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如果仅从某一个视角去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得结论的说服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将法律与道德放在人学的、伦理学的、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多棱镜”下,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第一篇：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

市场经济视阈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重述

摘 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强大，国民素质却没有同步提高，由于道德问题出现的纠纷屡见不鲜，人们却期望完全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由此，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立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对国民道德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的结论，并且认为法律与道德存在严格的界限，应根据不同情况，平衡法律与道德关系，以期使人们明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与界限，使政府部门更精准地运用法律手段与道德制约，从而增强国民道德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法律;道德;界限;公交车让座

近期，一系列轰动性新闻在杭城掀起惊波，今年四月初，在一辆6路公交车上，一位女生因为没有主动给老年人让座，遭受到其他乘客的轮番攻击，甚至被人肉搜索，不仅对女孩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还对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心理打击。无独有偶，六月中旬，在另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一位小伙子由于没有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被连扇五个耳光的戏剧性一幕。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七月初的某辆公交车上，一位年轻人因将座位让给一位孕妇而没有让位给老人，被老人恶语相向。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两类探讨：一是有人主张将公交让座划入法律范围内，明确是否应该让座，以及制定关于如何让座的法律规则;二是有人认为此为道德调整范围，不应由法律进行干涉，对于此类现象的治本之策应是提高我国的德治。上述观点引发了笔者的思考：道德与法律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对于这样的行为，应该如何应对?

1 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概述

古时有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具象地说明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法律也在国家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如习近平主席于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的那样“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可见，法治在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由此，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道德和法律在生活中都不可或缺。何为道德?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的一种调整形式，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基准，来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另一方面，法律是由国家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以确认、保护、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总的来说，道德基于人们价值判断的价值选择，主要依靠内在素养来约束个人行为;法律则是根据强制性规章，对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进行制约，其主要依靠外在评价机制制止不良行为，从而改善社会群体风气。

2 道德和法律的联系

道德和法律在生活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还需要人们明确的道德底线的维护。如果将法律或道德孤立起来，作用会大大削弱。因此，了解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就显得必不可少了，明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及其运作方式，就能更精准的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使他们在人们生活中的调节效率最大化。

2.1 相互渗透

所谓“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总的看来，法律与道德应相互渗透，即法中有德，将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建设中，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德治，同时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就如2018年6月22日，武汉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武汉市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治理若干规定(试行)》新闻发布会，明确地公布对社区居民做好六类服务的奖励机制，以德治为起点，以法治为激励，二者相互渗透，使居民从主观上积极相应号召，提升市民思想道德修养。在人们进行一般价值选择时，应该充分发挥德治，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内心健康发展。当道德自行调节能力达到一定上限时，利用法律调节，促进社会稳定。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2.2 相互保障

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而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突破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制手段。道德是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石，为法律的严正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法的实行，也对法的运作起到充分的保障作用，在法的严格执行下，更能使人们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使国民风气向良好的方向不断发展。法治与德治就犹如车之两轮、鹰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例如政府对于救助者对救助行为后果的顾虑，在2017年3月1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其中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例全面保障了救助者的权益，减轻了人们的扶救顾虑，从而推进乐于助人的道德风气的传播。

2.3 相互转化

道德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受制于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情况、文化宗教背景等，因此，随着社会现状的改变，法律和道德的轻重比例可以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的转移而发生适当的调整。例如，老年人养老行为曾是子女的义务范畴，是根据人们的自我道德来执行的，但是，由于子女多数没能较好履行养老职责，导致多数老年人沦落到无人看管，晚年生活凄凉孤寂的境遇，老年人养老已然成为了社会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可见，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所能解決的范畴，于是，于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机关事务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此时养老问题就转化了法律层面的问题。如此，在适宜的时间调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使道德与法律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使效益最大化，促进国民健康发展。

3 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虽然道德与法律相互联结，相互贯通，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小觑的界限。如果逾越了界限，法律反而会阻碍道德发展，道德问题也会动摇法律治理的根基。为此，我们应当明晰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防止二者使用不当，造成负面影响。

