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

秦汉三国时期（精选六篇）

秦汉三国时期 篇1

一、秦时期

秦代包括秦国与秦朝, 其各种改革是从推行什伍制、强化治安开始的, 为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使不断出台的新令能较顺利地贯彻到基层[1]54。秦国以法令形式规定了“户”的法定内涵:一丁一户, 或曰一户一丁。简化了家庭人口关系, 便于掌握以成丁为标准的姓氏登录程序。秦国又通过法律限制赘婿、后夫的权力, 从而控制血统家族的相对稳定。商鞍的《去强》篇中记载:“强国知十三数, 境内仓、口之数, 壮男壮女之数, 老弱之数, 官士之数, 以言说取食者之数, 利民 (即商贾) 之数, 马、牛、与草之数。”即将人口划分为成壮男、壮女、老、弱、官、士、利民、以言说取食者等, 秦代清晰掌握了全国人口总数、人口质量、人口构成的具体数字。

秦在战国时已经注意对户口的登记管理, 如《商君书·境内》载;“四境之内, 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 死者削。”就是说凡境内居民, 不论男女, 一生下来就要把名字登记到官府簿籍上, 这是姓名登记的内容。官宦之籍是记录官员名位的簿册文书。据《史记·蒙恬列传》载:“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 当高罪死, 除其宦籍。”其中“宦籍”专为官吏所列的户籍, 注入官籍的本人及家属均享受免租役、减刑罚等特殊待遇。商贾的“市籍”以及官立学校学生的“弟子籍”。秦国实行“重农抑末“政策, 加强对商贾的管理, 把商贾技户编成列伍, 建立“市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 为研究秦朝的户籍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秦墓竹简》中《傅律》规定公民要如实填报户籍的义务, 不得隐瞒家内奴隶, 不得未老报名, 已名不报, 不得以壮年报病废, 已成丁报幼小等, 如有违法, 除本户受罚外, 基层典老 (里典与伍老) 也连带受罚, 同伍四邻连坐受罚, 全部强迫迁徒到边地去。以如此严厉的措施禁止户口“报不实”。《傅律》规定百姓不得擅自迁徒, 如果迁徒, 必须办理“更籍”手续。如本户是合法迁徒, 而“吏弗为更籍”史负法律责任。至于登录的内容, 从《秦律十八种》的《工人程》、《效律》等相关条文分析看来, 秦人登录的“年龄”一项最初是以身高来表示的, 其划分类别如次:婴儿 (缺) ;幼:五尺二寸以下 (秦尺, 下同) ;小:五尺二寸以上至六尺五寸之间;大:六尺五寸以上;老 (缺) 。身高换算成年龄, 即婴儿 (缺) ;幼:七 (女) 八 (男) 岁以下;小:七 (女) 八 (男) 岁至十六岁;大 (成年) :十七岁以上至六十岁;老:六十岁以上。秦朝户口登记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例如《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记载:“乡某爱书:以某县丞某书, 封有鞫者某里士五 (伍) 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 各有户……妻曰某, 亡, 不会封;子大女子某, 未有夫。子小男子某, 高六尺五寸。”这是查封被审讯人之家的报告书格式。其中就涉及居住地址 (某里) 、身份 (士伍) 以及身高 (六尺五寸) 等内容。本户籍登录的所有项目都要求保证绝对准确, 否则, 负法律责任。上报的第一步是由居民自己向官府申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书年”。秦简《编年纪》载:“十六年七月丁巳, 公终。白占年。”到秦始皇十六年 (前231) , 史书上有“初令男子书年”的记载;证明秦代从秦王政十六年起才不以身高为登录内容, 而正式登录人的年龄。到始皇三十一年 (前216) 又有“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 即命令全国百姓自报实有土地数。其中“书年”、“白占”、“自实”即向官府申报自己的年龄、土地财产等情况。户籍登录由县负责组织, 每年秋后 (九月、十月) 登录一次, 乡 (里) 保存人户登录的简册, 县里有户口汇总登录的簿籍;上报户籍的正本报存于丞相府, 副本报存内史府。由丞相府汇总全国人口数后, 再向皇帝统一汇报。从《秦墓竹简》与《史记》等记载中可知秦代户籍的用途: (1) 以户籍为基础, 决定全国赋税、劳役、兵役的征发调用, 作出国家财政收支的预算;决定国防开支。 (2) 进行人户管理, 防盗、防逃亡、防一切诈伪、防偷惰, 控制非农业人口与非生产性活动。 (3) 决定国家公职公务人员的薪俸, 决定官奴婢、服役人员、官府手工工人等的衣服、口粮的分配定量与发放时期。秦代实行每年一次的定期户门检查制度, 称为“头会” (人人必须参加) 。每年八月份, 以乡为单位召集全体居民, 一方面征集户赋, 一方面由主管官员查阅户口。对生死人数、个人年龄、身体状况等都要核查, 对于基层官吏隐匿不实或个人逃亡不“会”的, 都要给以处罚。

