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比较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公民道德责任涵义及其存在条件的基础上，对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内在结构和外在实践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公民道德责任主体结构包括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情感、意志、能力和行为，公民道德责任实践内容包括公民政治道德责任、经济道德责任、文化道德责任、社会道德责任和生态道德责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比较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比较论文 篇1：

道德自由何以可能？

摘要：自由是人摆脱内外限制、压迫、奴役而挣得解放的一种特定价值目标和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

道德自由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中根据自身意志或愿望作出道德选择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觉解和境界、人类永恒追求的一种价值精神。它是主体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道德实践的前提和条件，更是道德人格的特殊象征、主体克服道德恐惧的表现和结果。人只有提升道德认知，锤炼自由意志，明确并勇担道德责任，勇敢实践、创造，才能克服道德恐惧，实现道德自由。

关键词：自由；道德自由；道德恐惧

一、何谓“自由”？

“自由”一词内涵丰富。“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1]英语liberty（自由）源自拉丁文 libertas，原义“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与解放（liberation）同义。胡适说“自由”在中文里是“由于自己，不由于外力，自己作主”，在欧洲则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制裁下解放出来。[2] 概言之，自由是克服外在障碍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行为，是人摆脱内外限制、压迫与奴役挣得解放的一种特定价值目标和自在自为之存在状态。在道德哲学上自由、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相通。

古希腊人重视自由。伊壁鸠鲁认为唯一无条件的善是一切生物努力追求的快乐，快乐不是奢侈放荡而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人应打破迷信、消除恐惧，只有出于自由的行为才可以给予奖罚。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表现为一种经过慎思而主动决定、选择善恶的能力。“德性在我们能力之内。恶也是一样”，“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3]德行并非完全取决于知识，还取决于意志，美德或恶行依赖人自己，这正是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前提。所以，意志自由是一种有意愿的理智或有理智的意愿，包括人理性上的自觉和人意志上的自愿两个因素。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等提出意志自由论，人本有意志自由，人为善或为恶关键在于意志是否以道德责任为依据；由于亚当、夏娃滥用意志自由触犯戒律，连累后人自由意志遭受毁坏，人永远失去意志自由，既不能自择善也不能得拯救，只有依神恩获救赎。这一自由意志论难脱神学宗教窠臼，但自由意志可以为善或为恶的观点却具启发意义。西方近代以降，自由的价值甚至超过生命存在，与平等、博爱成为最高信念、追求，“不自由毋宁死”。洛克说意志自由的作用表现为抑制盲目草率行为，自由行为必须虑及事情过程、结果；绝对君主制认为人们天生都是奴隶，“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否认了人类的天赋自由权。[4]

霍布斯提出不受权力控制的消极自由观。卢梭说自由的核心是自主，意味“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5]。贡斯当说古代人享有丰富的政治自由而只有极少的个人自由，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关系中都是奴隶；现代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6]功利主义者密尔宣扬“自由只能为自由自身所限”，“人类所有其他福祉都依赖于其精神福祉。”他把自由分为精神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强调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精神自由。[7]

柏林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前者是“做……的自由”即肯定的自由，后者是“免于的……自由”即否定的自由，消极自由先于积极自由。“自由（消极地说）单纯就是不受阻止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不管什么事情”，“自由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仅仅是包含挫折之不存在（这可以通过消灭欲望来获得），而且包含可能的选择与活动的阻碍之不存在”，“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8]哈耶克则提出自由理论的两种传统：新自由主义归结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以来的自由，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笛卡尔思辨理性主义、百科全书派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等，称为理性主义传统的自由。自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9]。

綜之，在道德哲学上自由是主体克服外在障碍、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道德心理活动与行为选择的一种状态。人具有道德实践理性，总在谋划超越主观内在限度、客观世界制约，向往和追求自由。自由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也是人具有自由意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标志与体现。自由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统一。自由具有自主性、自愿性和平等性。

二、何谓“道德自由”？

在道德哲学上，自由即是人的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人的一种价值精神追求，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道德自由既是道德自律的前提、道德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又是道德规范、主体性精神的高度体现和结果。

第一，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道德自由。中国传统伦理学强调主体自由是主体道德的自然展现，实质即道德自由。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境界（《论语·为政》）。人之所以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人通过学习修养，将道德规范转化成人格结构、内在德性。孟子提出人通过人“集义”、“养气”的修养方法“存心养性”，可以保护、扩充“四端”，达至“诚”即人内在心灵、愿望等无遮蔽地真实呈现（《孟子·公孙丑上》）。人开拓内在仁德精神身体力行，“尽心事天”，建构美好人生、社会，“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终至天人合一的理想至善境界。程朱理学认为人通过“格物致知”即能“穷理”。朱熹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集注·学而篇》），即达“人-理”合一的道德自由境界。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理即心”，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人“致良知”、“破心中贼”可达“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之理想状态。

老庄道家倡导自然化精神，在本质上主张自由是人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在本初层面上最大限度地认同自然，自由是自然自在之状态的“逍遥游”。可见，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道德自由是指一种自由、圆满的道德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自由还是“天人合一”思维观念的集中概括。由于天人同构，天、道、理内在于人心、人性，因而无须外求，只要排除感官干扰，反身而诚，“存心养性”，“尽心存心”、“尽性”就能“知天”、“致良知”，达至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所以，道德自由在道德修养上体现为人的一切言行皆符合天道要求即道德必然性，而人符合天道的行为皆是出于人的自觉自愿。

