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君—《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读后感

吴应君—《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读后感（精选3篇）

篇1：吴应君—《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读后感

《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读后感

荔城中学化学科组吴应君

这个假期，我阅读了《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这本书，该书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实在、朴实，每个小的章节都有编者收集的各种案例，并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将实践与理论融会贯通，让阅读者一目了然。

在《教师最需要的心理学》这本书中分四个篇章从四个角度阐述了教师为什么需要心理学和如何应用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第一篇章，教师自身最需要的心理学。该篇章主要阐述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作为教师是否能够善于进行自我诊断、自我调节、自我保健、自我激励、自我积极心理暗示，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呢？教师的幸福感从哪里来？教师的心理和技艺谁重要？第二篇章，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该篇章深入地探讨了教师最关心的有关学生的心理问题，从了解学生的心理，到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再到让学生学会自我调节，再到走进学生的心灵。第三篇章，教师教学最需要的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对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述。第四篇章，教师课堂管理最需要的心理学。作为教育工作者，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充实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教师自身的健康生活的需要，更是学生健全心理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教师的人生应试健康的，他的学生才能真正健康。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教师的职业是“开放”的，要接受学生、校长、教研员、学生家长、教育局、乃至社会的检查和监督，教师的身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因此教师应该树立正确而且稳定的自我概念，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才能正确的对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不给自己设定高不可攀的目标。同时，推己及人，也能客观的评价别人，接纳并理解别人的错误和缺点。还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学会用微笑面对，以真诚对待，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改善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客观环境。

在应对压力之前，首先要对压力有明确的认识和接受的态度，认识到压力极其反映不是个性的弱点和能力的不足，而是人人都会体验的正常心理现象。其次采取积极的压力应对模式。分析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着手解决，再次，主动寻求社会支持。

教师面对繁重的工作，复杂多变的教育对象难免会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反应，但千万不要把不良情绪闷在心里，要及时地宣泄出来，如写日记倾吐、向亲友倾诉，或参加各种文体娱乐活动。

教师要认清教育改革的迫切性，了解改革的基本思路，做到“有备无患”而非“措手不及”，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工作的成果中获得满足和激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拥有心理上的安全感。

兴趣和爱好与人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密切的联系。教师拥有良好的兴趣爱好，不仅可以在教学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还能使教师获得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还可以陶冶教师的思想情操，消除疲劳，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

整本书比较实用，有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教学，搞清自己的教学的风格与特点。总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获益匪浅，今后还需要多多阅读这类的好书。相信有丰实的理论来指导自己如今的教育教学实践，我的教育教学实践的路也会走得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宽广，最终成为一名受欢迎的老师。

篇2：教师最需要的另一种关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乃至今天在未完全脱贫的“老、少、边、穷”地区, 乡村学校教师仍有在学生家里“搭伙”吃“派饭”的情况。“派”到哪一家了, 这户人家哪怕再困难, 也会想方设法让教师吃饱、吃好。往往一家人谁也不上桌, 因为家里拿不出来那么多好吃的。要说对教育、对教师的民间情怀, 这就是缩影。

是的, 家长对教师好, 家长对教师放心;至于教师书教得怎么样, 待孩子好不好, 孩子能不能考上什么大学, 家长不去多想, 因为家长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谁没有良心?谁不是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人?

你看, 来自民间情怀的教育尊重、信任、理解和关怀, 就是这样热到人心窝子里去。

其实, 教师职业的辛苦和辛酸, 延续的年头很长很长。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 小学教师的月薪也就仅够买一担胡萝卜。但不管过去教师职业收入怎样低标准、低要求, 来自民间的淳朴、善良和厚道的教育情怀、真诚礼遇, 还是催生、培养和保护了教师的职业良知和敬业精神。在那个年代里, 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真正的教育家和名师大儒, 他们中不少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讲堂, 这样筚路蓝缕干出来的, 他们代表了让人肃然起敬的中国教魂。

2. 待遇并不仅仅看这只“饭碗”

