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梁希先生的人生轨迹、林学教育、林业思想与实践、民主与科学活动以及他为新中国林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解析其独特的科学追求、政治进步、社会关怀完美融合的人生，分析其在道德、学识、人品、才情等多方面的杰出表现，从多个角度，展示梁先生的丰富人生及精神风貌。

第一篇：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

心理—道德教育服务人生幸福

[摘要]心理-道德教育是心理教育的一种形态，其宗旨或目标是：“优化心理机能，提升精神品质，促进人格和谐，服务人生幸福”。服务人生幸福是心理一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心理教育者应提高教育自觉，清晰地理解心理一道德教育理念，以及心理一道德教育如何服务于人生幸福。

[关键词]心理-道德教育;心育宗旨;人生幸福;心育文化

1987年，我参加修订《德育原理》教材，初步阐述了“德育与心育”关系。该教材于198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我的硕士生连思源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心育与德育》(打印稿)。1999年我主编初中和小学生读本“心理与道德教育”共6册，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和同行朋友也分别出版了有关论著，主要的2004年沈贵鹏教授《五种心理教育模式》中论述了心理一道德教育模式，《新华文摘》2004年第20期转载。2006年崔景贵博士后研究成果《心理教育范式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六章“融合型”心理教育“以心理一道德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为范例，探讨了心理一道德教育校本课程问题。2006年我主编“心理教育·道德教育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年刘晓明博士后研究成果《视域融合》专门论述德育、心育融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教育科学研究》(北京)第1期、第6期分别以“心理一道德教育”专栏形式刊发系列论文。2011年吉林市教科所启动吉林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心理一道德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心理一道德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心理一道德教育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

为了提高教育自觉，我反思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重新认识心理一道德教育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

1.教育实践中心育与德育的融合。在观察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我发现在心理课或其他心理教育活动中，老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自然地融入了德育的内容;在道德课或其他道德教育活动中，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自然地融入了心育的内容。这个现象表明，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内在联系，二者相互渗透，以致融为一体。这样的教育既非单纯的心理教育，也非单纯的道德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心育德，以德育心，即心育与德育融为一体的教育形态。这一教育事实表明，心育与德育有机融合，生成了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即心理一道德教育。

2.对心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认识。从理论上说，心理与道德的关系决定了心理品质与道德品质的关系。心理是道德品质的心理基础，道德心理是心理的一个方面。无论心理品质还是道德品质，都有其共同之处：(1)都是以客观现实为源泉;(2)都是以人脑为产生的器官;(3)都是以实践活动为产生的基础;(4)都是属于人的精神范畴。心理品质与道德品质的这些共性也就决定了心育与德育都有其共性，都属于人的精神教育。心育与德育，都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这样的教育就是心理一道德教育。

3.教育与心理的关系理论。一切教育都应遵循心理发展规律与特点;一切教育都是对心理的教育与影响。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活动是在人的心理一生理现象的领域内进行的。加里宁认为“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心理上施行一种确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身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道德教育是对德性心理施加影响，表明道德教育也就是对德性心理施加教育影响，这也就是一种心理教育。这就是在德育过程中实施了心理一道德教育。

4.教育构成的理论。完整的人的生命体结构决定了教育构成。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1906年论教育宗旨时，就把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完全之教育”分为体育与心育两部分;其中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中，心理与道德，从而心育与德育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这就是心育与德育有机融合的教育，即心理一道德教育。

5.人的学习与修养。从人心理的与道德的学习与修养角度说，也有类似的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同时学习与交叉学习的情况，即进行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修养时，往往同时进行了心理品质的学习与修养;进行心理品质的学习与修养，往往也同时实现了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修养。这一学习活动的事实就是心理一道德的学习与修养。

二、从心育与各育的关系理解心理一道德教育

以上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反思了心理一道德教育的根据，以下对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做一些更具体的说明，认识心育与其他各育关系，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清晰地理解心育与德育的关系。

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有赖“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教育”分“体育”与“心育”两部分。“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依此，“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在王国维的“完全之教育”中提出体育与心育，依据身体与心理是“完全之人物”整体生命的两个方面。身体的与心理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体育与心育的相互关系。如加里宁所说，教育对于受教育者心理上施行确定的、有目的的感化作用，在受教育者的身心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如培养一定的世界观、道德和人类公共生活规范，造就一定的性格和意志，习惯和兴趣，发展一定体质等等”这一论断也表明，人的生理是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心理是人的机体活动的心理基础;因此对心理施加影响，也能“发展一定的体质”。

在王国维的教育结构中，体育与心育并列;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可见这些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因此，通常很多情况下，把心育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称“五育”是不合乎逻辑的。此外，有的德育工作文件规定德育任务内容时也列入了心育内容，有人据此认定德育包括心育，这就混淆了理论与文件的关系，或者说混淆了学理与工作部署的关系。

