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

2024-05-11

“十一五”时期(精选十篇)

“十一五”时期 篇1

主要成就

(一) 消费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十一五”时期, 广东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和服务净流出所占比重由2006年的47.5∶35.0∶17.5调整为2010年的48.9∶38.5∶12.6。2010年, 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3.5%, 拉动经济增长6.7%, 比资本形成总额分别高7.3个和0.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较小, 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2006-2010年, 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在4.7%—6.8%之间, 波动幅度为2.1个百分点, 而资本形成总额拉动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在3.4%-7.8%之间, 波动幅度达4.4个百分点, 比最终消费高2.3个百分点 (见表1) 。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在GDP年新增额中, 消费需求变动幅度远小于其他总需求构成因素, 消费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 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上升, 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十一五”时期, 由于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政策, 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政府消费支出增长不如居民消费明显。从绝对量看, “十一五”时期, 广东居民消费支出平均为13648.03亿元, 比“十五”时期增加了6919.74亿元, 增长102.8%。政府消费支出平均为3620.14亿元, 比“十五”时期增加了1588.90亿元, 增长78.2%。从二者占最终消费比重看, 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比“十五”时期有所提高, 而政府消费支出比重比“十五”时期有所下降。“十一五”时期, 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79.0%, 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为21.0%。“十五”时期二者比重分别为76.8%、23.2%, 同比分别上升了2.2个百分点和下降了2.2个百分点 (见表2) 。

(三)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政府消费支出

“十一五”时期, 广东积极开展行政经费节约活动, 各级财政和监察部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大力压减一般行政支出, 成效明显, 从而使政府消费支出增长慢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十一五”时期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2.1%, 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1.4%。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比政府消费支出高0.7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3.3%, 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3.6%, 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比政府消费支出低0.3个百分点。

(四)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稳步增长态势

“十一五”时期, 为推动广东农业稳定发展, 稳定农村经济,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各级政府启动了64项惠农措施, 让利于民, 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消费支出也稳步上升。2006年, 广东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1425.11亿元, 到2010年已稳步增加至2263.93亿元, 增长58.9%, 年均增长达11.8%。而“十五”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整体趋势呈先升后降再升的特征, 从绝对量看,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1415.25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1424.04亿元, 继而下降至2004年的1224.22亿元, 2005年上升至1408.30亿元。按不变价计算, 2006-2010年, 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增速由2006年的1.0%稳步增长到2009年的9.1%, 2010年虽下降至8.0% (见图1) , 但整体呈增长之势。“十一五”时期广东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达5.9%, 比“十五”时期高6.2个百分点。

(五) 城乡居民收入高于全国, 且收入差距比全国小

“十一五”时期, 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广东都高于全国。2010年, 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97.8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90.3元, 分别高出全国4788.4元和1971.3元。广东城乡收入差距比全国小, 2006-2010年, 全国的城乡收入比平均为3.3∶1, 广东为3.2∶1 (见表3) 。

存在问题

(一) 最终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十一五”时期, 广东最终消费由2006年的12635.5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2480.91亿元, 增长77.9%, 年均增长15.6%, 比“十五”时期低1个百分点。按不变价计算, “十一五”期间广东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12.0%, 比“十五”时期的年均增速低1.4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慢于GDP增长, 导致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十一五”时期, 广东最终消费需求年均增速为12.0%, 低于GDP增速0.4个百分点。“十五”期间这一趋势正好相反, 消费需求增速为13.4%, 高于GDP增速0.1个百分点。体现在最终消费率上的结果是, “十五”期间广东最终消费率保持在53.0%左右, “十一五”时期下降至47.7%。其中最终消费率最高年份出现在2003年, 为54.6%。最低年份出现在2007、2008年, 均为46.7%。

消费需求慢于GDP增长, 不仅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 也使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十一五”时期最终消费贡献率平均为48.3%, 比“十五”时期低6.1个百分点 (见图2) 。

(二)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拉大。从绝对数看, 居民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居民。2006年,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8470.02亿元, 农村居民为1425.11亿元,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为5.9∶1。2010年,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到15438.42亿元,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相应增加到2263.93亿元,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扩大为6.8∶1。

2.城乡居民消费率差距拉大。“十一五”时期, 广东城镇居民消费率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从2006年的31.9%上升到2010年的33.6%, 平均消费率为32.6%。农村居民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从2006年的5.4%下降到2010年的4.9%, 平均消费率为5.0%,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率差距为27.6%。而“十五”时期,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率为32.0%,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率为8.6%,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率相差23.4%。城乡居民平均消费率“十一五”时期比“十五”时期高4.2个百分点, 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 (见图3) 。

3.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十一五”时期广东与全国的城镇恩格尔系数 (以百分数表示) 相差不大, 基本维持在1个百分点上下。其中2010年广东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5%, 全国为35.7%, 广东比全国高0.8个百分点。从农村恩格尔系数上看, 广东显著高于全国, 基本都在5个百分点以上 (见表4) 。其中2010年广东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7%, 全国为41.1%, 广东比全国高出6.6个百分点。广东尤其是在农村居民消费中, 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仍然较大, 农村居民消费层次普遍偏低。

(三) 与相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比较, 广东居民消费率偏低

在工业化过程中,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投资率不断提高, 消费率不断下降;在工业化结束或经济进入发达阶段后, 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相对稳定状态。从发展趋势来看, 广东投资率与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同样符合工业化时期一般国家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 即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投资率不断上升, 消费率和最终需求率不断下降。与钱纳里的模型测算结果相比, 广东目前的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钱纳里模型中的标准值。广东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 按照钱纳里的研究, 广东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应分别是77%和23%, “十一五”期间广东的消费率维持在47%左右, 比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维持在35%左右, 比标准值高12个百分点 (见表5) 。

对策建议

(一)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居民收入

长期以来, 广东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较为突出, 居民工资增长较慢, 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一是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宏观分配关系, 通过政府让利和鼓励企业分红的方式增加劳动者报酬, 提高居民收入, 推动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二是要通过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 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二)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提高农村消费水平

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严重制约广东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 阻碍了农村消费扩张。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以小城镇为突破口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二是鼓励农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以农村土地流转为突破口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三是加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农民从业技能;四是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机制,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三)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提高居民消费预期

“十一五”时期 篇2

为贯彻落实镇政府应急管理会议精神,普及应急知识,增强群众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村的作用,提高村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稳定,特将我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十一五”时期和2010年应急体系建立以来工作情况

