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精选五篇）
日伪时期 篇1
一、包征缘起
1941年, 忻县公署摊派忻县商会每月上缴2000元警备款, 嗣后商会逾期延欠未能照交。县公署念经济封锁之际, 体恤商艰, 将摊款减为每月500元, 商会仍未按时交齐。鉴于地方款入不敷出之情, 日伪山西省公署、崞县特务机关决定, 忻县次年开征铺捐, 以资挹助[1]101。忻县商会担心县公署开征铺捐后, 商会仍须负担摊款, 商民负担反而加重。为此, 忻县商会为体恤商民免滋纷扰, 决议承包县地方铺、房、筵席各捐[2]34, 并协议新增铺捐额当连旧日警备摊款全年包额共24000元, 每月均交2000元。除房捐、铺捐、筵席捐以外, 不再另负摊款责任[1]101。
对商会包征铺捐、房捐、筵席捐三项, 忻县公署指令三项全年包额共30, 200元, 其中房捐、筵席捐两项6200元, 铺捐一项24000元[3]103。较之以往多出的24000元铺捐, 实为过去警备摊款之转化。商会与忻县公署协议包征三捐后, 商民将不再负担摊款的协议。为便商会依据征收, 忻县公署随即附发《山西省各市县征收房捐暂行规则》, 《山西省忻县征收筵席捐暂行规则》及忻县公署派收铺捐一览表。其中铺捐派收表明确列出忻县商号的等级、家数、捐率。
二、包征困境
据称忻县当时有商号318家, 但可列甲等者4家、乙等者4家, 丙丁戊己四等总共不过60家, 庚辛两等约计245家。根据县公署所列铺捐征收标准征收, 每月仅可征收640余元。连同房捐、筵席捐两项每月征收之数, 至多1000余元。较包额尚相差甚多。若每月收2000元, 则必违章浮收, 恐为公令所不许。为此, 商会包征后即召集全县各商号, 按等分配, 甲等每月25元, 乙等20元, 直至辛等尚须分配4—5元, 相较于县公署附发的派收铺捐表所列捐率, 悬殊甚大, 遭到各商号反对。
经多次协商后决定所包捐额按城镇分担。其中奇村镇担任三项捐款包额共5000元整[2]34;派定三交镇全年担任铺、房捐共洋600元, 款分淡旺季按月均缴, 按月分配, 每月应缴洋50元, 并限至每月25日以前一准缴款, 不宕延款[4];董村镇“全年担任铺、房两捐共洋900元, 按月分配每月应缴捐洋75元, 并限至每月25日以前一准缴款, 不容延歉”[5]69。但有意思的是, 1942年第一、二月的捐额, 上述三镇就都延欠。商会不得不再函催三交、董村、奇村各镇, 速交一二月铺房捐款[6]72。其中奇村再次请求减少捐款包额的函复着令商会为难。
徐会长钧鉴
敬启者老弟回奇那日夜间来了匪军百余名, 将区上警士并自卫团带去十人, 现在时机很是惊慌。第二日, 始邀求众商开会一次, 据众商报告现在守门警士非常严, 以致各商束手静坐, 毫无生计。要无转机之期, 敝镇商号十倒闭七八也。
现虽感到十分困难, 然而官款岂能不应付也。老弟催促再三, ……而该商等面面相觑均无主张, 最后结果照原包额担负十分之一。老弟当时对众商发表, 照汝等所违之数碍难办到。老弟从中担架铺房此项供出大洋三千二三百元, 是虽如此, 全赖会长格外施仁见怜, 敝商倘蒙恩准许可, 即全镇并老弟均感大德不忘也, 余不多呈, 谨此。[7]36
忻县商会接函后, 遂又转发奇村镇有关新民会欲设立商业分区, 望速来商讨, 且房铺捐等见面再议。然奇村却再次来函推诿, 其决议退出包额征收使商会陷入困境:
查属镇困难情形业经呈报在案, 但自一月以来对于一般良民之出入较之前日格外严密, 以故市面较诸前日愈形萧条。各商人终日坐困愁城, 莫可言状。据今日辞行者已有十之八九, 所支持者亦系收账结束而已, 此情形铺捐、房捐所定之数何能负担, 既无人负担包额更不易办理, 不过一二月份之款职当竭力筹办, 但数目之多寡尚未敢定, 商业分会亦无法成立。[8]37
相较奇村, 三交、董村则对催函置若罔闻。面临此境, 商会无奈不得不一面请县公署派警察前往各村面催, 一面又转而向县公署请求核减包额。
房捐、筵席捐两项非六千二百元不办, 铺捐一项, 至少必须二万四千元, 经贱会按等分配, 前两项尚可勉强支持。惟铺捐一项, 按上峯规定表所列遵章征收之数, 每月不过六百四十余元, 连同房捐、筵席捐两项每日征收之数, 至多一千余元。较包额尚相差甚多。
兹拟通融办理列乙等者, 可升为甲等, 列丙等者可升为乙等, 依此类推, 本县三百一十余家商号, ……全年十二个月约可征收二万二千元之膻。拟由原包额内减去八千二百元即以二万二千元承包, 并缮呈铺捐捐额规定表即应
钧座据实转呈俾将减少包额, 按章征收, 纾商艰而均负担。则无任感激之至所有减去八千二百元之包额缘由可否之处, 理合检同附表一并备文呈送敬请。[9]102
忻县公署对商会请求核减包额的批复道出了商会的尴尬处境。“应早对各商宣布原情, 分别铺捐、摊款两项起收, 按月清交以济要需。无为该会长对商不分清晰, 混标一捐, 遂无法分配, 遽尔请减额。”商会原本出于保护商民而以全县名义承包捐税。不料各商业分区不但未能按时缴纳分担捐税, 甚至连能收多少都无确数。对此, 县公署出策, 希商会重行筹划铺捐、警备摊款分开征收。如铺捐将城关商号318家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等征收, “照章每月可收1054元, 奇村镇可收300元, 董村镇可收100元, 三交镇可收40元, 并附发派收捐款表”“, 倘仍无法办理即归县自征”[1]101。
随后商会召集各董事讨论该县各商等级事宜, 但等级乃经同业公会董事, 根据资本多寡、经营状况几经审核确定的, 已成定例。若变更等级以征足捐额, 恐群起反对以生枝节。由此, 商会陷入了两难境地, 按原定等级与忻县公署的捐款表征收, 则所征捐额与包征额相差甚远, 无法向县公署交代;如浮征或提高商号等级, 则商民攻之。商会包征铺捐本为保商、便商, 无料事情进展不惟商人反对, 县公署也责备, 真可谓困难横生。最后, 以退包铺捐归县自征, 房租捐、筵席捐仍由商会承包告终[10]104。
三、余论
铺捐包征风波, 虽因商会包征引起, 但却非商会以包征作弊从中赢利而生。原本就因商会负担的警备摊款无法按时上缴, 忻县公署决定开征铺捐以资补充。商会鉴于警备摊款再加铺捐, 忻县商民实无力负担。故与忻县公署协商将警备摊款与铺捐合并一起由商会以铺捐名义包征, 年缴24, 000元。一方面以合法税征名义缴纳捐款, 减少商民因逆反摊派而拖延款项之事, 一方面又堵住了日伪政权再摊派的口舌。忻县公署的包征额、每月应缴数目表与忻县商民的实际负担能力无法匹配下, 试图通过包征以减少伪政权对所属商民骚扰的忻县商会, 终陷于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困境。相对于忻县商会体恤征捐的做法, 商民尚不得应缴, 归县自征的铺捐与摊款定是无视商铺经营的强制征收。且铺捐与摊款分别开征, 使摊款照旧进行的同时, 铺捐亦成事实。
由上可知, 随着占领的体制化, 日伪政权在地方社会的财政来源也由初期的摊派与抢掠, 逐步开始向建立财政税收体制以合理征税转化。摊款转化为税捐, 弱化了民众反感情绪的同时, 也使获取财源的手段法制化。如忻县公署开征铺捐抵补警备摊款不足外, 还将原摊派农民十万余元的治安费, 以妨碍生产为由, 变更开征赌捐补救[11]。包征捐税, 对伪政权而言, 既可减少政府行政成本, 又可缓解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性;在商会看来, 包征则可减少伪政权对商民的骚扰, 也是一定程度抵制伪政权滥征、苛索之途。然此次忻县铺捐包征风波中, 高额捐率及道义令商会无法完征。且原本想要避免的摊派, 却在铺捐、摊款分别开征中再现。
摘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 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原税制基础上不断滥增税目、税率, 最大化的汲取社会财富。山西忻县房铺捐包征风波中商会与日伪政权的博弈, 展现了日伪政权掠夺本质。
在日伪清乡下办《东南报》 篇2
抗战时期，苏中行政区的南通战略地位显要，日伪在这一带实行清乡。为粉碎日伪军的阴谋，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清乡斗争，有著名的“火烧三百里竹篱笆”事件。还有少许人，他们默默无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创办一份战地油印报—《东南报》，想知道他们艰险的办报经历吗？本文将为您揭秘。