心育与德育比，心育外延更大;我们智育、德育、美育都包括在心育之中。这表明心育与智育、德育、美育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关系。如上所述，心理是人的各种素质的心理基础，是主体与外界联系的中介。我们实施智育，是从知的方面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知性心理部分。我们实施德育，是从德的方面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德性心理部分。我们实施美育，是从审美方面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美感心理部分。当然，这仅是心育与各育关系的一个方面。无论实施智、德、美任一种教育，都会直接作用于心理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当然心理的各个部分或各个区域是相互联系的。

心育与各育，除整体与部分关系外，还存在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指心理的整体属性，特殊则是心理的部分属性，如心理的知性(认知属性)、德性(道德属性)、美感(审美属性)。心理教育是有确定目的地提高心理机能、培育某种心理品质而直接作用于心理的相应区域的活动。

在人的素质整体中，德性素质处于核心位置，对素质发展有导向与动力作用;在教育整体中强调道德教育;因此我们更多地关注心育与德育的融合，提出心理一道德教育。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关心智育、美育。以美育而言，新世纪初我主编初中《思想品德》教材过程中，注意德育与心育结合的同时，贯串着美育，在教材内容与形式方面都力求审美化。“教材审美化，是这次编撰《思想品德》教材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基于德育美学观，教材应是美的存在方式’，‘美的教材是我们的追求’”。2004年我提交心育年会的论文，题目就是《“思想品德”教材中的心理一道德教育及其审美化》。

心育与体育是并列的，心育与体育也应当、也能够有机结合。我很欣赏参与我的心育课题研究(江苏省哲社规划课题“中小学心理一道德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和教育部规划课题“学校心理教育原理与实施研究”)的试点学校——南京市第五中学的做法。五中在各科教学中都融入了心育，在体育教学中也融入了心育。他们提出了“整体融合”的心理教育，并且也承担了江苏省十五规划课题中学“整合型心理教育课程建设”的研究任务。五中教研处还编印了省十五教育规划课题成果专辑“中学整合型心理教育课程建设探索”(2002、2004打印本)我曾写过一短文，认为“体育具有身体文化、身体教育、身体锻炼等不同层面……身体教育不但为发展身体素质、强健体魄所必须，也是使心理健康、意志坚强、精神愉悦所必需的”。此外，四川省华阳中学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了“育体育人、育体育心、强体健心”的学校体育文化。这些都表明心育与体育密切相关。

基于人的德性素质在整体素质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我们更多地关注心育与德育关系，通过对教育实践和理论学习，提炼出“心理一道德教育”概念，提高了教育自觉，使心育与德育融为一体的心理一道德教育从自发走向自觉。

三、心理-道德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人生幸福服务

1.心理-道德教育者应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每个教育者都应是自觉教育者。自觉教育者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心理-道德教育目标是“优化心理机能，提升精神品质，促进人格和谐，服务人生幸福”，表明心理-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生幸福服务;人生幸福应是人的终生幸福。

这样的认识与哈佛大学泰勒·本一沙哈尔教授的论断是一致的。沙哈尔说：“我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应该高于其他所有目标的总目标”。2002年开始，沙哈尔教授第一次给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幸福心理学课程。我国著名作家和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是争取幸福的一生，都应该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的一生。心理学把人生幸福，当成最高的研究目标”。

每个人都有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可分为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更生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中。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幸福，更是心理世界的，或精神世界的幸福。其实享受物质生活幸福也是在心理世界中的感受。所以，幸福是人主观世界的心理感受，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如毕淑敏所说：“幸福并不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快乐和意义的结合体。”“意义就是指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你知道方向，你有你的理想，你知道所有的步骤都是在向那个方向前进。”国外有学者认为幸福有三种成分：意义、快乐与投入。我们的心理一道德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获得人生幸福。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是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心理一道德教育服务人生幸福的目标与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心理一道德教育依据自身的性质特点，做好心育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育心、育德功能，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境界提升了，幸福程度也就提升了。这是每个心理一道德教育者应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自觉。

2.心理教育者是人的精神关怀者

心理一道德教育者根本的教育自觉，是关怀人的精神生命，做一名自觉的精神关怀者，关怀他人的、也关怀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发展。

人学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统一体，对人的关怀，根本上是对人的精神关怀;人生幸福根本上是精神幸福。

教育哲学认为，心理一道德教育本质上是精神教育，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文化一心理活动。关怀人的精神生命，就是关怀人的生活幸福;这就是心理一道德教育的本义!