总之，中国先哲们更多地是在道德修养角度上提出道德自由是人在一定道德认识与实践基础上内化道德追求而达到的一种自由状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提倡道德修养，道德个体自觉自愿服从整体利益，与西方重视个体价值的意志自由论存在重大区别。

第二，康德、黑格尔思想中的道德自由。康德以意志自由论来阐述道德自由，说明道德所指的自由存在于理性法所决定的意志的内在与外在活动中，理性法即是道德责任，道德自由维系于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与合乎道德的意志同一，自由“构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顶石”，“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内在自由是，一旦自由确立，人们深感恐惧的莫过于反省到自我的可鄙无耻，同时德性善良意向便能嫁接到自由上去。[10]这是鼓励人摆脱尘世限制，向往无限自由世界，担负责任，追求道德理想，体现人类的价值和尊严。

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伦理学研究自由意志与行为规范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具有至高价值。人“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他划分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有意选择行为的自由，在于它不受感官冲动或刺激的决定。这就形成自由意志的消极方面的概念。自由的积极方面的概念，则来自这样的事实：这种意志是纯粹理性实现自己的能力”[11]。

康德进而揭示道德责任的内外双重规定性。道德责任就其外部形式而言具有普遍有效性。道德责任还具有内在规定性：意志自律，即道德律令不是外乎主體“我”的绝对命令而是发自“我”的内心。“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道德的普遍规律总是伴随着自律概念。”[12]只有外在道德责任内化为主体责任感，自律性道德感完全自由地内化、支配行为，人才能实现意志自由。所以人可以也应当以道德之身生活，“符合理性的自由意志之实现，正是人道德上的完善”。[13]这实质上提出意志自由是人的意志自律，人只有按照道德理性或律令行动才有意志自由。

黑格尔强调一种活的、自我实现的意志能力。黑格尔认为，自由是认识论问题，意志自由主要是伦理学问题，自由是意志的同义语，自由即意志，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在“法哲学”中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每一环节都是自由在不同形式和阶段上的体现。在抽象法阶段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有了主观的自由，伦理阶段是前两个环节的真理和统一。“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意志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14]10-12

黑格尔还指出人生来自由，在基督教义里人在上帝面前都自由平等，自由不是有限的而是独立自在的，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现实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他批评东方专制阶段里“恐惧一般地是主要的范畴”，“这种否定之感——感觉着某种东西不能长久支持下去——就是恐惧”，“在东方只有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但在东方那唯一专制的人也不能自由，因为自由包含别的人是也自由的。而在东方只看见私欲、任性、形式的自由”，“在中国人那里，道德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但“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15] 。

总之，康德、黑格尔的自由思想具有现实意义。“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16]120黑格尔的立足点是人，是人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和灵魂。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道德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扬弃黑格尔哲学，强调自由精神是人的重要价值向度，是人的一种“类的特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16]119这即强调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个体自为自主、自由自觉的主体交互性活动，其中个体通过交往与他者相遇，通过他者认识和确证自己，构建道德的我-你关系。“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人的自由本质与类特性：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社会属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自觉追求价值意义的实践存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超越又是自身能力的提高，前者指向人的精神理性，后者指向人的道德生活。“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9]道德自律是自由与社会规范及人类普遍意志理性的统一。道德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达到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的一种结果。

第四，现当代伦理学视域中的道德自由。在现当代伦理学上，朱贻庭等认为道德自由是道德修养所达到的高度完满境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反映人类进步的崇高道德的高度自觉遵守；当人们认识到社会利益与自己利益不可分割时就自觉自愿地在没有外在强制下履行道德义务，从而获得完全的道德自由。唐凯麟说道德自由与道德人格的实现和完善实质是道德自由和道德必然的关系问题；主体能够自主作出道德抉择，主体将道德抉择付诸实践而无阻碍的现实状态，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道德自由的结构。

霍耐特论述法定自由、道德自由、社会自由的关系，提出道德自由价值高于法定自由价值，后者只拥有不受干扰去改变自己生活的权利，前者是我们拥有权利对道德规范的公开解释施加我们的影响。如果社会成员体系性地误解社会机制性规范的理性意义就会形成社会病态：社会理性在机制化了的行动体系中代表了“客观精神”，就会形成冷淡的道德主义者人格类型和以道德为理由的恐怖主义者。[20]高兆明说寻求自由与规范的和解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之一，自由与规范的和解是一开放的历史过程，人只有在自我立法、自我规范的意义上才能打碎枷锁并获得自由。

三、道德自由何以可能？

道德自由何以可能？在道德心理学、道德哲学上，道德自由是主体在自我价值目标指引下摆脱不良意志干扰、束缚，自觉自愿、坚定按照道德法则行动。所以，主体提升道德认知，锤炼自由意志，明确并勇担责任，勇敢实践、创造，才能克服道德恐惧，实现道德自由。

第一，提升主体道德认知。在认识论上，主体认识道德规范价值的程度决定其道德自由的深度、广度，影响其发挥与创造道德能力，进行道德实践。主体认知越是全面深入、与社会规范认同一致就越能获得较大道德自由度。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为恶，美德即知识，即说正是主体特有的道德意识与认知能力才使其体会道义内涵，确立道德理想，实践道德自我。

