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史”的研究就必须梳理出脉络。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可以使哲学史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和深度也得以大大开拓。从哲学维度、史学维度以及更广泛的人的维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探索，对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

浅析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与变革

摘要：本文试图从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入手，历史的考察形而上学的形成、演变及其地位，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途径，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对其研究发现，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还有哲学，就少不了形而上学;只要还有科学，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对于确立正确的哲学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形而上学;辩证法;西方哲学

一、形而上学的定义及其发展过程

(一)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

“形而上学”的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它最初只有书目编排的秩序意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一般把世界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现象世界只是一个幻灭无常的虚假世界，本质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实在的世界;现象世界是可以经验到的世界，本质世界是超越经验的世界，本质世界高于现象世界。相应地，形而上学一般也把人二重化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感性的一方面相应于现象世界，与现象发生关系;理性的一方面相应于本质世界，与本质发生关系，同样，理性高于感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就在于用理性主义方法揭示这个超验的本质世界。

(二)形而上学的形成

形而上学形成于古希腊时期，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而且漫长的过程。在古希腊早期，形而上学首先是作为宇宙的本体论问题而被提出来的，而且先哲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最初是始于形而下的。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当时的哲学家们企图用某种自然元素来说明宇宙万物，并把这种自然元素看作是宇宙的本原。泰勒斯提出“水”是宇宙的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是宇宙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提出“气”是宇宙的本原，色诺芬尼提出“土”是宇宙的本原。这里，对宇宙本原的看法尽管不同，但认知的方法、途径是一致的，这就是对宇宙的感性直观。用这种有限的直观的思维方式解释世界，必然要遇到自身无法解答的难题：世界万物都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单一的或几种有限物如何能孕育出无限的世界?

巴门尼德看到在形而下的有限物中探寻宇宙本原所遇到的困难，把“存在”确立为哲学的对象，真正开始了对宇宙本体的形而上的思考。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中，巴门尼德一开始就区分了认识的两条道路，即“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的局限乃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取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所以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哲学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惟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因而是不存在的。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1] 由此，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这就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的思想开创了形而上学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主义方法。

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哲学路线，进一步把“本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而促使了形而上学的形成。在他看来，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真正实在的东西是超越于我们的感官的不动不变的东西，柏拉图把它称为“理念”。所谓“理念”是指一类个别事物的共相或类本质，它是超越于感性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柏拉图认为，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或本质即“理念”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则由善的理念所统治。这样，柏拉图将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认为前者是可见而不可知的世界，后者是可知而不可见的世界，惟有后者即“理念世界”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明确规定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并指出了它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在《形而上学》中他指出，一般的科学只研究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而对于这些属性或方面赖以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从不过问的，因而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正如存在的属性与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一样，形而上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根据。[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的对象即所谓“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宇宙的本体(实体)。因此，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实体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作了明确规定和系统论证，这标志着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说的形成。

二、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

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世界最普遍原则的，而其他哲学部门和学科都是它的普遍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都是从它推演出来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以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在他的“原初物质和元素”说中关于构成天体的元素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神圣的“以太”的思想、在他的运动观中关于运动是一种合乎目的的过程即把运动的根源看成是目的因的思想，以及在他的宇宙论中关于宇宙的最外层有不动不变的的推动者(神)的思想等，无一不来源于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理论。又如，中世纪的哲学家引入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为神学作论证，实现了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如前所述，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就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动力因、目的因等理论推论出来的。在近代，虽然哲学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但形而上学仍然作为其它哲学部门和学科的基础而存在。笛卡尔对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地位曾做出过形象而生动的概括，他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3]。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即是形而上学“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做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二)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如人们所知，西方哲学是从思考本体论问题开始的，早期哲学家们探讨的就是万物的本原问题，后来出现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论，都曾在古希腊罗马不同时期的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哲学成了神学的稗女，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的经院哲学是其基本的哲学形态。近代哲学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但本体论问题仍占重要地位，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等，都曾对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产生、形成、演变和衰落的历史”。[4]

