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在研究法的问题，如果想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无一例外涉及到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众所周知，人之异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性在于道德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创制的一种社会机制。

第一篇：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高职高专学生道德法律素质的培养

摘要：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影响当代高职学生的文明与风貌，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在高职教育中渗透法律意识的教育在我国推行多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收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中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借助探究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改革策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职高专：法律素质

一、高职生法律意识及其教育现状

(一)高职学生群体法律意识淡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便利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资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情况下，针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却稍显不足。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了人们对利益的过分关注，浮躁的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文明社会的发展。在我国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仍旧存在着法律意识淡漠、法律知识缺失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学校法律教育工作的开展，且给学生的个人修养及道德水平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近年来学生陷入网络借贷纠纷的案例屡见不鲜，很多学生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满足个人的虚荣心，陷入了网贷的虚假梦境当中，进行与个人经济情况严重不符的高消费，最终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另外，高职学生校园暴力、网络诈骗、网络直播等问题也造成了学校在管理工作方面的困境。这些现象的出现，体现了当代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法律信仰的缺失，学生对这些事件严重性的认识不足，缺乏对自我的管理和约束，更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在面对金钱、利益等诱惑时，无法分辨对错，或存在侥幸心理，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学生对待法律知识教育的态度需要转变

经调查发现，大学生学习法律课程、参加法律活动具有功利性目的，如修满学分。学生接受法治教育是消极、被动的态度。教师作为高校法治教育实施主体，其教学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治教育活动的效果。经了解发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法律知识占比约30%，教师讲授的法律知识也仅30%，与思想道德知识占比严重不均衡。现阶段大学教育重视专业对口教育，容易忽视法治素养的培养。与法律有关课程多设置在法学专业中，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只重视本专业知识，学校目标定位中育人合力尚未很好地形成。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作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与法律意识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课程可以有效内化高职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加强高职学生群体德行修养的提升与人格的塑造，对培养当代高职学生的责任感、道德感和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强化道德修养，塑造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开展强化了对高职学生道德修养与价值观念的塑造。只有以良好的道德行为基础，才能实现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目的。如果一个学生缺乏基本的道德品质，个人无底线，自我管理放松，无疑与高职教育的理念和目标背道而驰。借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是提高当代高职学生群体的责任意识，塑造积极、正向、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重要手段，对提升高职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与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强化责任感，培养法律意识

就目前的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工作而言，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理论大于实践的弊端，部分院校的法律意识培养流于形式，对法律意识培养和普法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模糊不清，严重阻碍了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而将法律意识的培养融入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法律的威严和约束力为基础，可以提升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深刻性与内涵性，触动高职学生对法律的敬畏，強化高职学生的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推动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与提升工作的进程。

三、基于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改革策略

(一)提高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清醒认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应提高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清醒认识。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培训、座谈、教研会等形式，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工作的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的结合进行深度的分析和解读，提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法律意识培养和法律关键普及等方面的内容，将其与当前的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要求和目标进行有效对接，确保该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满足当前法律意识教育的方向和要求，提高教师对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视程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从价值、理念、目标、方法、评价等多个维度，促进以法律意识的培养为目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体系建设。

(二)深刻提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各方面的核心内容

深刻提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法律意识、法律责任、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法律条例等方面的核心内容。高职院校可以引入法律专业的教师并定期从社会上聘请法律专业的指导教师和专家，成立专业的高职学生法律教育师资团队，定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开展工作进行指导和授课，从而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法律意识教育的有效性，促进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发展。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身上系着国家的希望，为了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普及法律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思修课程根据在校大学生所特有的心理状况以及知识结构，针对在校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普法教育，使在校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以使用法律武器对自己进行保护，也可以使大学生明确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还能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来维护法律的尊严[1]。

参考文献：

[1] 陈晓.“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实践探讨[J].法制博览，2015(09)：289-290.

