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心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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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需要心理学论文范文

武汉心理报告：有四类人最需要帮助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支援武汉的急救医疗队，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参与转运新冠肺炎患者。摄影/ 付春来

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场“地震”，这场波及全国的心理“地震”，“震中”也在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牵头一项样本量达76530人的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月9日到2月23日，调查对象来自全国。调查结论显示，武汉公众的失眠、抑郁、疑病、强迫、躯体化、焦虑、恐惧等心理症状最为明显，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当地的人们体验到的不适情绪更强烈，适应状态更差，需要重点关注。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光荣认为，到了疫情后期，武汉最需要担心的人群有四类：治愈出院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和丧亲的市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及其团队也在疫情中调查了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及其动态变化，调查形成的结论在学术期刊“General Psychiatry”线上发表。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2730份，评估1月24日至2月10日“疫情风暴”中一般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状况。这个研究同样认为，疫情中心的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民众情绪反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新冠病毒是一种“诡异”的病毒，在没有出现明显症状时，病毒可能已经偷偷损伤人体器官，造成缺氧，却不让病人自己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可能隐蔽地在一些特定人群中间蔓延，他们也许还没有察觉，或者并没有寻求帮助。

武汉的“心伤”，待疗。

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医护人员和患者拥抱话别。

当病毒爬进心里

网络上，一位曾经病重、如今治愈出院的老人，用长长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老人是退休的摄影爱好者，1月26日因新冠肺炎住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天，目睹了同病房病友的去世，经受了一个病区7人死亡的恐惧，但他幸运地被治愈，2月14日出院。

回到社区，世界对于老人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出院一个多月，总共出门四次，只要是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的人，都对他避之不及。“即使是在自家的阳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方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然后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对我已经是恩赐了，我把这叫‘铁窗’生活。”

让老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之间情感上的隔阂。他写到：

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没有问候过我一次，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在我病重的时候，我老伴给她电话，哭着告诉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说：“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个。”把电话挂了。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事，这个伤了我的心。

新冠肺炎病毒侵袭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

瑞典政府的做法，不僅遭到了本国人民的质疑，更受到了欧盟内一些国家的批评。这样一来，他国的抗“疫”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其做法会否让比瑞典实力更弱的国家效尤，实在令人担忧。

江光荣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与舆论、舆情、民意等相关。另一个层面是疫情对个体或者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江光荣教授对人群心理状况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灾害、其他突发灾害以及发生在局部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不同，新冠肺炎波及面广，全国各地的民众，甚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经受着疫情。“全国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他们既是来帮助别人的，但自己也是传染病疫情的‘灾民’。汶川地震后同样有各地救援队去帮助震区，地震救援人员基本上单纯地是救助别人的角色。”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她主持的这项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接受调查的对象中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

按照年龄特征看，青年(18-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青年人信息获取多来自于自媒体渠道，媒体中大量疫情报道使他们容易受到疫情动态的影响产生应激反应。而老年人本身身体素质较弱，再加上本次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因此肺炎疫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更明显。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民众情绪反应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了国家在疫情暴发后出台的联防联控措施的有效性。

随着疫情的缓解，新的社会问题产生：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歧视、恐惧;对患过新冠肺炎人群的排斥;亲情的疏远;对生活环境的怀疑;甚至于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等等。当病毒爬进了心里，“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四类人群“心伤”严重

疫情对每一个人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大多数人随着疫情的结束、时间的推移，负面的心理影响逐渐消失，但对于几类特殊群体中的部分人，心理上的伤害可能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江光荣教授认为，这些人就是接下来灾后心理重建中，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第一类需要关注的是曾经的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其中的重症患者。