三、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存在着完全否定、有区别地否定、一定程度地由否定转向新的肯定的不同情况。只有从实质上，从已有的结果和发展趋势上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根据充分、具有科学性的预示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结论。

多数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实质上也是批判了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思辨哲学。从基本倾向上看，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主要是针对其脱离经验事实和科学而言，而这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大部分现代和当代主要西方哲学家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固然涉及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其主要的针对对象和批判的实质性内容，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英国哲学家艾耶尔198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哲学》第二章(第一章具有总论性质)的标题即为“叛离黑格尔”。这种认识和安排有着充分的根据。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所反对的形而上学，就是指那种脱离可以观察、实验的事实和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绝对性、思辨性的哲学体系。穆勒更加明确地反对从概念出发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罗素则是由否定德国思辨的形而上学，而走上分析哲学道路的。与罗素齐名的摩尔，还专门发表过主要针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对唯心主义的批驳》一文。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都不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者郎格、文德尔班都反对追求绝对知识，借助于思辨去追求哲学真理的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

现代和当代西方学者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批判，实质上还是批了与其所批哲学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而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相仿的东西。波普尔的批判中就有这种情况。他认为：“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不见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5] 但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已有的学说和思想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去认识和处理问题，这与传统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分析哲学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哲学的任务或主要任务规定为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手段进行哲学批判，以清除哲学中的混乱，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清理出去。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罗素则认为可以把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分析哲学的困境正是根源于此。它不研究存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当它运用语言学和逻辑学进行哲学批判或哲学分析时，它是在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活动，因而并没有失去哲学性质。在这个范围内，其批判性分析对哲学问题的清晰和精确有相当的作用。不过，它在发展中迟早要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这不但是因为它的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的狭隘性，同当代科学特别是综合性的横断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概括性、模型化与抽象理论性等特点相矛盾，还由于它要批判和清理的哲学矛盾或混乱，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语言和逻辑问题，因而它不可能完成既定的任务。在当代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分析哲学家连应研究的问题和应采用的方法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不管是原来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和逻辑分析将形而上学问题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的学者，还是意识到这个目标很难达到的学者，或者像罗蒂那样认为可以对形而上学问题弃之不顾而没有必要清理的学者，当他们将分析哲学向语言学和逻辑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向其它科学或社会现实问题和文化领域推进时，都要陷入或继续陷于困境中。因为这就离开了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的交叉或汇合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语言学、形式逻辑学都已脱离哲学，分别成为拥有50多个和近30个分支学科的具体科学)，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基地。实际上，分析哲学向语言学本身的具体问题发展，向研究和解释形式逻辑本身的问题发展，或转向社会现实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都是由于不加区别地反形而上学，造成了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困难而寻求出路的不同表现。因为它既然不研究形而上学问题，用语言学和逻辑学去分析传统哲学问题又难以发展，那就只有上述几条路子可走。要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衰落，即调整或放弃不加区别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像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威斯顿承认形而上学的研究有正确成份，斯特劳森后期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研究物质客体和人的关系，瑞典语言哲学家伊斯雷尔认为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没有失去现实性那样，以新的形式，一定程度地向形而上学回归，或有区别地承认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

四、西方哲学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影响与启迪

既然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中，存在着对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肯定，存在着向形而上学的回归趋势，其批判的主要对象和实质性内容又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性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最激烈的分析哲学又由于其出发点的片面和狭隘而走向衰落，那就不能得出马克思以来以至未来的唯物辩证法不应是最普遍的客观知识，应向特殊文化方面发展的结论。但其批判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少启迪。(1)如果以研究特殊文化或其它具体社会和科学问题为发展方向，也将像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流派那样，由于固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丧失而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方向，才有长远的前途。(2)必须坚持将辩证法理论建立在反映了客观内容的经验和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传统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实现抽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3)坚决地反对绝对性和教条性是唯物辩证法未来发展的理论前提。(4)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论述，存在着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可以成为其精确化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冒从虎.欧洲哲学通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杜志清等.西欧哲学史教程[M].新华出版社，1994