★ 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构建“大思政”格局的特殊性研究。项目编号QJGXSKL20004

作者：文雁 王芹艳

第二篇：法哲学视域下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

摘 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在研究法的问题，如果想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无一例外涉及到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众所周知，人之异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性在于道德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创制的一种社会机制。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在中西方法律思想演变中多有体现，研究二者的补充关系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法律是一种特定的秩序，是严厉禁止人民触犯的，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内化于人民心中，是约定俗成且广为众人接受的，并无强制性，需要依靠人民的修养与社会舆论监督。由此，法律的制定与维护需要道德参与，而道德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则需要法律予以规定和限制，二者互为保障，缺一不可。因此，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一、我国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关于法与人性的学说，我国古代思想家论述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法本于道德性。“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的这些话都旨在说明，法律是礼仪的派生物，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礼仪教化而创制的社会规范。《管子》一书中也指出“仁义礼乐皆出于法”，到了秦之后的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汉代王充提出“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在他看来法不仅是德的保障和辅助，同时刑是礼的延续和补充。体现在今天就是，法律来源于道德，礼仪道德派生出法制，法律与道德共同致力于国泰民安。

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法与人性思想上虽然有着“质”上的共通之处，但是由人性是善是恶的分歧导致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上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量”的差异。

(一)“性善”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孟子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作为人性的根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他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孟子以此来确证人的本性——道德性，明确主张“性善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以人性善为理论起点，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仁政学说”是孟子性善论和道德价值论在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孟子特别关注“德治”，又因其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又必然维护“礼治”，当然这里的“礼”是指制度。孟子主张省刑罚反对严刑峻法，重视道德教化，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不难看出，主张性善的孟子在治理国家中更加倚重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以法为辅。

(二)“性恶”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观点相反，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关于“性”、“性恶”，荀子做了以下论述：

性者，天之就也。(《正名》)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

面对性恶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贼杀社会混乱的境况，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观和“德礼隆法”的国家宰制方略。荀子所谓的“伪”，即人为。他认为道德就是人为，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去恶至善。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注重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如荀子在《大略》中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然而，由于人性本恶，“礼”的作用在于限制人的私欲，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但仅限于道德层面，因而带有强制性的法便应运而生，有“礼”转为“法”，这就是荀子的“循礼重法”。而且，二者并用时更多的指涉法，制度。因此，性恶基础上的社会体现更多的是“法治”，“德治”是辅助补充手段。

(三)“性三品”基础上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到了两汉，蕫子把人性做了“三品”分：“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即一类是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一类是教亦难善的“都筲之性”;再一类就是可教而善的“中民之性”。其中，“中民之性”是社会的主体，且又是可教之群，因此教化便成必要。何以教化?道德礼仪是也。但是，由于社会还存在的教难亦善的“都筲之徒”，法律强制的限制甚至刑罚的惩戒便也成必要。所以，在董子的治国方略中主张遵循“大德小刑”、“德主刑辅”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至唐宋，德礼刑政综合为治一直在延续。

二、西方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流派众多，然从道德与法律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上划分出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学只能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只能以实证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基于此，他们认为法与价值无涉，与道德没有直接关系，法只是一种规则或规范体系，一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同时，“自然法”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源远流长的观念，下面笔者就从自然法的角度对法律的道德性做以下阐述。

(一)古代自然法学

自然法观念萌芽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把法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无论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是正义的表现，正义是立法的标准。他说：“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有正义而生礼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把正义作为其法律学说的出发点，认为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到了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真正展开了对自然法的系统论述。他说：“正义、忠诚、平等是怎样的产生的?羞耻、克制、规避丑恶，追求称赞和荣誉是怎样产生的?艰难和危险时的勇气是怎样产生的?无疑他们的形成都有赖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这些观念依靠哲学学说形成之后，把其中一些习俗肯定下来，另一些则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在西塞罗看来，人性的正义、忠诚、荣辱、羞耻、追求称赞和荣誉等崇高的道德的那部分以习俗礼仪确定下来，成为鼓励激励人们向善的最高的道德准则，而这些道德情操中底线的部分通过立法予以确定，即成为体现正义、平等等道德要求的人定法。这些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底线道德”在今天来看就是“道德的法律化”。

然而，实际来讲，法律是有国界的，没有哪一部法律管辖及于世界所有民族的，西塞罗从侧面也表明了自然法就是全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的道德准则，因为，只有公平、正义、平等、忠诚、荣辱等道德情感对世界所有人民来讲是共通的。

(二)近代的自然法思想

近代自然法学又称古典自然法学，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根本特征在于他是理性主义的。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都反映着一个共同特征——根于理性，而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而道德原则或道德准则正是道德理性在思想上应然的固化产物。因此可以看出，道德仍是这一时期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自然法所普遍遵循的最高原则。而道德正以此借以法律的外衣获得外在强制力以服务于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和公民之间的和平有序共处，只不过，近代的自然法冠以“理性”的名义，其实质就是“道德”。