知恩图报是善良的中国人所信守的普世价值观, 以“为人师表”为职业操守的中小学老师,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96年, 深圳市罗湖区中小学运动会上, 有学校打出了一条大幅标语:办好教育, 回报政府!它迅即得到全区和全市教育界的响应, 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教育宣传和动员口号, 至今仍被频繁使用, 而且在后面加了“和人民”三个字。

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 这些年在不断改善。从教师的收入这一块看, 哪个地方都今非昔比了。如今想成为教师不容易, 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了的, 竞争这个职业岗位的人可多了!中小学教师的职业人气为什么会这样旺?原因之一就是物质待遇相对不错。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普遍地提高了工资待遇后, 教师的幸福感并未维持多久, 近些年还降低了。这样说, 可能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但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们就不难发现, 待遇问题, 它的内涵原本很深刻、很丰富, 并非仅仅看端了一只什么“饭碗”, 也不是只看这只“饭碗”里有什么。影响人的幸福感的, 还取决于这只“饭碗”与周边环境所建立的多种关系。

我们历来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习惯于从教育问题的宏观思路着眼, 管理者大多从行政管理技术的操作程序出发考虑, 结果就忽略和过滤掉了最常见、最真实和最基本的“教 (师) 情”, 让“以人为本”, 即以教师为教育大计之本的思想, 总难真正贯彻到现实深处。

3. 直面教师的工作心情

在学校日常工作生活里, 可能导致教师不开心的因素不胜枚举。这里择其大要, 作一梳理。

最突出的是委屈感。委屈什么呢?举例来说吧, 摊上了一个“差”班。这原本没什么, 自己多操点心, 也就认了。可是, 学校领导不体谅你, 批评没商量:“你这个班怎么乱糟糟的?”“你这个班考试成绩拖了年级均分1分多, 赶快想办法!”你想解释, 希望得到理解。可是校长不高兴了:“我说错了?我校长批评你一次都不行?”“你这人什么态度嘛!”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心情就别提多沮丧了。

学生不懂事, 对他们要求必须严厉些吧?可学校每学期都会在学生中来个例行的“民意测评”, 如果学生投给你“不满意”票, 你的脸就真没处搁了。

最要命的是每学期的教学常规检查:查备课教案、查上课情况、查作业布量和批阅、查课后辅导和活动开展, 等等。不仅学校教务处组织检查, 上级也会来抽查或普查。别以为你的教学水平高, 得过什么级别的教学比赛大奖;也别以为你的班级考试成绩遥遥领先。只要被检查出什么问题, 你就等着挨批评吧。于是, 你写教案时, 你批阅作业时, 你完成听课任务做记录时……总之你在工作的全过程中就必须时时要想着接受检查, 还要想着便于人家检查, 便于人家看到你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 工作作风是踏实的、细致的。

以上仅就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委屈来说说, 它让我们看到, 在教师的收入问题得到比较理想的解决之后, 大家的劳动强度也加大了。如果这种付出是合情合理的, 是教师可以理解和支持的, 那么, 因经济待遇提高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就不会被抵消;反之, 教师的心情可以想见。

4. 这样的“关怀”走向了反面

当我们近距离地接触教师职业人群的生态环境之后, 就可以深切感受到, 他们除了前面所说的在工作上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委屈之外, 还有更多、更深层面上无从诉说的苦闷、焦虑和忧伤, 他们太需要得到真正的关心、理解、爱护和尊重了。

比如, 每年的荣誉表彰, 很多时候教师并未因此得到鼓舞和鼓励, 反而感到泄气和不满, 搅乱了原本平和的心态。

都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 要说谁贡献大, 成绩有多显著, 真的很难说。就是彼此有个差距, 也不足挂齿, 犯得着因奖励而人为加大差距么?而且, 这种奖励操作的思想方法, 具有主观性、机械性和“计划分配”的特点, 并非先有先进人物, 再酌情给予表彰和奖励, 而是先把名额分配下去, 再进行物色和选举, 哪怕没有也要评一个, 哪怕先进再多也名额有限。