教育者的使命，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发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精神境界不同，幸福程度不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生幸福感是心理教育者的天职。

当下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状况，亟需改善，亟需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关怀其学习与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是现实的迫切任务!人生幸福是人整个一生的幸福，“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了明天的幸福必须牺牲今天的幸福”等偏见以及种种教育病症剥夺了中小学生时期的人生幸福。作为精神关怀者的迫切任务，就是根据心理一道德教育的特点，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受教育者获得精神生活幸福。

3.发挥生命潜能，成就幸福人生

心理一道德教育优化心理机能，提高精神品质，形成和谐人格，最终是为了成就幸福人生。心理一道德教育帮助人优化心理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心理潜能。“根据美国人机能研究室的报告，人具有15种不同的自然天赋”。人的生命潜能无限，幸福没有终点。心理-道德教育帮助人不断地向着理想的目标接近，做最好的自己，享受自我实现的快乐和幸福。心理-道德教育提高了人的精神品质，也就是提高了精神境界，提高了幸福程度。心理一道德教育促进整体人格和谐发展，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促进人的体与智、德、美各方面潜能都得到发挥，各方面素养有机构成了健康和谐的人格，促进了人生幸福。人的心理机能优化，生命潜能充分发挥;精神生活丰富，精神健康发展;整体人格素质与各项心身素质，以及各项心身素质之间，都彼此联系、和谐发展。这一切形成了幸福人生整体结构。

4.建设校园幸福文化

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略有区别。学校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等相对应。校园文化是具体学校的特色学校文化。很高兴地获知唐山市专门成立了“幸福教育研究会”;唐山市四十九中开展了“学校幸福文化建设”的研究，这一课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刘晓明教授指导。我感到很幸运，这次到唐山来参加全国第十届心理一道德教育高层论坛，可以直接学习唐山的幸福文化。校园幸福文化是整个幸福文化的一个部分。校园幸福文化具有陶冶德性功能、育美功能、益智功能、健体功能;直接、间接地促进人生幸福。

心育文化建设应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2012年11月8日，我给四川宜宾市三中的心育老师梁岗的邮件提到，“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我以为心育文化应是其重要内容。”建设幸福校园文化，应包括心育文化建设，包括心理一道德教育建设。通过幸福校园文化建设，包括心育文化建设，把学校办成师生快乐的精神家园。校园文化建设，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办学思想、物质环境建设、校训与校风建设、课程建设、社团组织建设、课外教育活动、各种规章制度等。心育文化建设是整体的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除上述各项内容外，还应包括班级文化建设、班级心育文化建设。心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目标是一致的，是育心育人，促进人生幸福;心育文化与整个校园文化应是和谐一致、相互促进的。

校园文化的内容很丰富，就我看过的学校做一些简单介绍：如江苏省江阴的华士实验小学。华士的校风是师生“同心同行同乐”;与此相关的教风是“师生结伴成长”，学风是“我们欢笑，我们创造”。这就是幸福校园文化。各种校园节庆文化让师生在欢乐中成长。无锡市荣巷中心小学最典型，学生和老师共同确定了一年12个校节：音乐节、废品艺术节、节水节、少儿科技节、篮球节、护鸟节、友谊节、童话节、小鬼当家节、书香节、野外求生节、风筝节。我参加过该校个别的校节活动。我了解到该校形成了特有的极具时代精神、富含生态伦理、促进现代人快乐成长的校园节庆文化系列。学校还制作了“七彩节日”的年历，设计美观，是师生最喜爱的年历，也是师生享受学习的年历。我们要探寻中国自己的心育之道;学校心育文化建设也考虑本土化特点。我们的心育专委会曾在淮安举行过年会，我们参观了一个专科学校的心育活动场所。该场所占了一座楼整个一层的面积，我非常赞赏心理活动室对师生开放，但我更赞赏的是他们也对农民开放，我们国家大多是农民啊!我们的心理教育是发展性心理教育。为了适合发展性心理教育和国人的文化心理现状，学校心理咨询不一定都要挂上“心理咨询室”的牌子。有的学校咨询室挂的牌子是“阳光小屋”，有的借自己学校某特级教师名字，挂上“某某老师谈心室”的牌子。有的学校心理教育活动场所称“快乐心灵家园”。南京市卫岗小学建了一个“快乐小屋”，既有心理咨询，又有各类心理游戏活动。为了不让学生误以为到快乐小屋求询就是心理有毛病，学校一开始就专门找了同学们公认的好的学生干部到快乐小屋里去做客谈心。南京市龙江小学从2009年开始，坚持“乐活”校园文化建设，孩子们、老师们在乐活校园里快乐生活、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师生们在共同建设“乐活”校园文化中充分发挥了创造性，例如：成立了“乐活族联盟”;创作了人见人爱的卡通形象“乐活小精灵”(学校吉祥物);创作了“乐活”校标;制定了便于操作的“乐活宣言”;以“乐活”精神建设班级文化;提出“快乐生活每一天，快乐生活每一个”的口号;倡导“乐活课堂”，“让课堂乐起来，让思维活起来”;创办了“乐活教育”的刊物《乐活文苑》、《乐活教育研究》等;举办各种“乐活龙江节日”：“乐活”龙江游戏节、“乐活”生态节、“乐活”体育节、“乐活”读书节等;师生共建了“乐活校园环境”，以景点四为例，有春华园、夏韵园、秋实园、冬沁园。这是多么阳光的校园!多么智慧的创造!多么快乐的学园!多么幸福的家园!