此外，除了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关于法与人性也都有论述。社会法学认为风俗习惯、社会规章、宗教礼仪本身就是法律，直接将某些层面的道德内容作为法律的渊源。综合法学则认为法律是由价值、形式和事实三个方面构成，而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等作为道德所追求核心价值的重要方面，在综合法学派那里道德无疑也是法律价值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综合以上各种法学思潮可以得出，法律在价值追求上必然会体现出道德性。

三、现当代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从政策上看，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从立法上看，法律的道德性越来越多的体现在道德法律化这一立法过程中。我国《民法通则》把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民法的始终，指导人们正确地为民事行为。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也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其实质便是把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义务。《合同法》把欺诈行为作为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法定要件，《刑法》中就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了专门规定，其实质就是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到了社会大众所不能容忍的程度，便诉诸于法律予以制止甚至“施之以刑”。因此，就像有人说的：“法律是低级的道德，而道德是高级的法律。”法律的道德性在西方立法过程中也多有体现。《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以诚实信用为之。”表明道德义务已渗入法律中或者说法律已介入到道德领域内。同样的还有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规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父母抚养子女义务”、“子女赡养父母义务”以及《刑法》中遗弃罪的规定。只不过这里被法律强制规定的道德义务是一种最低级的道德——底线道德，这与西方的“见危不救”入法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无论政策上还是立法上，都鲜明的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趋势，然这一趋势正是以法的人性基础——道德性这一前提下实现的。

四、道德的法律化

基于以上论述，道德与法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道德法律化已成法治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下面笔者就从其转化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上简要阐述。

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道德能法律化一个明显的前提是法律不同于道德，二者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局限。道德是靠是非、荣辱、羞耻之心牵制于人，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于人是一种内在的软约束力。然而，它对于泯灭人性，无视道德底线的暴徒无济于事，这时便须借助法律的外在约束力——国家强制力。然而，法律也是有局限的。关于法律的局限性，美国法学家庞德这样说道：“在决定法律秩序可以保障什么利益以及如何保障这些利益时，我们必须记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存在这三种重要的限度。这些限制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衍生出来：1.从实际上说，法律所能处理的只是行为，只是人与事物的外部而不能及于其内部;2.法律制裁所固有的限制——即以强力对人类的意志施加强制的限制;3.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使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1]”而正是法律与道德彼此欠缺的又是彼此在这些方面有优势的，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加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经济水平多层次，价值文化多元化，尤其近年来道德缺失现象频发，道德立法成为必要，呼之即出，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诛心”、“腹诽”之法，这就是法律过多涉入道德领域导致的荒唐之举。因此，道德法律化不是随意的，它要有一定的限度。只有那种“底线道德”即为社会普罗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道德才有可能转化为法律。大众有理由相信，道德法律化的趋向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文明，道德底线较以往会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寫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3] 怀效锋.德治与法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 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鄂振辉.自然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 (英)哈特著.支振锋译.法律、自由与道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 严存生.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传馨]

作者：辛娜

第三篇：哈特眼中的法律与道德

摘 要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在现实中既有联系也有冲突。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理学界争论的焦点。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哈特眼中的法律与道德的是何关系呢？传统自然法学一直主张恶法非法，富勒在坚持这一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的道德性，强调法律的内在道德，给自然法学带来新的理论突破。哈特对此进行批判，并主张法律与道德之间无必然联系，道德不能成为判断法律效力的标准。在随后与德芙林的论战中，哈特批判德芙林的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理论，强调法律与道德间的界线，捍卫个人自由。

关键词 法律 道德 哈特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自由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冲突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法律的发展受到道德观念强有力的影响，许多法律规则的内容反映了道德规则或原则。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道德原则可在不同程度上被引入法律体系，进而构成法律规则的一部分；法官也可能依其所认为的正义或善的标准做出判决。

但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各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致使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现代法律纷纷出台，传统道德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于现实生活中，例如传统道德中强调义务本位而忽视权利，民众不知自身有何权利以及权利受到破坏如何寻求保护，这些与现代法律所倡导及强调的权利本位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主要源于道德的多元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道德是关于善恶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多元的。法律至多只能与其中一个标准保持一致，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不可避免。同时，法律具有局限性，这是引发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内在原因。法律的局限性首先体现在法律创制者的局限，法律不仅要受到立法者阶级局限性的制约，还要受到立法者认识能力以及立法能力的制约。其次，法律规范具有滞后性。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会使原来合理的法律规范逐渐丧失合理性，阻碍社会前进。法律本身的不完美使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所难免。面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倾向于道德还是坚守法律，法律和道德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