(1)明确道德和法律的功能性差异。

对于有伤风化、不益于社会稳定的行为须由道德干预，但当一个行为超越其适用范围，就对于社会稳定起到相反作用。相对而言，法律所关心的是最低纲领，即面对社会整体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最高纲领，即道德层面的要求。从一方面看，道德具有自律性，法律具有他律性，法律会对与之一致的道德存在起促进作用;道德也会巩固与其相应的法律建设。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调节方式不同。法律是一种强制扭转人们行为的工具，而道德主要对人们心理起制约和调控作用。如果过分夸大法律便会抑制道德的能动发展。就如尊重长辈、诚信友善，不能过分利用法律，将道德强制化。对于公交车让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以道德调节为主导，在个人的自我调节与道德权衡之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素养的提高。但如果有人做出过激行为例如因不让座而打人时，便超出了道德的软性调整范围，也应当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2)明确道德和法律的调整范围。

道德与法律有各自实施范围，当法律在社会中介入过多，其就不能被称之为正当的，最终会引起社会人情味缺失，也不利于社会道德建设。也许最终民众的确会服从于法律，但是，这样的服从是在暴力下的被迫服从，而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意愿，这样的法律无论价值多大，最终都将只变成守法的精神。相反地，若一味遵从德治则不利于社会治安稳定管理，例如抢劫杀人的事件将会频繁发生，缺少法律的制裁，社会将少一分稳定和谐，也将少一分人们对于国家的信任与热爱。现在社会中的种种争论暴露出人们在对于法律与道德实施范围的认识中或过分拒斥道德入法，对法律持刚性态度，一味地拒绝法律，殊不知有些问题无法用道德与自觉解决，或过分夸大法律效益，盲目推崇法律，而忘了人们的有的品德与高度的自觉才是治理国家的强大根基，此举降低了社会的温度，反而对国家巩固有消极作用。

二者应相辅相成，在各自的权利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当境况处于道德调整能力范围内，就应该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既能使问题更便捷地解决，也能营造美德传承的社会氛围;若是忽略了双方的界限，则会引起社会道德的缺失，反而不利于国家全面发展，因此，二者界限不容混淆。

4 明确道德与法律界限之对策建议

对于不同的法律与道德的适用范围，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同价值判断。对于道德问题，可以更多地运用鼓励的方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对于法律问题，必然要一丝不苟，给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使社会的风气向正向发展，为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根基。

(1)德治调控社会德风。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对于像公交车让座这类在生活中道德与法律的具象事件，作为年轻公民，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虽然公交车让座不能作为道德修养评判的标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升华自己的内在修养，如若每位公民都能维护好自己的道德品格，美德自然蔚然成风;作为老年人，也应该怀揣感恩之心，在享受他人的关怀的同时，也要时刻谨记对他人的感谢。在社会生活层面，政府应当将德治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引导民众自发的传承美德的行为，减少法律上的暴力强迫行为，这样既不放过任何威胁社会的敌对行为，也不会对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造成阻碍，在调控社会风气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2)法律确保社会稳定。

同时，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作为国家机关，管理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做出对策：例如根据养老意识匮乏的现状出台有关养老保险的政策，对于救助行为给予相关的法律保护，同时对于违反法律的问题严惩不贷，对于道德层面的瑕疵进行适当劝导。如此，有益于社会安全与经济政治平稳运行。

(3)严防道德越界。

道德治理并不意味着所有事件都全权由道德进行调节，对于类似于打劫杀人、传销吸毒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立法者便应当出台并最严格执行法律，如果仅仅根据道德引导，做无效的调控，导致道德的越界法律就会丧失它的权威，社会的安全性也会令人担忧。

(4)防止法律越界。

作為国家行政机关，应该牢牢把握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切忌过度依赖法律或者过分轻视法律，就如在公交让座、扶助受伤伤员这类道德现象中，如果对此强制立法就显得太过严苛了，如此，反而会挫伤人们的热情与积极性，对于此类行为，应更多的用道德鼓励和认可加以引导。相反地，立法者需要根据不同境况，不同社会环境，抑或不同的社会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和道德的动态权衡中，将二者的效益最大化。