道德认知是主体把握社会规范的依据，取决于主体对具体道德情境的分析。情景认知与分析是连接社会规范和自我选择的中介。道德认知转化为主体信念并通过实践才能实现道德自由。“在社会生活的一切动力中，最强大并最终获胜的总是道德观念这股力量，因为它同时又是一种道德意志。”[21]康德提出自由法则是道德法则，有别于自然法则。如果一种行为与法律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一种行为与伦理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道德性。前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仅仅是外在实践的自由，后一种法则所说的自由指的却是内在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自觉运用，道德自由本质在于人按照对以道德必然性形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来采取行动的能力。道德必然性通过道德原则、规范并以行动实现道德目的表现出来。个体把握道德必然性即历史必然性的广度和深度，就是衡量个体道德人格发展水平和实现程度的尺度。个体道德人格完善过程就是道德必然性转化为道德自由的过程，是道德主体从不自由到比较自由再到完全自由的发展过程。

第二，锤炼主体自由意志。道德自由与主体意志密不可分。“意志”狭义上表示自我对自己观念的态度，构成决定的因素、命令或禁止；广义上是一种精神力量，表示意识的冲动性质、行动倾向、灵魂的自我决定能力。“自由意志”在社会学上是人与生俱有的一种冲动或能力，人之为人的“类”特性；在心理学上意志与自由相关，特指人有意识确定目标、调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在哲学上是指人的内在欲求、生命冲动，人的精神生命固有的自我规定、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

可见，意志是自由意志、道德意志，是人的一种原始本原的类本质，是道德主体的基本特征之一。人只有锤炼意志才具备主体资格，具备道德权利进行道德评价、自律，作出道德选择。王海明提出自由必与意志相关而未必与知、情相关，是能够按照自己意志而不是按照思想或愿望所进行的行为。人拥有自由意志表明人开始自在体认、自觉担当自我尊严、权利与责任，在本体论上领悟道德的评价、判断、选择等关系，为个体和伦理共同体生活寻求规范依据、本源和旨归。

第三，明确并勇担道德责任。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自由意味着责任、担当；责任在本质是自由的，是道德动机和实践的结合点，是道德行为的限度即道德自由度。道德自由并非绝对的无责任与无限度、绝对的任性的自由，而是意味主体自由选择、勇担责任、实现意志的整体过程。在根本上道德主体置于自由之中，一切行动都是出于道德责任的意志决断，责任作为道德意志自由度是对自由意志的限定又是实现自由的根本条件。道德的力量就在于主体将责任内化为信念、意志并勇敢履行义务，在责任和意志自由的双重机制作用下体现自我价值，充分实现道德自由。放弃责任就等于放弃自由，是主观盲从的随意放肆、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片面的“任性”。

道德自由是道德人格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与道德责任相关联，失去责任担当也就无道德人格。道德主体把自由权能的“是”和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应该”统一起来，确立合理科学的价值基础，勇敢行动，才能创造道德自由。康德提出道德自由虽然排除外在因果必然性但仍然不是任性的，而是受自律支配的。“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道德的普遍规律总是伴随着自律概念”。[12]所以，道德自由展现在责任义务和规范约束之间，其特点是“在于人不与自然和社会现象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的直接表现发生关系，而是与调节行为的一定规范发生关系”[22]。

第四，勇敢实践、创造道德自由。德性是一种创造力量，呈现人性的理性意志和道德光辉。主体为摆脱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能的奴役，必须发挥理性作用抑制不正当冲动，积极勇敢实践、创造，才能克服道德恐惧，知善择善行善，实现道德自由。

道德自由不可能出现在恐惧、逃避中，若仅停留于主体人格意志上就仍只具有形式的规定性，主体道德实践中的无阻碍才是道德自由的真实状态。所以，道德自由表现为主体意志活动的独立性、无条件性和现实超越性，主体实践中的无阻碍自由又表现为主体活动的相对性、条件性和现实限制性。对主体道德人格而言，前者是其形成前提条件，后者是实现现实表征，两者统一构成道德自由的内涵，而两者统一只能建立在把握和自觉运用道德必然性的基础上。孔子所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正是这两者的统一。黑格尔说“自由只有在自身目的中，即在善中，才对它自己说来是真实的”[14]126。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是社会主体自由意志对客观世界的整体合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16]120“人只有在他以完全自由的意志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23]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是至高的。“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來评价。”发展是扩展人们享受自由、实现目的自由的过程，而5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作为手段对目的自由之实现具有重要实效性作用。[24]13、31

因此，要勇敢实践、创造道德自由。一，坚持道德的自发自由，重在自觉自由。自发自由是主体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一个特点，因其来自感性经验，往往具有潜在现实性与首创性，但还不是真正的自觉自由。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自发自由才由潜在现实性、首创性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有普遍创造性的自觉自由。二，通过制度法制安排，保障、激发个体自由，防止少数人的自由成为其他人自由发展的障碍。“社会安排对确保并扩展个人自由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24]34三，坚持自发自由与自觉自由、良心自由与意志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目的自由与工具自由等的辩证统一，充分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社会的活力。其中，良心自由是个体道德原则和善恶观念的形成与完善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抵制制度和法律上恶的重要手段，意志自由是个体为其行为承担后果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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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

作者：周维功 周宁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比较论文 篇2：

公民道德责任探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公民道德责任涵义及其存在条件的基础上，对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内在结构和外在实践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公民道德责任主体结构包括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情感、意志、能力和行为，公民道德责任实践内容包括公民政治道德责任、经济道德责任、文化道德责任、社会道德责任和生态道德责任。

关键词：公民道德责任； 主体结构； 实践内容

近年来公民道德责任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诸如吴威威对公民道德责任概念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研究,[1] 焦国成和赵爱玲等对公民道德责任能力和公民承担道德责任关系方面展开了探索,[2] 冯娟娟对公民道德责任缺失原因及公民道德责任教育进行了分析。[3] 笔者认为，公民道德责任研究还需要在公民道德责任涵义与条件以及公民道德责任的内在主体结构和外在实践形式等方面进行深化。