[3]张志伟等.西方哲学智慧[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1990

[5]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J].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张冰(1991-)，女，满族，黑龙江省绥化市，硕士研究生，青岛科技大学，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张冰

第二篇：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多维度研究

[摘 要]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史”的研究就必须梳理出脉络。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可以使哲学史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和深度也得以大大开拓。从哲学维度、史学维度以及更广泛的人的维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探索，对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脉络;哲学维度;史学维度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是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和反思。哲学史就是探究、反思智慧的历程。不同的时代诞生不同的哲学思想，而这些代表着时代精神精华的思想又往往超越了它的时代。把这些彰显复杂性与深刻性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必需的。“因为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1〕“哲学史奇妙的特点正在于：从这样一大堆个别和一般的混杂物中，仍然大体上确立了普遍有效的观察宇宙和判断人生的这样一些概念和轮廓，这轮廓显示出这种发展的科学意义。”〔2〕

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历史性的研究就必须根据其演变历程，追根溯源，梳理出脉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这一基本模式，即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西方哲学的演变进程包括许多哲学要素的发展，常常显现出一定的脉络。这些思想的脉络在历史上相互交织，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把握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可以有许多维度，只有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透视历史才能从各个侧面去把握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图景。这也是追寻西方哲学史线索的意义之所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一、从哲学维度的追寻

这个维度强调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或其他。例如从哲学家的师承、学派、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方法等视角来把握的脉络就是突出了“哲学”的维度。

首先是以哲学概念、范畴和哲学问题的变化发展为线索。西方哲学史家们在这一方面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以哲学家们的种种“问题”为基点来展开对各个哲学体系的阐述的。作者叙述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时，大都先讲其“问题”， “探讨的问题”、“注意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等等。但是梯利只是以问题作为体系的开始，不是始终以它为线。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则算是一部经典的问题和概念的历史。虽然伽达默尔曾以文德尔班没有针对问题提出新问题为由，判定其哲学史为假问题史，但是从对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研究上看，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史教程》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概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元素，研究哲学离不开对概念、范畴的哲学史梳理，而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又都与某些哲学问题相关。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寻找哲学问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明。的确，哲学史常常令人觉得哲学似乎总是在重复着那些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种无休止的批判和探索在一些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与其在这里兜圈子，还不如去找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但是，哲学本身就源于惊奇，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就不会有哲学。为什么从泰勒斯至今这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总有一些问题是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这就说明哲学问题看起来虽然玄妙，实际上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类，这些问题就会相伴而生，成为永恒的问题。这些根本的问题在思维的历史运动中不断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理论不断更新，这也就使得寻找问题的主要路线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必然。

其次是要理出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的脉络。这不是水獭祭鱼式地按照编年体的模式罗列哲学派别，而是重在西方哲学史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黑格尔第一次揭示全部哲学史是必然性的有次序的历史，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是他夸大了“历史中的理性”因素，为了解决个人思维的偶然性混乱，以自己哲学上先验预设的内在逻辑次序为标准，忽略了历史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时间次序，对历史进行主观剪裁和拼凑。历史本身是经验的事实，历史研究虽然加入了主体的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是一个融入“创作”与“写生”的作品，它最终不能脱离经验历史，历史图景的描绘更不能忽视对“生”的还原的努力。黑格尔把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寻求当做一种哲学创造。所以，要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就要跳出其唯心主义的桎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在哲学史脉络梳理中的重要性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则，我们就会像黑格尔所批判的“某些动物”那样，只听见音乐中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进头脑。

有了对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梳理，才能理解一种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矛盾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同时另一种理论又是如何诞生的。哲学家之间常常产生跨世代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如果缺乏对思想内在必然性的认识，缺乏对事物逻辑的自觉，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也就不能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史。从哲学维度来追寻西方哲学史脉络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得以凸现。所以，大多数西方哲学史的编写都以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为脉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

