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益文化论文

[摘要]“全民艺术普及”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赋予文化馆的重要使命。要真正履行这一重要职责，文化馆人需重新思考和梳理自己的社会职责，讨论和明析本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塑造更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现代感的职业精神，来推动文化馆事业的创新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时期公益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时期公益文化论文 篇1：

基层政府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

[摘要]新时期乡村文化治理主要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但因各方面因素导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及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需要结合实际，发掘乡土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有针对性开展乡村文化治理，建设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文化治理有利于繁荣乡村文化，提高乡村治理，改善乡村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村文化;基层政府;基层治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乡村整体风貌有了重大改观，尤其在物质层面得到很大提升。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整体转型，乡村持续健康发展更多地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支撑。乡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文化治理来进一步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种问题。乡村文化既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效开展文化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干部能动作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也能更好的打造服务型基层政府及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一、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及困境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新时期乡村文化治理主要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核心在于公共性。由于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及各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乡村文化治理存在较多的问题，其治理困境又存在着客观性和普遍性。

首先，基层政府或是过于注重提供公共物品和打造所谓的“面子工程”，如过度注重硬件建设和改善，忽视公共服务，农村居民实际软需求;或是过于强调用城市文明改造乡村文化，导致乡村文化认同危机。文化活动需要载体，文化活动场地及设施等改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发展和传播。然而基层政府在落实文化下乡等政策上缺乏思路，因为文化载体建设最为直观，也最能体现地方文化政绩的建设，所以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文化载体建设被摆在首位。表现为不少基层政府过多把重点放在建設和改善硬件上，极易导致形象工程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出现。文化场所、设备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政投资的对象，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乡村文化设施薄弱的现状，但缺乏针对性及后续维护措施的投入，导致大量公共文化设施被闲置。如不少农家书屋或是大门紧闭，或是沦为开会场所，甚至成为棋牌室。农村居民的实际精神文化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出现了供需层面的矛盾，难以建立良好的互动。此外，部分基层政府过于注重强经济发展，弱文化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谓“走过场”的现象。

其次，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缺乏全局观念，不讲长远、不讲原则等现象。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乡村文化被视为一种可利用的经济的资源，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理念往往过于侧重于文化的经济效益功能之上。其优点是不少地区的乡村文化资源被关注，进而得到有效发掘，文化产业项目包括农业采摘、乡村旅游、民俗表演等项目得到建设、发展和运营。运用发展文化经济的手段实现了文化的治理性，也使不少乡村脱贫致富。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基层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及第三方机构等参与的文化产业项目，由于政策、投资环境、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地存在不平衡性。如在产业对接过程中存在对生态资源过度开发，文化产业项目盲目跟进，各地区互相模仿、互相攀比，造成恶性竞争及资源的浪费。部分基层政府急于文化产业项目的落地，一方面对企业及第三方机构承诺超出权限或是无法兑现，产生恶劣影响力，造成企业和第三方机构不愿投资或是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企业及第三方机构资质及财务状况，导致后期投资款物难以到位，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缺乏产业治理方法和有效的运营模式，或是以牺牲土地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进行过度开发，导致农村产业文化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可持续发展。

其三，部分基层政府单方面过度强调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和改造，忽略文化发展规律，更有甚者将落后的文化习俗视为地方发展特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或是多地争抢“名人”“发源地”等噱头，人为造成文化认同上的危机。
二、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文化治理内涵认知不够，制度保障缺失

由于城镇化进程和乡村土地流转推进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基层政府对文化治理认知往往集中于文化的工具性作用之上，忽略了文化治理本身的对象，呈现出“内卷化”逻辑，基层政府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工作重心。而且由于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等考核力度较小，考评标准难以确定，财政支付对公共文化建设支持力度不足，活动经费难以筹措，导致基层政府对发展乡村文化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在考核标准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基层政府或是对文化认知依旧停留在经济层面，文化服务于经济的功能被人为的放大，甚至取代了文化的其他重要功能，使文化治理沦落为文化工具化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使文化资源开发呈现异化现象;或是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对上负责的心态，催生出一批不接地气的文化形象工程。