一、公民道德责任的涵义及条件

1.公民道德责任涵义

公民道德责任是从道德责任主体身份角色层面来进行划分的一种道德责任形态，它是道德责任在公民角色上的体现和展开。因此，公民道德责任既包含了道德责任的一般性特点，又凸显着公民角色的特殊性意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公民道德责任进行统一性的权威界定。学者吴威威对公民道德责任进行了尝试性探索，认为“公民道德责任，是指公民由其公民资格所赋予的并得到内心认同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使命以及对他自身行为后果的善恶的承当。”[1]可以看出，这种概念分析也主要是将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涵义做进一步的延伸。即主要从公民角色出发，来思考公民道德责任的涵义，将公民作为道德责任的主体。这样公民道德责任含义可以从二个层次上来分析：其一，公民道德责任是公民应该做的份内之事；其二，公民道德责任是公民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说，公民道德责任一方面指公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在处理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与企业之间、公民与民间组织之间各种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性要求；另一方面指公民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没有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性要求并引发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道德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多样化的。道德责任的承担主体可以是公民、政府、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与其他道德责任相比而言，公民道德责任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公民道德责任具有基础性特点。公民道德责任是其他形态道德责任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无论是政府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责任还是民间组织的道德责任，说到底都是公民道德责任的延伸和拓展。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依靠人来进行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展开的。而这些组织中的领导者及普通员工，他们首先都是一个公民。公民道德素质高低和道德责任的状况直接影响着这些组织的运行状况，也影响着这些组织承担道德责任的水平。其次，公民道德责任具有广泛性特点。公民道德责任是公民基于公民身份资格而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国籍来确定公民资格，这种公民资格的普遍化使得国家的每个成员都要承担道德责任。再次，公民道德责任具有平等性特点。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身份，公民之间既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承担同等的责任。最后，公民道德责任具有交换性特点。公民道德责任是在公民独立性、自主性和平等性人格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的背后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公民道德责任的承担总是伴随着公民道德权利的实现。

2.公民道德责任的条件

公民承担道德责任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公民主体地位的广泛确立成为公民道德责任的重要前提。公民道德责任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公民主体成员资格的确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民身份逐渐形成和确立，公民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使公民摆脱了传统臣民的依赖性和机械服从性，确立起公民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崭新的关系形态。公民与国家形成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关系，公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公民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公民具有自由意志，公民对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进行自主性选择，他不再屈从于国家政治的强制，也不再屈从于他人的强迫。这就要求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自主性选择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

其次，公民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紧密性和多样性成为公民道德责任的社会条件。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公民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等多方面，这就使公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更加多样、更加紧密，即公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互动和共存关系。每个公民的行为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每个公民必须对自己和他人承担道德责任。“凡是肯思考的人必然会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义务，一定会承担自己同他们的联系；他会研究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弄清自己对决定他本身的幸福的那些存在物的义务”。[4]从实际生活来看，每个公民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公民的劳动，也离不开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公民只有积极地承担道德责任，才能实现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社会之间、公民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共进。

再次，公民权利的广泛实现成为公民道德责任的必要保证。权利和责任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两者是互为条件的。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利，也没有离开权利的责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主体缺乏各种权利，因而主体承担道德责任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在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实现。公民可以自由而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实践，并在参与中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这就为公民承担道德责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公民权利的实现有利于促进公民责任意识的觉醒，有利于培养自由、平等、理性的公民人格。一个健全的公民主体将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并在实践中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

最后，公民承担道德责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民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乃至自然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就是说，公民道德责任行为的评价不能只从动机上考量，更为关键的是从行为造成的后果上来考量。不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只有发生了行为结果，我们才能说行为者需要从道德意义上承担特定的责任。从道德履行要件系统来看，道德行为发生的结果应该是人们承担道德责任的关键。因为，离开了特定的行为结果，我们的道德责任评价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只有特定的行为影响发生了，我们才能从道德上进行善与恶的评价，公民才有承担道德责任的客观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斯·约纳斯在谈到责任的条件时，将因果力量，即影响世界的行为作为道德责任条件的首要因素。

二、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

公民道德责任的实现是公民道德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意志、责任能力和公民道德责任行为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的产物。这多方面的道德要素共同构成了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

1.公民道德责任认识

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指的是公民主体对于自身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承担特定道德责任的自觉认识和理性反思。在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中，公民道德责任认知是最为基础性的要素，是其他各种道德责任要素存在的前提。只有当公民对公民道德责任是什么以及承担公民道德责任的合理性根据有了理性认识，公民才会自觉地增强履行公民道德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个人没有道德认识，便不会有相应的道德行为，从而也就不会有相应的品德。”[5]620而公民道德责任围绕“是什么”与“为什么”来展开的认识，它本身又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公民道德责任认识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公民道德责任认识首先体现为对公民身份角色的自觉体认，这种角色认识在道德承担主体层面上将公民道德责任与其他形态角色身份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区别开来，认识到公民道德责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第二，公民道德责任认识体现为公民对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对公民道德行为规范要求体系的深刻认同，这种认识促进公民在日常行为中自觉地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和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第三，公民道德责任认识体现在公民从公民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中来认识公民道德责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必然性的层面深刻认识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必要性。第四，公民道德责任还包括对承担道德责任实践进行道德责任分析、判断和选择等相关技术性知识的有效领会和灵活运用。