二、从史学维度的重塑

“做哲学史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历史科学地’做，一种是‘哲学地’做。”〔3〕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笔者从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方法》一书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书中曾以哲学史研究的困境来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出路，得出了不少新方法。本文又以此为出发点，回到哲学史研究的层面上去重塑哲学史脉络。

比如葛教授在书中提到思想史要眼光向“下”，要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宗教史等方面携手。这颇类似于他介绍的日本历史学家丸三真男的史学方法。这一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丸三真男分别借用了地质学和音乐学的两个概念“古层”和“执拗低音”来说明其历史研究方法。他强调，在古层的上面是儒、佛、自由民主主义等外来思想，但底层也就是日本本身的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主旋律的位置，但也常常被低音部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有时又被主旋律掩盖，但它始终存在。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他强调重视“古层”和“低音”。这一方法如果借用在西方哲学史脉络的重塑上就是要重视每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之前的文化积淀。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决不仅仅属于哲学家本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虽然处于古层之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主旋律，但那古层之下和低音部分的东西应该值得哲学史家去探究。比如不研究古希腊的神话、诗歌就不可能更好的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不研究古希腊晚期的民间犹太教等各种宗教的流传、融合以及教义的变迁，也就不能把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文德尔班也认为，内在联系的线在哲学史上经常被打断，所以，还有一条线是值得探索的，那就是“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因此在哲学史中，除开对于对象的基本特性有经常性的依赖性(内在联系因素)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从文化史中或从当代的文化现状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此必然性说明了：为什么思维结构本身的历史存在权利不是持久不变的。”〔4〕这就说明了时代文明背景也限制和影响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这些观点与哲学观念史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观念史派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哲学流派的历史。

从这一维度来重塑哲学史脉络，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曾有过一个范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尝试过“文化史”的写作模式，在时代社会政治的广泛联系中去分析、把握哲学论辩的生成条件。“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5〕可以说，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来自他的时代，来自当时社会的需求，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如科学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等。哲学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甚至是自然条件的改变都有可能造就富有个性的思想。这些改变不但给哲学发展以动力，同时也在引导哲学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某一哲学体系中看到它身后的时代烙印，甚至还能从哲学思想的斗争中看到其他社会矛盾的影子。

又如，葛教授还认为思想史“推陈出新”的模式值得怀疑，它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他首倡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只做加法，还要注意那些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的东西。一些东西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还有一些则是史家们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而后人只能通过史书来了解历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确不能说真正接近了历史原貌。

从史学的“减法”维度出发去重塑哲学史的脉络有特殊的意义。虽然至今还没有哲学史家从这一维度去开展研究，但是问题却是明摆着的。西方哲学历史之丰富毋庸置疑，所以每一个史家都必须用一个筛子去筛选他需要的东西，如果筛子的漏洞越大，那么历史所剩下的东西就越少。一旦史家们所用的筛子具有了普遍性——就如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为筛子一样，那么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也许就会人为的消失在后世的史书当中，结果是一些历史被永远的漏掉了，余下的渐渐变得单调。如果史家们选择了形式各异的筛子，别人筛过的我们用不同的筛子重新筛一遍，那么，我们收获的就是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较之另一种思想与米和米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别人筛下的米糠也许我们不屑于理会，而如果这些米糠换作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对于恢复历史全貌而言，它们的价值就不是米糠所能比拟的了。且把这些形式各异的筛子当作不同维度的西哲史脉络去重塑它们，那么历史原貌保留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被筛选掉的或者即将被筛选掉的思想，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哲学观念，也许应该引起哲学史研究的注意。

三、新维度的探索

西哲史的脉络除了从以上两个维度去追寻和重塑之外，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维度来探索。各种脉络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只有这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才不会落空。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使哲学史具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创意空间和意义深度才得以大大开拓。我们研究哲学史，除了原著也就只能从史书到史书，有时候，越是通行越是普及的脉络就越有可能成为我们思想的障碍物。而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开放性重塑就要走出传统模式的限制，多视角的诠释西方哲学史，拓宽它的研究视野。历史不能做成万花筒，它再好看也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就在一个筒子里，这不是历史。