文化治理从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虽然在精神层面是规范行政行为、调节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其内涵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系统性的体现。乡村文化蕴含着伦理价值，具有规范性和共时性等特征。而以基层政府的文化建设，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供给形式，对上负责，对下疏离易于割裂了供给与需求而脱离实际。且部分基层政府存在对传统乡村文化认知度不足，硬性输出所谓“先进”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生活方式去改造“落后”乡村社会文化，忽视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及道德规范。部分基层政府认为只有通过商业包装的方式才能使传统乡村文化获得发展空间，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乡村旅游项目存在盲目性和攀比心理，使得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失去了公益性和可持续性。

（二）文化治理认同危机

随着乡村现代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村民与村落之间关系的剥离、村民与土地之间关系改变，使乡村从聚落形态到生产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村落逐渐演变成新型社区，一方面使得农村面貌得到很大改观，村民收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群体和“空心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乡村公共价值观念和公共精神的瓦解，乡村文化的内核受损。传统以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乡村关系逐步离散，村民之间交流减少，对集体事务认同感较低，导致公共文化活动失去参与主体和自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出现文化荒漠地带。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乡土观念受到多元思想的冲击，部分村民标榜城市文化，存在盲目攀比心态，市场化、物质化的价值导向成为其生活追求。随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村民更注重个人空间和自我发展，不愿甚至不屑于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对传统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念更加难以认同，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挤压。

与此同时，部分村民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甚至部分地区迷信活动活跃，对政府文化政策存在抵触和对抗心理，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理念显得苍白无力，使得基层政府行政治理理性与个体实践逻辑之间出现了相互博弈的现象。

（三）文化治理方法的局限性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少基层政府停留在过去简单的管理思维层面，将乡村文化建设趋同于城市文化建设，习惯性按照上级指示一刀切式的执行文件，施行所谓“格式化”的管理。况且村文化具有独特的形成条件，在表达形式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多样性，这就必须要结合乡土实际情况，创新治理方法。而在地方治理中长期以行政管理命令为手段，缺乏服务和治理意识，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贯彻政策，缺乏上下联动的有效沟通，使得村民的实际文化诉求被人为的改造和歪曲，失去原有的面貌。文化善治需要科学的综合性治理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地决策机制，治理方法及手段单一很难满足新形势下的文化治理需求。建立在村落组织成员之间的文化实践与传播互动过程中的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并没有有效的建构起来，形成治理真空地带。

此外，基层政府在文化建设中，易于忽视村民实际需求，更多注重依托专项经费送文化下乡，而忽视培植地方农村文化。这就是文化建设多为即时性，即以文艺演出和宣传展览为主，内容较为单一，形式简单，使村民体验停留在感官上，而缺少参与感和获得感。同时由于缺乏持续资源的投入和管理，一些乡村公共文化形态日渐衰败。
三、乡村文化治理的途径

乡村文化具有历史性、乡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并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基层政府需要结合实际，把握时机，发掘乡土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既能丰富村民的休闲文化生活，而且也为现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传统资源和内生动力。

（一）确立一种以人的素质提升为目标的农村教育理念和多元有序的农村教育体系

教育是发展文化的根本，为文化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有针对性地对特定乡村群体进行教育及培育，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将乡村文化教育融入义务教育中，综合性提供整体鄉村素质教育，增强其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提高整体乡村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更要关注到乡村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及职业和劳动技能培训上。因为乡村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自古中央政府在乡村行政权力较为薄弱，乡村统治主要依靠乡贤以及家族势力等精英力量实现。虽然乡村这种差序性结构越来越淡化，乡村精英的内涵和组成主体也发生变化，权威性弱化，但新乡贤的标杆及教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注重吸纳并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管理和建设，能对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塑造起着良好推动作用。如女性群体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加强家庭教育活动，通过对优秀母亲、儿媳，和谐家庭等宣传表彰，能有效地带动乡村教育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妇女和儿童等问题。此外，加大对传统手工艺投资力度，在开发手工艺市场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技艺传承人，组织民间曲艺、手工艺品的培训，开办民间技艺兴趣小组，以免造成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而使传统手工艺失传。