人生幸福应是从幼年到老年整个一生的幸福。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都能做到。从学校教育说，我们应关注儿童青少年学生的幸福。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当为人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当然学生阶段幸福不一定保证一生都幸福，但却是人生重要阶段，应当让孩子们享受学校生活，在快乐中成长。朱永新教授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就是毕淑敏所说的“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幸福”。然而当下，“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现代教育病’，其病症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是‘分数主义’、‘升学主义’、‘锦标主义’、‘状元崇拜’等”。“各种教育病症的危害表现在多方面，都是违背教育目标的，是折磨、摧残、误导学生的，是不同形式的反教育。”致使中小学生感到“压力山大”，心理负担太重!我们的心育文化建设需高度重视，为解放儿童，还孩子童年幸福，尽自己的努力。

校园幸福文化建设，需要探讨的课题很多。不可能说得很多，希望同行朋友们多多探讨，例如以下的一些课题：(1)学校心理一道德教育促进人生幸福的策略与方法的特殊性研究;(2)各学科教学中如何融人心育、德育的研究;(3)中小学心理教育教材编写如何更具亲和性，让学生喜欢;(4)班级心育文化如何促进班级建设成快乐的精神家园;(5)志愿者公益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社会实践如何让志愿者们体验志愿服务的快乐;(6)学校实施快乐心育如何发挥家庭和社区支持系统的作用;(7)各类快乐的学校心育模式的研究;(8)学校心理教育本土化的研究;(9)网络生活对心理、道德、审美素养影响的研究。(10)如何重视起美育，通过心育美育的融合，提升幸福人生境界。

既然我们一辈子做老师，就要一辈子学习，努力做一个自觉教育者，遵循教育规律，按心育宗旨的精神，认认真真地承担起育人育心的责任，努力把自己的教育劳动变成幸福劳动，让学生享受学校、享受学习，让自己享受教师幸福。

(责任编辑：蒋永华)

作者：班华

第二篇：梁希的人生智慧与道德品格魅力解析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梁希先生的人生轨迹、林学教育、林业思想与实践、民主与科学活动以及他为新中国林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解析其独特的科学追求、政治进步、社会关怀完美融合的人生，分析其在道德、学识、人品、才情等多方面的杰出表现，从多个角度，展示梁先生的丰富人生及精神风貌。

关键词：梁希；人生；道德；学识；品格；才情

人们都知道梁希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林学家、教育家、杰出的林业部门领导者，可是不仅如此，1958年梁先生去世时，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致悼词，称颂梁先生“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有骨气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2。这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他老人家的另一面。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地道的革命者、爱国者，晚年参与组织九三学社、科学工作者协会、参与建国大业，所以他还是一位政治、社会活动家、民主斗士；当然，梁先生还才华横溢，是文章大家和多产的诗人。这样一些角色，完美地融汇在梁先生身上，反映出梁先生超人的人生智慧，而其道德学识人品更为一时之冠，成为教师、学生、学人、林业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一代宗师。

一、梁先生的革命人生、林学人生、林业人生

我用这几个词来概括梁先生的一生，略显其不同时期的侧重，其实他的一生是三方面杂糅贯穿的。从年少时革命倾向的形成到为新中国林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他的人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这样划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一系列人生的节点上，梁先生为何做出了独到的选择。

第一个阶段：青少年阶段，是知识启蒙与基本的政治倾向形成阶段。

梁先生的家乡是地处浙江省北部的湖州。它东邻上海，南接杭州，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他祖居的双林镇是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生产和丝织品集散中心之一，镇上居民多以“亦农亦儒，亦贾亦儒”为家训，儒学气氛十分浓厚。其先祖以经商起家，自祖父起归心儒学，成为一个典型的诗书传家、功名不绝、教习为业的士绅家庭。祖父虽曾入过官场，但后以授徒为业并创办了当地有名的蓉湖书院；父兄也均曾有过功名。父亲早慧，有“神童”之名，中光绪三年进士，曾任宝应知县及直隶州知州；其兄也中过举人。梁先生父亲英年早逝，上私塾时由其长兄梁煜启蒙，长大后就学于蓉湖书院。他自幼资质过人，才华出众，读书过目不忘，又勤奋好学，十五六岁就中了秀才，有“神童”和“两浙才子”之名。