“这个人群绝对数量可能不多，在武汉大约几千人或者上万人。武汉的重症患者曾遭受两重心理创伤，第一重是疫情初期医疗资源不足，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恐惧，还有愤怒等情绪。第二重是一些重型患者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抢救过程，有的患者描述是‘生不如死’。” 江教授说。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1月1日至1月11日期间发病的189例患者发病至住院的平均间隔期为9.1天。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病人还不断听到有人患病去世的消息，这样的信息环境中，病人受到的惊吓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类人群是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江光荣教授认为，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后来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更大。援鄂医疗队是在举国褒扬、英雄主义的氛围下工作，而且防护物资也逐渐丰富，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比较周全。而早期武汉当地医护人员，是在对病毒了解不够、防护不足、后勤保障不足、身边同事相继感染的情况下工作。

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还要救治病人，医护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我知道有些医生说，不敢回想那几天的日子。医生一方面把救人作为天职，他们必须要在一线工作，但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愤怒，这种体验是外地救援的医护人员没有体会到的。这些人我觉得产生心理创伤的可能性比较高。医护人员还有一个特点——不太容易进行心理求助，所以如何对这个人群开展心理服务还是一个挑战。”

第三类群体是疫情中做支持保障管理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比如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医院志愿者、基层的政府官员等等。江光荣说，他们非常辛苦，承受了巨大压力，工作风险性高，工作量又大，有的还遇到不理解、对工作的批评，他们受到心理伤害，但得到的支持、同情比较少。

第四类人群是疫情中丧亲的家庭，涉及的人数更少一些，但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是家庭传染，家中有人病逝后，家人可能也在治疗或者隔离，大部分家庭没有与病逝者做最后的告別。

“无论中外文化，与去世的亲人做最后告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过程，但武汉的这些家庭，当时没有能够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最近，武汉的殡仪馆开放让家属领取疫情中过世的家人的骨灰，江光荣教授认为，这个取回骨灰的过程，有关部门应该安排隆重而肃穆的仪式，充分体现对逝者的尊重，给家属哀悼的机会，弥补丧亲家庭最后的遗憾。

这四类人群，因为受冲击较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帮助，其中有的人是有可能形成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征)。

至于普通公众，江光荣教授认为，人的心理调节能力是很强大的，大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心理援助，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和调节情绪。当然，总还是有一个小比例的人，需要得到延伸的心理援助。

大规模隔离带来的新问题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安全受威胁，人会出现紧张、焦虑、恐惧等等情绪。无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还是战争，或是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特殊事件首先给人带来的就是因失去安全感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于这些情绪，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过往的经验，都有应对方法。

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大规模长期的隔离生活，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对那些因长期隔离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人给予援助?

“几百万人居家隔离，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心理学历史上很少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过的事自然缺乏研究，人们会有怎样的心理问题我们了解不多。” 江光荣教授说。

1月23日武汉封城，很多武汉居民度过了2个多月禁足的生活，江光荣认为，这种隔离带来的心理后果，目前只能靠一些原有的理论和实验做推测。

历史上曾有人拿自己做隔离实验，把自己关进与世隔绝的地方，考验自己能耐受多久。最长的纪录是一个人将自己隔离在山洞中长达200多天。

疫情中公众的隔离跟上面提到的这种隔离应该很不一样。武汉市民绝大多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并且依靠发达的媒体，大家一直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交剥夺或者刺激剥夺，我觉得隔离生活中的人这两个剥夺都是有限的。只能说社交的多样性可能被剥夺了，生活变得比较单调，你每天与单调的人相处，生活在单调的物理环境中。”

由此江光荣认为，隔离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损害，不过现在没有任何实证的研究。“我推测，这次隔离可能会产生一批’哲学家’，人们会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等等。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是情绪反应的两极化，一是‘冷漠’ ，情绪变得不那么容易激活，变得什么都无所谓;另一是过敏，容易激惹，很容易就会哭。无论如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当生活恢复正常，大家的心理会很快恢复正常。”

瑞典政府的做法，不仅遭到了本国人民的质疑，更受到了欧盟内一些国家的批评。这样一来，他国的抗“疫”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其做法会否让比瑞典实力更弱的国家效尤，实在令人担忧。