面对生活中一个个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坚持内心的道德底线，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作为公权力机关，明确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在不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道德和法律的权衡，对于道德层面问题，应该将德治作为重点调节方法，充分发挥道德能动的调控作用解决问题;对于法律层面问题，应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让威胁社会安定的行为及时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制约。在道德的基础上接受法律、遵循法律，在法律的管控下约束自己，使优秀品德多次出现，最终形成习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打下牢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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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雨珂

第二篇：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多维透视

摘要:如果仅从某一个视角去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得结论的说服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将法律与道德放在人学的、伦理学的、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多棱镜”下,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关键词:法律;道德;必然联系;多学科分析

法律与道德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曾是西方法学、伦理学等学科争论不休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怀疑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人已不多见。但是,我们过去大多运用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说明这一问题,论证力度明显不足。随着学科分化与融合趋势的不断增强,现在对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不同学科加以论证。为此,本文尝试用人学、伦理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来分析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以进一步深化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方略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识。

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人学分析

法律乃人之法律,道德亦人之道德。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律规定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德仁相通,而仁者,即二人也。法律与道德说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人,就不能不研究人性。

从人性去探讨法律与道德,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视角,但不少人对人性的假设及其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判断都过于简单化。最常见的就是把中国的儒家伦理与人性善的假设联系在一起,而把西方的法治与人性恶的假设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在中国人学史上,各种人性假设都有。虽然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与其伦理观相对应,韩非子关于人性本恶的假设与其法律观相对应,但很多人的人性善恶假设与其伦理或法律观并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如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得出的结论却是“隆礼重法”;至于其他类型的人性假设,如先秦的告子,宋元时期的王令、苏轼,明清时期的廖燕,近代的龚自珍、严复等人的“性无善恶论”,汉唐时期的董仲舒、王充、荀悦、韩愈,宋朝的李觏等人的“性三品说”,先秦的世硕、汉代的扬雄、宋朝的司马光等人的“人性善恶混合论”,就更不能与德治或法治简单地相对应。西方的法治传统是大家公认的,但其人性假设也是五花八门。有人明确主张人性善,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也有人明确主张人性恶(人性本“私”),如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也有认为人性有善恶两种趋向,如培根等。因此,将人性或假设为善,或假设为恶,并且将它与道德或法律简单地对应起来,显然不妥。

在理论研究中,从某一种假定的前提出发,推演出某种理论,是一种十分常见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假设不仅需要高度的抽象,而且要与现实基本符合。因此,人性善恶混合论才是一种最合理的人性假设,因为从整个社会来看,既有“好人”,也有“恶棍”;而从个体来看,绝大多数人既有向善的一面,也有趋恶的一面,正所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基于人性善恶混合的假设,法律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就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对于恶,特别是比较大的恶,主要依靠法律控制,但也必须辅之以道德控制。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来及时控制恶,特别是比较大的恶,那么这种恶不仅会直接危及他人的利益,还会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失控。但是,法律控制的强度虽大但程度不深,而道德控制的作用正好相反,即强度不大但程度很深,且作用十分持久,因此,对于恶的真正控制,除了需要法律的强力约束外,也需要发挥道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和功能。对于善,主要依靠道德,但也应辅之以法律。因为只有道德的指引,人们才能真正做善人、为善事。但道德又不能解决所有善的问题。如对于“英雄流血又流泪”的问题,就必须依靠法律来保障行善者的权益,以促使更多的人进一步向善。还有,法律的功能是多重的,它不仅仅具有惩罚功能,还具有激励功能。因此,对于社会生活中特别重要的善,亦可以立法予以激励。