(一)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建设工作

根据《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的有关规定以及镇政府的相关要求,我村及时召开了会议,安排布置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

1、制定应急预案

村制定了《小岭村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应急事件体制建设工作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我村建立了应急组织机构。统一指导全村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公共事件,由村党支部统一领导,并向镇应急委员会指挥部汇报。

3、应急机制建设

(1)村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分工,确定了各自的职责,下设1个专项指挥部。

(2)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即将造成的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划分了四个预警级别,即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蓝色为一般等级,红色为特别重大等级

(3)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响应程序。发生突发公共事件以后,根据事件发生的程度进行分级响应。

(4)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后期处置机制。后期处置主要包括善后处置、社会救助、保险、调查和总结。

(5)建立了信息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信息的搜集、专项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按程序报送信息等。

(6)建立了宣传教育、培训和演习机制。

4、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的法制建设

(1)认真组织村内干部学习贯彻北京市和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文件以及东邵渠镇文件。

(2)针对北京市和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文件精神,加强全社会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全民皆知,人人参与,增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意识。

(3)要求村内针对各自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到镇政府备案。

(4)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严格按照分级响应程序进行组织,严格按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办法上报信息。

(二)宣传培训工作

为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在全面弄清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村集贸市场,人员较多的情况开展“全国消防日”、“国际减灾日”、“世界水日”等专项宣传活动,结合各部门工作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应急知识科普宣教活动,增强了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加强业务培训。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三)村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1、我村制定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2、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3、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队伍。

(四)应急体系建立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效

在东邵渠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村干部以及党员、村民代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五年来,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保障任务,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有效控制,我村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

1、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宣传普及工作还要加强,群众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意识薄弱。

2、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由于人员流动需要补充和健全。

3、对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检查力度不够。

三、“十二五”时期和2011年全村应急管理工作计划

2011年我村的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镇应急办相关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继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认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大力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工作质量,服务全村群众的经济建设情况。下一步应急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建设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形成指挥统一、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的总体要求,抓紧部门应急管理机构的建设,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应急处置工作水平。按照镇政府要求,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培训指导、综合协调等职能,发挥枢纽作用。督促各部门根据各专项应急预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工作职责,组建相应的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开展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完善我村应急管理的各类工作机构,通过加强协调、整合资源、整体推进,逐步形成以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和高效运转机制。

(二)继续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体系 按照镇党委有关要求,充分发挥预案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完善工作,逐步形成相互衔接、完整配套的应急预案体系。一是继续加快预案编制进度,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二是认真研究,充分论证,注重预案的可操作性。

在完善和修订预案过程中,要围绕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认真研究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注意吸取以往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经验教训,加强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提高预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三)认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

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认真做好日常值守应急和信息汇总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报告的效率和质量,进一步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值班登记、交接班制度。根据镇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要求,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制度,明确信息报告要素、时限、渠道和责任主体,强化对重要值班信息的查询、研判、跟踪和汇总,规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接收、采集和报送工作。

(四)大力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应急培训工作。结合应急办培训,对全村应 5 急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应急管理骨干进行应急管理工作培训。二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重点抓好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骨干应急队伍在应急管件的预防和处置打下良好基础。

(五)认真做好应急管理科普宣传工作

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宣传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和政策措施,宣传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抓好专业队伍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招募、培训等工作。

小岭村委会

“十一五”时期 篇3

(一)宽松的宏观环境

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十一五”时期北京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北京要抓住全球经济在调整中加快复苏和日趋活跃的机遇,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与矛盾,化解各种显性和潜在的风险,加快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为北京实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提供坚实的支撑,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为北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机遇

北京作为首都,是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系的第一通道。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条款的全部实施,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尤其是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努力提升对国际资金、技术、管理、商品、信息和人才的集聚能力,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加入WTO也促使北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

(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良好机遇

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北京是国内最有可能高层次承接进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地区。北京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第一,抓住跨国公司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机遇,构筑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平台,引导外资重点投向金融、旅游、文化、信息服务、会展、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弱化北京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北京产业结构升级。第二,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先进技术和研发环节加快转移的机遇,结合自身信息化及高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用引进开发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同时鼓励外商用整合并购的投资方式参与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促进具有北京特点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制造业产业群的形成,提高产业竞争力。第三,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机遇,结合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利用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国际运输服务、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国际服务业。

(四)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的契机

北京要抓住跨国公司加快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和地区总部的机会,利用公司总部聚集的优势,扩大同跨国公司的合作,发展总部经济。为此,要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社会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落户北京,使北京真正成为国际企业走入中国和国内企业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成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中心城市。

(五)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为北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连接我国“三北”地区的结合部,北京将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加强同华北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为北京扩大对外投资,实现产业转移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可以保障水和油气煤电等紧缺资源的供给;并为北京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以京津冀都市圈统筹协调发展为契机,把自身的发展置于更大的空间来筹划,加快同周边省市合作,疏解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北京产业发展的配套环境,缓解北京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发挥区域对首都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实现首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六)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北京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北京要充分利用贴近国家机关的有利条件,以国家新一轮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加快为契机,积极稳步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投融资、国有资产管理、城乡管理等领域的改革,通过缓解或解决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事业领域改革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矛盾突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重大体制性障碍,为北京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七)奥运会为北京全面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北京要以举办奥运为契机,全面整顿经济和社会秩序,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旅游、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咨询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信息、环保等产业;增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加快与国际接轨,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挑战

(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继续加大

第一,“十一五”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及户籍影响的逐步淡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和高技术人才加快向大城市流动,作为接纳人口转移的主要城市,北京的人口压力更大,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增加。第二,随着以重化工业大力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迅速增加;能源领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物流总量增大,将带来运输制约;作为资源依赖性很强的城市,北京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将增大,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更为突出。第三,周边地区加快发展将加剧北京的资源供需矛盾和生态环境压力。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依赖性很大,随着周边地区加快发展,未来将出现北京与周边地区争夺资源的局面,周边地区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将加大北京的环境治理压力。为此,北京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低能耗、环保型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降低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科技研发优势,把信息化和工业化结合起来,率先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推动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对外开放风险增大,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经济全球化和WTO条款的全面实施给我国带来的国际市场风险和对外贸易摩擦将对北京造成很大影响。一方面,北京的电子通讯制造、汽车、运输、邮电、金融等产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金融业将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化,国内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并购趋势加快。另一方面,在频繁的贸易摩擦中,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将愈演愈烈,北京在出口份额中占很大比例(60%以上)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将障碍重重,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必须利用科技资源优势,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打造世界名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在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的同时,逐步扩大对外投资,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推进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减少贸易摩擦。