2020年2月19日，武汉，晚8 时左右，三眼桥路一小区，小区物管在门口竖立的疫情防控牌子。

仇剑崟团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群体——进城务工者，他们的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仇剑崟主任认为，由于武汉封城以及全国性的经济活动暂停，延迟复工使得进城务工者群体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她解释说，复工延迟的通知出台后，这些务工人员马上就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疫情后能不能顺利返程?回到城市还有没有工作?进城务工人员，往往也是低收入人群，不能复工立即就影响到这些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他们自然会对前景特别担心。

仇剑崟主任提醒说，进城务工人员是疫情中受到影响很大的人群，他们本身也是低收入人群，这个群体的情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干预和化解，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种子，因此相关的政策措施要首先考虑他们。

待人发现的“秘密”

不轻易诉说内心的压力，是医护人员群体的一个心理特征，而他们心里的“秘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抗疫战斗中，有可能会压垮素来坚强的白衣战士。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陈亮亮医生，是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也是上海最早随医疗队到达武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员之一。1月28日到武汉时，医院里病死率高、防护物资不足、病房人员紧张、大量病人等待救治、全体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当天，医疗队“沪鄂心连心”心理干预小组就开始工作了，他们把心理咨询室开设在距离医护人员休息室最近的地方。陈亮亮医生告诉《新民周刊》，心理团队初期接待的当地一线医护人员，很多都是没说两句话就眼圈发红、开始哽咽甚至掩面大哭，以此来释放积压的情绪。

除了为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帮助，陈亮亮团队很快发现，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也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最早到武汉的医疗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一位护士值完夜班后着凉感冒了;她第一时间上报了体温异常并主动隔离，医疗队专家组立即让她休息并安排相关检查，以排除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陈亮亮受命持续关心这位队员的心理状态。

陈亮亮医生与护士不断沟通，了解到对方心中有些不安，还有些挥之不去的担心，夜间也出现了入睡困难、多梦早醒。“进入隔离的状态后，立即就体会到了平常她照护的病人们那种绝望、孤独、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有点慌。但我觉得被感染的可能不大，我防护还是蛮到位的，身体也一向健康，但我怕家里人跟着我担惊受怕，我自己应该能挺过去吧。”她要求队里在没有明确情况前不要通知家人和所在医院。此外，陈亮亮得知她还有一层顾虑，就是自己万一“中招”会给集体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打破上海医疗队“零感染”的承诺。

为了让她感受到集体对她的关心和鼓励，而不是责怪和歧视，隔离期间陈亮亮与这位护士每天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在良好的休息和营养支持下，最终历经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让这名队员终于摆脱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并很快重新返回了岗位。

还有一位队员，让陈亮亮印象深刻，她遭受的心理冲击在专业上被称为“替代性创伤”。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亮亮(中)。

这位护士照护的一名患者，与她年纪相仿，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家庭情况相似，护士对病人格外抱以同情，但最后病人还是不幸去世。此后，这名护士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了一样，陷入了巨大的哀伤和自责中，她总感觉自己或许没有尽力。轮休的时候也想着病房里的事情，想着患者的家庭破裂、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经常会难过得流泪、茶饭不思。在连续失眠近一周后，她向“沪鄂心连心援助平台”公众号发来求助。

陈亮亮感觉到这位护士属于助人动机特别强烈的一类人，当初她是全院第一个主动报名支援武汉的，平时工作中她的责任感非常强、也特别敬业。这些优秀的职业品质在疫情初期病死率较高的特殊环境下，却可能令她的心灵更容易受伤。“往往由于救治效果不理想，医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和不良認知，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这时就需要心理医生及时予以心理疏导和干预。”