70年前，抗战时期，苏中行政区的南通与日军侵占的上海、南京隔江相望，威胁着长江下游日军军需的主要补给线和掠夺物资出海的通道。日伪企图先在南通一带实行清乡，进而扩展到整个苏中地区。以粟裕同志为核心的苏中区党委和以吉洛（姬鹏飞）同志为核心的苏中四分区（南通）地委，预见到局势的严重性，全面紧急动员反清乡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当时的海门、启东和南通东部合并为海启县，是日伪清乡的重点地区。
为揭露日伪的残暴，讴歌抗日军民的英勇业绩，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夺取反清乡斗争的全面胜利，县委决定创办一份战地油印报。因海启县又称东南地区，故取名《东南报》。办报是秘密的，报社就选择在清乡圈的中心地段，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活动，将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敌人据点旁设报社
18岁那年初春，我弃学从军，离开上海前往江北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先在海门县七区农抗会做民运工作，后担任新四军东南警卫团政治处宣传干事。1943年3月中旬，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洪泽对我说：“县委要创办《东南报》，你字写得很好，可以刻写钢板，写的文章也不错，可以兼当记者、编者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行！那我就学着干吧。”临走时，洪政委叮嘱我说：“在敌伪清乡圈内，出这么一张报很不容易，也极危险，要有大无畏精神才行。”团长王澄插话说：“反清乡斗争无论怎样艰苦，只要有《东南报》在，群众就知道县委还在领导这场斗争。”
《东南报》社仅有六人，由原《江海报》编辑马力同志调来担任主编。为确保安全，报社设在秘密党员尹祖陶（现在启东市天汾镇）同志家里。尹家离敌人据点只有三里远，越近越危险，但单家独宅，地形也好，向北转移余地较大。
大红的创刊号
《东南报》社在3月20日成立。采访、写稿的主力是马力、季淮；高风技术好，负责刻写标题、花边、报头和插图；我和高民刻写小字。经过五天的努力，一张两面油印的《东南报》在3月26日首次出版了。创刊号是用两色滚筒推印的。滚筒上大段是黑油墨，在印大标题的一头用了鲜红的油墨。第一条红字大标题是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联合颁布的《反清乡紧急动员令》。创刊号还刊载了四地委《关于反“清剿”、反清乡宣传动员大纲》和海启县委的《三月决议》。创刊号的社论由县委书记洪泽撰写，号召全党办报。这一期的中心内容是明确提出反清乡，必须以武装斗争为前提，以积极斗争为主，全力开展游击战争；掀起群众性的斗争高潮，并运用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对付复杂的情况，以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洪政委看到创刊号后高兴地对大家说，办报也是对敌斗争，报纸办起来了就是胜利，办好就是更大的胜利。
坚持原地斗争打游击战
事实确实如此，关于反清乡的口号，最初有人写为“原地坚持”，但上级领导提出这可能理解为原地隐蔽不出击，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坚持原地斗争”。初期《东南报》对反清乡准备所作的最有力的贡献，就是贯彻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干部和民兵“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坚持原地斗争。《东南报》的出版，紧密地配合了反清乡的动员工作，鼓舞和坚定了全县军民斗争的信心。当时，全县有59乡召开了群众大会，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清乡大同盟的宣传。许多乡的民兵、农抗会员运用民间习俗，喝齐心酒，写结盟书，歃血为盟，纷纷宣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原地斗争，决不出卖同志，决不投降敌人！”
4月初，敌伪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开始了，一万五千名日伪军大举出动，分成十几路，反复“梳篦”、“拉网”，企图将海启的抗日武装及领导机关一网打尽。为确保安全，报社同志把油印机、钢板、蜡纸、白报纸等物品，藏到尹家宅后的竹园地洞里，有的还藏到可靠群众家存放的寿（棺）材里。尹祖陶家在八字桥头开设一家豆腐店，如发现敌情就把“豆腐标”放下来，情况紧急就扯起白笼布，在供奉的财神台上燃放小鞭炮。尹祖陶的老娘在门口纺纱，时刻注意“豆腐标”和白笼布。他的妻子和儿女下田种庄稼、挑羊草，以不同形式放哨。《东南报》社的同志们住在这里，受到全家的掩护。敌伪军逼近时，报社同志就和群众一起转移。夜晚，分头到干部、群众家采访，然后赶回写稿、编辑、刻写、印刷。全套工序必须赶在拂晓前完成，并将废纸和油墨痕迹彻底除净。困了，转进芦苇丛睡一会儿；饿了，乘迂回的空隙匆忙扒几口饭；枪声一响，跳起来和敌人周旋。秘密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捎来各区、乡及部队的稿件，同时将新出的报纸带走，及时分发下去。
有次印刷缺纸，尹祖陶起早买回一大卷白报纸，不料返回时碰上了两名伪警察，端着刺刀顶到他胸前，厉声盘问：“这么多纸干什么用？”说着就要拖他走。他定了定神，灵机一动，赔着笑说：“父亲过世一周年，剪冥衣用。”伪警察免得大清早遇到这种倒霉事不吉利，转身就走。
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办报
就在这险恶艰苦的环境里，在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报社的每个同志都坚持战斗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每次出版，我借助一盏光线微弱的豆油灯，伏在破旧饭桌上，一笔一画精心刻写。铁笔刻下去，一撇一捺都得用力均匀，轻了，影响渗油，印不清晰；重了，蜡纸会破，一漏油就印不好，印不多。钢板是有纹理的，顺势下笔才能刻得又快又好。蜡纸是半透明的，光线微弱就难以看清，几行字下来，握笔的手指便发僵发硬。刻好蜡纸早已是子夜时分，经校对、修改，便投入油印。五六百份刊登着杀敌、锄奸、缴枪、策反等胜利消息和揭露敌人残暴行为的报纸，散发着油墨清香，迅速在军民间传阅，大家欢欣鼓舞，斗志倍增。为了让报纸办得更精美，我还学会了题图、插花。偶尔看到这张报纸的伪军惊讶地说：“新四军印的东西这么好，一定是在外面印好了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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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游击战来反编保甲
日伪清乡的主要手段是编保甲，吹嘘“保甲编成清乡完成”。为了配合粉碎编保甲阴谋的尖锐斗争，《东南报》刊登了反保甲歌谣：“门牌是亡人牌，户口簿是阎王簿；册子上个名，将来跑不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签；哪个写我名，等死不如拼；谁要编保甲，人人皆可杀！”歌谣便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开了。敌人来编保甲那天，只见土地庙贴着一幅大标语：“哪个录我名，坚决与他拼！”当时，反对和粉碎敌伪编保甲，成了海启人民一场最尖锐的斗争。
我们报社因为扎根在表东乡，所以对这个乡的反编保甲斗争，可说是亲眼目睹。表东乡干部用游击战来反编保甲，取得了战果，敌人大批下乡，干部、民兵立即掩护群众顺小沟过暗坝，转移走。日军北川队长搜遍全乡，只找到20多个60多岁的老人。那些清乡人员是从江南调过来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也就照老人报的名字来填写，匆匆发下户口簿。但当晚就被群众烧毁。一天晚上，全乡干部、群众敲起铜锣，1000多人集体焚烧门户牌和户口簿。敌人在表东乡折腾20多天，连一块门户牌都没有挂上。
表东乡南边的启西区正诗乡反编保甲斗争也开展得很好，县委推广了正诗和表东两个“铁皮乡”的经验。《东南报》对这场斗争及时作了报道，鼓舞了全县人民斗争。