二、汉代户口管理

汉代政权非常重视户口管理。为此, 制定有关的户口管理法规, 在《九章律》中设有《户律》, 把户口管理载入国家大法。从中央到郡县再到乡里基层设置了一套相应的户口管理机构, 以加强对全国户口的全面管理。汉代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身高、职务等[2]80。据《居延汉简甲编》第38、1794、1905号的简文:“河南部荣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亡尺二寸黑色田卒昌邑国湖陵昌里士伍彭武年鲁廿四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其中, “河南郡荣阳桃邮里”指住址, “公乘”、“不更”、“士伍”是有关爵位身份, “庄盼”、“司马奉德”、“彭武”、“宋买“是登记姓名, “年廿八”、“年廿四”年龄登记, “长七尺二寸”身高登记, “黑色”肤色登记。汉代还依照人们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来进行分类登记。其标准主要有: (1) 宗室籍。汉代对宗室人口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在中央设有专管的宗正府。据《后汉书·百官志》中记载, 宗正府“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 及诸宗室亲属远近, 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汉初宗室人口不满百数, 西汉平帝时已达十余万人。享有宗籍的人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 (2) 后妃外戚籍与通侯籍以及守陵户籍。后姬外戚籍是对后纪外戚设立的户籍, 归宗正主管:通侯籍是指受封的王侯公主等贵族拥有的户籍。守陵户籍是对专门守护帝王功臣及其他名人陵墓的人们所设立的户籍。 (3) 弟子籍。据《汉书·循吏传》载, 景帝末年的儒土文翁, 任蜀郡太守时, 十分重视兴办教育, 加入弟子籍的人不断增多。 (4) 农户籍。汉代的农户主要包括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及部分中小地主。汉政府对户口进行分类登记管理, 这是治安管理的需要, 便于分而治之。关于户口的调查。汉代户口调查称为“案比”。“案”即案验, “比”即“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 也就是说按照居民户查核户口数。《汉书》、《后汉书》中有不少令流民或大臣名家“自占名数”的记载。如汉成帝之初, “[班况]致仕就第, 资累干金, 徒昌陵。昌陵后罢, 大臣名家, 皆占数于长安”。颜师古注曰:“占, 度也。自隐度家之口数面著名籍也。”可见, 像班况这样的大臣名家, 也得亲自申报自家的户口。申报以后, 官府还要进行审验核查。据《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 [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 县当案比 (章怀太子注:案验以比之, 犹今貌阅也) , 革以母老, 不欲摇动, 自在辕户挽卒, 不用牛马, 由是乡里称之曰, ‘江巨孝’。”可见, 案验时人人都得到场, 即使老太婆也得让人推车送来接受查验。主管户口核查工作的是比曹。在“案比”核查的基础上, 有关管理人员要逐级上报。属县要上报给郡, 郡在秋冬之交对属县进行考课, “秋冬岁尽, 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窃贼多少, 上其集 (计) 簿”, 郡对县的户门数要进行核对, 然后汇总造册上报中央。中央的计相或丞相、御史大大等有关官员对郡上计汇报的情况进行考察[3]63。例如《汉书·张苍传》, “迁[苍]为计相……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 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 领主郡国上计者”。另据《汉书·匡衡传》中记载:“衡位三公, 辅国政, 领计簿。”然而具体到上计时则又委派集曹掾陆赐主管其事。另外, 由于上报的户口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可据以升迁, 因此在申报时会出现弄虚作假现象:西汉黄霸为颍川太守时, “户口岁增, 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干石”。这是通过辖内户口增加而得以升迁的一个例子。在汉代, 还有通过谎报成绩冒领功赏的事。例如《汉书·王成传》载:“今胶东相成, 劳来不怠, 流民自占八万余口, 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 秩中二千石。……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 (史) 守相以政今得失, 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由于出现了类似这样的现象, 所以就有人指出要核查计簿的真伪。例如《汉书·宣帝纪》载黄龙元年 (前49) 销曰:“方今天下少事……上计簿, 具文而已, 务为欺谩, 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 疑非实者, 按之, 使真伪毋相乱。”西汉后期, 考课制度逐步废弛, 这就势必对上计内容中的户口调查产生一定的影响。