2.公民道德责任情感

公民道德责任情感是公民在道德责任认识基础上发生的更进一步的主观性活动。一般而言，情感发生于一种需要、欲望和理想。“道德情感是主体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主体对世界（人、关系、活动）的体验和对自身情绪的认识、控制而形成的一种高级感情。”[6]165道德情感是一种主观意识活动，它实际上建立在对需要、欲望和利益的判断基础上，这种道德情感对于主体道德行为具有强烈的激发动力。公民道德责任情感是道德情感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反映的是公民对道德责任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情感认同。这种道德情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好、善和爱的心理体验，它对于促进公民积极主动地承担道德责任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公民道德责任情感来源于公民道德责任认识，但是它比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更加强化了一步。“道德情感开始于道德认识，但并不是有了某种道德认识就一定会有相应的道德情感，只有当道德认识同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相结合，才会形成对道德关系、道德行为或道德人格的情绪反映，继而在这种反应基础上形成道德情感。”[6]170虽然说，道德责任认识为公民的道德责任行为提供了前提，但是道德责任认识本身只是一种客观的伦理事实，要促进公民道德责任认识转化为道德责任行为，道德情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当公民有了道德责任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认同，公民道德责任认识就有了转化为实践性效果的主体性动机和力量，同时，这种道德责任情感还会进一步促进道德主体深化道德责任认识。因为，公民道德责任的情感实际上表现出公民对特定道德责任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公民从自我内在心灵深处的自然欲望和追求。

3.公民道德责任意志

公民道德责任意志是在公民道德责任认识和公民道德责任情感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相比而言，公民道德责任意志是一个更为高级的精神活动。“意志，就是自觉确定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支配、选择、调节自己行动的心理过程，是知识和情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活动能力，……是要把主观的东西见之于客观，把内部的倾向变为外部的活动。”[7]公民道德责任意志比起道德责任认识和情感要更加强烈和坚定，更加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意志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确定目标和行为动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表现为落实道德目标的执行力。“道德意志总是指向高尚的目标，并动员自己的全部品德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6]172道德意志作为一种实践精神的活动，它是一种力求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能量，在它的作用下，不仅道德主体自身会发生改变，而且道德主体作用的客体世界也会发生改变。“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世界成为应如此。”[8]一般而言，道德意志具有自主性、自决性、自律性和自控性的特点。也正是道德意志的这种特殊品质，使得它成为公民道德责任结构中的关键环节，并在公民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中发挥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有道德意志，一定有道德行为，一定有相应的道德品德；没有道德意志，一定没有道德行为，一定没有相应的道德品德。”[5]624在道德意志的强烈支撑下，公民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才能从主体性内在意识活动转变为外在性的客观化行为，实现道德责任从主观向客观的飞跃性突破。离开了道德意志的作用，公民道德责任的履行往往会因为各种内在欲望的干扰和各种外在环境的约束而发生动摇，尤其是在面临各种道德冲突时公民就会表现出优柔寡断，甚至会出现自动回避或放弃道德责任的行为选择。

4.公民道德责任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能力是人们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能力是保证活动取得成功必备的基本条件，能力是影响活动效果的个性特征的综合。[9] 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能力是主体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它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必须具备的各种素质的总和。公民道德责任能力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力，公民道德责任能力不仅包括公民道德认识能力、公民道德责任情感能力、公民道德责任意志铸造能力，而且包括将这些能力综合成为一种履行道德责任的现实能力以及完成特定事务所需要的实践技巧。公民道德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认识、情感和意志，而且需要主体具有履行公民道德责任的能力。只有公民具有了公民道德责任能力，公民道德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从主体内在的意识活动走向外在的客观性现实行为。否则，公民道德责任只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意识活动。在实践中，我们经验地看到仅有善良的道德愿望和道德动机是远远不够，公民完成社会所赋予的份内事务和职责，不仅需要道德责任感和道德认知，而且需要公民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状况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民道德责任认识、选择、判断和实践能力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公民道德责任能力和公民道德责任实现程度成正比，公民道德责任能力强的公民履行道德责任的效果要明显高于公民道德责任能力弱的人。

5.公民道德责任行为

公民道德责任作为一种文化意识活动，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公民履行道德责任的行为实践中。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情感、意志和能力塑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民道德责任行为的自觉发生，从而促进公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自觉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现实要求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同时，在未能履行好份内事务并引起了不良后果时公民做到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进行自我责任追究和反思。应该说，在整个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体系当中，公民道德责任行为是最终的落脚点和目的之所在。离开了公民道德责任的行为实践，公民道德责任只能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既不能实现对道德主体的自我改造，又不能实现对社会进行道德化改造。而且，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情感、意志和能力的大小只有从公民道德责任行为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评判。

总之，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是一个多方面要素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公民道德责任认识是起点，经过公民道德责任情感、意志和能力，最终到达公民道德责任行为。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个由浅入深、由内而外的演变，但从本质上看，它们之间又是不断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公民道德责任的主体结构，共同发挥着促进公民履行道德责任的社会作用。

三、公民道德责任的实践内容

公民道德责任不只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公民道德责任内容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等众多领域。