火烧竹篱笆三百里
日寇为了将新四军“镇”在一定圈子里不能活动，从4月份开始，大肆砍竹林，还从江南运来六批毛竹，筑起了数百里长的竹篱笆。
7月1日，四分区在全区范围打破竹篱笆。在海启县，也掀起了破竹篱笆的群众斗争。《东南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还刊登了胡石言创作的歌曲《清乡谣》，其中写道：
汪精卫清乡篱笆千里长，
清乡队员牛皮吹得响，
东亚和平呀抡钱又抡粮，
老百姓气死汉奸喜洋洋。
鬼子兵清乡碉堡梅花桩，
皇军老爷做事真“漂亮”，
三光政策呀烧光、杀光、又抢光，
鸡子呀牛羊呀还要花姑娘。
汉奸呀鬼子你清乡吧！
血写的仇恨永记在心上，
一滴血一把火一担粮，
是你的血债得用鲜血来还债，
竹篱笆千里一把野火烧精光……
……
这首歌谣刊登后，词曲通俗生动，易学易唱，很快在民兵、群众中广为流传，鼓舞了对敌斗争的热情。7月初的一天晚上，封锁线上突然亮起一片火光，火势越来越旺，浓烟蔽天，人声鼎沸，《清乡谣》歌声四起，400万根毛竹筑成的300多里长的竹篱笆顷刻一烧而光，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突出报道了“火烧竹篱笆300里”这一壮举，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难忘的鱼水情
有次报社转移，不料我患了恶性疟疾，只得留在尹家。敌人经常出来“扫荡”，真令人愁肠百结！好在当时的玉米、高粱长得又高又密，一望无际的庄稼枝叶肥硕，撑起了一片“青纱帐”。尹祖陶每天天蒙蒙亮就将我背进东边的芦苇丛里躲藏，还送来老被絮，让我在寒时裹身。发病时发寒发抖，盖上两三条被子浑身还发抖。我心里更急，五尺男儿也敌不过这缠身的病魔啊！太阳下山了，他再把我扶回家。吃饭时分，尹家孩子佯装割羊草，把饭菜和开水瓶装在篮子里送来。尹祖陶的妻子见我瘦的不像样子，悄悄地把小芳抱着跑反的唯一那只生蛋的老母鸡杀掉了，煨鸡汤给我补养，却不让自己的四个孩子喝一口……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过了些日子，情况缓和了些。马力等同志又搬回尹家，我又拿起铁笔刻印起蜡纸来。
1943年冬至1944年春，敌伪推行的所谓“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我们《东南报》社的处境更险恶了。严冬季节的一天清晨，报社同志正在尹家印报纸，在门口望风的小芳看到路口桥头豆腐店的“豆腐标”放下了。原来是日伪机动部队穿便衣化装老百姓下乡，前面的尖兵突然到达豆腐店。这豆腐店在农闲时由一个耳朵半聋的伙计来帮工。他耳聋但不呆，发现三五个便衣人员突然出现，心知不妙。这时豆腐已好，放下豆腐标，表示发现敌情。敌人对此突然举动产生了怀疑，抓住伙计边打边问，说他是新四军，拷问他，要他说出机关部队驻地。伙计不肯正面回答。敌人说他装聋，将他毒打，并抓住桥头另一家烟纸店的陆家伯伯要他作证。陆家伯伯证明他是豆腐店伙计，是半聋子，敌人才放了他。报社的同志赢得了充裕的时间，痛惜的是哪位爱国的伙计内伤严重，不久去世了。
鼓舞反清乡斗争的小册子
《东南报》八开两版，不定期出了近两年。其间，为了纪念反清乡斗争这段不平凡的岁月，还出了一本《血腥的旗帜》小册子。
《血腥的旗帜》是编辑马力取的书名，并为它写了前言，在油印这本小册子时，他曾轻轻哼唱着《马赛曲》：“血腥的旗帜举起来了，看到没有？那疯狂的士兵，在田野里，疯狂地怒抖；他们来到你的家。枪杀你们的女儿和老婆！武装起来！同胞们！快结成队伍，前进！前进！把他们的污血，灌溉我们的田园。”
那歌声，给人们以深沉而有力的激励。
马力还兴奋地向我们介绍了《马赛曲》的词曲作者，一个叫鲁热·德利尔的法军上尉。当年，马赛盟军就是唱着这首火热之歌开进了巴黎。这首歌词，经马力提议编入了小册子。
为了编辑出版《血腥的旗帜》小册子，我们在1943年12月中旬开始征文和搜集材料。书稿和编者一同经历了无数次紧张的战斗和辗转迁移。当时的主编马力抱病坚持工作，辛勤编辑。尤其不幸的是，在1944年1月底，一部分原稿约5万余字，在一次情况中化为灰烬。虽然后来有一部分补上了，但大部分无法补全。尽管如此，马力同志还是毫不气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尽力补充材料，油印了200份，与读者见面了。
当年2月底，因为陆地上环境太紧张，海启县委会议就移到海上老鼠沙去开。会议开始前，洪泽书记从文件包里拿出几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他说：“这本《血腥的旗帜》，是东南报社马力、颜辉、高风、季淮等同志编的。这本小册子记载了1943年我海启县军民反清乡斗争的英雄业绩，不仅对鼓舞我海启百万人民的斗志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将成为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宝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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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委员许淦、赵一德等人高兴地翻阅这本小册子，他们感到多么亲切啊！
副书记鲍志椿说：“在清乡圈内，斗争如此紧张、残酷，我们海启县居然还坚持出版了《东南报》和《血腥的旗帜》！”
洪泽说：“我们还出版过几期铅印报呢！”
鲍志椿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洪泽说：“《东南报》的同志们，住在农民尹祖陶家受到全家的掩护。敌人几次来搜查，由于尹祖陶派出的小孩子哨兵及时报告情况，避免了损失。尹祖陶一家也很了不起啊！”
《血腥的旗帜》仅油印了200本。在后来紧张的战争环境中都散失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多方寻找，仅发现两本。1958年12月，得知原南通军分区参谋长彭友同志保存着一本，另一本是1959年春，在南通市委宣传部部长江行那里找到的。1961年11月底，我到南通出席党史座谈会，遇见江行同志，他把那本珍贵的小册子转送给我并写了赠语：
《血腥的旗帜》在抗日反清乡斗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由马力同志编辑，铁笔战士颜辉同志刻写印刷出版的。
解放以来，到处搜集，仅发现一本，这一本是从马力同志家里找到了。马力同志于1946年秋病故，此本是他爱人保存下来的。《血腥的旗帜》转到我手，我已保存了两年了，今颜辉从宁来此，特予转赠，以致纪念他的辛苦劳动！
江 行
1961年11月29日于南通
新闻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由于战争年代斗争十分艰苦，马力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溃疡，加之当年缺医少药，饥一顿饱一顿，睡眠不足，他渐渐消瘦了，病情也明显加重。但是，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他长时间不顾疾病折磨，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胃痛发作时，他把腹部顶在桌角上继续工作。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痛得昏倒。1946年春，他已无法坚持工作，只好接受组织的决定和遵从医嘱，去上海入院治疗。但病情继续恶化，由胃溃疡转为胃癌。他在生命垂危时依然乐观，心想看《东南报》是否继续出版……
1946年11月24日，年仅26岁的马力离开了我们。得知这一噩耗，我们深为震惊与悲痛。
我和马力同志相处不到两年，他是我的领导，虽然没有和我进行过促膝长谈，但对我不乏真诚关心和爱护。今天，我再次翻阅《血腥的旗帜》这本小册子，捧此遗物深思，忆其音容笑貌。他对《血腥的旗帜》所倾注的心血，我们是永不忘记的，他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
严守四十年的秘密才公开
抗战胜利后，这份在敌人眼皮下出版的油印报，在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后停刊。我们报社驻扎在尹家这件事，当时竟连左邻右舍都不知道，因为党组织要求尹祖陶严守秘密，他一家人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83年11月，我前往启东寻访当年的恩人，这个严守了40年的秘密才公开于世。