（二）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针对性开展乡村文化治理

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化集中在礼俗文化和生态文化之上，可以进一步拓展礼俗文化培育和谐共处的文明的乡风、善良诚信的淳朴的民风、勤俭节约的良好的家风，增进村民间感情;唤醒热爱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建立美丽乡村提供思想保障。

产业的发展是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可回避的推动力量。发展文化产业应更多的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基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对村民文化生活的地方性需求作出精细分析，增强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整合文化服务资源，处于评估者和监督者的地位，避免市场的逐利性，防止过度性开发。因而要转变治理理念，在公开、透明的框架下，保证公平性，减少治理行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乡村文化投入需要从管理、资金、智力、制度等多方面入手，硬件工程、软件建设及人才培养多方并举，才能打造一个系统而合理的文化建设工程。而此举也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和吸引村民，特别是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能有效地解决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失问题，重塑和发展乡村文化。

此外，还要建立对第三方购买的文化项目能否有效服务的绩效以及质量的评估和监督标准，不能一买了之。防止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引导乡村文化景观资源与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相融合，避免村民与景观隔离，与产业分离，难以得到实惠，公平地分享实际利益等现象发生。

（三）建设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善治”和“良治”的主要途径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打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文化消费模式。培育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三项任务。体系为综合性建设，包括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人才培养、社会组织、乡村居民在资金、智力和管理上的系统投入等。“善治”表现在调动村民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之中，如充分利用返乡精英、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的作用，为乡村文化重塑献计献策。再如根据村民的特点、喜好、年龄等培育乡村文化自治组织，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热情。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搭建了平台，基层政府“良治”需要创新服务理念，多渠道拓展服务方式，提高服务绩效。利用社交媒体，形成网上的交流与互动，一方面加大对村民自发文化建设的引导，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私人性扩展和延伸的文化交流，坚决打击涉黄、涉赌和涉黑等言论和行为，发展健康而文明的乡村文化;另一方面，通过互动环节，使宣传内容生活化、通俗化和具象化，使村民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情感上的共振，使自己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和传播者。

总之，乡村文化的振兴关键在公共文化。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引导、推动、激励机制，积极引领社会组织和村民群众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来。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是当前“扶贫先扶志”的客观需要，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明确基层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创新服务为理念，培育群众参与性文化机制，能有效地将美丽乡村建设落到实处，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和农村，留住宝贵的乡土情结。

参考文献：

[1]李清清，李晓玲.乡村文化自信的缺失与培育路径探析 [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11）.

[2]陈政和.完善服务体系彰显公益特色—文化馆在构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J].文化月刊，2009，（6）：118-119.

[3]李佳.乡村文化产业：分析框架、功能定位与发展态势[J].农业经济，2011，（7）：38-39.

[4]郑欣.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1-137.

[5]张静宇.农村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5）：58-59.

[6]孔令刚等.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J].江淮论坛，2013，（1）：138-142.

[7]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103-110.

责任编辑：邓小龙

作者：刘潇 王虹

新时期公益文化论文 篇2：

刍议“全民艺术普及”使命下文化馆人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

[摘 要]“全民艺术普及”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赋予文化馆的重要使命。要真正履行这一重要职责，文化馆人需重新思考和梳理自己的社会职责，讨论和明析本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塑造更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现代感的职业精神，来推动文化馆事业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全民艺术普及 文化馆人 社会责任与担当

纵观文化馆的发展历程，从开启民智的民众教育馆，到宣传革命与建设群众文化的人民文化馆，再发展到如今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组织非遗保护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文化馆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发展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馆担负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是否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职责，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担负起更多的时代重任，也关乎着文化馆在社会中认可度与可视度，关乎着国家和人民对文化馆职业的总体评价。2015年中国文化馆年会以“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的责任与使命”作为主题，为新时期的文化馆提出了更鲜明、更重要、更高层次的时代要求，也让文化馆人必须直面时代与社会的发展，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重塑新时期的职业精神。