二、哈特对“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批判

富勒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和“法律的外在道德”两组概念。法律的外在道德，主要是指为传统的自然法学者所主张的法律的各种实体目的，如公平、正义等。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使法律成为可能的道德，也即程序的法律性原则，违反了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法根本就不是法。法律的内在道德包含八个基本要求或原则，具体为：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公布；非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律的明确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法律的稳定性；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富勒指出法律的内在道德是一种自然法，但这种自然法区别于实体自然法（富勒所谓的实体自然法也就是通过法律规则所寻求的适当目的，亦即法律的外在道德），从这一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然法的程序观”，这是对传统自然法学说的超越性发展。豍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法律，符合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法律才是法律。

针对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这一观念，哈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其中一个有力的反驳是，这些程序性原则不可以称为道德，并据此否定了富勒基于法律内在道德而得出的法律与道德有必然联系的论断。哈特指出，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仅仅是效率的，而不是道德的。哈特以投毒者的例子来做说明。投毒无疑是一种目的性活动，考虑其目的也会表明它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则，但是将这些投毒者技艺的原则称作“投毒的道德”将会混淆下述两个观念间的区分，即“有利于目的的效率和道德以其各种形式关注的有关活动和目的的那些最终判准间的区别”。就连德沃金也指出，虽然富勒称这些程序性原则为道德可以是恰当的，但他没有做到使这些原则能够构成以这些原则所指示的方式行事的行为之道德理由。豎

三、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

哈特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深刻细致地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哈特坚持了奥斯丁的经典表述：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法律是否存在与它是否符合某假定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哈特说，虽然边沁和奥斯丁均承认法律与道德有交叉领域，道德对法律有一定影响，但他们同时强调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规则违背了道德标准而否定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相反，也不应因为一个规则在道德上是令人向往的，便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豏接着，哈特针对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所遭受的批评一一进行了回应，完成了对分离命题的论证。分离命题所遭受的其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批评来自拉德布鲁赫。拉德布鲁赫曾是一名实证主义者，他在转变信仰前认为：法律的效力并不因下述两个理由而遭到否定：（1）法律的要求在道德上是恶的；（2）服从法律比起不服从法律将会导致更恶的结果。但在经历了残酷的纳粹体制后，拉德布鲁赫认为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助纣为虐，有利推进了纳粹恐怖统治。由此，他认为，人道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违背道德基本原则的实证法令或成文法都将是无效的——不管它表达得多么明白，多么清晰地符合特定的法律体系所规定的法律效力的形式标准。拉德布鲁赫的观点被德国法院采纳。对于德国法院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恶法非法的推理，哈特不太赞同。哈特认为，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是法律，但是它太邪恶了以至于不能被遵守。因此，道德上恶的法律不能否定分离命题。豐

在后来的经典著作《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专门用一章节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论述。哈特认为，法律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实际地受到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和理性的深刻影响，也受到超前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法律必须与道德或者正义相一致，抑或法律的有效性判准必须和道德或正义有关。哈特虽承认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但同时坚持实证主义法学的观点，认为道德与法律之间无必然联系。豑在承认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哈特又提出了“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的观点。哈特认为，人类的目的是生存，根据人性以及人类生存世界的事实的明显判断，必须有某些行为规则，它们是如欲存在下去的社会组织所必不可少的。这些规则构成了一切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被认可为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但，一个满足最低限度内容的法律体系可能会实行暴虐不公的法律，即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豒此外，哈特还对自然法学派恶法非法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哈特提出了自然法学派这种观点的四点不足：（1）恶法不是法，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2）法律规则不符合道德就不是法的说法，并不能导致该法律规则失效，该恶法还是有效。（3）承认恶法亦法，可以在法的范围内研究恶法。否则，与恶法有关的现象要由谁来研究呢。（4）从逻辑上讲，把某种东西认为法律上有效力，这并不包含服从的问题；把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某物称为某物，也并不影响用道德继续要求它。所以，哈特宣扬用广义的法律概念，即只要按照第一性和第二性规则体系的形式标志来看是有效的规则就是法律，即使其中有些规则违反了道德要求。哈特认为与其说恶法非法，不如说：“这是法律，但是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至不应遵守和服从。”豓