秦汉时期户口管理组织严密, 政府比较重视户口管理工作, 如刘邦打到秦都咸阳后, 当过刀笔吏的肃何深知这种“籍帐”的用途, 第一件大事就是收取秦内史府收藏的历年图书律令, 即土地图册、公府文书、国家律令与户口册籍等, 为之后西汉政权的稳固打下的基础。因为户口不仅是国家征徭役、赋税等的依据, 而且也是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一个方面。因此, 从户口分类、登记、申报程序、查验等采取一系列政策法令, 规范户口管理, 保障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社会秩序安定, 进而促进国家政权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摘要：古代历朝历代政权均重视户口管理, 从秦汉时期户口的登记、分类、政策法令、调查等剖析, 指出秦汉时期户口管理制度业已成形, 逐渐建立自下而上的严密管理体系, 利于国家的稳定, 也为秦汉之后户口管理制度革新提供了标尺作用。

关键词：秦汉时期,户口,户口管理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陈鸿彝.中国治安史[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秦汉时期的货币 篇2

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

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①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②，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⑤。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 年），“行八铢钱”②（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 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 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行三铢钱”。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⑥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 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①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铸四出文钱”②，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③。“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④ 《史记·平准书》。

⑤ 详见《古今注》。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汉书·高后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汉书·武帝纪》。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 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①。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②，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③。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④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均见《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③ 《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④ 《汉书·食货志》。

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 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东方朔传》。

④ 《汉书·贡禹传》。

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冯衍传》。

⑦ 《后汉书·郑均传》。

⑧ 《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货币铸造权

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 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

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⑨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① 《后汉书·朱晖传》。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详见《汉书·食货志》。

战国、秦汉时期经商哲学的形成 篇3

春秋末年以来, 随着“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 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方面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另一方面人们舍本逐末、经商逐利的潮流在发展, 很快出现了各阶层普遍经商的现象, 并促进经商哲学的形成。

《汉书·食货志》记载:“圣王域民, 筑城郭以居之, 制庐井以均之, 开市肆以通之, 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 四民有业。”还规定“四民分业”“不得杂处”, 可见, 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管辖极严。四民分居, 可以防止人们见异思迁, 迁徙他业或兼营他业。但随着春秋末期“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 加以人们认识到“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以, 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各阶层普遍经商的现象。