(三)在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面临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

北京市尽管具有人才、技术、信息等优势,但城市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还不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基础设施不足,产业配套环境差,政府服务效率低,在吸引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将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的上海、广州、浙江等发达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

(四)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加剧资源配置的矛盾

一方面,“十一五”时期,在区域统筹发展中,国家将拿出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多的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北京可获得的中央支持将减少,同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资源配置的矛盾。另一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配套能力强,政府服务意识较强,当前京津冀都市圈的整体水平不高,还没有形成产业协作关系,“十一五”时期,与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北京将与长三角、珠三角中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和发达地区(浙江、江苏、广东等)在争夺资本、人才等可移动生产要素方面将展开激烈竞争。

(五)奥运之后北京可能步入经济发展停滞阶段

奥运会可能仅仅为北京市带来暂时的经济繁荣,举办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可能出现沉重的财政负担,房地产、餐饮、旅游和交通等产业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可能会像举行昆明世博会的云南,经济发展在一个时期处于停滞或低速状态。

“十一五”时期 篇4

“十一五”期间, 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4.29%, 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45%, 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节能减排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一五”期间, 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 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

二是扭转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上升的趋势。“十五”后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上升了9.8%, 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上升了32.3%和3.5%;“十一五”期间, 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 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

三是促进了结构优化升级。2010年与2005年相比, 电力行业300兆瓦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重由47%上升到71%, 钢铁行业1 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比重由21%上升到52%, 建材行业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量比重由39%上升到81%。

四是推动了技术进步。2010年与2005年相比, 钢铁行业干熄焦技术普及率由不足30%提高到80%以上, 水泥行业低温余热回收发电技术由开始起步提高到55%, 烧碱行业离子膜法烧碱比重由29.5%提高到84.3%。

五是节能减排能力明显增强。“十一五”期间, 通过实施十大节能重点工程形成节能能力3.4亿吨标准煤;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6500万吨、处理率达到77%;燃煤电厂投运脱硫机组容量达5.78亿千瓦, 占全部燃煤机组容量的82.6%。

六是能效水平大幅提高。2010年与2005年相比, 火电供电煤耗由370克标准煤/千瓦时降到333克标准煤/千瓦时, 下降了10.0%;吨钢综合能耗由694千克标准煤降到605千克标准煤, 下降了12.8%;水泥综合能耗下降了24.6%;乙烯综合能耗下降了11.6%;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了14.3%。

七是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年与2005年相比, 环保重点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26.3%, 地表水国控断面劣五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6.4%, 七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三类比例由41%上升到59.9%。

“十一五”时期 篇5

2006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全县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县广播电视台2次获全县三个文明建设综合奖,4次被评为“盐城市广播电视工作先进集体,2009年获五年一度的”江苏省广电系统先进集体“殊荣。今年1-11月份,新闻宣传、事业建设、产业经营、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对内宣传浓墨重彩

2006年以来,县广播电视台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坚持内宣外宣并举,广播电视互动,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电视台《建湖新闻》信息量大(每档15分钟),时效性强(当日、昨日新闻达60%以上),较好发挥了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2007年开办的《西塘河畔》说寻常百姓酸苦辣,话时尚生活衣食住行,定位准确,特色鲜明,2009年被评为“盐城市十大名优栏目”之一;广播电台实行大版块宣传结构,时长每天16小时,舆论监督直播类栏目——《政风行风热线》为联系政府与群众的空中桥梁;《缤纷建湖》栏目被誉为“建湖的交通台”。

二、对外宣传离开高走

认真研究外宣题材,充分挖掘我县产业、资源、人文优势,坚持在新、特、活上做文章,出精品。2006年以来,广播外宣连续4年位居全市县级台第一;电视新闻外宣连续4年获市电视繁荣奖二等奖;电视专题外宣2006年至2008年连续3年位居县级台第1名,2009年位居第2。一大批外宣作品获国家、省、市级大奖。公益广告《红绿灯下》获全省广播广告类唯一金奖,《我当村官的故事》在第二届新农村新农民——中国农村小康故事拍摄评比中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为最佳奖。今年1-11月份,广播外宣、电视新闻外宣、电视专题外宣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

三、事业建设蒸蒸日上

一是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工程建设顺利推进。2006年以来,县广播电视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放水养鱼”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有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全县每年新增有线电视用户15000户以上。2006年底,建成省“有线电视合格县”。2007年底被评为“省农村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工作先进集体”。2009年底,顺利整合全县广电网络资源,县台成功实现对铬镇广播电视工作的垂直领导。今年1-11月份,全县新增有线电视用户13000多户。截至目前,全县有线电视总用户达163430户,平均入户率达81%,与2005年相比增长达44.6%,年底有望建成省“有线电视示范县”。二是数字电视事业发展迅猛。2005年底,全县数字电视用户不足1000户。2008年9月,县城全面启动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两年多来,共发展数字电视用户36765户,其中今年新发展3487户,实现了县城数字电视全覆盖,发展速度居苏北前列。三是安全播出实现零事故目标。2006年以来,先后投入万元,添置了一批高科技摄录、编、播、控设备。目前全县广播电视发射固态化率达%,广播中心设备数字化率达%,电视中心设备数字化率达%,大大提高了信号传输质量。与此同时,严把值班防范关和应急处理关,杜绝了非法信号的落地传播。2008年元月,县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被国家广电总局表彰为“十七大安全播出先进个人二等功”。

四、产业经营稳步攀升

一是广播电视网络的“聚宝盆”作用日益凸显。2008年12月,县广电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元月,在各镇共成立了16个分公司。县网络公司在大力拓展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发展的同时,拓拓展新业务。今年1-11月份,全系统实现网络运营收入1934万元,其中县公司实现收入884万元,各镇分公司实现收入1050万元。二是广告经营创收能力不断加强。认真贯彻国家广电总局第17号令和61号令精神,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不断强化市场理念,积极优化广告结

构,汽车、家居、房产等良性广告逐渐成为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高度重视以活动促创收,成功举办多届卡拉OK大奖赛、少儿声乐器乐大奖赛、家庭才艺大奖赛、青少年书法电视大奖赛等大型活动,扩大了建湖广播电视的知名度。2006年以来,全台广告收入每年递增10%左右,今年1-11月份,实现广告收入875万元。