笔者认为人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这一点在文德尔班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哲学历史进程之所以形形色色，是由于“观念的发展以及一般信仰成为抽象的概念，都只有通过个别人物的思维才能完成;而这些个别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深深地扎在该历史时期的逻辑联系和流行观念之中，然而他们总用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行为添上某种特殊因素。”〔6〕因而在哲学概念的发展中会打上个体因素的烙印。他还特别强调在哲学史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人物的独立特性对他们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因素值得重视的原因。尽管哲学家们的思想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但他们总有自己的个性，有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这使得他们的哲学思想又独树一帜。哲学史的世界也就是哲学家自己的王国，他们通过思考一些人类无法回避的共同问题来展现自身。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能够脱离其哲学家来考察，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大哲学家们毕竟不等于哲学概念、问题或者哲学体系，他们是思想者，不是思想本身。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唯一的，在某一无法定义的点上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展现而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永恒的客观形象，他们超越了由他们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他们可以在以后对所有时代都产生影响。

从人的维度来讲其实还不够具体，因为从人的维度还可以有许多取向。不同的取向得出的内容相差很远。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上，笔者认为有几本书颇值一提。一是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哲学家为线索，并不突出其概念、体系，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去阐释他们的思想，描绘他们鲜活的形象，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二是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这虽然算不上是一部严谨的西方哲学史，但它却做到了将读者置身于哲学史之中去直接面对哲学家。他像是在讲一个侦探故事，实际上他已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他的脉络去穿越西方哲学史，与众多的哲学家们对话。这是许多哲学史家所没有做到的。三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在导论里，他很明确地说了，这只是三卷书的第一卷，遗憾的是雅斯贝尔斯生前只完成了他哲学史计划的第一卷。他把历史上众多的哲学家分成许多大组、小组，如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等等。雅斯贝尔斯从人的维度出发，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无限性，并设法把人的这种无限性从各种理论的践踏中解放出来。另外，雅斯贝尔斯还研究过从其他角度去把握哲学史脉络，比如实用的角度、动力学的角度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从什么样的维度去梳理西方哲学史脉络，都不能认为这些不同的视角是相互矛盾的。在同一部西方哲学史里，可以交叉使用不同的线索，至于在哪一个历史分期采用哪一种维度，这需要哲学史家对哲学史分期特性的把握。比如，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卡西勒在他的《启蒙哲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17世纪哲学而言，我们尚能希冀，通过追索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发展，从笛卡尔到马勒伯朗士，从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从培根和霍布斯到洛克，描绘出该世纪的全部哲学内容和哲学发展。但一涉及18世纪，这样来探讨哲学便不奏效了。因为体系本身现已失去了综合与再现哲学的种种组成因素的力量。”〔7〕

史无定法，但有成例。真正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并不在于其没有缺点，而是以其独特的视野去理出哲学史的脉络，去诠释和描绘历史。因为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有史家的取向，史家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只能在众多的线索中进行选择。就如文德尔班的“忍痛割爱”——确定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能够对哲学家的品格做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就不得不牺牲赋予哲学史更广泛阐述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也如罗素的“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在他所讨论的人物中，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部哲学史是绝对完美的，也正因如此，对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多维度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2〕〔4〕〔6〕〔德〕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25，23，24.

〔3〕叶秀山.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1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5.

〔5〕〔英〕伯兰特·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德〕E·卡西勒. 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张振华〕

作者：卢珊珊

第三篇：西方环境哲学背景下的佛教生态哲学研究

摘 要：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是伴随西方环境哲学产生、发展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比附，到批判反思，再到理性建构的历程。佛教生态哲学与西方环境哲学从不同的思想基础出发，其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有着不同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哲学是对现代哲学的反思和超越，走的是“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佛教生态哲学要超越传统佛教的局限，则要求走一条“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求立足自身，从回应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视角，认识各自的优势与局限，通过交流与对话，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与思想融合;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一方面应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如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另一方面应考察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主题，如价值观、德性论、存在论，从两方面的对应点和结合点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环境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近年来，环境哲学研究逐渐出现了超越、整合的趋势，如从不同流派的环境哲学中寻求重叠共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适合这种超越、整合趋势，也要求从自身基本理念出发，吸收融合环境哲学不同流派的思想成果，建构具有自身内在一体性、具有更大诠释力和包容力的生态哲学体系。