一、贵族经商十分普遍

西周后期的《诗经》中记有“如贾三倍, 君子是识”。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从商的越来越多。孔子的弟子子贡, 在卫国当官期间从事私营工商业活动,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学於仲尼, 退而仕於卫, 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 七十子之徒, 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 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 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春秋中期, 商人弦高以贵族隐士的身份从事工商业, 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商人。秦朝吕不韦原为阳翟大贾, 家累千金, 他运用自己的钱财结交权贵, 后因助秦始皇得王位而被尊为相国, 号称“仲父”。之后吕不韦一面为官, 一面经商, 后来居然“家僮万人”。西汉赵王彭祖经营“榷会”之业, 为商业领域的“经纪”, 其家“入多于国租税, 是以赵王家多金钱。”这些人既为官又为商, 在朝谋权, 在野谋利, 以权谋私, 形成一个特殊的商人团体。

二、专业化的大小商人出现

春秋时期, 越国大夫范蠡弃官经商, 用“计然”之策游于江湖, 被称为“陶朱公”。他“治产积居, 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加以后代努力, “遂至数万”。战国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 人取我予”, 被后世称为“师祖”。另外还有乌氏倮、巴寡妇清等。汉时专业大商人更是大量出现。蜀卓氏“富至僮千人”, 程郑“富埒卓氏”, 宛孔氏“用铁业为业”, 鲁人邴氏“以铁冶起”, 奇人刁间使虏奴“通渔盐商贾之利”?除了这些大商人, 还有一些专业化的小商人。“工商食官”体系裂变以后, 官府控制的百工、商贾趁机摆脱了官家的控制而成为自由的工商业经营者, 他们单独的从事工商业活动, 为商业的多样化和市场的繁荣作出不小的贡献。

三、农民和平民经商如潮

战国秦汉时期“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形式已初步形成, 但由于气候、地理等因素影响小农生产所得往往难以自给, 所以农民在努力做好农业以外, 还生产一些手工业品以换回自己所缺的生活必需品。加之“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思想的影响, 农民经商求利在战国秦汉时形成勃兴之势。《汉书·食货志》记载:“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 释其耒耨, 冶熔炊炭;奸钱日多, 五谷不为多。”这是当时农民“背本趋末”的真实写照。战国、秦汉时期是第二次城市建设的高潮, 城市的崛起不但为社会增添了数以万计的城市平民, 而且为农业和市民经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城市平民“亦工亦商”, 他们或有一技之长, 或走街串巷, 苦心经营。

各阶层的普遍从商, 形成了“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局面, 进而在战国时就形成了经商哲学。

1.“求利”“趋利”的经商理论

春秋时期人们对商业看法较低, 所以“子罕言利”。而到战国时期已经是“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求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目标。司马迁还认为“富者, 人之性情, 所以不学而俱欲也。”“趋利如水之走下”。在求富理论的作用下, 农民“背本趋末”, 官僚经商, 读书人“多去文学而趋利”。壮士从军, 不辟刀火;市井少年, 不辟法禁;赵女、郑姬出卖色相……“其实皆为财用耳”。

2. 经商致富的方法

范蠡“治产积居,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白圭认为经商要“乐观时变”, 把握时机, 要有“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 商鞅行法”的机变和“人弃我取, 人取我予”的灵活性, 而且还认为商人要兢兢业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3.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当时人们认为“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农商三业中, 经商才是致富的首选行业, “无才, 作力;少有, 斗智;即饶, 争时。” (《货殖列传》)

秦汉时期的养生思想研究 篇4

秦汉时期的养生思想研究

秦汉时期是我国社会安定、文化繁荣、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发展的时期,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古代医学发展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为我国养生思想形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平台.