二、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伦理学分析

过去,在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教科书中,一般都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来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但是,伦理学一般都不会将道德仅仅理解为一种规范。在伦理学看来,道德有不同的形态,伦理有高低之分。如美国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把道德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即“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实际上是观念层面的道德,后者则是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这种区分可以大大开阔人们考察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视野。不过,富勒简单地认为“义务的道德”与法律最为类似,“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富勒并没有充分揭示出法与道德之间的真正联系。实际上,无论是“义务的道德”即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还是“愿望的道德”即观念层面上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

规范意义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除了传统法理学教科书上的描述外,我们还可以从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来进行考察。从立法上看,有一部分道德要求与法律要求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所以即使将它们强行纳入法律的范围,也难以实施。如美国曾经立法禁止酗酒和堕胎,但由于遭到了持久的、普遍的“反抗”,最后不得不将其废除。但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因此,很多道德规范都可以为法律所吸收,成为法律规范。从司法上看,由于许多道德规范在立法阶段已被吸收,按理说,道德规范就不能再影响司法过程,而必须彻底分开,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的滞后性和抽象性使自由裁量权成为必要,而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道德就可以而且必须要发挥作用。否则,权力就很容易被滥用。再从守法上看,道德规范的作用与法律的作用有时并不一致。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就是最典型的现象;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有时在遵守法律,但并不是在遵守道德,如由于害怕罚款不敢闯红灯就是如此。但是,道德对守法的支持,以及法律对道德遵守的保障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新加坡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的相互作用就是典型的例证。

至于“愿望的道德”与法律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对法律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现实法律的批判作用和引领作用。法律与道德虽然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但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距离”更近一些,作用更直接一些;而道德与经济关系的“距离”要远得多,作用也要间接一些。因此,现实的法并不必然地与这种道德相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使人们对两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完全否定现实的法律,一味地追求“愿望的道德”;一种是放弃“愿望的道德”,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法治”;还有一种就是两者兼顾,如同边沁所言:“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很显然,第一种认识必然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第二种认为必然会导致法律万能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而第三种认识才是对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一种正确认识。不过,人们常常会担心,对现实法律的批判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其实不然,因为法律的真正权威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性的基础上。对现实法律的道德批判,既可以制约立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又可以促进法律修改与完善,甚至可以推动整个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基础的重构。欧洲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晚清中国的法律变革,都是以对法律的道德批判为先导的,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也不例外,其结果都是提高而不是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因此,“愿望的道德”与法律的不一致所反映的和要求的并不是两者的割裂,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愿望的道德”必然要对法律进行批判,而法律也必须接受道德的批判,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法律的不断进步。

三、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对制度的理解。旧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仅仅理解为法律之类的正式制度,因而根本无法在制度经济学的范围内来讨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则突破了这种狭义理解,它将制度分为两大类,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所谓正式制度,是指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的,可供执行的一种他律性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指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或由人的内心信念所控制的一种自律性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是多种多样的,如诺思认为,“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正是由于法律和道德被分别包含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中,而且法律制度是最主要的正式制度,道德是最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放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去进行讨论。

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以衡量是否达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分析范式。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在进行“交易”前,都要进行成本计算。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包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一切形式的成本)时,人们才会进行“交易”。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制度的规范。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制度模式,一种是仅选择道德;一种是仅选择法律;还有一种就是既选择法律也选择道德。当然,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模式,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我们先看第一种选择。如果“经济人”都如同新古典经济学派所理解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道德高尚的经济人),那么交易双方都能接受道德的指引,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彼此有利的界限内。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法律,就可以达到“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从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很显然,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再看第二种选择。由于“经济人”并非“洁白无瑕的经济人”,因此在交易中,“双方都可能破坏纯财富最大化的严格的经济人的基本要求”,其结果可能是一方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另一方的利益却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在交易中受损,人们就必须进行自我防范和自力救济,如搜集充分的信息、对违背承诺者进行惩罚等。然而,完全的自我防范和自力救济的成本十分巨大,一般都会出现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建立“第三方机制”,即由国家制定法律。因为“法律的发展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就能随之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规模经济。既然交换的基本规则已经确立,那么,只要存在法律机构,谈判和行使的费用会不断减少”。由此可见,法律是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正常化的必要手段。