关键词：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生态神学;超越与整合

环境哲学的产生源于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在批判反思现代哲学的过程中，注重从东方传统中寻求思想文化资源。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即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佛教生态哲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比附，到批判反思，再到理性建构的历程。比较佛教生态哲学与西方环境哲学的异同是适应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出发，吸收西方环境哲学的合理要素，对于建构具有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发挥佛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同的认识思维路径及其融合

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的成立，建立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上。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建立在对现代哲学观念的批判反思基础上。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在其产生之初，受环境哲学思潮影响，加之许多环境哲学家倾向于从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往往不自觉地比附环境哲学的思想观念，从佛教思想中寻找相应的思想资源。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生态哲学理性的研究方式。同西方环境哲学研究一样，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必须立足自身，建立在自我反省、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基础上。西方环境哲学、佛教生态哲学所要面对、回应的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两者的思想立足点不同，所要批判反思的思想观念不同，因而两者走向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认识思维路径必然迥异。而两者认识思维路径的不同，也决定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是单纯从自身思想文化资源论证西方环境哲学现成的观念，而是立足自身价值追求、思想理念，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反思基础上，其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反思、超越，大体走的是“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所谓“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是说西方现代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事物的局部或事物的构成要素，而西方环境哲学则在现代哲学关注事物内在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事物之间复杂性关联构成的整体。西方环境哲学思潮(以环境伦理学为主体)发展的大体过程，也体现了西方环境哲学“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在批判反思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观念中展开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论争贯穿始终，而道德关怀对象由关注当代人，向关注未来后代 动物

生命共同体 大地共同体(生态系统整体)，乃至地球、太阳系1的拓展，清楚地展现出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拓展、超越现代哲学观念的思维路径。而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由生物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也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体现出走近东方传统哲学的趋势，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生态中心主义则更趋向于认同道家及佛教生态思想。西方环境哲学对东方哲学传统的认同，也体现了对关系、整体的关注。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则应建立在对佛教哲学自身的批判反思基础上，佛教要关注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本身要求将传统佛教直观、整体的认识思维方式，落实为现实的、理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走一条“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所谓“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是说传统佛教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首先关注的是整体的存在和价值，在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上，注重的是对其整体特性、过程和规律的直观认识;而对具体事物存在状态及性质的认识，则倾向于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及其所处环境系统整体的存在状态、整体演化过程进行观照。1如中国佛教华严宗“六相圆融”观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明显偏重于从整体中把握局部的性质，在局部构成整体上，注重关系(缘起)的作用，而不是局部的性质与功能。2从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而言，佛教的整体性认识思维方式具有自身的优势，如重视人与环境万物的一体性，主张节制人自身的欲望，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践行生态生活方式等具有启迪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说，佛教偏重整体、偏重出世的思想倾向，也会给佛教关注现实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思想上的障碍。因此，需要我们立足佛教自身，反思、超越佛教自身的局限，拓展佛教思想领域，关注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注重吸收融合现代科学的思想观念及认识思维方式。

西方环境哲学“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思维路径”和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从整体到局部的认识思维路径”，或者说，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佛教哲学面向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建构，决定了它们的相遇是两者面向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对接。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理解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东方传统的转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将环境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理解为对东方传统的回归，理解为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必然。而应当立足不同思想文化主体，从回应现实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认识西方现代哲学与传统佛教哲学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并通过交流与对话，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与思想融合。大体而言，西方现代哲学能够为佛教提供人本主义的立场、视角、思想资源，而佛教则能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整体主义的立场、视角和思想资源。笔者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流行不过是当下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现实需要的“矫枉过正”。从长远讲，西方环境哲学的发展应该是在拓展自身道德关怀范围的同时，肯定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认识思维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肯定现代人本主义的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也可以看作是在回应现实生态环境问题上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和传统佛教哲学观念的论争。因此，环境哲学思潮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自的思想成果及其论争，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借鉴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的相关成果，拓宽自身的研究视野，肯定西方现代哲学人本主义的价值，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人自身现实利益，谋求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解决途径，在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二、在视域融合中确立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