作 者：刘小华 刘亚云 粟芩苓 LIU Xiao-hua LIU Ya-yun SU Jin-lin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体育系,湖南,株洲,41刊 名：河西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XI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3(5)分类号：B234关键词：秦汉时期 养生思想 理论体系

秦汉时期的图书管理及特点 篇5

当前对秦汉时期图书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尚不是很多。李秀娥, 司光黎指出汉代私人藏书具有广泛性、连续性、完整性的特点。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国家提倡、科技先进、图书出版量增加、书肆出现、教育发达。汉代私人藏书对于保存文献、流通精神产品、激活图书市场, 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功用[1]。刘梅指出我国图书收藏管理事业源远流长, 秦汉时期的图书管理是继先秦一春秋、战国之后取得重大突破时期, 与前一时期相比, 它有着许多独到之处, 如追纸术的产生、发展、应用, 篇目管理的创建、洛用等等, 特别从图书管理的内容、机构、设施、方式、困书管理等方面探讨了前人的管理措施和经验[2], 为现代图书收藏管理提供借鉴。朱根指出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时期, 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先河。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以藏书助学术, 以藏书经世道, 以藏书长见识作为私藏的目的, 即“藏以致用”。私家藏书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也成为各个时期国家藏书的重要源泉, 是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发展的重要途径[3]。可见当前对秦汉图书管理的研究多是从其重要历史价值和图书种类为研究视角, 缺乏对秦汉时期图书管理制度、形式和特点的研究, 通过对秦汉时期图书管理和特点进行分析, 以便对我国图书管理提供借鉴。

一、秦汉时期图书管理

1. 秦汉时期图书管理种类。

首先, 竹木简形式。竹木简是秦汉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他将字刻在竹或者木削后的片上, 他是我国古代最高的书籍。竹木简最大的缺点是比较重, 刻字很麻烦, 根据史书记载, 秦朝时期, 秦始皇每天的批阅奏章就达到100多斤。竹木简的长度大小不一, 用途也相对各异。长简一般是用来书写国家的法律法规, 抄写各种经书。由于其较长的特点, 因为被称之为“大册”或者是“典”。而短的木简则是用来写传记等, 字数多少没有定数, 最后可以一两个, 多的达到机几十个。秦朝事情对简的长度想比较汉朝比较严格, 秦朝对竹木简的大量使用比较常见。其次, 帛书形式。帛书出现时间相对竹木简晚, 但是使用在秦汉事情确实同时的。帛相对比竹木简最大的优点是书写简单, 重量轻, 但是帛由于其比较贵重, 因为秦汉时期, 帛书和竹木简并行使用, 帛书并没有代替竹木简。帛书的长短是比较随意的, 可以根据内容大小随意改变。再次, 石刻书籍形式。秦汉时期出现了石刻文字, 石鼓文发起, 秦汉时期的刻石比较兴盛, 秦始皇巡游时, 经常在石头上刻字, 当前琅琊山石刻依然存在, 而汉朝事情的石刻最高兴起于鲁孝王“五凤石刻”。其后出现了石碑刻字, 用来颂扬死去的人。或者用来赞扬某大型劳动工程。直到东汉灵帝时期, 石刻书籍出现, 他是书法家把经书抄写在石碑上, 这种工作主要有专门的工匠完成。石刻书籍促进了雕刻印刷术的产生。最后, 纸本书籍形式。西汉以前得帛书和竹木简都是存在各种缺点, 直到西汉宣帝时, 发明了麻纸。此时麻纸比较粗超。东汉中期蔡伦发明蔡侯纸, 促进了我国造纸术的产生, 蔡侯纸价格低, 容易书写,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产生, 促进我人类文明的发展。

2. 秦汉时期图书管理机构。

秦汉时期图书丰富, 大量的前代书籍得到收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对其文化也是兼收并蓄。“吾前收天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和“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 采择其善。” (《史记》卷23《礼记》) 说明了秦始皇对先有藏书的择优继承。秦朝的藏书机构设有四处。明堂、石室、金匾、周室均位于阿房宫。掌管图书的被称为御史, 管理图书和兼管监察工作。《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秦拔去古文, 焚灭《诗》、《书》, 古明堂、石室、金眨、玉版图书散乱。”秦朝“焚书坑儒”, 对藏书是个巨大的破坏。汉朝事情则深刻吸取秦朝的教训, 废除“挟书令”。收集秦朝飘落民间的书籍, 因为一时间“书积如丘”。西汉的掌管图书者称之为太史。到了东汉成为秘书。西汉“石渠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 后建成“天禄阁”。东汉设立秘书监, 作为藏书机构。对机构的人数, 职责和部门隶属都规定明确。东汉时期设立最大的图书馆兰台。