然而问题是,法律能不能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正常化的充分手段呢?仅有法律能不能使一切交易的成本最小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第一,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绝对完善的;第二,即使法律制度是完善的,由于交易极其复杂,参与者众多,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现象严重,违约行为仍然不可避免;第三,法律制度的运作成本也十分高昂,仅仅依靠法律就“可能造成一种压抑的政治氛围,使其管理成本高到无法接受的地步”。由于上述原因,就会出现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要靠非正式制度,特别是伦理道德来降低交易成本。因为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出来的,是市场主体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可以大大降低法制实施和监督的成本。对此,德国学者柯武刚等人曾总结说:“一套共同的伦理和价值体系对于许多内在制度的执行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并对降低交易成本来讲至关重要。毕竟,内在规则的自发执行一般都比严重依赖外在惩罚(诉讼)要便宜。”由此可见,“市场支持型的道德准则(第一方治理机制)和公正的法制(第三方治理机制)之间是互补的”。所以,要想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就必须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法律与道德相结合。这不仅是一种可能的方式,而且是现实社会必需的一种方式。

四、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政治学分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由来已久、中西方都很关注的一个法哲学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并不完全在于其学术意义;相反,更主要的在于其实践意义,或者说白了,主要就在于其政治实践意义。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不可或缺少的一个视角。

首先,法律和道德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道德与政治而言,它们在一开始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相互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政治就是道德,道德也就是政治。如中国古代的儒家认为:“政者,正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最高善的科学就是政治学。”但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发表之后,政治学才真正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自此以后,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虽然承认政治与道德的区别,但仍坚持政治的价值性;另一种则要把政治与道德彻底分开,一味地强调政治的“科学性”。不过,政治学毕竟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不可能完全飘浮在空中;政治学也不是自然科学,完全的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出现了价值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融合的趋势,政治与道德的联系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而法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法学原本包含在政治学等学科中。后来,法学才从政治学等学科中慢慢分离出来,并且两者的差别被夸大到极致。不过,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法治逐渐得到了确立。虽然人们对法治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法治首先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因此,法治的确立意味着政治与法律的联系已经越来越紧,须臾不可分开:法律必须控制政治,政治必须服从法律。正因为如此,法学(特别是公法学)就不能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学就不能不研究法(特别是公法)学,以至于有人提倡并建立了一种新兴的边缘学科——政治法学或法政治学。

其次,法律和道德共同塑造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所谓政治合法性,简而言之,就是对政治的认同与服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探讨由来以久,如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布丹的君主主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菲尔然的君权神授论,……等等,都是对政治合法性所作的思考。不过,正式提出合法性概念并作系统分析的,当首推马克斯·韦伯。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型的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本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作这样的分类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截然分开的,“在实际生活中的合法性类型都是混合型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含有这三种合法性,其区别不过是哪一种因素更多一些而已”。由于前两种都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合法性,第三种则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合法性。因此,尽管韦伯十分强调“价值中立”,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合法性必须靠法律和道德共同维持。

再次,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着政治权力关系。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一种组织化的集中管理与使用的社会公共权力。政治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政治生活系统运行的基轴,一切政治关系、政治过程都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形成和展开的。政治权力关系说到底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完全对立,政治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甚至是赤裸裸的暴力关系。但是,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权力政治正在逐渐向权利政治的方向发展,因而政治权力关系不仅更多地要靠法律来调整,而且要在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法律中注入自由、权利和正义等道德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权力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对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所有权利的总量如何正义的分配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

(责任编辑 鈜云)

作者：顾其银

第三篇：由“恶法非法”分析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

[摘 要]对于“恶法亦法”、“恶法非法”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分析实证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无必然联系，即主张“恶法亦法”;自然法学认为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即“恶法非法”。 由于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的关系中是一种交叉关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文章在赞成“恶法非法”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引出两者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并对“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现象进行分析，最后阐述了对如何解决这一尖锐问题的法理思考。