五、队伍素质明显提高

重视领导班子队伍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谈心谈话、党务政务公开制等规章制度。先后开展了“三争当、三创塑”、服务质量提升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主题实践活动,干部职工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和服务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重视人员培训工作,2008年开始与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联合办班,分新闻、技术等专业对干部职工进行了系统的业务培训、总课时达210教时,培训人次达6300人次。推行述职述制、谈心谈话制、责任追究制和服务承办诺制。2008年、2009年县广播电视台被市文明委评为盐城市文明单位。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工作效能明显提升。在全县的“百企千人评机关评干部”活动中,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网络中心连年位居全县前列。

“十一五”时期 篇6

一、关于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重要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制定总体思路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扎实推进“十一五”改革工作意义重大。“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按照新时期的历史特征,明确阶段性任务,研究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顺利推进“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工作的重要保证。

有的专家认为,制定总体思路是加强改革工作统筹协调的必要保障。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同时,改革工作很不平衡,一些改革环节严重滞后,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财政分税体制改革等,近些年基本没有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同时,改革的部门利益化等现象也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制定“十一五”改革的总体思路,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至关重要。

还有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改革的协调配套十分重要。

二、关于“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判断

专家们一致指出,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制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很突出,加大改革力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有的专家认为,对改革形势不能过于乐观,推进改革任务艰巨。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仅为60%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十一五”时期仍处于“别旧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远未完成既定的阶段性任务,推进改革任重道远,加快改革步伐迫在眉睫。

三、关于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指导思想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研究“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考虑问题,制定总体思路。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努力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为实现“十一五”各项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有的专家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应注重改革重点与统筹发展的统一,要真正做到“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有的专家提出,“总体思路”不应有过多操作层面的内容,要突出重点。

四、关于“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要内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应该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列为“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并越来越成为其他领域改革的掣肘环节。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三个最基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重大进展,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企业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横向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多项改革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政府管理体制匡定了社会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其演变或者说是改革的进程,对全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起决定性作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推进其他领域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各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推进“十一五”改革工作的客观需要。

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十一五”期间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关系问题;政府职能、管理层级调整问题,公共权利如何划分;公务人员管理问题,如何建设公务员队伍及如何实现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分开管理;协调发展问题,如何促进“五个统筹”;宏观调控问题,如何管理经济生活;社会民主问题,如何逐步向中介组织让渡权利、推进基层自治;国有资本问题,如何管理国有资产、如何协调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机制;垄断行业问题,如何管理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等等。

“十一五”时期 篇7

1. 建设边境贸易区

云南姐告边境贸易区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境内关外”方式设立的边贸特区。2000年4月,国家计委批准设立“姐告边境贸易区”。2000年8月,海关总署决定对姐告边境贸易区实施特殊监管办法,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姐告边境贸易区政策宽松、优惠的程度高于其它边境贸易区。姐告边境贸易区位于瑞丽市城区东南方向,隔江与瑞丽城相望。西临瑞丽江,东、南、北三面与缅甸掸邦木姐市(国家级口岸)相连,有3个出入境通道,国境线长4.18千米,总面积2.4平方千米,陆地面积1.92平方千米。姐告边境贸易区是中缅两国边境贸易的物流中心,是集贸易、加工、仓储、旅游为一体的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口岸。前几年,边境贸易区内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完成,有的功能区也建设成型。2010年,贸易区启动和在建了120多个重大项目,贸易区建设全面提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 建设边境贸易中心

2000年,中哈两国提出筹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2004年9月,中哈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于2006年6月3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五年内建设完成。合作中心总面积5.28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域3.43平方公里,哈方区域1.85平方公里。中心实行封闭管理,享有中哈两国共同赋予的特殊政策。中心功能定位为:商务洽谈、商品展示和销售、仓储运输、宾馆饭店、商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举办各类区域性国际经贸会议等。

2006年3月17日,国务院就合作中心中方区域优惠政策做出明确批复:合作中心中方区域按照“境内关外”模式进行管理,人员和货物可在中心内跨境自由流动,并享有以下政策优惠:由中方境内进入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资和区内设施自用设备,视同出口,实行退税。由哈方进入中心中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资和区内设施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目前世界上首例跨国界而建的合作区域,将被打造成为新疆乃至我国西部最重要的进出口加工基地和国际贸易大通道。2010年,霍尔果斯口岸抓住历史机遇,以启动建设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为契机,全力推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开发建设,已累计完成8.8亿元投资。当年年底,中心已封闭运营。

边境贸易中心是两个双边国家合作建设的。但这个平台不只是为两个国家服务的,而是为一个国际区域服务的。它实质上是一个“国际区域合作中心”。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就是面向中亚西亚开放的平台。

3。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不同于其他的园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配置资源而办的园区。这样的项目能否成功,取决于我国企业是否具备东道国所需要的垄断优势和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能力。

我国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始于2006年。2006-2007年,商务部共分两批批准了19家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我国企业在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的,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决策。通过建设经贸合作区,可以吸引更多的沿边和内地企业对外投资建厂,规避市场风险,增加东道国就业和税收,扩大出口创汇,提升技术水平,促进共同发展。据商务部2009年7月通过确认考核,我国16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布局在与我国接壤或毗邻国家和地区的有8个。其中6个合作区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41799万美元,平整土地745万立方米,入区企业86家,投资额65608万美元。合作区已经对东道国的产业、就业和税收做出贡献。

除了上述国家正式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实践之外,还有一批国家有关部委同意和重点推进的项目。如建在俄罗斯的十月华宇工业园、远东工业园区、莫戈伊图伊工业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设立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等。此外还有一批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如建在蒙古国的扎门乌德经济贸易合作区,在朝鲜的罗先中国工业园等。上述国家未正式批准、挂牌的境外合作区,投资规模不等,有的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有的已进入企业开始生产。

4。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原有的边境园区形式,已无法满足区域内有关各方的需求。所以,探索新的对外开放模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与已有的边境园区不同的是:跨境经济合作区强调实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的开放政策。除两国法律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外,原产于两国的货物及物品可自由进入该区,免征关税和环节税;区内生产的产品进入两国市场,减半征收关税和环节税。这是一种全新的对外开放模式。