1.公民政治道德责任

公民政治道德责任反映的是公民在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道德责任，它是公民道德责任在政治实践中的展开和运用。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公民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社会成员，他拥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各种自由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同时公民各种自由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与维护，客观上也需要公民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公民承担的责任体系中，公民政治道德责任具有基础性作用。从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来看，政治生活实践始终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政治领域的各种活动总是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公民政治道德责任中最为关键的是，公民在促进政治民主化方面所具有的理性化政治参与责任。政治民主化在本质上就是实现政治权力的运行要始终围绕公民的政治权利来展开，真正使来源于公民的权力服务于广大公民。而这种目标不是自然地实现的，一方面政治的民主化运行依赖于一套科学化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运行还依赖于具有相应公民美德的社会主体。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良性互动结构，政治的民主化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2.公民经济道德责任

公民经济道德责任，指的是公民在参与经济实践活动中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诸如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坚持诚实守信等。可以说，公民经济道德责任体现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层次上，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也无论是分配还是交换与消费，这些领域都需要公民承担积极的道德责任，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健康有序。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增强了公民的自由自主性，极大地解放了公民发展经济的活力。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也相应地突出了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责任。因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良好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创造依赖于公民的道德自觉；另一方面，即使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规则系统，这种制度规则系统的健康有效地运行也需要公民道德责任的积极支撑。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过程中，公民经济道德责任主体意识在逐渐增强。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合同欺诈较为普遍，不讲诚信的经济行为经常发生。这些行为不仅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影响了广大社会公民的健康和安全。这些问题的发生，可以从经济制度和体制层面寻找原因，同时可以从公民自身道德素质上来寻找原因。

3.公民文化道德责任

公民文化道德责任，是指公民在参与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活动中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参与文化创造、消费和享受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家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化、复杂化，文化活动也呈现出日益丰富化、多样化、复杂化的新气象。而这种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已经构成了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公民一方面享受着文化成果，具有接受文化教育和进行文化消费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又承担着维护文化、创造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责任和义务。也正是在公民参与文化创造、文化消费的实践过程中，公民需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应该说，公民道德责任本身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基础性内容，它是文化价值的先进性在公民道德领域的反映。公民文化道德责任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公民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公民对文化道德责任的自觉认识和履行不仅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成熟公民的内在要求。公民文化道德责任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公民对自我文化修养的自觉追求，公民在成长的过程中自觉主动地接受社会文化的价值熏陶，促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社会主体；而且还表现在自觉地参与先进文化的创造、建设和维护，自觉地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的流行和消费，维护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4.公民社会道德责任

公民社会道德责任是指公民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的主体内容是公民维护公共生活空间的自由与有序。现代社会的发展，公民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张，公民个人私人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这种现状就决定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公共领域对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公民离开社会公共领域就很难生活下去。这就决定了社会公共领域成为公民活动的主导性空间，公民自身素质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精神的满足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民个体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能力和技巧，而这又最终取决于社会公共领域本身是否是一个健康有序的、充满理性资源的载体。而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又直接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素质和公共理性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必须要对社会承担必要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公共领域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参与主体，这种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实现就需要公共领域本身具有良好的秩序和规则。每个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权利，但前提是他不可以随意地干扰他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公民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必须承担特定的道德责任，才能实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良序化、稳定化。

5.公民生态道德责任

公民生态道德责任指的就是公民在日常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方面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人与自然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来源于自然，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自然。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理性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似乎可以成为自然的真正主宰，自然在人的作用下似乎成为仅仅是被宰制的对象。而历史事实反复告诫人们，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短缺的危机，最终影响和危害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何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课题。面对这种现实需要，公民对自然的道德责任逐渐成为公民道德责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公民生态道德责任从表面上看是公民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但实质上这种生态道德责任是公民之间道德责任的一种延伸。也就是说公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反映。当今时代，公民生态道德责任的实现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要在自然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之间寻找相互和谐、共向发展、协调共生的价值汇合点，一方面保证自然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保证人类自身的安全、健康、幸福地生存。

公民道德责任的实践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道德责任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公民道德责任内容和限度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公民道德责任实现的途径和评价标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随着公民实践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公民道德责任必然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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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葛操. 公民社会能力素质研究[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5.

（责任编辑 庆跃先）

作者：章建敏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比较论文 篇3：

马克思自由观对康德伦理学的超越

摘 要： 马克思自由概念的提出深受康德伦理学的影响。康德对自由的解读旨在通过探究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中的纯粹意志，用道德律论证自由的可能，属于先验形而上学范畴;而马克思却认为自由概念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提出的，是一个有着现实历史性特征的范畴，他通过人本身所拥有的“自由自觉地活动”这把钥匙实现了对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扬弃;在价值取向方面，马克思对康德所提出的“人是目的”的道德理性予以解蔽，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真正超越。

关键词： 马克思;自由观;康德;伦理学;理性自律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龙玲.马克思自由观对康德伦理学的超越[J].克拉玛依学刊，2019（2）27-31.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文章为研究马克思自由观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总体上都是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阐述。曹玉涛的《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新探》、常彩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由”概念》主要立足于马克思的自由思想，马奈利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以及陈晓川的《马克思论实质性的自由及其实现——兼与康德比较》中详细分析了“自由思想”这一概念的演变并探讨马克思“自由思想”概念与康德理性给予自由之间的关系。但对于马克思自由概念在何种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康德的伦理学以及相应产生的影响都停留在初步探究阶段，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因此，马克思自由概念的提出在受西方伦理学的影响下，尤其是康德把握自由的不同路径给予了马克思深刻的启发，开启了人类思想史上通向自由的变革。马克思通过既有的自由思想开启了在现实生活领域实现人的自由的实践之路，人类越是通过实践推动历史的前进，就越具有主体力量，就会更加自由。在比较视域下把握马克思的自由观，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对于人的尊严的理解：挣脱康德理性自律的枷锁