在学校评先评优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人缘总占举足轻重的份量, 其中的“领导缘”更不容小觑, 这也是人之常情。评先评优就这样演变成“评人缘”。结果, 相当一部分人与之注定永远无缘, 他们的心情会为之冷漠;而不少有“进取之心”的人, 则渐渐滋生了虚荣心和世俗之气, 而少了那么一点正直和正气。就这样, 在教师人群中, 和谐之风的维护变得好难好难。

要是教师们大气一点, 把这些东西看开了、看淡了, 多好。可是在学校里, 但凡涉及到教师利益分配上的事, 比如各级各类的评先评优, 比如行政干部的竞聘上岗和考核提拔, 比如外出学习考察和培训, 哪怕是安排谁教什么年级什么样的班, 甚至当个年级长、科组长, 教师都会往心里去。这也不难理解, 教师天天和学生打交道呢, 久而久之, 教师也变得爱较真, 爱认死理, 心情既单纯又脆弱, 而且敏感得很, 程度不等地染上了一点孩子气。而且, 教师职业与生动精彩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总有疏离, 世故、圆通、洒脱、练达和不安分等为人品性在教师人群中见得极少。正是因为教师的可敬可爱, 家长们才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他们手上接受教育。谁也不该轻慢教师的活法, 更不该把教师整得跟社会各色人等没什么两样。如果在中小学校园里行走的人, 也来个“皆为利来, 皆为利往”, 教育的安全感还有吗?“百年大计”岂不危险了?

5. 关怀, 还是关怀

从民间情怀、百姓视点看教育, 教育并不复杂, 也不深奥。老百姓都懂得, 教师干的是良心活, 和医生治病一样, 尽心竭力。回望我们的教育记忆, 谁也不该忽视民间教育情怀给我们的启示, 不该偏离这样朴实而深刻的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如今学校教育发展的兴奋点, 可是齐齐盯住政府的财政, 即广大纳税人的贡献上。大家比的是拿到多少钱, 搞了多少项目和活动, 但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不妨做个调查, 看看投入到教育上的钱都用到哪儿去了, 是否用得必要和值得。作为政府的教育专职督导机构, 是否能把教育评估的目光分一点到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使用情况方面, 而不要只是监督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再投入。

篇3：谁是最需要心理支援的人？

我是北川人，死里逃生以后，和其他人一起先被转移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在那里临危受命为临时副支部书记，负责安抚群众，分发物资，登记党员人数。后来到了永安第三安置点，又转到现在的永兴板房区，担任一个负责200 多群众工作的小组长。

在永安的时候我们住在临时搭建在路边田地的帐篷里，地面很潮湿，没有床，天气又很热，我自己本身腿部有点残疾，缺医少药，再加上失去妻子和财产，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我后来和一个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聊天，得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守着——那个人就是不住地请求救援人员一定要继续挖不能放弃，他的家人才最终获救，我听过后更加难受。地震刚发生时我也想过要去找妻子，可是周围的人都不让去，作为一个男人，我是失职的。尤其想到结婚后刚开始感情不好，近半年才亲密起来，妻子一直没享过什么福，刚过几天好日子就没了，特别内疚。

当初和妻子感情不合时，我想过去找心理咨询师，不过当时北川县根本就没有，所以就耽搁下了。地震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震后的恢复工作异常繁重，经常会有群众和上级沟通不畅导致矛盾发生，作为夹在中间的基层干部，我和同事们经历了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种种情绪汇聚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了。

在九洲体育馆，我看到一个挂着心理援助牌子的帐篷，门口有一个工作者，就过去问她是不是心理咨询师，对方说是，我就进去坐下跟她聊，聊了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自己在说，谈了所有不痛快的事情，大哭了一场。出来以后觉得很舒服，生活又可以继续了。我曾经鼓励我母亲接受心理咨询，结果我母亲很生气，说那是疯子才去的地方。

那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心理干预，有那一次就足够，其他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只有在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才去找心理咨询师，一次效果就很好，会终身受益。平常小事自己化解就行，我这人从来不钻牛角尖。