陈亮亮医生介绍，重大灾难事故或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容易出现替代性创伤。如参与病人抢救的医生，护理重症患者的护士甚至救援现场的志愿者，在救治过程中间均投注了很多的心血，她们对病人了解越多，代入感越强。当目睹这样一些冲击性的场景后，一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会超出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这就会形成心理伤害甚至达到心理危机的程度。近来意大利接连出现护士自杀的报道，这就必须引起医院负责人和专业心理医生的警惕。

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援鄂医疗队格外重视对医护的心理培训，这等于是为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穿上一身“心理防护服”。事实证明，由专业的心理医生将识别和应对各类心理危机的知识及时、适时地传递给其他专业医护人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和保持战斗力。

比汶川地震有很大进步

大灾之后关注灾区民众心理健康，是从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开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区涌入大量想要提供心理援助服务的志愿者。由于缺乏统筹安排和组织，当时的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那是中国第一次集体重视灾害中民众的心理问题，开灾害心理干预的先河;但另一方面，很多不具备专业能力的志愿者无序地开展所谓的心理干预，给灾民带来了二次伤害。地震后灾民安置点曾流传一句让人尴尬的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

12年过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干预比此前更加专业和有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

江光荣教授介绍，1月25日，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就开始筹划面向公众的心理援助。“我平常工作挺忙的，但这个疫情期间，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忙的时候。” 1月31日，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中国心理学会的两个临床与咨询心理专业组织，在腾讯公司技术支持下，推出了面向全社会的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线上实时音视频通话和即时通信(文字聊天)等多种方式进行咨询。开放首日上午，平台接待了100多位求助者，超过一半人来自武汉。

经历了4次升级，这个平台如今已经是一个由教育部主管，有全国各地1700多名心理咨询师、100多名心理督导师参与，专业程度高、组织有序的全国性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每天有200位心理咨询师和督导师在线服务。“可以说全国最强干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都在这个平台上。”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光荣。

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现在这个咨询平台又为海外华人、留学生开放了专线。要为海外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对咨询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了解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能够回答各国华人和留学生提出的问题。平台还招募了海外的华人心理咨询师，面向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提供服务。

除了线上平台，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大规模心理专业队伍，直接深入武汉医疗机构、方舱医院，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服务。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抵达武汉，上海心理医疗队与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规模派出的8支心理医疗队共300人，一起在武汉工作。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认为，如今决策部门对灾后心理干预工作非常重视，组织能力和专业性比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时都要进步很多。

陈亮亮医生对这种重视程度深有体会。“上海很早就派出心理专家进驻了公共卫生中心参与新冠救治工作;他所在的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一到武汉，领队陈尔真就成立心理干预小组，负责为医护人员进行岗前心理培训，把心理防护和感染防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将近两个月的工作时间中，心理小组和后方的心理专家团队开展各种类型的心理干预300多次，对象包括了患者、家属和湖北上海两地的医护人员。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疫情中曾经出现一些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的事件——官员失败的发言、新闻报道的角度欠妥、一项争议性政策的出台……這些事件可能就是未能从心理学角度考虑公众感受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仇剑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现象提醒我们，未来在政府决策、新闻发布中，更要多从心理角度权衡和考量。

作者：黄祺

第二篇：中医院校新生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摘要：为探讨中医院校新生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采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对760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性别差异不显著，能力需要和基本心理需要总分存在生源地差异;心理健康各因子分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且基本心理需要各因子对心理健康得分回归显著。中医院校新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基本心理需要的积极发展有助于提升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心理健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意义越发突出。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更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在入学之后面临着生活、学习和社交等方面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既有挑战也有机会，能否顺利适应事关整个大学生涯乃至个体毕生的发展，适应不良则可能带来诸多心理的困惑或问题。对此，已有研究显示：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马川在分析近两万名大学新生的调查数据后发现，近半数大一学生反映在躯体问题、抑郁情绪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1]。赵彤等人基于3275名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大学新生有较为严重的强迫、人际敏感、偏执、焦虑[2]，还有学者在分析了多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后发现，大学新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基本稳定，但心理健康问题依然存在[3-4]。