[关键词]恶法亦法;恶法非法;法律与道德

一、“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基本含义及不同观点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分析法学派从法律本身独立的事实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法律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只要法律是国家合法制定的就具有法律效力，即“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则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法律若不符合基本的道德要求就不能将其称为法律，符合道德的法律才应该被遵守，即“恶法非法”。对该问题的讨论很难确定是坚持“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正确。但无论我们认为何者正确，都要经过理性分析后才能做出决定，所以继续探究该问题很有必要。[1]

对于“恶法亦法”，它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学理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其道德上的善与恶。[2]它坚持一项法律只要主体适格、程序正当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这样的观点片面强调了维护法律权威而无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这必然会导致人民与法律的对立。现在若坚持“恶法亦法”，不仅会在立法层次上也会在国家政治法律领域中出现“有权就有法”的不利后果。执法者和司法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执行和运用法律，所以即使是完全按照立法原意，没有掺杂任何私心来运行法律，也不能避免将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上升为法律。这样在执法与司法层面也会出现“谁有权谁就是法”的现象，从而导致法律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那法律实施的效果可想而知。

“恶法非法”则认为法律若是违背了社会道德，就是非理性的，它们不具备道德上的效力就更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不能称之为法律。该论断捍卫了立法权属于人民，这样可以使国家的立法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保证法律是符合道德的法律，以实现真正的法治。法律只有在做到合情合理的基础上，才可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如何保证我们的法不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我们必须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常识、常情、常理作为指导我们制定、适用、执行法律的基础、灵魂、限度和根本标准。[3]所以我们不可能强迫不懂法的部分群众去靠拢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应该做到让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向人民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若要求民众遵守法律那法本身必须是符合民众基本道德的良法，这也是“恶法非法”所阐述的核心思想。

二、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

法律与道德都是关于社会行为应该如何行事的道德价值，一个是道德的表现形式而一个是法律的表现形式。人们在受法律规范的同时也受道德的调整，法律与道德在相互交叉时，行为遵守了一方也就意味着遵守了另一方。但法律与道德在不相交时，就会出现遵守法律就违背道德、遵守道德就违背法律的情况，生活中很多行为在法律上是允许的，道德上是败坏的，而有些行为在法律上是违法的，但道德上是允许的，即是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

针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在二战结束后的联邦德国，被告原是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1944年她为了摆脱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其丈夫曾发表过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想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位妇女被联邦德国法院指控犯有1872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当时这位妇女辩解说她向纳粹当局告发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其夫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判处刑罚的。但联邦德国法院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法令由于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并且被告并不是心怀义务去告发其夫的行为，而是出于个人卑鄙的目的，所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正直的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最后联邦德国法院以这些论点为由判处被告徒刑。[4]那按照这样的法律执行到底有没有错?这个案例必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形：它不能简单地宣告纳粹政府的一切法律和判决都是非法的，这样将造成长达十二年的法律上的脱节。同时它又不能将纳粹政府在法律名义下所作的每一个邪恶行为的后果都归于新政府，以致后者永远遭受玷污。[5]从当时现状来看对告密者的惩罚确实是必要的，不然就会助长道德的败坏，良好的法律才会创造出良好的道德，不符合法律内在道德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不能被遵守。

在遇到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时，我们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意味着在冲突发生时，我们要遵守法律，讲法而不讲理。但这样的做法背离了“恶法非法”的内涵，在当我们生活中出现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便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问题。

三、实践中典型案例的法理分析

在谈到如何恰当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时，很多现实中的事例是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的。首先，关于安乐死，即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基于人道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人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权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6]选择安乐死的病人是在衡量了生命权和死亡权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而选择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若将安乐作为犯罪入刑，这将与人们的伦理道德发生严重的冲突，法律不应该将这种期望视为犯罪来冲击人内心的道德标准。所以面对安乐死，笔者认为这正符合“恶法非法”的内涵，法律的制定要遵循人们基本的道德标准，如果行为的实施没有违反道德却严重违反法律时，我们就应该去思考这样的法律是不是恶法?