1898年，适值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维新运动，梁先生就很认同，发表的政论惊世骇俗，在家乡一鸣惊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签下空前的卖国条约，17岁的梁先生目睹清廷昏庸腐败痛心疾首。1905年，他下决心投笔从戎。梁先生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形成，显然与他受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有关，因为中国士绅阶层历来有经世致用及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公车上书的主体是这些士人、举子，后来辛亥革命的主体恰好也是这些人。

第二个阶段：武备救国阶段。

梁先生进了浙江武备学堂，立志要用枪杆子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学了一年卒业，因梁先生体格瘦弱，未能当选军官。但梁先生的学业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又在1906年23岁时被选派到日本留学。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后，为实现自己武备救国的夙愿，1907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同年加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建立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这里，他和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同为吴兴人的陈英士——即陈其美结为盟友。梁先生当时很活跃，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宣传革命思想。留学海外、接受民主思想、参与革命，梁先生是“士”这个群体身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摆脱愚忠、顺时求变的典型代表，他的志向选择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辗转回国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先生于1912年停学回国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就在梁先生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湖属军政分府被撤销，新军裁编，军装、枪支均被收走。梁先生的盟友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谋杀，革命形势骤然逆转，梁先生的武备救国梦顷刻间被打碎了。

但他心犹未死，再次东渡扶桑学习军事。因不满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歧视中国学生，改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林科。梁先生由武备救国到科学救国、献身林业，有偶然的因素，反映出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组织是散漫的、软弱的，前途也不够明晰，不能让他有足够的信心来走下去。选择科学救国，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方面看也未必就行不通。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当然，梁先生也没有把对国家民族的关切放下，仍保留了对革命的向往及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注。不明确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理解其晚年的革命行为：“左”倾、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积极组织民主党派活动，发出对时局的声音，对未来的期望，最后与中共共谋建国大业。

第三个阶段：转学林学及以林业教学、科研为主的阶段，践行科学救国的理念。

梁先生在日本攻读的是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经过三年学习，他于1916年回国，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热爱的林学、林业。他先后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林科任系主任及教员，期间还在1923-1926年辞职前往德国深造林产化学。

梁先生教书育人，从事林业科研，开拓新的学科，逐步成为和气象领域的竺可桢、地质领域的李四光等齐名的大师。梁先生自己是这样描述他的林学事业的：“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就是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当然，这个理想是没有实现的。”这也是他在政治上抛弃国民党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科学离不开政治，科学得政治之力才会发扬。科学工作者是无法逃避政治的，封建和科学是背道而驰的，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对封建。封建制度之下，科学绝不能发达。

虽然条件限制颇多，但梁先生仍然不止于“穷则独善其身”，与一批社会上的志同道合者倾向革命，支持学生投奔解放区，支持学生运动，乃至和学生一起战斗，以“天色快要破晓、光明就要到来”鼓励学生，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喊出“愿将鲜血荐黎明”的心声，向往新中国，走向民主。1

梁先生究竟怎样走上与中共携手的道路?这是需要解开的一个谜。他早年是一个民主革命参加者，但毕竟与政治隔离二十多年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追根溯源试着来作一个分析：事情起自1938年，由于国共合作的达成，中共在国统区武汉出版了一份报纸《新华日报》。梁先生有个好友、中央大学的同事潘菽，原名潘有年，他的大哥潘梓年正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潘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的进步政治倾向影响到了自己的两个兄弟梓年和汉年，当时已都成长为中共重要的干部。通过潘菽，梁先生得以经常看到《新华日报》，逐渐被它吸引。又通过潘梓年这层关系，潘菽和梁希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乔冠华等人，经常参加各种以纪念会、座谈会或者联欢会名义搞的进步聚会。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潘菽、梁希两人作为进步教授受到过接见。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给了梁希等人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对九三学社的筹备和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

第四阶段：为新中国林业建设、林业教育奠基，推动中国林业健康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梁先生“达则兼济天下”，其林学思想得以付诸应用、林业领导管理能力得到发挥，为新中国林业建设、林业教育谋篇布局，推动了中国林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1949年5月上旬，梁希先生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鼓励他“当仁不让”。梁先生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1和他一同担任开国部长的皆是功勋业绩卓著的革命家、起义将领，皆一时之选。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先生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他一直走在时代前面，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绚烂多姿：不仅达到了科学的高度，又极大地造福了社会，育人无数，改变了中国林学、中国林业的格局，影响深远。那么梁先生是怎样处理人生问题，而不至于在历史的迂回曲折中迷失，在名利的诱惑下放弃、在艰难困苦中改变的呢？可以说，他选择林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之所以扎根林学，深耕不辍，如果没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的爱、对社会的关怀，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你一旦进入林学的堂奥，你就知道林学、林业对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重要性。这种基于民族大义、学术追求而来的人生，其非凡的意义是一切仅为稻粱谋、苍白庸俗的人生所无法比拟的。梁先生也因此能够在历史转折、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一生因此是顺应历史大势的一生，是追求民主进步的一生，是和中国林学、林业相始终的一生。