我国谋划和筹备跨境经济合作区始于2007年。现已提出和正在建设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共有5个。即广西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云南中越红河—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截止2010年底,这些合作区都已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已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完成了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中越东兴—芒街、凭祥—同登、红河—老街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双边国家的地方政府签订了共建协议,中越凭祥—同登、红河—老街两个跨境经济合作区还争取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定资金援助。

总之,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将两国或多国沿边经济连为一体,实现两国资源和市场的互动共享,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提高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5. 建立综合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是集口岸、国际贸易、保税物流、保税加工、国际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经济合作区域。它是中国目前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它在保税、免税、免许可证、物流仓储与配送、退税、外汇管理、市场准入等七个方面享有特别优惠政策。保税区适合于建在区位优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和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地区。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在沿海地区设立了4个综合保税区。党的“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后,2008年底和2009年4月,国务院开始在条件优越的沿边陆路口岸广西凭祥和黑龙江省绥芬河布点综合保税区。在陆地边境线上设立综合保税区是提升沿边开放的战略布局和重大举措,它为提升沿边开放提供了新的引擎,将大大提升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它对于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具有积极作用。

6. 设立沿边开发开放先导区和试验区

在沿边地区设立先导区和试验区即:在边境地区打破行政区的界限,选择条件优越的地区组合为经济功能区,集中配置优势资源,培育增长极。这是对沿边开放方式的创新。与一般的园区不同,沿边开放先导区和试验区具有超前探索和试验的权利,配置资源的空间范围较大。

2009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图门江地区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以下简称《图门江规划纲要》)。决定设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推进沿边开放、推进图门江区域合作开发。这是我国政府迄今为止批准的唯一一个沿边开发开放区域规划。《图门江规划纲要》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首要战略定位是:我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即鼓励在促进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开拓陆海联运国际运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沿边开放开发提供经验和示范。深入推进长吉图地区开放开发和图们江区域开发合作,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的综合实力,推动合作开发再上新台阶;有利于提升沿边地区的国际合作和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我国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有利于加快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建设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增加试验区数量,加大沿边改革开放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7. 建设边境特殊经济开发区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在新疆喀什、霍尔果斯设立国家级边境特殊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欧亚大陆桥的独特区位优势,面向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逐步把其建设成为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向西开放的窗口和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示范区。霍尔果斯和喀什两个边境特殊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对于促进我国西部沿边开发开放,创新和丰富沿边开放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为了实现边境园区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调整和完善今后的发展路径和策略。一要加强国内外的协调。充分做好设园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准确定位园区主要合作项目,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共同营造投资环境。这是边境园区建设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和经验。二要加强国内各部门的协调。要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统一布局和审批各类园区,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三要加强园区功能的协调。在园区普遍升级、国家优惠政策泛化的趋势下,要依据国家需要和各地条件的变化,重新审视园区类型,按照类型界定功能。对类型和功能定位不准的园区要适时进行调整;对条件优越、发展较快的园区,要乘势升级。最终实现国家对全国边境园区类型和功能的最优配置。四要加强前后政策的协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园区调整和升级工作中的政策配置问题。要制定可行方案,整合资源,紧密衔接,实现园区功能的平稳过渡和有序升级。如地方园区升级为国家级园区、国家级园区功能整体升级或旧区之上建新区(绥芬河边民互市贸易区升级为边境自由贸易区,在满洲里、东兴、瑞丽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沿边开放试验区,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设边境特殊经济开发区)等,都有许多过去与现在政策的协调问题需要解决。

“十一五”时期 篇8

经济总量位居第一, 人均产值排行第三

地区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 从“十一五”总体经济发展来看, 广东省一直领先全国。连续22年总量位于全国之首。2010年广东GDP达45472.83亿元, 比上年增长12.2%, “十一五”期间, 年均增长12.4%。人均生产总值达46821元, 折合近7000美元。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 大力推进“三促进一保持”, 坚定不移调结构, 脚踏实地促转变, 扎扎实实惠民生的重大成就。

鲁苏浙三省地区生产总值不及广东, 但其发展速度很快, 2010年, 江苏省、山东省和浙江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紧随广东之后的全国二三四名。“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长分别达13.1%、13.5%和11.8% (见表1) 。从人均GDP来看, 2010年三省中以江苏省为最高, 达到7700美元, 浙江省和山东省则为7690美元和6000美元, 广东省位于第三 (见表2) 。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

工业增长逐步加快, 横向比较仍有差距

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尤其是第三产业还不是相当发达的时候, 工业经济往往主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一五”时期, 广东省工业发展迅速, 工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10482.0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1374.81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9416.39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20063.62亿元, 增长量超过一倍, 年均增长14.9%。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比重从2005年的89.8%上升到2010年的93.9%。

同时期的山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工业发展势头也很猛, 不仅速度快, 而且总量大。“十五”期末的2005年, 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位于四省的第一位。2007年, 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广东省, 2009年, 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超过广东省, 到2010年, 达到21223.80亿元, 到“十一五”期末, 粤鲁苏浙四省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无论是总量, 还是发展速度, 广东省只排第三。

财政收入名列前茅, 增长幅度略逊江苏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显示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 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广东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2 0 0 5年的1807.2亿元, 增加到2010年的4515.7亿元, 增长了近1.5倍, 年均增长超过20%。远远超过G D P的年均增长速度。这说明, 广东经济实力之雄厚,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扎实可靠的。但同时我们看到, 山东、江苏和浙江省几乎也是齐头并进, 虽然绝对额还赶不上广东, 其速度也不慢, 尤其是江苏省,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更是以年均25.3%的速度增长, 不可小觑 (见表3) 。

社会消费独占鳌头, 发展速度仍需加快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市场繁荣程度, 衡量着一地的民众生活水准。从市场的消费状况, 可以折射出当地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态。2010年, 广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414.66亿元, 总量连续28年居全国首位, 同比增长17.3%。“十一五”期间, 增长了1.2倍, 年均增长17.2%, 这意味着广东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 消费能力也相当强。山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14211.6亿元、13482.3亿元和10163.0亿元, 比“十五”期末年均增长都在18%以上;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年末分别占广东省的77.7%、72.3%和55.3%。由于增长速度的加快, 到2010年, 这个比重他们已分别达到81.6%、77.4%和58.4%, 都提高3至5个百分点 (见表4) 。