另一方面，个体产生各类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的基本动力源自于其心理需要，各种心理需要满足与否以及寻求满足的方向更是推动着人们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源泉。自我决定理论提出，个体内在的、必需的基本心理需要包括胜任的需要、关系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5]，这三种需要分别指向个体在能力、人际关系和自主控制等方面[6]。一旦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受到阻碍，则会引起个体的负面情绪和不良行为等多方面问题[7-8]，还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首先应了解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基本需要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本研究以中医院校新生为对象，探讨大学新生的基本心理需要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中医药大学760名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年龄为18.45±1.01岁，其中男生280人(36.8%)，女生480人(63.2%);独生子女241人(31.7%)，非独生子女519人(68.3%);生源地为城市187人(24.6%)，乡村573人(75.4%)。

1.2 工具

1.2.1 基本心理需要量表

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由Deci和Ryan编制，喻承甫等人于2012年修订，用以测量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程度[9]。全量表共21个项目，分为三个子量表，即能力需要(6个项目)、关系需要(8个项目)、自主需要(7个项目)，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66，0.75和070。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1.2.2 症状自评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简称SCL-90)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常用测量工具[10]，全量表共包括9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制，即“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5个等级，分别从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以及总分或总均分来反映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得分越高则心理健康问题可能越严重。

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检验

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各因子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研究显示，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得分高于中间值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关系需要的满足程度最高，其次为自主需要和能力的需要;心理健康问题较多表现再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焦虑情绪。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和不同生源地大学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在基本心理需要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女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和心理健康总得分上显著高于男生;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在心理健康及其各因子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城市大学生在能力需要和基本心理需要总分显著高于乡村生源的大学生，结果见表1。

2.2 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法对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及其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研究显示，大一新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状况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不仅如此，能力、关系和自主的需要与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也存在显著负相关。

2.3 基本心理需要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法，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以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的需要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能力、关系和自主需要能够预测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从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上来看，自变量能够解释23.1%因变量的变异(R2=0.231)。

3 讨论

3.1 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及差异分析

研究显示，中医院校新生基本心理需要总体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有所提高[11]，心理健康各因子得分变化参差不齐，个别因子分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明星较高[12]。这说明大一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状况良好，但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恶化的倾向。差异检验发现，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性别差异不显著，但是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及心理健康总体得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考虑到当前女大学生自立自强意识越发清晰，个体能力、社会关系、自我控制等方面需要的满足并不逊于男生。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体发展，女生想要获得同样的认可，不仅自身期望较高，相对于男生还可能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这些影响会共同作用并从心理健康中表现出来。同时，研究显示城市大学生在能力需要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上显著高于乡村大学生，两者在心理健康上差异不显著。城乡差异首先体现在城市的社会发展程度、科技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这都有助于城市大学生需要的满足，尤其是行动成就感、环境的控制感和活动的胜任感上[5]。而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大学新生之前面临的考学压力并不因城乡差异而减少，因此城乡差异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3.2 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中医院校新生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也就是说，随着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断提升，大学新生心理健康得分会有显著的降低，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反之，基本心理需要难以满足时，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类似[13]。同时，已有研究也进一步揭示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痛苦、职业决策等呈负相关[14-16]，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

3.3 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了解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直接的关系。结果表明，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能够积极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当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大学生倾向于体验到自身行为的成就感和对环境的掌控感，不仅能够胜任特定的任务或活动，还能在此基础上对外部环境产生积极探索的愿望。同时个体能够感受到在自身行为选择上的自主控制和内心的自由体验，从而在学习、生活中都会有主动性强、参与度高、创造力佳的表现。当关系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更容易感受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来自他人的积极的社会支持，能够形成一种安全、稳定的人际氛围，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意义感和幸福感[6]。通过这些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也会更高。

结论

本研究显示，中医院校新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健康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基本心理需要与心理健康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并且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为了帮助大学新生顺利适应入学，促进积极的心态，推动个体发展，应注重大学新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和提升，促进其能力、关系和自主等方面的积极状态，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川.“0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实证研究——基于近两万名2018级大一学生的数据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9(03)：95-99.