口述／永兴板房区回龙社区干部 黄勇

据调查，震后幸存的1400 名北川干部中，半数以上干部家庭中有直系亲属死亡，几乎所有人都有旁系亲属死亡。这些干部在自身存在震后严重心理障碍的同时，身上还肩负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繁重工作。

心理危机干预显然被黄勇当作了一剂强心针。一方面，他接受干预的时机是地震过后一个月左右，这个时期正是从混乱中趋于平静的最初阶段。在创伤慢慢消失的过程中，一些不平衡的因素会导致重组发生，受创伤的心理状态会重新构建平衡，这些重组如果建构得不恰当，会造成一个人心理状态的不健康。

举例来说，一个人在灾难中丧亲，他如果在恢复中形成“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的认知让自己平衡，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任何一点点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让他变得非常愤怒和沮丧，甚至丧失主动性。所以，早期心理干预应该发生在不适当的重组之前。黄勇比较及时地通过专业帮助构建了比较正确的认知，于是他现在觉得一切都还不错。

另一方面，如果硬要把心理危机干预比作是药的话，它应该更像中药，用药过程长，但是理论上应该可以“去根”，一次干预难以完全消除所有的隐患。

目前广为接受的一个完整心理干预过程应该包括六个步骤：第一，精神状态评估，确定救助者的问题。第二，和求助者建立关系，让他感觉到安全， 取得彼此的信任。第三，给予支持，主要是倾听他的讲述，表达理解，陪伴他。第四，提出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第五，制定可行的计划。第六，获得承诺，让求助者自己对计划进行承诺。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过程，目前由于条件所限，大部分的心理干预工作都只进行到第三个阶段，后期的工作还没有开展，或者已经中断。但是后期的巩固和强化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必要环节。

同时， 更多类似黄勇的基层干部，要么没有时间，要么对心理援助不了解，选择独自面对创伤，或者干脆湮没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另外一个北川干部家中丧亲10 余口，连遗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他地震之后一直失眠，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一下子就被砸死了也好，可如果被埋了很久窒息而死，或者饥渴而死怎么办，当时要是试着去找找她们，也许今天的故事又不一样⋯⋯这些想法通常让他凌晨一两点才能勉强入睡。

这位干部也曾想过去心理咨询室说说话，但两次都是在去的半路上接到工作电话，只好作罢。他说，也只有心情特别好时才会想着去找个人聊天，真正痛苦的时刻，他的选择是独自承受。他在心理援助志愿者访谈时只是说，“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和群众做工作时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心理？”

面对灾难，干部大都只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角色，将个人的创伤隔离压抑起来，不去面对；或者认为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些创伤，不需要外界的干预，这是两种典型的灾后心理状态，正是这种想法，使很多人陷入了延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在几个月甚至十几年以后，他们仍然有很大可能出现应激性的不适应症状。

北川干部董玉飞的自杀让所有人开始关注干部的心理状态。其实在悲剧发生之前，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就试图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他们在开展曲山镇干部心理援助项目时，恰逢干部上山征地没有时间安排接受心理干预，他们只好跑到山上征地现场，追着干部做访谈。

2009 年3 月，心理所终于协调好各方面因素，组织了一次曲山镇干部团体心理辅导，包括心理知识的普及和增强融洽的团体游戏。黄勇的体会是，“大家玩了游戏都很高兴，气氛也很好，以后工作不忙的话倒是可以搞一些这样的活动。不过没有什么针对性，不能完全解决个人的问题。”

在对心理咨询的普遍认识还停留于“那是疯子去的地方”时，团体的心理辅导小组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形式。将十几个有相同经历的人聚在一起，由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做指导，大家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支持，这是危机心理干预常用的方法之一。

但是这种小组一个广泛的前提是要互相获得信任，而干部群体如此特殊，让这些天天工作在一起、关系相对复杂的一群人彼此袒露心声恐怕还是有一定障碍的。头几次活动时若关系没有建立、效果不明显则将直接导致组员丧失信心，失去继续参加的动力。

到3 月30 日为止，心理专家已经完成了30 余名干部的访谈提纲。中科院心理所还在组织香港大学、清华大学的专家，先开展访谈，然后逐步开展深入的心理干预。这样的行动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