一、重提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以文化馆（站）为主体的群文工作者，都以立足基层、服务群众、宣传主旋律为工作宗旨，兢兢业业奉献在文化工作的第一线。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也成为文化馆人代代相传的职业准则。重提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对文化馆职业的认识，因为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是文化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全民艺术普及”的提出，对文化馆人来说是一种职责的回归，也是一种使命的升华。曾几何时，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的民众教育馆，担负着全社会最基础、最关键、最重大的文化传播与教育职责，多少文化馆、图书馆均是由此而来。在之后的岁月里，文化馆既曾担负政治宣传的重任，也曾徘徊于以文养文的窘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文化馆正面临一个机遇最多、挑战最多的时代。其一，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而近年各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陆续出台，更让公共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一项重点。其二，世界文化交流，也从大型、高端、短期的活动，逐步向多元、民间、长期发展，民间文化交流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其三，在群眾文化的领域，新的社会力量、技术手段、传播渠道不断涌现。文化馆人绝不能再只会低头干工作，而要抬首看世界、察政策、体民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是社会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日渐突出，从某些领域的道德缺失、诚信缺失，到部分群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扭曲问题，都说明在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中急需“补上一堂重要的文化课”。在这一关键时期，以接地气、零门槛为特征文化馆，服务的是最基层、最普通的人民群众，从省、市一直延续到区县、街镇的组织结构，是党和政府传播先进文化的一线阵地，其能起到的社会教育功能、文化传播功能是许多商业机构和大众媒体所难以替代的。

（三）是自身发展的要求。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域，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机构，正学习借鉴着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完成着现代化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文化企业也开始强调社会责任，艺术院团也能组织公益服务，NGO组织纷纷将目光投入到文化领域。文化馆在公益文化服务的领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文化馆人如果还如以前一样或疲于应付各种临时性的指令，或忙于各种奖项与评比，缺乏对社会责任、职业精神的整体性认识，缺乏创新、开拓与提升的紧迫感，在这场公共文化服务的赛跑中将难保一席之地。

二、用社会责任重塑职业精神

一般来说，社会责任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但人们往往不将一个组织的应尽职责、分内之事作为评价其社会责任的要点，而更多强调的是组织承担的高于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

文化馆作为政府设立的公益文化机构，组织公益活动、培训辅导基层文艺、群文创作、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等，都是其应尽职责、分内之事。站在“全民艺术普及”的高度，文化馆还应担负更多社会责任。

（一）文明礼仪的普及。中国曾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然而“旧礼已去，新礼未立”，目前国人在公共场合的礼仪缺失却非常严重，这体现在观影观剧、旅游出行、集体活动等多种场合。文化馆直面的是最基层、最普通的老百姓，将文明礼仪教育融入公共文化活动中，将对提升基层群众的文明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广州市文化馆的“礼仪普及培训班”为例，该班不仅开办面向孩子们的“儿童礼仪培训课”、面向家长的“亲子礼仪学堂”，还曾在广场公益演出前举办文明礼仪讲座，用生动鲜活的形式传播文明之风。

（二）健康生活的引导。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是促进健康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以遍及城乡的“广场舞”为例，这原本是一项锻炼身体、促进交往的活动，但由于缺乏规范及引导，逐步走向失序，成为“扰民”、“不文明”的代名词，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2014年起各地文化馆纷纷举办广场舞培训班，2015年9月文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文化馆在引导广场舞健康发展的工作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可惜在这项工作中，文化馆人介入的时机仍显得太迟。

（三）美好品德的坚守。坚守信念、重视品德、提倡美好，这是文化馆在开展各种公共文化活动时都围绕的主旋律。容易忽略的地方是，作为基层文化战线的一线单位，文化馆人本身的言行谈吐、工作作风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对群众的文化示范和导向。在许多地区，文化馆长、文化站长用自己多年来无私无悔的奉献精神，打动了基层群众，成为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备受尊重的“文化人”。但也有很多时候，由于行政上的急功近利或短视行为，基层文化上中面子作风、虚假作风仍时有出现，这不仅有损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有违文化馆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文化馆人应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抵制不良风气，坚守美好品德。