还有代孕问题，即女性接受他人委托，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孕育孩子，在生产之后，将孩子交由委托方抚养的行为。我国法律是禁止代孕的，但代孕在科学史和医学史上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其广泛的社会需求在日益增加。[7]笔者认为代孕如果加以合理利用，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对于不能生育的家庭来说代孕制度就是福音，它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若因为法律的缺陷一味地将代孕视为违法，那必然会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在我们禁止代孕制度的同时，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改变这样的现状，即通过加强法律的道德立法、加强法律制定的科学来改善现状，从而消灭法律与道德的盲点。

最后关于见义勇为或见死不救的问题也存在这样的两难情形，如一个人开车经过河边看见有人落水，他将其救起准备离开。但由于受冷他为了暖身便喝了几口酒继续开车，随后被警察拦下视为酒驾。若假设在当时只有喝酒才能暖身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行为该不该视为酒驾?还有2010年广州佛山“小月月事件”都出现了“合法不合理”的情况。法律上没有规定见死不救是犯罪，也没有规定人们一定要见义勇为，但见死不救或者上述的见义勇为之后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人们内心道德的争论。我们会去思考不将见死不救入罪的法律是否是符合道德的法律?当我们的行为符合了法律的规定，但道德的谴责却会使我们内心产生涟漪，这时我们应思考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法律我们应不应遵守?

四、解决方式的法理思考

在面对这种两难问题时，笔者认为：若一行为它本身合法但是不被道德所允许，那这部法律本身就不该被视为法律，更不该被执行。如果行为首先不被道德所认可，那谈它是否合法是没有意义的。国家制定的法律就应该是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是将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将道德的善与恶转化为法律上的合法与非法。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的畸形发展，个人道德和社会舆论已经不足以阻止道德沦陷现象的出现了，如果道德的调整无法发挥完全，但我们的法律却做到符合人们最基本的道德标准，那在最大层面上也能将法律与道德共同作用发挥到极致。

其次，法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是既强调法律外在的权威性又要关注法律内在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是植根于人们的道德观上的。法律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都需要以道德标准作为基础。法律与人们的道德认同相一致时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仰，才能获得法律的权威，从而发挥法律效力。若法律没有符合其内在的道德标准，那便无法获得人民的尊重，从而遵守法律也将变为一场空谈。法治必须以道德为支持才能节约有效的运转，由此发生法和道德在内容上的联系即相互渗透的关系，每个社会都把自己的道德的善恶标准纳入法律的内容，也将正义与否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法律中。[8]“恶法非法”将道德标准融合进法律，将其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可以更加公正地处理矛盾。我们的法律必须根据一个社会民众所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来制定、理解和执行法律，那生活中“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形也会随之减少。

最后，当我们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时，不妨将焦点立足于符合道德标准的法律的制定上。正如富勒所说：“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不具有伦理精神的法律将导致专制并缺少正义。[9]若将符合道德标准的法律深入每个人内心，便是将道德关怀与公正等价值观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否则法律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将再次被质疑。法律的基本理念必须包含普遍的道德标准，同时法律应该接受这种道德的检验，通过这样将法律与道德统一起来，在这样的设想下，尽可能避免法律与道德尖锐矛盾，将法律的制定从伦理道德层面开始，不背弃我们内心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参考文献

[1]李寿初.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本体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

[2]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2002年2月第一版.

[3]陈忠林.“恶法”非法——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J].社会科学家 2009年2月，第2期.

[4]张爽.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J].载于法学与实践，2005年01期.

[5]姜玉梅.中国生育权制定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陈巍.从“恶法非法”论起[J].科教文汇 2006年8月.

[7]朱长根，谭英.论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J].载于法制与社会 2007年6月.

[作者简介]刘璐(1989-)，重庆人，云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诉讼法学，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韩娟(1989-)，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诉讼法学，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作者：刘璐　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