制措施,留置期间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直接移交检察院使用,比“双规”的责任大,却没有在看守所执行的那么严格。个人认为对于留置场地,可以借鉴“双规”场所的僻静安全要求,结合看守所的监管要求,实行24小时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录音录像,避免侵害人身权利非法手段的使用,保护留置对象人身权利同时可以为非法证据的排除扫清障碍。

5 律师介入问题

在“双规”中不存在这一问题的,因为“双规”仅是一种党内纪律措施,如若“双规”兑现涉嫌违法犯罪会 移交检察院,此时才会涉及律师介入的问题。

留置对象既包括违规违纪人员也包括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等这些触犯刑法的人,因此有人对律师能否介入提出疑问。就目前从山西、北京、浙江这三个试点的办案程序来看,不存在律师介入监察委在办案件的状况。人大授权试点的决定明确表示,留置措施不属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故不能依据刑诉法允许律师介入。个人认为应当有条件的赋予留置对象委托律师的权利。在留置调查期间尚未明确刑事犯罪之前,拒绝律师介入,不仅有利于监察委对实施情况的调查,也有利于对留置对象名誉权的保护,以免造成公众对其一旦留置即犯罪的错误认识。当监察委决定刑事立案或移送检察院时,及时告知留置对象有权委托律师,这也有利于保障人权,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如果等到移交检察院才允许律师的介入未免有些太迟了,同时加大了当事人为自己辩护和律师调查取证及时了解案情为当事人辩护的难度。

本文只是就当前形势下简单的对“双规”和留置进行比较分析,从法律渊源、权利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场所以及律师介入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提出个人的一点意见。留置作为一项独立的监察新权力,怎样合理准确把握这种强制措施,合法合规使用留置措施是监察委实现职能目的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刘世伟,贾明飞等.简述“双规”的法律基础及其完善[J].今日中国论坛,2017,(2).

[2]马怀德,庄德水等.聚焦国家监察体制改革[J].浙江人大,2016,(12).

[3]范贤聪,顾晓明等.“双规”的法理反思[J].法制与社会,2013,(2).

[4]孙长永.现代侦查取证程序[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作者:聂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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