秦汉时期, 对图书管理人员素质要求很严, 司马迁作为太史公, 编辑《史记》, 皆是因为本身文化素质较高。秦汉时期图书藏书的机构, 图书管理规定, 图书管理职责界定, 已经图书种类不同, 但是图书管理皆是为中央专制政权服务的。并且秦汉时代的图书管理制度和形式虽然与现代有所差别, 但是管理方法为现代图书管理提供了很大借鉴和启示。造纸术发明和推广, 推动了图书管理设备不断改进。

3. 秦汉时期图书管理类型。

首先, 私人藏书。秦朝“若欲有学法令, 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私人藏书“只限于医药、卜盆、种树之书”。“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史记·秦始皇本纪》) 。因为秦始皇的“烧天下书”政策, 促进了文人墨客冒险私人藏书的盛行。两汉时期的私家藏书大量出现, 首先是国家政府开禁私学及允许私藏图书。秦博士伏生, 焚书时私藏经书, 以后又私传经学, “教于齐鲁之间”, 成为汉代办私学的第一代人物;书肆和纸张的出现为私藏图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刺激了书籍的生产, 促进了私人藏书的流通及利用。其次, 皇家和官署藏书。皇家和官署藏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 这部分藏书主要是为巩固统治者自身的统治而设置的, 因为尽管对私家藏书政治严禁, 但是皇家和官署藏书政策却很宽松。也比较重视。汉朝宰相萧何在咸阳就收藏了秦承相、御史府等官署大量的藏书。藏书中包含秦朝时期严禁和非禁止的。汉朝建立皇家藏书楼, 如夭禄阁、麒麟阁和石渠阁, 主要用来收藏书籍。最后, 寺院藏书。随着佛教的传入, 西汉寺院藏书兴起。汉朝统治者对佛教比较重视, 对传经人待遇优厚, 佛经大量被引进, 更各有很多佛教徒来到汉朝进行翻译佛经工作。安世高, 安玄、支谦就是当时来汉朝洛阳翻译佛经的教徒。大量佛经促进了寺院藏书增加, 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中土化, 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局面。

二、秦汉时期图书管理特点

1. 秦汉时期出现了纸本书籍。

纸本书籍主要是以纸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这是秦藏书发展和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 但是此时的纸本书籍并不是很多, 他的发展还处于雏形时期, 秦汉朝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竹木简的最大的缺点是其重量大, 书写不方便。而纸为书写材料正是鉴于纸本书籍的便利。纸本书籍为以后的全面普及提供了巨大的开创条件, 书写材料的变更, 影响了秦汉时期图书馆藏, 以及馆藏设备的产生。

2. 秦汉时期藏书形式十分丰富。

秦汉时期藏书十分丰富, 藏书分为私人藏书, 皇家和官署藏书和寺院藏书等多种藏书管理形式, 藏书有以竹木简书、帛书、石刻、纸书等形式。早期秦朝为了巩固中央专制政权, 进行“焚书坑儒”等文化制约专制行为, 但不久就出现了文化发展的藏书不足问题, 因为秦朝后期注重了对官家和皇家藏书的发展, 秦朝事情达官贵人组建的门客对藏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相国吕不韦组建3千门客, 编写《吕氏春秋》, 就参阅大量的图书材料, 这些材料后来被编入皇家藏书。汉朝前期, 证据不稳定, 图书发展受挫, 但是等到汉朝发展的鼎盛———汉武帝时期, 图书藏书形式大量发展。汉武帝针对国家藏书“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严重现象, 采取了收集编整图书, 充实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的措施。首先“垂相公孙弘, 广开献书之路”, 借以鼓励各地把图书上送朝廷, 并规定设置太史, “命天下计书, 先上太史, 副上承相。”武帝还“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 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 (《汉书·艺文志》) 。