对外贸易遥遥领先, 出口结构有待改善

作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省一直领先全国。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7846.6亿美元, 占全国份额的四分之一强。分别高出鲁苏浙三省的315.3%、68.5%和209.5%。比“十五”期末的2005年增长了83.3%, 年均增长12.9%,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有力地带动了广东整体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广东产业的转型升级。

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的进出口贸易没有广东的规模大, 但在“十一五”时期其发展速度亦相当快, “十一五”期间均超过15%的增长速度, 山东省甚至达到19.7%。

从外贸进出口的顺差来看, 2010年广东省出口额达4531.99亿美元, 进口额3314.64亿美元, 顺差为1217.35亿美元, 顺差占出口额比重为26.9%, 与2005年相比, 提高了6.6个百分点, 与鲁苏浙三省相比, 他们在2010年的出口额分别为1889.5亿美元、4657.9亿美元和2535.0亿美元, 进出口顺差占出口额比重, 除山东省从2005年的33.6%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18.8%外;浙江从2005年的60.2%变为2010年的59.6%, 基本稳定;江苏省则从2005年的14.6%提高到2010年的27.8%, 提高了13.2个百分点, 速度高于广东省6.6个百分点。这说明广东省对外贸易属于大进大出型的贸易, 或者说是以进口为基础的加工型出口贸易为主。而浙江省的一般贸易的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江苏省一般贸易出口发展也很快, 只有山东省, 顺差比重在“十一五”期间逐步下降。结构有所改变 (见表5、表6) 。

资产投资屈居第三, 当以警醒急起直追

固定资产投资属于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 投资额的增长预示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也直接构成了地区生产总值。因此, 固定资产投资也是衡量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2010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113.19亿元, 比上年增长20.7%, 比“十五”期末的2005年增长124.9%, 年均增长17.6%。“十一五”期间, 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57182.69亿元, 比“十五”期间增长了1.2倍, 有效地拉动了广东经济增长。

2010年鲁苏浙三省投资额分别达到23279.10亿元、23186.80亿元和12488.07亿元。“十一五”期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7.2%、21.5%和13.3%, 除浙江省外, 山东省和江苏省的投资额均超过广东省。因而, 广东在经济建设投资方面必须引起重视 (见表7) 。

专利申请量占第二, 发展速度不尽人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而且能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十一五”时期, 广东省科技发展指标之一的国内三种专利授权量, 从2005年的3.69万件增加到2010年的11.93万件, 总量增加8.25万件, 增长2.2倍, 年均增长26.5%。

作为同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鲁苏浙三省, “十五”期末与广东还有较大差距, 但经过五年的努力, 他们已迎头赶上, 竞和广东并驾齐驱。2010年国内三种专利授权量, 鲁苏浙三省的数量分别为5.1万件、13.8万件和11.46万件, 分别比2005年增长3.7倍、9.1倍和5倍, 年均增长达36.5%、59.0%和43.2%。鲁苏浙三省的科技发展之快很值得深思 (见表8) 。

居民收入不敌浙苏, 促进增长亦需加油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 直接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改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极大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 也是其最终归宿。广东省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97.8元, 比“十五”期末的2005年的14770元增加9127.8元, 增长61.8%, “十一五”年均增长10.1%。增幅比“十五”时期高1.5个百分点。2010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7890.25元, 较上年增加983.3元, 增长14.2%, 比2005年增加3199.76元, 增长68.2%, “十一五”年均增长11.0%。可以说, “十一五”期间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 给广东民众生活水平带来了很大的提高。大部分的民众富裕了起来。

当然, 同期鲁苏浙三省的城乡居民收入也提高很快, 仍有值得广东学习的地方。2010年, 鲁苏浙三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9946元、22944元和27359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85.6%、86.2%和68.4%, “十一五”年均分别增长13.2%、13.2%和11.0%, 均高于广东的增长速度。三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990.00元、8960.29元和11303.00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77.8%、69.8%和69.7%, “十一五”年均分别增长12.2%、11.2%和11.2%。也不低于广东的增长速度 (见表9、表10) 。

几点启示

(一) 要充分认识广东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提振发展经济、建设幸福广东的信心。有了“十一五”经济发展的基础, 广东在“十二五”发展就有了更好的条件。“十一五”时期广东的GDP总量、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都处于全国第一的位置, 而且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速度都达到两位数。因此, 五年的发展, 为广东继续前进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要清醒地认识到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上述分析比较的几个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到, “十一五”时期, 广东的GDP增长速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和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都落后于江苏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不及山东和江苏;居民收入增长也低于江苏和浙江。因而, 广东对此要高度重视, 认真分析原因, 采取有效措施, 力争有效稳健地发展。

“十一五”时期 篇9

一、北京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概貌

在剧烈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 北京市的农村人口及村庄体系在规模上呈不断缩小的态势。从2000年~2009年十年间, 北京市农业人口从346.8万人减少到273.9万人, 减少了72.9万人, 非农业人口从760.7万人增加到972万人, 增加了211.3万人。郊区乡镇建制从214个 (67个乡、147个镇) 减少到182个 (40个乡、142个镇) , 行政村从4044个减少到3950个。这对新农村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2006年北京市所制订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中, 共涉及全市185个乡镇, 3953个行政村, 乡村户数142.2万户, 乡村人口381.8万人 (此数据为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前的2005年底数字) [1]。为了应对城市化的冲击, 同时加强分类指导, 北京市将京郊村庄分成3大类12小类 (见表1) 。

二、规划编制过程及社区参与情况

即便是在北京, 这一走在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前列的城市而言, 新农村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也仍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虽然北京市的农村规划编制工作在全国起步较早, 在新农村建设之初及之后的数年中, 北京市区县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一直滞后于新农村建设。首先是全市缺乏镇 (乡) 、村建设新农村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其次是村庄规划编制滞后。据统计, 2006年全市近2/3的村庄没有编制过规划, 还有40%的村没有地形图[1]。在规划编制过程中, 北京市坚持了政府主导, 同时力促农民和社区参与的方针。

资料来源: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村庄体系规划》说明, 2006。

2005年, 北京市按照以点带面和规划先行的工作思路, 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义务送规划知识下乡活动, 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新农村规划试点工作[2]。组织在京48家高水平的规划建筑设计单位, 派出200余名规划师、建筑师和工程师, 涉及规划、建筑、结构、设备、市政、测绘等12个专业, 义务下乡为远郊区县73个试点村编制村庄规划。试点村包括了不同的类型, 这其中平原村庄35个、半山区村庄22个、山区村庄16个。从区域分布来看, 顺义区8个, 通州区9个, 大兴区8个, 房山区7个, 昌平区6个, 延庆县6个, 怀柔区6个, 密云县10个, 平谷区7个, 门头沟区4个, 丰台区2个。同时, 北京市还编印下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讲话、文件、法规、标准汇编》、《村庄规划试点设计主要内容要求》和《村庄试点用地分类及制图标准》等参考文件和标准, 为新农村规划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和技术保障。