笔者认为，要确立生态哲学研究主题，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二是回应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三是吸收融合西方环境哲学思潮的相关内容。

首先，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要体现自身思想特质，应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出发。佛教以解脱人生烦恼痛苦、普度众生、庄严佛土为根本目的，其思想体系是围绕修行解脱的根据、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性(包括人与环境万物的关系)、修行方式等展开的。与此相关，其理论主题主要包括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方面。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要立足佛教自身思想主题，就应当围绕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进行诠释与建构。

在这方面，西方生态神学的诠释与建构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最具启迪意义。生态神学是基督教神学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及环境哲学思潮的产物。生态神学与佛教生态哲学同属于宗教生态思想，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主题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根据赖品超教授概括，生态神学的诠释与建构大体上有以管家职事为核心观念的进路、东正教神学家对东方神父智能的生态阐发、过程神学的进路、生态灵修观念、生态女性主义的神学建构、以上帝为中心的进路、宗教对话的进路等七个方面。1在众多的生态神学理论中，以莫尔特曼(J. Moltmann)的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建构和科布(John B. Cobb)的过程神学的建构最为深刻和最有代表性。2

生态神学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没有停留于对环境哲学思潮的流行观念的比附，也没有停留在环境哲学的一般层面，而是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终极关怀出发，诠释和建构自身的生态思想。如莫尔特曼、科布的生态神学以上帝为依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上帝对万物的创造或回应联系起来，从终极关怀层面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源与未来，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真正体现宗教生态思想的独特性。这也启发我们进行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能撇开佛教对人生烦恼痛苦解脱的终极追求，而应从终极关怀层面探讨佛教解脱论的生态哲学意义。在佛教中，“解脱”“涅槃”等具有终极层面意义。不过，传统佛教一般关注的是人自身烦恼痛苦的解脱，较少关注解脱的生态意蕴。但从大乘佛教“依正不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等观念出发，我们不难推知佛教解脱论中蕴含的“境解脱”内涵，也就是说圆满的解脱应是人自身和环境万物的共同解脱。而所谓“境解脱”是指环境万物从人类的贪欲、掠夺中解脱出来，恢复其自然本性或本然的存在状态，发挥其本有的功能作用。

生态神学对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的启迪主要体现在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中。传统基督教神学的理论主题包括上帝观、三位一体、天国、赎罪、复活、弥赛亚信仰等。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的建构没有撇开基督教神学的这些主题，简单迎合环境哲学的流行观念，而是就这些神学主题，从生态角度进行重新诠释和改造。如莫尔特曼没有将上帝理解为独立于世界之外绝对的、超验的存在，而是主张上帝存在于世界万物当中，与世界万物一体相关，如将“复活”理解为天地人万物在“新天新地”中达到永久和谐平安的状态，等等。这也启发我们对于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应当从佛教自身的根本追求、理论主题出发，对佛教自身理论主题进行生态诠释与建构。

其次，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本身是佛教哲学回应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因此，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关注现实生态环境建设提出的理论主题。现实生态环境危机要求人们批判反思现代哲学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重新认识自然万物的价值，而这也是西方环境哲学关注的理论主题。关于这方面内容，笔者将在下文论述，在这里，笔者主要结合佛教来探讨如何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佛教应当如何将自身对解脱的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等。关于佛教如何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一是要研究传统佛教修行实践、佛教民俗对于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佛教修行实践主要围绕修行主体自身功德修养进行，这也是传统佛教生态环保实践的特质。二是传统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围绕主体修行实践的特质，存在社会性不足的局限，这就要求我们探讨佛教如何适应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积极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这对于如何将佛教解脱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相关探讨具有借鉴意义。如禅宗提出的“即世间求解脱”、太虚法师人间佛教倡导的人间净土建设等，有助于佛教将解脱追求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有助于佛教将环境的净化与人自身的净化相结合。台湾大学杨惠南教授“心境并建”“境解脱”的主张正是人间佛教观念的生态阐发。