3. 秦汉时期, 藏书为巩固国家中央专制政权服务, 不同部门藏书开放度不同。

秦汉时期, 藏书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专制政权。为巩固秦早期政权, 进行“焚书坑儒”, 禁止民间藏书, 民间藏书流传一靠手头传抄, 二靠口头传授。正如“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汉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则是为了加强汉朝中央专制政权。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建议, 广开献书之路, 鼓励各地方及民间献书。命天下计书, 先上太史, 副上丞相。汉室藏书外有太史、博士之藏, 内则延阁、广内、秘府之室。在宫内建立收藏图书的馆舍, 鼓励民间藏书。光武帝刘秀在接受西汉部分官府藏书的基础上, 采取了“采求阙文, 补缀漏逸”的图书政策, 大力发展东汉王朝的藏书事业。秦汉时期, 私人藏书率比较高, 并且远远超过了皇家和官家藏书。

摘要：秦汉时期, 竹木、简帛、石刻、纸本书籍大量出现。图书机构正规, 管理规范。图书类型有私人、皇家和官署藏书、寺院藏书等多种形式。纸的出现、图书形式的丰富以及为中央专制政权服务的图书管理政策, 成为秦汉图书管理的特点。

关键词：秦汉时期,图书管理,特点,中央专制政权

参考文献

[1]李秀娥.略论汉代私人藏书的特点与形成原因[J].南都学坛 (哲社) .2000, 20 (5) .

[2]刘梅.秦汉时期的图书管理及特点[J].东疆学刊.1996, 13 (3) .

秦汉时期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篇6

一、秦朝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1. 秦对古代文明普及传播的准备。

周末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彻底瓦解, 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解放和急速发展, 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当时群雄割据的形成, 使得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据说当时市面上的货币有100多种, 除了春秋时期已有的布币、刀币、蚁鼻钱外, 还多了如圆钱、楚金版、秦十二铢等货币。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 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社会现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还体现在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和现状。秦统一六国后进行的文字、度量衡、货币等的统一无疑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文字的统一, 为基本只停留于统治阶层的文明的传播, 提供了普及发展的基础。

2. 秦朝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对于秦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来说, 中央集权的维护和坚守显得尤为重要。秦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定了一整套尊君抑臣的封建制度, 秦朝统治以法为治, 据考相当重视律法档案的建立和管理, 凡是认定为关乎国家统治的重要法律都要写立正副文本。正本藏于专门机构的中央禁室, 并封以禁印, 由少府的尚书管理, 不准私自开启, 如果一旦发现私入禁室者处以重罚, 若有改一字者, 处以死刑, 甚至会遭到株连和连坐的处罚。

秦统治时期不准民间收藏战国时期其他六国遗存的史书和历史档案, 采取“烧灭”、“涤除”的强压政策。其原因不过是在很多档案典籍中记载了秦国对他国攻战的史实和六国对秦的指斥和讥讽。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下了“焚书令”, 致使大批古代档案和六国的档案和典籍被彻底毁掉。并有规定, 令下三十日后不烧者罚做长城劳役4年, 以古非今者灭族。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使得我国古代千百年年来长期积累的古文献财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3. 秦朝古文献今存简介。

秦代档案主要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 大都属律法档案, 墓主人喜即为秦安陆 (今云梦) 主管律法的官员。秦的舆图和户籍档案, 亦存丞相、御史大夫府, 由柱下史专管。秦改变了商周以来将重要活动记于青铜铸器上的做法而刻于石。秦始皇5次出巡, 于7处立石刻, 存世者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秦代主要是舆图和人物画像。