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东南报》就不可能像一簇战地黄花，傲霜怒放，香溢四野；就不可能像一柄匕首，锋芒锐利，威震敌胆……
（编辑：党亚惠）
作者小传
颜辉（取名颜仁焕），1924年11月出生，浙江宁波人。1940年参加革命，在上海华华中学二校（建承中学）读初中时，由中共地下党员王任钧（王家杨）老师介绍加入“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进行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42年春，弃学从军，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干事、指导员、记者、主编、科长、主任等职。1965年由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副主任调中央文化部任中国电影公司宣传处处长、轻工业部外事司党总支书记。
颜辉在部队服役期间，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解放战争中灵甸、掘港、刘桥、汇龙等战斗及淮海战役。1948年，在淮海战役窑湾阻击战斗中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在新闻战线上，他运用手中笔杆子为武器，在《东南报》《江海报》《胜利报》等，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反顽斗争，瓦解敌军，有力地配合对敌斗争，曾荣获“铁笔战士”荣誉称号。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离休后，他继续做党史征集工作，与著名作家胡石言主编《三百万颗民族心》。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发起《烽火忆抗日》征文中，《〈东南报〉与群众的鱼水情》一文荣获优秀奖。1996年，与“中国鼎王”卢银涛发起组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特艺专业委员会”，意欲“集天下特艺名人之大成，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加强对特艺家及其创作活动和作品的对外宣传，扩大特艺家和“世纪宝鼎”“香港宝鼎”“澳门宝鼎”等影响，在《全国轻工信息》周刊、《中华实业家》上开设“中华特艺”、“特艺世界”等专栏，为“让世界了解中华特艺，让中华特艺走向世界”的宗旨服务，为宣传中华青铜文化和特艺文化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2011年3月，中国艺术名家研究院、中国国学学会授予“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艺术家荣誉称号”。其业绩已载入《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中华名人大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世界优秀华人大辞典》等辞书。
日伪时期 篇3
关键词：抗日战争,学校教育,华北沦陷区
回顾历史,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沦陷区的学校教育是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学生、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铁证。重新审视和探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沦陷区学校教育的历史,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 学者们对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学校教育的研究给予很大关注, 其研究主要涉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日语教育等领域, 焦点是围绕着新学制的特点、实质及各级学校教育的具体实践来论述的。毫无疑问, 学者们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从总体上就本主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对抗战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学校教育情况作一梳理, 以揭露日伪当局在教育领域的罪行。
一、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学校教育的主要措施
日本占领华北以后, 为了有效地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实施奴化教育活动, 积极地督导华北伪政权在各级学校中采取种种配套的措施, 来奴化沦陷区的广大师生。
1、整顿华北原有院校
日本侵入华北后, 在日军的破坏中首当其冲的是华北的基础教育。七七事变以前, 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据统计, “全国已有幼稚园1283所, 初等教育机构32万余所, 中等学校3264所”。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基础教育在日军的摧残下急剧减少。华北沦陷区的基础教育也元气大伤。高等教育事业, 则是整个教育领域中遭受日寇毁坏的重灾区, 尤其在平津地区。北平原有的专科以上的院校, 因日军的轰炸, 进一步关闭, 其余被盘踞, 大部分的高校被改为日军的后勤部, 整个华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完全停滞。“1937年8月25日, 日军驻进中国最高学府北大。9月12日, 日军又闯进清华搜查, 随后3000名日军驻进校园, 大量的图书、仪器遭窃。”中国的其他名牌大学亦遭到厄运。此外, 遭到日伪破坏的学校还有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日语学校等。
在对原有学校破坏的基础上, 日伪开始着手在华北沦陷区建立日伪学校。1938年2月, 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出训令称:“关于事变后学校之恢复, 应从小学着手, 次及中学。至于大学之开办, 应事先向政府申请, 采本部之指导。”此后各省、特别市相继开始复校工作。为了将华北沦陷区的高校办成日伪的战略基地, 日伪高度重视高等院校的恢复工作。在日伪的指导下, 华北伪临时政府相继在北平建立了“新民学院”、“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外国语学校”等一系列高校。此外, 伪政府还改组、建立了一些大学及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 建立了一些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日语学校等。
2、推行“新”教材
教科书是日伪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奴化教育的主要媒介。为此, 日伪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制。1938年1月1日, 华北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平津治安维持会下组成了教科书编纂机关——初等教育研究会与中等教育研究会, 编纂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同年春季用的教科书。1938年3月1日, 伪临时政府又成立了“教科书编纂会”, 主要负责新教科书的编纂事宜。新编教科书有以下两大特色:
(1) 贯穿“复古”思想。在新编的课本中, 小学低年级课本讲《孝经》、《论语》, 小学高年级讲《孟子》, 中学课本主讲四书五经。这些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应该持扬弃的态度。所以问题不在于典籍本身, 而在于日本侵略者断章取义, 对典籍中的糟粕加以夸大宣传, 甚至歪曲, 给以奴化解释, 以期使学生从小养成顺从的性格, 以便日伪奴役。
(2) 加强日语的教授。在新编的教材中, 日语成为各大、中、小学的必修课, 国语课明显减少。有的日伪学校甚至禁止学生使用母语, 学校以日语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学生最终成绩的标准, 日语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日语教学时间在学校的教学时间上更是占大部分。为了培养听从于日本的汉奸、奴才, 日伪更加注重在高校的日语教育。在伪高校中日伪常以交往不便为由, 强令教员在各高校使用日语讲义。日语成为学生进入各伪高校的主要入学检测之一。
新编的教科书完全以日本侵略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 任其篡改和编造, 新教科书普遍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主要侧重宣扬愚忠思想。日伪还用“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奴化内容, 代替原教科书中的“抵御外侮、增强民族意识”的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伪企图通过教科书来淡化广大学生的祖国意识, 降低他们的文化素质, 从语言、习惯、情感上使之日本化。
3、加强法西斯式的管理
为了有效地控制学校、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各类学校中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方式。从校长到学生, 从学校的教学到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 无一不处于日伪的管理之下。
(1) 清理教师、控制学校的课堂教学。教师是学校的主体, 是教学的组织、管理者, 是学生的引导者。日伪首先从校长、教员下手, 对他们进行审查、培训。在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日伪学校, 大都有“嘱托”一职, 专门负责对教员的监督工作。
(2) 严格控制学生。学生是日伪奴化教育的主要对象, 在各级日伪学校中设有特务机构, 负责监控学生, 发现有不合时宜的言论和行动, 则立刻遭到逮捕。曾任教育局顾问的宇野佑四郎曾说:“学生应守学生的本份, 如果逾越规矩是断难容恕的。”日伪对学生的管理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 发布各种禁令限制学生的思想及言行, 如规定“凡学生除课本及经学校介绍书籍之外, 不得有任何读物;凡学生除由学校指定教员的课外活动外, 不得有任何组织。”同时, 日伪还利用组织各种与课堂教学相辅的课外活动影响学生。而活动的内容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绝不容许反日言论的存在。它的实质是通过强迫学生参加这类反动的活动, 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反共”、“大东亚共荣”的理念。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各级学校里实施的高度管理制度, 包括了对教师和学生, 以及教育活动的种类、过程等个各方面的控制与管理。这种教育是一种法西斯式的高压主义教育, 目的是为了奴化中国的广大师生。
二、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学校教育的危害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 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 尤其京津地区的教育基础已非常雄厚。以北平为例, 北平地区在学校制度、教育质量等方面已有了很大进步, 初具现代教育规模。中小学课程也已注入了民主精神, 科学水平有所提高, 而且涌现了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华北沦陷以后, 日伪对华北沦陷区学教教育进行的经营对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1、学校教育的物质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 学校、学生数量急剧减少
日伪占领华北以后,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 各大、中、小学的教育机构均遭到日伪军蓄意的破坏。“北平城内虽未遭到飞机大炮的轰击, 但日军进城后亦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国立学校被改造为日军的驻军场地, 教职员、学生躲避一空, 校内什物被破坏无遗。”在日寇统治期间, 据记载:“1938年6月, 伪市公署调查北平市各级学校, 计公私立中等学校139所, 教员1005人, 职员678人, 学生16700人;公私立初等学校 (包括简易小学) 443所, 教员1771人, 职员597人, 学生57705人。与北平沦陷前相比, 中等学校的校数减少了7所, 教职员减少579人, 学生减少12612人, 经费减少967282元。”
此外, 屠杀与迫害广大师生进一步削弱了师资力量。据记载:“日本占领青岛后, 1938年12月, 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 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 逮捕师生30余人, 酷刑拷打折磨40余天, 致使2人死亡, 多人终身残废。”这种迫害具有广泛性。广大师生终日生活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之下, 精神压抑, 失去了自由的空间, 教学质量、学习效果自然难以保证。
2、加速了华北的殖民地化
马克思指出:“殖民主义的掠夺和统治往往通过意识形态在文化心理上对被奴役人民进行控制。”日本侵略者宣称:“对华战争是一个总力战, 而思想战为其重要部分”, “教育界应为思想战之主力军, 教育界应负起思想战之全责。”秉此精神, 学校教育应是日本为完全统治华北而进行的思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全面爆发后, 日伪在对华北沦陷区的高等院校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后又加紧恢复工作, 建立了一系列伪高校, 其目的是要“将华北的高校变成其‘奴隶养成所’和培养侵华工具的战略基地”。为了培养日语师资, 日伪特别重视日语学校的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为了将华北沦陷区变成日伪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基地, 实现“日本工业、华北农业”的侵华战略目的,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加强了职业学校的建立, 尤其是农业职业学校的建立, 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农业技术人员。在向英美宣战后, 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5·5”为青年节。“北平日伪召开青年大会, 要求青年‘为大东亚战争捐躯’, 做强迫青年入伍的思想准备工作。日伪推进的留学教育, 一改以前重文法的传统, 规定以学习理、工、农、医为限。北平地区设立的各类日语学校, 学习期限较短, 多以速成为目的, 适应日本统治之需色彩浓厚。”由此可见, 日伪在华北地区的学校教育是为其军事、经济侵略服务的。