再次，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还应关注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提出的相关理论主题。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提出的理论主题，既是对现代哲学观念的批判反思，又是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因此，其关注的许多论题也是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不能回避的研究主题。大体而言，西方环境哲学关注的最突出的论题，一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二是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现代哲学将人与自然万物分离开来，认为人具有超越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价值，将自然万物视为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环境哲学认为这一观念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要求重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生态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理论基础上阐释不同于现代哲学的生态世界观;现代哲学片面强调人自身的价值，否定自然万物具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环境哲学则认为要形成尊重自然万物的观念，就必须论证自然万物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价值论因而成为环境哲学的主要论题。传统佛教关于人与自然万物关系、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有自身的思想观念及认识思维视角。如中国佛教肯定“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同时，佛教否定万物具有自性的实体性观念，因而不会认同西方环境哲学意义上的内在价值观念。不过，中国佛教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性，本身就肯定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能够导向对自然万物存在的尊重。因此，考察西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探讨佛教对相关论题的认识非常必要。

笔者以上从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如何确立生态哲学研究的主题。笔者认为，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主题的确立，应主要考察佛教自身的理论主题，从佛教解脱论、心性论、缘起论、修行观等方面阐释与建构佛教生态哲学框架，如此方能体现佛教生态哲学自身的思想特质;同时指出佛教理论主题的生态诠释与建构，也离不开对西方环境哲学的考察和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如比较佛教缘起论与环境哲学世界观的异同，探讨佛教哲学德性伦理特征对佛教生态哲学性质的决定意义，这些都离不开对西方环境哲学的考察;探讨佛教修行参与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式及局限等则离不开对当下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考量。

三、适应生态哲学思潮超越、整合的趋势

环境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不同流派从自身的视野出发，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不同的层面，形成自身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中间既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非人类中心主义中也存在着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同。同时，生态中心主义本身也包含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等。随着生态哲学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对生态哲学理论进行超越和整合的必要。对于这种超越和整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肯定生态哲学研究多元性的必要。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形态，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从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吸收营养。人们认识视野的不同，立足的文化根源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态哲学观念。只有肯定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才能促进生态哲学研究的充分发展。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是我们进一步超越、整合的前提。二是生态哲学不同流派之间虽然存在着观念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必然是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比如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之间存在逻辑的次第展开的层次性，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完全可以从更高的视角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思想整体;三是生态哲学不同流派之间虽然观念各异，但是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思想上的共同点，如均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有其深刻的价值观根源，主张转变文化价值观;均主张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认为人类具有维护其他生命、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等方面的道德义务等。同时，围绕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不同思想主张的人们完全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已逐渐认识到超越与整合的必要，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如西方许多学者或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试图从不同流派的环境伦理思想中寻求重叠共识，如奈斯深层生态学所作的努力;或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实用主义哲学那里，寻求建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灵感和哲学基础。而在国内，杨通进教授很早就提出了用儒家境界说超越和整合环境哲学不同流派思想的观念。1台湾学者庄庆信经过近十年的环境哲学研究，在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教、宋明理学与国外四种生态哲学流派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也认同整合和超越的观念，在整合中西环境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环境哲学思想。2

应该指出的是，整合与超越并不是消解生态哲学研究的多元性，建构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而是肯定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合理性，从不同的文化根源出发，以开放的胸怀吸收融合不同的生态文化思想，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就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而言，也要求佛教关注生态环保主题，从自身的精神追求和基本理念出发，吸收融合中外不同流派生态文化思想成果，建构具有自身内在一体性的、具有更大诠释力和包容性的生态哲学体系。

[作者简介：陈红兵，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古 东)

Buddh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Research in Context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hen Hongbing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Buddh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theology; transcendence and integration

作者：陈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