四、自由的空间——法律与道德之间

《法律、自由与道德》是哈特与德芙林论战的成果。在这本书中，哈特有力回击了德芙林的“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的观点，强调法律与道德的界线，反对法律任意介入道德，为自由作辩护。这次论战的缘起是沃尔芬登报告。1954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研究有关性的犯罪，以便向国会提出相关方面的建议。1957年，该委员会提出了《委员会关于同性恋罪错和卖淫问题的报告》（又称沃尔芬登报告），建议不应该再将成年人之间在私下自愿进行的同性恋行为视为犯罪，其理由是凡是未造成公共损害的地方，就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法律不应当涉足其中，“我们必须保留一部分私人生活的领域给道德或者非道德，简单而概括地说，这些领域之调整并非法律的职责所在。”豔这个报告一出台，立即引发诸多争议。以德芙林为首的法律道德主义者群起而攻之，德芙林以“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的观点对之予以猛烈抨击。他认为法律应当被用来维护对社会的存在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一个社会所共享的道德规范对该社会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因此镇压不道德——甚至是具有个人隐私性质的性道德正如镇压叛国活动一样，正是法律的职责所在。豖针对德芙林的观点，哈特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三次演讲予以回击，《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就是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写就的。

哈特运用密尔的自由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对法律道德主义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哈特站在传统自由主义的立场，引用了密尔的著名论断，即“在文明世界中，强力能够正当地适用于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任何成员的惟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豗哈特认为，法律想要涉足道德领域，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对他人造成了损害，除此之外，道德的强制执行都是一种对自由的侵害。书中，哈特引用了有关重婚罪的例子。有配偶而与他人通奸，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通奸的，并不是犯罪，只是涉及隐私的不道德。但是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登记结婚，就构成了重婚罪，因为这是公共场合的行为不捡。一种行为并不会仅因它为通行的道德所不容就要受到惩罚，“它只有以一种侵犯性或者侮辱伤害性的姿态出现，并且很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时，才是能够被惩罚的”。豘另一方面，哈特将19世纪功利主义者较为推崇的“实在道德”和“批判道德”两个概念作了清晰的区分，以此将自愿的同性行为、通奸、婚前同居等未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不道德行为从法律的范围内剔除。实在道德是指实践中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批判道德是指用于批判包括实在道德在内的现行社会制度的一般性道德原则。哈特说，如果社会的实在道德与批判道德是不一致的，那么实在道德的法律强制反而是对社会不好的。即便在特定社会中实在道德和批判道德是一致的，也并不能说明对实在道德的法律强制本身是符合道德的。豙最后，哈特还区分了“道德维系”和“道德保守主义”两个概念。哈特指出，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道德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发展合乎理性、是有价值的。道德维系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更不意味着法律强制执行道德，相反，论辩、建议、规劝等才是维系道德的正途。而法律道德主义的主张仅仅是道德保守主义的体现，他们通过法律强制道德使社会道德凝滞，这种主张是狭隘肤浅的。豛以哈特看来，法律和道德有各自管辖的领域，许多在性质上是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不合法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自由的空间。法律如果想在道德的领域插足，强制执行道德规范，就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即必须有他人损害的发生，否则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侵害。

五、结语

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也有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法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并形成了自然法学恶法非法和实证主义法学恶法亦法的两派主张。富勒在继承传统自然法学恶法非法主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概念，形成了程序自然法的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在富勒看来，八项程序性原则是内在于法律的道德，只有符合这种内在道德，法律才能成为法律。但是，这些程序性原则真的是道德吗？还是只是效率的？这引发了争议。哈特就认为富勒所谓的内在道德其实并不是道德，也不能由此证明法律与道德有必然联系。哈特承认法律与道德有一定联系，道德会影响法律，但他坚持实证主义法学恶法亦法的立场，强调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道德不是评判法律的效力标准。在哈特看来，恶法非法的说法存在至少四个方面的不足：①恶法不是法，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②法律规则不符合道德就不是法的说法，并不能导致该法律规则失效，该恶法还是有效。③承认恶法亦法，可以在法的范围内研究恶法。否则，与恶法有关的现象要由谁来研究呢④从逻辑上讲，把某种东西认为法律上有效力，这并不包含服从的问题；把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某物称为某物，也并不影响用道德继续要求它。所以，哈特认为，我们可以说，恶法也是法律，但是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至不应遵守和服从。不得不说，哈特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以及《法律的概念》一书的法律与道德章节中严谨且极具逻辑地论证了法律与道德之间无必然联系。在之后与德芙林的论战中，哈特以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理论武器，有力抨击了法律道德主义，主张只有当不道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时才需要法律的强制执行，而除此之外的法律强制都是对自由的侵害。通过对德芙林的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的批判，哈特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划定了界线，捍卫了自由的空间，强调法律不能任意介入道德，而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可以说，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证十分具有说服力，对法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作者：吴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