日伪时期 篇4
关键词:奴化教育;教育机构;管理活动;沦陷时期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152—03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攻占武汉后,迅速建立教育管理机构,掌控武汉地区教育主权,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笔者从对史料的钩沉中,归纳出沦陷时期武汉地区教育行政机构从事管理活动的几个主要特点。
一、教育管理决策权集中于日本顾问和嘱托室
1939年4月26日,武汉市政府通过颁布《武汉特别市市政分科规程》[1],设立武汉市教育局,明确了其管理权限。但它仅是一个执行机构。掌控武汉教育命脉的是一个并没有写入此规程的一个部门──嘱托室,它才是武汉教育行政活动的决策权力中枢。
武汉市教育局是日本陆军特务部一手操纵下建立起来的组织。早在武汉沦陷之前,日本多次与汪精卫就在伪政权中设置日本人员事宜进行谈判。在伪政权中日本顾问和嘱托的设置在武汉市政府有关文件中虽未有相关条款,但在《日华在长江下游地带合作关系事项》第2条中提道:关于思想、教育、宣传、文化事业和警察,日、华紧密联系和合作。因此,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社会局、教育局和警察局,聘请日本联络专员[2]。武汉沦陷后,也照此办理。
日军在中国占领时期最高权力集中于军部,军部建立机构控制伪政府。受命于日军司令部的汉口日本陆军特务部是武汉沦陷区的实际政权机构。特务部设有一、二、三课,其中第三课掌管文化、教育、宣传、情报,设有情报、文教、宣传三班,文教班有班长一人,工作人员五六人,实际上掌握着一切教育措施的最后决定权。教育局的大小官员由文教班决定,学校人事由嘱托室决定。日军部的意图通过特务部文教班派出的顾问传达到教育局。教育局的实际负责人是日籍顾问。顾问为荐任官,嘱托为委任官。根据《武汉特别市文官令》(民国28年5月4日公布),文官分高等官及委任官,高等官分为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及委任官。教育局局长为简任官,应比日籍顾问、嘱托的官级要高,但实际上却要听命于顾问和嘱托。他们的薪俸及福利在教育局开支。据《汉口市教育局所属各机关三十三年下半年支出概算》中提到嘱托有4人,其月薪分别为1 458元、1 395元,1 332元、1 269元,在教育局中其薪水仅次于局长(教育局长的月薪为1 800元)[3]。
1940年,教育局在设督学一职外,又派嘱托进驻学校行监督职权。嘱托一度曾增到10余人,其中4～5人在局内办公,其余分配到各中等学校。中学嘱托与校长同室办公,操纵学校事务。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顾问改称联络官,嘱托名义依旧。杨揆一于1942年6月底任湖北省省长后,经多次交涉,日本人答应取消顾问,保留嘱托,作为中国政府聘用人员。这些嘱托的职权,一般限于提出意见,通风报信等。如《教育局工作月报》(民国34年4月)中提及“各校办公用品设法配给案,决议薪炭纸张由局方请嘱托连络办理。”“各校所用水电费应请华中水电公司特别优待案,决议由局方请嘱托室联络办理。”[4]到1945年,在教育局供职的嘱托有7人之多,超过教育局任何一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增库登吉、本多房子、野中光宁、常田孝、中田聪子、二宫富子、柴田イネ。
顾问和嘱托室的设置突现了武汉市教育局的殖民性质。在一般的组织中,任何命令的贯彻都表现为从上到下的方式,沿着组织结构从上到下,组织的高层负责战略,中层负责监督,最低层负责执行。而武汉市教育行政机构的命令贯彻方式则表现为自下而上,再向下的路经,即教育局中的一切决策的最终决定权掌控在顾问和嘱托室,教育局长知晓其决定,再由一般教育行政人员负责执行。
二、伪武汉市教育局官员由江汉中学师生把持
日本曾利用庚子赔款在汉口修建汉口东亚同文书院,后改名为江汉中学,其师生在伪武汉市教育局中占据相当位置,形成所谓的“江汉派”。如在伪教育局供职的王知生、孙克瑶、高伯勋、萧治平、曹伟、卢昌明皆曾为江汉中学教师和学生。
日本侵略者在推行奴化教育时,选择有日本教育背景的人员的原因何在?一是这些人在少年和青年时代,世界观形成时期就接触到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日本教育模式有相当了解,同时他们又多为湖北人士,自然熟知武汉地方文化和教育现状。对武汉教育的熟悉能使他们很快地将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政策同乡土教育情况结合起来。生活和文化背景的相似使他们在构建殖民奴化教育体系的认同问题上同恶相求。这正是日本在中国多年经营教育所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培养一个特定阶层,作为殖民统治者及被统治者间的中介传译者。二是与组织文化的特点有关。组织文化是由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因素构成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组织文化的变革也常常需要经历多年的时间,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才能看出其变化的。同时,在原有组织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将是非常牢固地占据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将成为新组织进行管理的阻力。所以,日本侵略者多关注有日本教育背景的人员,实则是缩短殖民奴化教育机构的成熟期,快速地构建起一个殖民奴化教育机构,让奴化教育思想迅速贯彻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头脑中。因为“新的心理建设和亲善思想是政治协办、军事互助、经济提携的保障和基石”[5] 。
三、教育机构职司专门,权限分明
武汉市教育局各机构职司专门,权限分明。在1939年4月公布的《武汉特别市市政分科规程》中对此有明晰的规定。教育局设一室四科:秘书室、总务科、学务科、行政科和编纂科。秘书室掌管“机要、交际及典礼、局长之通译及其他整理事项、审核稿件”。总务科掌管“典守印信、文书收发及档案保管、缮写及校对、人事、本局会计及经理、于物品采购及保管、教育之调查研究及统计以及不属其他各科主管之一切庶务事物”。学务科掌管“中小学校教育、女学校教育、高等专门学校教育、特种学校教育、私立学校及私塾教育、学校教育指导监督和其他一切学校教育事项”。教育行政科掌管“学校恢复及改善、学校经营、学制调查研究及计划事项、教育统计、教育考试、学校体育保健、私立学校及私塾监督指导、社会教育及图书馆、礼俗宗教及文化、古迹及名胜天然物和其他教育行政一切事项。”编纂科掌管“教育资料之编纂、教育科目之编成、教育资料之调查收集、社会教育图书印刷物之印刷、翻译、教科书及其他编纂。”
1940年6月1日,市政府再次公布《武汉特别市政府各处局分科规则》[6],规定教育局置二室四科,较前增加督学室,其掌管的事项为“教育法令的推行、学校视察、局长特命视察或指导和其他与教育有关事项”。以后机构名称有所改变,但基本职能未变。
《武汉特别市市政分科规程》及《武汉特别市政府各处局分科规则》作为教育局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的基本法规,规定了教育局各机构的基本职能,显示出科层组织的相关属性,在管理上不乏含有一定的科学性,使奴化教育得以统筹规划、分类管理。而这更加深了奴化教育在武汉的深入推进。
四、教育规模小,学制不健全,注重初等教育
武汉沦陷时期,学校类型以小学和中学为主,幼稚园多附属于小学,没有大学。又由于大量人口外流,学龄儿童人数减少,导致学校规模较小。以1941年4月为例,一个小学的班级数在4～16之间,整个小学班级数为471;中学的班级数在5～14之间,整个中学班级数仅为30。