二、梁希先生的道德、学识、人品、才情

梁先生的学识，毋庸赘述。他对林业的认知，开拓中国林学，筹建林业高等教育，他的大林业思想、绿化思想以及接近现代生态思想的众多见解，都是引领时代的。

此外，我们学习梁先生的经历事迹，就会发现道德、学识、人品、才情等四个方面完美地契合，集至道大德、博学多识、完美人品、绝高才情于一身。他对国家的关切、社会的关怀、民生的关注来自哪里呢？有人说，为什么我的双眼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过深沉。可能，也只有这样一个解释。如果没有对这片土地爱得如此深沉，没有对人民的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没有一种知识分子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梁先生大爱大德的来源。

他有气节，1931年他婉言辞谢了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的出任中大农学院长的礼聘。他知进退，1916年他回国后在东北一家中日合资林业公司任职，很快了解到日本人把持大权，华人无可作为，遂愤然离去。1927年，当他重回已改名北京农业大学的北京农专后，目睹北洋军阀横行跋扈，人事牵扯太多，又返回杭州任教。当然，他也有坚持，就是对林学发展的执著和林业发展的鼓与呼。他在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期间，计划以一年时间调查全省山林概况，由此从夏到冬，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跑了五个专区，直到一脚扭伤才停止。他在这期间写的一些文章，如《西湖可以无森林乎？》，希望西湖种满森林，大庇天下游人，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反映出他绿化祖国的早期理念。2他还对浙江山区的水土流失危害农业颇为忧虑，抨击反动当局不重视农业。他的桐油提取研究、木材防腐研究也都是回应社会需要的。台湾光复后，他两度赴台考察林业，跋涉千里，为台湾林业发展制订详尽周密的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林业部长任上的贡献更是无法一一历数了。他敬业，亲自带学生作林产化学的试验，一笔一笔工整地书写讲义。他有爱心，爱他的每一个学生。有个学生充满深情地回忆，八年抗战在重庆，他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往老家寄钱，除了基本的生活费，他都把钱攒起来，留给他的学生出国留学求取知识。他主持正义，浙江大学主事者受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指使排挤他的老同事农学院院长许璇，请他继任院长，他宁愿辞职。这才来到了中央大学森林系。

他追求进步，有见识、有胆识，勇敢参加政治活动。抗战后期，他在重庆已开始介入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活动，鼓励学生进步，保护进步学生。最后，他知顺时势，抗战期间，他接触到《新华日报》，从此一见倾心，几乎到了“饭可以一日不吃，报不可以一日不读”的地步。11941年初，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梁希先生得知后心情沉痛，食不甘味，向陈晓原（当时在重庆负责与梁希先生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要求说：“你能不能转达周恩来先生，设法送我去西安，然后徒步去延安。”2中共地下党考虑先生年老体弱，而且他已是社会名人，路上安全难保，未同意他的要求。梁希先生去延安的要求虽未实现，但思想认识却已进入新的境界，从此积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努力接近中共拥护中共。即使在成立九三学社以后，他也知道单凭民主党派的力量不能改变中国，保证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梁先生的人品突出表现在他的教师职业中。他执教30多年，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治学严谨，道德高尚，是深受人们敬仰的一代宗师。他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层次分明，富有条理，使人易学、易懂、易记。学了之后，能获得明确的概念，为以后参加工作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每次上课他都认真备课，对一些复杂疑难问题，他总是提前到教室认真写在黑板上。上课也非常认真，清晰明了，言必有据，重点突出，板书工整。梁希先生重视实验，亲临指导。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梁希既对自己严格，对学生和助手们也同样严格。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严厉批评，毫不客气。他不允许上课、上班迟到。按时工作和珍惜时间，是他一贯恪守的准则。

梁先生关心爱护学生，在学习上诲人不倦，在思想、生活上无微不至。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坚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而且还教学生为人之道，他说，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沧海茫茫好种桑。”31948年9月，上海《科学时代》月刊曾刊载署名黎集的文章《中国林学的导师——梁希先生》，称赞梁先生是“追求日新的白发青年”，赞扬他淡泊的胸襟，正直的气概，朴实无华的生活，说他“永远是年青的”1。

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部长，与林业部党组的关系十分融洽，他尊重并信赖部党组，与几位党员副部长默契配合，亲如手足。部党组也一直把梁希先生看成是党的一家人，请他列席党组会议，听取他的意见，共同研究问题。