（四）公益精神的弘扬。中央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在文化馆免费开放不断深入的时候，也是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时机，在享受了公益服务的群众中倡导关爱他人、共享共建的理念，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如广州市文化馆的“周末非遗体验课”，鼓励所有参与活动的市民，同时也成为活动的组织者与协助者，让他们在享受服务的同时，担负起签到考勤、环境布置甚至主持串场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成效。

三、用职业担当回答时代课题

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创新服务项目、拓展服务领域、建立数字文化馆。时代交给文化馆一个又一个重要课题。这些课题，需要文化馆人用职业担当来回答。

（一）政治的担当。文化馆是党和政府连接基层群众的文化桥梁，也是宣传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窗口。作为文化馆人，其政治担当主要表现在：其一，把牢方向、坚定信念，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指导工作；其二，围绕中心工作，关心社会时政，为大局服务；其三，加强自律，倡导和谐，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发挥更多作用。

（二）职责的担当。职责担当，也是文化馆人职业担当的核心内容，所有的担当都落实在是否能履行好基本职责上。其一，文化的引领之责，文化馆人对优秀的群众文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都有着引领和倡导的责任，这既不是机械的宣教灌输，也不是简单迎合，而是有选择、有目的，通过生动活泼、有吸引力、有时代感的方式来引领；其二，艺术的普及之责，包括艺术知识、艺术技能、艺术素养、艺术鉴赏力等各方面的普及；其三，团队的培育之责，对群众文化团队的培养、示范、规范、推动；其四，传统的承继之责，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普通市民中予以推广和普及，营造学习、保护、尊重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其五，文化权利的保护之责，文化馆应致力于保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基本文化权利，提升社会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尊重。

（三）能力的担当。过硬的能力，是完成各项职责的基础。文化馆人的能力，应包括优秀的組织策划能力、良好的文化艺术能力、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必备的写作与计算机技能，以及最为关键的学习进步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的文化馆人，应明确“群众文化专业≠艺术专业”，一个优秀艺术工作者不一定是一个出色的群文工作者，仅仅依靠一门艺术专长就能干好文化馆事业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的管理、创新和科技意识越来越成为文化馆人必须具备的意识与能力。

（四）操守的担当。文化人爱岗敬业、求真务实、立足基层、服务群众，是文化馆职业的内在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时代变迁，文化馆人要能静得下心、沉得下身、抬得起头，用职业的担当去赢得群众认可与社会尊敬。

结语

文化馆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职业精神，是其事业的灵魂和原动力，也是社会认可的基础。“文化馆是干什么的？”这个长期以来文化馆人疲于解答的问题，不仅反映了社会对文化馆认知的欠缺，也说明了文化馆人对自身定位的模糊。“全民艺术普及”的提出，不仅对文化馆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醒文化馆人对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需更多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1〕戴珩.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文化报，2015-11-6；

〔2〕肖希明.论图书馆职业精神[J].图书馆论坛，2004（24）：P66，P79；

〔3〕任庆文.归属感与图书馆职业精神刍议[J].图书与情报，2013（5）：P44-47。

作者简介：黄燕（1980--），女，本科，群众文化馆员，研究方向：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现任广州市文化馆综合业务部部长。