教育仅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工具。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地区办教育的目的是让当地人民产生亲日、崇日的思想,对儿童进行这方面的灌输将是最有成效的,因而他们认为教育部门中,尤以儿童教育为要。从1939—1942年,市政府公布核准的教育法规达52种之多,多涉及初等教育领域。日本人只希望教育为他们培养“顺民”足矣,而不是高层次的人才。
武汉作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据点,虽苦心经营,终显力不从心之态。表现在:
一是教育经费缺乏。教育科成立时,教育经费仅为每月3 000余元[7]。1939 —1944年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从1939 —1942年的教育经费是逐年增加。但到1944年就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日本投降之前,武汉教育难以为继。教育局曾于1945年2月、6月两次再度减并学校,并将所有社教机关一律暂时关闭。1945年,市府迟迟发不出头三个月的教职工薪水。教育局在万般无赖之下,竟从三月份起,向学生收取教育补助费,中学生每人2 000元,小学生每人1 000元。教职工从中每人供支5 000元,公役每人供支1 000元[8]。另从校舍方面也可见一斑。“学校有租用民房者,有借用公共场所者。完全学校式之建筑不多。”[9]如市立第九小学在仁寿宫会馆开办。第七小学成立时,无校舍,低年级借用第一小学(现鄱阳街小学)校舍,上半天。中高年级则在中山公园露天上课半天[10]。
数据来源:武汉档案馆藏.市政概况(汉口特别市政府成立四周年纪念刊) [Z]. bB13-7.武汉档案馆藏. 教育局所属各机关三十三年下半年支出概算[Z].全宗号69,目录号10,案卷号1。
二是师资有限。武汉沦陷之前,大学、中学、师范及部分公立小学教师教师随校西迁或南迁。致使有经验的高质量的教师严重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教师仅占19.3%,35岁以上的教师仅占24%。
三是大学生源不足。武汉曾开办湖北农学院,就是因为生源不足,而未能开办下去。
武汉为中国一教育大市,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教育被破坏殆尽。日伪费尽心力构建的奴化教育呈现病弱之态是必然之事。
五、重视战时劳动教育,忽视教学质量
日伪将教育作为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工具,将沦陷区的中小学生也纳入战争轨道。这种倾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愈显突出。汪伪政权在省市农业增产会议上曾做出一个决议就是发动青少年实施耕种。伪湖北省教育厅也据此发动勤劳运动,规定中小学生“于每星期下午实践勤劳半天,以增产为目标,增产种类为蓖蔴及各种物资等并以临近学校适中地点为原则。”[11]
从1942年3月至1944年8月,伪教育局为励行战时生产教育,发动武汉市中小学生协助生产之蓖麻运动。要求小学4年级以上学生一律参加栽种。1942年3月20日,就有3 000余中小学生参加,教育局长高伯勋及各科长均到场[11]。是年4月16日,各中小学校长又被要求领取十七八万两种籽,率领学生在原地补种[12]。到1944年,伪教育当局更是变本加厉开始扩大栽种蓖蔴运动,动员全市中小学生从事蓖蔴生产工作,以供战时物资需要。市教育局特组设蓖蔴栽植委员会,将本市划分为8区,中学生每人种植5棵,小学生每人种植1棵[13],计可载3万棵[14],“以协力完逐圣战”[15]。
伪教育当局注重意识形态和战时生产劳动教育,对教学质量极其漠视。1943年,伪教育局分布今后教育之重点在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思想训练、行动规律、体力锻炼和劳动服务五个方面的训练。对学校教育的重要工作——教学只字不提。从一篇署名曹薇所撰写的文章《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可见一斑当时的教学状况之混乱。“笔者累次询问许多学校里的小朋友,所得的结论是:‘没有先生上堂’,‘先生总是叫我们自修’,‘国文只要我读,先生不讲’,‘那个分数四则的文字题,先生也不会’,‘先生光认白字’,‘不上课,主任守着校门又不让我们回家’。”“有几次为了拜访几位以前教训所的同学,参观了几个学校,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情形。上课铃打了,先生们还若无其事的在校政厅里谈笑……大约延迟了十分钟之久,才慢慢抽身,徐徐举步,踱进教室,讲几句‘坐正了没有?’鬼混半天,再拿出书本。”[16]
伪教育局对正常的中小学教学内容的漠视,使各文化基础学科教学徒有形式,贻误学生,为害极深。
六、极力营造东亚新文化的学校教育氛围
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象征,反映着组织的社会价值,是联结内部成员的心灵纽带,使人们和谐地与组织融为一体。对于沦陷区的教育行政机构而言,组织文化的构建意义尤为重大。如何统领师生的思想?是侵略者和教育汉奸必然要思考的问题。在《如何树立东亚新文化》一文中提及“大东亚战争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要同时并进的。我们一方面战争,一方面就要谋新的建设。我们的新建设必须先有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来作一切新建设的指标。创立东亚新文化,自然是要先从东亚固有文化中,去作一番精密的搜求与研讨。”[17]曾任伪武汉市教育局局长的高伯勋在《从七七事变谈到中日文化合作》一文中也附和,要“建树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将两国国民的意识形态各由其本国文化机构把他充分的表现出来,通过相互间的文化机构把二者融合而为一”,进而使“两国国民意识趋于一致,达到心理亲善的地步。”[5]
如何做才能形成这种组织文化?从《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发表告渝方教育界书及第一届年会宣言》中可看到,“对于思想方面,不能不做一番清理理论之工作,不能不做一番观念斗争之工作,使文化教育界中统一意见,集中力量。故对全国教育界之思想运动实为今后努力于教育之基本工作,亦为建设新中国教育之先决问题。”[18]从上可看出,侵略者和教育汉奸在努力营造一种东亚一体文化,以此统摄沦陷区师生的思想,在潜意识层面上逐渐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信念、认知和规范等,使其努力致力于殖民奴化教育的建设。
从以上对伪武汉市教育局管理活动的特点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伪武汉市教育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教育机构。它破坏了武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摧毁了武汉教育所具有的民族性,为日本侵略者在武汉实施殖民奴化教育提供了权力支持。它在武汉所推行的奴化教育经历了初创、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以致瘫痪和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的膨胀、萎缩到灭亡的过程相对应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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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介绍蓖蔴栽培法 协力完逐圣战须竭全力增产[N].武汉报,1944-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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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如何树立东亚新文化[N].武汉报,1942-11-24(1).