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平生写下许多充满激情的诗篇。他对林业的重视，也在这些诗文中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他发表了《民生问题与森林》、《西湖可以无森林乎？》等文章，唤起全社会都重视森林、关心森林。1946年在《林钟》杂志的复刊词中，他告诫人们：“林不茂，则水不利，风不调，雨不顺。”还为我们留下了“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千古名句，表达了先生对中国林业未来的美好憧憬。2梁希写下的诗文中，佳句众多。如“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1956年，他在《青年们起来绿化祖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3。梁先生营林思想的要旨是全面造林，彻底消灭荒山、绿化全中国，争取做到“全国山青水秀，风调雨顺”，从而实现他早年就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理想。1958年9月辞世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文章《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文中写道：“绿化这个词太美了。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海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4”这是先生最后的心声，也是他一生的钟爱。

综上所述，可知梁希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有骨气的民主战士和杰出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他横溢的才华、精深的学识、崇高的品德和昭著的业绩，令他成为了一个时代和行业的标杆。今天我们学习他，就是要弘扬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爱国爱民、献身林业、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在学术上求实创新，敢于创造中国式的林业科研方法；在工作上敬业勤恳，致力于中华振兴；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乐群助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南京林业大学在中国林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使梁先生开创的林学研究、林产化工、林业建设工作发扬光大，为新时期的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南林人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荆世杰，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责任编辑朱凯）

On Liang Xi􀆳s Life and Moral Character

Jing Shijie

Key words：Liang Xi； morality； knowledge； character； talent； spirit

1收稿日期：2014-05-10

基金项目：南京林业大学2013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项目“梁希生态思想研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5页。

2《西湖可以无森林乎》（一九二九年十月），见《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1张楚宝：《梁希先生年谱》，见《梁希纪念集》，1983年，第166页。

2《<林钟>复刊词》（一九四六年一月），见《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153页。

3张楚宝：《梁希先生年谱》，见《梁希纪念集》，1983年，第166页。

4张楚宝：《梁希先生年谱》，见《梁希纪念集》，1983年，第167页。

作者：荆世杰

第三篇：法哲学视域下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

摘 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在研究法的问题，如果想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无一例外涉及到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众所周知，人之异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性在于道德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创制的一种社会机制。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在中西方法律思想演变中多有体现，研究二者的补充关系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法律是一种特定的秩序，是严厉禁止人民触犯的，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内化于人民心中，是约定俗成且广为众人接受的，并无强制性，需要依靠人民的修养与社会舆论监督。由此，法律的制定与维护需要道德参与，而道德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则需要法律予以规定和限制，二者互为保障，缺一不可。因此，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一、我国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关于法与人性的学说，我国古代思想家论述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法本于道德性。“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的这些话都旨在说明，法律是礼仪的派生物，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礼仪教化而创制的社会规范。《管子》一书中也指出“仁义礼乐皆出于法”，到了秦之后的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汉代王充提出“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在他看来法不仅是德的保障和辅助，同时刑是礼的延续和补充。体现在今天就是，法律来源于道德，礼仪道德派生出法制，法律与道德共同致力于国泰民安。

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法与人性思想上虽然有着“质”上的共通之处，但是由人性是善是恶的分歧导致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上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量”的差异。

(一)“性善”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孟子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作为人性的根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他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孟子以此来确证人的本性——道德性，明确主张“性善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以人性善为理论起点，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仁政学说”是孟子性善论和道德价值论在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孟子特别关注“德治”，又因其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又必然维护“礼治”，当然这里的“礼”是指制度。孟子主张省刑罚反对严刑峻法，重视道德教化，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不难看出，主张性善的孟子在治理国家中更加倚重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以法为辅。

(二)“性恶”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观点相反，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关于“性”、“性恶”，荀子做了以下论述：

性者，天之就也。(《正名》)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

面对性恶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贼杀社会混乱的境况，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观和“德礼隆法”的国家宰制方略。荀子所谓的“伪”，即人为。他认为道德就是人为，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去恶至善。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注重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如荀子在《大略》中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然而，由于人性本恶，“礼”的作用在于限制人的私欲，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但仅限于道德层面，因而带有强制性的法便应运而生，有“礼”转为“法”，这就是荀子的“循礼重法”。而且，二者并用时更多的指涉法，制度。因此，性恶基础上的社会体现更多的是“法治”，“德治”是辅助补充手段。

(三)“性三品”基础上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到了两汉，蕫子把人性做了“三品”分：“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即一类是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一类是教亦难善的“都筲之性”;再一类就是可教而善的“中民之性”。其中，“中民之性”是社会的主体，且又是可教之群，因此教化便成必要。何以教化?道德礼仪是也。但是，由于社会还存在的教难亦善的“都筲之徒”，法律强制的限制甚至刑罚的惩戒便也成必要。所以，在董子的治国方略中主张遵循“大德小刑”、“德主刑辅”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至唐宋，德礼刑政综合为治一直在延续。