[2]赵彤，姜维，王春雨.“0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与对策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6(03)：116-120.

[3]辛自强，张梅，何琳.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学报，2012，44(05)：664-679.

[4]辛素飞，姜文源，辛自强.1993至2016年医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19，27(07)：1183-1193.

[5]Deci，E.L.，&Ryan，R.M.The“what”and“why”of goal pursuits：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Psychological Inquiry，2000，11(4)，227-268.

[6]吴才智，荣硕，朱芳婷，等.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满足[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06)：1063-1073.

[7]朱芳婷.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抑郁与自杀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8]李琦.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错失恐惧、问题性网络使用、情绪反应性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9.

[9]喻承甫，张卫，曾毅茵，等.青少年感恩、基本心理需要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01)：83-90.

[10]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1-35.

[11]陈芳芳.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D].河南大学，2018.

[12]王东华，何元庆，汪海彬.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6，19(02)：78-80.

[13]张俊杰，刘婷，陈艳玲.生活满意度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3)：70-73.

[14]吴才智，荣硕，段文婷，等.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未遂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和心理痛苦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3)：503-507.

[15]杨金.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与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关系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5.

[16]皮陆杨，莫欣欣，王保卫，等.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03)：428-43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需要理论视阈下大学新生心理需求与入学教育的衔接、融合研究(SK2017A0229);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需要理论视角下地方中医药院校心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18xjjy_zd013);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医学生抑郁癥状与童年期虐待、情感气质的关联性研究及对策构建(SK2020A0240)

作者简介：张俊杰(1981—)，男，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作者：张俊杰 刘婷 陈艳玲 顾琼 于海波

第三篇：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要和社工介入分析

摘 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涌入。外来流动人口逐步增多，其子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以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需求，并从社工的角度探讨了几点干预措施，旨在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社工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根据权威机构预测，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接近3亿，与此同时流动子女数量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受父母流动性特征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面临较大的心理健康问题。根据是否随父母流动可以将其子女分为以下两类：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1]。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心理健康状况难免受到负面影响;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城市融入问题也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其成长意义重大。因此面对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的人口流动浪潮，开展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要和社工介入分析，促进流动儿童更好的融入现有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1.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情况

与留守儿童不同，流动儿童是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我国公安部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将其定义为随父母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6-15岁儿童少年称为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家庭相比，流动儿童的家庭面临环境适应、工作稳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容易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心理不平衡、自卑和孤独感、自我纠正能力不强、身份认同危机等等[2]。

首先，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的现象。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根据地域的不同划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城市、农村之间的隔阂，受此影响，赴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社会权利，比如養老、医疗、教育权利等等。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受父母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难以获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社会权利。流动人口子女在与城市居民子女对比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的心态，进而产生消极、嫉妒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正常成长。

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出现自卑心和孤独感。流动人口难以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尽管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但是很难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流动人口受到歧视的现象时有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流动人口子女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城市学校中存在着教师、学生讨厌外来生的现象，极大伤害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尊心，进而产生自卑感。受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流动人口子女学习条件大多一般，学习压力较大，一旦成绩不好时，容易出现自卑情绪。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子女人际关系较差，难以适应陌生的学习环境，因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第三，流动人口子女自我纠正能力不强。所谓的自我纠正能力指的是遇到挫折或者困难时的自我调整能力，拥有良好自我纠正能力的人，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但是对于部分流动人口子女来说，不公平待遇的出现会影响其自信心的建立，因此难以正常的与同学、老师进行沟通交流，也难以获得朋辈群体的支持。此外，当流动人口子女在面对学业方面的难题时，往往会失去自信心。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子女缺乏相应的挫折教育，当出现困难时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能力欠佳，如果不能及时的给与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消极懒散等问题。