日伪档案记载的赵尚志将军遇害始末 篇5
“九一八”事变后, 赵尚志被营救出狱, 1932年春, 先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5月, 被派往巴彦, 协助张甲洲整顿巴彦游击队, 该队于1933年初被日寇瓦解。省委把责任全部加在他身上, 并以“右倾”错误, 开除了他的党籍。这并未影响其抗日决心, 10月, 他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6月, 该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 赵尚志任司令。1935年1月, 满洲省委决定, 正式恢复他的党籍。此后, 赵尚志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 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主席,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等职, 主持东北工作。1940年1月, 因反对“王康指示信”而被永远开除党籍。但没有动摇赵尚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 仍坚持抗日斗争。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 宁死不屈, 壮烈牺牲。1982年6月8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提议, 给予赵尚志完全平反并恢复党籍。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日伪三江省警务厅长田中要次呈报给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长谷口明三的《关于射杀原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情况的报告》”中, 详细地记录了日伪当局阴谋诱捕、杀害赵尚志将军的全部经过, 其中包括参与围剿赵尚志的日伪军队和杀害赵尚志的凶手以及侦察和围剿的指挥者等情况。
1941年10月, 赵尚志率领姜立新、张凤岐等4名抗联战士组成的小部队, 从伯力出发, 辗转来到了黑龙江沿岸。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 秘密渡过黑龙江, 于萝北县大马河口附近登陆。之后, 径向西南方前进。经过数日在高山密林中艰难跋涉, 来到了梧桐河上游老白头山东南坡姜把头“趟子房”。赵尚志决定以此为活动据点, 隐蔽等待时机, 准备执行预定任务。小部队战士经常到附近的“趟子房”进行活动, 以发展抗日武装。他们所到之处或进行抗日宣传, 或了解山里、山外形势状况的消息。这一情况很快被日伪特务侦探到了。
12月下旬, 伪鹤立县警务科从伪装成毛皮收购人的特务冯德界处得到有关赵尚志部队自鹤立北部地区侵入, “纠结旧部扰乱后方”的情报。“12月下旬, 匪首赵尚志以下五名突然进入鹤立县梧桐河西北约百华里收购毛皮的王永江、冯德界的山上小屋”。同时, 伪汤原县警务科有情报说:“12月23日, 有穿着日本军服的赵尚志及其部下姜立新、张凤岐及另外3名在汤原县乌德库警防所北64公里处, 绑走毛皮收购人王永孝”。这两则情报伪鹤立县警务科视为“甲种”情报。经过对上述情报的综合分析, 确定其为赵尚志及其部队, 并报告三江省警务厅。
日伪当局根据第一线的情报, 经密谋策划, 决定采取秘密派遣伪装的特务、密探, 潜入赵尚志部队的办法, 将其引诱至日伪军势力范围内, 伺机逮捕或歼灭之。为此, 派出伪鹤立县警察警备队队长夏永昌等25人, 利用冬季讨伐之机, 对鹤立河附近山区进行了持续7日的搜索行动, 但是他们一无所获并没有发现“匪影”。之后, 又调派伪鹤立县警备队警长穴泽武夫等16人增强北部地区的警力。不久, 伪兴山警察署又派出伪装成毛皮收购人的王秀峰等25名特务从梧桐河附近山林地带进山, 作情报联络工作。
1942年1月15日以来, 为了实施引诱抓捕、歼灭赵尚志部队的计划, 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 (警佐) , 在现有的特务中选拔出对这一工作“有决死行动”精神的特务, 伪装成赵尚志的部下潜入赵尚志的队伍。日伪特务刘德山被选中。刘德山, 别名刘海峰, 珠河县一面坡人, 时年42岁。奉命伪装成毛皮收购人进入山区, 寻找赵尚志的部队, 企图一举将其捕捉歼灭之。赵尚志为了发展壮大队伍, 未能识破刘德山引诱、歼灭其部队的祸心, 误将刘德山吸收入队, 并委以重任。
1942年2月之后, 特务刘德山没有按约定日期回来报告进展情况, 敌人认为刘可能死了或出现了其他情况。为了查清刘德山情况, 伪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所长李树森 (警尉) 命令熟悉山区情况的日伪特务张锡蔚, 进山打探刘的消息。张锡蔚, 河北省县上仓花窝人, 时年34岁, 梧桐河采金会社采金苦力 (以此掩护特务身份) 。曾在伪满吉林警备第二旅第三团第九连第一排任班长。伪康德二年, 加入伪哈尔滨游动警察队, 1年之后, 转职到佳木斯警察厅任警士。张锡蔚进山后, 到各毛皮收购人小屋转悠, 四处打听刘德山的情况。2月8日下午4点多钟, 特务张锡蔚在梧桐河北方40公里处毛皮收购人姜把头小屋发现了赵尚志的小部队。此后, 特务刘德山和张锡蔚一直和赵尚志生活在一起。2月8日晚, 刘德山按照计划向梧桐河方向引诱赵尚志, 他对赵尚志献计道:“梧桐河警察分驻所警备力量少, 现在正是袭击的好机会”。在其极力怂恿下, 赵尚志考虑良久同意了。决定12日拂晓袭击伪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 并作了具体战斗部署。他把人员分成两组:赵尚志、王永孝、张锡蔚一组袭击伪警察分驻所。
2月12日凌晨1点多, 赵尚志带领队伍到达梧桐河北2公里处一独立农家小屋, 这时, 刘德山又进言道:“袭击之前有必要调查一下梧桐河的情况”。赵尚志认为很有必要派熟悉情况的人去侦察一下。于是, 决定派张锡蔚去侦察。张是负责与敌人联络的特务, 他认为机会成熟, 就同意了。他离开队伍后, 立刻跑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报告了。
张锡蔚走后, 由于刘德山经常在赵尚志的左右活动, 赵尚志并没有注意其行踪。他走到赵尚志身后举枪射击, 赵尚志后腰下部中弹, 仆到在地。他强忍剧痛, 抬起手枪向正朝王永孝开枪的刘德山打去, 刘德山当场毙命。凌晨2点30分, 接到报告后, 在梧桐河负责警备任务的伪县警察警备队警长穴泽武夫和伪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所长李树森决定, 利用夜色, 将赵尚志部包围进行抓捕或歼灭, 并立即召集12名伪警备队员、警察组成一支“讨伐队”, 穴泽武夫任队长。2点40分, “讨伐队”在特务张锡蔚带领下, 从伪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出发, 直奔农家小屋而来。当敌人潜行至距农家小屋约400米时, 被赵尚志部发现, 接着就是一场激战。日伪军仓促散开应战, 为了防止赵尚志部的突围, 切断我军的退路, 穴泽武夫带领5名伪警察迂回到小屋后面, 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战斗大约进行了15分钟, 赵尚志和王永孝在身负重伤昏迷中被俘, 8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敌人为了证明被诱杀者是赵尚志, 作了如下认定:“1.逮捕后本人自供是赵尚志。2.身上带有赵尚志的印鉴。3.同伙王永孝自供。4.赵尚志的旧部下李华堂及其他降匪3名的认定。5.左眼下3块有月牙形的枪伤。6.相片和他的相貌相符。从前说赵的左眼是假眼, 经证实不是假眼, 据李华堂说, 赵尚志左眼不是正常的, 但有一些视力”。据此日寇判明遇害者就是赵尚志。之后, 他们对赵尚志的遗体进行拍照后, 将头颅砍下, 作为邀功之物, 呈送伪三江省警务厅, 伪警务厅再转呈伪治安部警务司的物件有:“1.赵尚志的首级。2.相片:A.赵尚志上半身像;B.赵尚志全身像;C.王永孝的首级;D.缴获品。3.赵尚志的印章。4.任职信。5.赵尚志携带的物品:手榴弹1个, 皮手榴弹包1个, ‘考尔特’一号手枪一支, 枪套1个”。
在负伤被俘期间, 敌人对赵尚志进行了突审, 他只承认是赵尚志, 并对审讯的伪警官说道:“你们不也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却成为卖国贼。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 我马上就要死了, 还问什么?”除发泄之言语外, 一概闭口不谈, 只是怒视着审讯官, 置痛苦于不顾, 显示了不愧为“大匪首”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