二、西方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流派众多，然从道德与法律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上划分出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学只能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只能以实证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基于此，他们认为法与价值无涉，与道德没有直接关系，法只是一种规则或规范体系，一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同时，“自然法”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源远流长的观念，下面笔者就从自然法的角度对法律的道德性做以下阐述。

(一)古代自然法学

自然法观念萌芽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把法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无论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是正义的表现，正义是立法的标准。他说：“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有正义而生礼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把正义作为其法律学说的出发点，认为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到了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真正展开了对自然法的系统论述。他说：“正义、忠诚、平等是怎样的产生的?羞耻、克制、规避丑恶，追求称赞和荣誉是怎样产生的?艰难和危险时的勇气是怎样产生的?无疑他们的形成都有赖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这些观念依靠哲学学说形成之后，把其中一些习俗肯定下来，另一些则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在西塞罗看来，人性的正义、忠诚、荣辱、羞耻、追求称赞和荣誉等崇高的道德的那部分以习俗礼仪确定下来，成为鼓励激励人们向善的最高的道德准则，而这些道德情操中底线的部分通过立法予以确定，即成为体现正义、平等等道德要求的人定法。这些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底线道德”在今天来看就是“道德的法律化”。

然而，实际来讲，法律是有国界的，没有哪一部法律管辖及于世界所有民族的，西塞罗从侧面也表明了自然法就是全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的道德准则，因为，只有公平、正义、平等、忠诚、荣辱等道德情感对世界所有人民来讲是共通的。

(二)近代的自然法思想

近代自然法学又称古典自然法学，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根本特征在于他是理性主义的。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都反映着一个共同特征——根于理性，而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而道德原则或道德准则正是道德理性在思想上应然的固化产物。因此可以看出，道德仍是这一时期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自然法所普遍遵循的最高原则。而道德正以此借以法律的外衣获得外在强制力以服务于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和公民之间的和平有序共处，只不过，近代的自然法冠以“理性”的名义，其实质就是“道德”。

此外，除了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关于法与人性也都有论述。社会法学认为风俗习惯、社会规章、宗教礼仪本身就是法律，直接将某些层面的道德内容作为法律的渊源。综合法学则认为法律是由价值、形式和事实三个方面构成，而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等作为道德所追求核心价值的重要方面，在综合法学派那里道德无疑也是法律价值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综合以上各种法学思潮可以得出，法律在价值追求上必然会体现出道德性。

三、现当代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从政策上看，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从立法上看，法律的道德性越来越多的体现在道德法律化这一立法过程中。我国《民法通则》把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民法的始终，指导人们正确地为民事行为。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也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其实质便是把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义务。《合同法》把欺诈行为作为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法定要件，《刑法》中就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了专门规定，其实质就是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到了社会大众所不能容忍的程度，便诉诸于法律予以制止甚至“施之以刑”。因此，就像有人说的：“法律是低级的道德，而道德是高级的法律。”法律的道德性在西方立法过程中也多有体现。《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以诚实信用为之。”表明道德义务已渗入法律中或者说法律已介入到道德领域内。同样的还有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规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父母抚养子女义务”、“子女赡养父母义务”以及《刑法》中遗弃罪的规定。只不过这里被法律强制规定的道德义务是一种最低级的道德——底线道德，这与西方的“见危不救”入法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无论政策上还是立法上，都鲜明的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趋势，然这一趋势正是以法的人性基础——道德性这一前提下实现的。

四、道德的法律化

基于以上论述，道德与法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道德法律化已成法治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下面笔者就从其转化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上简要阐述。

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道德能法律化一个明显的前提是法律不同于道德，二者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局限。道德是靠是非、荣辱、羞耻之心牵制于人，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于人是一种内在的软约束力。然而，它对于泯灭人性，无视道德底线的暴徒无济于事，这时便须借助法律的外在约束力——国家强制力。然而，法律也是有局限的。关于法律的局限性，美国法学家庞德这样说道：“在决定法律秩序可以保障什么利益以及如何保障这些利益时，我们必须记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存在这三种重要的限度。这些限制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衍生出来：1.从实际上说，法律所能处理的只是行为，只是人与事物的外部而不能及于其内部;2.法律制裁所固有的限制——即以强力对人类的意志施加强制的限制;3.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使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1]”而正是法律与道德彼此欠缺的又是彼此在这些方面有优势的，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加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经济水平多层次，价值文化多元化，尤其近年来道德缺失现象频发，道德立法成为必要，呼之即出，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诛心”、“腹诽”之法，这就是法律过多涉入道德领域导致的荒唐之举。因此，道德法律化不是随意的，它要有一定的限度。只有那种“底线道德”即为社会普罗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道德才有可能转化为法律。大众有理由相信，道德法律化的趋向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文明，道德底线较以往会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寫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3] 怀效锋.德治与法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 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鄂振辉.自然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 (英)哈特著.支振锋译.法律、自由与道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 严存生.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传馨]

作者：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