作者：黄燕

新时期公益文化论文 篇3：

新时期慈善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摘要]我国虽有乐善好施的悠久慈善传统,但适应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时期慈善文化尚未形成。因此,本文认为应把握良好历史机遇,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文章指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内涵,再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提出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慈善 慈善事业 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一直都是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理念,古已有之。我国虽有悠久的慈善传统,但就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看,浓厚的慈善氛围和文化尚未形成与健全,公民中经常性的慈善捐助和义工比例不高,社会中“为富不捐”或者“劝捐”、“迫捐”等被动慈善者多等慈善不足的现象仍十分明显。慈善文化的缺失、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迫切要求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而过去的多灾多难的2008年又为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2008年我们经历了年初的冰冻雨雪灾害、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带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民慈善活动。“慈善”、“公益”成为极具普世价值的词汇,与财富、公共观念、社会责任等融合在一起,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精英思想,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欣然接受。因此,我们要把握这样良好的历史机遇,建设、普及新时期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慈善行动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整个文化大系统中慈善文化属于深层文化。人类自从开始了社会生活,便在物质生活需求之外有了对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准则的追求,人们希望在权力、法规这些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之外,在人的精神上树立一种人人爱人、人人互爱的道德规范,于是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哲学的、神学的、伦理学的观念和学说,而这些观念、学说一旦被广泛接受,又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便成了慈善文化的雏形。慈善文化雏形在流传中不断被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上的文化因素也更多起来。虽然慈善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个民族对慈善文化的定义不同。但就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来说,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内涵是平等博爱、社会责任、我为人人和依法行善等社会理念的综合。

一、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

我国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在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民众中也形成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出现不胜枚举的慈善家群体和连绵不绝的传统慈善活动。但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事业出现了40年的中断,这大大影响了慈善文化的历史继承。因此,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近20年的艰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我国慈善事业、慈善文化的这种发展现状显然与我们建设新时期的慈善文化是极不相适应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文化体系,我们依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历史信仰。五千年的文明史,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积德”思想,墨家“兼爱”思想,佛教的“悲智双运”思想等都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仁爱慈善思想的民族,形成的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是今天我们发展慈善事业的弥足珍贵精神财富。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传统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的:一是人格不平等,这种爱是怜悯、是同情、是恩赐、是“嗟来之食”;二是有限的爱,是熟人社会的爱,这种爱多表现为“造福桑梓”,邻里之爱。显然我国传统的“仁爱”思想与现代慈善事业所秉承的人格平等,人性尊重的大爱和爱无界限的博爱思想之间是相去甚远的。

2. 从中观层面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干涉较多。中国作为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慈善事业也多是政府官办,这就造成社会成员对政府有强烈的依赖感、缺乏自主精神。使慈善事业出现政府强势主导与社会化不足问题、劝募的“运动式”与救助的“简单化”问题等等。其次,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不足。由于中国慈善机制的不健全和监管不到位,使得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慈善基金的运作过程不透明,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有待强化。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捐赠人不了解受赠人,不了解自己所捐赠的钱经过怎样的运作过程达到被救助人手里,慈善机构常出现“善款不能善用”的现象。

3. 从微观层面来看,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国内企业社会慈善观念淡薄、社会责任缺失。在中华慈善总会举行的相关活动中,往往是跨国公司致力于慈善事业,国内企业热情并不高。而在慈善氛围比较浓厚的美国,每年捐赠到各类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占美国GDP的9%。而我国企业90%没有参加过慈善捐赠,不少企业对于慈善有一个相当的共识:投身慈善事业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一切以是否利己作为行动的准则。其次,由于受我国慈善事业封闭性和内敛性的影响,老百姓总把慈善当作富人的“专利”,认为普通人不需要进行慈善活动。在美国,民众个人捐款占善款总额的75%左右,每年有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个人工资中划出,善款规模近年也呈上升趋势。200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 92元人民币,中美人均收入比为1: 38,而人均慈善捐款之比却达到1: 7300。在我国,普通老百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慈善只是富翁、大款的事,却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事实上,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乃至中国香港的宣明会、乐施会等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的收入水平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水平。正如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所指出的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要发展,归根结底是要依靠平民的力量;平民慈善才是慈善最根本的品格。

二、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的对策

世界各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实践表明,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四个要素从内到外依次是:慈善文化、慈善意识、慈善能力、慈善环境。而在这四个要素中,慈善文化是最根本的要素,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灵魂”。因此,为大力发展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我们更要把握历史机遇,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时期慈善文化。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重塑慈善价值观