二、汉朝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1. 汉对古代文明普及传播的准备。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 分为“西汉” (前202—9) 与“东汉” (25—220) 两个历史时期, 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秦虽有统一六国后进行的文字、度量衡、货币等的统一, 但是一方面由于历时过短, 另一方面实行了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 使得文明普及传播速度大打折扣, 这种历史倒退也加速了秦的灭亡。两汉清明的政治、稳定的社会、繁荣的经济都为古代文明普及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必然创造大量的时代文献。汉的统治阶层对待历史文献态度与前朝不同, 高祖刘邦建国之前就始终注意收集秦代档案, 攻克咸阳后, 大臣萧何入秦丞相、御史府收集并保护了秦的律令图书文献, 并参考起草了汉的相关法律文献, 这在巩固汉代政权中起了重要作用。据传, 汉初时, 叔孙通制朝仪, 萧何定汉律, 韩信申军法, 张苍定章程都依据和参考了秦代旧档。汉对古代文明普及传播的准备有两点是最值得推崇的, 一是长期稳定的社会局面, 一是纸的发明。

2. 汉朝档案文献的发展与管理。

汉统治阶层为了适应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 建立起比秦更为完备的中央集权政务的三公府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 机构内集中了大量的文书、档案, 由长史及御史中丞主管。下属各曹设掾史或令史具体管理。地方郡县由主簿等负责。

汉历朝皇帝在宫内外设馆置阁典藏档案和图书。汉代档案库保藏着丰富的档案、图书、典籍文献, 为修史著述提供了条件。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是利用档案修史的突出代表, 两人生命中都从事过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管理。司马迁自幼受家学熏陶, 年轻时游访祖国名山大川, 广泛收集各种档案史料, 后任汉太史令, 他利用所管理的档案及“石室金匮之书”, 经几十年奋斗, 终于写成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史记》, 其中利用档案的痕迹历历可见。班固为兰台令史, 他编纂的《汉书》即利用了兰台的档案图籍, 班昭、马续最后完成《汉书》, 与他们能参阅利用东观的档案是分不开的。

两汉文献整理思想, 主要有求真的文献整理态度、博通的文献观、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成型的文献解释模式和传统文献学思想的发展。汉代发展和创新了文献辨伪、版本、校勘、注释、标点、翻译、目录等方法。这些方法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使文献学方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建构起文献学的基本框架。作为体系的文献学, 在汉代已经形成。

3. 两汉古文献今存简介。

虽然汉代蔡伦发明了纸, 但据考汉代书写依然以竹帛为主, 汉代的简牍和缣帛档案有文献记载, 亦屡屡有出土佐证。另外, 汉时也有用牛骨等动物骨头记录文献的。1986—1989年在西安汉代未央宫内官署遗址, 发现万余片有文字的骨签, 总字数达数十万, 内容包括整个西汉王朝有关中央与地方、中央政府与皇室经济机构设置、财政收入以及手工业行业分布与生产水平等, 许多材料是《汉书》等史籍没有记载或记载很简单的。

汉代文献遗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史书政论、诗文辞赋、簿籍契约、信函档案, 林林总总, 数量浩繁, 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文献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的历史面貌和文化风采, 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也构成中国古代文献总和中的极重要的内容。如《两汉全书》共36册, 1000多万字, 包含约900名两汉人物的论著。时代跨度自西汉高帝元年 (前206) 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 (220) , 凡400余年间的所有文献, 包括专书、别集以及经籍传注、诗文辞赋、小学字书及石刻简牍资料等, 可谓两汉现存文献最为完整的大型丛编。全书繁体竖排, 加注新式标点。每位作者, 皆附小传。所有专著, 均有解题。

总之, 在秦汉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时期, 古代文献随着当时社会学术活动的活跃和被禁锢的更迭而起伏发展, 只要文明继续社会发展, 文献的发展脚步就会亦步亦趋。了解和认识这一阶段文献的发展和管理, 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视角来透析那个时代的峥嵘与风华。

参考文献

[1]梁锡锋.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研究[D].郑州大学, 2001.

[2]张鹏.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思想[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硕士) , 2004.

[3]渠时光.两汉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才辈出述议[J].辽宁大学学报, 1984 (2) .

[4]张光全.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J].安徽大学学报, 200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