北京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成立了“试点村庄规划技术指导组”, 专门负责试点村规划工作, 小组成员经过统一培训, 作为规划指导员, 深入每个试点村, 踏勘现场, 与村委会和村民进行座谈, 了解农民意愿, 听取各方意见, 为试点村规划搭建交流的平台。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 各规划设计单位深入农村, 坚持吃住在村里一段时间, 了解农民, 认识农村, 做到规划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发展要求, 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区分轻重缓急, 突出建设重点。有的规划设计单位对试点村进行了全覆盖的入户调研, 发放了农民建设改造意愿的调查表;有的规划设计单位在村里召开群众恳谈会, 让普通农民畅所欲言, 记录农民的需求。根据调查表和访谈等资料, 规划设计人员统计分析出规划要急需解决的方面, 重点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设计。同时, 在规划过程中规划师和试点村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形成了长期联系, 不断给试点村提供新的资讯, 拓展了农民的视野, 及时全面地帮助试点村, 同时规划师自身也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2005年底, 北京市73个新农村试点规划全部完成基本编制, 《北京新农村改造规划建设设计手册》也免费发放给郊区农民。在村庄试点规划中, 编制方根据对农民实际需求的调查, 针对不同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生产特点、民俗习惯以及住房功能改善要求等, 提供了多种住宅建设与改造的设计图样, 满足了农民不同的建房需求, 做到了自主、经济、实用, 同时也为村庄特色的营造创造了条件。

在经过试点、总结经验之后, 北京市的新农村规划在全市范围内分阶段展开, 到2010年底, 北京市完成了最后900个村庄的规划工作, 实现了村庄规划的全覆盖。

三、新农村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规划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相比较城市而言, 农村规划从规划主体、规划动力、规划规则等方面来看均不完善[3]。北京市的新农村规划虽然开了一个好头, 但由于农村地区人口的分散性、村庄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使得要保证规划切实符合当地情况并具有可操作性面临较大的挑战。

㈠规划的深度和科学性良莠不齐各个村庄新农村规划编制的深度不平衡。尽管拥有规划的村庄已不在少数, 但规划的内容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少数村庄规划的编制比较规范, 总规、详规较为完整, 并经过区县规划部门审批;而多数村庄规划做得较为粗糙, 如仅有效果图, 还有的村名义上做了规划, 实际上没有落实。

㈡规划的综合性尚有待提高各区县的新农村规划缺乏统一规范和体例, 且涉及农村发展规划的各部门往往缺乏协调, 使得规划缺乏前瞻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多数乡村的规划往往局限于乡村建设规划或小城镇建设规划, 规划内容和领域较为局限;规划对农业产业发展、土地功能、生态影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缺乏统筹安排。多数规划距离人们所期望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规划还有距离。

㈢规划活动中农民参与程度不高农民的参与程度较低, 农民的主体地位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体现得仍不显著, 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的需求。新农村建设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 而规划的编制则代表着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因此, 农民的参与程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规划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新农村建设是广大农民自身的需求, 必须充分反映农民的意愿。但从现实情况看, 建设新农村的宣传力度较大, 做到了家喻户晓, 但自下而上的声音较小, 渠道有限, 信息不对称。

目前的新农村规划仍是一种政府为主体推动的行为, 新农村规划中由政府推动的部分, 由于资金及技术力量较有保障, 所以进展较快, 建设标准较高, 成效较为显著。比如北京市新农村建设中的“5+3”工程, 规划和建设的进度便不断加速, 原定四年的工作量已提前在两年内完成。但规划中需要乡、村, 甚至农民为主开展的部分, 则往往进展迟滞, 等、靠、要思想比较重。

四、在新农村规划中进一步促进社区参与的建议

新农村规划与建设还应进一步促进农民及农村社区的参与。新农村规划及建设遵循的是试点——铺开的逻辑, 小范围试点及样板, 由政府推动还相对简单, 但要做好全行政区域的新农村规划及建设, 则需要对建设和发展规律有充分的认识。这种认识最真实和最可靠的来源便是农民自身及农村社区。英美等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经验表明, 基于内生发展的自下而上地制定乡村发展政策, 可以更好地依托当地优势, 通过提高和增加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价值来振兴乡村经济。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规划与建设, 具有规划与建设周期短、面貌改善快等特点, 但政府支付的成本较高, 农民也容易产生依赖心理。

㈠依托社区自身力量逐步完善规划新农村规划中最常面临的问题是技术力量不足。规划活动不仅需要相关专业人员, 还需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规划的配合和支撑, 由于目前从事农村规划的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要在短期内使大量村庄均做出较高水平的规划, 不具备现实性。不仅如此, 在缺少本地社区参与的情况下, 外部规划力量所完成的规划, 存在较高的脱离实际的风险。因此, 如何运用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当地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技术上、组织上协调好规划力量, 制定完成村庄规划工作的时间表, 值得进一步探索。

应注重对农民需求的评估, 允许部分没有规划编制需求的村庄暂时搁置详细的新农村村庄规划[4]。村庄的规划可以循序渐进, 由简入繁, 逐渐调整, 逐步到位。不必照般城市和城镇的规划流程和模式, 多数村庄的规划可以较为简单, 农民容易理解, 便于参与。近期不应过于强调编制规划的深度, 而应尊重村域现状和村民的意愿量力而行, 村庄的深度规划可以成熟一个编制一个, 在编制过程中给予支持、指导和规范, 使之具备高起点和良好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如此, 随着各村庄的经济发展并不断产生规划的内在需求, 在政府的帮助下, 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 便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 高质量完成北京市的村域新农村规划。