为了在全社会重塑慈善价值观,我们要兼顾内核与外围两个层面的工作。首先,整合国内外优秀慈善文化资源,摒弃我国传统慈善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形成新慈善价值观所需的内核。整合国内外慈善文化资源,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爱出于心,恩被于物”、“恻隐之心”、“施惠于人”、“周济贫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及西方人的“互济文化”、“Love (爱心) ”、“Benevolence (仁慈) ”、“Forgiveness (宽恕) ”、“Gratitude(感恩) ”、“Share (分享) ”等善念,都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思想资源,都应将其融入到我国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中。摒弃我国传统慈善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如更多强调慈善是给予者的施予和恩赐,慈善者应该是“富人”所为,“施由亲始”不习惯向陌生人捐赠等。其次,运用媒体与学校教育的力量在全社会培育宣传新慈善价值观所需的外围环境。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独特渠道,传播新慈善价值观,让更多的个人、企业、团体、机构等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来。同时对社会的慈善行为进行价值评估和舆论导向。学校教育不仅向学生传输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承担着价值观培养的教化功能。学校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慈善价值观念的养成教育。西方许多国家都把慈善课程作为重要的教学实践内容,如新西兰的中小学生经常参加各种募捐义卖活动,从小培养爱心,学会把慈善的美好愿望兑现成具体的行动;也有不少国家的大学把参加义工等公益活动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举措都值得我们借鉴。

2. 健全慈善制度体系

首先,建设我国现代慈善制度,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任务:(1)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尤其是还没有一部全社会总的慈善事业大法。因此要加快慈善立法进程并不断调整并完善涉及慈善事业的各类法规。(2)逐步确立统一、完善的慈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通过提高慈善捐款税收优惠的比例,实行凡是向慈善组织捐赠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建立起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税程序,确实让广大的捐赠者能享受到免税的好处。(3)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形成和完善包括政府监督、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媒体、公众的监督与评估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监督制度。以此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的约束制度。

其次,建设新型慈善运作机制主要是指推进慈善运作社会化、市场化、常态化:(1)慈善运作社会化,就是动员全社会所有力量,各慈善机构广泛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积小流成大流,发挥”共振激励”的作用,形成强劲的社会洪流。(2)慈善运作市场化,可以概括为"五化"。即筹资渠道多元化、慈善组织网络化、救助活动多样化、运作管理规范化和慈善宣传常态化。(3)慈善运作常态化,是指各种社会慈善机构根据自己联系社会的特点,设计常态化捐赠机制,让社会爱心细水长流。

3. 建立全民参与慈善的立体格局

慈善是一种全民文化,慈善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参与的义务与责任。因此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全民参与慈善的立体格局。首先,在现代慈善事业中,政府应转变自己的角色。政府应逐渐淡出捐助的主体市场,实现角色的两个转变:一是从组织领导者走向规范引导者;二是从直接的管理者走向间接的监督者。其次,企业要从文化的高度来探寻企业发展与慈善事业的结合点,要真正把“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文明理念从企业文化的角度予以固化,树立“企业公民”理念,支持慈善事业,把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与慈善公益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争取双赢的结果。最后,个人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是慈善文化建设和传承的真正内驱力。个人要树立“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的慈善理念。在具体的个人慈善活动中,慈善与贫富无关,慈善人人可为。只要有一颗爱心,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不论能力大小,都可以为别人、为社会做出贡献。

总之,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设新时期慈善文化要从当前最迫切的地方做起,更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会有走向成熟的一天,悠久的慈善传统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

参考文献:

[1]山东慈善总会:关于加强慈善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2007-09-07.http://www.sycs.net.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27

[2]刘 莹: 沈阳慈善文化理念识别系统的构建.2007-09-07.http://www.sycs.net.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7

[3]杨方方: 慈善文化与中美慈善事业之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4]邓聿文: 论从事业的角度看中国慈善的软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0)

[5] 汪祖民: 试论我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2009-08-21.http://hi.baidu.com/ylxt321/blog/item/8ff31b5d1da1944afaf2c01a.html

[6] 邢红梅 谢士法: 论慈善文化的缺失与重构[J]. 商业时代.2009(18)

作者：陈 如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