第四，流动人口子女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本文说的身份认同既包括个人认同，也包括社会认同。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城市的生活，因此缺少了父母身上的乡土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来说，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对于流动人口子女“贴标签”的现象屡见不鲜，歧视流动人口子女的现象常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子女的童年难免会形成阴影，并且难以认清自我。

2.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包括良好的自我调节、良好的亲子关系、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以及社区归属感等，详细如下[3]。

首先，流动人口子女需要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培养自身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当面对困境和压力时，能够有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通过自我纠正能力的提升，帮助自己更好的使用社会环境。比如，当面对同学的歧视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调节自己的心态，纠正因同学歧视带来的失落情绪。受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条件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生活和学习时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因此提升自我调节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流动人口子女需要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其成长意义重大。但是，农民工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爱子女，此外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教育方式欠妥，因此在多种因素的限制下，赴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效果往往欠佳。家庭教育意识淡薄，与子女之间的互动缺乏，子女难以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极大的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流动人口子女需要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内心孤独，更渴望得到朋辈群体和老师的认同。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教师和同学的看法对于自身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子女希望通过得到朋辈群体和教师的认同进而融入到新的集体中。但是现实状况往往不尽如人意。

第四，流动人口子女需要一定的社区归属感。所谓的社区指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社区内的人们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通常情况下，在良好的社区中，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出互帮互助的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但是对流动人口来说，在社区中居住时间不长，与社区内居民的生活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冲突，因此难以轻松的融入到社区环境中。流动人口子女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应该积极的参与社区活动，并逐步培养对社区的归属感。

3.社工介入分析

结合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情况以及心理诉求，下文从社工介入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几点改建策略[2-3]。

首先，从个案工作角度来看。有心理学家认为人具有通过自身的自然资源改变自己的能力。因此社工工作者在开展个案辅导的时候，应该深入挖掘案主的优势，利用其自身的优势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社工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要善于倾听，并积极应用沟通技巧，减轻流动人口子女内心的冲突，最大程度上帮助这类人群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让他们得到朋辈群体以及社会的认可。

其次，从小组工作角度来看，在城市生活过程中，城市流动人口会遇到很多困难，将其组成小组进行干预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流动人口子女在小组内分享自己的经历，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对于社工工作人员来说，应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通过有效的帮扶手段提升孩子们应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结合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实际特点，社工工作人员可以考虑在校内校外建立互助小组，增加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之间的了解。通过组内接触，打破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固有偏见，并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可以看出，这种组内合作的方式能够达到互相帮助的目的。

第三，从社区工作角度开看，需要不断完善流动人口居住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文化建设的力度。从物质层次来说，社工工作人员应该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积极为流动人口子女争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最大程度上增加他们的社会福利。从精神层次来说，社工工作人员应该积极为流动人口子女创造良好的精神环境，采取多种手段增强流动人口子女与外界的互动交流，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活动中，提升社会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

4.结束语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子女数量剧增，其心理健康和成长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子女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问题如城市融入度低、被歧视等仍然存在，不利于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社工工作人员来说，应该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在深刻认识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帮扶措施，充分挖掘流动人口子女的潜能，帮助其培养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升朋辈群体、教师的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本文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实际需求，从社工介入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几点改进策略，旨在满足这类人群的心理需求，并帮助其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梁谨恋. "全人、全家、全校"：学校社工嵌入之道——基于重庆BJ小学的项目实践[J]. 中国社会工作， 2019， 364(04)：40-41.

[2] 梁丽莹. 解决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有效策略[J]. 当代家庭教育， 2019， 000(008)：6-7.

[3] 唐丹， 薛煜. 流动人口生育年齡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9， 41(02)：57-69.

作者：成嫣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