马克思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由、平等与尊严，谋取人的尊严成为他早年的志向。他的“人的尊严”概念的提出深受康德伦理学的影响，与康德的“人作为自身就是目的”的概念相联系。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界定尊严的概念是：“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441-442从这可以看出目的的主体就是人自身，从而使得行动的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获得了“敬重”的情感。而马克思对康德“人的尊严”的运用明显体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工人阶级的痛苦、压抑和被剥削的现状以及资本家把工人当工具，工人也把自己降为工具，成为异己的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没有真正的尊严和自由的，到了《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这些现实生活和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尊严概念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他更加关注人的尊严何以在现实世界之中得到实现，不再把“人的尊严”问题停留在玄想层面，把“人的尊严”进一步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联系起来，旨在使每个人的尊严在无产阶级社会得到实现。与此同时表明了马克思突破康德“人的尊严”那种崇高道德理念和原则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在人类意欲的现实活动中找到实现自身尊严和价值的途径和条件。总之，马克思赞同康德把人视为“内在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的观点，最终是力图在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尊严。

马克思又通过康德的刑罚思想进一步看待关于“人的尊严”问题。康德的刑罚报应学说认为，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报应是刑罚的标准，所以刑罚不是用来恫吓他人，而是惩罚犯罪之人。“等量报复论”是康德刑罚哲学的核心。根据康德的刑罚观来看，是人本来就具有内在的指挥力量，它决定着人的实际行动，并使之具有道德性质。康德认为这样的道德是超历史、超社会、普遍永恒的，是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必须遵守和奉行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法哲学上说的“绝对命令”。遵守这一命令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就这一责任和义务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当现实生活中发生了矛盾冲突，人就依据“绝对命令”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违反了“绝对命令”的后果就是“绝对的刑罚”。这样一来，刑罚就包含等量报复的报应刑的意义。[2]6因此，康德将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放置于抽象权利的意志自由的道德律的命令之下。但是，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报复刑”理论，他认为康德只是把刑罚付诸于思想的高度自觉，但解决不了实际面临的问题，有着不合理的成分。可以说，康德的刑罚理论或许在某些社会被采用，但到了马克思这个时代，它不足以适合当下的法治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刑罚社会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犯罪者和犯罪行为主要是因为资本家为了获取利益无情地压榨劳动人民，深处贫困和绝望困境的部分人萌发犯罪的念头。还有最为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总是把获取利益作为最终追求目标，不允许社会成员都成为具备理性和自觉的道德公民;因为理性的人就会具备自律性，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也是报复刑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康德在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真正贯彻的刑罚功能，抽象的权利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无限的犯罪种类。”[3]428要遏制犯罪行为的产生，不是用康德那样抽象的惩罚理论来改造社会，即用“道德自律”这个抽象概念约束具有现实行为动机的人，这无疑就是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想。康德用普遍性的道德律代替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体，将人自身特性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混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可见，马克思一方面赞同康德“人本身就是目的”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批判康德的刑罚思想，明显有着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思想的超越。

二、马克思对自由的解读：突破康德理性自律的樊篱

康德对于道德自律的理解一是来自实践理性的外在的自由，二是按照让我们成为理性的人的原则去行动的内在的自由。但这两种自由都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可能：首先是排除了自身利益，以及那些个人偏好、冲动、渴望与需求的主观情感;也就是说，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给予自己的唯一法则，不以任何一种动机和兴趣作为这一准则的根据。其次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为自己确立法则，理性自己向自己颁布命令，但真正的道德法则不是个体的理性意志，而是不受其他束缚，独立于感性因素、摆脱欲望的普遍理性意志。因为每一个体任何时候都要按照与普遍规律一致的准则行动，也就是意志通过准则而普遍立法，不单是个别，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即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把自己视为目的王国的立法者，如若不然，该原则就不能把它们设想为目的自身。而马克思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和康德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不赞同康德自由条件的第一个，也就是康德要求道德理性是自律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是精神的自由，不能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自由，自由应该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不完全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再者，关于康德的道德普遍有效性，即人的共同体的价值问题。依照康德的观点，道德法则绝对服从自己所颁布的准则，它以人为目的而普遍有效，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同时也可以作为法则的普遍性准则去行动的客观法则。这样的道德形式看似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但是它却除去了具体社会的历史内容。马克思则认为道德是人在社会活动中给予的应当如何做的要求，道德不是永恒不变的教条：“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且道德必須只能存在于社会历史当中”[4]217-243。最后是对于道德善恶的根据的理解上的不同：康德认为善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是我们快乐、幸福的感受，而是理性本身，这种理性是超脱了一切经验的纯粹理性规定;马克思认为道德价值来源于社会历史生活当中，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5]9-10。经济关系决定道德。可以这样来理解，康德的自由是一种道德上的善，而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在社会生活中（涉及利益分配）非道德的善、是不需要用过多道德术语叙述的善。