㈡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新农村规划编制及完善过程中, 尤其应重视农村社区组织的作用, 发挥其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应鼓励并帮助农民在社区自愿建立规划指导小组和协商机制。农民的参与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 同样也是新农村规划及实施成败的关键。要从建设伊始便不断创新农民参与规划和决策的机制和程序, 并建立和完善农民对规划的监督管理机制, 使其感受到自己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 规划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㈢建立伙伴关系, 建立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办实事”、“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等论述甚多, 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政府与社会精英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 而不是把新农村建设的希望真正寄托在农民身上[5]。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 农民期盼什么, 需要什么, 他们最有发言权。只有方便农民的生产生活、符合农艺的使用需求, 实现农民意愿的农村规划才是实事求是的规划。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必须将农民有效地融入各种良好的伙伴关系之中, 通过有效合作与积极参与, 保证并增强农民在参与中获益的能力。

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国际上通行的发展干预手段。如欧盟的结构基金 (structural fund) 、凝聚基金 (cohesion fund) 在对经济结构转型、区域开发等项目的支持过程中, 特别强调相关当事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在基金和政策运作过程中坚持伙伴关系原则, 在项目发展与监管等过程中引入相关经济社会参与者和外部专家。再如韩国政府在新村建设过程中, 虽大力支持但并不包办, 而是与农村社区建立起和谐的伙伴关系。新村运动建设项目的选定和组织实施须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允许推进进度有快有慢, 不搞齐步走。根据新村运动分阶段目标, 政府还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6]。

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之一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这需要赋权于农民, 建立农民意愿表达机制。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和方案公示等公众咨询的方式, 听取村民的意愿和要求, 使规划的实施落到实处, 真正解决制约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北京市在未来时期的新农村建设中应不断强化这一原则,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切实加强乡村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

参考文献

[1]李强, 张鲸.北京市新农村规划[J].城市发展研究, 2010, (4) .

[2]陈俊红, 吴敬学, 周边第.北京市新农村建设与公共产品投资需求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7) .

[3]张强, 叶齐茂.新农村建设中值得注意的国外经验与教训[J].世界农业, 2007, (7) .

[4]柴浩放.北京市新农村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1, (16) .

[5]谈绪祥.深入实际务实求真探索新农村规划工作新方法[J].北京规划建设, 2006, (5) .

“十一五”时期 篇10

一、基本情况

(一) 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情况

据调查, 2006年以来大同市共有工行、农行、农信社三家机构为房地产商品房项目投放贷款。截止2010年底, 累积投放贷款6.18亿元, 贷款余额为5.6亿元, 增量出现了巨大增长, 从6100万到3.5亿元, 增长了约5倍。

大同市商行支持了居民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工程。2010年底, 共支持房地产企业3户, 贷款余额为1.53亿元。

(二) 金融业对个人购房的贷款情况

据调查, 2006年以来大同市共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机构为个人购房投放贷款。截止2010年底, 累积投放贷款14.21亿元, 贷款余额为10.4亿元;增量出现了巨大增长, 从以前不足1亿元到接近5亿元, 增长了约4倍。

(三) 金融业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回收情况

据调查, 2006年到2010年, 大同市工行、农行、农信社三家机构累计收回房地产业贷款3.4亿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机构累计收回个人购房贷款1.1亿元, 合计4.5亿元, 不良贷款0.9亿元, 不良贷款率0.43%, 逾期未还, 恶意逃废债务现象较少。

(四) 金融业对个人购房的抵押、利率执行情况

在办理贷款时, 各行均采用抵押担保方式, 房地产业的贷款抵押物一般为在建工程及土地;个人的抵押物主要是所购房屋及收入保证或者第三人保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出台, 各行对房企、个人购房的利率执行情况每年均发生变化。

二、存在的问题

(一) 贷款爆发式增长的隐忧

2006年到2009年我市对房地产业和个人购房的贷款余额以年均3.3%速度递增, 进入2010年房地产企业和个人购房的贷款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比上年增长132%;增量更是4到5倍的增加, 风险不容忽视。

(二) 国家房价调控之下的隐忧

2010年以来, 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越来越大, “国八条”、“国十条”, 中央不断地督促地方采取有力手段抑制房价, 央行也采取紧缩政策, 提高首付比、提高利率、停贷三套房等, 地方政府的限购, 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等措施, 令连续多年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冷却, 累积的泡沫也有突然爆发的可能, 对经济、金融安全均带来潜在的冲击。

(三) 不良贷款下降背后的隐忧

近年来, 我市房地产业的贷款不良率呈下降趋势, 但是这种下降是在市场整体升温、贷款增量递增的情况下取得的, 并不能保证市场冷却时还能保持低贷款不良率, 风险往往只有在行情逆转的时候才出现。

三、政策建议

(一) 房地产业要扩大融资渠道

房地产业属于国民经济的先导型产业, 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关联性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其经济活动过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运作, 所以融资对房地产业尤其重要。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下, 房地产业融资渠道单一, 投融资创新滞后,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地产业的成长, 同时融资渠道单一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 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 积极培育二级市场, 不同的企业选择适合自己的融资方式, 可以有效解决我国房地产融资问题。

(二) 房地产业要加强融资风险管理

1、资金投入控制管理:

设计工作必须与整体项目目标相协调, 避免设计中盲目提高项目档次或者过分节约投资影响产品的市场定位, 从而对后期整个项目的建设成本和销售收入计划都产生重大影响;合理控制在建工程和竣工工程的比例, 以及在建工程中主体装修、基础的比例, 用开发项目的衔接性来保持资金的良性循环。

2、资金收入控制管理:

销售状况决定了整个项目的资金周转速度, 加快经营销售就可获取流动资金, 加快项目的资金周转。销售策略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价格策略和促销手段, 利用人们的心理因素制定价格策略, 采取低开高走、小步快跑或大幅上扬的价格策略, 通过广告宣传推广项目品牌效应, 加快销售进度。

(三) 房地产企业要加快兼并重组

从历史上看, 市场受压之时就是兼并重组加快之日, 市场过热时进入的实力较差的企业在剧烈的市场变化中缺乏应对的经验与实力, 被重组是趋势, 重组后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度过难关。从全国看, 地产业的规模实力差距巨大, 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动辄上千亿元, 在目前已经几乎每周1家的速度在并购, 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保障房的资金支持力度

2011以年, 央行主导的信贷资金紧缩与中央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建设的压力并存, 这就要求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保障房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对商品房建设、购买贷款设限之后, 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需求不断加大。围绕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制度的设计, 理清政府资金的投入、退出的路线, 金融机构参与的阶段, 金融机构合理投入资金, 控制风险。

摘要:2010年以来, 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不断加大, 本文就金融支持房地产业的问题, 对大同市主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调查, 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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