在西方，很多哲学家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视为自我决定。在哲学界对自我决定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种是意志的自觉、先验的自由，是理性的活动;第二种是顺应现实、经验的自由，是历史的活动。显然康德的自由范畴是第一种，而马克思早期还是赞同康德的自由概念，属于第一种;随着实践的深入，他的著作更多体现的是第二种。马克思认为自由也就是由着自己的本性来决定，不被外界所束缚，他的自由就是主体本质的自我实现，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并且自己又控制自己行为的结果，是建立在自律的道德价值之上的。这里的自主决定包含了积极的自由（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选择生活的权利），又包含了消极的自由（不允许他人干涉自由）。显然，马克思的自由主要还是现实的、经验的、自我实现的自由。毫无疑问，无论是康德那种非道德上的善或者是马克思涉及利益分配的善都是道德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研究的是一种可能的、纯粹意志的理念和原则，忽略了一般而言的人类意欲的活动和条件。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就是行动不是被迫的或没有强制的东西逼迫，但是康德作为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家制定的法则是理性的指令要求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人才会获得相应的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混淆了一般的自由概念。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个人的自我决定，他认为一个人的自由就是自决，自由归之于人的自我主宰;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的自我决定的自主性，他者只是自我实现自由的现实有效的手段。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面就写到：“任何一种存在物只有当他是自己主人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他依靠自己存在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6]43马克思在涉及雇佣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所谓自由劳动代替了人的统治：工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只能被迫劳动，成为一种奴役关系，何谈个人自由？倘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由，那也是资本家的而非无产阶级的。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人自己决定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自我决定的能力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获取，让自由变成了现实。他的自由概念更多地强调了在现实中如何实现一个人的积极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对一切东西说“不”的消极自由或者是我可以任意做出的选择范围，而是说个人的自由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让自我决定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获得成为现实。显然，马克思的“自我决定”是对康德的“意志自律”的超越。

三、马克思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对康德理性自律的超越

说到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自然与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密不可分，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从本体论来看，自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支配了一切现存的事物，超越了康德的玄想自由观，即纯粹实践理性。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自由概念，他把自由放到实践活动（自觉自由的活动）中理解自由。康德的道德哲学完全是一种人的活动要服从内心的“绝对律令”，只有意志自律才有自由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在纯粹理性上讲道德，因而使道德脱离了社会利益的制约，保留了康德自由概念的抽象性。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史观创立以后认为，道德不应该从道德自身或者抽象的人性来探讨，而是在社会物质生活中把握，毕竟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实践出发来看，道德揭示了抽象道德的不足，重新赋予了道德新的现实历史意义的哲学内涵。马克思的“自觉自由的活动”的实践概念，旨在表达人的生活的善，因而他的道德原则从一开始就不是先验的，而是扎根于现实活动中。他认为人和动物的道德的不同就在于实践活动成为了人生命活动的依据，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就是在实践活动中摆脱劳动的束缚。这时的马克思不把道德价值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而是视为一个与现实相关的学说。他的自由观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摆脱被强迫，超越束缚;二是自觉自由地遵循客观必然性从事现实活动。只有在实践活动之中，才能把人的目的性和客观的必然性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目的性之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之中包含有目的性，所以实践活动才是自由的，而把目的性绝对化，在目的性的指导下寻找自由，是片面的，是停留在幻想中的纯粹意志自由。”[7]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对自然界的必然认识来支配我们的实践活动，自由它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的道德价值不是高扬人的理性精神，而是实践活动、实践过程，就是观念自由走向实践自由的运动过程。“自觉自由的活动”就是主体对必然客观的认识和改造，实现自我改造，并非在理性思维中超脱必然而独立。总之，主体的目的性和必然性能动地统一才是自由的本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反对把资产阶级意志的动机单纯理解为“自由意志”，他认为过多地强调意志的理性活动，就会发展成为纯意识形态的建设，所以要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概念需同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而不是以形而上的“意识活动”为基础。

其次，马克思的自觉自由的活动与康德的“人是目的”的道德诉求是不同的。追求人的共同价值的实现是马克思道德哲学的终极情怀之一，这明显超越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价值追求。在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中，他关注的是道德本身，即道德律令如何构建而不被自我摧毁的根据;而马克思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道德理想，也就是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自觉自由的活动是人生活的依据、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的善，要实现这种价值目标就要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同时，实现真正的自由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废除所有制关系和政治剥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共同体中，扬弃了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化，人才获得真实的自由，人在这样的社会中才真切体会到获得感和真实感，把康德的可能的自由落实到现实的自由，从而完成了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

马克思坚信，要想贯彻真正的自由的实现，只有在社会性的实践中才得以可能，社会最终达到自由只有在人自身为目的的前提下才行。但是康德划分了自然界和社会，臆造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彼岸的道德王国。注重现实的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才能减少客观的必然性对人自由时间的束缚;真正的自由是在自由的国度中由着自己自由个性的发展，完善自己的道德和信仰。

最后，马克思描绘了自由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允许个性自由，不受外在物的制约，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发展主体自身，以自身为目的，达到自由的复归，不是被迫进行物质生产，是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同时，人的个性在交往中对象化，他人通过实践促进个性的发展，成为对自由的补充。[5]221-223生产关系的擴大也不断充实个体的内涵、避免片面发展，为的是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实现自我发展。

综上所述，康德对于自由的探讨与马克思的根本不同在于：马克思把人的自由放置在历史唯物的维度下，是现实的人处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个人获得全面发展自我才能，从而实现自由;而康德的自由则是从抽象和超验的意义来理解，由理性者自身颁布的理性自律，社会是基于个人之下的，是为个人自由的实现服务的。马克思在对自由的问题上积极突破了西方思想家关于自由实现的途径，即先验理性论的范式;与此同时，超越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伦理哲学。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余世锋，刘传广.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扬弃[J].社会科学，201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6]陈刚.马克思的自由观[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7]王悦.从潜在到现实：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演变[EB/OL].https：//mp.weixin.qq.com/s/4GC3tcNKthN36gJLZk59mA，2016-02-12.

作者：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